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加缪】

镇州大萝卜

在九月头上的几天里，朗贝尔一直跟里厄一起非常认真地工作，他只请过一天假，因为他那天要在国立男子中学门口会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

    那天中午，贡扎莱斯和记者看到那两个小伙子笑嘻嘻地来到会面地点。他们说上次运气不好，不过这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事。总之，这星期没轮到他们值班，只好耐心等到下星期，一切再重新安排。朗贝尔说他也这么想。贡扎莱斯建议下星期一再碰碰头。不过，这次他们将把朗贝尔安置在马塞尔和路易家里。贡扎莱斯说：“咱俩再碰一下头。要是我不在，你就直接到他们家去。有人会把他们俩的地址告诉你的。”但这时，马塞尔和路易两人中有一个说，最简单的办法是立刻领这位朋友到他们那儿去。要是他不挑剔的话，他们那儿有够四个人吃的。这样，他就知道地址了。贡扎莱斯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他们就向港口走去。

    马塞尔和路易住在海军区的尽头，靠近通往峭壁的关卡。这是一幢西班牙式小屋，墙很厚，有油漆过的木外板窗，几间空荡荡的阴暗的房间。这两个小伙子的母亲是一位笑容可掬、满脸皱纹的西班牙老大娘。她用大米饭来招待客人。贡扎莱斯表示惊讶，因为城里已经很少有大米了。马塞尔说：“住在城门口附近总可以想到一点办法的。”朗贝尔又吃又喝，贡扎莱斯说他是个好伙伴，而这时候记者的脑子里却只是在想他在城里还得呆一个星期。

    实际上，他还要等上两个星期，因为为了减少值班班次，警卫值班已改为两个星期换一次。于是在这两周中间，朗贝尔持续不断地拼命于，几乎闭着双眼从黎明一直埋头工作到夜晚。他总是到深夜才上床睡觉，而且睡得很沉。从以前的闲散生活突然转人现在的令人疲乏不堪的工作，使他几乎丧失了幻想和精力。他很少谈及关于他即将潜逃出城的事c只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在一个星期以后，他私下告诉里厄医生说，在头天夜里，他第一次喝醉了酒。他走出酒吧时，突然感到他的腹股沟胀得厉害，两臂上下活动也感困难。他想，这下子传染上鼠疫了。当时他唯一的反应——后来他与里厄一致认为这种反应是没有道理的——就是奔到这个城的高处，在那儿，从一个狭小的地方可以看到比较开阔的天空，但是仍看不到大海，就在那儿，他大声地呼唤他妻子的名字，吼声回荡在城墙的上空。后来回到家里，他没有发现自己身上有任何感染的征兆，因此，他对自己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动感到有些难为情。里厄说他很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是会做出这种事来的。“不管怎么样，”他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可能感到需要这样做。”

    当朗贝尔向里厄告辞的时候，里厄突然补充说：“今天早晨奥东先生对我谈起了您。他问我是否认识您。他对我说：‘劝劝他不要同走私贩子们打交道。他已经引起别人注意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要您赶紧办。”

    “谢谢。”朗贝尔握着医生的手说。

    他走到门口突然回过身来。自从鼠疫发生以来，这是里厄第一次看到朗贝尔笑。

    “那您为什么不阻止我离开这儿呢？您是有办法这样做的嘛。”

    里厄习惯地摇摇头说，这是朗贝尔自己的事，朗贝尔已作出了选择，要的是幸福，那么，他里厄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在这件事情上，他感到没有能力去判断哪是好的，哪是坏的。

    “在这种情况下，您为什么催我快点办？”

    这下轮到里厄笑了。

    “这可能是我自己也想为幸福出点力吧。”

    第二天，他们俩什么事也没有再提，只是照常一起工作。第二个星期，朗贝尔终于在这幢西班牙小屋里住了下来。房东给他在大家共用的房间里搭了一张床。由于那两个年轻人不回来吃饭，加上人家又要求他尽量少出门，因此，他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呆在屋里，或者和那位西班牙老大娘聊天。老大娘个子很瘦，但人倒挺精神，穿着一身黑色衣服，于净的白发下面是一张布满了皱纹的棕色的脸。她不爱说话，当她瞧着朗贝尔时，只有她的一双眼睛充满笑意。

    有时候，她问他怕不怕把鼠疫传染给他的妻子。他认为传染的风险是有的，但总的说来风险极小，可是如果他留在城里，那么他俩就要冒永远分离的风险。

    “她人可爱吗？”老大娘微笑着问道。

    “很可爱。”

    “漂亮吗？”

    “我认为是的。”

    “啊！”她说道，“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

    朗贝尔沉思了一下。他想或许是为了这个原因，但不可能只是为了这个原因。

    这位天天早晨要望弥撒的老大娘问道：“您不信仁慈的天主吗？”

    朗贝尔承认他不信，于是老大娘又说他是为了这个原因。

    “应该去和她团聚，您是对的。要不然您还有什么奔头呢？”

    在剩下的空闲时间里，朗贝尔就顺着四周光秃秃的涂着灰泥的墙壁来回转，有时用手摸摸钉在板壁上的装饰用的扇子，或者数数台毯边缘垂着的羊毛小球。晚上，小伙子们回来了，他们也谈不上几句话，至多说一下今天还是没机会。晚饭后，马塞尔弹吉他，大家喝茵香酒，朗贝尔显得心事重重。

    星期三那天，马塞尔回来告诉他：“明天半夜可以走了。您准备好吧。”另外两个与他们一起值班的人，其中有一个传染上了鼠疫，另一个因为平时常跟前者呆在一个房间里，已被隔离观察。因此，在两三天内，只有马塞尔和路易在值班。当天夜里，他们将安排一下最后的一些细节问题。第二天，就有可能走了。朗贝尔表示感谢。老大娘问：“您高兴吗？”他日里回答高兴，但是他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第二天，气压很低，天气又潮湿又闷热，使人十分难受。关于疫情的消息很不妙。然而，这位西班牙老大娘很镇静。她说：“这个世界造孽太多，非得这样不可！”跟马塞尔和路易一样，朗贝尔光着膀子。但尽管如此，汗珠还是从他的肩胛和胸部冒出来。在百叶窗紧闭、光线暗淡的屋内，他们的上身看上去像涂了一层棕色的油漆一样。朗贝尔一声不响来回走着。下午四点钟时，他突然穿好衣服，告诉他们他要出去。

    马塞尔对他说：“注意，半夜就要动身的。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朗贝尔走到医生家里。里厄的母亲告诉朗贝尔，他可以在城内高地的医院里找到她的儿子。在岗哨前面始终有这么一群人在原地转来转去。一个长着金鱼眼的中士嚷道：“走，走厂人群走动了，但还是在周围徘徊。这位汗水湿透了上衣的中士对众人说：“没有什么可等的了。”这也是大家的看法，但尽管烈日当头，大家还是呆在那儿不走。朗贝尔向中士出示了一下通行证，中士就向他指了一指塔鲁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面向院子。他迎面见到帕纳卢神甫刚从办公室里出来。

    在一间散发着药味和潮湿的被褥气味的肮脏的白色小屋里，塔鲁坐在一张黑色的木制办公桌后面，卷起了衬衣袖子，用一块手帕在臂弯上擦汗。

    “您还在这儿？”塔鲁问道。

    “是啊，我想找里厄谈谈。”

    “他在大厅里。不过，要是没他也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最好就别找他。”

    “为什么？”

    “他太累了。我自己能办的事，就不去找他。”

    朗贝尔看了看塔鲁。他瘦了，疲劳得眼都花了，脸也落形了，宽厚的肩膀也塌下来了。有人敲门，进来了一个戴白口罩的男护士，他把一叠病历卡放在塔鲁的办公桌上，隔着口罩，闷声闷气地只说了一声“六个”，就走出去了。塔鲁看了看记者，并把这些病历卡摊成扇形给朗贝尔看。

    “这样很好看，对吗？嘿，这可并不好看，这些是昨天夜里刚死的病人的病历卡。”

    他皱着前额，重新把卡片叠好。

    “现在剩下来要我们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结账了。”

    塔鲁站起来，将身子靠在桌边，说道：

    “您不是就要动身了吗？”

    “今天半夜里。”

    塔鲁说，他听到这消息很高兴，并叫朗贝尔多保重。

    “您这是说真心话吗？”

    塔鲁耸了耸肩膀答道：

    “到我这样年岁的人，说话总是真诚的。撒谎太累人了。”

    “塔鲁，”记者说，“我想见见医生。请原谅。”

    “我知道。他比我更通人情。我们走吧。”

    “不是这么回事，”朗贝尔很尴尬地说。他停了下来。

    塔鲁看了看他，突然向他微笑起来。

    他们穿过一条小走廊，走廊的墙漆成浅绿色，墙上反射出的光线使人联想到水族馆。在快要走到两扇玻璃门前的时候，他们看到门后有几个人影子在晃动着，动作很怪。塔鲁让朗贝尔走进一个四周全是壁橱的小房间。他打开一个壁橱，从消毒器里取出两只纱布口罩，递了一只给朗贝尔，并请他立即戴上。记者问他这是否能起点作用，塔鲁回答说这并不起什么作用，只不过使别人放心点罢了。

    他们推开了玻璃门。这是一间宽敞的大厅，尽管天气炎热，窗户还是紧闭着。墙的上部有几架调节空气的装置在嗡嗡作响，装置里弯曲的风叶搅动着飘浮在两排灰色病床上空混浊而炎热的空气。大厅内四面八方，只听到一片单调的哀鸣声，有人在低声呻吟，也有人在高声呼号。从装有铁栅栏的高高的窗口中泻进来一股强烈的光线，有几个穿着白衣的男人在这光线下缓慢地走动。在这大厅里朗贝尔感到热得十分难受。里厄弯着身子站在一个正在呻吟的病人面前，朗贝尔几乎认不出是他了。医生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有两个女护士在床的两旁帮着把病人的下肢分开。当里厄重新直起身子的时候，一位助手递过一只盘，他把手术器械往盘里一扔，接着就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凝视着这个正在包扎的病人。

    当塔鲁走近时，里厄问道：“有什么消息吗？”

    “帕纳卢同意代替朗贝尔在隔离病房工作。他已经做了不少事。剩下的就是在朗目尔走后重新组织第三调查组。”

    里厄点点头。

    塔鲁接着说：“卡斯特尔做出了第一批制剂。他建议做一下试验。”

    “啊！这很好。”里厄说。

    “还有，朗贝尔在这儿呢！”

    里厄转过身来。当他看到记者时，他那双露在大口罩上面的眼睛就眯了起来，他说：

    “您来干什么？这儿不是您来的地方。”

    塔鲁说他今天半夜里走。朗贝尔补充说：“原则上是这样。”

    每当他们中间有谁说话，谁的纱布口罩就随着鼓起来，而且在靠近嘴的地方也变得潮湿了，这似乎使人感到他们的谈话不大像真的，好像是雕像在谈话。

    朗贝尔说：“我想跟您谈谈。”

    “要是您愿意，我们一起出去。您在塔鲁的办公室等我。”

    不一会儿，朗贝尔和里厄坐在里厄汽车的后座上，塔鲁坐在前面开车。

    在起动的时候，塔鲁说：“汽油要没了。明天我们得步行了。”

    “医生，”朗贝尔说，“我不走了，我想留下来跟你们在一起。”

    塔鲁不动声色，继续开车。里厄似乎还没能从疲劳中恢复过来。

    他声音低沉地问道：“那么她呢？”

    朗贝尔说，他经过再三考虑，虽然他的想法没变，但是，如果他走掉，他会感到羞耻，这会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儿的爱情。但是里厄振作了一下，用有力的声音说，这是愚蠢的，并且说选择幸福，谈不上有什么羞耻。

    朗贝尔说：“是啊，不过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

    在这以前一直没吭声的塔鲁头也不回地说，要是朗贝尔想分担别人的不幸，那么他就不会再有时间去享受自己的幸福。这是要作出选择的。

    朗贝尔说：“问题不在这里。我一直认为我是外地人，我跟你们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所见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这城里的人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于是朗贝尔好像忍不住了。

    “再说，你们也都很明白这一点，否则你们在这医院里干什么？你们自己作出了选择没有？你们是不是也放弃了幸福？”

    塔鲁和里厄仍然都没有回答。大家沉默了很久，直到汽车驶近医生家，朗贝尔才又重新提出他那最后一个问题，而且语气更加坚定。这时里厄独自转过身去看了一下朗贝尔，他费劲地挺直身子说：

    “朗贝尔，请原谅我，您讲的这一点，我不清楚。既然您愿意，那么就跟我们一起留下。”

    汽车突然往旁边一偏，打断了他的话。接着他凝视着前方，继续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了它丽舍弃自己的所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像您一样，也舍弃了我的所爱。”

    他又重新让身子倒在靠垫上。

    “这不过是一个既成事实罢了，”他疲乏地说，“让我们把它记下来，承受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后果吧。”

    “什么后果？”朗贝尔问。

    “啊！”里厄说，“我们不可能一边还在给人治病，一边就知道结果。还是让我们尽快地医治病人吧！这是当务之急。”

    当塔鲁和里厄在给朗贝尔画由他负责调查的那个区的地图时，塔鲁看了看自己的表：已经是半夜了。塔鲁抬起头来，他的目光刚好跟朗贝尔的碰在一起。

    “您已经通知他们了？”

    记者避开了他的目光，费劲地说：

    “在我来看你们之前，我已写了张条子叫人送去了。”

镇州大萝卜

在九月头上的几天里，朗贝尔一直跟里厄一起非常认真地工作，他只请过一天假，因为他那天要在国立男子中学门口会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

    那天中午，贡扎莱斯和记者看到那两个小伙子笑嘻嘻地来到会面地点。他们说上次运气不好，不过这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事。总之，这星期没轮到他们值班，只好耐心等到下星期，一切再重新安排。朗贝尔说他也这么想。贡扎莱斯建议下星期一再碰碰头。不过，这次他们将把朗贝尔安置在马塞尔和路易家里。贡扎莱斯说：“咱俩再碰一下头。要是我不在，你就直接到他们家去。有人会把他们俩的地址告诉你的。”但这时，马塞尔和路易两人中有一个说，最简单的办法是立刻领这位朋友到他们那儿去。要是他不挑剔的话，他们那儿有够四个人吃的。这样，他就知道地址了。贡扎莱斯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他们就向港口走去。

    马塞尔和路易住在海军区的尽头，靠近通往峭壁的关卡。这是一幢西班牙式小屋，墙很厚，有油漆过的木外板窗，几间空荡荡的阴暗的房间。这两个小伙子的母亲是一位笑容可掬、满脸皱纹的西班牙老大娘。她用大米饭来招待客人。贡扎莱斯表示惊讶，因为城里已经很少有大米了。马塞尔说：“住在城门口附近总可以想到一点办法的。”朗贝尔又吃又喝，贡扎莱斯说他是个好伙伴，而这时候记者的脑子里却只是在想他在城里还得呆一个星期。

    实际上，他还要等上两个星期，因为为了减少值班班次，警卫值班已改为两个星期换一次。于是在这两周中间，朗贝尔持续不断地拼命于，几乎闭着双眼从黎明一直埋头工作到夜晚。他总是到深夜才上床睡觉，而且睡得很沉。从以前的闲散生活突然转人现在的令人疲乏不堪的工作，使他几乎丧失了幻想和精力。他很少谈及关于他即将潜逃出城的事c只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在一个星期以后，他私下告诉里厄医生说，在头天夜里，他第一次喝醉了酒。他走出酒吧时，突然感到他的腹股沟胀得厉害，两臂上下活动也感困难。他想，这下子传染上鼠疫了。当时他唯一的反应——后来他与里厄一致认为这种反应是没有道理的——就是奔到这个城的高处，在那儿，从一个狭小的地方可以看到比较开阔的天空，但是仍看不到大海，就在那儿，他大声地呼唤他妻子的名字，吼声回荡在城墙的上空。后来回到家里，他没有发现自己身上有任何感染的征兆，因此，他对自己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动感到有些难为情。里厄说他很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是会做出这种事来的。“不管怎么样，”他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可能感到需要这样做。”

    当朗贝尔向里厄告辞的时候，里厄突然补充说：“今天早晨奥东先生对我谈起了您。他问我是否认识您。他对我说：‘劝劝他不要同走私贩子们打交道。他已经引起别人注意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要您赶紧办。”

    “谢谢。”朗贝尔握着医生的手说。

    他走到门口突然回过身来。自从鼠疫发生以来，这是里厄第一次看到朗贝尔笑。

    “那您为什么不阻止我离开这儿呢？您是有办法这样做的嘛。”

    里厄习惯地摇摇头说，这是朗贝尔自己的事，朗贝尔已作出了选择，要的是幸福，那么，他里厄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在这件事情上，他感到没有能力去判断哪是好的，哪是坏的。

    “在这种情况下，您为什么催我快点办？”

    这下轮到里厄笑了。

    “这可能是我自己也想为幸福出点力吧。”

    第二天，他们俩什么事也没有再提，只是照常一起工作。第二个星期，朗贝尔终于在这幢西班牙小屋里住了下来。房东给他在大家共用的房间里搭了一张床。由于那两个年轻人不回来吃饭，加上人家又要求他尽量少出门，因此，他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呆在屋里，或者和那位西班牙老大娘聊天。老大娘个子很瘦，但人倒挺精神，穿着一身黑色衣服，于净的白发下面是一张布满了皱纹的棕色的脸。她不爱说话，当她瞧着朗贝尔时，只有她的一双眼睛充满笑意。

    有时候，她问他怕不怕把鼠疫传染给他的妻子。他认为传染的风险是有的，但总的说来风险极小，可是如果他留在城里，那么他俩就要冒永远分离的风险。

    “她人可爱吗？”老大娘微笑着问道。

    “很可爱。”

    “漂亮吗？”

    “我认为是的。”

    “啊！”她说道，“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

    朗贝尔沉思了一下。他想或许是为了这个原因，但不可能只是为了这个原因。

    这位天天早晨要望弥撒的老大娘问道：“您不信仁慈的天主吗？”

    朗贝尔承认他不信，于是老大娘又说他是为了这个原因。

    “应该去和她团聚，您是对的。要不然您还有什么奔头呢？”

    在剩下的空闲时间里，朗贝尔就顺着四周光秃秃的涂着灰泥的墙壁来回转，有时用手摸摸钉在板壁上的装饰用的扇子，或者数数台毯边缘垂着的羊毛小球。晚上，小伙子们回来了，他们也谈不上几句话，至多说一下今天还是没机会。晚饭后，马塞尔弹吉他，大家喝茵香酒，朗贝尔显得心事重重。

    星期三那天，马塞尔回来告诉他：“明天半夜可以走了。您准备好吧。”另外两个与他们一起值班的人，其中有一个传染上了鼠疫，另一个因为平时常跟前者呆在一个房间里，已被隔离观察。因此，在两三天内，只有马塞尔和路易在值班。当天夜里，他们将安排一下最后的一些细节问题。第二天，就有可能走了。朗贝尔表示感谢。老大娘问：“您高兴吗？”他日里回答高兴，但是他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第二天，气压很低，天气又潮湿又闷热，使人十分难受。关于疫情的消息很不妙。然而，这位西班牙老大娘很镇静。她说：“这个世界造孽太多，非得这样不可！”跟马塞尔和路易一样，朗贝尔光着膀子。但尽管如此，汗珠还是从他的肩胛和胸部冒出来。在百叶窗紧闭、光线暗淡的屋内，他们的上身看上去像涂了一层棕色的油漆一样。朗贝尔一声不响来回走着。下午四点钟时，他突然穿好衣服，告诉他们他要出去。

    马塞尔对他说：“注意，半夜就要动身的。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朗贝尔走到医生家里。里厄的母亲告诉朗贝尔，他可以在城内高地的医院里找到她的儿子。在岗哨前面始终有这么一群人在原地转来转去。一个长着金鱼眼的中士嚷道：“走，走厂人群走动了，但还是在周围徘徊。这位汗水湿透了上衣的中士对众人说：“没有什么可等的了。”这也是大家的看法，但尽管烈日当头，大家还是呆在那儿不走。朗贝尔向中士出示了一下通行证，中士就向他指了一指塔鲁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面向院子。他迎面见到帕纳卢神甫刚从办公室里出来。

    在一间散发着药味和潮湿的被褥气味的肮脏的白色小屋里，塔鲁坐在一张黑色的木制办公桌后面，卷起了衬衣袖子，用一块手帕在臂弯上擦汗。

    “您还在这儿？”塔鲁问道。

    “是啊，我想找里厄谈谈。”

    “他在大厅里。不过，要是没他也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最好就别找他。”

    “为什么？”

    “他太累了。我自己能办的事，就不去找他。”

    朗贝尔看了看塔鲁。他瘦了，疲劳得眼都花了，脸也落形了，宽厚的肩膀也塌下来了。有人敲门，进来了一个戴白口罩的男护士，他把一叠病历卡放在塔鲁的办公桌上，隔着口罩，闷声闷气地只说了一声“六个”，就走出去了。塔鲁看了看记者，并把这些病历卡摊成扇形给朗贝尔看。

    “这样很好看，对吗？嘿，这可并不好看，这些是昨天夜里刚死的病人的病历卡。”

    他皱着前额，重新把卡片叠好。

    “现在剩下来要我们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结账了。”

    塔鲁站起来，将身子靠在桌边，说道：

    “您不是就要动身了吗？”

    “今天半夜里。”

    塔鲁说，他听到这消息很高兴，并叫朗贝尔多保重。

    “您这是说真心话吗？”

    塔鲁耸了耸肩膀答道：

    “到我这样年岁的人，说话总是真诚的。撒谎太累人了。”

    “塔鲁，”记者说，“我想见见医生。请原谅。”

    “我知道。他比我更通人情。我们走吧。”

    “不是这么回事，”朗贝尔很尴尬地说。他停了下来。

    塔鲁看了看他，突然向他微笑起来。

    他们穿过一条小走廊，走廊的墙漆成浅绿色，墙上反射出的光线使人联想到水族馆。在快要走到两扇玻璃门前的时候，他们看到门后有几个人影子在晃动着，动作很怪。塔鲁让朗贝尔走进一个四周全是壁橱的小房间。他打开一个壁橱，从消毒器里取出两只纱布口罩，递了一只给朗贝尔，并请他立即戴上。记者问他这是否能起点作用，塔鲁回答说这并不起什么作用，只不过使别人放心点罢了。

    他们推开了玻璃门。这是一间宽敞的大厅，尽管天气炎热，窗户还是紧闭着。墙的上部有几架调节空气的装置在嗡嗡作响，装置里弯曲的风叶搅动着飘浮在两排灰色病床上空混浊而炎热的空气。大厅内四面八方，只听到一片单调的哀鸣声，有人在低声呻吟，也有人在高声呼号。从装有铁栅栏的高高的窗口中泻进来一股强烈的光线，有几个穿着白衣的男人在这光线下缓慢地走动。在这大厅里朗贝尔感到热得十分难受。里厄弯着身子站在一个正在呻吟的病人面前，朗贝尔几乎认不出是他了。医生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有两个女护士在床的两旁帮着把病人的下肢分开。当里厄重新直起身子的时候，一位助手递过一只盘，他把手术器械往盘里一扔，接着就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凝视着这个正在包扎的病人。

    当塔鲁走近时，里厄问道：“有什么消息吗？”

    “帕纳卢同意代替朗贝尔在隔离病房工作。他已经做了不少事。剩下的就是在朗目尔走后重新组织第三调查组。”

    里厄点点头。

    塔鲁接着说：“卡斯特尔做出了第一批制剂。他建议做一下试验。”

    “啊！这很好。”里厄说。

    “还有，朗贝尔在这儿呢！”

    里厄转过身来。当他看到记者时，他那双露在大口罩上面的眼睛就眯了起来，他说：

    “您来干什么？这儿不是您来的地方。”

    塔鲁说他今天半夜里走。朗贝尔补充说：“原则上是这样。”

    每当他们中间有谁说话，谁的纱布口罩就随着鼓起来，而且在靠近嘴的地方也变得潮湿了，这似乎使人感到他们的谈话不大像真的，好像是雕像在谈话。

    朗贝尔说：“我想跟您谈谈。”

    “要是您愿意，我们一起出去。您在塔鲁的办公室等我。”

    不一会儿，朗贝尔和里厄坐在里厄汽车的后座上，塔鲁坐在前面开车。

    在起动的时候，塔鲁说：“汽油要没了。明天我们得步行了。”

    “医生，”朗贝尔说，“我不走了，我想留下来跟你们在一起。”

    塔鲁不动声色，继续开车。里厄似乎还没能从疲劳中恢复过来。

    他声音低沉地问道：“那么她呢？”

    朗贝尔说，他经过再三考虑，虽然他的想法没变，但是，如果他走掉，他会感到羞耻，这会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儿的爱情。但是里厄振作了一下，用有力的声音说，这是愚蠢的，并且说选择幸福，谈不上有什么羞耻。

    朗贝尔说：“是啊，不过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

    在这以前一直没吭声的塔鲁头也不回地说，要是朗贝尔想分担别人的不幸，那么他就不会再有时间去享受自己的幸福。这是要作出选择的。

    朗贝尔说：“问题不在这里。我一直认为我是外地人，我跟你们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所见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这城里的人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于是朗贝尔好像忍不住了。

    “再说，你们也都很明白这一点，否则你们在这医院里干什么？你们自己作出了选择没有？你们是不是也放弃了幸福？”

    塔鲁和里厄仍然都没有回答。大家沉默了很久，直到汽车驶近医生家，朗贝尔才又重新提出他那最后一个问题，而且语气更加坚定。这时里厄独自转过身去看了一下朗贝尔，他费劲地挺直身子说：

    “朗贝尔，请原谅我，您讲的这一点，我不清楚。既然您愿意，那么就跟我们一起留下。”

    汽车突然往旁边一偏，打断了他的话。接着他凝视着前方，继续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了它丽舍弃自己的所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像您一样，也舍弃了我的所爱。”

    他又重新让身子倒在靠垫上。

    “这不过是一个既成事实罢了，”他疲乏地说，“让我们把它记下来，承受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后果吧。”

    “什么后果？”朗贝尔问。

    “啊！”里厄说，“我们不可能一边还在给人治病，一边就知道结果。还是让我们尽快地医治病人吧！这是当务之急。”

    当塔鲁和里厄在给朗贝尔画由他负责调查的那个区的地图时，塔鲁看了看自己的表：已经是半夜了。塔鲁抬起头来，他的目光刚好跟朗贝尔的碰在一起。

    “您已经通知他们了？”

    记者避开了他的目光，费劲地说：

    “在我来看你们之前，我已写了张条子叫人送去了。”

镇州大萝卜

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是在十月下旬试验的。实际上，它是里厄最后的希望了。如果试验再次失败，那么医生就确信这座城市将听任病魔摆布，这场瘟疫或者还要拖好几个月，或者莫名其妙地自行收场。

    在卡斯特尔去看望里厄的前一天，预审推事奥东先生的儿子病倒了，因而全家都得进隔离病房。刚从那儿出来不久的奥东夫人又只得第二次过隔离生活。推事很遵守颁布的命令，他在孩子身上一发现病征，就立即派人请里厄医生来。当里厄进屋的时候，奥东夫妇俩正站在孩子的床边。他们的小女儿已经被隔开了。病孩正处于衰竭时期，因此他听任人家给他检查，没有一丝呻吟。当医生抬起头来时，他的视线刚好与椎事的相接，同时他也看到在推事的后面，奥东夫人的那张苍白色的脸。她把手帕捂在嘴上，张大了两只眼睛注视着医生的举动。

    推事冷静地说：“是这病，对吗？”

    里厄再看了看孩子，回答说：“是的。”

    孩子母亲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但她仍没有吭声。推事也默默无言，后来他用更低的声调说：

    “好吧，医生，我们应该照章办事。”

    里厄使自己的目光避开那位把手帕一直捂在嘴上的奥东夫人。

    他犹豫不决地说：“如果我能去打个电话，这很快就能办妥。”

    奥东先生说他马上领医生去打。但是医生转身向奥东夫人说：

    “我很遗憾。您最好准备一些衣物。这您是知道的。”

    奥东夫人好像愣住了。她看着地上，点点头说：

    “是的，这我会准备的。”

    在与奥东夫妇告别之前，里厄禁不住问他们是否需要什么。奥东夫人还是默默无言地看着医生。但这次是轮到推事避开目光了。

    “不需要什么，”他说。然后他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说：“不过请救救我的孩子。”

    隔离原先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而已，但后来里厄和朗贝尔将它组织得非常严格。尤其是，他们要求同一家庭的成员必须始终相互隔离。万一家中有一个人员不知不觉地被鼠疫杆菌感染了，那就决不应该让这种病有扩散的机会。里厄把道理向推事解释清楚，推事也认为十分正确。但是，奥东夫妇俩在分手时的那种相互凝视、难分难舍的样子，使医生感到这一分离弄得他们俩多么狼狈。奥东夫人和她的小女儿可以住在由朗贝尔管理的隔离病房里，但对这位推事来说，他却没有地方可去，除非是住到省里正在市体育场上搭起来的隔离营中去——隔离营的帐篷都是向公路局借来的。为此，里厄表示十分过意不去，但奥东先生说，规章制度对大家都是一样，他应该服从。

    至于那孩子，他被送到辅助医院的一间摆了十张床的病房中，那里原来是间教室。过了约二十个小时，里厄断定孩子的病已经没有指望了。小小的躯体已经全部被瘟神的魔爪攫住，变得毫无反应。几个范围很小的腹股沟肿块才出现，但折磨着孩子，使他那瘦弱的四肢关节不能活动。他早已被病魔打垮了。因此，里厄想在小孩身上用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进行一下试验。当天晚上，晚餐后，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接种，但是孩子丝毫没有反应。第二天黎明，大家都到病孩跟前来观察这一决定性试验的效果。

    孩子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在裹着的床单里翻来覆去地抽搐。自清晨四点钟以来，里厄、卡斯特尔和塔鲁一直守在他旁边，一步一步地注视着病势的起伏。在床头那一端，是略微弯着魁梧身材的塔鲁。在床脚这一端站着里厄，卡斯特尔坐在他旁边，表面上看来似乎他在很平静地阅读着一本旧书。随着天渐渐地亮起来，其他人也陆续地来到这个原先是学校教室的病房中。先是帕纳卢来了，他走到床的另一头，背靠墙，站在塔鲁的对面。在他的脸上显示出一种痛苦的表情，这几天来他不辞辛劳，累得他那通红的前额上也布满了皱纹。然后是约瑟夫-格朗来了。那时是七点钟，这位办事员气喘吁吁，他道了一下歉。他表示只能呆一会儿时间，可能大家已经心中有数了。里厄没说话，向他指了指小孩。这时只见那孩子的脸完全变了样，闭着眼睛，死命地咬紧牙关，身体一动不动，而他的头却在没有枕套的长枕上左右来回转动。在病房的尽头，那块黑板仍挂在墙上，上面还留着没有擦净的方程式的宇迹。当晨光最后亮得足以使人看清那些字迹时，朗贝尔来了。他把身子靠在旁边一张床的一端，接着他拿出一包香烟。但是在他向小孩看了一眼之后，他就把那包香烟放口口袋里去了。

    卡斯特尔仍旧坐着，他从眼镜的上方看了看里厄：

    “您有没有他父亲的消息？”

    里厄回答说：“没有。他在隔离营里。”

    孩子在床上呻吟，里厄使劲地握住床架的横档，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病孩，孩子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直起来，接着又咬紧牙关，身体有点弯成弓形，四肢渐渐分开。从盖着军用毛毯的赤条条的小身体L，散发出一股羊毛和汗臭混杂在一起的气味。病孩的肌肉渐渐松弛下来了，他的两臂和两腿也向床中央收拢，他始终闭着眼，不声不响，呼吸显得更加急促。这时里厄的目光刚好与塔鲁的相接，但后者却把目光避开了。

    他们已经看到过一些孩子的死亡，因为几个月来，使人感到恐怖的鼠疫是不选择对象的，但是他们还从来没有像今天早晨那样，一分钟接着一分钟地看着孩子痛苦地受折磨。当然，这些无辜的孩子受到痛苦的折磨，这在他们看来一直是件令人愤慨的事。但是至少在这以前，可以说，他们是在抽象地感到愤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面对面地这样长时间地看到过一个无辜者的垂死挣扎。

    这时病孩的胃好像被咬了似的，他的身体又重新弓起来，口里发出尖细的呻吟声。有好几秒钟，他的身体就这样地弯成弓形，一阵阵寒战和痉挛使得他全身抖动，好像他那脆弱的骨架被鼠疫的狂风刮得直不起来，被连续不断的高烧袭击得断裂开来。狂风一过，他又稍稍松弛了一点，热度好像退了，他就像被遗弃在潮湿而又发臭的沙滩上，微微喘息，暂时的意息已像进入了长眠。当灼热的浪潮第三次向他扑来，使他有点颤动的时候，他就蟋缩成一团，在高烧的威胁下，他退缩到里床，发狂似地摇晃着脑袋，掀掉被子。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红肿的眼皮底下涌出，开始沿着铅灰色的脸往下流去。经过这阵发作之后，孩子已筋疲力尽，他蜷缩着他那瘦骨嶙峋的两腿和那两只在四十八小时内瘦得像劈柴的胳膊。在这张被弄得不成样子的床上，他摆出了一个怪诞的、像钉在十字架上的姿势。

    塔鲁弯下身去，用他那笨拙的手擦掉小脸上的眼泪和汗水。卡斯特尔早已合上书本，看着病孩。他开始说话，但是因为嗓音突然走样，所以他不得不咳上几声才能把那句话讲完。

    “里厄，这孩子早晨的病势没有缓解过，是吗？”

    里厄说是，但是他说这孩子坚持的时间比通常人们所看到的还要长。帕纳卢看上去好像有点歪倒在墙上，他低声说：

    “如果这孩子还是要死掉的话，那么这样反而会使他受苦的时间拖得更长些。”

    里厄突然转向神甫，张开口想说什么，但是他没出声，明显地是在极力克制自己。他又把目光转移到孩子身上。

    病房里充满了日光。在其他五张床上，病人在动，在呻吟，但是都有点拘谨，好像是大家商定了似的。只有一个病人在房间的另一端叫唤着，他每隔一定时间就发出一声又一声轻微的叹息，而这种叹息听上去倒像是惊叫而不太像痛苦的哀鸣。看来连病人也不像开始时那样感到害怕了。现在，他们对染上这种疾病抱着一种心甘情愿的态度。只有这孩子在拼命地顽抗挣扎。里厄不时地按小孩的脉搏，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需要，而是为了摆脱他目前无能为力、静止不动的这种状态，他一闭上眼睛就感到孩子焦躁不安的表现和自己热血沸腾的感觉已浑然一体。那时他觉得自己和这个受尽折磨的孩子已不分彼此，于是就试图尽自己的尚未消耗过的全部力量去扶持这个孩子。但是他们两颗心的跳动仅仅结合了一分钟就不协调了，孩子没领他的情，他的努力落空了。于是他放下那只纤细的手腕，又回到他原来站的地方去了。

    沿着用石灰粉刷过的墙，阳光由粉红色逐渐变成黄色。在玻璃窗外，一个炎热的早晨开始了。格朗在离去时说他要回来的，但大家几乎没有听见。大家都等待着。孩子一直闭着眼睛，现在好像平静了一点。他的两只手变得像爪子似的，慢慢地刨着床的两侧，然后，又举起来，去抓靠近膝盖的床单。突然，孩子蜷起两腿，直到大腿碰到腹部才停止不动。这时，他第一次张开眼睛看看站在他面前的里厄。在他那张土灰色的凹陷下去的脸上，嘴巴张开来了，几乎立即就发出一声拖长的、音调几乎不因呼吸而发生变化的叫喊，整个病房里突然充满了一种单调的、刺耳的抗议声，它简直不像是一个人的声音，而像是所有的病人同时发出来的怪叫声。里厄紧咬牙根，塔鲁转过身去。朗贝尔走到床前，站在卡斯特尔旁边，这时，卡斯特尔合上了那本摊开在膝盖上的书本。帕纳卢看着那小孩因病而污垢满布的小嘴，它在发出那种让人辨别不出年龄的叫声。神甫跪了下来，在那连续不断、不可名状的哀叫声中，大家自然而然地听到他用一种有点儿压低但又很清晰的声音说：“我的天主，救救这孩子吧。”

    但是孩子还是在叫喊，他周围的其他病人也骚动起来了。那个在病房另一头不停地叹息的病人加速了呻吟的节奏，最后他也真正地叫喊起来，与此同时，其他人也呻吟得越来越厉害。一片痛苦的哀鸣声像潮水一样在病房里泛滥，淹没了帕纳卢的祷告声。里厄紧紧抓住床架的横档，闭上眼睛，感到极度疲劳和厌烦。

    当他重新张开眼睛时，他发现塔鲁在他身边。

    里厄说：“我必须走开，看到这些人我已再也忍受不住。”

    但是突然之间，别的病人都一声不响了。这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叫声早已变得很弱，它越来越低，终于停止。在孩子周围的病人又开始呻吟起来，但声音很低，犹如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这场刚刚结束的斗争的回声，因为这场斗争已经结束。卡斯特尔已走到床的另一边，他说，完了。孩子的嘴张开着，但是默默无声，他躺在乱成一团的床单之中，他的身体一下子缩得很小了，脸上还残留着泪痕。

    帕纳卢走近病床，做了一个祝福的手势。然后他拿起他的长袍，沿着中间过道走了出去。

    塔鲁问卡斯特尔：“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吗？”

    老医生摇了摇头。

    “说不定，”老医生强带笑容说，“他毕竟支持了很长时间。”

    但是里厄已经离开病房，他走得那样快，神态那样冲动，以至当他走过帕纳卢身边时，神甫伸手去拉住他。神甫说：“算了，医生。”

    里厄仍像刚才那样冲动地转过身来粗暴地对神甫说：“啊！这个孩子至少是纯洁无罪的，这一点，您知道得很清楚！”

    接着他转过身去，走在帕纳卢前面，穿过病房的门，走到院子的尽头。他在积满尘土的小树中间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来，擦了擦已经流到眼睛里的汗水。他想再高声呼喊一下，好解开使他心碎肠裂的心头死结。热浪慢慢地在无花果树的枝权中间降临。早晨的蓝天很快地就被一层微白色的云彩遮住，使空气变得更闷热了。里厄灰心丧气地坐在长凳上，看着树枝和天空，呼吸慢慢地平定下来，疲劳也逐渐恢复。

    他听到背后有人说：“为什么跟我说话发那么大火？这样的情景，我也是一样受不了的啊！”

    里厄转身向帕纳卢说：

    “是啊，请原谅我。疲劳简直是一种疯狂。在这个城里我有时候按捺不住，忍受不下去。”

    帕纳卢喃喃地说：“我明白。因为这一切超过了我们的承受限度，这就令人恼火。不过，或许我们应该去爱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

    里厄一下子站起来，激动地瞪着帕纳卢，摇了摇头说：“不，神甫。我对爱有另一种观念。我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

    在帕纳卢脸上闪过了痛苦的阴影。

    “啊，医生，”他悲伤地说，“我刚懂得什么叫天主的恩惠。”

    可是里厄又颓丧地在长凳上坐下。他又感到十分疲倦，对神甫的话，他用较缓和的语气回答说：

    “我知道，这正是我所缺少的。不过我不想跟您讨论这些事。现在我们在一起工作是为了某一个事业，而这个事业能使我们超越读神或敬神的问题而团结在一起。唯有这一点是重要的。”

    帕纳卢在里厄身旁坐下来。他显得很激动。他说：

    “对，对。您也是为了人类的得救而工作。”

    里厄略带笑容。

    “人类的得救，这个字眼对我说来大大了。我没有这么高的精神境界。我是对人的健康感兴趣，首先是人的健康。”

    帕纳卢迟疑了一下说：

    “医生……”

    但是他停下不说了。他的前额上也开始冒出汗来。他喃喃地说了声“再见”，他站起身来，眼睛闪闪发光。在他要走的时候，正在沉思的里厄也站了起来，向神甫走近了一步说：

    “再一次请您原谅。今后我决不再这样发火了。”

    帕纳卢向他伸出手，忧伤地说：

    “不过，我没有把您说服！”

    里厄说：“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所憎恨的是死亡和疾病，这一点您是很明白的。可是不管您愿不愿意，我们在一起是为了忍受它们和战胜它们。”

    里厄一边握着帕纳卢的手，目光不朝神甫看，一边说：

    “您瞧，现在就连天主也无法把我们分开了。”

镇州大萝卜

自从帕纳卢加入卫生防疫组织以来，他从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流行地区。他把自己置身于抢救人员的行列之中，置身于他认为是自己应该呆着的行列之中，即参加第一线的抢救工作。他看到过不少死亡的场面。尽管原则上他注射过抗疫血清，是有免疫力的，但他对自己的生命也并不是毫不担心的。表面上，他一直很镇静。不过，自从那天他长时间地亲眼看到一个孩子死去之后，他变了样。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越来越严重的紧张不安的神情。有一天他微笑着对里厄说，现在他正在写一篇题为：《一个神甫能否请医生看病？》的短论。当时在里厄的印象中，帕纳卢实际上是在写一篇题材更为严肃的文章，只是他没有讲明罢了。当里厄医生表示很想拜读一下他的作品时，帕纳卢告诉里厄，说他在专为男教徒做弥撒的时候要作一次布道，借此机会，他至少可以阐明自己的某些观点。

    “医生，我希望您来听听，您会对这题目感兴趣的。”

    在一个刮大风的日子里，神甫作了第二次布道。说实话，这次听道者的座位要比第一次布道时空得多了。这是因为这种场面对本城的居民来说，已经不再具有那种新鲜事物的魅力了。在这座城市目前所处的困难情况下，“新鲜事物”这个词本身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另外，对大多数人说来，当他们尚未完全放弃参加宗教仪式，或是说，尚未到达这样的地步，即既参加宗教仪式又过着极端不道德的私生活，两者并行不悖，这时，他们会用一些缺乏理性依据的迷信来代替平时的宗教活动。他们宁可佩带一些具有保护作用的徽章或圣洛克的护身符，而不去望弥撒。

    比如，本城居民迷信预言的习惯就是一个例子。在春天的时候，人们就已在期待鼠疫过不了多久就会结束，没有一个人想过要问一下别人，这种疫病到底还要拖延多久，因为大家都深信它不会拖延下去。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开始担心这种灾祸真的会没完没了，同时，鼠疫结束就成了人人的希望。于是，人们就互相传递占星术士的各种预言，或者天主教会的一些圣人的谜语。城里的一些印刷商很快发现，他们可以从人们的这种着迷的心理中渔利，于是就把当时城里流行的论语和预言大量印刷出版。当他们觉察到公众的这种好奇心漫无止境的时候，他们就立即派人到市图书馆去博览群书，从野史轶闻中寻找这类东西，然后印出来在城里推销。当他们在图书资料中再也找不到诸如此类的东西时，他们就请一些新闻记者来杜撰，而这些人至少在这一点上具有能与他们的历代优秀同行媲美的才华。

    某些预言甚至在报上长篇连载，人们在读这些文章时的贪婪程度，与正常时期阅读报上的那些言情小说没有什么两样。有些预测是通过一些怪诞的计算编造出来的，它们的根据是：鼠疫发生的年代，死亡的人数，鼠疫持续的月数。另一些预测采用与历史上所发生的大鼠疫进行比较的办法，从而总结出历次鼠疫的共同点（预言把它们称之为常数），通过同样怪诞的计算，据说这样就可以从中得出有关这次鼠疫的启示。但是最受公众欢迎的，无疑是下述的这一类，它们用那种《启示录》①式的语言来预示将来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其中每一事件都可能是要在这个城市中应验的，而且事件又很复杂，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因此，人们天天向诺斯特拉达米斯②和圣女奥迪尔③求教，而且总是获得满意的结果。此外，所有一切预言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讲到最后总是使人感到宽慰。但唯独鼠疫始终难以使人感到宽慰——

    ①《圣经-新约-启示录》系描绘“世界末日”和“基督重降”的景象。

    ②诺斯特拉达米斯（150-1566），法国占星家，医生，生于圣雷米，曾写过一本预言集——

    ③圣女奥迪尔：阿尔萨斯公爵阿达尔里克的女儿。公元660－720年左右，她在孚日山区建造了一座修道院。

    市民们以这些迷信活动代替了宗教，所以当帕纳卢讲道的时候，教堂里只有四分之三的座位上坐着人。讲道的那天晚上，里厄在到达时，感到通过人口处的弹簧门灌进来的一股股风正在信徒们中间自由回旋。就在这寒气袭人、寂静无声的教堂里，里厄在全部由男教徒组成的听道者中间坐了下来，接着他看到神甫登上讲道台。神甫用一种比第一次讲道时更加柔和、更加深思熟虑的语调说话，而教徒们有好几次发现他说话时有某种犹豫不决的现象。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他说话中已不称“你们”而称“我们”。

    可是，他的声音渐渐变得坚定起来，他开始提醒大家说，好多月来，鼠疫一直存在于我们中间，现在我们对它了解得更清楚了，因为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它坐在我们的桌边或者坐在我们亲人的床头，看到它在我们身旁走动，看到它在工作场所等待我们上班，因此现在，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接受它那不断地对我们说的话，而这些话，由于当初思想没有准备，我们很可能没有好好地听进去。帕纳卢神甫以前在这同一地点布道时所讲的话仍然是正确的——至少他自己坚信不疑。但是也很可能，正像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他当时想的和讲的都缺乏慈善之心，因而现在感到后悔。不过有一点却始终是真实的，就是任何事情总有值得汲取的东西。最残酷的考验，对基督徒来说仍然是一种恩惠。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基督徒应寻求的东西，就是他应领受的这种恩惠，他还应该知道这恩惠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怎么才能找到它。

    这时候，在里厄周围，人们都显得十分自在地坐在长凳的靠手之间，并尽可能坐得舒适些。教堂进口处包着垫衬物的隔音门有一扇在轻轻地来回摆动着，有人跑去把它制住了。里厄由于被这些杂声分了心，没听清楚帕纳卢在他的布道中又讲了些什么。神甫大概是说，不要试图去给鼠疫发生的情况找出解释，而是要设法从中取得能够汲取的东西。里厄模糊地把神甫的话理解为，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后来他的注意力被帕纳卢强有力的声音吸引住了。神甫说，有些事在夭主看来，人们是可以解释的，而另一些事，人们就没法解释。当然，世界上有善与恶，而且一般地说，人们很容易解释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但是要深入到恶的内部，把它解释清楚，那就困难了。比如，从表面上看，恶有必要的恶和不必要的恶。有被打发到阴间去的唐璜①，也有一个孩子的死亡，因为，如果说唐璜这种放荡好色之徒被雷击毙是应该的，那么这孩子为什么要吃苦就无法理解了。事实上，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事物比一个孩子的痛苦和由这种痛苦所带来的恐怖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事物比寻找引起这种痛苦的原因更重要的。除此以外，上帝给了我们一切生活上的方便，因此可以说，在这以前，宗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现在，恰恰相反，上帝把我们置于面临绝壁、走投无路的境地，我们都成了鼠疫的阶下囚，我们只得在死亡的阴影下去寻求赐予我们的恩惠。帕纳卢神甫甚至不愿利用一些唾手可得的现成话来越过这道国牢的墙。本来他可以很容易地说，天国的永恒的福乐等待着这孩子去享受，会补偿他所受到的痛苦的。但事实上是否如此，神甫一无所知。谁能确实肯定永恒的福乐能补偿人类一时所受的痛苦？如果谁这么说，谁就算不上是一个基督徒，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主耶稣的四肢和灵魂就曾尝够了痛苦。不，面对着一个孩子的痛苦问题，神甫宁愿处于绝壁之下不求逾越，因为他忠实地接受这种象征着十字架的碟刑考验。于是，他毫无畏惧地对那天来听他布道的这些人说：“我的兄弟们，抉择的时刻来临了。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可是你们中间谁敢全不信？”——

    ①西欧文学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代表蔑视神鬼、风流放浪、好色如命的贵族。

    里厄刚开始想到神甫是走到了异端思想的边缘，但没等他想完，神甫已经接着大声地讲下去。神甫指出，这个命令，这个纯洁的要求，就是赐予基督徒的恩惠。这也是他的德行。神甫知道，在他就要讲的德行里，有些过分的东西会使许多人听起来不顺耳，因为他们习惯于一种更宽容的、更符合传统的道德观念。但是在鼠疫流行时期的宗教不可能同平时的宗教一样，如果上帝同意，甚至希望人的灵魂在幸福时期能得到安息和快乐，那么在这不幸透顶的时期，他可以对人的灵魂提出过头一点的要求。今天，上帝赐予他所创造的人一个恩惠，让他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灾难中，以至于使他们不得不再去寻求和支持这个至高无上的德行：作出抉择，要就是全盘接受信仰，要就是全盘否定。

    在上一个世纪，有个教外的作家曾扬言，说他揭开了教会的秘密，他断言不存在什么炼狱①。他的言下之意是没有什么中间状态，只有天堂和地狱，根据人们生前选择的道路，死后要么进天堂得永生，要么下地狱受永罚。但帕纳卢认为这是一种邪说，一种只能出自一个没有任何信条的灵魂的邪说，因为炼狱是有的。不过，可能在某些时期中，人们不应该过分指望进炼狱，某些时期中，谈不上有什么可以饶恕的罪孽的问题。凡是罪都足以导致下地狱，凡是无动于衷的态度都是犯罪的，这就是说，要么有罪，要么无罪——

    ①也叫涤罪所，根据天主教教义，这是人死后暂时受苦的地方。善人生前罪愆没有赎尽，死后升天堂前须在涤罪所中暂时受苦，至罪愆涤尽为止。

    帕纳卢停了一下，这时里厄透过门缝更清楚地听到外面的风好像呼啸得更厉害了。就在这时，神甫说，他所讲的这种对一切全盘接受的品德，按照平时人们给予它的狭义的解释，是无法被人理解的，这不是一般的逆来顺受，也不是勉为其难的谦让，而是一种自卑自贱，不过，这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卑自贱。当然，一个孩子竟遭受到这样的痛苦，这是使人心灵上感到耻辱的。不过，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就应该投身于这种痛苦之中，正因为如此——帕纳卢使他的听众确信，他要说的话不是轻易说出来的——我们应当主动去“要”这种痛苦，因为天主愿意‘要’它。只有这样，基督徒才会不惜一切，别无选择地把这条必须选择的道路一直走到底。为了使自己不至于落到全盘否定信仰的地步，他会决定全部接受。现在，在各处教堂里，当那些善良的妇女听说人体上肿胀的淋巴结是排除身上罪意毒液的自然管道的时候，她们就说：“我的天主啊，让我身上长淋巴结吧！”基督徒也会像这些妇女一样，把自己交在天主的手里，听凭他的圣意安排——即使这种圣意无法理解。人们不能说：“这个，我懂，但是，那个，不能接受。”应该对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不能接受”的事物迎上前去，这样做，正是为了能够完成我们的选择。孩子们的痛苦是我们的一块苦涩的面包，但要是没有这块面包，我们的灵魂就会因缺乏精神食粮而“饿”死。

    每当帕纳卢神甫讲话稍稍停顿一下的时候，周围马上会发出一阵轻轻的嘈杂声，而这次，嘈杂声刚刚开始，神甫就出人意料地大声讲了下去，装作代替他的听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该怎么办呢？他预料到，人们将会说出“宿命论”这个可怕的字眼。是啊，只要人们允许他在“宿命论”前面加上“积极的”这个形容词的话，那么他会毫不害怕这个字眼的。当然，应该再次指出，不要去模仿他上次讲到过的那些阿比西尼亚的基督徒。甚至也不应该去学那些波斯的鼠疫患者的样子，这些人一面把他们的旧衣服扔向由基督徒组成的卫生防疫纠察队，一面大声祈求苍天把鼠疫降到这些离经叛道者的身上，因为后者想战胜天主所赐予的灾难。但是反过来说，也不要去学习那些开罗的修道士，他们在上个世纪鼠疫蔓延的时候，为了防止受感染，避免接触信徒们又潮又热的嘴，就用镊子夹圣体饼来举行送圣体仪式。波斯的鼠疫患者和开罗的修道士都同样是犯了罪孽的，因为前者对一个孩子的痛苦熟视无睹，而后者，正相反，他们使人类对病痛的害怕心理凌驾于一切之上。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他们都把问题巧妙地回避了。他们一直都对天主的声音装聋作哑。此外，帕纳卢还想举一些例子。根据编年史作者的记述，在马赛发生大鼠疫的时候，在赎俘会修道院中的八十一个修道土中，只有四人幸免。而在这四人中，有三人是逃走的。当时编年史作者们是这样记述的，限于他们的工作性质，他们不会写得更详尽。但是当帕纳卢神甫读这篇文献时，他全部心思都集中在那个没有逃走的修道士身上，这个修道士不管面前有七十七具尸体，尤其不顾他那三个同伴已经逃跑，还是一个人留了下来。于是，神甫一面用拳头敲着讲道台的边缘，一面大声地说：“我的弟兄们，应该学这位留下的修道士！”

    一个社会，为了应付灾祸所引起的混乱局面，必然会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维持合理的秩序，而问题决不是对此抱不合作的态度。不要听那些伦理学家的话，说什么应该俯首听命和放弃一切。我们只要能开始在黑暗中略为摸索地前进和力争做些有益的事就行了。至于其他的事，哪怕是涉及到孩子们的死亡，也应该听任它们自然发展，充分相信天主的安排，而不要去寻求个人的解决办法。

    讲到这里，帕纳卢神甫追忆了贝尔增斯主教在马赛遭受鼠疫浩劫时的崇高形象。他让人回想起在鼠疫临近结束的时候，这位主教在做了他该做的一切之后，认为再也没有什么别的挽救办法时，他就叫人在他的屋子四周用墙围起来，带了粮食把自己关在屋里；而那些一直把他当作偶像一样崇拜的居民，就像人们在极度痛苦时感情会一反常态那样，都对他发起火来，把死尸堆在他的屋子周围，要让他也传染上鼠疫。他们甚至把一些尸体从墙上扔进去，非要他死去不可。因此，虽然这位主教在最后作出这一懦弱表现的时候，曾以为这样就已与死亡的世界隔绝了，可是死人却还是从天而降，落到他的头上。所以，对我们来说，应该确信在鼠疫的汪洋大海中没有可供我们避难的岛屿。是的，没有这么一个中间安全地带，没有。应该接受这件令人愤慨的事，因为我们必须作出抉择：对天主要么恨，要么爱。那么谁敢作出恨天主的选择呢？

    “我的兄弟们，”帕纳卢神甫最后总结说，“对天主的爱是一种艰苦的爱。要具有这种爱，就要具有一种彻底的忘我精神和一种无视个人安危的气魄。而且，也只有有了这种爱才能从精神上抹掉孩子的痛苦和死亡；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具有这种爱才能使死亡成为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们不可能懂得死亡，只能去求得死亡。这就是我想跟你们一起汲取的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在人们看来是残酷的，而在天主看来是起决定作用的信仰，也就是大家应该去逐步接受的信仰。我们应该使自己与这个骇人的形象看齐。达到这一最高的境界时，一切都会合成一体，不分轩轻，到那时，真理才会从表面的不公平中涌现出来。在法国南部的许多教堂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几世纪来，鼠疫的牺牲者一直安眠在祭坛的石板下面，教士们就在死者的坟墓上布道，而他们所宣扬的精神正不断地从这堆包括那些死去的孩子在内的骨灰中焕发出来。”

    当里厄走出教堂的时候，一阵狂风从那扇半开着的门里吹进来，直刮到信徒们的脸上。它给教堂里带进来一股雨水的气息，一股人行道返潮的气味，它使人们在还没有走出教堂之前就能想象出城市是个什么面貌。走在里厄医生前面的是一位老年教士和一位年轻的副祭，他们费劲地按住了帽子。尽管风那么大，那位年长的仍在不停地评论着这次布道。他很钦佩帕纳卢的口才，但是他为这位神甫所流露出来的如此大胆的思想感到不安。他认为，这次布道并没有显示出它的力量，而是带有更多的忧虑成分，一位像帕纳卢这样年龄的教士是不应该忧虑的。低着脑袋挡风的年轻的副祭说，他经常跟这位神甫打交道，很了解他的思想演变，并且说帕纳卢的论文可能还要大胆得多，不过，教会大概是不会允许他出版的。

    老年教土问：“那么，他到底有什么见解呢？”

    他们已经走到教堂大门前的广场上，大风围着他们呼啸，使年轻的副祭无法讲话。当他喘过气来的时候，他只是说：

    “如果一个神甫要请一个医生看病，那么准有矛盾的地方。”

    塔鲁听了里厄告诉他的、关于帕纳卢在布道时所讲的这一番话之后，对医生说，他认识一位神甫，这位神甫在战争中发现一个青年人的两只眼睛已经被人挖掉，于是，他丧失了信仰，不信教了。

    塔鲁说：“帕纳卢是对的。当一个基督教徒看到一个无辜的人被挖掉了眼睛，他要么丧失信仰，不再信教，要么同意挖掉眼睛。帕纳卢不愿失去信仰，他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他在布道时力图说明的问题。”

    塔鲁的这一见解是否能清楚地解释帕纳卢在以后发生的不幸事件中所作出的那种使周围的人无法理解的行为呢？人们以后会对它作出判断的。

    在布道以后，过了几天，帕纳卢果然也忙起搬家的事来。这时候也正是由于疫情严重，在城里刮起一股搬家风的时候。塔鲁不得不离开旅馆，搬到里厄家去住，神甫也不得不放弃原先他所属修会分配给他的那套公寓房间，搬到一个还没有传染上鼠疫的、经常上教堂的老年女教徒家去。在搬家时，神甫已经感到自己越来越疲乏和焦虑不安。这样一来，他也就失去了这位房东太太的尊敬，因为，这位老太太曾向他热烈地赞扬了圣女奥迪尔的预言，而当时神甫大概是由于疲乏的缘故表现得有一点不耐烦。尽管他后来作了不少努力，想使这位老太太对他至少没有恶感，但是他没有成功。他给她留下了坏印象。于是每天晚上，在他回到他的那间放满针钩花边织物的卧室之前，他总是看到她背对着他坐在客厅里，同时又听到她冷冰冰地，身子也不回一下，向他说声：“晚安，神甫。”一天晚上，在上床的时候，神甫觉得头重脑胀，感到隐伏在他体内已好几天的热度像决了口的激流似地往手腕和太阳穴处冲来。

    在这之后所发生的事是通过他的女房东的口大家才知道的。第二天早上，按照她的老习惯，她起得很早。过了一会儿，她很奇怪没有看到神甫从他的房里出来。犹豫了好一阵子，她才决定去敲开他的门。她发现神甫一夜没有合过眼，仍躺在床上，感到周身有一种压抑感，而且他的脸部显得比平时更红。根据这位老太太自己的话，她很有礼貌地建议神甫去请医生来看一下，但是她的建议却被他粗暴地拒绝了，使她感到遗憾。于是，她只能离开神甫的房间。过了一会之后，神甫按铃，请人把她找去。他对自己刚才的脾气暴躁表示歉意，并且向她声明说，他目前身上的不舒服与鼠疫无关，没有任何鼠疫的症状，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疲乏而已。老太太很持重地回答他说，她之所以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并非是担心他得了鼠疫，她并没有考虑到她自身的安全，她的安全是掌握在天主手里的，而她只是想到神甫的健康，因为她认为自己对他的健康负有部分责任。可是据她说，当时神甫再也没有说什么，她为了履行她的义务，再次建议他去请医生来。神甫还是拒绝了，只是他补充说了一些在老太太听来是十分含糊的理由。她认为自己只听懂了这一点：神甫之所以拒绝看医生，是因为这样做与他的原则不符。而这一点正好是她所无法理解的。由此她得出结论，认为她的那位房客的头脑已因发烧而发生混乱，她只能弄点药茶给他喝喝。

    她决心不折不扣地履行她在这种情况下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她每隔两小时去看一次病人。使她最吃惊的是神甫整天都处在一种不断的焦躁不安的状态之中。他一会儿把被单掀开，一会儿又把它重新拉到身上，他不断地用手摸他那汗淋淋的前额，并经常坐起身来，使劲地咳嗽，可是咳出来的声音就仿佛有人掐住了他的喉咙，又嘶哑，又带痰声，像硬逼出来的那样。那时，他好像是无法从他的喉咙深处挖出使他窒息的棉花团一般。经过这阵发作之后，他带着十分疲乏的神色向后倒在床上。最后，他又坐起身子，并且在这片刻之间，他的眼光凝视着前方，而这种眼光比他先前所有的焦躁不安的样子更显得狂热。但是这位老太太，对于要不要去请医生，要不要违背病人的愿望，还在犹豫。她想，尽管样子看起来很可怕，但这可能只是一阵高烧的突然发作吧。

    到了下午，她想问问神甫的病情，但她所得到的仅仅是支支吾吾的回答。她又重新提出了她的建议。于是，神甫又坐起身来，几乎上气不接下气，但却非常清楚地回答说他不要请医生。这时，这位女房东决定等到第二天早晨再说，如果神甫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她就拨那只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每天在无线电广播里要重复十来次的电话号码。她总是念念不忘她的责任，想在夜里去看看她的房客和照料照料他。但是这天晚上，她把新煎好的药茶给神甫喝下去之后，想躺一会儿，结果一睡却睡到第二天天亮才醒来。她急忙向神甫的房间奔去。

    神甫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昨天，他的脸色因极度充血的关系涨得通红，而今天却变成一种青灰色，特别是他的脸部还很饱满，所以看起来更加明显。神甫凝视着悬挂在床上面天花板上的一盏小小的彩色玻璃珠串吊灯。当老太太走进屋子的时候，他朝她转过头来。据女房东说，这时他好像经过昨晚通宵的折磨，已经垮了，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反抗了。她问神甫身体怎么样。她注意到神甫用一种冷漠得出奇的声音回答说，他身体不好，但他不需要请医生，只要请人把他送到医院，一切按规章办事就行了。老太太吓坏了，慌忙奔去打电话。

    中午，里厄来了。听了女房东的一番叙述之后，他只回答说，帕纳卢要求送医院是对的，但看来是太晚了。神甫用同样的无动于衷的神态接待了医生。里厄检查了神甫的全身，感到很惊讶，因为他除了发现病人的肺部有肿胀现象和病人感到肺部有压抑感之外，没有发现有任何淋巴腺鼠疫或肺鼠疫的主要症状。但是，不管怎么说，脉搏很弱，而且总的病势十分严重危急，因此希望很少。

    里厄对帕纳卢说：“您身上没有鼠疫的任何主要症状。但事实上，是可疑的，因此，我不得不把您隔离起来。”

    神甫奇怪地笑了笑，好像是表示礼貌，但没有吭声。里厄出去打了电话之后又回到屋里。他看着神甫，亲切地对他说：

    “我会留在您身边的。”

    神甫显得又活跃起来了，把目光转向医生，这时在他的眼神里好像重新出现一种热情。后来，他开口了，他说起话来是那么困难，以至无法知道他说这话是否带着忧伤的成份。

    他说：“谢谢。但教士是没有朋友的。他们把一切都托付给天主了。”

    他请人把放在他床头的十字架像递给他，当他拿到后，就转过身去望着它。

    在医院里，帕纳卢没开过口。他像一个物件似的任人给他进行各种治疗，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过他手中的十宇架像。然而，神甫的病情依旧难以断定，在里厄思想里还是疑虑重重。这既像鼠疫，又不像鼠疫。再说，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鼠疫一直在使医生感到难以诊断，它好像是以此为乐。不过，拿帕纳卢的这个病例来说，他后来发生的情况将证明这种无法断定是无关紧要的。

    热度升高了。咳嗽声越来越嘶哑了，病人整天受到咳嗽的折磨。晚上，神甫终于咳出了这块使他透不过气来的“棉花团”。它是鲜红色的。在发高烧过程中，帕纳卢的眼睛里一直保持着冷漠的神情，可是到第二天早上，当人们发现他半个身子倒在床外，已经断了气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毫无表情了。人们在他的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

镇州大萝卜

这一年的亡人节①不同往常。当然，天气是合时令的，因为它已突然发生了变化，转凉的天气一下子把秋老虎赶走了。像往年一样，一阵阵冷风不停地刮起来，大块大块的云从地平线一头奔向另一头，给房屋顶上铺上了阴影，但云块过后，十一月的没有暖意的金色阳光又重新照在这些房屋上。第一批雨衣已经出现。人们注意到，涂上橡胶、闪闪发光的雨衣多得出奇。原来是报纸报道说，二百年前在南方发生严重的鼠疫时，医生为了预防自己传染上这种病，都穿着涂油的衣服。于是，那些商店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一批过时的衣服存货拿出来倾售，因为人人都希望穿了这种衣服可以免疫——

    ①天主教定十一月二日为亡人节，以追思去世之人。按照法国风俗习惯，实际上提前一天扫墓。扫墓时，置菊花束于亡者墓前。

    但是，尽管市内景色反映出季节的特点，公墓却是人迹罕至，冷落不堪。往年这时候，电车上充满了菊花的清香，成群结队的妇女来到她们亲人安葬的地方，把鲜花放在他们的墓前。在这个日子里，人们想以此来补偿死者在长长几个月中被人遗忘而独处黄泉之下的境遇。但是，这一年，再也没有人愿意去想念死者，这恰恰是因为人们对他们已经想得过多了。现在人们不再带着三分遗憾和七分伤感的心情去扫他们的墓了。他们已不再是一年一度有人到他们墓前表示并没有将他们遗忘的、被遗弃的死者了。他们是闯进人们生活里来捣乱的死鬼，所以人们要忘记他们。因此，这一年的亡人节可以说是被人们巧妙地混了过去。按科塔尔的说法（塔鲁发现他讲话越来越带讽刺味了），现在每天都是亡人节。

    说来倒是真的，在焚尸炉里鼠疫之火越烧越欢。一天一天的过去，死者的数目可也真的并没有增加，看来鼠疫已很顺畅地到达了顶点，它像一个一丝不苟的公务员一样，每天准确无误而又有规律地完成它的杀戮任务。从原则上看来，而且根据权威人士的意见，这是个良好的征兆。比如说，鼠疫情势图表上的那条曲线，先是不断上升，然后是沿着横的方向前进，这使里夏尔医生感到十分快慰。他说：“这张图表好得很，好极了。”他认为鼠疫已达到了一个所谓稳定状态，今后，疫情只会缓和下来。他把这一情况归功于卡斯特尔医生新研制出来的血清，这种新的血清不久前确实获得某些意想不到的效果。老卡斯特尔医生并不否认，不过他认为，事实上，人们对鼠疫不能作任何预测，因为在疫病史中可看到，疫情往往会意外地突然再度猖撅起来。很久以来，省里想安抚一下公众思想上的惶恐不安，但由于疫情严重，一直无法这样做，现在打算召集全体医生，要求他们向省里作一个有关疫情的报告。但就在这时候，里夏尔医生本人也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而且这恰好发生在疫情稳定阶段。

    在这个一定会令人吃惊，但毕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例子面前，省府一下子就变得悲观失望了，其不合逻辑的程度与先前采取乐观的态度时一样。至于卡斯特尔，他还是一丝不苟地在研制着他的血清。总而言之，城里所有公共场所都已改成医院或隔离所，只有省府没动，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还有必要留下一个地方作为开会场所。但是，总的说来，由于在这一段时期中，疫情相对稳定，因而里厄所建立的医疗组织还足够应付局面。工作得心力交瘁的医生和助手们不必再担忧还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他们只须继续有规律地去做他们的日常工作，不过也可以说是超人的工作。已经出现的种种肺部受鼠疫感染的病症目前正在向全城的各个角落蔓延开去，就像风那样，在人们的肺里吹燃起一场火灾，而且火势烧得越来越旺。在大吐血的过程中，许多病人更快地被夺去了生命。随着这种新形式的鼠疫出现，现在感染的危险性更大了。在这一点上，说实在的，专家们的意见一直是相互矛盾的。然而，为了安全起见，卫生防疫人员继续戴用消毒纱布口罩。不管怎么说，乍看起来，疫病似乎已蔓延开来。但是，因为淋巴腺鼠疫的病例正在减少，所以结算下来总数仍保持不变。

    然而，由于粮食供应的困难与日俱增，人们又产生了其他方面的忧虑。投机商趁火打劫，高价出售一般市场上所缺少的主食品。于是穷苦人家就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而有钱人家几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哪一样都不缺少。鼠疫的传染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毫不徇私，本来有可能加强本城居民中间的平等感，可是事实正相反，由于通常人们的自私行为，鼠疫反而加深了大家心里的那种不公平感。当然，剩下来的只是人人在死亡面前的无可非议的平等了，但这种平等是谁都不愿意享受的。那些挨饿的穷人更怀念邻近的城市和乡村，因为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且面包也不贵。因为这里不能让他们吃饱，他们就有一种想法，一种不太符合情理的想法，认为这里早该放他们走了。于是，最后在城里流传出这样一句口号：“不给面包，就给新鲜空气吧！”它有时可以在墙上看到，有时在省长走过的时候可以听到。这句讽刺性的话是号召人们进行示威游行的信号，尽管这些游行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其严重性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报纸当然听从上面的命令，不惜一切地大肆宣扬乐观主义。一翻开报纸，就能读到，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全城居民临危不惧，确是“镇定和冷静的动人典范”。但是在这座与世隔绝、什么事情都无法保密的城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个由全城居民所作出的“典范”。如果要想对上面所说的镇定和冷静有一个确切的概念，那只须到一个隔离场所去，或者到行政当局所组织的某个隔离营里去看一看就够了。不过，那时候笔者恰好在别处有事，对里面的情况不了解，所以只能在这里引用一下塔鲁写的事实。

    塔鲁在他的笔记本里记载了他与朗贝尔一起到设在市体育场的一个隔离营里去的一次访问。体育场的位置几乎就在城门口，它一面朝着一条通行电车的街道，另一面朝着一片空地，这空地一直延伸到城市所在的高原的边缘。体育场的四周一般都围有高高的水泥墙，所以只要在四个出人口上设一些岗哨，人就很难逃得出去。同时，四周的围墙也阻挡了外面一些好奇的人去打扰这些被关在里面受检疫隔离的不幸者。这些不幸的人，尽管看不见电车，却整天听得到它们的隆隆行车声，每当他们发觉电车的闹声特别大，就能揣测到那是办公室上班或下班的时间。因此，他们也就知道，尽管他们被排斥在生活之外，但是生活依旧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继续下去，只是这道高高的水泥墙把他们与外界分隔了开来，造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即使把他们分别地放在一些星球上，也没有如此不同。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塔鲁和朗贝尔决定到体育场去。足球运动员贡扎莱斯也陪他们一起去，他是由朗贝尔找来的，而且他是听了记者的话才最后同意去负责轮流看管体育场的。朗贝尔要把他介绍给隔离营主管。贡扎莱斯在与朗贝尔和塔鲁见面时说，在鼠疫发生之前，这正是他穿着球衣要开始比赛的时间。现在所有的体育场都被征用了，赛球已不再可能了，因此他感到空闲无事，他的神态看上去也是如此。这是他接受着管工作的原因之一，不过他只答应在每周周末值班。那天天气正好是半阴半晴，贡扎莱斯抬头看了看，颇为遗憾地说这种既不下雨，又不炎热的天气最适宜于赛球。他竭力回忆了比赛前在更衣室里涂擦松节油的味道，摇摇晃晃的看台，黄褐色球场上颜色鲜艳的运动衫，中场休息时的柠檬或冰凉解渴的汽水。此外，塔鲁还记下了下述的这件事。一路上经过郊区高低不平的马路时，贡扎莱斯见到石子就当足球踢，他力图把石子踢进阴沟洞里去，而当他踢中的时候，他就说：“一比零。”当他拍完一支烟的时候，他把烟蒂向前吐出去，然后就试着用脚在空中把烟蒂接住。在体育场附近，有一些孩子正在玩球，他们把球朝这三个人踢过来，于是，贡扎莱斯就把球准确地踢还给他们。

    三人终于走进了体育场。看台上住满了人。运动场上搭起了几百个红色帐篷。帐篷里有卧具和包裹，老远就可看到看台没有拆去，主要是为了在天热或者下雨的时候可以让那些住在里边的人躲一下，不过，到夕阳西下时他们得回到帐篷里去。在看台下面装上了淋浴设备，而原来运动员的更衣室已经被改成办公室和医务室。大部分住隔离营的人都在看台上，另一部分人在运动场边缘徘徊，有些人则蹲在帐篷人口处，用毫无表情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一切。在看台上，许多人躺倒在那里，好像有所期待似的。

    塔鲁问朗贝尔：“他们白天干些什么？”

    “什么也不干。”

    几乎所有的人确实都空着两手，什么事也不干。这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静默得出奇。

    “最初几天，他们到了这儿，彼此都合不来，吵吵闹闹，”朗贝尔说，“但是后来日子一长，他们的话就越来越少了。”

    根据塔鲁的记载，他了解这些人的心情。在开始时，他看到他们挤在帐篷里，闲着无聊，不是听苍蝇嗡嗡作响，就是在自己身上东挠西抓。如果遇到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他们就大声地倾诉他们愤怒或者害怕的心情。但是，自从隔离营里的人数越来越多，大大超出了限额的时候起，愿听他们抱怨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于是他们只得默不作声，互相猜疑。事实上确实存在着一种猜疑的气氛，它从灰色而透亮的天空中压下来，笼罩着整个红色的隔离营。

    是的，他们每人脸上都带有猜疑的神色。既然已把他们同旁人隔开了，那么这不会是平白无故的，因此他们的脸上都带着那种既害怕又在思索原因的人所特有的表情。塔鲁所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目光呆滞，一副团与他们原先所过的生活全面隔绝而感到痛苦的神态。由于他们总不能老是想到死的问题，所以他们干脆就什么也不想，他们等于是在度假。“但最不幸的是，”塔鲁写道，“他们都已被人遗忘，而且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过去认识他们的人因为在想别的事情而把他们忘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那些爱他们的人，也把他们忘了，因为这些人四出活动，千方百计想把他们弄出隔离营，已经搞得筋疲力尽。由于他们的亲人一心想到的是他们的离营问题，结果反而把他们本人给忘了，这也是正常的。弄到后来，人们发现，即使在最不幸的时候，也是谁都不能真正地想到谁了，因为，要真正地想到一个人，那就意味着要一分一秒也不停地想到这个人，不能被任何事分心，不论是家务事，是苍蝇飞来飞去，是吃饭，还是身上发痒。但是苍蝇飞和身上痒总是会有的。所以日子要打发得好也不是容易的事。而这一点，他们都很明白。”

    隔离营的主管人再次朝塔鲁他们三个人那边走过来并对他们说，有一位奥东先生要见他们。他先把贡扎莱斯领到他的办公室去，然后带着朗贝尔和塔鲁朝着看台的一个角落里走去。奥东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边，他看到他们来就站起来迎接。他还是同以前一样打扮，还戴着那条硬领子。塔鲁只发现他两鬓的头发比以前乱得多，都竖了起来，一只鞋的鞋带散开了。这位推事显得很疲倦，他讲话时目光从不正视对方。他说，他看到他们很高兴，并委托他们谢谢里厄医生替他办过的事。

    其他的人都没有讲话。

    “我希望……”推事过了一会说，“菲利普没有受到太多的痛苦。”

    这是塔鲁第一次听到推事提到自己儿子的名字，因此他意识到事情起了变化。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上，阳光在两朵云彩中间斜照到看台上，给三张脸染上了一层金色。

    塔鲁回答说：“没有，没有，他真的没有什么痛苦。”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推事继续朝太阳落下去的方向眺望。

    他们跑去向贡扎莱斯告别，他正在看一张轮班值勤表。这位运动员一边笑着一边和他们握手。

    “至少我又找到了更衣室，”他说，“还是老样子。”

    过了一会儿，当隔离营主管人陪送塔鲁和朗贝尔出去的时候，在看台上响起了一阵沙沙声。接着，那些平时用来宣布比赛结果或介绍球队的高音喇叭，夹带着嗡嗡的声音通知说，这些被隔离的人应该回帐篷去，要发晚餐了。这些人慢腾腾地离开了看台，拖着懒洋洋的步子回到帐篷里去。当他们都安顿好之后，有两辆电瓶车；就是人们在火车站里看到的那种车子，装着两只大锅子，开到两个帐篷中间。只见人们伸出胳臂，两只长柄勺子伸人两只大锅里，然后从锅里把食品捞出来分别放在两只饭盒里。电瓶车又开动了，它开到下一个帐篷前又停下来分发晚餐。

    “这倒很科学。”塔鲁对主管人说。

    “对，很科学。”主管人一边同他们握手，一边得意地说。

    暮色苍茫，天空万里无云，一股柔和而无暖意的余辉沐浴着隔离营。在傍晚的宁静环境中，从四面八方响起了一阵阵匙儿和碟子的声音。几只蝙蝠在帐篷上空飞来飞去，然后又突然消失了。从墙外传来了一辆有轨电车在轨道的岔口上轧轧作响的声音。

    “可怜的推事，”塔鲁在跨出隔离营大门时喃喃地说，“真该替他想想办法。但是怎么去帮助一个推事呢？”

镇州大萝卜

在这座城里另外还有好几个这样的隔离营，由于对它们缺乏直接的消息来源，所以笔者为了审慎起见，就不能再多谈了。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提一下，那就是这些隔离营的存在，从那儿散发出来的人的气味，黄昏时刻高音喇叭的巨大的响声，围墙的神秘感，以及人们对这些被摈弃的地方的恐惧，这一切已成了市民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使得大家更加惊慌失措，忧虑不安。他们与市政当局的摩擦和冲突事件都随之增加了。

    到了十一月底，早晨的天气已变得很冷了。倾盆大雨把路面冲刷得干干净净，雨过后，天上也好似洗过一样，看不到一丝云彩，晴空下，雨后的路面闪闪发光。每天早晨，一轮淡淡的太阳在寒冷的空气中把明亮的阳光倾泻在这个城市上空。相反，到了傍晚时分，天气又回暖了，这正是塔鲁所选定的同里厄医生谈心的时间。

    一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在度过了漫长而累人的白天后，塔鲁陪里厄到那个患气喘病的老人家里去出诊。在陈旧的住宅区的房屋上空映照着柔和的星光，一阵微风悄悄地吹过黑暗的十字路口。两个人走过了一段宁静的路程，来到了这位老人的家里。老人谋煤不休地告诉他们说，城里有些人同市政当局不和，说那些油水大的美差总是落到某些人手中，说老是冒着危险的人总有一天也要轮到自己倒霉。老人还搓着双手洋洋得意地说，看来可能还要大吵一场。在医生护理他的时候，他一直不停地评论着时局。

    他们听到在他们上面有人走动的声音。病人的老伴发觉塔鲁显出很想打听一下的样子，于是就向他们解释说，有些女邻居在平台上。他们同时也了解到，从平台上看出去，风景很优美，以及屋子的平台往往是有一面与另一幢屋子的平台相连接，这样，街坊上的妇女们就可以足不出户而相互串门。

    “是啊，”老人说，“你们上去看看，那儿空气很好。”

    到了上面，他们发现平台上空无一人，放着三把椅子。从一边望去，目力所及，只见一排排的平台向远处延伸，最后与一个黑趣越的、像岩石般的巨大物体相接，他们认出了这是他们所能看到的第一座山同。从另一边望去，越过几条街和那隐没在黑暗中的港口，可以一直看到地平线，那儿海天一色，波浪起伏，隐约可见。在远处，他们知道，那是悬崖，再远一些，一束微光总隐忽现，很有规律，他们看不见那发出微光的物体：这是航道上的灯塔。它自今年春天以来，一直在向绕道驶向其他港口的船只发出信号。风吹云散，夜空明净，皎洁的星星在闪闪发光，遥远的灯塔上的微光犹如一掠而过的银灰色微尘，不时闪过星空。微风吹来了芳草和石头的气息。四周一片寂静。

    “这天气真舒服，”里厄边说边坐了下来，“好像鼠疫从来没有到过这儿似的。”

    塔鲁转过身去，背对着里厄，眺望大海。

    “对，”他隔了一会儿说，“天气真舒服。”

    他走到里厄身旁坐下，并仔细地端详着医生。微光在天边出现了三次。一阵餐具碰撞的声音从街道的深处传到他们的耳边。屋子里一扇门“砰”的响了一下。

    塔鲁用非常自然的声调问道：“里厄，您难道从来也不想知道我究竟是谁？您把我当作朋友吗？”

    里厄回答说：“我是把您当作朋友的。不过，我们过去都没有时间。”

    “好，这就使我放心了。您愿不愿意把现在这会儿作为是我们共叙友情的时刻？”

    里厄向他微微一笑，作为回答。

    “那么，好吧……”

    在几条街以外的地方，有一辆汽车好像悄悄地在潮湿的路面上滑行了好一阵子。汽车开走了，跟着，从远处传来的一阵模糊的惊呼声再一次打破了寂静。然后，四周又恢复了宁静，陪伴着他们两人的只是静悄悄的天空和星星。塔鲁站起身来，坐在平台的栏杆上，面对着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的里厄。一眼望去，只见一个魁梧的身形像一张剪影似地贴在星空中。他讲了很久，下面是他讲话的大致内容：

    “里厄，我们简单地谈谈吧。在熟悉这个城市和遇上这次瘟疫以前，我早就受着鼠疫的折磨。可以说我跟大家一样。但是有人却并不觉察或者安于现状，也有人觉察到了因而寻求摆脱。而我就是一直想求得摆脱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带着天真无邪的思想，也就是说，脑子像一张白纸似地过日子。我不是那种苦恼的人，我开始过得很不错，一切对我来说都相当顺利：我智力也挺好，我很能获得女人的好感，如果说我曾经有过某些忧虑的话，那么它们来得快，去得也快。有一天，我开始思索了。现在……

    “应该跟您说，我当时不像您那样穷。我父亲是代理检察长，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职位。可是，他没有官架子，因为他天生是个老好人。我母亲是个纯朴而谦逊的妇女，我一直很爱她，不过我总是不大愿意谈起她。平时，我父亲慈祥地照管我，我甚至相信他一直在想方设法了解我。他有外遇，这一点现在我可以肯定，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气愤。他在这些方面的表现都很合乎分寸，毫不令人反感。简单地说，他不是一个古怪的人c现在他已去世，我觉得，如果说他在世时没有像一个圣人那样生活的话，那么他也不是一个坏人。他介乎两者之间，就是这样。他是那种类型的人，能引起别人不过分的亲切感，而且经久不衰。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谢克斯旅行指南》是他爱不释手的一本书。我并不是说他经常旅行（只有在假期中，他才到布列塔尼省去，因为他在那里有一幢小别墅），而是说他能精确地告诉您巴黎一柏林列车的出发和到达的时间，从里昂到华沙的中途换车时间，以及您要去的各大首都之间确切的距离为多少公里。您能说出从布里昂松到夏蒙尼怎么走吗？即使是一个站长也记不清楚。但是我父亲却能一五一十地讲出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做这样的练习，以便丰富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并为此而感到骄傲。这也使我感到很好玩，于是我就经常向他提问，而且当我在《谢克斯旅行指南》里核实了他的回答和承认他没有搞错时，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些小小的练习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亲近了，因为我成了他的一个听众，对于我的这种好意，他很承情。我则认为，他在铁路行车时刻方面的这种才能，并不亚于其他方面的才能。

    “但是，我讲得有点忘乎所以，对这位正直的人的估价可能太高了些，因为，归根结底，他只不过对我的决心有过一种间接影响。充其量是他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在我十七岁的那年，我父亲曾邀请我去听他发言。这是在刑事法庭审理的一起重大案件，因此，当然(口罗)，他想露一手，显一显他的才华。我现在也认为当时他想通过这种开庭仪式，这种能震动和唤起年轻人的想象力的仪式，来鼓励我继承父业。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这会使我父亲高兴，也因为我当时也很好奇，想在一个不同于家里那样的场合下，看看他是以什么姿态出现的，听听他讲些什么话。除此以外，我没有其他的想法。那时，我一直认为开庭的情况，如同每年七月十四日的国庆检阅，或者学期结束发奖一样，是很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我当时对这方面的概念很抽象，它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不安。

    “但是，那天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罪犯。我认为他确实有罪，至于犯的什么罪，这无关紧要。罪犯是个矮个儿，三十岁左右，红棕色的头发，一副可怜相。他看上去已下定决心要承认一切，他似乎对他所做的一切以及对他将受到的惩罚是那样的胆战心惊，以至于几分钟之后，我的注意力全部都被吸引过去了。他的样子像一只在强烈光线照射下吓得魂不附体的猫头鹰。他的领结歪在一边，他只啃着一只手的指甲，他那右手的指甲……总之，我不必再多讲了，您当然知道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可是，我却直到那时才突然发现这一点，因为在这之前，我只是用那种‘被告’之类简单的概念去想他的。我不能说那时候我忘记了我父亲在场，不过我好像内脏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了，使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刑事被告身上去了。我几乎什么也没听见，我感到人家想把这个活生生的人杀死，有一种强烈的本能像浪潮一样把我盲目地推向他那一边。我一直到我父亲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才真正清醒过来。

    “我父亲穿着红色法衣，看上去一反常态，他平时的那种老好人的样子，那种亲切的神态早已无影无踪，只见他的嘴巴在频繁地活动，一大串一大串的长句子不停地像一条条毒蛇一样从嘴里窜出来。我听明白了：他以杜会的名义要求处死这个人，他甚至要求砍掉犯人的脑袋。不错，他只是说了一句：‘这颗脑袋应该掉下来。’但是总而言之，这两句话相差不大，反正结果都一样，因为他最终取下了这颗脑袋，只不过不是他去具体执行这项工作罢了。后来我对这件案子，就一直听到结束，与此同时，我对这个不幸的人也一直怀有一种使人晕头转向的亲切感，而这种感觉，我父亲是从来也不会有的。按照习惯，在处决犯人的时候——讲得文雅一点，是在所谓最后时刻，而实质上应该说是在最卑鄙的谋杀时刻——我父亲是必须出席的。

    “从那时起，我一看到那本《谢克斯旅行指南》就十分反感。从那时起，我就讨厌法院、死刑和处决。我震惊地发现，我父亲可能已参与过多次这样的谋杀，而且每逢这种日子他就起得特别早。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把闹钟上好了发条。我不敢把这些事告诉我的母亲，不过我对她作了更仔细的观察，于是我明白他俩之间已没有丝毫感情，我母亲是在过着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这就使我原谅了我的母亲，正像我当时所说的那样。过了一些时候，我懂了，对她也无所谓原谅，因为我母亲在结婚前家里很穷，是贫穷使她学会了逆来顺受。

    “您现在一定在等我说这句话：我当时立刻就离家出走了。不，我在家里还呆了好几个月，几乎一年左右。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内心很痛苦。一天晚上，我父亲又找他的闹钟了，因为他第二天要早起。那天一整夜我没睡着。第二天当他回家时，我已经走了。接下来的事，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我父亲派人四处找我，于是我就去见他，我什么也没向他解释，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要是他逼我回家，我就自杀。他生性较温和，终于同意我离去，不过他发表了一通议论，认为这种想无拘无束地生活的行为是很愚蠢的（他是这样理解我的行为的，而我一点也没有反驳他），他还忍住真诚的眼泪向我百般嘱咐。以后，隔了很久，我才经常回家去看望我的母亲，同时也见到了他。我想，这些接触也就使他满足了。至于我，我对他并不怨恨，只不过心里有点惆怅。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就把母亲接来跟我一起过日子，要不是她后来也去世的话，她现在还跟我住在一起。

    “我之所以把这段开始的经历讲得那么冗长，这是因为它正是一切的起点。现在我要讲得快一点。从十八岁那年起，我离开了富裕的环境，过着贫穷的生活。为了糊口度日，我干过许多差使。一切总还算顺利。但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是死刑。我要替这个红棕色的猫头鹰算一笔账。因此，我曾经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搞过政治。总而言之，我不想成为一个鼠疫患者。我曾认为，我所处的这个社会是建筑在死刑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同这个社会作斗争，就是同谋杀作斗争。我曾经是这样想的，别人也曾经对我这样说的，而归根结底，这种观点也是基本上正确的。于是，我就跟其他一些我所爱的、而且至今一直爱着的人们站在一起。我就这样坚持了很久。在欧洲，无论哪一个国家发生了这类斗争，其中都有我的份儿。好吧，这就不说了。

    ‘当然，我当时懂得，我们偶尔也判人死刑。但是，人们告诉我，为了实现一个再也没有人杀人的世界，这些人的死是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这是对的，不过无论如何，现在我恐怕不能坚持这类真理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我当时是犹豫不决的。但那时我总想着这只猫头鹰，因此就能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了一次处决（那是在匈牙利），于是，童年时在法庭里所遇到的这种使我晕头转向的场面又一次使我（当时我已成人）视线模糊起来。

    “您从来也没见过枪毙人吧？没有，当然步，旁观者一般是邀请的，而且观众也是事先经过选择的。结果您只能停留在图画和书本中的权写水平上：眼睛蒙上布条，人捆绑在木柱上，远处几个兵士。告诉您，不是这么回事！恰恰相反，执行处决的行刑队站在离犯人一米半远的地方，这个你知道吗？要是犯人向前走两步，他的胸口就会碰到士兵们的长枪！这个您知道吗？在这么近的距离，士兵们把子弹集中打在他的心脏区，就会打出一个可以把拳头伸进去的口子！这个您也知道吗？不，您是不知道这一切的，因为人们是不谈这些细节的。对鼠疫患者来说，人的睡眠要比生命更为神圣不可侵犯，我们不应该去打扰这些正人君子的睡眠。只有风格不高的人才会这样做，而风格在于不要坚持己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我从那时候起就没有好好睡过。我就是风格不高，不断地坚持己见，也就是说，不停地想着这些事。

    “于是，我懂得了这样的事实：在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至少，我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了解到，我已经间接地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甚至促成了这一死亡，因为我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动和原则。别人好像并不因此而感到内疚，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从来也不主动地谈到这些。而我却一想起就喉咙哽塞。虽然我跟他们在一起，但我还是孤独一人。有时候我向他们倾诉我内心的不安时，他们却对我说，应该考虑的是目前引起争论的问题，他们还向我灌输一些常常是很感动人的道理，硬使我接受我所无法接受的东西。不过我回答说，在这些情况下，那些穿着红色法衣的大鼠疫患者也会振振有词，讲出一些令人信服的道理来，而如果我同意小鼠疫患者所提出的那些不可抗拒的理由和迫不得已的情况，那么我就不能否定大鼠疫患者所讲的同样理由。他们向我指出，如果要附和这些穿红色法衣的人的话，有个好办法，那就是让他们去垄断判刑的权利。不过，我当时心想，要是让了一次步，那么就得一直让步到底。看来历史也证实了我的这种想法，今天他们不是都在争先恐后地杀人吗？！他们都杀红了眼，而巨他们也只能这样做。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所关心的并不是和别人进行争辩，而是那只红棕色的猫头鹰，是法庭上的那件肮脏勾当：一张张又脏又臭的嘴向一个锁上镣铐的人宣布他即将死去，并为他的死亡办理好一切手续，以便他整夜整夜地处于垂死的恐怖之中，最后睁着眼睛，束手待毙。我念念不忘的是那个胸口上的窟窿。我心想，在等待把问题弄清楚的过程中（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一丝一毫——您听见吗？——一丝一毫也不会赞成这种令人作呕的残杀。是的，在没有把问题弄明白之前，我决定采取这种盲目的顽固态度。

    “从那以后，我的思想没改变过。长期来我感到无比羞愧，因为我曾经是个杀人凶手，即使是间接的，同时也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这仍改变不了这一事实。随着时间的消逝，我就发现，即使是那些比别人更善良的人今天也不由自主地去杀人，或者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是符合他们生活的逻辑的。我也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一些人的死亡。是的，我一直感到羞愧，我懂得了，我们大家当时都生活在鼠疫之中，于是我就失去了内心的安宁。直到今天，我还在设法了解他们每个人，力图使自己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冤家对头，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失去的安宁。我只知道，为了使自己不再是一个鼠疫患者，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有希望得到安宁，或者，在得不到安宁的情况下，可以心安理得地死去。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如果说这还不能拯救他们的话，至少也能尽量少使他们受害，甚至有时还能为他们做一点好事。因此，凡是使人死亡的事，凡是为这种事进行的辩护，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不管有理还是无理，我一概拒绝接受。

    “因此，这场鼠疫并没有使我学到任何东西，要不，就是它教会了我应该跟您在一起同它作斗争。根据可靠的资料，我知道（是的，里厄，我对生活了解得很透彻，这一点您是看得出来的），每个人身上都有鼠疫，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的，没有任何人是不受鼠疫侵袭的。因此，我们要不断地留心自己，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把气呼到别人脸上，从而把鼠疫传染给他。只有细菌是自然产生的。其余的，例如健康，正直和纯洁，可以说是出自意志的作用，一种永远也不该停止的意志的作用。正直的人，也就是几乎不把疾病传染给任何人的人，这种人总是小心翼翼，尽可能不分心。而为了做到永远不分心，就要有意志力，就要处于紧张的状态！是的，里厄，当一个鼠疫患者是很累人的。但是要不想当鼠疫患者，那就更累人了。正因为如此，大家都显得很疲乏。因为今天大家都有点传染上了鼠疫。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不愿再当鼠疫患者的人觉得筋疲力竭，对他们说来，除了死亡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摆脱这种疲乏。

    “从现在起，我知道，我对这世界本身来说，已毫无价值。从我放弃杀人的那时候起，我就对自己宣判了永久的流放。现在将由其他人来创造历史。我也知道，我不能从表面上去判断这些人。我这个人没有资格当一个合理的杀人凶手。这当然不是一个优点。不过，我还是愿意像我现在这样，我学会了谦虚。我只是说，在这地球上存在着祸害和受害者，应该尽可能地拒绝站在祸害一边。这在您看来或许比较简单，但我却不知道这是不是简单，但是我知道我说的情况是确实的。我曾经听到过许多大道理，这些大道理差点儿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同时也迷惑了不少其他人，使他们同意谋杀。这才使我明白，人们的一切不幸都是由于他们讲着一种把人搞糊涂的话。于是，为了走上正道，我决定讲话和行动毫不含糊。因此，我说，在这世界上存在着祸害和受害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如果，在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自己也变成祸害的话，那么，最低限度，我不是心甘情愿的。我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无罪的杀人者。您看，这不能算是奢望吧！

    “当然，应该还有第三种人，那就是真正的医生，但事实上，人们遇到的真正的医生很少，而且可能也很难遇到。所以，我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者的一边，以便对损害加以限制。在受害者当中，我至少能设法知道怎样才能达到第三种人的境界，就是说，获得安宁。”

    最后，塔鲁摆动着腿，用脚轻轻地敲着平台。经过一阵沉默之后，里厄挺了挺身子，问塔鲁是否知道有一条通往安宁的道路。

    “有的，那就是同情心。”

    远处响起了救护车的两下铃声。刚才还是模糊不清的惊呼声现在都汇集到城市的边缘，靠近石头山冈的地方。就在这时候，他们听到一种像爆炸那样的声音，然后，四周又是一片寂静。里尼看到灯塔又问了两次光。微风好像已增强了风势，同时，有一股带盐味儿的阵风从海面上吹来。他们现在清楚地听到波涛冲击悬崖时所发出的低沉的声音。

    “总之，”塔鲁爽直地说，“使我感兴趣的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人。”

    “可是您不信上帝。”

    “是啊。一个人不信上帝，是否照样可以成为圣人？这是我今天遇到的唯一具体问题。”

    突然，从刚才传来叫声的那边出现了一大片微光，一阵分辨不清的嘈杂声，沿着风的方向，传到两个朋友的耳畔。微光立刻就暗了下去，而远处，在那些平台的边缘，只剩下一片淡淡的红光。在风势暂停的时候，他们清楚地先听到一片人的叫喊声，接着是一阵射击声，最后是人群的喧哗声。塔鲁站了起来，倾听着，但他们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塔鲁说：“城门口又打起来了。”

    “现在已经结束了。”里厄回答说。

    塔鲁喃喃地说，这决不会结束，而且还会有牺牲者，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

    “可能是这样，”里厄回答说，“不过，您知道，我感到自己跟失败者休戚相关，而跟圣人却没有缘分。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

    “对，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不过，我的雄心没您的大。”

    里厄以为塔鲁在开玩笑，就看了对方一眼c但是在夜空模糊的光线下，他看到的是一张忧伤和严肃的脸。风又重新刮了起来，里厄感到风吹在身上暖洋洋的。塔鲁振作一下说：

    “为了友谊，您知道我们该做些什么？”

    里厄回答说：“做您想做的事。”

    “去洗个海水澡。即使对未来的圣人来说，这也是一种高尚的乐趣。”

    里厄微笑起来。

    塔鲁接着说：“我们有通行证，可以到防波堤上去。总而言之，要是只生活在鼠疫的环境中，那就太愚蠢了。当然，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受害者而斗争，不过，要是他因此就不再爱任何别的东西了，那么他进行斗争又是为了什么？”

    “对，走吧。”里厄说。

    不一会儿，汽车在港口的栅栏附近停了下来。月亮已经升起，夜空中乳白色的光辉向四处投下了模糊的影子。在他们后面是城里鳞次栉比的房屋，一股热烘烘的混浊气流从那里吹来，驱使这两位朋友走向海边。他们向一个士兵出示了通行证，后者检查了好久才放他们走。他们穿过堆满了木桶，散发出酒香和鱼腥味的场地，朝着防波堤的方向走去。快走近时，一股碘和海藻的气味告诉他们大海在望。接着，就传来了波涛声。

    大海在防波堤的巨大石基下轻声吼鸣。当他们登堤时，万顷波涛就展现在他们的眼前，海面像丝绒那样厚实，又像兽毛那样柔软光滑。他们在面向大海的岩石上坐下。海水以缓慢的节奏冲上来又退下去。大海的起伏像人的呼吸一样平静，亮晶晶的反光在水面上时隐时现。在他们面前，展现着一幅漫无边际的夜景。里厄用手抚摸着凹凸不平的岩石，一种奇异的幸福感充满了他的周身。他转向塔鲁，从他朋友的那张安详而严肃的脸上，猜测出塔鲁也有着相同的幸福感，但他也知道这种幸福感不能使塔鲁忘却任何事物，当然也不会忘却世上的杀戮。

    他们脱掉了衣服。里厄先跳下水。开始时，他感到水有点凉，但等他重新浮上水面时，却感到水是温的。蛙泳了一会后，他才懂得，这天晚上，海水之所以是温的，这是因为秋天的大海从地面吸收了在夏天时一连好几个月中贮存起来的热量。他以均匀的动作向前游着，双脚拍打着海面，在他的身后留下了一道翻滚的泡沫，海水沿着他的胳膊流到他的腿部。他听到很响的扑通一声：塔鲁下水了。里厄翻过身来，一动不动地浮在水上，面对悬挂着月亮和布满星星的天空。他深深地呼吸。接着，他越来越清晰地听到打水的声音，这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响亮，塔鲁在后面游近了，不多会儿，连他的呼吸声也能听到了。里厄翻过身来，以同样的速度跟他的朋友齐头并进。塔鲁游得比他快，于是他只得加快速度。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他们以同样的节奏、同样的力量向前推进，孤寂地远离了尘嚣，终于摆脱了这座城市和鼠疫。里厄先停下来，接着他们就慢慢地游回去。在回岸途中有一段时间他们遇到了一股冰冷的水流，在大海的这种出其不意的袭击下，他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速度。

    他们重新穿好衣服，一言不发地踏上了归途。但这时，他们已成了一对同心同德的朋友，这天夜晚给他们留下了亲切的回忆。当他们远远地看到疫城的哨兵时，里厄知道现在塔鲁和他都在心里说着同样的话：鼠疫刚刚把他们忘却过一时，这很不错，但现在又该重新开始。

镇州大萝卜

是的，又该重新开始了，鼠疫是不会长期地把仟何人遗忘的。在十二月份，它又在市民们的胸口“燃烧”起来，使焚尸炉烧得通亮，使隔离营内无事可干、空着双手的人影不断增加，它以一种既顽固而又不规则的速度不停地蔓延。市政当局曾寄希望于冬天的来临，希望寒冷能刹住瘟疫的势头，然而鼠疫却毫不停步地越过了初冬的严寒。还得等啊！但是，人们等久了也就不再等了，全城居民过着毫无希望的日子。

    对里厄医生来说，那天晚上他所享受的那种短暂的宁静和友谊的时刻也一去不复返了。城里又开设了一个医院，因此里厄只能整天跟病人打交道。他发现，虽然目前肺鼠疫患者与日俱增，但是病人似乎都能跟医生很好地配合。他们不再像鼠疫开始时那样沮丧或癫狂，而是好像对自己的利益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们主动要求获得一些对他们最有益的东西。他们不断地要水喝，大家都想得到别人的热情对待。尽管里厄还是跟平时一样地劳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不像以往那样孤独了。

    十二月底左右，里厄收到预审推事奥东先生从隔离营写来的一封信，说他被隔离检疫的时间已超过规定，而管理部门却找不到他进隔离营的日期，因此人们还错误地把他关在里面。奥东夫人不久前已从隔离病房出来，她曾向省里提出抗议，结果她在那里碰了钉子，人们回答她说：决不会出差错。里厄请朗贝尔出面去解决这个问题。几天后，奥东先生就来看他了。事实上，果真出了差错，因此里厄感到有点气愤。可是业已消瘦的奥东先生却举起了一只软弱无力的手，字斟句酌地说，大家总会有出差错的时候。医生只觉得情况有了一些变化。

    里厄说：“推事先生，您打算做些什么？一大堆卷宗等着您去处理呢。”

    “啊，不，”推事说，“我想请假。”

    “说的倒是，您该休息休息。”

    “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回隔离营去。”

    里厄惊讶地说：“您不是刚从那儿出来吗？”

    “我刚才没说清楚。有人告诉我说，在这个隔离营里是有志愿管理人员的。”

    推事的圆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下，他用手把竖起来的一撮头发弄弄平……

    “要明白，我或许在那儿有事可做。另外，说起来也挺傻：在那儿能使我常想起我的小男孩。”

    里厄看着他。在奥东先生的那双严厉而又缺乏表情的眼睛里是不可能突然出现温存的目光的。但是它们已变得较为混浊，失去了原来金属般的光泽。

    “那当然，”里厄说，“既然您愿意去，那这件事就让我来办吧。”

    医生果然把这件事办妥了，直到圣诞节为止，疫城中的生活还是老样子。塔鲁也一如既往，神态自若地出现在各处。朗贝尔告诉医生说，在两个年轻的卫兵的帮助下，他找到了一个秘密的办法跟他情人通信。他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收到一封信。他建议里厄也利用一下他的渠道，医生同意了。这几个月来，里厄还是第一次写信，他提起笔来感到十分困难。他已经忘了某种语言。信发出了，可是迟迟不见回音。至于科塔尔，他现在正是鸿运高照，生意兴隆，他的小规模的投机买卖使他大发横财。不过格朗在这节日期间却不太如意。

    这一年的圣诞节与其说是福音节，倒不如说是地狱节。店铺里空空如也，黯然无光，橱窗里尽是些假巧克力或空盒子，电车中的乘客脸色阴沉，没有一点昔日圣诞节的气氛。往年的圣诞节，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家家都团聚在一起，而今年却只有少数特权者躲在积满污垢的店铺后间，用骇人的代价换来一些脱离大众而又见不得人的享受。教堂里充满着的不是谢恩声，而是哀鸣。在这座阴沉而寒冷的城市里，只有几个孩子在奔跑，因为他们还不懂得瘟疫在威胁着自己。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跟他们提到，过去有圣诞老人，背着礼物而来，他虽与人类的痛苦同样古老，但却像年轻人的希望那样富于生气。现在，在大家的心灵里只留下一个很古老、很黯淡的希望，它使人不至于自暴自弃，走向死亡，而且坚持生活下去。

    圣诞节前夜，格朗没有赴约。里厄很担心，因此第二天一清早就到他家去，但没有找到他。医生就把这件事通知了大家。十一点左右，朗贝尔到医院里来告诉里厄，说他远远看到格朗一个人在大街上徘徊，脸色十分苍白，后来格朗就不见了。于是，医生和塔鲁就坐车去寻找。

    中午，天气十分寒冷。里厄跳下汽车，从远处瞧着格朗。这位老公务员的脸几乎紧紧地贴在一个橱窗上，橱窗里放满了粗糙的木刻玩具。眼泪从他的脸上像断了线的珍珠似地淌下来。里厄见了，心潮起伏，因为他懂得这些泪水意味着什么，因为他自己也感到一阵心酸，咽喉憋得难受。里厄同时也回忆起了这个不幸者在订婚时的情景：那时候也是圣诞节，在一家店铺前，让娜偎依在格朗的胸前，仰着身子，抬头对他说她很高兴。如今她那充满恋情的清脆的声音又从遥远的过去回到了格朗的耳边，这是肯定的。里厄知道，此时此刻这位泪流满脸的老人在想什么，而他也跟格朗一样在想：这没有爱情的世界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而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

    这时格朗通过玻璃的反映看到了里厄。他转过身，靠在橱窗上看着医生走过来，眼泪不停地淌着。

    “啊！医生，啊！医生。”他呜咽着说。

    里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频频点头，表示同情。他同格朗一样感到苦恼。这时他心头怒火翻腾，因为不论是谁，在看到大家都遭受到的痛苦时，都会产生这样的感情。

    “唉，格朗。”他回答说。

    “我想找时间写封信给她，让她知道……让她能毫无内疚地感到快活……

    里厄拉着格朗向前走，他的动作有点粗暴。而格朗则一边几乎毫不抗拒地任他拖着走，一边结结巴巴地说些不成句的话。

    “这实在拖得太久了。我想听天由命了，有什么办法呢？啊！医生！我看起来就像现在这样平静。可是，我总是要使很大的劲儿才能勉强做到保持常态。可现在，实在受不了啦！”

    他停了下来，浑身颤抖，眼睛像疯了似的。里厄抓起他的手，发现手烫得厉害。

    “该回去了。”

    但是格朗挣脱了医生的手，奔了几步路，然后停了下来，张开双臂。开始前后摇摆起来。他就地旋转了一下，倒在冰凉的人行道上，脸部被继续流着的眼泪弄得肮脏不堪。行人们远远看到这种情景，突然停了下来，不敢再向前走了。里厄只得把老人抱了起来。

    格朗躺在床上，呼吸非常困难，肺部受到了感染。里厄考虑了一下：这位老公务员没有家室，何必送他进隔离病房呢？还是让自己跟塔鲁一起来照料他吧……

    格朗的头深深地埋在枕头里，脸色发青，眼睛暗淡无光。他凝视着塔鲁用一只木箱子的碎片在壁炉里燃起的小小的火焰。他说：“我的病情不妙。”他边说话边咳嗽，咳嗽的声音听起来很怪，好像是从他那燃烧着的肺部的深处发出来的劈劈啪啪的声音。里厄叫他停止说话，并说他会痊愈的。病人先是露出一种古怪的笑容，接着脸上又出现了一丝温柔的表情。他费劲地挤了挤眼，说：“要是我能死里逃生，医生，我向您脱帽致敬！”但是，话刚说完，他就进入了衰竭状态。

    几小时后，里厄和塔鲁发觉格朗坐在床上。里厄从他那烧得通红的脸上看到病情恶化，感到十分吃惊。但病人的神志好像比刚才清醒了些，一见到他们，就立即用一种异常低沉的声音请求他们把他放在抽屉里的一份手稿拿给他。他接过塔鲁递给他的手稿，连看也不看，就紧紧地把它贴在胸口，然后又把它递给里厄，做了个手势，表示请医生念一下。这是一份五十来页的短短的手稿。医生翻了翻，发现在这些稿纸上只是写着一句同样的话，只不过是抄了又抄，改了又改，增增删删。五月、女骑士、林间小径，这几个字一再地重复，用各种方式排列组合成句子。作者在他的手稿里还作了注释，罗列了那句句子的不同写法，注释有时极其冗长。但是在最后一页的末尾，只写着一句书法十分工整的句子，而且墨迹还很新鲜：“我亲爱的让娜，今天是圣诞节……”在这句话的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那句句子，这当然是最新的写法了。“请念一下，”格朗说。于是里厄就念起来。

    “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华丽的枣骝牝马在花丛中穿过树林小径……”

    “是这样写吗？”老人用一种狂热的声音问道。

    里厄没有抬起眼睛看他。

    老人激动地说：“啊！我知道。美丽，美丽，这个字不确切。”

    里厄握住了病人搁在被子上的手。

    “算了吧，医生。我没时间了……”

    他的胸部困难地起伏着，突然，他大声说：

    “把它烧掉！”

    医生犹豫起来，但格朗重复了他的命令。他说话的语气是那样地严厉，又是那样的痛苦，最后里厄只得把这些稿纸扔到快要熄灭的炉子里去。房间里很快就亮了起来，一阵短暂的燃烧使屋子里略添暖意。当医生回到病人床前时，只见他已转过身去，脸几乎贴在墙上。塔鲁看着窗外，好像对这种场面无动于衷。给格朗注射了血清后，里厄对他的朋友说，病人过不了今夜就会死去，于是塔鲁提出让自己留下看护。医生同意了。

    整个晚上，格朗将要死去的这个想法一直在里厄的脑海中索回。但是，第二天早晨，里厄发现格朗已经坐在床上和塔鲁说话。高烧已退，现在只剩下全身无力的症状了。

    “啊！医生，”老公务员说，“我错了。不过，我可以重写。您将会看到，我都记得很清楚。”

    里厄对塔鲁说：“等一等再看。”

    但是到了中午，仍没有丝毫变化。到了晚上，已经可以认为格朗已脱离险境了。里厄对这一起死回生的现象一点也不理解。

    差不多与此同时，人们却给里厄送来了一个年轻的女病人。起先他也认为她已病人膏盲，因此病人一到医院，他就叫人把她隔离起来。这位在昏迷中的姑娘不停地讲胡话，她的病征完全说明她已得了肺鼠疫。但是第二天早晨，热度就退了。当时，医生还以为这种现象跟格朗的情况一样，是病情在早晨的暂时缓解，根据经验，他认为这是一个凶多吉少的征兆。可是到了中午，热度却没有回升。晚上，它只升高了几分，而到了第三天早晨，体温已经正常了。尽管那姑娘很疲乏，但她在床上很自由自在地呼吸着。里厄对塔鲁说，这姑娘的得救完全是反常的事。但在这一星期中，在里厄的医院里一连发生了四起同样的情况。

    周末那一天，那位患气喘病的老人十分激动地接待了里厄和塔鲁。

    “这下行啦，”他说，“它们又跑出来了。”

    “什么东西跑出来了？”

    “嘿！老鼠呗！”

    从四月份以来，人们从来没有发现过一只死老鼠。

    塔鲁对里厄说：“是不是一切又会像以前一样重新开始？”

    老人高兴地搓着手。

    “瞧它们奔跑的样子！看了真叫人高兴。”

    他已看见过两只活生生的老鼠从他家门口窜进来。一些邻居也告诉过他，他们家里，老鼠也重新出现了。在一些屋梁上，人们又重新听到已经忘记了好几个月的老鼠骚动声。里厄等着了解每周开始时发表的统计总数。结果，有关数字表明，疫势已减弱。

镇州大萝卜

尽管居民们没想到疫势会突然减弱，但是他们还不敢高兴过早。这些月来，他们越来越希望能摆脱瘟疫的折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懂得了谨慎，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那就是越来越不指望在短期内就能看到鼠疫结束。可是大家都在谈论着这一新的现象，于是在人们内心深处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但又不敢明说的希望。其他一切都被放到了次要的地位。统计数字下降了，这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相形之下，那些刚死于鼠疫的人就算不了什么。种种迹象表明：虽然人们没有公开盼望“健康时代”立即到来，但是他们却暗中在等待着。比如说，从那时起市民们就很乐意——尽管表面上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谈论在鼠疫结束后怎样去重新安排他们的生活。

    大家一致认为要一下子恢复鼠疫发生前的那种舒适的生活条件是不可能的，因为破坏起来很容易，而要重建那就困难了。人们只是认为食品供应可能会有所改善，这样一来，至少可以不再为最迫切的问题操心了。但事实上，在这些无关紧要的谈话里却同时冒出一种荒诞的希望来，使市民们有时会感到不对头，于是他们就急忙说，无论如何，鼠疫是不会一夜之间就结束的。

    果然，鼠疫没有很快停止蔓延，但从表面看来，疫势减弱的速度超出了一般合乎情理的期望。在一月初，严寒持续不退，这是很罕见的。冷空气好像已经凝结在城市的上空。但天空却从来没有像这样蔚蓝。连日来，灿烂而没有暖意的阳光整天沐浴着这座城市。这种新鲜的空气使疫势在三个星期里连续减弱，死于疫病的人数越来越少，瘟神似乎也劳累得筋疲力尽了。在一个短短的时期里，鼠疫几乎失去了它在好几个月里积蓄起来的全部力量。就拿格朗或者上面谈到的那个姑娘来说，他们本已被选中为它的牺牲品，但他们却逃脱了它的魔爪，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现在它往往在某些区里猖撅两三天，而同时却在另一些区里销声匿迹；在星期一它比平时夺走了更多人的生命，可是到了星期三，它却让全部病人几乎都逃脱了。看到它这种时而喘息不前，时而迅猛扑来的情况，人们就会说，它是由于烦躁和厌倦而垮下来了，不仅前一时期那股叱咤风云的威势、百发百中的精确打击能力已烟消云散，就连对自身的控制力也一去不复返了。卡斯特尔的血清一下子获得了一系列的疗效，而在这以前，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过去，医生们采取的种种措施从不见效，而现在却突然都百试百灵起来。好像鼠疫也遭到了围攻，似乎它突然的衰弱使人们到目前为止一直用来抵抗它的迟钝的武器变得锐利了。不过，有时鼠疫又会倔强起来，在一种盲目的振奋中，夺走了三四个病人的生命，而这些病人本来是有希望治好的。他们都是这场灾难中的倒霉鬼，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他们却成了鼠疫的牺牲品。推事奥东先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人们不得不把他撤出隔离营。塔鲁说他运气不佳，但是人们不知道塔鲁说这话是指推事的死，还是指后者活着的时候运气不佳。

    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疫势是在全线退却。省里的公报先是隐约流露出一点希望，最后向公众证实了这样一种信心，即胜利的大局已定，鼠疫正在放弃它的阵地。实际上，很难断定这是个胜利。只是人们不能不感到鼠疫好像去得和来时一样突然。人们用来对付它的战略没变，昨天还是行之无效，而今天，却看来很合适。人们只是得到这样的印象：鼠疫已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竭了，或者，可能它在达到了它的目标之后自行撤退。总之，可以说它的使命完成了。

    可是，城里好像没有任何变化。白天，街上还是那样静悄悄的，而到了晚上却挤满了同样的人群，大多数人都穿着大衣，围着围巾。电影院和咖啡馆跟以往一样生意兴隆。但要是再仔细观察一下，人们就会注意到一张张脸都比以前开朗了，有时还挂着一丝微笑。这使人想起：在这以前，没有一个人在街上露过笑容。实际上，几个月来把这座城市缠得紧紧的不透光的帷幕已经出现了一个裂缝，而且每星期一从无线电广播新闻中，人们可以发现这个裂缝正在扩大，最后它将大到可以让人呼吸了。不过，人们只是悄悄地松了口气，还不敢明显地流露出喜悦的心情。要是前些时候传来诸如有一列火车已经出站，或者有一艘轮船已经到达港口，或者汽车将重新可以在市内通行等消息时，那准是谁也不会随便相信的，可是如果上述新闻公布于一月中旬的话，那却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讶。这种变化当然没什么了不起。但这些微妙的差别，事实上却说明了市民们在希望的道路上已经迈开了大步，而且我们可以说，当市民们的心头点燃起了一丝希望的火光时，从这时开始，鼠疫的横行时期实际上就结束了。

    但是，在整个一月份里，他们对外界事物的反应还是很矛盾的。确切地说，他们处在一种兴奋和沮丧两者相互交替的状态之中。尽管疫情统计的结果令人振奋，但最近还是发生了好几起试图逃跑的事件，这使当局感到十分意外，连守卫城门的岗哨也毫无思想准备，因为大多数的逃跑事件都是成功的。但实际上，这时候逃跑的人是受一些自然而然产生的情绪所支配的。对一些逃跑的人来说，鼠疫已经在他们的心里深深地播下了怀疑的种子，使他们不能摆脱这种心情，他们已不再抱有任何希望。虽然鼠疫时期已经过去，但他们继续按照这个时期的准则来生活。他们是一些落后于形势的人。另一部分人则相反，他们绝大部分是那些在这以前一直被迫与亲人分离的人，经过了这段长期禁闭和心情沮丧以后，现在刮起的这股希望之风吹得他们反而失去了耐心，使他们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一想到与心上人重逢之日已经在望，但又怕功亏一篑，先行死去，不但团圆顿成泡影，连长期的煎熬也白费了劲，这时，他们禁不住惶惶不安起来。在这些月里，尽管他们被囚禁和流放，但他们还是顽强地坚持等待，而现在希望的曙光已经出现，然而它却摧毁了恐惧和绝望所不能摧毁的东西。他们等不及鼠疫结束，为了赶在它的前面，像疯子似地拼命向前冲。

    不过，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自然流露的乐观迹象。比如说，人们发现物价已显著地下降。从纯经济学观点来看，这一现象无法解释。各种困难并没有减少，在城门口还保持了隔离检疫的手续，食品供应远远没有改善。因此，这一现象完全是精神因素造成的，好像疫势的减弱到处都有反应一样。同时，那些过去一直习惯于集体生活，但由于鼠疫横行而不得不单独分开的人也乐观了起来。城里的两个修道院重新开办了，因此集体生活得到了恢复。军人的情况也是同样。他们被重新召回到空着的营房里去，恢复了正常的部队生活。这些事虽小，但却很说明问题。

    一直到一月二十五日，市民们就生活在这种秘而不宣的兴奋状态之中。这一星期，统计数字大大下降，经过与医学委员会商议，省里宣布鼠疫可以算是结束了。此外，公报补充说，为了慎重起见——这一点肯定能获得市民的赞同——城门还要关闭两个星期，预防措施还要维持一个月。在这段时间内，一发现鼠疫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就必须保持现状，重新采取有关措施”。但是，大家都把这些补充说明看成是一些官样文章，因此一月二十五日晚，城里欢腾了起来。为了配合大家这种兴高采烈的气氛，省长命令恢复正常时期的照明。在晴朗而寒冷的天空下，居民们又说又笑，闹声不绝，成群地拥向灯火辉煌的大街。

    当然，许多屋子照旧紧闭着百叶窗。在这同一天的夜晚，可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不过在这些沉浸于哀伤中的人们中间，许多人心里也感到很大的宽慰，因为他们终于不必再担心会看到其他亲戚死去，或者不必为了保存自身而战战兢兢。就在此时，有些家庭中还有一个患鼠疫的病人住在医院里，而且全家人不是住隔离病房就是呆在家里，等待这场灾难有朝一日能真正离开他们，就像它现在已离开其他人那样。这些家庭对目前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无疑是最无缘分的。当然，他们也抱有希望，只是他们把它贮藏在心底里，在还没有真正的把握之前，他们是决不会把它掏出来的。对他们来说，这种处于垂死和欢乐之间的等待，这种默默无言的夜晚，在四周一片欢腾的气氛的衬托下，就显得格外残酷了。

    但是，这些例外的情况丝毫不影响其余人满意的心情。当然，鼠疫还没有结束，而且它还将证明自己确是没有结束。可是大家的思想已经走在时间的前面，提前了好几个星期，似乎列车早就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铁轨上鸣笛飞驰，轮船在闪闪发光的海面上破浪前进了。要是再过上一天，大家的头脑可能不再那样发热，可能又会产生怀疑。但是目前仿佛整个城市都开动了起来，正在离开它曾经打下石基的地点，离开这些与外界隔绝的、阴森森的、静止不动的地方，最后带着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离去了。这一天晚上，塔鲁、里厄、朗贝尔和其他一些人混杂在人群中走动，他们也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在塔鲁和里厄离开了林阴大道很久后，甚至当他们在人影稀少的街道里沿着一幢幢紧闭着百叶窗的房屋默默地走着时，这种欢乐的声音还传到他们的耳边。痛苦在百叶窗后面继续折磨着人，而在离这些房子不远的大街上却充满着欢乐。由于他们已很疲倦，所以无法把这种痛苦和这种欢乐分离开来。解放的时刻迫近了，但这一时刻却同时充满了欢笑和眼泪。

    当欢乐的嘈杂声变得更响的时候，塔鲁停了下来。在阴暗的路面上，有一个黑影在轻快地奔跑。原来是一只猫，这是春天以来人们见到的第一只猎。它在马路中间停了一下，犹豫了一会，舔舔爪子，把爪子迅速地抓一下它的右耳朵，接着又悄悄地奔了起来，最后消失在黑夜里。塔鲁微笑了起来。那个矮老头也准会高兴的。

镇州大萝卜

但正当鼠疫好像远远离去，回到它那不为人知的巢穴里时，根据塔鲁的笔记，城里至少有一个人却为此感到十分惊慌，这就是科塔尔c

    说实在的，自从统计数字开始下降以来，这些笔记变得相当奇怪。可能是由于疲劳的缘故，笔记的字迹显得很难辨认，而且它的内容也常常东拉西扯。此外，塔鲁的笔记一直是以记述客观事实为主，但现在却第一次充满了个人的见解。比如，在记录有关科塔尔情况的冗长篇幅中，人们可以读到一小篇关于这个玩猫老头儿的报告。根据塔鲁自己所说，在鼠疫期间，他对这位老头儿始终是很尊重的，无论是在鼠疫发生之前，还是在鼠疫结束之后，这老头儿一直使他很感兴趣，至于后来情况变了，老头儿再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事，但这决不能怪塔鲁缺乏诚意，因为他曾设法找过这老头儿的。在一月二十五日那天晚上他们分手之后，过了几天，塔鲁曾站在那条小巷口，希望能看到老头儿。那些猫已毫不爽约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在几处充满阳光的地方取暖。但是在老头儿习惯出现的时刻，百叶窗却仍紧紧地关闭着，而且在以后的一些日子里，塔鲁再也没看见百叶窗开过。于是，塔鲁出奇地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小老头儿正在恼火或者已经死了。如果在恼火，那是因为老头儿以为自己有理，是鼠疫坑害了他；如果已经死了，那么就应该考虑一下他的情况，正像考虑那个患气喘病的老头儿一样，想一想他是不是个圣人。塔鲁并不认为他是个圣人，但是认为他的情况能给人一种“启示”。塔鲁在笔记本里写道：“可能人们只能达到某些近乎圣人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得去做一个谦逊而仁慈的恶神了。”

    在这些笔记里人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有关其他人的评论，但这些评论总是与科塔尔的事情夹杂在一起，而且经常写得很分散。有些是写格朗的，说他现在已经康复，重新开始了工作，好像连一点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有些提到里厄医生的母亲。塔鲁跟这位老太太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们有时候也聊上几句。塔鲁把这些零星的谈话内容、老太太的态度、她的微笑以及她对鼠疫的看法都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他重点描写了老太太的谦卑，她讲话时的那种简单明了的表达方法，以及她对某一扇窗户的偏爱：这扇窗朝着宁静的街道，傍晚，她一个人坐在窗前，略微挺直身子，两手放得安安稳稳，目光凝视着前方，这样一直坐到暮色苍茫，夜幕渐渐降临到她的房内，把她变成一个黑影，最后把她那静坐不动的轮廓淹没在黑暗里。塔鲁还重点描写了她在屋里从这间走到那间的那种轻盈的步伐，还有她那善良的品质——虽然她在塔鲁面前从不明显流露出来，但在她的一言一行中他处处能隐约体会到这一美德。最后，塔鲁认为，她具有一种无须多加思索就能懂得一切的本领，尽管她沉静。谦逊，但她在任何一种“光芒”之前，哪怕是在瘟神的“光芒”之前也毫不逊色。可是人们发现，塔鲁在笔记中写到此处，笔迹就开始歪歪扭扭起来，显得十分奇怪。而他接着写的那几行字就很难辨别了。最后的几句话第一次涉及他个人的事，这又一次说明他已控制不住他的笔了：“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她也同样谦卑，我很喜欢她的这一品质，我一直想跟她在一起。我不能说她在八年前已经死了，她只是比平时更谦卑地躲人耳目罢了，而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她已不在那儿了。”

    言归正传，现在该谈科塔尔了。自从统计数字下降以来，他曾以种种借口，到里厄那儿去了好几次。但是实际上，每次他总是要求里厄对疫势进行预测。“您是否认为鼠疫就会这样一下子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停止了？”他对于这一点是怀疑的，或者至少他是这样说过的。但是他重复地提出这些问题，这似乎说明他的信心也不够坚定。在一月中旬，里厄早就很乐观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但每一次，这些回答非但没有使科塔尔高兴，却相反地使他产生种种反应，这些反应因时而异，有时是恼火，有时是沮丧。到后来，医生不得不对他说，尽管统计的结果表明情况有了好转，但还不能就立即高呼胜利。

    “这就是等于说，”科塔尔接着问，“人们还一点也拿不准，鼠疫说不定在哪天又会卷土重来，对吗？”

    “对的，正像治愈率也可能越来越高一样。”

    这种捉摸不定的局面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值得忧虑的，但却显然使科塔尔感到宽慰。他曾当着塔鲁的面，和他区里的商人们谈话，竭力宣传里厄的见解。说真的，他也不难做到使人相信他的话，因为现在人们对这些初步胜利的狂热已经过去，在许多人的思想里又产生了怀疑；省里的公告确实激动人心，但当这阵激动的劲头一过，怀疑的阴影又回到人们中间。科塔尔看到大家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时，感到放心。但有时候他也感到沮丧。“是啊，”他对塔鲁说，“最后城门总会打开的。到那时，您看吧，人们一定都会把我撇下！”

    在一月二十五日之前，大家发现科塔尔的性格变化无常。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总是设法讨好他区里的居民和熟人，但突然整整有好几天，他老是和他们顶嘴。至少，在表面上，他退出了社交场合，一夜之间，就开始过起一种遁世的生活来。在饭店里，在戏院里，在他常去的咖啡馆里，人们再也看不见他的踪迹。不过，他似乎并没有恢复他在发生鼠疫以前所过的那种有节制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他整天关在自己的套房里，叫附近的一家饭店给他每天送来饭菜。只有在晚上，他才偷偷摸摸地跑出去买一点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一出店门，他就奔向行人稀少的街道。虽然塔鲁在那时遇见过科塔尔，不过他也只能从后者的嘴里掏出了几句最简单的话。过不多久，人们一下子发觉科塔尔又变得爱跟人交往了：他滔滔不绝地和人谈论鼠疫，征求每个人的意见，每天晚上又高高兴兴地出没于人群之中。

    省里发布公告的那天，科塔尔无影无踪了。两天后，塔鲁在街上遇到了他，后者正在那里徘徊。科塔尔请塔鲁陪他回到郊区去。由于那天下班后塔鲁感到特别累，所以他迟疑了一下。但科塔尔坚持他的请求。当时他显得很激动，话说得很快，嗓门很高，手势乱打个不停。他问塔鲁是不是认为省里的公告真的会使鼠疫结束。当然，塔鲁认为一份公告本身并不足以阻挡一场灾难，但人们揆情度理，认为鼠疫行将结束，除非发生意外情况。

    科塔尔说：“对啊，除非发生意外。不过，意外总是有的。”

    塔鲁向他指出，省里规定城门还要关闭两个星期，这证明省里多少是预料到了会有意外情况。

    科塔尔的神色还是那样地阴沉和不安，他说：“省里做得很对，因为从情况发展的趋势来看，它发布的公告很可能是说了半天等于没说。”

    塔鲁认为这种事也有可能，但他说，最好还是思想上准备着在不久的将来城市会开放，生活会恢复正常。

    “行啊，就照您说的，”科塔尔说，“不过，您说的生活恢复正常是指什么呀？”

    “电影院里有新的影片。”塔鲁微笑着回答说。

    但是科塔尔没有笑。他想知道人们会不会认为：鼠疫将丝毫也不会使城市发生变化，一切将会像从前一样重新开始，也就是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塔鲁认为：鼠疫又会使城市发生变化，又不会使它发生变化；当然，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居民们最大的愿望是恢复正常，就像一切都没有变过样，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什么也不会改变，但从另一种角度看来，人们无法把一切都遗忘掉，即使是一心想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因为鼠疫会留下一些痕迹，至少是在人们的心灵里。这个矮小的领年金者直言不讳地说他对心灵不感兴趣，并说他甚至对心灵的问题一点也不在乎。他所关心的就是想知道行政组织本身是否会改变，比如说，所有的机构是否会像从前一样地照常运转。于是塔鲁不得不承认他实在心中无数。按照塔鲁的看法，所有这些机构，由于在鼠疫期间都遭到了破坏，可以想象得出，在重新开始工作时会遇到点困难。人们还可以有这种看法：一大堆的新问题将会出现，因而至少说，旧机构免不了要重新调整。

    科塔尔说：“啊！这有可能，实际上，大家都得一切重新开始。”

    这时，两人已走到了科塔尔家附近。后者显得很兴奋，竭力装出乐观的样子。他想象城市会恢复正常生活，它将忘掉它的过去，以便重新从零开始。

    塔鲁说：“是啊。总之，对您也一样，事情会好转起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他们站在门前，握了握手。

    “您说得对，”科塔尔越来越激动地说，“重新从零开始，这倒是不错。”

    但这时，有两个人突然从走廊的黑暗处跑了出来。塔鲁刚听到科塔尔在问这两个家伙究竟想干什么，这两个衣冠楚楚、模样像是公务人员的人就问这个矮子他是不是叫做科塔尔，后者发出了一种低沉的惊呼声，没等这两个人和塔鲁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他转身就跑，一下子消失在黑夜里了。塔鲁略微镇静了一会后，就问这两个人要于什么。他们作出一副既谨慎而又有礼貌的样子回答说，他们是想了解一下情况，说完他们就泰然自若地朝着科塔尔刚才逃跑的方向走去。

    回到家里，塔鲁就把刚才的场面记录了下来，但立即又提到他很疲倦（他的笔迹足以说明这一点）。他接着写道，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但这不成为一个理由来让自己不作好思想准备，于是他自问他自己是否真的有所准备。最后——而塔鲁的笔记也到此结束——他自己回答说，无论在白天和夜里人总会有片刻时间是怯懦的，而他就怕这一片刻。

镇州大萝卜

第三天，也就是在城门开放的几天前，里厄医生中午回到自己家里，想看看有没有他一直等待的那份电报。虽然他白天的工作跟鼠疫最猖撅的时候一样累人，但是这种等待最后解放的心情消除了他的全部疲劳。他现在正生活在希望之中，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一个人不能总是把弦绷得紧紧的，不能总是弄得那么紧张；全力以赴地跟鼠疫作斗争当然是应该的，但要是有这么一个感情奔放的时刻，让劲儿松弛一下，那是“件幸福的事情。如果他所等待的那份电报有好消息的话，里厄将有一个新的开端，而且他认为大家也都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他走过门房时，新来的看门人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向他微笑致意。在上楼梯的时候，里厄脑子里还留着这位看门人的那张被疲劳和穷困折磨得苍白的脸。

    是的，当抽象观念告一段落之后，他将一切从头开始，如果运气不坏的话……但在他开门时，他母亲就跑来告诉他，说塔鲁先生不舒服。塔鲁早晨起来过，但他无力出门，现在刚重新躺下，老太太正在发愁。

    “这大概没什么关系。”她的儿子说。

    塔鲁直挺挺躺在床上，他那沉重的头部深深地陷在长枕头里，隔着厚厚的被子，还能看出他那结实的胸部。他正在发烧，头痛得厉害。他对里厄说他的症状很难断定，也有可能是鼠疫。

    “不，现在还一点也不能确定。”里厄在给他检查之后说。

    塔鲁当时渴得要命。在走廊中，医生对他的母亲说，这可能是鼠疫的开端。

    “啊！”老太太说，“这怎么可能呢？不该发生在现在啊！”

    她接着马上说：

    “我们把他留下吧，贝尔纳。”

    里厄想了想说：

    “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可是城门就要开放了。我想，要是你不在这儿的话，我倒会行使我第一个权利，把他留下。”

    “贝尔纳，”她说，“你把我们两人都留下吧。你知道我刚才又打过预防针。”

    医生说塔鲁也打过预防针，但可能是由于劳累的缘故，他大概忘了注射最后一次血清和采取某些预防措施。

    里厄走入自己的书房。当他回到房间里来的时候，塔鲁看见他拿着几支装满血清的大安瓿。

    “啊！是这种病吧。”塔鲁说。

    “不是，这不过是一种安全措施而已。”里厄解释道。

    塔鲁伸出了胳膊作为回答，接着里厄就给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注射，也就是他自己平时给其他的病人进行的那种注射。

    “我们晚上再看看结果。”里厄说完看了看塔鲁。

    “怎么不隔离，里厄？”

    “现在还一点都不能肯定您是不是得了鼠疫。”

    塔鲁费劲地笑了笑。

    “给人注射血清，同时又不下命令隔离，这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里厄转过身去说：

    “我母亲和我两人会照料您的。您在这儿会更舒服一些。”

    塔鲁没吭声。这时里厄正在整理那些安瓿，他想等到塔鲁说话时再转过身去。最后，他走到床边。病人看着他。塔鲁的脸部表情显得很疲乏，但他那双灰色的眼睛还是镇静如常。里厄向他笑笑说：

    “要是您能睡的话就睡吧。我过一会儿再来看您。”

    当医生走到门口时，他听到塔鲁在叫他，于是他又回到病人跟前。

    但是塔鲁好像在犹豫该怎么说才好。最后他终于讲了：

    “里厄，应该把一切情况都告诉我。我需要知道。”

    “我答应您的要求。”

    塔鲁的那张大脸扭动了一下，勉强一笑。

    “谢谢。我不愿死，我要斗争。不过要是我输了，我也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里厄俯下身去，紧紧地抓着塔鲁的肩膀，说：

    “不！要做一个圣人，就应该活下去。斗争吧！”

    这天的天气开始很冷，后来渐渐暖和了些，到了下午就下了好几场大雨和雹子。黄昏时分，天空略有放晴之意，但天气却变得更加寒冷刺骨。里厄晚上回来，连大衣也没顾得上脱掉就走进了他朋友的房间。他的母亲正在那儿打毛线。塔鲁好像没有移动过位置，但从他那由于高烧而变得惨白的嘴唇上，可以看出他正在坚持斗争。

    “怎么样？”医生说。

    塔鲁耸了耸他那露出被外的宽厚的肩膀。

    “就这样，”他说，“我输了。”

    医生俯身观察病人，发现在滚烫的皮肤下面出现了一串串的淋巴结，病人的胸部发出一阵阵杂音，使人联想起地下铁工厂的嘈杂声。塔鲁的情况很奇特，他的病征说明他同时患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鼠疫。里厄直起身来说，血清要过一会儿才能发挥全部作用。塔鲁好像想说什么似的，但一阵高热卡住了他的咽喉，把他的话压了下去。

    晚饭后，里厄和他母亲来到病人身边坐下。随着黑夜的来临，塔鲁的斗争也开始了，而里厄知道这一场跟瘟神的艰巨的斗争要一直继续到黎明。但是在这一斗争中最精良的武器并不是塔鲁的熊腰虎背，而是他的血液，也就是说里厄刚才在注射时所看到的、沿着针头从塔鲁胳膊里流出来的血液，更确切地说，是他血液里内在的那种比灵魂还要难以捉摸的东西，这是任何科学都无法作出解释的。里厄只能看着他的朋友进行斗争。他要做的无非是使脓肿早一点成熟，打一些补针，但是几个月来反复的失败使他学会了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些措施的效果。实际上，他唯一的任务是为这些措施的偶然生效而创造条件，而这种偶然性常常是要靠人会促成的。他想，一定要促成这种偶然性，因为瘟神的表现已弄得里厄摸不着头脑了。它又一次卷土重来，力图挫败人们用来对付它的战略，它已从那些看来它似乎已经扎根的地方消失了，但是它却又出现在那些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它又一次搞得人们目瞪口呆。

    塔鲁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跟瘟神战斗着。整整一夜，在病魔的袭击下，他始终没有焦躁不安，而只是以他那粗壮的躯体和他那默默无声的意志力来进行斗争。整整一夜，他也从来没有吭过一声，他以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正全神贯注于斗争，不能有一刻分心。里厄只能根据他朋友的眼睛来观察这一斗争的各个阶段：时而睁开，时而闭上；眼皮时而紧闭，贴着眼球，时而放松；目光时而凝视着一样东西，时而又回到医生和他母亲的身上。每当医生和他目光相接时，塔鲁总是作出巨大的努力，报以微微一笑。

    有这么一会儿，街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似乎人们听到了远处的雷鸣，正在迅速奔跑。雷声越来越近，最后街上响起了潺潺的流水声：又开始下雨了，不久，雨中夹杂了冰雹，劈劈啪啪地打在人行道上。窗前的挂帷阵阵地波动。在阴暗的屋里，里厄的注意力曾一度被雨水声吸引了过去，现在他又重新端详起在床头灯光照耀下的塔鲁来。医生的母亲还在打毛线，她不时地抬起头来注意地看看病人。医生现在已把该做的事都做过了。雨后，房内一片寂静，但充满了一种无形的战争中听不见的搏斗声。失眠折磨着医生，他仿佛在寂静中听到一种轻轻的、有规律的呼啸声，这种怪声在整个鼠疫流行期间一直在他耳边回荡。他向他母亲打了个手势，请她去睡觉。她摇摇头表示拒绝，两眼炯炯有神，接着她就拿起手里的毛线活，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在编结针针头处的一个针眼，生怕打错了要返工。里厄站起身来去给病人喝水，然后又回来坐下。

    外面的行人，趁着阵雨暂停，在人行道上加快了步伐。他们的脚步声渐渐轻下来，最后消失在远处。医生第一次发现这天夜晚跟发生鼠疫前的夜晚有着相同之处，街上很晚还有不少散步的人，而且也听不到救护车的铃声。这是一个摆脱了鼠疫的夜晚。似乎在寒冷、灯光和人群的驱赶下，瘟神从这座城市的黑暗深处逃了出来，溜进了这间暖烘烘的房间，向塔鲁那毫无生气的躯体发动了最后的进攻C它已不再在城市的上空捣乱了，但却在这房间的沉闷的空气里轻声呼啸。几小时来，里厄所听到的就是它的声音。现在只得指望它的声音也会在这儿停下来，指望它也会在这儿承认失败。

    在黎明前不久，里厄俯身对他母亲说：

    “你该去睡一会，等八点钟好来接替我。在睡觉前，先滴注一下药水。”

    老太太站起身来，放好毛线活，走到床边。塔鲁闭着眼睛已经有好一会了，汗水使他的头发卷成一圈圈的贴在他坚强的额上。老太太叹了口气，病人睁开了眼睛。他看到一张温柔的脸正俯向着他，高烧的滚滚热浪没有把他冲垮，在他的嘴边又出现了顽强的微笑，但他的眼睛又立刻闭了起来。他母亲一走，就留下里厄一个人了，他坐到她的椅子上。现在街上鸦雀无声，死一样的沉寂。房间内开始感到清晨的寒冷。

    医生朦朦胧胧地打起盹来，但是黎明时第一辆汽车把他从半睡眠状态中惊醒了。他打了个寒战，看了看塔鲁，于是他明白现在正是斗争的间隙时间，病人也睡着了。马车的木轮和铁轮还在远处滚动。窗外，天还是黑沉沉的。当医生向床边走去时，塔鲁用毫无表情的眼睛望着他，好像还没有睡醒似的。

    里厄问：“您睡着过了，是吗？”

    “是的。”

    “感到呼吸舒畅了点吗？”

    “舒畅了点。这说明点问题吗？”

    里厄沉默了一会说：

    “不，塔鲁，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您跟我一样都知道这是病情在早晨的暂时缓解。”

    塔鲁表示同意。

    “谢谢，”他说，“请您始终确切地回答我。”

    里厄在床脚边坐下。他感到在他身旁的病人的两条腿你死人的一样又直又僵硬。塔鲁的呼吸声变得更粗重了。

    “热度又该上升了，是吗，里厄？”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是的，不过到中午我们才能知道。”

    塔鲁闭上了眼睛，好像是在养精蓄锐似的。他的脸上有一种厌倦的神态。他在等待热度回升，而实际上，高烧已经在他体内的某处开始翻腾起来。当他睁开眼时，他的目光暗淡无神。只是当他发现里厄俯身靠近他时，眼睛才问了闪光。

    “喝水吧。”里厄对他说。

    他喝了水，头又往后倒下。

    “时间真长啊！”他说。

    里厄抓住他的手臂，但是塔鲁已把目光转向别处，没有作出反应。突然，高烧像潮水冲破了病人体内的某一堤坝那样，明显地又涌到了他的额部。当塔鲁把目光转向里厄时，医生把脸凑过去鼓励他。塔鲁还想勉强露出笑容，但这时他那咬得紧紧的牙关以及被一层白沫封住的嘴唇使他无法如愿。不过在他变得僵硬的脸上，两只眼睛还是炯炯有神，闪耀着勇敢的光芒。

    早上七点，老太太走进病房。医生回到他的书房打电话到医院，以便安排别人在那里替他的班。他同时也决定推迟门诊时间，在他书房内的沙发上躺一会儿，但他刚躺下就马上站起身来，回到了房间里。这时，塔鲁的脸已转向老太太，看着她那小小的身影，而老太太则正弯着身子在他身边的椅子上坐着，两只手合在一起搁在腿上。她看到塔鲁这样全神贯注地看着她，因此就把一个手指放到自己的嘴唇上示意，并站起来把那盏床头灯关掉。但是日光很快地透过窗帘，不多会儿就驱走了屋内的黑暗，照亮了病人的脸庞。老太太发现他那凝滞的目光还停留在她身上。她俯身替他整理了一下枕头，直起腰来，把手放在他潮湿而又鬈曲的头发上，停留了一会。这时她听到一种仿佛从远处发出的、低沉的声音向她表示感谢，并告诉她说现在一切都很安适。当她重新坐下来时，塔鲁已合上了眼睛，在他那衰弱的脸上，尽管嘴闭得很紧，好像又出现一丝微笑。

    中午，高烧已达到了顶点。一阵阵剧烈的、出自体内深处的咳嗽使病人的身躯不断地颤动，同时他又开始吐起血来。他的淋巴结已停止肿胀，但并未消退，硬得像紧紧地拧在关节上的螺丝帽，里厄认为已经不可能再动手术把它们打开。在一阵阵的高烧和咳嗽的间隙中，塔鲁还不时地把目光投向他的两个朋友。但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被瘟神糟蹋得不成样子的脸部，在日光的照耀下，变得越来越惨白了。高烧像一场暴风雨，使他周身不时地惊跳、抽搐，他越来越虚弱，最后渐渐地被这场暴风雨征服了。从现在起，里厄所看到的只是一张毫无生气的、永远失去了微笑的面具。曾几何时，这个躯体使他感到多么亲切，而现在它却被病魔的长矛刺得千疮百孔，被这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被这从天而降的、仇恨的妖风吹得扭曲失形！他眼看着塔鲁渐渐地淹没在鼠疫的大海里，而他对此却束手无策。他只能留在海岸上，张开着双手，心如刀割。他再一次感到自己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办法来对付这场灾难。最后，无可奈何的泪水模糊了里厄的视线，因此他没能看见塔鲁突然一翻身，面朝着墙壁，接着好像在他体内的某个地方有一根主弦绷断了似的，在一声低沉的呻吟中离开了人间。

    夜晚又降临了，战斗已经结束，四周一片寂静。在这间与世隔绝的房间里，里厄感觉到，在这具已经穿上衣服的尸体上面笼罩着一种惊人的宁静气氛。许多天以前的一个晚上，紧接着人们冲击城门之后，在那一并排的似乎高高凌驾于鼠疫之上的平台上空，就曾出现过这种气氛。那时候，他就联想起自己经历过的一种情景：他亲眼看到一些病人死去，接着，类似这种宁静的气氛就会出现在病床的上空。这种间隔，这种庄严的间隙，这种战斗后的平静到处都是一样，这是一种吃了败仗后的寂静。但是，现在笼罩着他朋友周围的气氛却寂静得异乎寻常，它跟街上以及这座已摆脱了鼠疫的城市的寂静气氛是多么协调！因而，在里厄的感觉中，这是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它宣告了一切战争的结束，但同时又把和平变成了一种不治的创伤。医生不知道塔鲁最后是否找到了安宁，但至少在这时候，他自己预感到他将像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或一个埋葬自己朋友的人一样，不会再有安宁的时刻了。

    外边，夜晚仍然是那样的寒冷，星星在明朗而又冷峭的天空里闪耀着。在若明若暗的房间里，他们感到玻璃窗上寒气逼人，听到了严寒的夜晚里大风的凄厉的呼啸声。老太太坐在床边，姿势仍和平时一样，床头灯照亮了她的右侧。在屋子中间，远离灯光的地方，里厄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他想起了他的妻子，但每次他总是克制自己，打消这种念头。

    在夜幕开始降临时，街上行人的鞋跟在寒冷的夜里发出清晰的咯噎声。

    老太太说：“你一切都安排妥了吗？”

    “妥了，我已经打过电话。”

    于是，他们又开始默默无声地守着尸体。老太太不时地看看他的儿子。当母子俩的目光偶尔碰在一起时，里厄就向她微微一笑。晚间街上那些熟悉的声音相继传到他们的耳边。虽然现在城里还没有正式批准车辆可以通行，但许多车辆又都重新行驶起来，它们络绎不绝地在路面上飞驰而过。讲话声、呼唤声此起彼落，接着是一片寂静，然后又传来马蹄声、两辆电车转弯时在轨道上的磨擦声、隐约的嘈杂声，随后又听到了夜晚的风声。

    “贝尔纳？”

    “嗳”

    “你累吗？”

    “不累。”

    里厄知道他母亲这时候在想什么，他知道她在疼他。但他也知道爱一个人并不是件了不起的事，或者至少可以说，爱是永远无法确切地表达出来的。因此，他母亲和他永远只能默默地相爱。但总有一天会轮到她或他死去，然而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却没有能够进一步地互相倾诉彼此之间的爱。同样，他曾和塔鲁在一起生活过，塔鲁在这天晚上死了，但他们也没能真正享受过两人之间的友情。正像塔鲁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输了。但是他，里厄，他又赢得了什么呢？他懂得了鼠疫，懂得了友情，但现在鼠疫和友情对他说来已成为回忆中的事了；他现在也懂得了柔情，但总有一天，柔情也将成为一种回忆。是的，他只不过是赢得了这些东西。一个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所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可能这就是塔鲁所说的“赢了”的含义！

    街上又传来一辆汽车驶过的声音，老太太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里厄对她笑了笑。她对他说她不累，但马上补充说：

    “你应该到山区去休息休息。”

    “当然喽，妈妈。”

    是的，他将到那儿去休息一下。为什么不呢？这可也是一个去那儿回忆一下的借口。不过，要是只懂得些东西，回忆些东西，但却得不到所希望的东西，这样活着就叫做“赢了”的话，那么这种日子该是多么不好过啊！大概塔鲁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而且他体会到，一种没有幻想的生活是空虚的。一个人没有希望，心境就不会得到安宁。塔鲁认为，人是无权去判任何人刑的，然而他也知道，任何人都克制不了自己去判别人的刑，甚至受害者本身有时就是刽子手，因此他生活在痛苦和矛盾之中，从来也没有在希望中生活过。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才想做圣人，才想通过帮助别人来求得安宁？事实上，里厄对此毫无所知，而这也无关紧要。塔鲁给里厄留下的唯一形象就是他两只手紧握着方向盘，驾驶着医生的汽车，或者就是他那魁梧的躯体现在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一种生活的热情，一种死亡的形象，这就叫知识。

    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当里厄医生在早晨收到他妻子去世的消息时，他才显得很冷静。那时他正在自己的书房里。他母亲几乎是奔着给他送来一份电报，接着她又出去给送信人小费。当她回到屋内时，儿子手中已拿着这一份打开的电报。她看了他一眼，而他却固执地凝视着窗外正在港口上皇现的灿烂的早晨。

    老太太叫了一声：“贝尔纳。”

    医生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她。

    老太太问：“电报上说什么？”

    医生承认说：“就是那件事。在八天以前。”

    老太太把头转向窗户。医生沉默无言，接着他劝母亲不要哭，说他已经预料到了，当然这是很难受的事。但是，在说这话的时候，他感到，他的痛苦来得并不突然。好几个月来，特别是这两天来，同样的痛苦一直没有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