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演讲） 贾樟柯

我是美工

这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演讲）
　
　　大家好！感谢大家抽空来看《三峡好人》。刚才我也在观众席里面，我本来想看10分钟然后离开去休息，结果一直看到了最后。这部电影五月份的时候还在拍，过了三个月好像那儿的一切我已经遗忘了，再看的时候非常陌生，但同时又非常熟悉，因为我在那儿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和我的同事们工作，所以人是善于遗忘的族群，我们太容易遗忘了，所以我们需要电影。

　　我是第一次去三峡，特别感谢刘小东。因为这之前我本来想拍一个纪录片，拍他的绘画世界。我从1990年看他第一个个展，特别喜欢他的画。他总是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发现我们察觉不到的诗意，那个诗意是我们每天生活其中的。这个计划一直搁浅，一直推后。有一天小东在去年9月的时候说要到三峡画11个工人，我就追随着他拍纪录片《东》。

　　在三峡，如果我们仅仅作为一个游客，我们仍然能看到青山绿水，不老的山和灵动的水。但是如果我们上岸，走过那些街道，走进街坊邻居里面，进入到这些个家庭，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古老的山水里面有这些现代的人，但是他们家徒四壁。这个巨大的变动表现为100万人的移民，包括两千多年的城市瞬间拆掉。在这样一个快速转变里面，所有的压力、责任、所有那些要用冗长的岁月支持下去的生活都是他们在承受。我们这些游客拿着摄影机、照相机看山看水看那些房子，好像与我们无关。但是当我们坐下来想的时候，这么巨大的变化可能在我们内心深处也有。或许我们每天忙碌地挤地铁，或许凌晨三点从办公室里面出来坐着车一个人回家的时候，那种无助感和孤独感是一样的。我始终认为在中国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我们都承受着所有的变化。这变化带给我们充裕的物质，我们今天去到任何一个超市里面，你会觉得这个时代物质那样充裕，但是我们同时也承受着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压力，那些改变了的时空，那些我们睡不醒觉，每天日夜不分的生活，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不仅是三峡的人民。

　　进入到那个地区的时候，我觉得一下子有心里潮湿的感觉。站在街道上看那个码头，奉节是一个风云际会、船来船往的地方，各种各样的人在那儿交汇，忙忙碌碌，依然可以看出中国人那么辛苦，那时候就有拍电影的欲望。一开始拍纪录片，拍小东的工作，逐渐地进入到模特的世界里面。有一天我拍一个老者的时候，就是电影里面拿出十块钱给三明看夔门的演员，拍他的时候，他在镜头面前时非常自然。当他离开摄影机的时候他一边抽烟，一边非常狡黠地笑了一下，我刹那间捕捉到了他的微笑。在他的微笑里有他自己的自尊和对电影的不接受，好像说你们这些游客，你们这些一晃而过的人，你们知道多少生活呢？那个夜晚

　　在宾馆里面我一个人睡不着觉，我觉得或许这是纪录片的局限，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心态。

　　这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个蓬勃的故事片的想象，我想象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压力，很快地就形成了《三峡好人》这样的剧情。在做的时候我跟副导演一起商量，我说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电影，因为我们是外来人，我们不可能像生活在当地的真的经受巨变的人那样了解这个地方，我们以一个外来者的角度写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是个江湖，那条江流淌了几千年，那么多的人来人往，应该有很强的江湖感在里面。

　　直到今天谁又不是生活在江湖里面，或者你是报社的记者你有报社的江湖，或者你是房地产的老板你有房地产的江湖，你要遵守规则，你要打拼，你要在险恶的生活里生存下去，就像电影里面一块五就可以住店，和那店老板一样，他要用这样的打拼为生活做铺垫，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很快去写剧本。

　　在街道上走的时候就碰到唱歌的小孩子，他拉着我的手说，你们是不是要住店？我说我们不住店。他问我是不是要吃饭？我说我们吃过了。他很失望，又问，那你们要不要坐车？我说你们家究竟是做什么生意的。他就一笑。我望着14岁少年的背影，我觉得或许这就是主动的生命的态度。后来我找到他，问他最喜欢什么？他说喜欢唱歌，他就给我唱了《老鼠爱大米》，唱了《两只蝴蝶》，然后我非常矫情地问他会唱邓丽君的歌吗？后来教他也教不会，他只会唱《老鼠爱大米》，所以用在了电影里面，他像一个天使一样。


　　　在任何一种情况里面，人都在试着保持尊严，保持活下去的主动的能力。想到这些的时候，逐渐地，人物在内心里面开始形成。我马上想到了我的表弟，我二姨的孩子。他曾经在《站台》里演过签定生死合同的矿工，在《世界》里演过一个背着黑色提包，来处理二姑娘后事的亲戚。这次我觉得他应该变成这个电影的主角。我们两兄弟少年的时候非常亲密。他十八九岁以后离开了家，到了煤矿工作，逐渐就疏远了，但是我知道他内心涌动着所有的感情。每次回家的时候我们话非常少，非常疏远，非常陌生，就这样看着偶尔笑一下。想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想到他的面孔。我每次看到他的面孔，不说什么，但我就知道，我为什

　　么要一直拍这样的电影，为什么十年的时间里我不愿意把摄影机从这样的面孔前挪走。

　　我们太容易生活在自己的一个范围里面了，以为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只要走出去一步，或者就看看我们的亲人，就会发现根本不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拍，不能那么容易将真实世界忘记。

　　我表弟后来来到剧组，我觉得演得非常好。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担心他跟很多四川的演员搭戏搭不上来，怕语言有问题。他说，哥，你不用担心，我听得懂，我们矿上有很多陕西四川的工人，所以陕西话、四川话我全部能听得懂。他沟通得确实很好，跟其他当地的演员。特别是拍到他跟他的前妻在江边聚会的那场戏。他的前妻问他一个问题，16年了，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到奉节找我了？我写的对白是，春天的时候，煤矿出了事情我被压在底下了，在底下的时候我想，如果能够活着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要看看你们，看看孩子。这个方案拍得很好，第一条过了。他拉着我说，能不能再拍，我不愿意把这些话说出来。为什么把这个

　　理由讲出来呢？因为他说在矿里面什么样的情况谁都了解，如果讲出来，感觉就小了，如果不说出来感觉就大了。

　　他说得非常好，生活里面那么多的事情何必说那么清楚呢。就好像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前因后果，没必要讲那么清楚。因为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面对这个时代的故事，如果我们有一个情怀，我们就能够去理解。如果我们能从自己的一个狭小的世界里面去观望别人的生活，我们就能够理解。或许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但我们假装忘记。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种勇气，有一种能力去面对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或许有时候我们不能面对这样的生活，面对这样的电影，这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

　　但是我觉得，就好像奉节的人，他们把找工作叫做讨活路一样，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勇气迎接我们所有的一切，找工作当然是讨一个活路。他们不麻木，他们乐观。我觉得在我拍摄电影的时候体内又开始有一种血性逐渐地感染了自己，燃烧了自己，就会觉得我们有勇气去面对自己。

　　接着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女主角赵涛，跟我合作过几次的女演员，演一个没有婚姻生活的女性，拍到她跟丈夫做决定的前一夜。原来剧本就写她是一个人，打磕睡、迷迷糊糊不知道在做什么。我就用一个纪录片的方式，我就让演员坐那儿拍。演员拍了一个多小时，真地坐得很困，很烦燥，慢慢入睡。拍完之后我准备收工，赵涛讲，导演你看墙上有一个电扇，分手这样一个巨大的决定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下，内心那种躁动不安，那种反反复复是不是可以通过让我来吹电扇把四川的潮湿闷热，把内心的焦灼演出来。我们就拍她吹电扇，她像在舞蹈一样，拍完之后我觉得是一个普通人的舞蹈，是一个凡人的舞蹈。任何一个街上匆匆走过的女性，她们都有她们的美丽，我觉得也通过演员的一个创造拍到了这种美丽。

　　之后就是在电影里面来来往往、分分合合的人，阴晴不定的天气。一直拍一直拍，拍完之后当我们再从奉节回到北京的时候，我们整个摄制组都不适应北京的生活。那么高的人群密度，那么匆忙的生活，那样的一个快节奏，好像把特别多的美好，特别多的人情，特别多的回忆都放在了那个土地上。

　　今天这个电影完成了，我们把它拿出来，然后我们选择在这几天，7号点映，14号放映。这部电影和观众见面的时间只有7号到14号，因为之后电影院没有太多空间留给"好人"。我们就跳好七天的舞蹈，让"好人"跟有这种情怀的人见面。其实这不是理性的选择，因为我想看看在这个崇拜黄金的时代，谁还关心好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在今天来北大的路上，车窗外又是那些面孔，在暮色里匆匆忙忙上下班。我的心里面又有一种潮湿的感觉，这时候不仅是伤感，我觉得我自己还有一个梦。这个梦还没有磨灭，谢谢大家。(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