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克莱尔.吉根（摘自豆瓣）

柏仙妮

姐妹
爱尔兰 克莱尔.吉根
波特夫妇习惯寄一张明信片来，说明他们什么时候到。贝蒂在等。每次狗叫，她都会走到楼梯口的窗户边，透过铁线蕨，看是不是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从小路上过来了。快到六月了，寒意已经减退；树上的李子结的更大了。波特夫妇很快就要来了，得为他们准备奇怪的食物，干净的手帕，热水瓶，冰。
贝蒂的妹妹路易莎年轻的时候就去了英格兰，嫁给了斯坦利.波特，一个推销员。他说他因为看到她长发飘飘的样子而爱上了她。路易莎从小就有一头漂亮的秀发。年轻的时候，贝蒂每天晚上都给她梳头发，梳一百下，在金色的长辫子上扎一个缎子蝴蝶结。
贝蒂自己的头发是不引人注意的棕色，从小就是这样。她的手曾经最吸引人------那双星期天弹风琴的手像贵妇人的手一般白皙。现在，在很多年的劳作之后，她的手已经被毁了，手掌的皮肤变得粗糙，像男人的手，指关节变得粗大，她母亲的结婚戒指已经取不下来了。
贝蒂住在农庄，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宅子。农庄曾经属于一个新教徒。那个人婚后没有孩子，离婚后就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搬走了。土地委员会买下了这块地产，扒掉了三楼的房子，把剩下两层的仆人房和房子周围的七十亩土地在贝蒂父亲结婚时以便宜的价格卖给了他。房子和花园比起来显得太小了，而且靠庭院太近，但墙上爬满了常春藤，看上去非常漂亮。花岗岩拱门通向庭院，院子里有几座牲口棚，一座谷仓，几间高高的棚子，几间马车房，几间狗房，和一座水房。房子后面有一座漂亮的果园，果园四周有围墙。过去的主人没有孩子，就在果园里养了一头安格斯公牛，阻止孩子们到果园里来。这个地方有它的历史，也有它的过去。据说爱尔兰自治运动领导人巴涅尔就是在起居室里给拔了一颗牙。宽敞的厨房里有一扇装了栏杆的窗户、一只可以烹调和取暖的雅加炉和一张松木桌子，贝蒂每个星期六都会擦洗这张桌子。起居室里白色的大理石壁炉和红木家具十分相配。沿着盘旋的楼梯来到二楼，有一个灯光明亮的平台，平台上三扇橡木门后面，是三间宽敞的卧室，从卧室的窗户里可以俯视庭院。二楼还有一间卫生间，那是父亲生病后贝蒂请人把水管接上来建成的。
贝蒂也想去英格兰，但她却留了下来照看房子。贝蒂和路易莎还小的时候，母亲突然去世了。一天下午，她出去抱木柴，从牧场回来的时候倒地死了。身为长女，贝蒂接替母亲来照顾父亲，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父亲的性情反复无常，经常发脾气。她过得挺不容易的。牛需要放牧和检疫，猪需要养肥，火鸡要在圣诞节前用火车运到都柏林去。夏天去牧场割草，秋天要收燕麦。
父亲指示她做这做那，自己却做得越来越少，而是付钱请了一个人来干最重的活。他批评兽医每天开的账单，侮辱在他生病时来给他涂油的牧师，贬低贝蒂烧的饭菜，坚持说一切都不是该有的样子。他的意思是，一切都不是从前的样子。他讨厌变化。最后那段时间，他会盖上黑色的大衣，在田地里走来走去，看牧场里的草丈多高了，数玉米杆上结了多少穗玉米，观察奶牛是不是瘦了，大门有没有生锈。然后，他会在天黑前回来，说：“没多少时间了。没多少时间了。”
“别这么忧郁。”贝蒂回答他，然后接着干活。但去年冬天父亲卧床不起了。去世前三天，他躺在那儿，又吼又叫，又踢又蹬，喊着：“脱脂奶！脱脂奶！”某个星期二的晚上，他去世了，是运用意志力让自己死去的。贝蒂感到难过，但更多的是轻松。
这些年来，她对路易莎的情况一直了如指掌:路易莎结婚了，她没有去参见婚礼；她的孩子出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以及她想要什么。每年圣诞节她都要给路易莎寄一块水果蛋糕，复活节则寄自己家里做的软糖。她记得孩子们的生日，把好不容易省下来的钱夹在卡片里寄给他们。
贝蒂太忙了，没时间结婚。她曾经和一个叫西里尔.道的年轻新教徒约会。父亲不喜欢那个年轻人。那场恋爱没有结果。结婚生子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她习惯了在大宅子里照顾父亲，满足他的需要，平息他的怒气，为他沏浓茶，星期六晚上为他熨衬衫，擦鞋子。
父亲去世后，她靠出租土地和小心谨慎地花销父亲在爱尔兰联合银行留下的存款过日子。她五十岁了。房子是她的，但父亲的遗嘱里有一条写得很明白，路易莎有终身居住权。父亲一直偏爱路易莎。她给了他所需要的尊敬，而贝蒂只是让他吃饱穿暖，安抚他。
六月过去了，波特夫妇却没有任何消息，贝蒂开始不安起来。她想象着莴苣和韭葱在菜地里烂掉的情景，偶尔会冒出几个念头，到海边去租一套度假屋，或者到巴利马尼或卡霍尔角去度假。但心里知道她不会去的。她从不到任何地方去。她日复一日地烧煮，清扫，挤牛奶，星期天去做弥撒。但她喜欢这样，喜欢拥有整座宅子，把家里打扫得井井有条。
自从父亲去世后，一种强烈的自由的感觉一直陪伴着她。她拔草，整理花园，星期六带着修枝剪去剪供在圣坛上的花。她做了以前从不曾有时间做的事：用钩针钩编织品，给蕾丝花边染上了蓝色，更换圣心台灯的灯泡，刮去马槽里的青苔，给拱门上了漆。水果成熟后，她可以做果酱。她可以把土豆藏进地窖，可以腌制暖房里长的番茄。如果波特夫妇不回来，这些东西也不会浪费。这个夏天她可能要独自度过了，她已经习惯了这个想法。正在她轻轻哼着小曲儿，在天平秤上称蜜饯果皮的时候，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到了家门口。
“伊莉莎白小姐，他们九日到，傍晚下轮渡，”他说，“他们大老远地从恩尼斯科西乘汽车来。你得派辆车去接他们。”他把明信片放在碗柜上，拎过炉上的水壶，给自己沏了一杯茶，“天气不错。”
贝蒂点点头。她只有四天时间可以做准备。他们本可以提前一些告诉她的。真奇怪，他们没开车来，就是斯坦利如此引以为豪的那辆公司的车。
第二天早上，她扔掉了用来做抹布的父亲的旧背心，把那几只坚固的空瓶子搬到树林里去，堆放在灌木丛下面。她拿出地毯，使劲拍打，劲用得过大，腾起了一团灰尘。她把旧床罩藏在衣橱后面，把床垫翻过来，铺上好的床单。她总是留一套好的床单和枕套，万一生病了，她可不想让医生或牧师说她的床单上有补丁。她把所有裂了缝、豁了口的盘子从碗柜里拿走，把那套垂柳图案的好餐具放在架子上。她从杂货店订了几袋面粉、糖和小麦制品，跪在地上擦地板，把地板擦得程亮。

在一个炎热的星期五晚上，他们来到了小路上。听到出租车鸣喇叭的声音，贝蒂摘下围裙，跑到小路上去迎接他们。
“喂，贝蒂！”路易莎说，好像看见了贝蒂在那儿，她感到很惊讶。
她拥抱了路易莎。路易莎还像以前一样年轻。她穿着白色的两件套夏装，披着金色的波浪长发，露在外面的胳膊因为日照而变成了棕色。
路易莎的儿子爱德华就快长成个大小伙子了，他又高又瘦，喜欢待在家里。贝蒂握了握他伸出的冰冷的手。他握手时没什么感情。女儿鲁丝连招呼都没打就蹦蹦跳跳地跑到旧网球场去了。
“过来亲亲贝蒂姨妈！”路易莎叫道。
“斯坦利呢？”
“哦，他很忙，他得工作，你知道，”路易莎说，“他可能过几天再来。”
“恩，你看上去很好，像往常一样。”
路易莎微笑的时候露出了太多洁白的牙齿。她接受了赞美，却并没有对贝蒂说同样的话。出租车司机正把箱子从车顶架上拿下来。行李很多。他们带了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犬，带了书、枕头、长筒靴、笛子、雨衣、棋盘，还有羊毛连衣裙。
“我们带奶酪来了。”路易莎一边说，一边递给贝蒂一块气味刺鼻的切达干酪。
“你想得真周到。”贝蒂边说边闻了闻。
路易莎站在大门边，看着远处伦斯特山上总是亮着的电视信号塔和山谷里郁郁葱葱的落叶林。
“噢，贝蒂，”她说，“回到家太好了！”
“快进去吧。”
贝蒂在桌子上放好了餐具，雅加炉上两只水壶里的水已经烧开，壶嘴里喷出一阵阵的蒸汽。夕阳透过装了栏杆的窗户，照在已经凉掉的烤鸡和土豆沙拉上。
“可怜的考文垂，一路上都被装在笼子里。”路易莎说。她说的是那条狗。他已经倒在了碗柜下面，贝蒂得把它从油地毡上拖开才能打开碗柜门。
“有甜菜吗，伊莉莎白姨妈？”爱德华问。
贝蒂洗莴苣洗得很仔细，但她现在希望沙拉碗里不要爬出一只地蜈蚣来。她的眼神不如从前了。她烫了茶壶，把一块黑面包切成薄片。
“我要去厕所！”鲁丝宣布。
“把你的胳膊肘从桌子上移开。”路易莎边说边从黄油盘子里拿走一根头发。
沙拉调料里的胡椒粉放多了，大黄茎馅饼应该多放些糖，但桌子上最后只剩下了几块土豆，几根鸡骨头，还有油腻的盘子。
夜晚来临时，路易莎说要和贝蒂一起睡。
“就像过去一样，”她说，“你可以给我梳头。”
她说话有了英格兰口音，贝蒂不喜欢。贝蒂不想让路易莎睡在自己的床上。她喜欢伸展四肢，睡在双人床上，想睡就睡，想醒就醒，随心所欲。但她不能拒绝。她把爱德华安排在父亲的房间，让鲁丝睡在另一间卧室，帮路易莎把行李拖上楼。
路易莎到了两杯在免税店买的伏特加，说起了她在贝蒂从未去过的那幢位于英格兰的房子里又添置了哪些东西，让生活更加舒适。起居室里二十五英镑一码的段子窗帘一直拖到地板上，床头板包着天鹅绒，洗碗机可以给餐具消毒，滚筒式烘干机意味着她不必每次一下雨就冲到外面收晾衣绳上的衣服。
“难怪斯坦利在工作。”贝蒂呷了一口伏特加说。她不喜欢伏特加的味道，这让她想起小时候喝的圣水，那时她以为圣水可以治肚子疼。
“你想爸爸吗？”路易莎突然问，“他总是那么欢迎我们。”
贝蒂不动声色地看了她一眼。忙碌了四天，她感到胳膊开始疼了。
“噢，我的意思不是说你-----”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贝蒂说，“不，我并不怎么想他。最后他变得非常乖戾。走到田野里去谈论死亡。但你让他表现出了更加甜蜜的一面。”
以前路易莎回家时，父亲会紧紧地拥抱她，然后退后几步，仔细打量她。他曾经告诉贝蒂，家里一定要有无花果面包卷，因为路易莎喜欢无花果。无论怎么招待路易莎都不过分。
现在，她打开箱子，把衣服一件件拿出来，让贝蒂欣赏。有一件亚麻布的长裙，上面粉红色的蝴蝶一直飞到裙摆，还有一条闪闪发光的披巾，一条酒红色蕾丝长衬裙，一件羊绒外套，一双皮的露趾鞋。她拧开一瓶美国香水的盖子让贝蒂闻，但并没有在她手腕上洒上一些让她试用。路易莎的衣服让人想到金钱。衣服的褶边很宽，衬里是缎子的，鞋的内底是皮的。她对自己的东西有一种贪婪的骄傲，她一直都比贝蒂时髦。
去英格兰之前，路易莎在基利尼给一个有钱的女人做管家。有一次，贝蒂乘火车到都柏林去看她，要在那里待一天，在休士顿火车站，当路易莎看见她穿的乡下衣服和她拎的棕色手袋时，一把把手袋从她手里飞快地夺了过来，说:“你拿着那个旧东西要到哪里去啊？”然后，她把手袋塞进了购物袋里。
现在，她坐在梳妆台前，一边哼着一首拉丁语圣歌，一边让贝蒂给她梳头发。贝蒂听着她小女孩般的声音，看着镜子里她们俩的摸样 ，心里知道没有人会把她们当成姐妹。路易莎披着金色长发，带着翡翠耳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贝蒂的头发是棕色的，手像男人的手一般粗壮，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P184）
“一个天一个地。”妈妈曾经这样说她俩。
爱德华早饭想要吃荷包蛋。他坐在桌首，等着贝蒂把鸡蛋送到他面前。贝蒂站在雅加炉边搅拌着，路易莎穿着睡衣，正在查看碗柜，看有什么可吃的。
“我饿死了！”鲁丝说。在这个年龄段得孩子中，她算长得丰满的了。
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安安静静地做任何事：他们才不管自己占据了多大的空间，只知道再要点儿这个再来点儿那个。贝蒂很少到别人家去吃饭，每次去她都感激别人为她准备一切，吃完饭后她会洗碗；而波特一家的所作所为让人觉得好像那是他们的家。
路易莎为鲁丝在烤面包片上放上奶酪，但她自己吃得很少，她只是用叉子拨弄着盘子里的鸡蛋，小口地呷着茶。
“你走神了。”贝蒂说。
“只是在想问题。”
贝蒂并不追问她在想什么：路易莎对自己的事一向守口如瓶，如果在学校挨打了，她回到家里只字不提。如果被冤枉大笑或说话不分场合，她会面无表情地跪在圣安东尼的画像前忏悔，接受不应有的惩罚，却不为自己辩解。有一次，贝蒂挨了校长的打，鼻子一直在流血，校长让她到小河边去洗洗脸，她却穿过田野，跑回家去，告诉了妈妈。妈妈陪她回到学校，径直走进教室，对校长说，如果他再敢对她的女儿动一根手指头，他就会比做黄油的比利死的还惨（比利几天前死在南边被凶残地杀害了）。路易莎曾经因为这件事情笑话她，但贝蒂不觉得丢脸。她宁愿说说出实情，面对后果，而不愿跪在什么圣人的画像前，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
星期天早晨，路易莎把爸爸以前刮胡子时用的旧镜子放在贝蒂房间窗户的十字架上，把眉毛修成两道漂亮的半弧形。贝蒂给奶牛挤了奶，从地里挖了土豆，准备去做弥撒。
在小教堂里，路易莎的出现引起了一阵大惊小怪。邻居们走到墓地，围在她身边，和她握手，说她看上去真棒。
“你看上去真棒，不是吗？”
“你一点都没老。”
“你一直是所有人的掌上明珠。”
“她看上去真棒，是不是，贝蒂？”
当她们到食品货店去拿电报时，乔.科斯蒂洛-----那个采石场老板，租贝蒂家土地的单身汉----把路易莎堵在听装货品和冷肉柜台之间，问她是不是仍然喜欢看电影。他身材高大，穿着一套细条子衣服，留着一撇细长的黑胡子。路易莎去英格兰之前，他们曾经一起骑自行车去看电影。爱德华正在把捕鼠器放在五金架子上，鲁丝的冰激凌滴在裙子的前胸上，路易莎却根本不管。
“你老公呢？”乔.科斯蒂洛问路易莎。
“噢，他得工作。”
“啊，是啊，我了解这种感觉。工作永远没完没了。”
回到家里，贝蒂系上围裙，开始做晚饭。她喜欢星期天，喜欢听助理牧师念福音书，和邻居见面，边看报纸边听烤肉发出毕毕剥剥的声音，下午照料花园，到树林里散步。她总是把星期天当成休息的一天，神圣的一天。
“你一个人在这儿孤独吗？”路易莎问。
“不。”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孤独。
晚饭前，路易莎一直在厨房踱步。晚饭后，她出了门，沿着小路走到邻居家去。贝蒂待在家里准备下个星期的菜单。路易莎没有给她一分钱生活费，没有买过一片面包。没有这三个人，贝蒂的生活费已经很紧张了，但她想路易莎会解决的，只要她想到这个问题。对一些基本的问题，她总是很健忘。
星期一是洗衣日。波特一家人认为衣服穿了一次就该洗，而且鲁丝尿床，她每天都要换床单。贝蒂觉得这个孩子很奇怪-----她已经快九岁了------却什么也没有对路易莎说，因为她觉得这个话题会让她感到难堪。拴在两棵青柠檬之间的晾衣绳上晾满了衣服，大风把衣服刮得与地面平行，这让贝蒂觉得很有趣。有些衣服很娇贵，她必须用手洗。把手伸进满是肥皂水的水池时，她开始想，斯坦利究竟什么时候来呢？他会带他们到海边去，往海里扔卵石，让卵石从浪花上掠过，让孩子们有事可做。到斯莱尼河边去钓狗鱼，打兔子。
贝蒂现在起得比平时早，这样她可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夏天的早晨健康而清凉。她坐在那儿，头靠在奶牛温暖的体侧，看着牛奶在桶里跳舞。接着，她又去喂鹅，到蔬菜地里拔胡萝卜和防风根。远方蓝色的天空下，伦斯特山仍然和往常一样，令人愉快；燕子正在花岗岩牲口棚的屋檐下做窝。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美好的生活。
她正在用一块麦斯林纱过滤温暖的牛奶，乔.科斯蒂洛出现在过道里，挡住了阳光。
“早啊，贝蒂。”他恭敬地脱下帽子打招呼。
“早，乔！”看见他，她感到很惊讶。他很少到这儿来，除非是因为小牛犊不见了，或者是为了付租金。
“请坐吧。”
他坐在桌边，笨拙地伸出瘦长的胳膊腿，“这段时间天气不错。”
“再好不过了。”
她沏了茶，坐在桌边和乔说话。他是个高雅的人，贝蒂想，他打招呼时脱下帽子，他用勺子舀果酱，而不是直接把刀伸进罐子里。餐桌上的礼仪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他们谈到牛群和采石场，这时，这时爱德华出现了，探头探脑地看放在水池上的器具。
“这儿的牛奶有没有进行巴氏消毒，贝蒂姨妈？”
贝蒂和乔.科斯蒂洛因为这句有趣的话笑了起来，但是当路易莎下楼来时，乔对贝蒂失去了兴趣。路易莎没有穿睡衣。她穿着上面有蝴蝶的亚麻长裙，头发梳过了，嘴唇上涂了凡士林，闪闪发亮。
“啊，乔！”她说，好像她不知道他在那儿。
“早，路易莎。”他站起来，好像他是女王。
贝蒂看见了路易莎是怎么调情的，她撅着嘴，翘着臀，耸起裸露的肩膀又放下。这是一门精致的艺术。她让他们在厨房里聊天，自己大步走到花园里，去摘荷兰芹。鲁丝正站在树下，吃她种的李子。
“别碰那些李子！”
“好，好，”鲁丝说，“别恼火。”
“那是做果酱用的。”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以前，男人们能察觉出路易莎在哪儿，他们蜂拥在她身边，请她跳舞。
年轻的时候，路易莎和贝蒂曾经一起去参加家庭舞会。贝蒂记得，在一个晴朗的夏夜，她坐在戴维斯家的木头长凳上。戴维斯家离她们家只有一英里。她坐在那儿，用手指触摸着木头的纹理。沟渠里盛开了的丁香花的花香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她记得那一刻的幸福感受，而这种幸福感受因为路易莎靠过来而被打破了。直到今天，她仍然记得她所说的每一个字：
“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应该尽量不要微笑。你笑的时候看上去很吓人。”
在那之后很多年，贝蒂每次微笑的时候都能想起这番话。她不像路易莎那样，笑的时候露出洁白的牙齿。她小时候得过支气管炎，不得不吃很多咳嗽药，结果弄坏了牙齿。很多往事一一涌现。想到这些，贝蒂感到自己的血流速度加快了。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她可以为自己想了。她已经赢得里这个权利。父亲去世了。她可以看见事情的本来面目，而不是通过父亲的眼镜，或是路易莎的眼睛。
当她抱着几枝荷兰芹回到厨房时，乔.科斯蒂洛正用她最好的瓷杯为路易莎沏茶。
“快说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路易莎说。她背对着早晨刺眼的阳光坐着，阳光下她的一头金发显得更加耀眼。

第二个星期天，贝蒂烧了一只羊腿。在分菜用的盘子上切羊腿时，血水从肉里流了出来，但她不在乎。她也不在乎胡萝卜煮过头了，吃起来就像橡胶。但没有人对这顿饭说什么，一个字也没说。她没心情满足每一个人的口味。吃饭前，她回到起居室去，看到鲁丝正在扶手椅上跳。而且，家里到处是狗毛。她眼睛瞄到哪里，哪里就有狗毛。
爱德华在家里闲荡，她正在房间里干活，他一声不吭地走进来，吓了她一跳。他找不到好玩的事做。
“没事做，”他抱怨说，“我们困在这儿了。”
“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打扫鸡舍，”贝蒂说，“叉子在谷仓里。”
但这对爱德华并没有吸引力。他可不相信干活可以让他有好胃口。鲁丝在花园里哼哼唱唱，跳来跳去。有时候贝蒂觉得她很可怜：路易莎很少关注她，而在她这个年龄需要关注。因此，洗完沾了血的盘子后，路易莎给她读了《奇幻森林历险记》。
“爸爸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的亲生孩子呢？”鲁丝问。
贝蒂想不出怎么回答。
贝蒂要做果子酱了。她把活梯搬到外面去，爬上去，够到树枝，摘下了每一个李子。那是她的李子。她把李子洗干净，去核，放进腌渍盘子，撒上盐。她告诉鲁丝和爱德华怎么洗果酱瓶子。他们对家务一无所知。爱德华把满满一杯“小仙女”牌清洁剂喷到了水池里，他们又得重新开始。
“你们家谁洗碗？”贝蒂问，“哦，对了：你们有洗碗机，我忘了。”
“洗碗机？不，我们没有，贝蒂姨妈。”鲁丝说。
他们做好了果酱，贝蒂在配餐室里把果酱罐子排成一行，像是一排炮弹。她正想着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路易莎从外面拜访邻居回来，走进了厨房。她的脸发红发亮，好像在盐水里游过泳。
“有信吗？”
“没有。”
“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张供电局寄来的缴费单。”
“噢。”
七月过去了，没有斯坦利的任何消息。

八月，暴风雨多了起来。雨水把波特一家拦在了家里，让他们踏不出家门。潮湿的树叶粘在玻璃上，黑色的雨水在蔬菜地里的条播沟之间流淌。路易莎躺在床上读浪漫小说，吃蛋糕，穿着睡衣在家里走来走去，一直到下午。她用雨水洗头发，给孩子们做脆米花圆面包。爱德华在起居室里吹笛子。贝蒂从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好像有人抓住了一只小鸟或一只小爬行动物，把它关在笼子里，它正在绝望地叫着，想要获得自由。鲁丝用贝蒂做衣服的那把好剪刀剪下杂志里的模特图片和香水图片，黏贴在她的剪贴簿里。
贝蒂开始担心花园。狂风摇晃着玫瑰花丛，把花朵吹得四处飘散，落在沙砾上。贝蒂把花朵捡起来，抚摸着如眼皮一般光滑、颜色变得暗淡的粉红色花瓣，心里感到很愧疚。花叶上有蚜虫，布满了斑点，失去了生气，她一心忙于家务，没能好好照看花园。
她正站在那儿，想着可怜的花儿，这时爱德华朝她走来。接骨木花像五彩纸屑一样被风吹散；天上是破碎的灰色云朵，毛毛雨飘了下来。
“贝蒂姨妈？”
“什么事？”
“你死后谁是这里的主人？”
她感到惊愕。爱德华的话好像一记狠狠的耳光，让她感到一阵刺痛。
“什么？我------”她说不出话来。
爱德华站在那儿看着她，双手插在亚麻裤口袋里，裤子已经皱得无法熨烫了。她感到眼泪突然涌出眼睛，于是一步步倒退着从他身边走开。
“进去给你妈帮忙！”她吼道，但他没有动：他只是站在那儿，看着她的眼睛。他的眼睛是蓝色的、细细的。她退却了。她穿过被毁坏的花园，沿着小路，躲进树林。在那里，没人能看见她。她在随风摇摆的树下一块长满青苔的潮湿石头上坐下，坐了很长时间，思考着。（P193）
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她第一次放任温暖的带着咸味的泪水汹涌而出。过去的一幕幕又出现在眼前：她看见自己在圣诞节拧火鸡的脖子，脚边堆着一堆火鸡毛；还是个孩子时，她跑进屋里在火上暖暖手又跑出去，听见妈妈说，“她真是个坚强的小姑娘。”妈妈到牧场去，然后，谁都没有料到，她倒下了，念珠还缠绕在手指间。她看见路易莎穿着灰色衣服，乘船去英格兰，回来时带来了一个有钱的丈夫，还有穿着洗礼袍子的婴儿照片。父亲特别为外孙感到骄傲。她记得，秋天里，西里尔.道坐在山楂树下抱着她，紧紧地抱着她，仿佛害怕她会离开。他弯下腰去，捡走她脚边的一块石头，多么的温柔。这一生她不停地在干活，她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但那是应该做的事情吗？她看见自己弯腰捡起了父亲发脾气时摔碎的瓷盘子。她最终就变成了这样的人吗？捡碎盘子的人？仅此而已吗？
现在，在她看来，太阳底下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事。爱德华以为自己会代替她，就像她代替了母亲。继承不是更新。继承首先应该让一切保持原状。现在她唯一要做的事，唯一合理的事，就是抓住应该属于她的东西。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挡她。
天黑了。她离开多久了？她走到树林间。她安慰自己说，路易莎会离开的，这只是时间问题。再过两个星期，孩子们就得回去上学。到了九月份，贝蒂就能够睡上好觉，听无线电收音机，把狗毛打扫干净，想什么时候做饭就什么时候做饭，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再也没有那两个讨厌的孩子问她她死后回怎么样。
贝蒂回到家时，路易莎已经在起居室地板上铺了一块蓝色棉布，正用贝蒂用来磨刀的锉刀磨她做衣服的剪刀。
“我在想，我们可以在卫生间挂上新的帘子，你用的那几块帘子太旧了。”她说。她张开剪刀，开始沿着棉布边缘剪起来。
“随你的便。”贝蒂说，然后到楼上去躺了下来。

八月中旬，天气没有变晴朗。大朵大朵灰色的云像一张羊皮纸，阴沉地罩在头顶。下雨的夜晚，青蛙爬到门下面。贝蒂发现衣服几乎不干了。她把晾衣架罩在雅加炉上，把衣服晾在晾衣架上，在起居室里生上火，但倒灌的风把烟吹进了房间。她看着蜜蜂从窗外她的深红色花朵里偷走花粉，计算着日子。
她搭保险推销员的车去了趟城里，查看了存折里的余额。八月和九月的生活费已经用完了。她取出了十月份的生活费，想象着可做些什么好吃的。
一天傍晚，她正在煎饼做茶点，油溅了一些在滴水板上。孩子们在屋外。前门外，小鹅想跟大鹅下台阶，但它们的腿还不够长。它们仰面摔倒了，腿在空中乱划。鲁丝和爱德华用一根长棍子帮它们翻过身来，大鹅拍打着翅膀，对着他们叫。
路易莎肩膀上围着一块毯子，坐在雅加炉边。
“斯坦利什么时候来？”贝蒂问。她从煤气炉上拿了一只搪瓷盘子。
“我说不准。”
“你说不准还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还有两个星期孩子们就该回去上学了。”
“是的，我知道。”
“那么？”
“那么什么？”
“那么你认为他会在那之前回来吗？”贝蒂说，不小心在平底锅里倒了太多的煎饼面糊。
“我不知道。”
她看着面糊在热气的烘烤下出现了浅浅的凹坑，心里想着怎么把煎饼翻过来，“你离开了斯坦利。”
“煎饼很好闻。”
“你离开了斯坦利，你以为你能住在这儿。”
“需要我摆餐具吗？”
“你知不知道这是你到这儿来之后第一次这么问？”贝蒂转身面对着她
“是吗？爱德华！鲁丝！进来喝茶！”
“路易莎！”
“我有权住在这儿。爸爸的遗嘱里写着呢。”
鲁丝跑进来了。
“去洗手。”路易莎说。
“你不是说已经好了吗？”鲁丝瞪着空空的桌子说。
“就好了，亲爱的。很快。”
那天晚上，路易莎走出了厨房。她在起居室里生起一小堆火，坐在宽大的扶手椅里，开始读《战争与和平》。贝蒂出去挤奶。她感到一种水晶般透明的情绪，一种奇怪的让她感到安慰的情绪，出现在心里。一切都开始变得清楚了。她回来时，路易莎已经洗过澡，正背对着贝蒂坐姿壁炉前，在脖子上抹冷霜。她的头发用一块毛巾裹着，好像裹了一块包头巾。壁炉架上放着两只玻璃杯，杯里倒满了伏特加。
“孩子们上床了吗？”
“是的。”路易莎说。
她递了一杯伏特加给贝蒂，算是讲和吧，贝蒂猜想。她们默默呷着酒，白天的光线渐渐暗淡下去。
“我给你梳头发吧。”贝蒂突然说。她上楼去拿梳子。当她回来时，路易莎正坐在壁饰前照镜子。
贝蒂从围裙口袋里拿出了梳子，轻轻解开路易莎头上的毛巾，开始疏通打结的头发。她的头发一直垂到腰际，闻上去有一股奇怪的蕨类植物和水果的气味儿。
“洗发水不错。”
“是的。”
黄色的月光开始透过落地窗照进来。她们能听见楼上房间里爱德华打呼的声音。
梳子滑过一缕缕潮湿的金发。
“这就像过去，”路易莎说，“我希望能回到过去。你不希望吗？”
“不。我会做同样的事情。”贝蒂说。
“是的。你很聪明。”
“聪明？”
“可怜的老贝蒂，辛苦地干活。你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吗？丈夫，两个孩子，漂亮的房子。照顾父亲可不像去野餐那么轻松。”
沉默。房间里安静得让人受不了。贝蒂太忙了，忘了给落地式大摆钟上弦。一丝带着冬天气息的空气从门缝下面渗透进来。
“没有缎子窗帘。”贝蒂说。
“你什么意思？”
“洗碗机，滚筒干衣机。都是你编的。全都是编的。”
“那不是真的。”
路易莎还在欣赏镜子里的自己。她坐在那儿，像吃了麻醉药，眼睛无法离开镜子里的影子。她不愿意看镜子里贝蒂的眼睛。她不在乎贝蒂没有这些是怎么过日子的，不在乎贝蒂给她的孩子寄的钞票，也不在乎她拎着桶穿过院子，丢掉了一次结婚的机会，几十年来每天撒粪肥、为父亲洗内裤。她以为她可以住在这儿，侵占贝蒂的地方，让她一辈子像个奴隶一样跑来跑去，伺候她和两个孩子。
贝蒂把手伸进围裙口袋。即使路易莎感到了脖子上的凉意，她也没有反应，她没有看见金属的闪光，她刚刚亲手磨快的剪刀刀锋的闪光。贝蒂握着剪刀，飞快地剪了一刀。只有一秒钟。贝蒂的手十分有力。她手里还握着剪刀，路易莎感到了异样，看见了地毯上的头发。
路易莎尖声叫喊，说着什么，一些真真假假的话。说什么贪婪，一个人占了一座大房子，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心。但贝蒂已经不听了。
路易莎哭了。整个夜晚，她边收拾行李边哭，第二天早晨，她带着孩子和狗离开时还哭个不停。贝蒂什么也没说。她只是站在过道里，看着外面蓝色的早晨，露出吓人的微笑。
没有了头发，路易莎什么也不是。（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