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加缪】

镇州大萝卜

在市民们想方设法适应这突然来临的放逐生涯的同时，鼠疫已使城门旁有了守卫，使前来奥兰的船舶改道他往。封城以来，连一辆车子也没进过城。从封城那天开始，汽车仿佛都在原地打转。从林阴大道高处俯瞰，港口也呈现出一片异常景色：在整个海岸线上这里是最大的港口之一，但现在喧闹繁华一下子销声匿迹。几艘接受检疫的船还泊在那里，但在码头上，闲着的大吊车，车斗斜倾在一边的翻斗车，孤零零的成堆的酒桶和袋子，这一切都说明贸易也被鼠疫夺走了生命。
　　尽管眼前有着这一幅幅不寻常的景象，可是看来我们城里的人还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大家都感到恐惧，或是感到别离之苦，但是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疫病的来临。对大部分人说来，他们主要感到的还是习惯遭到破坏，利益受到损害。他们感到恼火、生气，但不能光用这样的情绪来对抗鼠疫。他们首先的反应便是责怪当局。报刊反映了群众的批评（《究竟能不能考虑放宽一些目前采取的措施呢？》），省长的答复却相当出人意料：迄今为止，报纸和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还没有收到过官方送来的有关疫病的统计数字，现在省长却逐日把数字送给该局，并要求它每周公布一次。
　　然而公众对此也不是立即就作出反应的。因为公布在发生鼠疫的第三周中共计有三百零二人死亡，这样的消息并未引起公众的猜想。首先，这三百零二个人可能并非都死于鼠疫；其次，城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在通常情况下每周死亡的人数是多少。本城居民总数是二十万人，大家不知道上述死亡的比例是否正常。虽然这一类精确数字具有明显的意义，然而平时从来也没有人去过问。可以说，公众缺乏比较的依据。要等日子久了，发现死亡人数有所增加，公众方始意识到事实的真相。第五周的死亡人数是三百二十一人，而第六周已达三百四十五人。数字的增加至少已很具有说服力了，但力量还不够强，仍不足以改变市民们的看法，他们在一片愁云密布之下，依然认为这只是一次令人不快的事故，终究是不会拖得太长的。
　　他们照旧在街上来来往往，或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闲坐。一般说来，他们还称不上懦夫，谈笑风生的时刻多于唉声叹气，对这显然是暂时的不便仍能笑脸相迎。因此城市的体面算是保持住了。可是到了月底左右，几乎就在下面还要谈及的祈祷周里，更为严重的新情况使城市的面貌起了变化。首先，省长对车辆往来和粮食供应采取了一些措施：粮食受到限制，汽油实行配给，甚至还规定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可通过陆运和空运运人奥兰。这一来市内交通车辆逐步减少，直至几乎完全停止交通，卖奢侈品的商店很快便停止营业，另一些商店的橱窗里出现了“无货”的字牌，而购货者则在店门口排着长队。
　　奥兰呈现出一派奇怪景象：行人增多了，即使不是高峰时刻也一样，因为商店和某些办事处关了门，闲着没事干的人群挤满了街头和咖啡馆。暂时他们还不是失业者，只能说是放了假。下午三点，在明朗的天空之下的奥兰简直给人以一种节日中的城市的虚假形象：停止了交通，关上了店门，以便让群众性的庆祝活动得以开展，市民拥上街头共享节日的欢乐。
　　不用说，电影院是不会放过这种公共假日的，它们趁机大做其生意。但是省里影片的正常轮流放映已经中断，因此经过两周的放映后，各电影院不得不相互交换影片，又过了一段时期，电影院终于只得将同样的几部片子放了又放。可是它们的收人却也不见减少。
　　最后再来谈谈咖啡馆的情况。在一座葡萄酒和烧酒贸易居于首位的城市中，这类商品的库存总是可观的，因此咖啡馆倒是能满足顾客的需求的。说实在的，酒喝得可真是不少。有一家咖啡馆贴出了“醇酒具有杀菌效能”的广告，群众本来就自然而然地相信酒精有防止传染病的作用，这一来舆论就表示对此坚信不疑。每逢到了半夜两点，街头上到处可见相当数量被逐出酒店的醉汉，乐观的言论也到处可闻。
　　但所有这些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显得异乎寻常，又出现得突如其来，因此很难说这是正常和会持久的现象。最后，个人情绪还是在大家的头脑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在封城后两天，里厄医生从医院出来遇见科塔尔，他得意地迎向里厄。里厄说他的面色很好。
　　那矮子说：“不错，我身体完全好了。医生，请告诉我，这该死的鼠疫，嗯！严重起来了吧？”
　　医生承认情况确是如此，而科塔尔却以一种异常轻松的口吻发表意见：
　　“现在它没有理由停止蔓延。一切都将被它搞得乱七八糟。”
　　他们两人一起走了一段路。科塔尔讲到他区甲的一个食品杂货店大老板囤积居奇，以图厚利。当人家来送他去医院时，发现床底下藏着罐头食品。“他死在医院里，鼠疫是不会给钱的。”科塔尔有着一肚子这种真真假假的有关鼠疫的传闻。譬如有人说在市中心区，一天早上，一个带有鼠疫症状的男子在高烧中精神错乱，奔出屋外，向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扑去，把她紧紧搂住，大喊他已得了鼠疫。
　　“好吧！”科塔尔用一种同他语气不相容的和悦的语调说道，“我们大家都将发疯，这是肯定的。”
　　同一天下午，约瑟夫•格朗终于向里厄医生倾吐了他的秘密。他见到放在书桌上里厄夫人的相片，回过头来向里厄望望。里厄回答他说他的妻子正在外地疗养。“在某种意义上说，”格朗说道，“这还是运气。”医生回答说这的确是运气，只要她的病能好起来。
　　“啊！我懂您的意思。”格朗说。
　　自从里厄第一次认识格朗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话说得那么多。尽管他说话时依然咬文嚼字，但是几乎总是能找到适当的字眼，好像他对当时要讲的话，早已思考过了似的。
　　格明很早就结婚，对象是邻居家的一个贫穷的年轻姑娘。他就是为了结婚才辍学就业的。让娜和他都从未到他们那个区以外的地方去过。他是到她家去看她的，让娜的父母看见那位沉默寡言、举止笨拙的追求者感到有点好笑。她父亲是个铁路工人，休息时间常常见他坐在靠窗的角落里，一双粗大的手平放在腿上，沉思地注视着街景。她母亲则终日忙于家务。让娜帮着她。她身材长得那么纤细，使格朗每次见她过马路时总是要为她担上几分心：所有车辆一到她面前都成了庞然大物。有一天两人在卖圣诞节礼物的店铺面前走过，她朝着橱窗里陈列的东西看得出了神，把身子往后一仰靠住他说：“太美了广他紧握着她的手腕。这样他们就订了终身。
　　往后的事，照格朗说，十分平凡，正如一般人一样：他们结了婚，还有点相爱，两人都工作，工作一忙，爱情也就淡了。由于办公室主任食言，让娜也只得工作了。读者读到这里，应该用些想象力才能了解格朗的话。劳累的工作助长他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思想，他越来越少说话，他也没有能够继续满足他妻子的希望：仍得到他的爱。一个忙于工作的人，生活在贫穷中，前途逐渐渺茫，每晚在晚餐桌上默默无言，在这样的环境中哪里还谈得上爱情？让娜也许已感到痛苦了，但当时她忍着没离开他；人们长期饮着苦酒而不自知的情况也是有的。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到后来，她走了。当然她不是一个人走的。“我爱过你，但现在我厌倦了……我并不因这次出走而感到幸福，但是并不一定为了幸福才找新的开端。”这就是她信中的大意。
　　现在轮到约瑟夫•格朗开始难受了。他也可以有新的开端，正像里厄提醒他的话那样，但他却失去了信心。
　　他就是经常地想着她。他本来想写一封信给她为自己辩解。“但是，”他说，“这有困难。对此我已想了好久了。在我们相爱时，我们无需说什么话就彼此了解。然而双方的爱情不是永久不变的，有一个时期，我本来可以找些话来留住她，但我没有做到。”格朗用一块方格子的手绢擤鼻涕，再擦擦他的胡髭。里厄瞧着他。
　　“医生，”格朗老头说，“请原谅，但是我怎么说呢？……我信任您。在您面前，我能说话，说了使我感到激动。”
　　显然，格朗离关心鼠疫还有十万八千里。
　　晚上，里厄发了一份电报给他的妻子，告诉她说，城已封了，他身体健康，要她继续当心自己的身体，他惦念着她。
　　封城后过了三个星期，里厄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位年轻人在等他。
　　那人说：“我想您认识我吧。”
　　里厄觉得好像曾见到过他，但思索着不敢肯定。
　　“我曾在事件发生前，为了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而来讨教过你，”那人说，“我叫雷蒙•朗贝尔。”
　　“啊，对了！现在您大有文章可做了。”里厄说。
　　对方显得有些烦躁，他说他来不是为了这件事，他是来请里厄医生帮忙的。
　　他接着说：“原谅我的冒昧，但是在这城中我没有熟识的人，我们报馆的通讯员不幸是个笨蛋。”
　　里厄邀他陪自己步行到中心区的一家诊疗所去一次，因为他有事要吩咐。他们就顺着黑人居住区的小街走去。天色逐渐朦胧，但是过去一到这个时刻就很吵闹的城市，现在却变得出奇的安静，从余辉未尽的天际传来的几声军号声，只能说明军人们还作出像在执行任务的样子。他俩沿着坡度很大的街道往下走，两旁是阿拉伯式房屋的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的墙头。朗贝尔谈着，情绪十分激动。他把妻子丢在巴黎，说真的，这也不是他的妻子，但同妻子没有多大区别。封城开始后他曾给她打过一份电报。起初他认为事情长不了，他只想设法同她通信联系。他在奥兰的同行们告诉他，他们对此无能为力；邮局把他拒之门外；省府一位女秘书对他的要求则嗤之以鼻。他最后只好去排了两个钟头的长队，获准打了一份仅仅只有“一切均好，不久再会”几个字的电报。
　　但是今天早晨起床时，他忽然想到毕竟他不能预计事态会持续多久，决定离开奥兰。由于他是经人介绍过的（他的职业有这种便利），所以他能够见到省府办公室主任，他向主任说明原委：他与奥兰市无关，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他是偶然来此的，因此按理应让他离去，即使出去后要接受检疫隔离也在所不惜。主任对他说他对此十分理解，但就是不能作例外处理。主任又说他将再研究一下，但总的说来情况是严重的，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朗贝尔说：“但我毕竟是外地人。”
　　“这没有疑问，但总而言之，还是希望这次疫病不要拖得太久。”
　　为了结束谈话，他试图安慰朗贝尔，提醒他能在奥兰找到很好的报道资料，如果仔细考虑一下，任何事件都有可取的一面。朗贝尔只能耸耸肩膀。这时他们已走到市区的中心。
　　“真是糊涂话，医生，您是明白的。我不是生来就是为着写报道的。也许我是生来为着同一个女人一起过活的，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里厄说，这种说法不管怎样，看来还是合情合理的。
　　在中心区的大街上，见到的已不是平时的人群了。几个行人急急忙忙地向远处住所走去，没有一个人面带笑容。里厄想，这是那天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的通报造成的。一般情况下，市民们本来在事后二十四小时就会恢复信心，但是在当天，人们对数字仍然记忆犹新。
　　朗贝尔突然说道：“这是因为她和我，我们相识不久，但十分投机。”
　　里厄不说什么。
　　朗贝尔又说：“我打扰您了。我只想要求您为我出一张证明，说明我没有患上这种倒霉的疾病。我想这也许对我有用。”
　　里厄点头答应。这时一个小男孩撞在他的腿上跌倒在地，他轻轻地把他扶起，然后两人再起步走到阅兵场。蒙着一层灰色尘土的无花果树和棕榈树的树枝一动不动地下垂着，树丛中有一座满是尘土的、肮脏的、象征共和国的雕像。他们在像前停步，里厄把两只满是白灰的脚先后在地上蹬了蹬。他朝朗贝尔看看，这位记者的呢帽戴在后脑勺上，系着领带的衬衫领子的纽扣解开着，胡髭也没有好好剃过，脸上一副负气不服的神情。
　　里厄最后说：“我理解您的心情，这点您不用怀疑。但是您的想法是有问题的。我不能为您出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患有这种病，即使您现在没有病，我也不能证明您在离开我直到走进省政府的一段时间内不会传染上。况且，即使……”
　　“况且，即使什么？”朗贝尔问。
　　“况且，即使我给了您证明，对您也无济于事。”
　　“那为什么？”
　　“因为城中像您这种情况的人有好几千，然而没有放走过一个。”
　　“但假使他们本人都没有染上鼠疫呢？”
　　“这个理由还不够。我也明白这是笑话，但是事关大家安全，也只有这样做。”
　　“但是我不是这里的人嘛！”
　　“从现在起，唉，您同大家一样，也算是这里的人了。”
　　朗贝尔激动起来，他说：
　　“这是个人道问题，我向您发誓。也许您不体会一对情投意合的人两相分开的滋味。”
　　里厄并不立即回答。过了一会，他说他认为自己是能体会这一点的。他衷心希望朗贝尔同他的爱人重逢，希望一切相爱的人们再度相会，但是碍于法令，碍于鼠疫，他的任务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朗贝尔痛苦地说，“您不会体会，您是在讲大道理，您生活在抽象观念中。”
　　医生抬头望着象征共和国的雕像说，他不知道他是否在讲大道理，不过他讲的是明摆着的事实，这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记者整了整领带说：
　　“那么照您说我只好另想别法了？但是，”他接着以不服气的口吻说，“我会离开这个城市的。”
　　医生说他是理解他的想法的，但是这事情与他无关。
　　朗贝尔突然发作了，大声说：“不，这事与您有关。我来找您就是因为人家告诉过我，在这次决定中有您很大的份儿。当时我想过，您这个参加系铃的人至少可以解一次铃。但是您却无动于衷，您根本不顾任何人。您没有为分居两地的人着想。”
　　里厄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这话不错，他确是不想考虑这方面的情况。
　　“啊！我明白了，”朗贝尔说，“您就要讲些为了公众利益之类的话厂，但是公众利益也要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
　　甲厄仿佛从分心的状态中醒了过来。“得了，”他说，“不光是有这一面，还有另一面，不要就下断语。但是您发火总是不对的。假使能解决您的问题，那我当然高兴之至。但问题就是我的职责所在，不能徇情。”
　　朗贝尔忍不住大摇其头。
　　“不错，发火是我错。而且我这样也浪费掉您不少时间。”
　　里厄要求朗贝尔随时把进行的结果告诉他，并且请这位记者不要对他耿耿于怀。他又表示以后肯定会有一项计划让他们走到一起来的。朗贝尔突然显得困惑不安起来，他沉默了一阵之后说：
　　“这我相信，不管我怎么想法，也不管您方才和我说些什么，我相信这点。”
　　接着他又犹豫起来说：
　　“不过我不能赞同您的看法。”
　　他把呢帽往前额一压，快步走开了，里厄目送他走进让•塔鲁住的旅馆。
　　过了一会儿，医生摇了摇头，当然记者盼望重获幸福的着急心情是有道理的，但责怪他“生活在抽象观念中”是否正确呢？鼠疫蔓延得更快了，使医院中每周的牺牲者高达五百来人，而他在医院中过的这些日子难道也是抽象的吗？的确，这场灾祸中也有抽象或不现实之处，但当这种抽象观念涉及到人的生死问题时，那就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了。里厄只知道这不是最容易办的事。比如说，他所负责的那所辅助医院（像这种医院现在已有三所）就不很容易管。他叫人把那间面对门诊室的房间修改了一下，供接收病人之用。那间房间的地上挖了一个水池，水中加了臭药水，池中央有一个砖砌的小平台。病人抬到平台上，迅速地脱去衣服，丢入池中。病人洗过身，擦干后，披上医院里的粗布衬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进入病房。现在不得已只好把学校的风雨操场用来收容病人，总共放了五百张病床，但几乎全部都有病人了。早上里厄亲自主持病人的人院、防疫、腹股沟肿块切开等工作后，还要查核统计数字，午后回去看门诊，最后到了晚上再去出诊，直到深夜回家。前一天晚上，他母亲把媳妇的电报递给他的时候，注意到他的双手打着哆嗦。
　　“是在抖，”他说，“但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不会这样紧张了。”
　　他体格健壮，能顶得住，而且事实上他并未感到疲劳。倒是这些出诊中的情况使他感到受不了。一旦断定是瘟疫，就得立刻把病人运走c于是又得开始讲抽象的大道理，困难的场面也开始出现，因为病人家属知道，只有这个病人痊愈了或是死了才能再见到。“可怜可怜吧！医生！”洛雷太太说，她是在塔鲁所住的旅馆中工作的女佣的母亲。但这有什么用呢？当然他心里是可怜她的。但是这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好处，他必须打电话。一会儿传来了救护车的警钟声。起初，邻居们推窗望望，后来就抢着把窗关上。接下来便是挣扎、啼哭、劝说，总之是些抽象的观念。在这些被发烧和恐慌搞得乱哄哄的寓所里，出现了一幕幕疯狂的场面，但是病人还是被带走了，最后里厄自己也可以走了。
　　开始几次，里厄打了电话不等救护车来就赶去看别的病人。但是后来病家却关上了大门，宁愿同鼠疫病人相聚在一起而不愿与他作别，因为这一别结局如何，他们心中明白。先是喊叫、命令，继之以警察的干预，最后是出动军队，把病人强行抢走。头几个星期，里厄只好等到救护车来了才走。到后来，当每位医生都在一个志愿便衣警察陪同下去出诊时，里厄才能一家一家地赶。但在起初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的情况都像那晚在洛雷太太那小公寓中的一样：当他走进墙上装饰着扇子和假花的屋子时，病人的母亲欲笑不笑地来迎接他说：
　　“我想这不会是大家所说的那种发烧吧？”
　　他掀开了毯子和衬衣，默默地观察着病人腹部和大腿上的红斑，肿胀的淋巴结。那母亲看着女儿的腿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惊叫起来。每天晚上都是这样，母亲们在露出的腹部所显示的致命的症状前号哭，脸上带着茫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每天晚上，里厄的胳膊被她们紧紧抓住，无济于事的话、许诺、哭泣，一片混乱；每天晚上，救护车的警钟声引起了无济于事的、情绪激动和痛苦的场面，晚上出诊时间长，而且遇到的情况千篇一律，最后里厄感到，除了这种相同的场面不断地重复出现外，再也盼不到出现任何别的了。不错，鼠疫跟抽象的道理一样地一成不变，只有一样东西也许是在起着变化，那就是里厄自己。那晚他在象征共和国的雕像前深深感觉到了这点：他两眼盯着朗贝尔的身影消失在那里的那家旅馆大门，觉察到那难忍的麻木不仁之感已侵袭到他整个心灵。
　　几个星期的令人筋疲力尽的生活过去了，每晚暮色降临后全城的人照旧拥上街头在原地转圈，这时，里厄已懂得不必再花力气去克制同情心。当人们觉得同情也无补于事后，对它也就厌倦了。在那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日子里，唯一能使里厄感到轻松的却是心肠慢慢变硬起来的感觉。他明白这样反而可以便于完成仟务，因而借以自慰。他的母亲每当深夜两点见到里厄回家时茫然的目光，感到难受，同时也因里厄将他唯一能得到的母爱的温暖漠然置之而深为痛心。要同抽象观念作斗争，就不得不像他一样。但这又怎样能使朗贝尔明白这一点呢？对朗贝尔说来，抽象观念就是一切和他的幸福背道而驰的东西。说真的，里厄也知道这位记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是他也知道有时候抽象观念比幸福更要紧，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重视前者。这就是朗贝尔将要遇到的情况，里厄将在朗贝尔日后向他说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中了解到详情。这样，每人的个人幸福和与鼠疫有关的那些抽象观念之间的阴沉险恶的斗争，在新的局面下展开，构成本城在这一冗长时期中的整个活动。而里厄则自始至终参与了这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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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州大萝卜

然而有的人看到的是抽象的观念，有的人看到的却是事实。鼠疫发生后一个月，情势变得令人沮丧，首先是由于疫情再次猖撅，其次是因为帕纳卢神甫作了一次措辞激烈的讲道。这位神甫就是在米歇尔老头儿初发病时帮助过他的那位耶稣会教士。帕纳卢神甫由于为奥兰地理协会的杂志经常写文章而声誉卓著，在碑铭的复原工作方面是个权威。他曾在现代个人主义问题上作过一系列的报告，拥有的听众比这方面的专家所拥有的还要众多。他在讲演时热烈捍卫严格的天主教教义，对现代的放浪主义和过去几世纪的愚昧主义同样不妥协，毫无保留地向听众灌输严酷的大道理，由此而享有盛誉。

    在鼠疫流行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城内的教会当局决定采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与鼠疫作斗争：组织一个星期的集体祈祷。这种群众性的表示虔诚的宗教活动的结尾是星期日一次庄严的弥撒：向为照料疫病患者而献身的圣人——圣罗克——祈祷。借这一机会，人们要求帕纳卢神甫讲话。这位神甫为此在半个月前已从关于圣奥古斯坦和非洲教会的研究工作中抽身出来，在这方面他在所属修会中具有特殊的声望。这位天性激烈而热情的神甫答应了人们的要求，毅然担当了这一任务。在这次讲道之前，全市很早就已谈开了。这次讲道也可算是这一时期中的一件大事。

    参加这一星期活动的群众很多。这倒不是因为奥兰的居民平时对宗教特别虔诚，比如说在星期日早上海滨浴场就一向是同教堂中的弥撒唱对台戏的，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灵魂突然受到感召而皈依宗教，而是一方面由于封城，港口封锁，不可能再到海滨去游泳，另一方面，他们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心境之中，他们的灵魂深处虽然尚未真正意识到那些使他们遭受打击的意外事件的真实性，但是他们显然感到事情是有点不同往常了。有不少人却总在希望着瘟疫即将过去，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都能安然无恙。所以他们还不觉得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对他们来讲，鼠疫不过是一个讨厌的不速之客，既来了也总有一天会走的。他们虽然害怕，但并未绝望。把鼠疫看作他们的生活方式，忘却在发生这场瘟疫前的生活，这样的时刻尚未到来。总而言之，他们处于期待中。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同对待许多其他问题一样，鼠疫使他们的思想处于一种独特的状态，既不是无所谓，也不太热情c用“客观”一同来形容是较为恰当的。参加祈祷周的大多数人的想法，就像一个忠实信徒对里厄医生所说的那样：“不管怎样，反正这没有坏处。”塔鲁也在笔记中写着：中国人在类似情况下将敲锣打鼓赶瘟神。但他指出：事实上敲锣打鼓究竟是否比防疫措施更有效是根本无法知道的c接下来他只是加上了这么两句话：为了解决问题，首先应该弄清楚是否存在瘟神。这点不弄清楚，谈论其他任何想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不管怎么说，城里的教堂在整整一星期中几乎挤满了善男信女c头几天，不少居民还停留在门廊前栽着棕榈树和石榴树的园子里，倾听着一直传到街头、波涛般起伏的祈求和祷告声。不久，这些旁听者在别人的榜样鼓舞下，也渐渐地进入教堂，他们胆怯的声音混杂在教堂内的祈祷声中。到了星期日，大群的人拥进教堂正殿，连教堂大门前的广场上和台阶的最后几级上也挤满了人。前一天开始，天色阴沉，大雨倾盆，那些站在外面的人撑着雨伞，教堂里飘浮着一股炉香和湿衣服的气味，这时，帕纳卢神甫登上了讲道台。

    他中等身材，相当粗壮，当他靠着讲道台的栏杆，两只粗大的手紧握本栏的时候，人们只见一个厚实的乌黑身形，上面是两块红得发亮的面颊和一副钢丝边眼镜。他的声音宏亮，激动，传送得很远。他面对望弥撒的信徒，开始讲了一句激烈的、一字一顿的话：“我的弟兄们，你们在受苦，我的弟兄们，你们是罪有应得。”从教堂内直到广场上，信徒们立即一阵骚动。

    神甫接下来讲的话，在逻辑上，似乎和这个扣人心弦的开场白不相衔接。然而正是听了这段话市民们方才明白，神甫像猛击了一棍似的，用巧妙的演讲技巧一下子就突出了他整个讲道的主题思想。帕纳卢紧接着他的第一句话，诵读了《圣经》的《出埃及记》中关于埃及发生瘟疫的原文，接下去说：“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灾难是为了打击天主的敌人。法老①违反天意而瘟疫就使他屈膝。天主降灾，使狂妄自大和盲目无知的人不得不屈服于他的脚下，有史以来一直如此，这点你们要细想一番。跪下吧。”——

    ①古埃及君王称号。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这最后一句话讲出口时，全场鸦雀无声，暴雨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更增加了教堂内肃静的气氛，话音显得分外嘹亮，有几个听道的人，经过片刻的犹豫，从他们的座位上滑下，跪倒在跪凳上。其他人认为也应该效法，渐渐地在一片椅子的嘎嘎声中，全体听道的人都跪了下来。这时帕纳卢重新直起身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越来越重的语气接着说：“如果说今天鼠疫降到了你们头上，那是因为你们考虑问题的时刻到了。好人不用怕它，坏人则应该发抖。在人间这座巨大无边的粮仓里，毫不容情的灾难打着人类的麦子直到麦粒从麦秆脱下为止。麦秆总是比麦粒多，受上天召唤的人总是多于得救者，这种不幸井不是天主的意志。很久以来，这个世界已经成为罪恶的渊薮，很久以来，它一直依靠天主的宽容而存在。人们以为只要能忏悔，什么罪过都可以犯。有了忏悔，每个人都有恃无恐，到时候，肯定会起仟悔心，那就行了。从现在起到那时的一段时间里，最容易做的就是因循下去，得过且过，余下的事，仁慈的天主自会安排。好吧，这种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天主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以慈悲的目光俯视着这城市里的人们，已不耐烦再等了，在他永久的期待中已失去了信心，他已掉转脸去了。失去了天主的灵光，我们只落得长期陷在鼠疫的黑暗中。”

    教堂里有一个人像一匹不耐烦的马似的长吁了一口气。神甫略一停顿，继续说下去，语气比较低沉了：“在《金色的传说》①中说，在翁伯托国王时期，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受到一场鼠疫的浩劫，活着的人几乎不够埋葬死者。这次鼠疫在罗马和帕维亚地区尤其猖撅。当时有一位善神显圣，命令一个手拿打猎用长矛的恶神对着房屋挥打，他在一所房屋上打多少下，这所屋子里就得死多少人。”——

    ①意大利圣徒传记作家雅克-德沃拉季内于公元1260年左右所著的圣徒传。

    帕纳卢朝着教堂前广场的方向伸开两条短短的胳臂，好像指着飘摇的雨幕后的什么东西似的，他有力地说：“弟兄们，现在就是那场致人死命的追猎在我们的街道上进行着。请看，这位像魔王一样神气、凶神一样威武的瘟神，站在你们屋顶的上空，右手举着红色打猎用长矛，左手指着你们的一所房屋。也许就在此刻，他正指向你们的门口，那长矛敲在房屋的木板上砰然作响。就在此刻，鼠疫走进你们的家，坐在你们的房间里等着你们回家。它在那里，不慌不忙，全神贯注，不怕你们跑掉，就像世间的因果报应一样万无一失。它只要向你们一伸手，那么世界上任何力量，你们要明白，甚至徒劳无功的人类科学也不能使你们免受其难。结果你们在那痛苦的血淋淋的打谷场上受到了敲打，和麦秆一起被扔掉。”

    讲到这里，神甫更进一步详述这场灾难的悲哀景象。他描绘那根巨大的长矛在城市上空挥舞，随心所欲地打击一下，重又鲜血淋漓地举起，然后把鲜血和人类的痛苦一起散播下去，“作为来日收获真理的种于”。

    帕纳卢神甫讲完了这一长段话，停顿了一下，他的头发技在额前，浑身颤抖着，扶着讲道台的双手使讲道台也抖动起来。接着他用低哑的嗓音带着谴责的语气说：“不错，思考的时候到了。你们以为每星期日来朝拜一次天主就够了，其余日子可以自由自在了。你们想，做些跪拜动作就可以抵消你们罪恶的无所谓态度了。但是天主是需要热情对待的，这种一曝十寒的态度是不足以报答他无边的深情的。他要更经常地见到你们，这是他爱你们的方式，说真的，这是爱的唯一方式。现在他已等得失去耐心，而让灾难降临在你们的头上，像降在有史以来一切有罪的城市头上那样。现在你们领略到什么是罪恶，正像该隐①父子、大洪水前的人们、所多玛和蛾摩拉②、法老和约伯③以及一切受诅咒的人们所经过的那样。自从城市把你们和灾难一起团团围困起来那天起，你们像上述所有的人一样对生灵和事物有了新的看法。你们现在明白了，终于要回到根本问题上来了。”——

    ①《圣经》中的人物，亚当之子，曾杀死他的兄弟。

    ②巴勒斯坦古城。据《圣经》传说，因人民犯罪而焚于天火。

    ③《圣经》中受上帝考验的人。

    一股潮湿的风刮进教堂正殿，大蜡烛的火焰被吹歪，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帕纳卢在浓烈的蜡烛味、咳嗽声和打喷嚏声中用一种非常高明而巧妙的技巧继续发表他的高论。他以平静的音调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不少人正在揣测我的讲话究竟是什么用意。我要把你们引向真理，尽管我说了刚才那一番话，我却要告诉你们应当感到欣慰。现在已不再是用一些劝告，用一只友爱的手来劝人从善的时候。今天真理就是命令，而得救的道路就是红色长矛向你们指出的和把你们向那边推过去的那条路。弟兄们，上天的仁慈就在这里显示无遗，他在一切事物上都安排好两个方面，既有善，也有恶，既有愤怒，也有怜悯，既有鼠疫，也有得救。这场鼠疫，它既能把你们置于死地，也能超度你们，向你们指明道路。

    “很久以前，阿比西尼亚①的教友们把鼠疫看作一种上天所赐的获得永生的有效方法。那些没有得病的人用鼠疫病人用过的被单裹在身上以求必死。当然，这种要求得救的过激做法并不值得推荐。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操之过急的行为，非常近乎傲慢。我们不应当比天主更性急，一切企图加速天主早已安排好、不可动摇的命令的行为都会导致走向异端。但是这一事例至少也有它的教育意义：它使我们更有远见，能察觉到隐藏在痛苦深处的这道美妙的永生之光。这道光照亮了通向解脱的昏暗的道路。它显示了万无一失。能变恶为善的上天意志。今天这道光又一次通过这条充满着死亡、恐慌、号叫的道路把我们引向真正的宁静和一切生命的本源。弟兄们，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无限的安慰，希望你们从这里得到的不仅是谴责你们的话，而且还有使你们心境平静的福音。”——

    ①即埃塞俄比亚。

    讲到这里，人们听出帕纳卢的话已结束。外面的雨也停了，从露出太阳但尚有雨意的天空，一道淡淡的阳光泻到了广场上。街上传来了嘈杂的人声，辘辘的车轮声，城市已苏醒过来，各种喧闹声又传人耳中。听道者们在一片悄悄的骚动声中轻轻地收起他们的用品。这时神甫重又发言，他说，在阐明了鼠疫的天意根源和这一灾难的惩罚性质后，他的话已经讲完。他不想在这么悲惨的问题上不合时宜地用漂亮的词句来修饰他的结论。他认为一切问题都已对大家讲得一清二楚。他只提醒人们说，在马赛发生大鼠疫时，历史学者马蒂厄-马雷曾抱怨当时陷身于既无助又无望的地狱之中。然而马蒂厄-马雷是瞎了眼！恰恰相反，帕纳卢神甫认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今天更体会到天主赐予大家的帮助和希望。他唯一的希望是，这个城市的人不要管这些日子的景象多么可怖，垂死者的悲号多么凄惨，都向上天发出虔诚教徒的心声，倾诉爱慕之情。其余的事，天主自会作出安排。

镇州大萝卜

这次布道对我们这里的人是否有作用，还很难说。预审推事奥东对里厄医生宣称，帕纳卢神甫的演讲是“绝对驳不倒的”。但大家的意见并不都是如此肯定的。然而这次布道使某些人在至今还是模糊的概念上稍为清楚了一些，使他们感觉到他们是因犯了不知什么罪恶而被判处一种无法想象的监禁。有些人仍继续他们的平凡生活，设法适应这种禁闭生涯；另一些人则截然不同，一心只想逃出这个灾难的牢狱。

    开始时，人们对同外界隔绝一事还能忍受，就像他们忍受任何暂时性的麻烦一样，反正只是打乱了他们某些生活习惯而已。但是突然间他们发觉这是一种非法监禁的生活：置身于苍穹之下，开始承受夏日的闷热。这时，他们模糊地感到这种囚禁的生活已威胁到他们的生命。有时一到傍晚，凉爽的空气使他们精力恢复，这时，他们往往会干出绝望的事来。

    最初，不知是否由于巧合，就是从这个星期日起，城中的恐惧心理的普遍和深刻的程度，足以使人能猜想到这个城里的人开始真正意识到了他们的处境。从这一角度看来，我们城市的气氛有点变了。但是说真的，究竟是气氛变了还是心理变了，这倒是个问题。

    布道后没几天，里厄同格朗在一起走向市郊的路上谈论着这一事件。里厄在黑夜中撞到一个在路上摇摇摆摆、不往前走的汉子身上。这时，城中亮得越来越迟的路灯突然大放光明。他们身后的路灯一下子照亮了这个人，他闭着眼睛，无声地笑着，因此而绷得紧紧的苍白脸庞上流着大滴的汗珠。他们绕了过去。

    “这是个疯子。”格朗说。

    里厄刚挽住他的手臂，发觉这位职员神经紧张，浑身打着哆嗦。

    “要不了多久，这座城中就只有一些疯子了。”里厄说。

    他已累得嗓子冒烟了。

    “喝点东西吧。”

    他们走进了一家小咖啡馆，那里只有柜台上的一盏灯亮着，人们在昏暗的淡红色光线下轻声地交谈着，这个样子讲话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里厄惊异地看到格朗向柜台上要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并且说这杯酒很凶。过后他就想走了。到了外面，里厄好像听到黑夜中到处都是呻吟声。在路灯上面，从黑暗的夜空某处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呼啸声，使他联想起那无形的瘟神正在一刻不停地搅动着炎热的空气。

    “还好，还好。”格朗说。

    里厄想知道他要说什么。

    “还好，”他说，“我有我的工作。”

    “不错，”里厄说，“这是您的一个有利条件。”

    里厄决定不去听那呼啸声，问格朗对他的工作是否满意。

    “反正我认为我搞得很顺当。”

    “还要搞很长时间吗？”

    格朗显得很兴奋，酒意已出现在他的话音里。

    “我也不知道。但问题不在这儿，医生，这不是问题，不是问题。”

    里厄在黑暗里猜到他正在挥舞着手臂，好像他准备好的什么话突然来到了嘴边，滔滔不绝地讲了出来：

    “您知道，医生，我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当我的手稿送到出版者手中的时候，他看后站起身来向他的助手们说：‘先生们，脱帽致敬！’”

    这突如其来的说明使里厄感到意外，他好像看到他这位朋友把手举到头上，接着又把手臂一挥，做出脱帽的动作。上空传来的奇怪的呼啸声似乎越来越响了。

    “对，”格明说道，“应该做到十全十美为止。”

    里厄虽然对文学界的习惯知道得不多，但根据他的印象，事情做起来不会那么简单，而且出版者在办公室里大概是不会戴帽的。但是，事情也很难说，里厄认为还是不说为妙。他不由自主地又倾听起鼠疫的神秘呼啸声来。这时他们已走近格朗所住的区里，因那里的地势比较高，一阵微风吹来，身上感到凉快，同时也吹走了城中所有的喧闹声。格朗还在不断地讲，但里厄并没有完全听见这位老好人在说些什么，只明白他所说的那本书页数已写了不少，然而这位作者为了使作品达到完善的地步，真是绞尽了脑汁。“为了一个字，往往整晚整晚，整个星期整个星期的时间花上去……有时只是为了一个连接词。”讲到这里，格朗停下来抓住医生大衣上的一颗纽扣，一连串的话音从他那张缺了牙的嘴中含糊不清地吐了出来。

    “医生，您总知道，必要的话，要在‘然而’和‘而且’之间作出选择，这还不算太难。要在‘而且’和‘接着’之间进行挑选，这已比较不容易了。如果要从‘接着’和‘随后’之间决定用哪一个，那就更难了。但是确实还有比这更难的，就是‘而且’该用不该用的问题。”

    “不错，”里厄说，“我明白。”

    他说罢又往前走。另一个显得不好意思，又追了上来。

    “请您原谅，”他嗫嚅着说，“今晚我也不知怎么搞的。”

    里厄轻轻地拍拍格朗的肩膀，说愿意帮助他，并说对他所讲的很感兴趣。对方的情绪略略平静了一些，在走到他家门前时，他犹豫了一下后就邀请里厄上他家去坐一坐。里厄接受了邀请。

    格明请里厄坐在餐室的一张桌子前，桌上摆满着稿纸，稿纸上字迹写得很小，还划着一道道涂改的杠子。

    “对，就是这个，”格朗冲着里厄探询的目光回答说。“你要喝些东西吗？我这里有点酒。”

    里厄谢绝了。他看看稿纸。

    “请别看了，”格朗说，“这是我的初稿，它使我头痛，头痛得要命。”

    他自己也在注视所有这些稿纸。他的手似乎无法抗拒地被其中一张所吸引住，把它拿了起来，隔着没有罩子的灯泡照着。纸在他手中颤动着。里尼注意到职员的额上湿漉漉的。

    “坐下吧，”里厄说，“请念给我听。”

    那职员向里厄看了一眼，微笑着，显出非常领情的样子。

    “好，”他说，“我也确实很想这样做。”

    他一直看着稿纸，略等一会儿，然后坐下。同时，里厄在注意聆听城中传来的模糊的嗡嗡声，好像是在回答鼠疫的呼啸。就在这个时候，里厄对展现在他脚下的城市，对被这个城市禁闭的人们以及黑夜里压抑住的恐怖的嚎叫声都有一种特别敏锐的感觉。格朗提高了他低沉的嗓门念道：“在五月份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英姿飒爽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富丽的枣骝①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格朗念完这一句后，两人都不作声，这时他们又听到了这苦难城市的模糊不清的嘈杂声。格朗放下了稿纸，继续对它凝视着。过了一会，他抬头问里厄：——

    ①原文为“栗色”。下文中，格朗因未解“栗色”的词义，误以为“栗色牝马”系马的一个品种，因而在修改句于时，将“富丽”改为“黑色”，闹了笑话。故此处模拟作者的用词，改译为“枣骝”，使译文与下文配合。

    “您觉得怎么样？”

    里厄说这个开头使他渴望知道下文，而对方却兴奋地说这个观点不对头。他用手掌拍拍他的稿纸说：

    “这里只能写出个大概。如果我能把我所想象的情景完美无缺地描绘出来，如果我的句子能和这个骑马小跑的节奏‘一、二。三，一、二、三’合拍，那么，其余部分就更顺利了，特别是一开始想象力就非常丰富，这样就有可能使他们说；‘脱帽致敬’。”

    但是要做到这点，他的工作还着实不少。他决不同意就这样去付印，因为尽管这个句子有时令他感到满意，他也明白‘且还不能完全同实际情况相吻合，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句子流利的笔调使它或多或少近于陈词滥调。这至少是格朗所要表达的意思。讲到这里，窗外传来人们奔跑的脚步声。里厄离座站起身来。

    “您将会看到我搞出些名堂来，”格朗说着，把脸掉过来望着窗口，又加上一句：“当这一切完工的时候。”

    急促的奔跑声又传来了，里厄已下楼走到街上，有两个人从他面前跑过。看来，他们是在向城门口奔去。我们这个城里有些人被炎热的天气和鼠疫搞得晕头转向，失去理智，打算硬来，试图蒙混过关，逃出城去。

镇州大萝卜

还有像朗贝尔那样的一些人也想逃离这个新出现的恐慌的气氛，不过他们比较固执、比较巧妙，但并不更得手些。朗贝尔先是不断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活动。据他所说，他一直认为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而从某种观点看来，他的职业要求他会周旋，善应付。他走访过很多官员和其他的人，这些人的资望向来是人所公认的。但是这一次，情况特殊，这种资望却毫无用处。这些人中大部分对银行、出口、柑桔，还有酒类生意等方面有精辟而专门的见解，他们在诉讼或保险问题上拥有毋庸置疑的知识，更不必说他们的过得硬的文凭和显而易见的乐于助人的态度。在所有这些人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乐于助人。但在鼠疫问题上，他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

    朗贝尔在他们每个人面前，一有机会就申诉自己的理由。他的基本论据不外是：他是外乡人，因此他的情况应该得到特殊对待。一般地说，这位记者的对话者们都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们总是向他指出，这也是好多别的人的遭遇，所以他的情况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特殊。朗贝尔回答说这对他的论据丝毫无损。对方则说这对行政当局却会带来困难，他们极不愿给予例外照顾，怕的是造成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情况：开了先例。这样讲话的人，根据朗贝尔向里厄医生所讲的分类方法，可归人形式主义者这一类。此外，还有些会说话的人，告诉来访者局面是长不了的，并不惜以大量好话劝说求助者，他们安慰朗贝尔说，目前的情况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麻烦而已。也有一些“要人”要求来访者留一张条子，简要说明情况，并告诉他，以后会作出决拉那些轻浮的人趁机向他推销住房证券或推荐经济的膳宿公寓；那些照章办事的人让他填写卡片，然后分类归档了事；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就不耐烦地把两臂高高举起；嫌麻烦的索性掉过脸去不睬；更多得多的是一批沾有旧习气的办事者，他们叫朗贝尔到另一个机关去联系，或指点他另行接洽的方法。

    这位记者就这样一处接着一处地走访，搞得筋疲力尽。由于他经常在漆布长凳上坐等，面对着劝人购买免税国库证券和动员人们参加殖民地远征军的大幅招贴，又由于他经常走进办公室，里面有哪几张面孔，有些什么文件夹和档案架，不用看，一猜就着，因此什么是市政府，什么是省政府，他已一清二楚c正像朗贝尔带些辛酸味告诉里厄的那样，这一切也有好处，那就是使他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感觉不到鼠疫的蔓延。何况这样还可以使日子打发得快些，而对今日全城每个人来说，只要不死，过一天就是朝这场考验的终点走近一天。里厄没法否认这一事实，但觉得这未免过于概括了一点。

    有过这么一次，朗贝尔曾产生过希望。他接到过省府发下的一份情况调查表，要求他据实填写，内容有身份、家庭情况、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来源以及个人经历之类。这给他的印象是对一些可能被送回原地的人们的一次调查。从某个办公室得到的一些含糊的消息证实了这种印象。但是经过几次明确的探询后，终于找到了寄报表的单位，他们这才对他说，收集这些资料的目的是“以备不时之需”。

    “以备什么需要？”朗贝尔问。

    他们就向他明确指出，这是准备在他得了鼠疫而死亡时，一方面便于通知他的家属，另一方面可研究是否应由市府负担医疗费用，还是等待死者亲属来付清账目。当然，这证明他与期待着与他重逢的人并没有完全隔离，社会还在关心他们。不过，这并不带来任何安慰。更值得注意的事——朗贝尔当然也注意到了——倒是一个单位在灾情最严重的情况下能以什么方式继续服务，并且不是出于最高当局的指示，而是主动为了未来的工作才这样做，其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是它的职责所在。

    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对朗贝尔来说，既是最容易过的又是最难过的。这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时期。他跑过所有机关，进行过各种方式的交涉，到处碰壁。他从这个咖啡馆溜达到那个咖啡馆。早上他坐在咖啡馆前的露天座上，面前放着一杯没有冰冻过的啤酒，拿起报纸希望看到一些有关疫病即将结束的迹象；他注意过路人的表情，看到了几张愁眉苦脸，就不快地掉过头去；他朝着对面店家的招牌和已经过时的一些著名开胃酒的广告，看了第一百次后，便起身在城中黄色的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去。就这样，从僻静的散步场所走到咖啡馆，又从咖啡馆走到饭馆，直到晚上为止。有一个晚上，里厄正好看见记者在一家咖啡馆的门口想进去又不想进去。结果他似乎决定了，走进去坐在屋子的深处。就是在这个时间里，上级命令咖啡馆尽量推迟开灯的时间。暮色像一股灰沉沉的流水漫人室内，玫瑰色的夕阳余辉反射在玻璃窗上，大理石的桌面在薄暮中映出微弱的反光。在这没有别的顾客的大厅中，朗贝尔宛若一个被遗弃的幽灵，独坐一隅。里厄暗忖：这该是他体验遗弃之感的时刻。不过，这也是本城所有的被禁闭的人们体验流放之感的时刻，应该做些工作使他们早点得到解放了。于是里厄就掉头走开了。

    朗贝尔有时还在火车站里呆上很长的时间。车站的月台是不准进去的，但与外边相通的候车室则敞开着，逢到大热天乞丐有时就会到这用来，因为这儿阴凉。朗贝尔到这里来看看原先的行车时刻表、禁止吐痰的标语牌和铁路警局的条例，然后坐在一个角落里。大厅很阴暗，一只有好几个月没有生过火的旧生铁火炉还在那里，周围地上满是过去洒成8字形的水渍。墙上有几张宣传到邦多尔或戛纳去度自由幸福的假期生活的广告。朗贝尔在那里体验到了处于绝境中的人在看到了外面的自由时所产生的憎恶之感。他曾告诉过里厄，使他看了最难忍受的是巴黎的景色：古石和流水，故宫的鸽子，北火车站，先贤饲附近人烟稀少的地区，以及一个过去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使他欣赏的这座城市中的一些其他去处。这些景象这时都在他脑海中逐一出现，使他什么事也不想做。里厄认为这不过是他把这些景象同他的爱情联系起来的缘故。后来有一天，朗贝尔告诉医生，说他喜欢一早四点钟醒来思念他的家乡，医生不难从他本身的经验理解为他那时是在思念他那留在外边的女人，因为这是在思想上真正占有她的最好的时刻。凌晨四点的时候通常人们什么都不做，在睡大觉，即使度过了一个不忠实于爱情的夜晚后也是这样。不错，这个时候人们在睡觉，这时的思念能令人心安，因为一颗不落实的心渴望永远占有他心爱的人儿，而在心上人不在的时候，就渴望能使她进入无梦的酣睡中，直到团圆之日才醒来。

镇州大萝卜

布道后不久，天气转热，已是六月底了。在布道的星期日下了那场迟来的大雨后，第二天，炎夏天气突然出现在天际和屋舍上空。先是热风吹了一整天，把墙壁都吹干了。烈日当空，城市整天在持续的热浪和骄阳之下烤炙c除了拱廊马路和屋子里边，全城似乎没有一处不受刺目的阳光的烤炙。太阳到处盯住城里的人不放，他们一停下，就晒得更厉害。由于这几天的暴热正好和直线上升到每周近七百人的死亡数字同时出现，沮丧的情绪席卷全城。在郊区的平坦的马路和带有平台的房屋之间，热闹的市声逐渐减少。在这一地区，原来人们习惯在门口活动，现在所有的门户都关上了，百叶窗也紧闭着，谁也说不上来这究竟是为了躲避鼠疫还是抵挡热气。但是，从一些屋子里则传来阵阵呻吟声。过去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有好事者聚在街中倾听，如今经过长时期的惊恐，心肠好像变硬了，大家虽然听到了呻吟声，却照常行走或生活，把它当作人的自然的语言而等闲视之。

    在关卡附近时常发生冲突，警察不得不使用武器，引起暗中发生的骚动。肯定有人受伤，城中还传说有人死亡，反正在这酷热和恐怖影响下的城市中，任何事情都会被夸大。不管怎样，不满情绪的确在不断增强，而当局已准备应付更严重的情况发生，正在认真地考虑万一这些受到灾难驱使的居民造起反来，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报纸公布重申不准出城的禁令，并且威胁说违令者要受监禁处分。巡逻队在市内巡回。往往在寂静无人和晒得发烫的路上，先听到踩在路面上的马蹄声，然后见到一些马队在一排排紧闭着的窗户之间行进。巡逻队过去了，一种不安的寂静重又笼罩着这座受威胁的城市。时而也能听到几下枪声：一些特地组织起来的小队最近奉命杀死可能传播跳蚤的狗和猫，这种短促的枪声也为城市增添了警戒气氛。

    周围一片寂静，热气蒸腾。在已经是惊弓之鸟的市民的眼里，任何事情都变得格外引人注意。季节变换时出现的天空的颜色和土地的气味也第一次受到大家关注。人人带着恐惧的心情，因为大家理解暑气会助长瘟疫，同时人人又都感到夏天确实已经来临。晚上城市上空传来的雨燕的调嗽声变得清越起来。苍茫的暮色使六月的天空变得异常开阔，雨燕的鸣声已显得和这种景色不大协调。市场上的鲜花，含苞未放的已看不到，都是盛开的，早市以后，花瓣散落在尘埃遍地的人行道上，人们清楚地看到春意迟暮。曾几何时，春之神花枝招展地巡游在万紫千红之中，而现在已在鼠疫和炎热双重压力下慢慢地香消玉殒了。在全城的人看来，这夏日的长空，这在尘埃和沮丧情绪之下变得灰白色的街道，同每天使全城的人感到心情沉重的成百的死亡者具有同样的威胁性。烈日不停地逞威，正是引人思睡和度假的时刻，但却不再像从前那样诱人人水喀戏或是恣情纵欲，相反，这时刻在城门紧闭、一片沉寂的环境里只能给人以空虚之感。过去在这个季节里，人们古铜色的肤色在欢乐的气氛中闪烁发光，现在这种景象已看不到了。烈日和鼠疫扑灭了一切色彩，赶走了一切欢乐。

    这是由疫病引起的一种重大变化。平时这个城男的人总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夏天的到来。那时全城向大海打开了大门，年轻人纷纷拥向海滩。今夏完全不同了，离城较近的海滨划为禁区，肉体不再有享乐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干什么好呢？还是塔鲁对我们当时的生活作了最忠实的描述。当然，他经常注意鼠疫蔓延的总的情况，而且记下了疫情的一个转折点：无线电台报告的不再是什么每星期死亡几百人而是有时每天死亡九十二人，有时一百零七人，有时高达一百二十人。“报纸和当局在报告鼠疫情况时已极尽其婉转之能事。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把鼠疫的可怕形象减轻些，因为每天一百三十人的数字比每周九百十个人要小一些。”他还描述了瘟疫的一些悲惨动人和惊心动魄的场面。例如一次当他经过一个冷冷清清、家家百叶窗紧闭的居住区，他抬头看见一个女人突然打开一扇窗，发出两声尖厉的叫声，然后放下叶板重又遮闭住她那昏暗的房间。而另一方面他还记下了这种情况：药房里的薄荷药糖被抢购一空，因为许多人嘴里都含着这种糖来预防传染。

    他还继续对他特别看中的那些人物进行观察。他告诉我们，那个玩猫的矮老头儿也活得够凄凉的。原来一天早晨，正像塔鲁所写的那样，几下枪声，发出几颗铅弹就打死了大部分的猫，其余的惊惶地逃离了街道。同一天，矮老头儿在惯常的时刻来到阳台上，他显得有些惊讶，俯身向街道的尽头张望，耐心地等待着。他的手轻轻地一下一下敲打着阳台的铁栏杆c他又等待了一会儿，撕了一些小纸片，回进去了又出来，过了些时候，他怒气冲冲地关上落地窗，突然不见了影子。此后几天中，同样的场面重复出现了几次，但是从矮老头儿的神色上可以看出他越来越愁闷和越来越失望的情绪。一个星期以后，塔鲁白白地等待这个每天都应该出现的人，窗户关得牢牢的，里面的人的苦闷可想而知。“鼠疫期间，禁止向猫儿吐唾沫”，这是笔记本的结束语。

    另一方面，当塔鲁晚上回去的时候，他总是肯定能见到那位巡夜者沉着脸，在大厅里踱来踱去。这位老人不断地向每个遇到的人提醒一句：他曾经预见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塔鲁承认曾经听到过他预言要发生一场灾难，但提醒他当初说的是要发生一次地震。这位巡夜老人则说：“啊！要是这是一次地震倒好了！一场剧烈的震动后，人们也就不谈了……点一下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活着，事情就完了。但是这个该死的瘟疫，就是还没有得病的人心头也摆脱不了它！”

    旅馆经理也不比别人好过。起初，旅客们国封城不能离去，只好留在旅馆里。但是慢慢地，由于瘟疫持续不断，许多旅客宁可搬到朋友家去住了。过去因有瘟疫而使旅馆房间客满，后来又因同样理由使房间从此空关着，因为再也没有新的旅客到城里来了。塔鲁是余下的仅有几个房客之一，经理从不放过机会向他表示，如果他不是出于想讨好最后一些顾客这样的动机，他的旅馆早已关门大吉了。他还常常要塔鲁估计瘟疫大概还要拖延多久，塔鲁说：“据说寒冷会止住这种疫病的。”经理跳了起来：“此地没有真正的冷天的，先生，即使有也还得要好几个月……”他还肯定地说，瘟疫结束后也还得过很长的时间，旅客才会光顾这个城市。这次鼠疫摧毁了旅游业。

    在饭馆里暂时不见的猫头鹰奥东先生再次露面了，但只跟着他那两条训练有素的小狗。据了解，他的妻子曾照料过她自己的母亲，接着又参加了她的葬礼，她本人目前正处于检疫隔离期中。

    “这种做法，我不赞成，”经理说，“隔离也罢，不隔离也罢，她当然是可疑的，可是这一家的人也免不了。”

    塔鲁告诉他，要是从这个观点来看，谁都值得怀疑。但是经理却是斩钉截铁，在这问题上毫不动摇：

    “不，先生，您和我都不可疑，而他们却是的。”

    但是奥东先生一点也没有因此改样，这一次，瘟神在他身上算是白费了力气。他以同样的方式走进餐厅，比他的孩子先一步坐下，还是以高雅而又带有恶意的老一套对他们说话。只是那男孩变了样子，像姐姐一样穿了一身黑衣服，有些佝偻着身子，活像他父亲的缩小了的影子。巡夜的老头不喜欢奥东先生，他对塔鲁说：

    “啊！那个人，他可以穿得整整齐齐地送命去，像这个样子，也用不着殡仪馆化妆，直接去好了。”

    帕纳卢的布道，塔鲁也写到了，但附有如下的评论：“我理解这种给人好感的热情。在灾难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人们总要讲些漂亮话。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尚未消失。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又已恢复了。只是在灾难真正临头的时刻人们才习惯于现实。也就是说：习惯于沉默。等着瞧吧。”

    塔鲁最后写到他曾与里厄医生有过一次长谈，他只提到这次谈话很投机，还顺便说起里厄老太太一双明亮的栗色的眼睛。他奇怪地断言，对他来说，饱含善意的眼光总是要比鼠疫有力量得多。他最后花了相当长的篇幅叙述那位受到里厄治疗的老气喘病患者。

    他同医生晤谈后就一起去看这个病人。老头儿以嘲弄的口吻搓着手接待塔鲁。他坐在床上，背靠着枕头，面前放着两只盛着鹰嘴豆的锅子，他看到了塔鲁就说：“啊，又来一个。现在是颠倒的世界，医生比病人多。人死得太快些了，对吗？神甫的话没错，这是罪有应得哪！”第二天，塔鲁事先不通知就又走来了。

    根据他的笔记的叙述，老气喘病人本是开针线铺的，到了五十岁时，他认为这行业于得差不多了，从此一躺下就没有再起来过，尽管站着对他的气喘病更合适。他有一笔数目微小的年金使他能活到七十五岁，而且活得相当轻松。他看到表就觉得讨厌，整个屋子里确实连一只表也没有。他说：“搞一个表既花钱又愚蠢。”他的时间，特别是他所唯一关心的吃饭时间是用他那两只锅子来计算的，其中一只在他睡醒的时候盛满了鹰嘴豆，他以小心翼翼的和时间均匀的动作把它们一粒粒装人另一只锅子，就这样通过一天要装满多少锅的方法找到了计时的标准。“每十五锅，”他说，“就得吃饭了，这很简单。”

    据他妻子说，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表现出他将来一生命运的某些征兆。他从不对任何东西发生兴趣：工作。朋友、咖啡馆、音乐、女人、逛马路，他都不感兴趣。他从不出城，只有一次为了家庭事务不得不到阿尔及尔去，但他在离奥兰最近的一个车站就停了下来，不可能再走得更远了，于是他搭上第一列开来的火车又回家了。

    塔鲁对他那离群索居的生活表示惊讶，老头儿的解释大致是：根据宗教的说法，人的上半生是走上坡路，下半生是走下坡路，在走下坡路时日子已不是由他主宰的了，它们随时可以被夺走，而他在这些日子里根本无事可做，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去管它。再说，他也不怕矛盾百出，因为他后来又告诉塔鲁说，天主肯定不存在，因为天主存在的话，神甫们就没有用处了。接下去又听了他一番议论后，塔鲁懂得了，这种哲理原来同教堂频繁地向他募捐引起他的不满是有紧密联系的。有关这位老人的形象的最后一点却似乎意义深长：他一再向他的对话者表示他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他希望死得越晚越好。

    “这是个圣人吗？”塔鲁问自己。他又回答自己说：“不错，假如圣德是全部习惯的总和。”

    塔鲁同时把疫城中度过的一天作了一番详细的描述，借此可以使人对这个城里的人今夏的工作和生活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他说：“除了醉汉外没有一个人在笑，而这些醉汉也笑得太过分了。”接着他开始写道：

    “清早，阵阵微风轻拂着行人稀少的城市。这个时刻正是死神肆虐的黑夜和垂死呻吟的白昼这二者的间隙，此时鼠疫好像暂时歇息，喘上一口气。所有店家都关着门，但有几家门日挂着‘鼠疫期间暂停营业’的牌子，说明等一会儿它们不会跟其他店家一起开门。卖报的睡眼惺松，还没有开始叫喊当天消息，身子靠在路角上，活像个梦游病患者，他们的姿态好像是在向路灯兜售报纸。再过一会，他们将被头班出场的电车闹醒，伸开拿着报纸的手臂，奔向全城各处。报纸上印着醒目的字样：‘鼠疫’。‘是否会有一个鼠疫横行的秋天？B……教授的回答：不会的。’‘一百二十四人死亡，这就是鼠疫第九十四天的总结。’

    “尽管纸张供应日益紧张，使有些期刊被迫减少篇幅，但仍有一种新的报纸《瘟疫通讯》问世，自称它的任务是：‘以充分客观的精神向市民报道疫情的发展或减退；向他们提供对瘟疫未来情况最有权威的证据；开辟专栏以支持决心与灾难进行搏斗的一切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士；振作人民的精神状态，传达当局的指示，简言之，聚集一切有良好意愿的人有效地同侵袭我们的病害作斗争。’事实上，这家报纸很快地转变为专事登载一些对预防鼠疫效果良好的新产品的广告。

    “早上六点钟左右，所有报纸在离商店开门还有一个多小时以前便在店门口排长队的人群中销售，而后在到达郊区的挤满着人的电车上叫卖。电车已成为唯一的交通工具，行驶十分艰难，踏脚板和栏杆处都挤满了乘客。但是有件怪事，所有乘客都尽量背向着人以免互相传染。到站时电车中的男女乘客一拥而下，他们急急忙忙地互相远离，各自独处。常常因为心情不好而发生一些吵闹；情绪恶劣，这已是人们的慢性病了。

    “头几班电车开过后，城市渐渐苏醒了，几家啤酒店首先开门，柜台上放着‘咖啡无货’、‘请自备白糖’等牌子。接着商店也开门了，街上热闹起来。与此同时，太阳也逐渐升起，一阵阵的热气慢慢在七月的天空蒙上一层铅灰色。这正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在街头闲荡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似乎想借助摆阔气的方式来制止住鼠疫。在几条主要街道上，每天十一点左右，有一些年轻男女招摇过市，在他们身上可以感觉到在大难之中生活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假如瘟疫蔓延的话，道德观念也会逐渐淡薄。我们将又会看到像古罗马时代米兰人在坟墓边上恣意狂欢那样的情景。

    “中午，饭馆里一瞬间就客满了。很快地在饭馆门口三五成群聚集着没找到座位的顾客。天空的光线由于天气太热而减弱了亮度，等空位子吃饭的人们呆在被烈日晒得火烫的街道旁大遮阳布底下。饭馆之所以这样拥挤，是由于它们可以大大简化人们的食品供应紧张问题，但是却丝毫不能减少人们对疾病传染的恐惧：顾客们不厌其烦地花许多时间把餐具擦了又擦。不久前某些饭馆张贴出这样的通告：‘本馆餐具经沸水消毒’。但是它们逐渐地也不再做什么广告了，反正顾客不得不来。再说顾客也不在乎花钱。上等酒或号称上等酒的饮料、价钱最贵的加菜，大家拼命地抢着又吃又喝。在一家饭馆里，似乎也出现过惊慌失措的场面，原因是有一个顾客觉得不舒服，面色发白，起身离座，踉踉跄跄地急速走出门去。

    “两点左右，城中逐渐变得空荡荡的，这是宁静、尘埃、阳光和鼠疫在街上会集的时刻。沿着一幢幢灰色大房子的整条街上，热浪还是不断地涌来，漫长的囚禁时间要到火热的夜晚压到了这座人群熙攘、声音嘈杂的城上时才告结束。天气开始转热的头几天，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晚间有时见不到人群。但是现在凉意初返，给人们带来了不说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轻松的感觉。大家走上街头，忘乎所以地互诉衷肠，互相争吵，彼此羡慕。在七月的漫天晚霞的映照下，充满一对一对情侣和热闹的喧嚣声的城市，投人微风阵阵的夏夜的怀抱c每晚在林阴道上有一个戴着毡帽、打着大领结的悟道的老人穿过人群空费唇舌地反复喊道：‘天主是伟大的，皈依他吧！’而大家却相反地热衷他们搞不清楚的事物或者比天主更紧要的东西。开始时大家认为这场疫病不过是一般的疾病，因此宗教仍不失其原有的地位；如今他们看到这事的严重性，他们就想到寻欢作乐上来了。白昼刻划在他们脸上的苦闷，一到热气腾腾、尘土飞扬的黄昏就一变而为疯狂的兴奋和笨拙的放荡，使全体市民头脑发热起来。

    “我也同他们一样。对我这样的人说来，死又算得了什么？反正要死，人们这样做也没有什么错。”

镇州大萝卜

那次同里厄的会面是塔鲁要求的，他的笔记本中有这段记载。那大晚上，里厄在饭厅里等着他，两眼注视着他的母亲，她安静地坐在饭厅角落里的一只椅子里。每当家务完毕，她便在这里消磨时间。她现在双手合在膝上等待着。里厄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在等待他。但是当他一出现，母亲的脸上就起了变化。平时勤劳的生活给她面部带来的默默然的表情这时好像活跃起来。过一会儿，她重又静默下来。那晚，她眺望着那时已经冷清清的街道，路灯已减少了三分之二，相隔很远的地方，一盏光线很弱的路灯略微冲破一些城市的黑暗。

    “在整个鼠疫期间，路灯照明一直要这样减少吗？”里厄老太太问。

    “大概是这样。”

    “但愿这不要拖到冬天，要不然未免太凄凉了。”

    “是呀。”里厄说。

    他看到他母亲的眼光注视着他的前额。他明白这是由于这些日子来的担忧和过度疲劳使他面容消瘦了不少。

    “今天情况不太好吧？”里厄老太太问。

    “噢，跟平时一样。”

    跟平时一样！就是说从巴黎运来的新血清，看来效力比第一批还差，统计数字又在上升。除了患者家属以外不可能在其他人身上进行预防接种；要普遍进行接种必须大量生产才行。大多数腹股沟肿块似乎已到了硬化季节，始终不见溃破，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痛苦异常。自前一天起，又发现了两例新类型的瘟疫，鼠疫杆菌感染了肺部。当天，在一次会议上，筋疲力尽的医生们向不知所措的省长提出采取新的措施来防止肺鼠疫的口对口的传染。要求得到了批准，但跟平时一样，人们对结果还是一无所知。

    他端详了一下他的母亲，她那栗色美丽的眼睛使他想起了多年的温柔深情。

    “母亲，你怕吗？”

    “像我这般年纪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白天的时间是够长的了，而我以后又经常不在这里。”

    “只要我知道你是要回来的，等着你也无所谓。你不在的时候，我就想你在干些什么。她有什么消息吗？”

    “有，一切都好，如果我相信最近的一份电报所讲的话。但是我看她讲这话是为了使我放心。”

    门铃响了，医生向母亲微笑一下，走过去开门。塔鲁在阴暗的楼梯平台上样子好像一只穿着灰衣的大狗熊。里厄请客人在他的书桌前面坐下，自己站在他的安乐椅后面。他们之间隔着书桌上的一盏室内唯一亮着的电灯。

    “我想，”塔鲁开门见山地说，“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同您谈话。”

    里厄一言不发表示同意。

    “在十五天或一个月后，您在这里将无能为力，事态的发展将使您无法应付。”

    “说得对。”里厄说。

    “卫生防疫工作组织得不好，你们缺少人手和时间。”

    里厄又承认这是事实。

    “据我了解，省府在考虑一种群众服务组织，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子必须一律参加救护工作。”

    “您的消息倒很灵通，但是这件事已引起人们强烈不满，省长在犹豫。”

    “为什么不征求志愿人员？”

    “征求过了，但结果很差。”

    “这是通过官方途径搞的，而且缺乏信心。他们的想象力不够，他们从来没有跟上灾情发展的步伐，他们所设想的办法对付感冒还差不多。假使我们听任他们去搞，他们就会完蛋，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完蛋。”

    “可能是这样，”里厄说，“我该告诉您，他们甚至考虑用犯人来做所谓的粗活。”

    “我认为还是用有自由的人比较好。”

    “我也这么想，但是为什么呢？”

    “我看见那些判死刑的觉得受不了。”

    里厄看了一下塔鲁说：“那么，怎么办呢？”

    “我有一个组织志愿防疫队的计划。请准许我去搞，且把政府搁在一边。再说他们也忙不过来。我几乎到处都有朋友，他们可以组成第一批骨干，当然我本人也参加。”

    “当然，”里厄说，“您一定猜到我是乐于接受的。我们需要助手，特别是干这一行。我负责去使省府接受这个主意。再说他们也没有选择余地。但是……”

    里厄思考了一下说：

    “但是这项工作可能有生命危险的，这点您很清楚。不管怎样，我还是得向您讲明白。您好好考虑讨没有中’

    塔鲁用他灰色的眼睛望着他说：

    “您对帕纳卢的布道有什么想法，医生？”

    问题提得自然，里厄也回答得自然：

    “我在医院里生活的时间太长了，实在难以接受集体惩罚的说法。但是，您要知道，大主教徒有时就是这么说，但从来也不真的这样想。他们的为人实际上比他们给人们的印象来得好。”

    “那么您也同帕纳卢一样认为鼠疫有它好的一面，它能叫人睁开眼睛，它能迫使人们思考！”

    医生不耐烦地摇摇头。

    “鼠疫像世界上别的疾病一样，适用于这世界上的一切疾病的道理也适用于鼠疫。它也许可以使有些人思想得到提高，然而，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向鼠疫屈膝。”

    里厄刚一提高嗓门，塔鲁就打了一个手势，好像是要他平静下来。他还微微地笑了一笑。

    “对，”里厄耸耸肩膀说道，“不过您还未回答我的问题，您想过了没有？”

    塔鲁在安乐椅里挪动了一下身子，使自己坐得舒服些，并让脑袋显露在灯光下。

    “您相信天主吗，医生？”

    问题仍旧提得自然，但这一次，里厄倒犹豫起来。

    “不相信，但是这说明什么呢？我是处在黑夜里，我试图在黑暗中看得清楚些。好久以来我就已不再觉得这有什么与众不同了。”

    “这不就是您同帕纳卢分歧的地方么？”

    “我不这么想。帕纳卢是个研究学问的人，他对别人的死亡见得不多，所以他是代表一种真理在讲话。但是，任何一个地位低微的乡村教士，只要他为他管辖的地区里的教徒施行圣惠，听见过垂死者的呼吸声，那他就会和我有相同的想法，他首先会去照顾受苦的人，然后才会想证明苦难是一件好事。”

    里厄站了起来，这时他的脸处于阴暗中。他说：

    “这且不谈吧，既然您不愿回答。”

    塔鲁微微地笑笑，仍坐在椅中不动。

    “我能以问题来回答吗？”

    这次轮到医生微微地笑了，他说：

    “您喜欢神秘，那么请吧。”

    “好！”塔鲁说，“既然您不相信天主，您自己又为什么表现得这么富有牺牲精神？您的回答恐怕也可以帮助我回答您的问题。”

    医生仍留在暗影里没动，他说已经回答过了，假如他相信天主是万能的，他将不再去看病，让天主去管好了。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样的一种天主，是的，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就是自以为有这种信仰的帕纳卢也不会相信，因为没有一个人肯如此死心塌地地委身于天主。至少在这点上，里厄认为他是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同客观事物作斗争。

    “啊！”塔鲁说，“这就是您对自己的职业的看法吗？”

    “差不多是这样。”里厄说着又回到灯光下。

    塔鲁轻轻地吹出了一声口哨，医生看看他。

    “不错，”里厄说，“您一定会想这未免太自大了吧。请相信我，我只有这应有的骄傲，我并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也不知道在这些事情过去后将来会怎样。眼前摆着的是病人，应该治愈他们的病。过后再让他们去思考问题，我自己也要考虑。但是当前最要紧的是把他们治愈。我尽我所能保护他们，再没有别的了。”

    “对付谁呢？”

    里厄转身向着窗口，推测着远处墨黑的天空之下的大海。他感到的只是疲乏，同时又在抗拒一个突如其来而又无法理解的念头：想跟这个古怪而又给他亲切之感的人一诉肺腑之言。

    “我完全不知道，塔鲁，我可以发誓，我完全不知道。当我开始行医时，我干这一行有点迷迷糊糊，因为我需要干它，也因为这同其他行业一样，是年轻人所企求的行业之一。或许也因为，对像我这样一个工人的儿子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困难的行业。还有，得经常看着人死去。您知道有人就是不肯死吗？您听见过一个女人临死时喊叫‘我不要死’吗？而我却见到听到了。对着这种情景，我发觉自己无法习惯。那时我还年轻，我甚至对自然规律抱有厌恶的情绪。从此，我变得比较谦逊了，理由不过是我总不习惯于看人死去，此外我一无所知。但毕竟……”

    里厄中断了他的话，重新坐下，他觉得舌敝唇焦。

    “毕竟什么？”塔鲁慢腾腾地问。

    “毕竟……”医生继续说，但又犹豫起来，一边注视着塔鲁，“这是一件像你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事情，对吗？既然自然规律规定最终是死亡，天主也许宁愿人们不去相信他，宁可让人们尽力与死亡作斗争而不必双眼望着听不到天主声音的青天。”

    “对，”塔鲁表示赞同，“我能理解。不过您的胜利总不过是暂时的罢了。”

    里厄的面色阴沉下来，说道：

    “总是暂时的，我也明白。但这不是停止斗争的理由。”

    “对，这不是一个理由。不过，我在想，这次鼠疫对您说来意味着什么。”

    “不错，”里厄说，“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

    塔鲁对医生凝视了一会，而后起身以沉重的脚步走向门口。里厄也随后跟着走去。当他走近塔鲁时，后者好像低着头注视着自己的脚，一面说：

    “这一切是谁教您的，医生？”

    他立刻得到的回答是：

    “贫困。”

    里厄把书房的门打开，在过道上向塔鲁说他也要下楼，去看望在郊区的一个病人。塔鲁建议陪你一同前去。医生答应了。在过道的尽头，他们遇见了里厄老太太。里厄把塔鲁介绍给他。

    “一位朋友。”他说。

    “噢！”里厄老太太说，“我很高兴认识您。”

    当她走开时，塔鲁还转身看着她。在楼梯平台上，医生想按亮定时开关的照明灯，但灯不亮，楼梯一片漆黑。医生想这是否又是新的节约措施的结果，然而他又无从证实。若干时间以来，房屋里的情况和城市里的一切都乱糟糟。这也许是由于看厂］的和我们一般市民什么事都不再关心的缘故。但是医生没有时间作进一步的思索，因为身后的塔鲁又说话了：

    “还有一句话，医生，即使您听了感到可笑也罢：您完全正确。”

    里厄在黑暗里对自己耸了耸肩膀说：

    “老实说，我一无所知。您呢，您有什么想法？”

    “噢！”另一个平静地说，“我要懂得的东西不多。”

    医生站住脚，塔鲁在他后面的梯级上，脚滑了一下。他一把抓住了里厄的肩膀站稳了。

    “您认为对生活都懂了吗？”里厄问道。

    黑暗中传来了回答，声音同刚才一样平静：

    “是的。”

    当他们走到街上时，发觉时间已经很晚。恐怕已十一点了c城中静悄悄的，只听到一些轻微的悉索声，遥远的地方传来救护车的丁当声。他们跨进汽车，里厄发动了引擎。

    他说：“明天您得上医院来打防疫针。在着手干这个活儿之前，最后一句话是：您得考虑一下，您只有三分之一的生还机会。”

    “这种估计是没有意义的，医生，这您也同我一样明白。一百年以前，波斯的一座城市里的所有居民全部死于鼠疫，恰恰只有一个洗死尸的人活了下来，而他自始至终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

    “这不过是他保住了他那三分之一的机会而已，”里厄以一种突然低沉下来的声音说，“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确还要全部从头学起。”

    这时他们已到了郊区，路灯照亮了冷清清的街道。他们停了车。站在汽车前，里厄问塔鲁是否愿意进去，对方说好。大空的反光照亮了他们的脸庞。里厄突然发出一阵友好的笑声，说：

    “您说说看，塔鲁，什么东西驱使您想干这事的？”

    “我不清楚。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念。”

    “什么道德观念？”

    “理解。”

    塔鲁转身向房子走去，直到他们走进老气喘病患者家里为止，里厄没有再看到塔鲁的脸

镇州大萝卜

第二天起，塔鲁就着手干了起来，他组织起第一支队伍。以后又有许多小队纷纷成立。

    作者无意过分强调这些卫生防疫组织的重要性。的确，我们城里的许多人如果处在作者的地位，今天免不了要倾向于夸大它们的作用。但作者则趋向于这样的看法：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设想，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而恶毒和冷漠却是人们行动中常见得多的动力，这就是作者不能同意的地方。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正因为如此，对塔鲁所建立的卫生防疫组织应该给予一个充分符合客观的评价。也正因为如此，作者不愿大事歌颂良好意愿，而对英雄主义也仅仅给予恰当的重视。但他仍愿充当历史见证人的角色，记载下当时由于鼠疫造成的全体市民的痛苦和迫切的心情。

    那些献身于卫生防疫组织的人们并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勋，因为他们明白这是唯一非做不可的事，而在这种时候不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不可想象的。这些组织有助于我们城里的人对鼠疫有更深刻的认识，并在一定范围内使他们确信，鼠疫既已发生，那就应该进行必要的斗争。由于抗疫已成为某几个人的任务，它的实质也就摆在大家的面前，就是说，这是大家的事。

    这当然很好。但是教师该受到赞扬的不是因为他教人二加二等于四，而也许是因为他选择了这个高尚的职业。我们说，塔鲁和其他一些人选择了证明二加二等于四的道路而不是与此相反，这当然值得赞许，但我们也要说，就这个良好愿望而言，他们跟教师一样，跟一切与教师问有此心的人们一样。这是人类的光荣，因为这些人的数量要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多，至少作者是这样相信。作者也十分清楚地看到有人要提出不同的意见，说这些人冒有生命的危险。然而在历史上总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如果有人敢说二加二等于四就会被处死。教师也明白这一点。但问题不是要知道坚持这一道理的后果是得到奖励还是惩罚，而是要知道二加二是否等于四。对于那时我们城中那些冒生命危险的人来说，他们要确定的是：他们是否已被卷人鼠疫，以及应不应该同鼠疫作斗争。

    我们城中许多新的伦理学家当时说，做任何事都不会有什么用，还是屈膝投降为佳。而塔鲁和里厄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可能作过这样或那样的回答，但是结论总是他们所看清楚的东西：必须作这样或那样的斗争而不该屈膝投降。整个问题是设法使尽可能多的人不死，尽可能多的人不致永远诀别。对此只有一个办法：与鼠疫作战。这个真理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它只不过是理所当然而已。

    正因为这样，老卡斯特尔满怀信心，使出全部力量，就地取材制造血清，这是很自然的事。里厄同他都希望搞一种从横行全城的细菌中培养出来的血清，它可能比外地运来的血清具有更直接的疗效，因为当地的细菌同通常确定的鼠疫杆菌的形态略有不同。卡斯特尔期望很快获得他的第一批血清。

    正因为这样，那个丝毫称不上英雄的格朗现在担当起卫生防疫组织的秘书工作也是很自然的事。塔鲁所组织的一部分卫生防疫队专门在居民稠密地区从事预防保健工作。他们试图在那里采取必要的卫生措施，统计那些未经消毒的气楼和地窖。另一部分卫生防疫队跟随医生出诊，负责鼠疫患者的运输工作，甚至有时由于缺少专职人员，他们就充当运送病人和尸体的汽车驾驶员。这一切都必须做登记和统计作，格朗已接下了这项任务。

    从这一点看来，笔者认为格朗比里厄或塔鲁更具有代表性，他埋着头默默地工作的美德推动整个卫生防疫组织的工作。他怀着他那特有的善良愿望不假思索地用“我干”来回答一切。他只要求做些小事情出点力，其他的事，对他说来，年事太大，胜任不了。他每晚能把六到八点两个小时的时间贡献出来。当里厄向他热烈致谢时，他感到惊异：“这又不是最困难的事。有鼠疫嘛，应该自卫，这是明摆着的。啊！要是一切都像这么简单就好了。”说罢他又弹起他的老调来了。有些晚上，登记卡工作完毕后，里厄就同格朗聊起来，最后塔鲁也参加进来了。格朗以越来越明显的喜悦心情向他们两人倾诉自己的心事，而他们两人也兴致勃勃地注意着格朗在鼠疫中还不断干着的耐心细致的工作，他们自己也终于在其中找到一种精神放松的感觉。

    塔鲁常常会问：“女骑士怎么啦？”格朗则老是这样回答：“她骑着马在小跑，在小跑。”他说时露出勉强的微笑。一天晚上，格朗说他已决定不用“英姿飒爽”这个形容词而从此改用“苗条”这个词来形容他的女骑士。他又加上一句：“这比较具体些。”又有一次，他向他的两位听众宣读经过如下修改的第一句：“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土，跨着一匹富丽的枣骝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

    “这样更好些，对吗？”格明说，“我觉得改为‘在五月的一个清晨’比较好，因为‘五月份’中的这个‘份’字把小跑的节奏拉得太长了些。”

    其次他表示他正在为“富丽”这一形容词动脑筋。在他看来，这个词没有表现力，他正在寻找能够一下子就形象地描绘出他所想象的那匹豪华的牝马的词。“肥壮”不行，虽然具体，但有些贬义。“辉煌”这个词他曾考虑采用，但音韵不够谐和。一天晚上，他隆重地宣布找到了：“一匹黑色的枣骝牝马。”照他的说法，黑色含蓄地表示漂亮。

    “这不行。”里厄说。

    “为什么？”

    “枣骝这个词不说明马的品种而是指毛色。”

    “什么颜色？”

    “嗯……反正不是黑色。”

    格朗显得十分尴尬。他说：

    “谢谢，幸亏有您在这里，但您瞧，这是多么困难。”

    “‘华丽的’，您觉得怎样？”塔鲁说。格朗注视着他，一边沉思着说：

    “对，对！”

    他渐渐露出了笑容。

    过了些时候，他又承认“花”这个字使他伤脑筋。由于他除了奥兰和蒙特利马尔之外，别处都没到过，所以有时向他的朋友了解关于布洛涅树林小径上的花草情况。老实说，这些小径在里厄或塔鲁的印象中不像有过什么花，但是职员坚信不疑的态度倒使他们动摇起来了。他对他们的疑惑感到奇怪。“只有艺术家才懂得观察。”但是医生有一次看到他十分兴奋，他把“花径”二字改为“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①。他搓着手说：“这样一来啊，既看得到，又闻得着了。脱帽致敬，先生们！”他眉飞色舞地念着：“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华丽的枣骝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上。”但是，由于朗读的缘故，句子末了一连三个“的”字听起来很不顺耳，格朗嗫嚅着坐了下来，神情沮丧。接着他向医生告别，他需要再去考虑考虑——

    ①此处由于格朗推敲字眼，更换用词，因而在他所写的句子中，语法结构发生变化，译成中文，不易理解，故将译文略作改动。下文还有类似情况，不再另注。

    事后人们获悉，就在那一时期里，他在办公室里表现得心不在焉，而那时正是市政府人手短缺、事务繁忙的当儿，因此这种态度引起了人们的非议，他的工作受到了影响，为此，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提醒他说，他拿了工资就要完成他的工作，而他恰恰没有很好完成。负责人说：“听说您业余时间在卫生防疫组织里干义务劳动，这我不管，但我所要管的是您的工作；而在这困难的时刻，您要贡献您自己的一份力量，首先就应该做好您的本位工作。要不然的话，其余的工作都毫无用处。”

    “他说得对。”格朗对里厄说。

    “不错，他说得对。”医生表示赞同。

    “不过，我实在心不在焉，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那句子结尾的问题。”

    他想把结尾改为“在开满了花的树林中的小径上”，将“布洛涅”几个字删掉，认为反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样一来，“开满了花”的不一定是“小径”，也可能是“树林’了。他又考虑有没有改为“开满了花的树林小径”的可能性。然而他任意地把“树林”这个词夹在“开满了花的”和‘小径”的中间，也不妥帖，这对他真是个肉中之刺，不胜其苦。有几个晚上，他的确好像比里厄还疲劳。

    不错，这种推敲耗费了他全部精力，使他疲劳不堪，但是卫生防疫组织所需要的累计数据和统计数据的工作他还是继续完成。每晚他耐心地把卡片整理清楚，并加上曲线，慢慢地设法把情况说明得尽量精确。他经常到医院去找里厄，请医生为他在一个办公室或医务室里找一张桌子，他摆好文件，就好像在市政府的办公桌上一样地工作起来。在医院里飘浮着的浓烈的消毒剂气味和由疾病本身产生的气味中，他挥动着纸张使墨迹干燥。他那时一本正经地再不去想他的女骑士，专心致志地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不错，假如人们真的坚持要树立一些他们所称的英雄的榜样或模范，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此人有的只是一点好心和一个看来有点可笑的理想。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绝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这还将赋予这篇故事以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用真实的感情进行叙述，而真实的感情既不是赤裸裸的邪恶，也不是像戏剧里矫揉造作的慷慨激昂。

    这至少就是里厄医生在报上看到或广播里听到关于外界对这座疫城所发出的呼吁和鼓励时的感想。外界通过空运和陆运送来了支援物资，同时，每晚通过电波和报纸大量表示同情和赞扬的评论拥到了我们的孤城中来。但是每当听到这种歌功颂德的语调或词句高雅的演讲时，医生就觉得不耐烦。当然他知道这种关怀不是装出来的，但表示这种关心时用的只是人们试图表达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的套语，而这种言语就不能适用于例如格朗每日所贡献的一份小小力量，也不能说明在鼠疫环境中格朗的表现。

    有时到了深夜，人迹稀少，万籁俱寂，当医生要上床开始他非常短暂的睡眠时，他打开了收音机。从千万里外的天涯海角传来陌生而友好的声音，笨拙地试图说出他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情。说是说了，但同时又证实任何人都不能真正分担他所看不见的痛苦，处于这种无能为力的境地确是可怕的。“奥兰！奥兰！”声音徒然从海外传来。里厄也徒然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会儿，高谈阔论开始了，这使格朗同讲话者漠不相干的鸿沟越来越深。“奥兰吗？奥兰！”“别喊啦！”医生想，“爱在一起或死在一起，舍此别无他途。他们太远了。”

镇州大萝卜

瘟神此时正蓄足全力，准备扑向孤城，使其落入自己的掌握之中，在这鼠疫即将到达高峰的前夕，余下尚待叙述的就是那些像朗贝尔那样的最后几个人了。他们为了重新找到失去的幸福，从瘟神口边夺回他们严加保卫、不使受损的身家性命的一部分，长期来，不顾形式单调，拼命地进行活动，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拒绝接受威胁着自己的奴役c虽然表面上这种方式不见得比其他方式有效，但依笔者看来，确也有它的意义，而且，虽然怀有自炫的心情，甚至自相矛盾，它确能显示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自豪感。

    朗贝尔为了不让鼠疫的魔爪攫住自己，正在进行着斗争。当事实证明通过合法手段出城已无希望，他就告诉里厄，决定另找出路。记者首先从咖啡馆的服务员身上打主意，因为一个咖啡馆的服务员对什么都熟悉。但是他最初问讯的几个对象告诉他的，只是这类举动将会受到极其严厉的刑事处分。有一次他甚至差一点被人当成煽动出城者c后来还是在里厄家碰到了科塔尔，事情才算有了一些眉目。那一天，里厄同他谈到了记者在行政部门碰壁的事情c几天后，科塔尔在路上遇到朗贝尔，前者以自己近来在社交活动中所采取的无拘无束的态度来接待朗贝尔。他说：

    “一直毫无进展吗？”

    “对，毫无进展。”

    “不能指望机关，他们是不会理解人的。”

    “的确如此，我在另找门路，但这井不容易。”

    “啊！”科塔尔说，“我懂。”

    他知道一整套办法，向朗贝尔介绍了一番，使后者听了感到惊奇。他告诉朗贝尔，很久以来，奥兰所有的咖啡馆他都经常去，那里有他的朋友，他了解到有一个组织专干这一行。原来科塔尔近来花费很大，入不敷出，于是也从事配给商品的走私活动。他正在贩卖香烟和劣酒，这些商品价格不断上涨，使他发了点小财。

    “这种事您有把握吗？”朗贝尔问。

    “有，因为有人已向我建议过。”

    “那么您自己为什么不利用？”

    “您用不着不放心，”科塔尔露出一副老实人的神情说，“我没利用，因为我不想走。我有我的道理。”

    沉默一会后，他接着说：

    “您不想知道我的道理吗？”

    朗贝尔说：“我认为这跟我无关。”

    “在某种意义上，这的确跟您无关，然而在另一种……只有一桩事是明确无误的，这就是自从发生鼠疫以来，我在这儿感到好过了许多。”

    朗贝尔打断了他的话，问：

    “怎么能同这个组织取得联系呢？”

    “啊！”科塔尔说，“这可不容易。跟我来。”

    这时是下午四点光景，天气沉闷，全城变得越来越热了，所有的店铺都放下了遮阳布，路上已没有行人往来了。科塔尔和朗贝尔走在有拱廊的马路上，走了好久大家一言不发。这是鼠疫隐形遁迹的时刻：天地静止，万物失色，周围一片沉寂，可以说是盛夏特色，也可以说是发生鼠疫的情景。这使人昏昏然的空气，说不上来是由于灾情的威胁还是由于灰尘和懊热所致。必须留心观察和思索一番才能联系到鼠疫上去，因为它只有通过反面的迹象才显露出来。譬如说，那位同鼠疫密切相关的科塔尔，提醒朗贝尔注意狗已绝迹了，在平时，它们此时该侧卧在过道的出日处，喘着气，想凉快凉快而办不到。

    他们走上棕榈大街，穿过阅兵场，向海军区走去。靠左首出现一家漆成绿色的咖啡馆，外面斜张着黄色粗帆布遮阳。科塔尔和朗贝尔一边揩着前额，一边走了进去。他们在一张绿色铅皮桌子前的轻便折椅上坐下。店堂里空无一人，苍蝇嗡嗡地到处乱飞，摆不稳的柜台上放着一只黄色的鸟笼，里面有一只鹦鹉，全身羽毛下垂，垂头丧气地停在架子上。墙上挂着几幅陈旧的战争画，上面布满积垢和厚厚的蜘蛛网。所有铅皮桌子上，全都有不知从哪里来的已有点儿干的鸡粪，在朗贝尔面前的桌子也不例外。直到从黑暗的角落里发生一阵小小的骚动，跳出一只美丽的公鸡，这时他们才明白究竟。

    这时气温好像还在上升。科塔尔脱去上衣，在铅皮上敲敲。一个缩在蓝色工作长围裙里的矮个儿从屋子深处走了出来，远远地一看见科塔尔就向他打招呼，一边走过来一边向公鸡猛踢一脚把它赶跑，在咯咯的鸡叫声中问两位顾客要些什么。科塔尔要了白葡萄酒，并打听一个叫加西亚的人。据矮子说已有好几天没见他来咖啡馆了。

    “您看他今天晚上会来吗？”

    “嘿！”那人说，“我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您不是知道他的时间的吗？”

    “是的，但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不过有个朋友要介绍给他。”

    服务员在他的围裙上揩揩潮湿的手。

    “啊！这位先生也想干一下吗？”

    “是。”科塔尔说。

    矮子使劲儿吸了一下鼻子说：

    “那么，今晚再来，我派孩子找他去。”

    出去时，朗贝尔问这是什么名堂。

    “当然是走私的事。他们把东西从城门口搞进来，高价出卖。”

    “原来是这样，”朗贝尔说，“他们有同党？”

    “对”

    晚上，遮阳布已卷起，鹦鹉在笼中学舌，铅皮桌前坐满了只穿衬衫的人们。其中有一个，草帽戴在后脑勺上，穿着一件白衬衣，露出焦土色的胸脯。他见到科塔尔进来就站了起来。被阳光晒黑的脸上五官匀称，一双黑色的小眼睛，一口洁白的牙齿，手上戴着两三只戒指，看样子有三十来岁。

    “你们好，”他说，“咱们到柜台上喝酒会。”

    三杯下了肚，还没人吭声。

    于是加西亚开腔了：

    “出去走走好吗？”

    他们朝港口方向走去，加西亚问他们找他有什么事。科塔尔对他说，他把朗贝尔介绍给他不完全是为了买卖，而是为了他所谓的“出去一趟”。加西亚在科塔尔的前面，笔直向前走着，一边吸着烟。他提了些问题，谈到朗贝尔时称“他”，做出一副好像没有看见他在场的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

    “他的老婆在法国。”

    “噢！”

    过了一会又问：

    “他干的是哪一行？”

    “记者。”

    “干这一行的人话很多。”

    朗贝尔默不作声。

    科塔尔说：“这是一位朋友。”

    他们默默地向前走着，走到了码头，人口处有大栅栏挡着。他们向一家供应油炸沙丁鱼的小酒店走去，炸鱼的气味已扑鼻而来。

    “总之，”加西亚总结说，“这事不归我管，而是拉乌尔的事，我得去找到他，这事还不太好办呢。”

    “啊！”科塔尔激动地问道，“他藏起来了？”

    加西亚没有回答。走近小酒店时，他停下来第一次转向朗贝尔说道：

    “后天，十一点钟，城内高地，海关营房的角上。”

    他摆出一副要走的架势，然而又转向他们两人说：

    “这是要花钱的。”

    这是一种征求对方同意的表示。

    朗贝尔答应说：“那当然。”

    过一会儿，记者向科塔尔致谢，后者轻松地说：

    “噢，不必，为您服务我觉得高兴。况且您是个记者，有朝一日您会还我的情的嘛！”

    过了两天，朗贝尔和科塔尔登上通向城内高地的没有树荫的街道。海关营房的一部分房屋已改成了诊疗所，大门前聚着一些人。他们抱着探望一次病人的希望，当然这是不会获准的；他们或者想打听一些消息，而这些消息一个钟头以后就会过时了。这一群人在那里熙熙攘攘的，很热闹，加西亚和朗贝尔所以会的好在这儿见面，看来和这种环境不无关系。

    “真奇怪，”科塔尔说，“您执意要走。总的来讲，这里发生的事情还是相当有意思的。”

    “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朗贝尔答道。

    “噢！那当然，在这里要担些风险。不过，就是在鼠疫发生前，要通过热闹的十字路口不是也要冒同样大的风险么？”

    正在这时，里厄的汽车在他们的近旁停了下来。塔鲁在开车，里厄处于半睡眠状态。

    他醒后，就为他们作介绍。

    “我们认识的，”塔鲁说，“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

    他请朗贝尔搭他们的车到市区去。

    “不必了，我们在这里有约会。”

    里厄看看朗贝尔。

    “对。”后者说。

    “啊！”科塔尔吃惊地说，“医生也知情吗？”

    “预审推事来了，”塔鲁看着科塔尔，一面关照他说。

    科塔尔的脸色变了。果然，奥东先生顺着街以有力而规则的步伐向他们走来，走到这一小堆人面前时，脱帽招呼。

    “您好，推事先生！”塔鲁说。

    推事也向这两位坐车来的人问好，又朝站在他们后面的科塔尔和朗贝尔看看，庄严地向他们点头示意。塔鲁把领取年金的人和记者向他介绍了一下。推事仰头朝天看了一看，叹了一口气说，这真是一个苦闷的时期。

    “有人对我说，塔鲁先生，您在搞预防措施的实施工作，我不敢完全赞同。医生，您看这病还会蔓延吗？”

    里厄回答说应该希望它不会如此，推事也重复说必须永远抱有希望，因为上天的意图是无法窥测的。塔鲁问他当前的事件是否为他带来了额外的工作。

    “正相反，我们称为普通法的这方面的案件减少了，我干的只是严重违反新规定的案件的预审工作。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遵守老的法律。”

    “这是由于相比之下，这些老法律显得好一些，这是必然的事。”塔鲁说。

    推事一变原先双眼凝望着天空好像在寻思的样子，而以一种冷漠的神色看着塔鲁说：

    “这又有什么关系？法律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判决。我们对此也无能为力。”

    推事走了，科塔尔说：“那个家伙啊，他是头号敌人！”

    汽车起动了。

    过了一会，朗贝尔和科塔尔看见加西亚来了。他走过来并不向他们做出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还得等一等”来代替打招呼。

    在他们周围有一大群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她们手中几乎都拎着篮，妄想着这些东西能送到她们生病的亲人手中，更荒唐地希望她们的亲人能享用这些食品。门口由武装哨兵把守着。从大门和营房之间的院子里不时传出一声怪叫，这时在场的一些人都转过神色不安的脸向诊疗所望去。

    正当三个人观看着这一情景时，身后一声清楚而低沉的“你们好”的声音使他们回过头去。虽然天很热，拉乌尔仍穿得规规矩矩的。他身材高大而健壮，穿着一身深色双排扣子的服装，头戴一顶卷边的呢帽，面色相当苍白，一双棕色的眼睛，嘴巴经常紧闭着。拉乌尔说话急速而明确：

    “我们到城里去吧。加西亚，你可以离开我们了。”

    加西亚点了一支香烟，让他们三人离去了。他们随着夹在中间的拉乌尔的步伐快速地走去。

    “加西亚对我说明白了。事情可以办得到，不管怎样，这件事要花您一万法郎。”拉乌尔说。

    朗贝尔回答说他可以答应。

    “明天到海军区的西班牙饭店里同我一起吃午饭。”

    朗贝尔说一言为定，拉乌尔同他握手，第一次露出笑容。他走开后，科塔尔请朗贝尔原谅他第二天不能来，因为有事，反正朗贝尔也用不着他了。

    第二天，当朗贝尔走进西班牙饭店时，里面的人都掉过头来瞧着他。这个阴暗的地下室处在一条已被太阳晒干的黄色小街的低处，去那里吃饭的全是男人，大多数外表像西班牙人。坐在店堂尽头的一张桌旁的拉乌尔对记者打了一个手势，朗贝尔朝他走去，这时，瞧着朗贝尔的这些人面上好奇的神色顿时消失，重新各自进餐。与拉乌尔同桌的有一个瘦瘦的高个儿，胡髭没有剃净，肩膀宽得异乎寻常，头发稀少，脸长得像马面，从卷起的衬衫袖口中，露出一双长着黑毛的细长手臂。当朗贝尔被介绍给他的时候，他点了三下头。拉乌尔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讲到他时只是说：“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相信能够帮助您，他将让您……”

    这时女服务员走过来问朗贝尔要吃什么，打断了拉乌尔的话。

    “他将让您同我们的两个朋友取得联系，再由他们把您介绍给和我们合伙的几个守卫人员。但到那时事情还未全部解决，还要等到那些守卫人员认为有机可乘时才行。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他们中的一个人家里住上几夜，他家离关卡不远。但事先必须由我们的朋友替您作必要的联系，当一切安排妥当，也由他同您结算费用。”

    这位朋友再一次点点他的马头，一边不断地把甜椒和西红柿做成的拌凉菜捣碎，然后大口大口地往里吞。过一会儿他开腔了，稍微带一点西班牙口音。他建议朗贝尔第三天早上八点在教堂的门廊底下碰头。

    “还要等两天。”朗贝尔着重地提了一下。

    “这是由于这事不容易办，”拉乌尔说，“要找人嘛。”

    这匹马再次点一下头，朗贝尔不太热情地表示同意。在余下的午餐时间甲，大家寻找别的话题。等朗贝尔发现这匹马是个足球运动员后，时间就很容易打发了。他自己在这项运动中也有不少经验。他们谈到法国全国锦标赛，英国职业球队的才能以及W形的战术。午餐结束时，这匹马变得活跃非凡，他不用“您”而用“你”来称呼朗贝尔，并要他相信足球队的最佳位置是踢中卫。他说：“你知道，中卫是支配全局的，而支配全局，这才叫踢足球。”朗贝尔同意这种说法，虽然他是踢中锋的。不过他们的谈论被电台的广播打断了。收音机轻声地反复播送情意缠绵的乐曲后，开始报道说前一天死于鼠疫的人数为一百三十七人。在场的人全无反应。马面人耸耸肩膀站了起来，拉乌尔和朗贝尔也跟着起身。

    分手时，这位中卫有力地同朗贝尔握手说：

    “我叫贡扎莱斯。”

    这两天时间在朗贝尔的感觉中简直长得没完没了c他到里厄那里把全部行动详情告诉了他，然后陪着医生到一家病人家去出诊c走到一个等待着里厄、病情可疑的病人家门日，朗贝尔向医生告别。这时从过道里，传来一阵奔跑声和人声：他们在奔告家人医生来了。

    “希望塔鲁不要耽搁。”里厄低声说道。

    他样子看来很疲倦。

    “疫情发展太快了吗？”朗贝尔问。

    里厄说倒不是这点，统计表上的曲线甚至上升得慢了点，只是对付鼠疫的办法还不够多。

    “我们缺少物力，”他说，“在世界上所有军队中，一般都用人力来补救物力的不足，但是我们连人力也不够。”

    “外地不是来了医生和卫生人员么？”

    “是的，”里厄说，“十位医生和一百来个人，看起来不算少了。按照目前疫情，还勉强能对付，如疫情再发展就不够了。”

    里厄注意听着屋内的声音，然后向朗贝尔笑笑，说道：

    “对，您应该快点把您的事办成。”

    朗贝尔的脸上掠过一片阴影，低沉地说：

    “您知道，我不是为了这个才走的。”

    里厄回答说他知道这一点，但朗贝尔继续往下说：

    “我相信我不是个懦夫。至少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这方面我经受过考验。只是当我想到某些情况时，我就感到受不了。”

    医生直望着他的脸：

    “您会和她见面的。”

    “也许会，但是我一想到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下去，她在这段时间内会老起来，就不能忍受。三十岁的人要开始老了，必须抓紧一切机会。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

    里厄低声说他相信能理解。这时，塔鲁来了，很兴奋的样子。

    “我刚才去请帕纳卢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结果怎样？”医生问道。

    “他思考过后，答应了。”

    “我感到高兴，”医生说，“我高兴的是了解到他本人比他的布道要好。”

    “大家都一样，”塔鲁说，“就是要给他们机会。”

    他微笑着，向里厄眨眨眼睛。

    “给人创造机会，这是我一辈子要做的工作。”

    “请你们原谅，”朗贝尔说，“我要走了。”

    朗贝尔在约好的星期四那天来到教堂的门廊下，离开八点还有五分钟。空气还相当清新，在天空中飘浮着即将被上升的热气流一下子就吞没的圆圆的小朵白云。草坪虽然干燥，仍旧可以闻到从那里散发出来的一阵淡淡的潮气。东面屋后的太阳只晒热了装饰着广场的圣女贞德全身镀金的塑像的帽盔。一只大钟敲了八下。朗贝尔在无人的门廊下走了几步。从教堂内传来一阵模糊不清的诵读圣诗声，同时又涌来一股地窖和焚香混合的气味。突然，诵诗声停了，十来个矮小的黑色人影从教堂中出来，跨着急促的步子向城中走去。朗贝尔开始不耐烦了。又有一些黑色人影登上大石级向门廊走来。他点了一支烟，接着忽然想起这地方恐怕是不准抽烟的。

    到八点一刻，教堂里的管风琴低沉地奏了起来。朗贝尔走到了阴暗的拱顶底下。过了一会，在正殿中他看到那些在他面前经过的黑色的身影。他们都聚在一个角落里，前面有一座临时祭台，上面有刚刚布置好的一个由城内一家工场赶制出来的圣罗克像。这些身影跪在那里，似乎已蜷缩成一团，隐没在烟雾缭绕之中，就像一些凝固不动的影子，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其颜色不比那灰蒙蒙的雾气深多少。在他们上面，管风琴无休止地变换着曲调。

    当朗贝尔出来时，贡扎莱斯已从石级上走下来向城市方向走去。

    “我想您已经走掉了，”他对记者说，“这不足为怪。”

    他解释说，他在离此不远的地方等待约好在匕点五十分会面的几个朋友。但是他白白等了二十分钟。

    “这肯定遇到了什么问题了，于我们这一行总不会一帆风顺的。”

    他另订约会，定于第二天同一时间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会面。朗贝尔叹了日气，把呢帽向后一推。

    “没关系，”贡扎莱斯笑着说，“你要想一想：在球赛中需要有各种配合，进入对方阵地，传球，这一大套做完后才能射入一球。”

    “不错，”朗贝尔说，“但一场足球赛只要一个半小时。”

    奥兰阵亡将士纪念碑的所在地是唯一能看到大海的地方。这是一个不太长的散步场所，一边靠着俯瞰港口的峭壁。第二天，朗贝尔先一步到达约会地点，仔细地读着阵亡将士的名单。几分钟后，有两个人走过来，向他不动声色地望了一眼，然后走到散步处的栏杆边凭栏眺望，好像全神贯注地俯视着空无一人的港日。他们两人一样身材，都穿着一样的蓝裤子，一样的短袖子海军蓝色毛线衣。记者稍稍走远一些，去坐在一张长凳上以便从容地打量他们。他看出他们肯定不会超过二十岁。那时，他看到贡扎莱斯走了过来，并向他道歉。

    他说：“那就是我们的朋友。”说罢带他到两个青年那边，介绍两人的名字：一个叫马塞尔，一个叫路易。从正面看去，他们两人非常相像，朗贝尔估计他们是兄弟俩。

    “好吧，”贡扎莱斯说，“现在你们认识了，应该言归正传了。”

    不知是马塞尔还是路易说，还要等两天才轮到他们值班守岗，为期一周，必须看准一个最方便的日子行事。把守西门的共有四个人，另外两个是职业军人。谈不到把他们也拉进来。他们是靠不住的，何况这样还要增加费用，但是有些晚上他们这两个同事会到一家熟悉的酒吧间的后间里去消磨一部分时间。马塞尔——也可能是路易——建议朗贝尔上他们在关卡附近的家里去住，等待通知。这样，出城的事将毫无困难，但是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近来有人传说在城市的外围要设立双重岗哨了。

    朗贝尔表示同意，并从他剩下的香烟中拿了几支请他们抽。两人中那个还没有开过腔的就问贡扎莱斯费用有没有谈妥，是否可以预付一些钱。

    “不，”贡扎莱斯说，“用不着这样做，这是自己人。费用到走时再结算。”

    他们又订了一个约会，贡扎莱斯建议再过两天到西班牙饭店吃晚饭，然后他们从那里到这两位守卫的家里去。

    他告诉朗贝尔：“第一夜我陪你。”

    又过了一天，朗贝尔上楼回到他房间里去的时候，在旅馆的楼梯上同塔鲁对面遇上了。

    “我去找里厄，”后者说，“您愿意一起去吗？”

    “我总怕打扰他，”朗贝尔犹豫了一下子说。

    “我想不会，他跟我谈起您的许多事。”

    记者想了一会说：

    “我说，假如你们晚饭后有空的话，就是晚一点也不妨，你们俩都到旅馆酒吧间来。”

    “那得看他和疫情而定。”塔鲁说。

    里厄和塔鲁还是在晚上十一点来到了这又小又狭窄的酒吧间。三十来个人挤在那里高声交谈。这两位刚脱离疫城的寂静环境的来客停了下来，有些不知所措。当他们看到这里还可以买酒来喝时，就明白人们兴奋的原因了。朗贝尔在柜台的尽头，他坐在高凳上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就走到他的身边。塔鲁不动声色地把旁边一个在喧嚷的人推远些。

    “你忌酒吗？”

    “不，”塔鲁说，“正相反。”

    里厄嗅一嗅他玻璃杯中酒的苦草味儿。在这种喧闹声中讲话是困难的，而朗贝尔好像除了喝酒之外无暇他顾。医生还无法断定他是否已喝醉了。这狭小的屋子里除了他们喝酒的柜台外，剩下的地方只有两张桌子，其中一张座位上有一个海军军官，左右膀子各挽着一个女人，他正在对一个红脸的胖子讲述在开罗发生的一次斑疹伤寒的情况。他说：“有着集中营哪！这些集中营是为当地人设立的，搭了些帐篷来收容病人，但周围布满岗哨，如果病人家属企图把土方药偷偷地送进去的话，就会遭到枪杀。这是毫不讲人情的，但是做得对。”另一张桌子被几个装束人时的年轻人占着，谈话内容听不懂，声音湮没在放在高处的电唱机播放出来的《圣詹姆斯医院》的旋律中。

    “还满意吗？”里厄提高了嗓门说。

    “这事快了，”朗贝尔说，“也许就在这星期里。”

    “可惜！”塔鲁叫道。

    “为什么？”

    塔鲁瞧着里厄。

    “噢！”里厄说，“塔鲁说这句话，是因为他想您如果能呆在这里，您可以帮我们忙。而我倒非常了解您为什么要走。”

    塔鲁又请大家饮了一杯酒。朗贝尔从他那张高凳上下来，第一次正面看着他：

    “我能帮你们什么忙？”

    “这个，”塔鲁说，一边不慌不忙地把手伸向他的杯子，“可以到我们的卫生防疫组织里来。”

    朗贝尔又显出他那经常出现的带着一副倔强的神情思考问题的样子，重新坐到他的高凳上。

    “难道您认为这些组织没有用处吗？”塔鲁喝了一口酒说，他留神地看着朗贝尔。

    “十分有用。”记者说着，喝了一口酒。

    里厄注意到朗贝尔的手在发抖。他想，不错，这位记者肯定完全醉了。

    第二天，朗贝尔第二次走进西班牙饭店，他从一小伙人中间穿过，这些人把椅子搬到了门口，正在领略热气已稍退、绿树成荫、晚霞满天的黄昏景色。他们抽着一种味道辛辣的烟草。饭店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朗贝尔走到摆在屋子深处的桌子前坐下，他同贡扎莱斯第一次相遇就在这个地方。他告诉女服务员他要等人。那时是七点半，人们渐渐回到店堂里就座。开始上菜了，在低拱顶的餐厅里充满着餐具碰撞声和低低的谈话声。八点了，朗贝尔一直等待着，灯亮了，后来的顾客坐到了他的桌边。他点了菜。到八点半，晚餐吃完还不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前来。他抽了几支烟。店堂里的人渐渐少了。外面夜幕降下得非常快，从海面吹过来的一阵暖风微微拂动落地窗的窗帘。到了九点，朗贝尔发觉店堂里的人已走光了，女服务员惶惑不解地注意着他。他付了账走了。饭店对面的咖啡馆开着，朗贝尔进去坐在柜台边，留心看着饭馆的人口处。到九点半钟，他起身回旅馆，一路上白费心思地想着如何再找到不知住处的贡扎莱斯，一想到这一整套接洽步骤得从头开始，感到不知所措。

    正像他后来告诉里厄的那样，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救护车疾驶的夜里，他觉得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把他的妻子丢到了脑后，专心致志地思索如何在把他和她隔开的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切途径再次被切断的时刻，在他欲望的中心又出现了她的形象，一阵突然爆发的痛苦使他不禁拔脚向旅馆奔去，想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内心的煎熬，但它却始终紧追着他不放，使他头痛欲裂。

    次日一清早他就来找里厄，问他怎样才能找到科塔尔：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一步步地从头做起。”

    “您明晚来；”里厄说，“塔鲁要我去邀请科塔尔，我不知为什么。他十点来这里，您十点半来好了。”

    下一天，当科塔尔来到里厄家时，塔鲁和里厄正谈论着在里厄那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治愈病例c

    “十个中间只有一个，那是这个人运气。”塔鲁说。

    “啊！有这回事，”科塔尔说，“这不是鼠疫吧。”

    他们告诉他说这一点没错，确是鼠疫。

    “既然这个人治好了，那就不可能是鼠疫。你们跟我都知道，鼠疫是不会放过一个人的。”

    里厄说：“一般情况是这样，但使上一股牛劲，有时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科塔尔笑了。

    “看来不像。你们听到了今晚的数字没有？”

    塔鲁善意地看着这位领年金者说他知道数字，情况是严重的，但这又说明什么呢？这只是说明还要采取更为特殊的措施。

    “呀！你们不是已在做了吗？”

    “不错，但是必须做到每个人都把这当作自己的事。”

    科塔尔瞧着塔鲁，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塔鲁说没有行动起来的人太多了，又说瘟疫是大家的事，人人有责。志愿组织的大门是向每个人敞开着的。

    “这个主意不错，”科塔尔说，“但这一点用处也没有：鼠疫太厉害了。”

    塔鲁耐心地说：“等到一切办法全都试过以后，我们才能做出结论。”

    在他们讲话时，里厄在他的书桌上誊录卡片。塔鲁则一直打量着在椅子里焦躁不安的年金享受者。

    “您为什么不愿过来同我们一起干呢，科塔尔先生？”

    科塔尔好像受到冒犯似地站了起来，拿起他的那顶圆帽，说：“这不是我于的事。”

    然后他以顶撞的口气说道：

    “再说，我呀，我在鼠疫中间也过得不坏，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参加进来去制止它。”

    塔鲁拍拍自己的前额，恍然大悟：

    “啊！对了，我倒忘了，没有它您已被捕了。”

    科塔尔陡地跳了起来，急忙抓住椅子就像要跌倒似的。里厄搁下了笔，既严肃又关切地注视着他。

    “这是谁告诉您的？”靠年金吃饭的人叫道。

    塔鲁露出诧异的神色说道：

    “是您自己嘛！至少医生和我是这样理解的。”

    科塔尔一下子变得怒不可遏，说话语无伦次起来。于是塔鲁接下去说：

    “请您不要激动，医生和我都不会揭发您的。您的事同我们毫不相干。再说，警察局，我们从未对它有过好感。好了，请坐下吧。”

    科塔尔看看椅子，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过了一会，他叹了一口气。

    “这已是过去的事了，”他承认了，“而他们偏要旧事重提，我本来以为人们已忘记了，但是有一个人讲了出来。他们把我叫去，并告诉我在调查未结束前要随传随到。我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把我抓去。”

    “事情严重吗？”塔鲁问。

    “这要看您怎么说了。反正这不是一件血案。”

    “监禁还是苦役？”

    科塔尔显得十分沮丧。

    “监禁，那算我运气……”

    但过了一会儿，他用激烈的语气重又说道：

    “这是一个错误。任何人都难免有错误。但是我一想到因此要被带走，与家庭隔离，与习惯断绝，与我所有的友好分开，我就觉得不能忍受。”

    “啊，”塔鲁问，“就是为了这个，您才想到寻短见的吗？”

    “对，这是一件荒唐的事，毫无疑问。”

    里厄第一次开了口，他对科塔尔说他理解他的担心，但这一切或许会解决的。

    “噢，就眼前说，我知道一点也用不着担心。”

    “我明白了，”塔鲁说，“您是不会参加到我们的组织里来的。”

    科塔尔手里转动着他的帽子，抬头对塔鲁投以疑虑的眼光：

    “请不要怪我。”

    “当然不，但至少不要去故意散布病菌。”塔鲁微笑着说。

    科塔尔辩解说，并不是他要鼠疫来的，它要来就来了，目前鼠疫叫他财运亨通，这也并不是他的过错。那时朗贝尔刚来到门口，听到拿年金者正使劲地说：

    “何况，根据我的看法，你们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

    朗贝尔获悉科塔尔不知道贡扎莱斯的住址。但是再到小咖啡馆去候他总是可行的。他们约定第二天去。由于里厄表示想知道经过情况，朗贝尔就请他和塔鲁在周末晚上到他的房间里来找他，任何时候都行。

    早上，科塔尔和朗贝尔到了小咖啡馆，叫人传话给加西亚约好晚上见面，如有不便，顺延至第二天相见。他们白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加西亚到了，他静听着朗贝尔叙述经过。加西亚对情况不了解，不过他获悉为厂核查户口，有些地区曾禁止通行二十四小时。可能贡扎莱斯和那两个青年无法通过警戒线。至于他力所能及的，就是使他们重新同拉乌尔取得联系，当然这不可能在两天以内办妥。

    “我明白了，”朗贝尔说，“就是说一切都得重起炉灶。”

    两天后，拉乌尔在路角上证实了加西亚的说法：城市外围地区曾禁止通行。必须同贡扎莱斯再度取得联系。两天后朗贝尔同那个足球运动员一起进午餐。

    “我们真笨，”贡扎莱斯说，“我们早就该考虑好碰头的办法。”

    朗贝尔完全有同感。

    “明天早晨，我们到那两个小家伙家里去，把一切都安排好。”

    次日，两个年轻人不在家。他们只好留下一个约会的时间，定在第二天中午国立中学广场见面。朗贝尔下午回家时遇到塔鲁，他的面部表情引起了塔鲁的注意c

    “怎么，事情不成吗？”塔鲁问他。

    “重起炉灶搞累了。”朗贝尔说。

    他又再次提出邀请：

    “今晚请过来。”

    当晚两个人走进朗贝尔的房间时，他躺在床上。他起来在预先准备好的杯子里斟了酒。里厄拿起了他的酒杯问他事情是否正在顺利地进行。记者说他把全部环节从头至尾又干了一遍，现在已到达前一次同样的程度，他即将去赴最后一次约会。他喝了一口酒又说：

    “当然罗，他们还是不会来的。”

    “不要把这看成是一种规律嘛。”塔鲁说。

    “你们还没有懂得。”朗贝尔耸耸肩膀说。

    “没懂什么呢？”

    “鼠疫。”

    “啊！”里厄叫起来。

    “不，你们没有懂得，就是这个要叫人重起炉灶。”

    朗贝尔走到他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打开一台小型留声机。

    “这是什么唱片？”塔鲁问，“听上去怪熟的。”

    朗贝尔回答说是《圣詹姆斯医院》。

    在唱片放到一半的时候，远处传来两声枪响。

    “不是一条狗便是一个逃犯。”塔鲁说。

    过了一会，唱片放完了，可以听到一阵救护车的呼啸声，声音越来越大，在旅馆房间窗口下面经过，渐渐微弱，直至最后完全消失。

    “这张唱片听了使人怪难过的，”朗贝尔说，“我今天已足足听了十遍了。”

    “您那么喜欢它？”

    “不，但我只有这一张。”

    过了一会儿，朗贝尔又说：

    “我对你们说还得重起炉灶哪！”

    他问里厄卫生防疫队工作进行得怎样。里厄回答说有五个队在工作，希望再组织一些。记者坐在床边，好像一心专注在他的指甲上。里厄打量着他蟋曲在床边的粗矮壮健的身形。忽然他发现朗贝尔在注视着他。朗贝尔说：

    “您知道，医生，我对你们的组织考虑得很多。我没有和你们一起工作，有我的理由。还有，我认为自己还是个不怕冒生命危险的人。我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是在哪一边？”塔鲁问道。

    “失败者的一边，但从那时起，我思考了一些问题。”

    “思考什么？”塔鲁问。

    “勇气。现在我明白人是能够做出伟大的行动的c但是如果他不具有一种崇高的感情的话，那就引不起我的兴趣。”

    “我的印象是，人是任何事情都能干的。”塔鲁说。

    “不见得，他不能长期受苦或长期感到幸福，因此他做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来。”

    他看了他们一眼又说：

    “您说说，塔鲁，您能为爱情而死吗？”

    “我不知道，但目前看来不会。”；

    “对啦，但您能为理想而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为理想而死的人我是看够了。我并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这并不难，而且我已懂得这是要死人的事。使我感兴趣的是为所爱之物而生，为所爱之物而死。”

    里厄一直留神倾听着记者的话，始终望着他。这时他和颜悦色地说：

    “人不是一种概念，朗贝尔。”

    对方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激动得脸色通红。

    “人是一种概念，不过，一旦脱离了爱情，人就成为一种为时极短的概念。而现在正好我们不能再爱了，那么，医生，让我们安心忍耐吧。让我们等着能爱的时刻到来；如果真的没有可能，那就等待大家都得到自由的时候，不必去装什么英雄。我嘛，只有这点想法。”

    里厄站了起来，好像突然感到厌倦起来。

    “您说得对，朗贝尔，说得完全对，我丝毫没有叫您放弃您想干的事情的意图，您的事我认为是正确的，是好的。然而我又必须向您说明：这一切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而是实事求是。这种想法可能令人发笑，但是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指什么？”朗贝尔突然严肃起来问道。

    “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义。但是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是做好我的本分工作。”

    “啊！”朗贝尔怒气冲冲地说，“我不知道我的本分工作是什么。我选择了爱情，也许这事儿做错了？”

    里厄面对着他，有力地说道：

    “不，您没有做错。”

    朗贝尔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

    “你们二位，我看你们在这一切活动中，一点也不会失去什么：在正路上走嘛，总是容易的。”

    里厄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

    “走吧，我们还有事呢。”

    他走了出去。

    塔鲁跟在他后面，但刚走出去又改变了主意，回过头来对记者说：

    “您知道吗，里厄的妻子在离这里儿百公里之外的一个疗养所里？”

    朗贝尔做了一个表示惊异的动作，但塔鲁已走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朗贝尔打了个电话给里厄：

    “在我找到离开这座城市的办法之前，您能同意我跟你们一块儿干一阵子么？”

    对方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接下来说：

    “行，朗贝尔。谢谢您。”

镇州大萝卜

由于鼠疫而受到囚禁的人们就这样在整整一周中不断地努力挣扎着。其中也有一些像朗贝尔之辈的人，显然还存在着幻想，自以为仍是自由的人，可以自行作出抉择。但事实上可以说，到了八月中旬，瘟神的黑影已笼罩住一切。个人命运已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一边是鼠疫，一边是众人共同的感受。各种感受中最严酷的是分处两地和放逐之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和反抗情绪。在这热浪和疫潮双双达到顶峰时期，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总的情况叙述一下，并举些具体例子，谈谈活人的激烈行动，死者的埋葬经过和情人们两地相思之苦。

    那一年，六月刚过就刮起风来，一连几天疫城上空风势不衰。奥兰居民向来特别怕风，因为城市建在高原上，毫无天然屏障，因此大风能长驱直人，横扫街巷而威力不减。数月来，城里没下过一滴雨，到处罩上一层灰色外衣，被风一刮，纷纷脱落，尘土与废纸齐飞，不断打在越来越少的散步者的腿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些人用手帕或手捂住嘴，俯着身子在街上快步疾行。过去到了晚上，人们总是成群地聚在一起，尽力把日子拖得越长越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一天都可能是自己的末日，现在则不然，人们遇到的是三三两两地急急忙忙想赶回家去或到咖啡馆去的行人。几天来黄昏来得更早，街上行人绝迹，只听到不断的凄厉的风声。从那白浪滔天而从城里又见不到它的大海里吹上来一股夹着盐和海藻的气味。这座荒无人踪的城市，尘埃遍地，海水的味儿扑鼻，狂风呼啸之声不绝，宛若一座孤零零的岛屿在低声哀鸣。

    迄今为止，鼠疫造成的死亡在居民拥挤、条件较差的外围地区远远多于中心区。但它似乎骤然挨近市中心，侵人了商业区。居民们归咎于大风把病菌吹了进来。“它把事情搞复杂了，”医院院长说。不管怎样，当中心区的居民听到黑夜里越来越频繁的救护车铃声在他们的窗前经过，响起了瘟神阴沉无情的召唤时，就意识到轮到自己的时刻到了。

    在城里，人们又把某些鼠疫特别猖撅的区同其他各区隔离开来，除了工作上绝对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离开。住在这些隔离区里的居民当然要认为这项措施是专门要使他们难堪，不管怎样，对比之下，他们倒把其他各区的人，看成是自由的人了。反过来，后者一想到别人比他们更不自由时，在困难重重的时刻里便会感到某种安慰：“还有比自己关得更严的人呢！”这句话总结了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希望。

    大约就在这一段时期里，火灾次数有所增加，特别在西城门那里的娱乐中心地区。据调查，有些检疫隔离完毕回家的人，由于遭到飞来横祸，亲人死亡，因而精神失常，纵火烧屋，幻想烧死瘟神。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制止这种行动，因为这种纵火不断发生，加上狂风助威，使一些地区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人们尽管提出证据说明当局采取的房屋消毒措施已足够消除感染危险，但依旧无效，于是不得不颁布极为严厉的刑法来对付那些无辜的纵火犯。可是，毫无疑问，使这些不幸的人望而生畏的并不是徒刑本身，而是因为全体居民没有一个不知道判处徒刑等于判处死刑，理由是根据统计，市监狱中的死亡率非常之高。这种想法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理由很明显，瘟神打击得最凶的对象似乎就是那些一向过着集体生活的人：士兵、修道士和囚犯。在监狱中，尽管其中有些在押犯是单独监禁的，但仍不失为一个集体生活单位，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市监狱中无论看守人员或犯人都同样有被瘟神攫走生命的。在瘟神的傲慢的眼里，任何人，上至典狱长，下至最卑微的在押犯一概被判了刑。全监上下绝对公平，这也许还是第一次。

    在各种身份平等化的现象面前，当局试图推行一种等级制度，设想出一套颁发勋章给执行任务期间死亡的看守人员的办法，但仍解决不了问题。鉴于戒严令已经颁布，从某个角度看来，可以把监狱看守人员看作是动员入伍的军人，因此对这些死去的人员追发军功勋章。当然犯人对此不会提出任何抗议，但军界却不能同意，而且很有理由地指出，这样做法可能会遗憾地使公众思想产生混乱。他们提出的要求得到了同意，大家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死去的看守人员改发抗疫勋章。可是对以前死去的看守人员已经错授了军功勋章，也就不能再要回来，而军界方面对此却仍保持他们原来的看法；另一方面，抗疫勋章有它的弱点，起不到军功勋章能起的精神方面的作用，因为在疫病流行期间，取得一枚这种性质的勋章实在是不足为奇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

    另外，管理监狱不能像管理修道院那样，更不能像管理军队那样。城中仅有的两处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已暂时分散居住到虔诚的教徒家中去了。与此相仿，每当情况许可，一连一连的士兵便离开营房去驻在学校或公共建筑里。这样，表面上疫病迫使市民处于一种被围困者紧密团结的状态中，但同时却把传统的团体搞得四分五裂，使其中成员重又进入孤立状态，这些都造成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大风劲吹，可想而知，必然也在某些人心头引起熊熊大火。深夜中城门又数度遭到袭击，但这次冲杀的是手持武器的小组。双方相互射击，伤了几个，逃出城去几个。守卫加强了，动乱很快平息，但已足够在城里引起一股暴动之风，出现了一些暴力的场面。一些出于防疫原因而被焚或被封的房屋遭到了抢劫。当然很难断定这些行为是否出于预谋。在大部分情况下，往往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机会促使一些素来令人尊敬的人做出一些应受谴责的举动，而且旁人立即群起效尤。比如：一所房子起火了，一些发狂的家伙会当着痛苦得发呆的房主的面，冲进那熊熊烈火还在燃烧的房子中去。看到房主没有反应，许多围观者也会学样。于是在被火光映红的阴暗街道上，只见许多黑影四处奔逃，这些影子在行将熄灭的火光映照下，肩上扛着各种物件和家具，一个个都变得奇形怪状。由于发生这类事故，当局被迫把出现鼠疫的状态当作戒严状态来处理，并采用一切与此有关的法律。两个盗窃犯被枪决，但这在人们心中是否产生效果颇令人怀疑，死人的事已司空见惯，处决两个人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根本不会被注意到。说实在的，此类趁火打劫的场面经常重复出现，而当局似乎视而不见。唯一能使全体居民感到震动的措施是宵禁。从十一点开始，全城一片漆黑，成了一座毫无生气的石头城。

    月光下，它的灰白色的墙和笔直的街道排列得整整齐齐，看不到什么树影夹杂其间，听不到行人脚步声或犬吠声。在这种情景下，这座庞大的静悄悄的城市只是一些死气沉沉、厚实的方形建筑物的聚合，在它的行列之间，竖立着一些默不作声的人像，那是被遗忘的行善之人，或是过去的大人物，如今封闭在青铜之中。唯有这些石质或金属雕像的模拟的人脸还在试图使人想起这里曾有过人类，虽然形象已暗淡了。在愁云密布的天空下，在死一般沉寂的十字街口，这些平庸的偶像，粗野无情的雕塑，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气概，象征着我们已进入了那九泉之下的幽冥王国，至少是象征这王国最后的命令，指示人们进入墓窟，那里鼠疫之神，沉沉的石块和漫漫的长夜将使一切声音消失。

    长夜同时也已笼罩了人们的心灵，市民们在听到有关埋葬事宜的传奇式的报道后增加了不安。埋葬的情况不得不讲述一下，笔者对此感到非常抱歉。他也知道免不了因此要受到人们的指责，他唯一能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就是在整个这段时期里埋葬的事儿是不少的，而且从某个方面来看，笔者也和所有同城的人一样不得不关心埋葬的事。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等于说他对此等仪式发生兴趣，正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活人的社会，比如说，海滨浴场。但是海滨浴场已被封掉，活人的社会整天胆战心惊地害怕不得不在死人的天地面前让步，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当然人们总可以想方设法不去看这个事实，把眼睛捂住，拒不承认，然而明摆着的事实却具有雷霆万钧之势，最终将席卷一切。有朝一日，当您的那些亲人需要安葬时，试问您有什么办法拒绝让他们人土？

    一开始，葬礼就有一个特点：快速！一切手续悉行简化，殡殓仪式一概取消。病人死时亲属都不在身边，守尸礼节又被禁止，因此晚间死去的人只能独自过夜，白昼死去的人则立即安葬。当然死者家属是得到通知的，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属是来不了的，因为如果他们曾在病人身旁呆过，则现在正接受检疫隔离，如果不是和死者住在一起的，那也只能按规定的时间前来，所谓规定时间，那就是出发前往公墓的时间，那时尸体早已擦洗干净，被放入棺材。

    我们假定这项过程发生在里厄医生领导的辅助医院中吧。这所由学校改成的医院的主楼后面，有一个出口。通向过道的一间很大的平时堆放杂物的屋子里，停放着许多棺木。在过道中死者家属可以看到一具灵柩，已盖了棺。于是立即进行最重要的手续：请家长在文件上签字。然后把棺木抬上汽车，可能是一辆真正的灵柩车，也可能是一辆经过改装的大救护车。死者家属上了一辆出租汽车——那时出租汽车还准许驶行，车辆沿着外围地区的马路风驰电掣一般开向公墓。到了城门口，守卫拦住了车队，在官方通行证上盖上一个戳子——没有这个戳子就无法获得市民们称之为“最后归宿地”的墓穴——然后闪过一边，让出通路，车辆就开到一方冢地边上，那里有许多墓穴等着人去填满。一位神甫在那里候着尸体，因为教堂里的宗教追思仪式已被取消。棺材在祈祷声中抬出车外，用绳子捆好，拖了过来，滑下穴去，碰到了穴底，神甫才挥了几下洒圣水器，第一铲土就已投在棺盖上，土屑乱进。救护车已先一些时候开走，以便浇洒消毒水。当一铲铲土投在棺木上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时，死者家属已钻进出租汽车，一刻钟以后又回到了家里。

    这样全部过程确是以最大的速度来完成而且把危险性也减到了最低限度。毫无疑问，至少在最初阶段，这种做法显然使家属心中感到难受，但在鼠疫期间，这也就无法考虑了：为了效率，一切都得牺牲。开始时，上述办法使居民精神上受到一定打击，因为希望葬礼举行得隆重得体的愿望是很普遍的，超过人们的想象。幸好不久食品供应问题变得棘手起来，于是居民的注意力就被转移到更迫切的问题上来了。如要吃饭，就必须排队，交涉，办手续，忙于此事后，就无暇顾及周围的人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以及自己有朝一日又将怎么样离开世界。所以，这些物质上的困难本应是坏事，后来却变成了好事。正如前面已看到的，如果鼠疫已停止蔓延，情况本当不坏。

    由于棺木渐渐少了，裹尸用的布和公墓中的穴位都不够用了，必须开动脑筋。看来，最简单的办法，而且还是从效率出发，就是埋葬仪式一组一组地进行，必要时救护车在医院和公墓之间多开上几个来回。在里厄工作的医院里，现存棺木只有五具。一等全部装满了，救护车就来运走。到了公墓，从棺中取出铁青色的尸体，装在担架上放在特设的棚中等着。棺材浇过灭菌溶剂后，又再运回医院；同样的操作重新开始，次数按照需要而定。这项工作组织得不错，省长颇为得意，他甚至向里厄表示，总的看来，这比历史上有关鼠疫的记载中所说的由黑人拉运尸车的情况要好些。

    “不错，”里厄说，“埋葬是同样的，但我们现在还做登记卡，这个进步是抹杀不了的。”

    尽管当局取得这点成就，可是目前履行的手续使人感到不快，因此省府不得不禁止死者亲友走近现场，只允许他们走到公墓门口，而且这还不是公开允准的，因为最后一项埋葬仪式已经有所变动。在公墓的尽头，在一块除了乳香黄连木，其他一无所有的空地上刨了两个大坑，一个埋男尸，一个埋女尸。从这点看来，当局还是尊重礼仪的，只是过了很久以后，迫于形势，方才连这最后一点廉耻之心也丢了：不分男女乱七八糟地往里堆，什么体统也不顾了。幸而这种后来发生的混乱现象出现在瘟疫已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现在报道的还是男女分坑时期的情况，那时省府对这一点还很重视。在两个坑的底部堆着厚厚的一层生石灰，沸腾着，热气直冒。坑边上生石灰堆得像座小山，无数气泡就在流通的空气中噗噗破裂。救护车运输完毕，担架排成行列抬了过来，让赤裸的。微微弯曲的尸体滑到坑底，大致上还是一具接着一具排整齐。这时先覆盖上一层石灰，然后掩土。泥土只覆盖到一定高度为止，以便留下地方接待“新客”。第二天，家属被叫来在登记册上签字，这标志着人和其他动物，例如狗，这两者是不同的：凭此日后还可核查。

    要完成所有这些工作，这是需要人手的，可是人手看来随时就要不足。这些护士和埋尸人员开始是公家雇佣的，后来是临时凑起来的，其中许多人也死于鼠疫：不管免疫措施多么严密，总有一天会传染上。可是仔细想一下，最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发生瘟疫的整个时期中，干这一行的人始终没有缺少过。最危急的时期是在疫情达到最高峰之前不久的那些日子，里厄医生那时确实不能不担忧了，因为无论是办事人员或他称之为干粗活的人，都感到缺乏人手。可是等到鼠疫真正席卷全城时，那过度的危害反而带来了方便，因为疫病破坏了全部经济活动，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者。一般情况下，无法从这些人中招募到办事人员，但对干粗活的人手却不必担心。从那时开始，贫困的力量超过了恐怖心理，尤其因为劳动报酬与危险程度成正比的缘故。卫生机构手头就有一连串的申请工作者的名单，一等有了缺额，就马上通知名单上开头的几个人，这些人除非在等待期间本人也成了缺额，否则是决不会不应召的。许久以来，省长一直犹豫着是否要动用判过有期或无期徒刑的囚犯来执行这项工作。但现在这一来，就可不必采取这个极端的办法，因此只要失业者一日不断，他就同意继续采用目前这种办法，以后再说。

    直到八月份为止，市民们总算能凑合着被带到他们的最后归宿地，虽然不一定诸事如仪，至少还不致乱不成章，而行政当局也因能尽到责任而心安理得。不过现在我们得把事件的后面一部分提前叙述一下，以便把最后所采取的步骤作一报道。从八月开始，疫情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死者的数字大大超过那小小的公墓所能容纳的数量。墓地的一部分围墙被拆掉，为死者打开一个缺口进入到邻近的土地上去，但仍无济于事，还得赶快另想别法。先是决定埋葬工作在夜间进行，可以一下子免去某些规矩仪式：在救护车里的死尸可以越堆越多。有些越轨的夜行者在宵禁时间开始后还逗留在外围地区（或是因工作关系而到那里去的），他们往往会遇到那些长长的白色救护车，飞也似地疾驰，暗淡无光的铃儿的当当声在深夜空荡荡的街上发出回响。尸体被急急忙忙地抛人坑中，晃动尚未停止，一铲铲的石灰便已压到了他们的脸上，然后黄土一掩，便把他们连同姓名一起埋葬完毕，而那些坑儿也越挖越深了。

    过不多久，人们不得不另作打算，扩充地盘。省府一纸公文征用了永久出租墓地，将挖出的尸体全部送往火葬场焚化。不久，死于鼠疫的人的尸体也不得不送去烧掉了事。为此，城外东郊的旧焚尸炉又得利用起来。站岗的守卫线又往外挪了些，有一位市府职员提了一个意见，建议使用过去沿着海滩峭壁旁的道路行驶的电车来运尸——这些电车当时已被搁置一旁，停止行驶。这一来大大方便了行政当局的工作。于是便把电车的机车和拖车内的座位全部拆掉，把路线改道，通向焚尸炉，这样焚尸炉便成了电车路线的终点站。

    在夏季末尾以及连绵的秋雨时期，每天到了子夜，就能见到这些没有乘客的奇怪的电车沿着海滩峭壁摇摇晃晃地驶过。居民们终于弄清楚了这是怎么回事。尽管巡逻队禁止人们走近陡坡，还是时常有人三三两两地钻进俯瞰海滩的岩石丛中，在电车经过时把鲜花扔进拖车车厢中去。夏日夜晚，一直可以听到这些载着鲜花和尸体的车辆颠簸行驶的声音。

    开始几天，曙光初现时，一股奇臭的浓烟弥漫在东区上空。根据所有的医生的判断，这种散发出来的气体虽不好闻，却对任何人都无害处。但该区居民却坚信这样一来鼠疫便会自天而降，纷纷扬言要离开居住地区，于是当局被迫设计出一套结构复杂的管道使烟雾绕道改向，居民方始安定下来。只有在刮大风的日子里，从东面吹来一阵难以形容的味道时，人们才想起周围环境不同往常，鼠疫的火焰每晚吞噬着它的牺牲品。

    这就是瘟疫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不过幸而疫情后来没有变得更为严重，因为人们已开始怀疑机关的创造性，省府的手段，甚至焚尸炉的容量，是否已经应付不了形势。里厄获悉当局已考虑过一些绝望中的解决办法，譬如说将死尸抛人大海，他的脑海中很自然地浮现出一幅蓝色的海面上漂浮着可怕的残骸的景象。他也明白如果统计数字继续上升的话将会出现什么局面：那时效率再高的组织机构都将束手无策；尸体堆积如山，就在街上腐烂起来，而省府对此一筹莫展；在市里的公共场所，可以看到垂死者怀着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仇恨和毫无意义的希望死命地缠住活人。

    总之，就是这些明显的事实和担心害怕的心情使我们的市民经常处于流放和分离的感觉之中。关于这方面，笔者深感遗憾没有什么真正引人注目的事可报道，如某个鼓舞人心的英雄人物或某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像老故事中屡见不鲜的例子那样。这是因为没有比一场灾难更缺乏戏剧性的东西了，而且大的灾祸，由于时间拖得很久，往往是非常单调的。根据亲易经历过的人们的回忆，鼠疫的可怖的日子并不像烧个不尽的残忍的大火，而却像一种永不停止的践踏，其势所至，一切都被踩得粉碎。

    不，鼠疫和在瘟疫开始时期久久盘踞在里厄医生头脑中的惊心动魄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一开始，鼠疫是通过一套谨慎小心、运行有效、无可指摘的行政措施表现出来的。顺便加上一句：笔者为了不歪曲任何事实也不违背他个人的想法，尽力做到客观。他不愿通过艺术加工使任何东西失去真实，除了不得已为了使故事有些连贯性时才这样做。正是出于客观的要求，他才说：这段时期中最普遍、最深重的痛苦固然是别离，而且完全有必要把鼠疫的这一阶段的情况实事求是地重新描绘一遍，可是也得承认这种痛苦本身已失去了它的悲怆性。

    市民们，或是退一步说，那些被相思之苦纠缠得最深的人能否适应他们的处境呢？说他们能够适应，那大概是不完全正确的。恐怕更确切的说法是，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正在尝“魂销形瘦”之苦。鼠疫开始发生时，他们清晰地回忆得起失去的人儿，苦苦思念。然而尽管对对方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尽管对心上人幸福高兴的某一时日丝毫不忘，他们却想象不出就在他们思念的此时此刻，远方的人儿究竟在做些什么。总之，记忆有余，想象不足。到了鼠疫的第二阶段，连记忆也已消失。并不是说他们忘了心上人的脸容，而是——其实结果也差不多——失去了心上人的肉体，他们在自己身体内部感觉不到心上人的存在。在最初几个星期中，令他们怨恨的是怀中与之温存的人只是个影儿，接下来的感觉是这个影儿愈来愈没有血肉了，连记忆中的一丝颜色也已褪个干净。待到分别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已无法想象过去亲身体验过的卿卿我我的生活，甚至连过去曾有过一个生活在一起、随时可用手触摸到的人儿这一回事也感到不可思议起来。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已进入鼠疫的境界，这境界越是平淡无奇，对他们的影响也越大。没有一个人还有什么崇高的情感，大家的情感都同样平凡单调。“该是收场的时候了，”市民们都这样说。这样说的原因，一方面是疫病横行时盼望共同的苦难快点结束是很正常的事，另一方面是事实上他们也真是这样盼望着的。但讲这句话时，初期的冲动和怨气已没有了，只是脑筋还算清楚，但已脆弱无力。开始几周内的野性十足的冲动已为一种沮丧情绪所代替，这种状态如果当作是逆来顺受当然不对，但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暂时的认可。

    我们的市民们已不再违抗，他们像人们所说的，已适应环境，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当然他们带着一副痛苦不幸的姿态，但已感觉不到它的煎熬。也有人，如里厄医生，就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以往这些别离者还不能算真正的不幸，他们的痛苦中还存在一线光明，现在连这一线光明也已消失。他们呆在路角上，咖啡馆中，或是朋友家里，静悄悄的，心不在焉，眼里带着如此厌倦的神情，以致整座城市有了这样一群人在里面就像一间候车室。有工作的人干起活来也和鼠疫的步态一样：小心翼翼而又不露声色。每个人都变得不骄不躁。别离者谈到不在眼前的人儿时，第一次不再快快不乐。他们用的是相同的语言，用对待有关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别离情况。在这以前，他们绝不同意将他们的苦恼和全城人共同的不幸混为一谈，现在也接受把它们掺在一起了。失去了对过去的回忆，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已置身于当前的现实之中。说实在的，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成了眼前的事。必须说上一句：鼠疫从大家身上带走了爱情，甚至友谊，因为爱情总得有一些未来的含义，但这时对大家来说，除了当下此刻，其余一无所有。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所有的别离者确实都会走上这条路，但到底是有早有晚的，而且即使到了这种地步，还会有瞬间的旧梦，短暂的回忆，霎时的清醒，为这些患相思病的人带来更痛苦、更敏感的旧创复发。有这么一些时刻，为了消闲解闷，他们会计划一番鼠疫结束后的生活。有时他们触景生情，会料想不到地受到一种莫名的嫉妒心理的刺伤。另一些人在一星期的某些日子里会突然振奋起来，摆脱了麻木不仁的状态，例如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因为当亲人尚在身边时，这两天就是他们习惯地进行某些活动的日子。有时到了傍晚，一阵伤感攫住了心灵，向他们预示：往事又要在脑海里重现——当然也不一定准会如此。这傍晚时分对宗教信徒说来是反省的时候，但对囚徒和流放者说来，却是难受的当儿，因为他们除了空虚感之外别无可反省的内容。在这个时刻里，他们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但不一会儿，又回到精神麻痹的境地，重新置身于鼠疫的囹圄之中。

    他们已懂得，在这种境界中，就得放弃更切身的私事。这和鼠疫刚出现时不同：那时，萦回脑际的尽是个人琐事，一点一滴也放不下，别人的生死则与己无关，他们的生活经验仅限于个人；现在，他们也开始急人之所急，你我不分了，他们头脑中出现的是大家一样的想法，他们的爱情也成了最抽象的概念。他们已完全听凭瘟神摆布，即使有时也希望些什么，但这只是在睡梦之中，甚至当头脑中出现这样的想法：“这些腹股为淋巴的事儿啊，快快过去吧！”这时，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奇怪。事实上他们都已进入梦乡，整整这一段时期不过是一场黄粱大梦。城中居民都是些白日做梦的人，只有很少这么几次，在深夜中，表面上已愈合的伤口突然开裂，这时他们才算真正清醒一下。惊醒过来后，迷迷糊糊地触摸一下又痒又痛的伤口边缘，旧创突然带着一股新的力量复发，随之而来的是爱人的悲哀的面容。晨光一现，他们重又面临灾祸，也就是说返回机械的生活中去。

    人们也许要问，这些别离者的模样究竟像什么？很简单，他们什么都不像，或者可以说，他们像所有的人，一副大家都具有的模样。他们分担着城市的沉寂和孩子气的骚动。他们失去了议论是非的习惯，换上了泰然自若的神情。比如说，他们之中有一些最聪明的人也装模作样地像别人一样看报听广播，寻找些根据以说明鼠疫即将过去，似乎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再不然读了某个无聊到叫人直打呵欠的新闻记者信手拈来的一篇述评，便毫无根据地恐慌一番。剩下的人中，不是喝喝啤酒，便是照料病人，不是没精打采，便是筋疲力尽，不是把卡片归归档，便是听听唱片，大家都是彼此彼此。换句话说，他们已不再挑这拣那了。鼠疫将辨别优劣的能力一扫而尽。这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没有人在购买衣服和食物时再计较质量，来者不拒，一概接受。

    最后，可以说那些与亲人分处两地的人也已失去了瘟疫发生时起到保护作用的奇怪的特权，爱情的自私心理已消逝，由此得到的好处也随之化为乌有。至少现在看来，情况已明，疫病已成为与大家有关的事。城门口枪声呼呼，一下下盖的戳印有节奏地敲出了我们的生和死，一场场火灾，一张张档案卡片，一片恐怖的气氛，一项项礼仪手续伴随着经过登记的不体面的死亡，可怖的浓烟，冷酷无情的救护车铃声：我们就生活在这一片喧嚣之中，啃着流放犯的囚粮，心中无数地等待着那将轰动全城的共同重逢和共同安心的日子。我们的爱情无疑还存在，但它发挥不了作用，变得沉重难忍，毫无生气，就像犯了罪、判了刑那样的无所作为。爱情已变为无尽头的忍耐，执拗的期待。就此看来，某些市民的态度使人联想到各处食品店门口排着的长队。同样的坚韧不拔，同样的逆来顺受，出头无期，不抱幻想。不过这样的精神状态应该加强一千倍才符合与亲人分离的人的情况，这是另一种的饥馑之感，它能把一切都吞噬下去。

    不管什么情况，如要对城中那些与亲人分离的人的心绪有一个正确的概念，那就有必要再一次回顾那满天残照和遍地尘埃的永远不变的傍晚，当暮色降临到这座缺树少荫的小城中时，男男女女都走出户外，拥上街头。这时从沐浴在晚霞中的露天座上能听到的，已不再是城市中通常都有的、那种由车声磷磷、机器隆隆组成的市声，而是乱哄哄的、低沉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在闷热的天空中，瘟疫的呼啸声为那成千上万的人痛苦地移动着的脚步声打着节拍，永无尽期、沉闷难忍的街头踯躅声逐渐充满全城，一晚又一晚，这种声音无比阴沉地也无比忠实地体现了一种盲目的顽固情绪，它终于取代了我们心中的爱情。

镇州大萝卜

到了九月和十月，鼠疫已经使奥兰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城。由于疫病势焰不减，几十万居民也只得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没完没了地在城里团团转。在天空中，浓雾、热潮和阵雨相继而来。一群群来自南方的鸫鸟和椋鸟无声无息地掠过苍穹，绕城而过，好像帕纳卢神甫所描述的瘟神在屋顶上空正把那根古怪的长矛挥舞得呼呼作响，吓得它们不敢飞近。十月初，滂沦大雨把街道冲洗得一千二净。在这段时间里，笼罩着一切的就是这种疫病势焰不减的严重局面。

    里厄和他的朋友们都感到疲惫不堪。事实上，卫生防疫人员已经再也忍受不住这种劳累了。里厄医生意识到这一点，是在觉察到自己和朋友们身上滋长着一种满不在乎的奇怪心理的时候。比如，这些人在这以前，对一切有关鼠疫的消息一直都十分关切，然而现在他们却置若罔闻。朗贝尔是主管一个隔离病房的临时负责人，那个病房是不久前才设在他旅馆里的，他对在他那里隔离观察的人数了如指掌。他对自己制定的那套制度的细则十分熟悉：一旦发现瘟疫迹象，必须立即将病员转移至医院医治。另外，这些用在隔离病人身上的血清所产生的效验数据，他都能历历如数家珍。但是，他说不出每周死于鼠疫的人数有多少。他确实不知道疫情是愈来愈猖撅还是在逐渐缓和。而且，不管情况如何，他仍然希望不久能逃出城外。

    至于其他人员，由于夜以继日、专心致志地忙于工作，他们既不看报，也不听广播。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一个医疗效果，他们作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们是漫不经心地姑妄听之，使人感到，他们好像大战时那些因构筑工事累得筋疲力竭的士兵一样，只致力于使他们的日常工作不出差错，而对决战或者停战再也不抱什么指望。

    格朗虽然在继续进行有关鼠疫的必要计算，但是可以肯定，他统计不出总的结果。他与塔鲁、朗贝尔和里厄不一样，不像他们看上去就是不容易累倒的人；他的身体一向不很好，但却同时担任几件工作：市政府助理，里厄的秘书，还有他自己在夜间的工作。人们可以看到他经常处于一种筋疲力竭的状态。他常用这么两三个决定好的打算来振奋自己的精神，比如：在鼠疫扑灭以后，要彻底休息一段时间，至少一个星期，以便认认真真地把他目前正在着手进行的使人“脱帽致敬”的工作做完。有时，他也会突然变得情不自禁起来，遇到这种情况，他往往会自动地向里厄谈到让娜，思念她此时此刻可能在哪里，以及她看到报上的消息会不会想到他。有一天，里厄用十分平淡的语气同他谈起自己妻子的事，这使里厄自己都感到奇怪，因为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谈过。他妻子打来的电报总是说她很好，并请他安心，但他有点放心不下，于是就决定给他妻子住的那个疗养院发一个电报去问问主任医师。结果，对方回电说他妻子病势加重，但院方保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控制病情不让它恶化。他一直把这一消息压在心里，现在他自己也无法解释，怎么会把这件事告诉格朗的，除非是因为过分疲劳的缘故。原来这位公务员先是对他谈到让娜，然后问起他的妻子，于是里厄才回答的。“您知道的，”格朗说道，“现在这种毛病会很快治好的。”里厄表示同意，并且很坦率地说，他开始感到与妻子分离的时间太长了一点，并说，要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或许早已帮助妻子战胜病魔，可是现在看来，她准会感到十分孤独。后来他就不说下去了，只是含含糊糊地回答了格朗提的问题。

    其他人的情况也是一样。塔鲁比较能顶得住一些，不过从他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到他爱东探面问的习惯，如果按深度来说并没有丢掉的话，那么从广度来看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样化了。其实，在整个这段时期中，看来他似乎只关心科塔尔。自从旅馆改成隔离病房以来，他已搬到里厄家里去住。他不大爱听格朗或者里厄平时晚上谈论抗疫的情况。他往往没听上几句，就立刻把话题转到他通常关心的奥兰日常生活的琐事上去。

    至于卡斯特尔，他有一天跑来通知里厄医生血清已准备就绪，两人决定要在奥东先生的男孩——就是那个刚送进医院，在里厄看来似乎已经没有希望的孩子——身上作首次试验。医生在把最近的统计数字告诉他那老朋友时，发现对方已经在安乐椅上睡得很沉了。平时卡斯特尔的脸上总是露出一股温文尔雅而又带有讥讽的神色，显示出无限的青春活力，而这时映人他眼帘的却是一张突然变得毫无生气的脸，只见半开的嘴边挂着一丝唾液，显露出他的精力衰竭和年迈苍老。面对着这张脸，里厄禁不住一阵心酸，喉咙哽塞。

    每当感情脆弱时，里厄就意识到自己确是疲劳了。他控制不住，感情外露。平时，他大多能控制住自己，显得心肠很硬，不动感情，但偶尔也会感情爆发，有时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唯一的抵御方法就是躲藏在这铁石心肠的外表之下，把他心中用以控制感情的绳索上的结紧紧扯住。他深知这是他能继续干下去的好办法。至于其他方面，他没有什么更多的幻想了，即使他还保持了一些，但现在也都被疲劳所磨灭了，因为，他知道，在这看不到尽头的时期里，他的职责不再是给人治病，而是诊断。发现，观察，描述，登记，然后就断定病人患了不治之症，这就是他的任务。病人的妻子往往拉住他的手腕嚎叫：“医生，救救他的命吧！”但是他在那儿并不是为了救人性命，而是为了下令隔离。他从那些人的脸上看出人们憎恨他，但是憎恨又怎么样呢？有一天，人家对他说：“您没有心肝！”怎么会没有呢？他有。就是这颗心使他能坚持每天工作二十小时，目送那些本该活着的人离开尘世。就是这颗心使他能日复一日地工作下去。今后，他的心只够使他做到这一步。这样的心，怎么能足以救人的命呢？

    不！他整天给人的不是援救，而是提供情况。当然，于那种事不能叫做是真正的职业。但是，在这群惶惶不可终日和面临瘟疫浩劫的人们中间，究竟谁还有这闲心思从事真正的职业呢？疲劳还真有点好处。如果里厄头脑清醒一点的话，这种到处都在散发出来的死人气息一定会使他触景生情，无限感慨。但是，每天忙得只有四小时睡眠的人是不会多愁善感的。对待事物就是公事公办，就是说要按照公正的原则，一种丑恶的嘲弄人的公正原则办事。至于别人，就是那些病人膏盲的人，他们也体会到这一点。在鼠疫发生以前，人们把这位医生当作救星，三粒药丸和一个针筒就解决问题，而且人们常常挽着他的胳膊，顺着走廊一路送他出来。这样虽然有传染上疾病的危险，但毕竟是使人感到愉快的。现在是截然相反了，他到人家家里去要带上几个士兵，必须用枪托砸门，人家才会出来开门，就好像他们是要把这一家人送上死亡的道路，把全人类送上死亡的道路。唉！这倒是真的，人不能离群索居，他也和这些不幸的人一样感到空虚，他也同样应该得到别人的怜悯，因为每当他离开这些不幸的人的时候，这种怜悯的心情就会在他的心里油然而生。

    在这些没完没了的日子里，这至少是里厄医生的一些想法，而且在这些想法里还交织着与亲人分离的孤独情绪。这些想法也同样在他朋友们的脸上反映出来。所有那些坚持不懈地进行抗疫斗争的人都渐渐感到支撑不住，可是这种疲乏所引起的最危险的后果，还不是他们对外界动态以及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漠不关心，而是在于他们对自己那种放任自流、漫不经心的态度，因为他们有这么一种倾向：凡是不是绝对必要的事，凡是在他们看来是自己力所不及的事，他们都懒得去做。因此，这些人就越来越忽视他们自己所制订的卫生规则，对于他们自身应该进行消毒的许多规定，其中有一些，他们也忘了遵守，有时甚至顾不上采取预防传染的措施，就赶到肺部受鼠疫侵袭的病人那里去，因为他们都是临时被叫到感染者家里去的，他们感到已无此精力再到某处去为自己滴注必要的防疫药物。这倒是真正的危险，因为正是这场同鼠疫进行的斗争使他们成了最易受感染的对象。总之他们是在碰运气，而运气又不是人人都能碰得到的。

    可是，城里却有一个人看上去既没有疲劳不堪，也没有灰心丧气，仍然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色。这就是科塔尔。他对别人继续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但却选中了塔鲁，只要后者有空，便去看他。一方面是因为塔鲁对他的情况很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塔鲁总是诚心诚意地接待这位靠年金生活的小矮个儿，从不怠慢。这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奇迹：不管工作得多么劳累，塔鲁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关心备至。甚至有几个晚上他累垮了，但第二天照旧精神抖擞。科塔尔曾经对朗贝尔说：“我跟塔鲁很谈得来，因为他很通人情。他总是很体谅别人。”

    所以，在那段时期里，塔鲁的日记内容就逐渐集中到科塔尔的身上。塔鲁曾试图在日记中如实地、或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反映出科塔尔告诉他的种种想法和对事物的看法。这篇题为“关于科塔尔和鼠疫的关系”的记录占了笔记本好几页纸，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它的要点。塔鲁对这位靠年金生活的小矮个儿的总印象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这是一个形象正在高大起来的人物。”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他的心情显得越来越愉快。他对事态的发展并无不满，在塔鲁面前，他有时会用这类话来表达他思想深处的想法：“当然，情况仍不见好转，不过至少大家是同舟共济的。”

    “当然，”塔鲁补充着写道，“他同别人一样，受到鼠疫的威胁，但好就好在他是和大家共患难的。其次，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真的相信他自己会染上鼠疫。他似乎是靠着这样一种想法在过日子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倒是一种并不愚蠢的想法：当一个人遭到某种严重疾病或者某种深重的忧虑折磨时，他就不会再有任何其他的疾病或忧虑。他曾对我说过：‘您可曾注意到，一个人是不会同时害上所有的病的。假设您患有重病或者某种不治之症：严重的癌症或肺结核，您就决不会被鼠疫或斑疹伤寒所侵袭，决不可能。而且这方面的效果比上述的还要大得多，因为您决不会看到过一个癌症患者死于车祸。’这种想法，暂且不问正确与否，倒使得科塔尔感到心情舒畅，他唯一担心的事，就是怕把他跟别人隔离开来。他宁可和大家一起被围困起来，而不愿做单身囚徒。鼠疫一来，什么秘密调查啊，档案啊，卡片啊，密令啊，迫在眉睫的逮捕啊，全都谈不上了。说得确切些，那就是警察局也罢，旧的或新的罪行也罢，罪犯也罢，全都化为乌有厂，只有被鼠疫‘判了刑’的人在等待着它的完全独断独行的恩赦，而在这些人中间就有警务人员。”因此，根据塔鲁的解释，科塔尔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用这种宽容、体贴而又满意的态度去看待市民们忧虑和惊慌失措的表现，他那副神情仿佛在说：“你们尽管讲吧，反正这种事我比你们领教得早。”

    “我曾经告诉他——但也是白说——要使自己不脱离群众的唯一途径，归根结底，就是要做到问心无愧。他带着恶意看了我一眼，对我说：‘那么，照您这么说，人与人就决不能相处(口罗)。’他接着又说：‘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过我跟您说，使人们团聚在一起的唯一途径，仍然是把鼠疫带到他们中间去。您还是看看您周围的情况吧。’其实，我懂得他想讲什么，我也明白今天的生活对他说来是多么舒适。旁人对事物的某些反应有时正好和他相同，他当然不会不看到：人人都企图使大家跟自己在一起；有时候热心地给迷途者指路，可是有时候却显得很不耐烦；人们争先恐后地拥进豪华的饭店，乐滋滋地呆在那里久久不去；每天，闹哄哄的人群，站在电影院门口排队，把所有的剧场和舞厅都挤得满满的，像奔腾而来的潮水一样拥人公共场所；人们怕与别人进行任何接触，但对人类的热情的渴望却又驱使男男女女相互接近，肩摩肘接。显然，科塔尔对这一切早就领教过了。不过对女人除外，因为凭他的那副嘴脸……我猜想当他需要找妓女时，为了避免造成恶劣印象而害了自己，他就自我克制。

    “总之，鼠疫对他有好处。鼠疫使这个不甘孤独的人成了它的同谋者。是的，很明显，是一个同谋者，而且是一个乐此不疲的同谋者。他赞许他所看到的一切：那些惶惶不安的人的迷信、莫名其妙的恐惧、易于冲动的脾气；他们力避谈及鼠疫、却又不停地谈及鼠疫的怪癖；他们从得知这种病是以头痛开始的这一天起，一发觉有点头痛就心惊胆战、面无人色的表现；还有他们一触即发的脾气和反复无常的心理——这使他们会把别人的遗忘看作是冒犯，或者会因丢失一粒裤子纽扣而伤心不已。”

    塔鲁经常和科塔尔在晚上一同出去。他后来就在笔记本里记叙他们如何在傍晚或深夜走人人影幢幢的人群中去，摩肩接踵地夹杂在若隐若现的人堆里，因为每隔相当距离才有一盏发着微弱亮光的路灯。他俩就这样跟随着人群去寻欢作乐以摆脱鼠疫的阴影。这就是科塔尔几个月前在公共娱乐场所寻求的奢侈豪华的生活，也就是他一直梦寐以求而又无法得到满足的放荡不羁的享乐生活，而现在全城的人都趋之若骛。各种东西的价格都在上涨，无法遏止，而人们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挥金如土，尽管大部分人都缺乏生活必需品，但人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量地消耗奢侈品。所有各种为有闲阶级服务的游戏赌博场所开办得越来越多，而这种有闲生活却只不过反映了失业现象。塔鲁和科塔尔有时花了不少时间跟在一对男女的后面。过去，这种成对的男女总是小心翼翼地要避人耳目，而现在却是相互紧紧偎依，肆无忌惮地在全城游逛，火热到忘乎所以，把周围的人群完全置之度外。科塔尔情不自禁地说：“啊！真是好样儿的！”面对着这种群众性的狂热，面对着明目张胆的调情，在周围一片响亮的大手大脚丢小费的闹声中，他兴高采烈，高声喧嚷。

    然而，塔鲁认为，在科塔尔的这种态度中并没有多少恶意。科塔尔常说：“这些事我在他们之前早就领教过了。”这句话与其说是显示了他的得意心情，毋宁说是表明了他的不幸遭遇。塔鲁在笔记本里写道：“我觉得他开始疼爱这些飞不上天、出不了城的人了。比如，一有机会，他就向他们解释鼠疫并不像大伙儿所想象的那么可怕。他曾对我说：‘您且听听他们说些什么：鼠疫过后，我要做这，鼠疫过后，我要做那……他们不想安安逸逸地过日子，而偏偏要自寻烦恼。他们甚至看不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难道我能说：在我被逮捕之后，我要做这做那吗？被逮捕是事情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可是遇到鼠疫……您要我谈谈我的看法吗？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不能听其自然。我这样说并不是信口开河。’”

    塔鲁接着写道：“确实，他并不是信口开河，他恰如其分地猜测出奥兰居民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迫切需要使他们相互接近的热情，一方面却又由于存有戒心而彼此疏远。人们都深深懂得不能轻信自己的邻居，因为他会在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乘您对他毫无戒备之机，把鼠疫传染给您。如果有人，像科塔尔那样，花上许多工夫在他所找的同伴中间去发现一些可能会告密的人，那么，他就能理解这种心情，就会十分体谅有下述想法的那些人：他们认为，鼠疫会在旦夕之间降到他们身上，可能准备就在他们庆幸未被传染上的时候，突然来临。尽管有这种可能，但是在恐怖的气氛中，科塔尔仍能泰然自若，因为他早在别人之前就领教过这一切了，所以我认为他不会完全像别人那样受到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的折磨。总而言之，跟我们所有这些还没有丧命于鼠疫的人一样，他也感到他的自由和他的生命每天都濒于毁灭。但是，由于他已亲身体验过恐怖的味道，他认为，现在轮到别人来尝一下这种滋味，这也是完全正常的。说得更确切一些，在他看来，大家分担恐怖，那比他一个人单独忍受要好受得多。他错也就错在这一点上，而且就在这一点上，他比别人更难被人了解c但是，不管怎么说，正因为这样，他才比别人更值得我们去了解。”

    最后，塔鲁在笔记本里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它证实在科塔尔和鼠疫患者身上同时存在着一种奇怪心理。这件事大致上可以说明一下当时难以忍受的气氛，因此笔者认为它很重要。

    那天，科塔尔邀请塔鲁到市歌剧院去观看歌剧《俄耳南斯与欧律狄刻》①。演出该剧的剧团是在春天鼠疫刚发生时来到本城的。这个被鼠疫封锁在城里的剧团在与市歌剧院协商以后，迫不得己每周把这部歌剧重演一次。因此，几个月来，每逢星期五，市歌剧院里就响起了俄耳市斯的回肠荡气的悲歌和欧律狄刻的微弱无力的呼吁。但是，这部歌剧却继续受到观众的欢迎，卖座率始终很高。科塔尔和塔鲁坐在票价最高的正厅前座中，周围坐满了本城的上流人士。那些姗姗来迟的人总是竭力让人注意到他们的进场。在耀眼的幕前灯光下，当乐师们在轻声调音的时候，只见一个个人影清晰地从一排座位走到另一排座位，温文尔雅地向座上的人鞠躬致意，在斯文的轻声交谈中，人们又恢复了几小时前他们在城中阴暗的街道上行走时所失去的那种镇定情绪，服饰打扮驱走了瘟神——

    ①这部歌剧是德国音乐家格卢克（1714一1787）谱写的。根据古希腊神话，俄耳甫斯是个善弹坚琴的歌手，传说他奏的音乐可感动鸟兽木石。他的妻子欧律狄刻在结婚那天被毒蛇咬死，他到阴间去，用乐曲感动了阴间的神灵，获准放回他的爱妻，但规定在离开阴间之前，不能回顾。俄耳南斯没有能够遵守诺言，最后还是回头看了一下在他身后的欧律狄刻，随即被雷击死。

    在整个第一幕中，俄耳南斯引吭悲歌，如泣如诉，唱得十分出色自如，几个穿长裙的妇女开始高雅地评论俄耳甫斯的不幸，接着他用小咏叹调唱出了他的深情。全场以一种颇为适度的热情作出了反应。人们几乎没有发觉俄耳甫斯在第二幕的唱腔中带有一些不应有的颤音，以及他在向阴间的神灵哭诉，恳求怜悯时，悲哀的声调稍为有点过分。他有些动作做得不稳，可是连行家也把这种失误当作是别具风格，认为它使这位歌剧演员的表演增添了光彩。

    演到第三幕，在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唱二重唱时（即在欧律狄刻和她的爱人诀别的时候），场内才出现某种惊讶的反应。好像这位男演员就是在等待观众的这一波动，或者更肯定地说，好像来自正厅的嘈杂声证实了他此刻内心的感情，他选定这个时刻穿着古装，伸出双臂，分开两腿以滑稽的姿态向台前的脚灯走去，在一片牧歌声中倒了下去。这些牧歌向来是不合时宜的，但观众们感到，此时此刻它是第一次变得真正不合时宜，非常不合时宜，因为，就在这同一时刻，乐队停止了演奏，正厅前座上的观众都站起身来，开始慢慢地退出场去。起先是肃静无声，就像人们刚做完礼拜离开教堂，又像瞻仰死者遗容之后走出殡仪馆，妇女们整理了一下衣裙，垂头丧气地离去，男人们手挽女伴，领着她们退场，不让她们碰撞那些挡道的加座。但是，这种波动逐渐加剧了，窃窃私语变成高声惊叫，人群拥向出口，挤作一堆，相互冲撞，大声叫嚷。科塔尔和塔鲁这时方才站起身来，亲眼目睹了他们当时生活中的一幅画面：从一个古怪地弯曲着四肢的蹩脚演员身上看到了降临在舞台上的鼠疫，而这时剧场里一切豪华的装饰品，比如那些被遗忘的折扇和红色椅子上的凌乱的花边织物都变成了一无用处的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