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把我比做鲁迅？我同意。

陶北

库切在中国的惟一访问


南方周末2013-04-12
南方周末记者 王寅





库切沉默寡言，在北京15分钟的演讲中，他直言诺贝尔奖“理想主义”评选标准的局限性；但在朋友家的闲谈中，他真正好奇的，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父辈有没有参加过“文革”？中国的性别比例如何？ （南方周末记者 王寅/图）

库切所有的作品都与“人能否逃避历史”和“无可逃避的孤独”有关。在他的代表作《耻》中，这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小说中因风流韵事而东窗事发的教授卢里拒不悔过，他无法忍受那种“当众认罪，自我批评”的氛围，宁愿回到乡下。

2003年，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库切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

库切不接受媒体采访是出了名的，在库切启程来华之前，南方周末记者收到了库切的书面回答，这是库切此次中国之行接受的惟一采访。

这是一份“别开生面”的答记者问，十八个问题中，有六个问题没有回答，不回答的问题包括：“对你最激烈的批评来自你的祖国的读者和批评家，在你写作和发表前，是否有过犹豫和担心”，以及“开普敦社交界的女主人们都说：若是请库切出席晚宴，他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可以把整个房间的生气都给吞下去。真的是这样，还是谣言”。

翻译家文敏翻译过库切的多部小说，她说这是她看到过的库切访谈中态度最好的一次：“库切是一个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作家，也就是说，再怎么不想理睬媒体，也不会过分失礼，他只是不回答，或答非所问，那就是他已经向对方表明自己的基本态度了。”

文敏说2001年11月8日，库切第二次获得布克奖之后，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圣•塔菲接受主持人彼得•赛克斯采访，谈他的生活、工作与影响。主持人想引导库切谈论他自己，但库切的话题基本围绕着巴赫、贝多芬、华兹华斯、卡夫卡、T•S•艾略特，以及音乐、诗歌、阅读等进行，整个访谈过程，全场都笑翻了，库切的脸上却几乎没有一丝笑容。

一贯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于2003年12月8日接受了瑞典重要媒体KULTUR的独家专访。KULTUR在首页发布了终于获得库切独家采访的消息。采访者第一个问题是问他如何看待诺贝尔文学奖。库切的回答是：诺贝尔设立了文学奖，为什么不设一个哲学奖？设立了物理奖，为什么不设一个数学奖？音乐应该比文学更有普适性，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一个音乐的诺贝尔奖？

2009年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库切也是同样的态度，问他贝克特什么的都可以回答，但问到他的作品，他的个人观点，库切的回答只是把问题重新抛回给对方。

寡言少语的库切来到北京之后，有媒体通过译者和出版商把采访问题送到库切面前，库切只简略问答了一个与网球有关的问题。

“我近来的小说显然是一个老年人的写作”

南方周末：《耶稣的童年》很像电影剧本，除了小说中的场景和对话之外，镜头感也很强。你在写作的时候，眼前是否也浮现出电影般的画面？

库切：电影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小说的写作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电影的影响。我本人出版于1977年的《内陆深处》显然开始带有电影镜头痕迹了。

南方周末：你在移民澳洲以后，小说题材也开始与澳洲和移民相关（譬如《慢人》），你如何解读和看待自己在创作历程方面的转变？

库切：不仅是因为我已移居澳大利亚，也因为我年事已高的缘故，我近来的小说创作显然是一个老年人的写作，是一个人职业生涯黄昏时期的写作了。

南方周末：《耻》在2008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你喜欢这部电影吗？海明威说，放映《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他因为看不下去，三次退出电影院，又三次进去看。原作者大多对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不满意，你会有这样的困扰吗？

库切：电影《耻》是一部艺术质量相当不错，也相当完整的片子，而且我也可以高兴地说，它相当忠实于原作。我只是对演员安排并不十分满意。不过，鉴于我并未参与影片制作的任何工作，所以我也没有对此说三道四。

南方周末：你曾写过很多文论，涉及的面很广，小说家一般不太会同时专注于写文论，你为什么愿意花时间去做？其中的乐趣和动力是什么？

库切：我自1968年开始在大学里担任文学教授，一直到2004年退休。我觉得文学写作、想象力，与文学批评之间并无不兼容之处。小说家兼批评家的身份并不罕见——许多优秀的作家，同时也都是出色的批评家。

南方周末：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抱怨得奖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他们的创作。但对你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你是怎么做到的？

库切：自从我20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我接到了许许多多来自外界的要求，其中有一些要求与文学并无关系。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使自己摆脱这些要求，好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文学创作时间。

“抱歉，我对中国当代文学所知甚少”

南方周末：有评论家因为你冷峻的写作风格和不妥协的处世方式，把你与中国的鲁迅相比，你同意吗？

库切：同意。

南方周末：你对莫言的作品印象如何？你眼中的中国文学是怎样的？你最早的中国记忆来自哪里？

库切：我这么说真的非常抱歉，我对莫言作品的了解仅限于电影改编作品。事实上，我对当代中国文学也所知甚少。我希望能弥补这一不足。

南方周末：你与保罗•奥斯汀的通信集《此时此地》（Here and Now）刚刚出版，是你主动建议开始定期而稳固的交流，你说“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可以为我们双方都带来灵感”，你能举例你们通信中的最值得回忆的事情吗？

库切：保罗•奥斯汀和我是好朋友。我们在大部分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当然，我们也都会尊重对方不同的观点。双方的书信往来构成了这本《此时此地》，我们两人都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

南方周末：有中国小说家这样评论，在库切的书中只看到一个字：性，没有故事，也没有意义。你对这样的评价意外吗？

库切：不意外。

南方周末：你在《双重视角》中说过：“从广义上讲，所有的写作都是一种自传：不论是文评还是小说，你写的每一样东西在被你书写的同时也在书写着你本人。”你的《童年：外省生活场景》（Boyhood：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青年：外省生活场景之二》（Youth；Scenes from provincial 1ifeⅡ）可以看成小说化的自传吗？

库切：这两本书经常被看作是小说体自传，不过事实与小说有时会相去甚远。

南方周末：你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也是坚定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你会为动物保护做哪些事？

库切：我竭尽自己所能来改善动物的境遇。我是澳大利亚一个动物保护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致力于改善农庄动物（即供人食用动物）的境遇。

南方周末：你酷爱骑自行车，在访华期间，会尝试在北京的街道上骑一下自行车吗？

库切：不，我恐怕没有时间在北京骑自行车。

（感谢彭伦、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为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感谢文敏的翻译）



“作家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莫言在北京


南方周末 2013-04-12
南方周末记者 王寅





库切的小说《耻》在2008年被改编为电影，图为电影剧照。《耻》最为充分地体现了库切一直在探讨的“逃避”议题。 （南方周末资料图）

“帕特里克•怀特（澳大利亚作家，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没有机会和罗曼•罗兰、海明威促膝长谈。今天库切先生和大家都热爱的莫言先生，两手紧紧握在一起，这是文坛上难得的盛事。”

听到主持人李尧的话，身穿白色衬衣、黑色夹克的库切笑了。在“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两天的活动里，这是库切仅有的一次微笑，流星一样一闪而过。

2013年4月2日上午，北京现代文学馆，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开幕式，笑逐颜开的嘉宾中，库切和莫言分立铁凝和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安两边，高出别人一头的库切脸上弥漫着莫衷一是的表情。下午，73岁的库切和58岁的莫言坐到了一起，他们讨论的主题是“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

两个新郎，一群单身汉

十年前得奖的库切已经超然于得奖，他的主题演讲直言诺贝尔文学奖“理想主义”评选标准的局限性：“至少在早些年的时候，诺贝尔奖并不是颁发给当时最伟大的作家，而是获奖作家的世界观必须和诺贝尔本人的相容。”

库切以近些年得奖的三位作家耶利内克、奈保尔和贝克特为例，表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已经开始松动。库切没说出的作家中，也许还会有自己的名字——他的作品显然也不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理想主义”的评奖标准。

莫言没有库切那样轻松，他依然深陷得奖后的“烦恼”：“如果自己选，我肯定不选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话题。”

莫言细数自己与诺贝尔文学奖的纠葛：“在中国，一旦被封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你的苦日子就来了。如果你想表达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你要小心，有人会批评你是用这样的方式吸引瑞典学院的注意。”

得奖后，分身无术的莫言疲于招架、不胜其烦：“我希望尽快恢复日常生活，恢复写作。但人经常生活在身不由己的过程中，今天的活动我愿意来吗？我也不愿意来。这个题目我愿意讲吗？我根本不愿意讲。不来，我愧对澳洲同行，愧对库切先生。今后大家最好不要邀请我，多光彩的事我都不参加。第一不要邀请我，第二不要到我老家去，大家各干各的。”

库切立刻表示理解和安慰：“我非常同情莫言先生，诺奖有时颁给处于写作生涯中间状态的作家。多丽丝•莱辛几年前获奖，并没影响到她的写作，因为那已经是她写作生涯的末期。如果颁奖给一个还将持续写作的作家，确实会有影响干扰的效果。”

库切行事低调，有人甚至预测，他在论坛上的发言不会超过五句话。

这次库切作了长达15分钟的演讲，并且耐心回答了听众提问。只是在听众问库切“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国内文学界的地位是否有所改变”时，库切不置可否，最后干脆用了典型的库切式回答：这个问题我能否跳过？

第二天论坛上，库切和莫言的发言遭到作家刘震云的调侃：“他俩好比两个新婚的新郎，正对着一群单身汉大谈洞房花烛夜的得与失！一大群作家聚在一起，谈什么都可以，就是别谈文学。那就好比一群厨子走出厨房到街边谈厨艺，显得比较二。”

一个理科生笔下的“逃避”和“逃避”

库切1940年出生于南非开普敦。从开普敦大学数学系和英文系各拿到一个学士学位，库切在伦敦IBM公司做过程序员。1965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他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用计算机分析萨缪尔•贝克特的写作风格。从事文学创作之前，库切有着标准理科生的履历。

1974年，库切发表了第一部小说《昏暗的国度》，此后一直专注写作，1980年发表成名作《等待野蛮人》。

1983年，库切出版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书中显示出库切与贝克特、卡夫卡和加缪在精神上的密切联系：“在这个时代，一个人得像头野兽一样生活，太可惜了。一个想活着的人不能生活在有光线有窗的房子里，必须生活在一个洞里，白天必须隐藏起来。他活着，就必须不留下丁点活着的痕迹。现在就得是这样。”库切承认贝克特是自己的导师，贝克特让他懂得文学不仅是语言的节奏和句法，更应是思想的节奏和句法。

库切所有的作品都与“人能否逃避历史”和“无可逃避的孤独”这两个议题有关。这在他的代表作《耻》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耻》讲的是52岁的大学英文系教授卢里沉醉风流，引诱年轻的女学生，东窗事发后，拒绝公开悔过：“我是个旧派人，我宁愿别人把我往大墙前这么一推，一扣扳机。一了百了。”结果卢里名誉扫地，失去教职，回到乡下，与女儿露西共同生活，并构思歌剧《拜伦在意大利》。不久，三个黑人入室抢劫，强奸露西并致其怀孕。女儿息事宁人的态度让卢里再次深感羞耻。卢里回城，发现家里也被偷得精光，无家可归的卢里只能去照料一条弃犬。他的歌剧到最后也没完成。

当女儿露西一无所有之后，有一段父女之间的对话：

“这多让人丢脸。”他开口说道，“那么高的心气，到头来落到这个地步。”

“不错，我同意。是很丢脸，但这也许是新的起点。也许这就是我该学着去接受的东西。从起点开始。从真正的一无所有开始，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

“像狗一样。”

“对，像狗一样。”

《耻》在2008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约翰•马尔科维奇扮演卢里。电影改编是库切愿意谈论的话题，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它相当忠实于原作。”惟一的不满，是对演员安排。

库切于1983年和1999年两次获得布克奖，是第一位两度获得该奖的小说家。但他两次都没有出席颁奖仪式。他曾经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借书中人物科斯特洛之口，表明了对颁奖仪式的看法：“我应该告诉他们不要麻烦举行什么发奖仪式，直接把支票寄给我就行了。”

2003年，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库切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他是第三位数学系出身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前两位是罗素和索尔仁尼琴。库切很给面子地出席了颁奖礼，并特地撰写了名为《他和他的人》的受奖词。

2002年，库切移居澳大利亚，现在是阿德莱德大学教授。2013年仍有新作《耶稣的童年》问世，讲述一位天才儿童远渡重洋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度，被抹除记忆，篡改身份的故事。

“阴曹地府的酷刑”VS“不幸的孩子”

莫言和库切联袂主持了此次论坛的作家朗读和闭幕式。中国作家铁凝、徐小斌、刘震云，澳大利亚作家尼古拉斯•周思、布莱恩•卡斯特罗、盖尔•琼斯先后朗读了自己的作品。最后朗读的是莫言和库切。

作家朗读前，莫言已被听众团团围住要签名，向库切要签名的要少些。

眼看人越来越多，莫言实在招架不住，连声说：我还有事。起身匆匆离去，直到朗读时才出现在公众面前。

朗读前，莫言又玩了次“消失”：“我要读的作品放在我的包里，包在舞台后面，我去拿。看不到我的观众，别以为我是逃跑了。”台下一阵哄笑。

莫言朗读的是《生死疲劳》第一章“受酷刑喊冤阎罗殿 遭欺瞒转世白蹄驴”的开头：“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起。在此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阴曹地府里受尽了人间难以想象的酷刑。每次提审，我都会鸣冤叫屈。我的声音悲壮凄凉，传播到阎罗大殿的每个角落，激发出重重叠叠的回声……”

库切选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的片段，仍是沙哑低沉的嗓音：“约翰回想着，从他能记事起，母亲一般都是在早上把自己关起来写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别人打扰她。他过去常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不幸的孩子，孤独，没人爱。当他和姐姐特别难过时，他们常常跌坐在那紧锁着的门外边，发出轻细的啜泣声……”

4月5日晚，库切来到自己中文传记作者王敬慧家做客。王敬慧与库切相识交往多年，写作《永远的流散者：库切评传》一书时，得到过库切很多帮助，库切还拿出很多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家庭照片，供王敬慧使用。

库切对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充满好奇，他询问王敬慧的父辈是否经历过“文革”，“文革”究竟是什么样的；也对中国的计划生育和人口的性别比例等问题十分好奇。

王敬慧的学生在亚特兰大读大学三年级，选修课程里有创意写作。王敬慧为此请教库切的意见，库切不以为然：大三学生选创意写作课程并无必要，不如选个基本写作的课程来得实在。写作需要天赋，要有提炼生活感悟的能力，作家不是想当就能当。

这是库切在中国放松和开心的时刻。王敬慧说：库切是周到、礼貌、谦逊的人，他的沉默寡言不是傲慢，而只是他待人接物的方式。他不愿谈论自己的作品和隐私，因为他需要自己的空间，他也不愿意被误读。

和译者文敏聊天时，库切给文敏算了下翻译一本书能有多少稿费。他算得很快，一显数学家身手。最后得出结论：翻译钱不多，不能以此为生。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库切小说文库”，想把演讲也汇编出书，库切答：我演讲很少，出书就太薄了，我以后也不会再演讲了。但对为限量版三部曲写序和提供手迹的要求，他欣然应允。

1999年再获布克奖后，库切曾表示：“在我一生中，我一直成功地做到了怎样避免成为一个名人。”库切显然要将这谨慎和低调的原则一直恪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