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重复

陶北

情节、思想、语言和人物，这些小说要素不是哪一个更重要，而是都重要。这是一座文学建筑的材料。问题是当这座建筑完成之后，从哪一个门进入，它从哪里开门，正是这个决定了是不是纯文学（雅文学）。举个例子，武侠小说肯定是从情节这个门进入的，它特别简明。再比如说一些类型化的小说，它可以是从人物进入的。雅文学、诗，肯定是从语言的门进入。如果不懂得区分，那就是大众读者了。专业人士不会是这样。无论什么作品，都找“主题思想”这个门，“情节”这个门，“人物”这个门——可是纯文学作品从来不在这里开门。

越是纯粹的文学写作，越是守住了它唯一的门。其余部分封得紧紧的，就像厚厚的不锈钢板焊得牢牢的，再加上水泥钢筋的围护，很难凿穿和进入。

没有语言即没有一切。当然这里是指诗性写作——雅文学，狭义的文学。也不要以为“诗”就一定是雅文学。好多“诗”并不是诗，只是长短句子的排列。而今天的倾向是，走向市场化商业化之后，文学正背离了这个核心，也就是背离了初衷，放弃了诗的承诺。部分研究者反过来又会对这种背离推波助澜。双方都成为放弃承诺的人，成为通俗化道路上的一对孪生兄弟。

商业主义时代折损诗性，即尽可能混淆雅俗界限，结果就是整个民族与诗心隔绝——越来越多的人变得粗俗，崇尚实用主义，没有情怀，没有高雅的趣味，更没有追求完美的心志。即便是专业人士，对语言的敏感也将全部丧失。

打开文学史，也许会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一些作家一生都在书写一个大的主题。当然某个阶段会有一些旁逸斜出，但大体上还是一直向前的。托尔斯泰，鲁迅或李白杜甫，再比如当代的马尔克斯和索尔·贝娄——他们的人物和故事，故事的背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固定化了。

打开索尔·贝娄的书，发现他永远在写一个犹太知识分子：穷困潦倒，面对诉讼，黑人的逼迫，面临着黑手党和离婚，等等这些问题。有时候我们会有些不满足感，会想：怎么又来了犹太人？怎么又是这一类故事？但是作家特别自信，也特别有力量。所以他们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直这样写下去。这个难度很大。

一个画家可以无数次画一朵梅花，画几只虾几匹马，画得再多再重复，不但不被诟病，反而会获得赞美，称他是画梅画虾的大师，画马的大师。唯有作家不行。作家在写作对象以及其他方面的重复，一定会被指摘。所以说从事文学创作，路将越走越窄。这次成功地写出一种人物，下次就得绕开，而且还要绕得很远；写出一种思想，以后离这种思想也得远一点；采用一种结构，以后离这种结构方法也要有点距离——这和画家大不一样，和许多艺术门类大不一样。

但正因为如此，文学对整个文化传承和文化积累才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思想和文化艺术的含量也最高。所以说文学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文化结构的核心。

文学之所以具有这种崇高的地位，是因为它具备极端的发现和创造的属性。这种创造形式逼迫创造者不断地走向深处和高处，直到最后的抵达。

可是那些大作家一生诠释的却几乎是同一个主题，表现的是同一个生活领域。因为这些作家有更大的野心，有特别的自信和能力。只有一般的作家才要不停地变换，从主题到人物再到故事。他缺乏持久的探索力和创造力，没有走向纵深的韧性开掘力，所以只能更多地求助于外部色彩的变化。

杰出的作家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挺住了，胜利了。他们的文字让人感觉似曾相识，哪个人物或场景似乎在某些时候闪现过——如果耐心地读下去，又会发现探索的重心已经得到了转移。不同的作品汇合起来，形成了一条巨大的、浩浩荡荡的河流。他不断地拓展这条河流的宽度和深度。

托尔斯泰也许一生都在写“托尔斯泰主义”，所谓的勿以暴抗恶。马尔克斯一辈子在写孤独和魔幻。福克纳总是写那个庄园，白人黑人以及土地的故事。他们一生的主题是贯穿始终的，描述的生活领域也是相对稳定的。可是这非但说明不了他们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萎缩，反而表明了更加强大和自信的力量。事实上只有他们才能够这样做。

当然重复是可怕的，这不仅是情节的重复，还有其他——语言的陈旧、思想的停滞、意境的狭窄。故事倒容易出新，描写领域也容易挪移，但是对于艺术和思想的开掘，对于人性经验的延伸，要往前走一寸都是困难的。

杰出的作家在这些根本的方面是日日精进的，在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要持续追究，要穷根问底——只有不会阅读的人才会说他们重复，不知道这种“重复”恰恰才是最难的。

猪皮

只有江郎才尽的人才会这样安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