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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传导——读李陀为牛津版《波动》做的序
这个序抓住了北岛小说的核心,并一脚踏入小说背后的深层意蕴。当然,中国现代文学始终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这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文学的中心阵地即可看出来;几乎所有作家都跟这座中国唯一的现代都市有某种联系。同时,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也和外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一样,始终都具有一种这一阶级本身固有的准知识分子的额外身份,正是这种额外身份使得他们的写作又或多或少的带有一点远离社会精英主流意识之外的“离心倾向”——其实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文学本身,就是由小资产阶级缔造的。从作者的身份角度来看,就是如此。例如西方现代诗歌的开山祖师爷波德莱尔,就明显不同于被贵族包养的歌德。尽管歌德本身具有独立的个性但他无法离开魏玛的宫廷。而波德莱尔之后的艺术家们,则无一例外的都继承了他那游离于早期工业社会之外的血脉。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分析北岛与分析波德莱尔,在本质上有多少不同?虽然两者的生存境遇大不一样,但他们除了不同之外,仍然有着更深一层的联系。自然,这也是十九世纪艺术家与二十世纪艺术家所内含的复杂联动的亲缘联系。
比如小说作家,无疑,二十世纪仍有一大批了不起的作家,同样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与老一代作家的作品,有很大的变化。然而,我不认为在这种巨大的变化之间,完全没有任何联系/或者在这两端存在着高低差别。事实上,正是十九世纪晚期作家的创作成果,震惊了他们未来的继承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国所引起的震动一直延续到卢卡奇留学时期的二十年代——此外,我们不如说正是陀氏奠定了后来的普鲁斯特们的写作基础——由故事向着主体的内在性的不断前进。这就是说,至少在西方,继十九世纪晚期以来的文学高峰之后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西方文学又迎来了第二个高峰(第三个高潮则是二战后到六十年代,此后除了个别的波澜外,则普遍进入到退潮阶段)。
这样来看,陀氏与格里耶的格格不入其实只是一种浮于形式的表面现象。就是说,在西方现代文学不断变形着的过程中,作家们在精神上是高度一致的。这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学的现实性。和所有艺术类别一样,文学当然离不开现实土壤,但文学也和所有艺术类别一样,它所应当关心的不是如何去改进、改善现实本身,而是如何表达现实。而之所以表达成为一个关键点的原因,就在于现实是不断变化着的——随着时代而变化,故此,艺术形式的变化自然也要适应这一特性。伦勃朗只能与十七世纪相联系,而不会出现在毕加索的后面。那么,我们能否说:因为伦勃朗和毕加索的艺术形式不同,而在两者身上存在着高低优劣呢?当然不能如此说。因为,时代的不同;时代特征的不同,要求艺术要从形式开始到内容的全部更新。新的内容寄于新的形式之内,十九世纪早期的马车已被后来的火车、汽车所取代,因此就不能再写马车了。与之相比,文学主题的变化发展显然非常缓慢甚至可以说变化不大。威廉?麦斯特与乌尔里希这样的人仍可以坐下来交谈。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从海明威到穆齐尔;从卡尔维诺到略萨是如此重要的原因了。
这些人几乎完全不同,当然,但他们都在努力去把握自身对现实的重塑手法——叙述。如果将这些人放在一起给他们讲同一个故事并让他们以此为基础写篇小说,那么,最后拿上来的作品也肯定全不一样。谁更好呢?这是无法判断的。因为,事实上他们所刻画的都只是作为整体的现实的一个侧面。谁都做不到面面俱到,任何人在可能性面前都是有限的。而现实的复杂性,则是无限的。
故而,当每一代的作家,想要登上悬崖峭壁,就必须要借助于前人所留下的那些绳索和攀登所需的工具——但,他可以从不同的路径出发(事实上也不得不如此)——而到达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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