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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云 作者：[意卡尔维诺/萧天佑译 我迁入到这个城市安顿下来时，对一切都毫不关心。安顿这个词也许不太确切，因为我并不想在这里安顿下来，我愿意让我周围的一切都是临时的，不安定的，只有这样我才能在内心里感到安定。那么什么是我内心的安定呢？其实，我也说不上来。因此，经过辗转介绍，当这里有人聘请我来当《净化》杂志的编辑时，我就接受了这个工作。 对一个刚刚走下火车到达陌生城市的人来说，火车站就是这座城市，转来转去尽是一些狭窄的街道，两旁是车站的库房，运输代理人的库房和咖啡馆，载重卡车擦肩而过，喷着令人恶心的浓烟。他双手交替着提行李，不一会便手酸臂痛，汗流浃背，衬衣紧紧贴在身上。这里的一切都会使他感到烦躁。 我正是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了符合我条件的带家具的住房：在一栋楼房的大门门框两边，用线绳系着两排利用旧鞋盒做的出租房屋的广告，字写得虽然都不好，却都贴着正式的印花票。我提着行李，不时地换换手，看到那些出租房屋启事便走了进去。这楼里每个楼门、每一层楼至少有两家出租房屋。我在三门二楼门口停下，按了一下门铃。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房间，光线很暗，有扇门窗通向院子，需从院子里经阳台进出，使它与这套房子的其他房间隔开。女主人玛格丽蒂小姐耳聋，害怕小偷，平时总把铁栅栏锁上。房间里没有卫生间，厕所搭在阳台上；室内只有一个洗脸池子，有自来水，却没有热水龙头。这不是很适合我吗？租金很适合我，是我可以承受的。多了我付不起，少的我又没有找到。再说，这住房也是临时的，我自己对这一点应该非常明确。 “好吧，我要了。”我回答玛格丽蒂小姐说。可她以为我在问那房间冷不冷，用手指了指那里的火炉。 房间我已看过了，现在只想放下行李出去走走。到达这里后我很想洗个澡，可又懒得打开箱子找肥皂，仅把手伸到洗手池水龙头下面冲了一下。 “噢，为什么您没告诉我呢？我这就去给您拿毛巾。”玛格丽蒂小姐说罢，迅速跑回自己的房间，拿来熨得平平整整的毛巾挂在椅子背上。我觉得脸太脏了，又用水清爽了一下脸，再用毛巾搓了搓。这个动作使女主人终于明白了，我要下了这个房间。 “啊，您要了，您要了。好，您是不是要打开箱子换换衣服，您请便吧；这里是衣架，请把您的大衣给我挂这边。” 我没让她来脱我的外套，因为我想出去。只是要设法告诉她，我需要一个书架：我有一箱书要运来，那是我在这动荡生活之中好不容易才收集起来的一些书籍。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对那聋子解释清楚，最后她把我领到她房间里一个小货架前，那上面放着她的针线筐、纱线筒、需要修补的旧衣服和各种刺绣样子。她答应我很快收拾出来，搬到我房间里去，我这才出了门。 《净化》杂志是由某机构主办的，我应该到那里去报到才能知道我的任务是什么。如果我再年轻几岁，对生活抱有更大希望，那么这项新的工作，这个新的城市，也许能使我感到兴奋或满意。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看到的全是阴暗面，看到的是大家都在贫困中挣扎，我也在其中挣扎。不是说我已听天由命了，不，我是乐在其中，因为这样就证实了我的这个看法：生活就是如此。就说现在去找那单位吧，我宁愿多走几步，选择那些又小又窄毫无名气的街道绕道走，也不愿走那些两旁都是商店、酒吧，橱窗里摆得琳琅满目的大道走；我觉得走在那宽敞的街道上心里不痛快，那里看不到身边行人疲惫不堪的样子，看不到小饭馆里那拥挤不堪的场面，看不到那些破旧的小店铺，听不到窄小街道上特有的那种噪音：有轨电车叮当叮当的行走声，小货车吱吱的刹车声，小作坊里电焊时发出的刺刺声。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外部世界那些破旧与贫困的样子，可以使我的内心世界得到平衡。 可事与愿违，要到达那个单位，必须穿过一段截然不同的富人区。这里庭院绿树成荫，建筑风格古色古香，街道宽敞，汽车分道行驶，既不堵塞也不喧闹，车流量比那些小道上还少。这里的人行道挨着的不再是两边楼房的砖墙，而是各家各户的铁栅栏，透过铁栅栏可以看到，那些装饰别致的建筑物四周环绕着低矮的植物篱笆、花圃和石子通道。面对这种不寻常的景色，我感到茫然，再也看不到我可以辨认的征兆了（不是我迷信征兆。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看到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一种征兆）。 当我走进那个机构的大楼时，感到出乎意料，有点不知所措，因为那些大厅都是贵族式的，墙壁上镶着玻璃镜，挂着壁毯，墙边摆着托架，大理石壁炉，柔软的地毯（不过家具都是二十世纪的标准办公家具，灯饰是现代化的霓虹灯管制作的）。总之，我现在为租下了那个又简陋又阴暗的房间感到不安；当我被领进该协会主席科尔达工程师的办公室，受到他热情洋监的接待，他仿佛把我看成与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同等的人时（当然是指我对该协会杂志《净化》研讨的问题具有同等的兴趣和专长），我更加觉得拘束不安，无地自容。说心里话，我认为《净化》研讨的问题，只不过是人为地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供人们茶余饭后谈谈而已，我接受这个工作也不过像接受其他任何工作一样，现在可好，不得不成为这个事业的一部分了（科尔达工程师已为之奋斗了一生）。 他年纪约五十岁，但相貌年轻，留着黑胡子。就是说，他就是那种虽然年过半百，长相却很年轻，仍然留着黑胡子的一代人，我和他们那代人从未打过交道。他的举动，他的言谈，他的外表（标准的灰色西服，洁白的衬衫），他的手势（他讲话时挥动着一只手，手指间夹着香烟），他的一切都反映出他办事精干，思维敏捷，态度乐观，没有成见。他把《净化》至今出的几期都拿给我看，是他（社长）和印刷部的负责人阿万德罗博士（科尔达工程师给我们做了介绍，阿万德罗博士是那种说话跟念稿子一样的人）共同收集的。《净化》总共没出几期，篇幅也不大，看得出是由非专业人员编辑的。我根据自己对报刊编辑工作的了解，善意地（当然不是进行批评）对他们说明了，我希望对该杂志进行哪些技术方面的改进。我讲话的口气也那么实用、那么自信，而且我高兴地看到我和他们的意见不约而同。为什么我要用“高兴地”这个词呢？因为我越是装得精干，越是装得乐观，思想深处越是想着那可怜的房间、黯然失色的街道、锈蚀的栏杆和汗淋淋的衣服，越是觉得能够坦然对待这一切。我仿佛在科尔达工程师和阿万德罗博士面前变魔术，把他们那种工作效率变成一堆面包渣，让他们毫无察觉。科尔达却兴奋地点着头。 “好，我们说定了，您明天就着手进行改进，”科尔达对我说，“现在……” 他想让我看看他们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 “嗒，”他把我领到一个陈列着各种油印文件副本的书架旁，对我说道，“您看看，看看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您有了吗？好，您数数，都有了吗？” 他一边说，一边把那些油印的纸张拿到手里。恰恰在这时我看见一股灰尘从那些纸张上冉冉浮起，看清他在那上面留下的手印。科尔达弹弹拿在手里的纸张，用嘴轻轻一吹，动作非常轻微，仿佛不愿让人发现那上面落了灰尘。他每取一份文件，都特别注意不让手指碰到第一页。但是，只要他的手指哪怕是手指甲轻轻挨上那第一页，那上面薄薄一层灰色尘土上就会出现一条细细的白色痕迹。尽管他很小心，手指仍然被弄脏了，他似乎也察觉到了，把手指弯曲到手心里绕着圈擦干净，结果把整个手掌也弄脏了。他下意识地把手放到灰色法兰绒裤腿上并保持一段时间，然后才抬起来。我们两人都这样小心谨慎地传递和接过那些文件，好像那些纸张和荨麻叶子一样，摸着就会使人皮肤感到刺痛。尽管如此，大家都面带笑容，高兴地微笑着点头说道：“啊，这次大会很有趣！大会的议题很好！”不过，我觉得科尔达工程师在我炯炯的目光面前变得越来越急躁，越来越沉不住气，而我自己也越来越感到沮丧，因为这一切，正如我想像的那样，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 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这房间看起来很安静，但夜间却被一种后来我才弄清楚的噪音困扰着：不时传来一阵阵高音喇叭声，仿佛要人们注意什么但又听不清楚。那时如果我已人睡，便会被那声音吵醒，懵懂之中还以为自己睡在火车上呢。因为那声音的音色和节奏，与火车站上昏昏欲睡的乘客听到高音喇叭发出的声音完全一样。我侧耳细听，才听清那声音说的是：“两份饺子，带汁的……一份烤牛排•••……一份排骨肉……” 我这个房间的下面，是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的厨房，午夜后那里也经常炒菜。服务员用对讲器从柜台上向厨师传达顾客们点的菜，顾客们的谈话时而也有歌声夹杂着，也从那个信息渠道穿了过来。那里的莱味道不错，价格略贵一点，经常去吃饭的人并不俗气，很少听见有人深夜发酒疯，打翻桌椅或杯瓶什么的。顾客们的欢乐声传到我的床前，仿佛穿过了一层云雾，失去了原有的欢乐和色彩，变得模糊不清了。惟有那喇叭筒里传来的低沉的鼻音依稀可辨：“一盘炸土豆条配菜……饺子得了吗？” 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夜里两点半左右关门。服务员们个个掀起工作服的衣领御寒，从厨房门那里走进院子，聊着天离去。三点左右，一阵阵铁桶撞击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那是厨房里的杂工往外拖沉重的空啤酒桶，侧着拖或让酒桶在地上滚，然后还要清洗；他们一定是计时工，干活不慌不忙，漫不经心，一边打着口哨，一边踢打着那些酒桶，一直折腾到五点。六点时拉啤酒的汽车来了，送来满捅，运走空桶。这时候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里传来了清洁工干活的声音，她们已经开始清扫、擦地板，准备迎接新的一天。 各项劳作交替的间歇里，从玛格丽蒂小姐黑暗的房间里传来阵阵对话声，并夹杂着笑声，那好像是同一个妇女的声音伪装的，时问时答。玛格丽蒂小姐耳聋，区分不了自己是在默思呢，还是在大声讲话；不论是白天还是深夜，只要她沉溺于某种思想，回忆起偷快的或悲伤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开始自言自语，模仿各种人讲话。幸亏她那种独白都很简练，让别人听不懂。不过，这倒使我觉得接触到她的隐私，心里忐忑不安。 早晨我去她厨房要点热水刮胡子时（敲门她听不见，我只能等她面向门口时进去，让她能看见我），常发现她对着镜子微笑或做鬼脸，或者坐在椅子上，目视前方，自己给自己讲故事。她一发现我，便装模作样对我说：“啊，我正在跟猫说话呢！”或者：“对不起，我没看见您，我正做祈祷呢（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她并未发觉她的话被人偷听了。 的确，她经常和猫讲话，有时能讲上几个小时。有时我听她站在窗户旁不停地呼唤“咪咪，咪咪，我的小猫”，等候它玩够了从阳台上或房顶上归来。她的猫又瘦又小，像只无人喂养的野猫，毛色虽是黑的，但每次外出归来，都成了一只灰猫，仿佛这一带的灰尘和烟尘都落到它身上了。它一看见我就逃，急忙躲到什么家具下面，仿佛我打过它似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曾注意过它。我不在家时，它肯定到过我的房间，因为女主人放到我衣柜大理石台面上的白衬衫的衣领和前襟上总有它脚爪的痕迹。开始时我大声咒骂，很快就不骂了，因为女主人听不见，改为把那受难的衬衣拿给女主人过目。女主人看了很伤心，到处找猫要惩罚它，并向我解释说：她上我房间里送衬衣时，那小猫一定偷偷跟了进去；她出来时无意把小猫关在房间里了，小猫从房门里出不来，气愤之余跳上衣柜弄脏衣服。 我只有三件衬衣，也许是因为我刚到这里，要收拾办公室，衬衣穿半天就脏了，就得交给玛格丽蒂小姐洗。洗好的衬衣给弄脏了，又没有别的换，只好穿那衣领上有小猫足迹的衬衫上班。 有时在我的枕头上也能发现它的足迹。这大概是因为女主人傍晚上我房间来给我撩起被角，它也跟了进来，被关在室内了。 那猫身上很脏，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你只要用手摸一下阳台栏杆，你手上就会沾上黑色的痕迹。每次我回到家里用钥匙开阳台栏杆和门窗上的四把锁，然后伸手去开百叶窗、阳台门时，手都要被弄脏，进门时只得举着开门的那只手，以免弄脏别的东西。进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洗手池边去洗手。 洗完手擦干净，我这才会觉得舒服点，似乎刚才没有用过那只手似的，然后才开始摆弄室内为数不多的别的东西。不过我应该声明，玛格丽蒂小姐房间打扫得很干净，天天都要把房间擦一遍。如果我把手伸到她擦不到的地方（她身材矮小，胳膊短），那么手上就会沾上一层尘土，只好立即去洗手池里洗干净。 最关键的问题是我的那些书。我把它们摆在那个货架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书，我才觉得这里是我的家。编辑工作并未占去我的全部时间，空闲时我喜欢待在家里看看书。众所周知，书籍最招灰尘；当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时，打开书之前总要用抹布把它好好擦擦，擦擦封面，擦擦书口，然后再拍打拍打，因为书上总有很多灰尘。最后再去洗洗手，躺到床上开始阅读。尽管如此，翻书时我还是觉得手指上有薄薄一层灰尘，感到扫兴，有时甚至破坏了我读书的兴趣。这时我便立即起身，走到洗手池旁再洗洗手。我不仅不会觉得手洗于净了，反而会觉得我的衬衣上、衣服上到处都沾上了灰尘。 当然，出去的时候我也得像进来时那样操作：先是锁百叶窗和门，然后是铁栏杆上的锁，手上沾的灰尘比进屋时还多。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带着那双脏手到办公室去洗。一到办公室，我就奔向卫生间洗手：那里卫生间里的手巾黑得不像样子，用它擦手只能越擦越脏。 我在那家协会上班的最初几天是用来收拾我的办公桌。分配给我的那张台子上堆满了杂物：纸张、信件、文件夹、旧报纸等。简言之，凡是没有固定收存地点的杂物，都堆在那张台子上。我的任务首先是把桌上那些东西清理掉，可是在清理过程中我发现，那里面有些资料是我们杂志需要的，有些则可能引起我们一定的兴趣。于是我决定仔细看看那些东西。不过，现在桌面上己不那么杂乱无章了，我尽量把那些资料摆放得整整齐齐。不言而喻，桌上原来的那些资料上都有一层尘土，因此新放上去的资料也被沾上了尘土。我珍惜自己好不容易才整理出来的东西，便告诉打扫卫生的女工不要随意移动它们。这样一来，有些东西尤其是文具、纸张、信封等，得不到清扫，天天落一层尘土，几天下来就脏得像是旧的，谁也不愿再用手触摸它们了。 抽屉里也是如此！里面尽是陈旧的、沾满尘土的纸张，是这张台子几十年经历的证明：它所在的这个房间既做过公共事业的办公室，也做过私营企业的办公室。我坐在那张台子上不论干什么，过不了几分钟就觉得应该去洗洗手。 我的同事阿万德罗博士的双手，随时都很清洁，而且护理得很好：十个手指的指甲修理得清清爽爽，平平整整，或尖或圆形状一模一样。我曾这样问过他： “您不觉得在这里待一会，手就脏了吗？” “有可能，”阿万德罗博士同情地回答说，“您也许摸到过不干不净的东西或纸张吧。我冒昧地奉劝您一句，在写字台上最好不要堆放任何东西。” 阿万德罗博士的写字台，除了他当时正在办的案卷和手中的圆珠笔，的确是什么杂物也不放，干净明亮。 “这是个习惯问题，”他补充说道，“主席先生特别看重这个习惯。” 科尔达工程师对我也曾这么说过：一个领导人不在自己的写字台上堆放东西，那是因为他遇到问题不等问题积压下来便立即着手解决。可是科尔达几乎从来不到办公室来，偶尔来一次也只待一刻钟：让人呈上报表和统计数字看，或向秘书口授信函，签署信件，或向属下下达指示，交代任务，但他从不考虑各种任务的难易程度。 阿万德罗博士则不同，他不论上午、下午都待在办公室里，看上去工作很忙，但他一会儿叫速记员，一会儿叫打字员，任何文件在他写字台上停留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十分钟。他桌上那个干净样子令我十分气愤。我开始注意他，这才发现：如果有什么文件在他桌上多停留一会，他就立刻把它们放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有一次给我碰上了，他手持一些无用的信件向我的办公桌走去（我去洗手，刚刚离开那里），顺手塞到我桌子上的一个文件夹下面，然后迅 速从衣兜里掏出手帕擦擦手指，再回自己的座位上去。他那桌面上仍旧是只有一张印有该协会名称的信纸和一支并排放着的圆珠笔。 我完全可以出其不意突然走进办公室，让他下不了台。但是我想，看见了，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不就行了。 因为我是从阳台上进入我房间的，玛格丽蒂小姐住的那些房间对我来说还是一片陌生的地方。她独自一人，有两个朝向院内的房间出租，我这个房间和相邻的另一个房间。那个房间的房客，听说是干警察的，我还从来没见过，只是深夜或清晨听见他归来或离去时的沉重脚步声。其他房间玛格丽蒂小姐自己住着，大概住得很宽敞。 有时候我得叫她听电话，因为她听不见电话铃响，常常由我接电话。她耳朵对着听筒时，也能听清对方讲话。所以，和本教区的女友们打电话聊天，是她的一项娱乐。 “玛格丽蒂小姐，电话！电话找您！”一天我这样大声叫她，用力敲打各房间的门，就是找不到她。我这才知道，她住的面积很大，有起居室、客厅、蛊洗室，家里有名贵的古老家具，有漂亮的灯罩、字画、雕塑、挂历等摆设；各个房间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地板上打了蜡，沙发上铺着抽纱靠垫。真可谓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最后我终于在最里边的一个房间里找到了她。她正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擦地板和家具，身穿一件褪了色的睡衣，头上包着一块头巾。我指了指电话那边，用力比划着跟她讲话。那聋子迅速奔向电话机，抓起听筒，开始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谈话，此时讲话的声调与对猫讲话时的声调完全不同。 我回到自己房间里，看到洗手池上和灯罩上落的足有一公分厚的尘土，一股怒火油然而生：那可恶的女人，把全天的时间都用来打扫自己的房间，收拾得窗明几净，可对待我这个房间，竟不愿用抹布抹一下。我决心找她给她点颜色看。等我在厨房里找到她时，看见那厨房比我的房间还要脏，一张旧饭桌漆面脱落，油污斑斑，柜橱里的玻璃杯没有一点光彩，墙壁上的瓷砖已翘起或熏黑，看到这种情形，我已无话可说了。因为我知道，这套房子里只有厨房才是那女人真正生活的地方，其他房间，尽管她十分珍惜，不断打扫、上蜡，只不过代表了她对美好的憧憬：为了使那些房间能保持完美的形象，她甘愿不在那里居住，而且除了进去打扫外，从不像主人一般走进那些房间；打扫之余的其他时间，她都待在这个肮脏的厨房里。 《净化》杂志是一份半月刊，副标题是“净化空气中的烟雾、化学散发物和燃烧排放物”，是EPAUC I即“工业城市大气净化协会”的机关刊物。EPAUC I与其他国家的兄弟协会联系密切，定期收到它们的简报和刊物，经常举行国际会议，讨论日益严重的烟尘问题和其他问题。 我从前从未研究过这类问题，但我知道编辑专业报刊杂志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困难。多看同类外国报刊杂志，把某些文章翻译过来，再订一份文摘报和一份简报，差不多就算齐了；然后再找两三个懂行的技术人员合作，让他们定期发表些小文章；至于协会本身，只要它想开展工作，它总会有些公报呀，日程呀，这一类的东西要发表，要用黑体发表这些东西；还会有人要求把他们的专利介绍当作文章给予发表。开代表大会时，你至少可以出一辑专刊；如再剩一些发言和报告，以后哪期稿件不够时，你再陆续慢慢地发。 按说社论应该由协会主席来写，可是科尔达工程师好像很忙（他担任许多工厂的执行董事，只能抽些零碎时间从事协会的工作），便让我起草，按照他向我讲述清楚并一再强调的观念起草。我写好后，等他下次再来时拿给他看。他经常要去外地出差，因为他那些工厂分布在全国各地。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所担任的职务中，EPAUCI协会主席虽说是个荣誉性职务，却令他最为满意。 “因为，”他解释说，“这是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我写社论却不是为了理想，也不想有那种理想；我不过是想替他写篇文章，让他高兴高兴，为了保住自己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比起我可能找到的其他工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我了解科尔达的论点（“假如大家都以我们为榜样，大气层的空气今天就可以得到净化……”），熟悉他喜好的表达方式（“不言而喻，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是讲究实际的人……”），可以按照他的要求一字不差地写出来。不这样写该怎么写呢？难道要把我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不，我敢担保，按照科尔达工程师的意思写出来的文章一定非常漂亮，对工业界和管理部门充满乐观主义的态度。按照科尔达的意愿写这篇社论并不难，只要变换一个我的心态，让我自己反对自己，就能具备写这篇社论必不可少的那种热情。 “我们现在处于解决飞尘问题的前夕，”我提笔写道，“这将加速空气污染问题的最终解决，”我仿佛看到科尔达工程师的脸上已经露出笑容。“私人企业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技术作出的贡献，必将得到一向关心这一问题的政府部门的充分理解……”科尔达工程师读到这里一定会拿出笔标出这句话来。 我把这段话念给阿万德罗博士听。他把那双精心护理的手放在写字台中央那张白纸上，面无表情却非常客气地望着我。 “怎么？不行？”我问道。 “行，行！”他急忙回答说。 “您听文章这样结束：‘我们不能同意那些说发展工业会带来灾难的预言，我们要再次申明，自由发展工业与保持人类机体所必需的健康环境并无矛盾，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我不时望望阿万德罗，他始终低头望着写字台中央那张白纸。“‘在我们工厂努力生产、烟筒排放烟尘，和我国无与伦比的蓝色天空绿色植被之间……’喏，您认为怎么样？” 阿万德罗紧闭双唇惊讶地望着我，沉默片刻说道： “喏，您的文章表述得很好，我们协会的目的，对，协会的目的，实质就是，尽一切努力争取……” “嗯……”我若有所思地嘟哝了一下。说实在的，我也没想从这个言谈委婉的同事那里得到直截了当的赞同。 两天后科尔达工程师来了，我把那篇文章交给他。他当着我的面认真阅读了那篇文章，读到结尾时把那几页纸又按顺序放好，仿佛还要重读一遍似的，不料他却开口说道： “好。”他思索片刻接着说，“好。”他又停顿一下说道：“您很年轻。”我不同意他这个说法，但不打算反驳他。“不，这不是对您的批评，请允许我讲下去。您年轻，看得远，有信心。但是，请您原谅，目前形势很严峻，对，比您文章中描述的要严峻得多。让我们以公民的身分来谈谈这个问题吧：大城市空气污染非常严重，我们有各种分析得出的数据，说明形势非常严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来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大城市的污染问题，那么我们那些小城市最终也将被烟尘吞没。” 他说着站起身来，在室内踱来踱去。 “我们不愿掩饰困难，我们为环境而担忧，我们不像那些不关心环境的人，更不像那些从中作梗的人。” 他走到我跟前停下来，压低声音说道： “您还年轻，也许您会以为别人都同意我们的观点。其实不然，同意我们观点的人很少。对，我们是腹背受敌，受到来自前后两个方面的攻击，但是我们决不屈服。我们要解决污染问题，要大声疾呼，果断行动。我希望在您的文章中看到这些东西，您明白吗？” 他这番话我听得非常清楚，我知道应如何模仿与我自己的意见截然相反的意见，将这篇文章修改得完美无缺，三天之后再将修改后的文章交给科尔达工程师。于是我从头至尾进行了改写，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勾画出一幅阴暗的画面，说明欧洲烟尘污染问题多么严重，然后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描述我们这座城市的光辉形象，与其形成鲜明对照：我们这里天空晴朗，空气新鲜，这与我们的生产企业合理配置不无关系……，等等，等等。 为了更好地集中思想，我留在家里躺在床上写这篇文章。一束阳光从天井里斜射过来，穿过玻璃窗照进我房间，光束通过之处可见室内空气中亿万个触摸不到的灰尘微粒在飞扬。床罩上大概己经落上了这些尘粒，恐怕要不了多少时间也会落上厚厚一层，床罩也会变得黑糊糊的，像百叶窗的横板或阳台的铁栏杆。 我把这一稿交给阿万德罗博士读后，他似乎很喜欢，对我说道： “您一定是按照科尔达主席的意见，将我们这里的形势与其他城市的形势进行了对比，您写得很好。” “不，科尔达工程师没有对我这样讲过，是我自己想到的。”我略带生气地回答说，他不该把我看得没有一点主见啊。 科尔达工程师对这一稿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他把打字稿往桌上一摊，摇摇头说道： “我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楚。” 他首先向我介绍了这个城市工业生产的情况，如每天烧多少煤，多少柴油，有多少汽车在行驶等，然后谈到这里的气象问题，最后将我们在这两方面的情况与欧洲北方的各个大城市做了个比较。 “您知道，我们是个大工业城市，烟雾弥漫，污染问题在我们这里同样存在，其严重程度不比其他地方低。所以我们不能同意那些反对派的意见，说我们这里的问题没有他们那里严重。这一点您在文章中可以而且应该写得非常明确！我们是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同时我们又是为扭转这种局面付出最多的一个城市！您明白吗，要强调‘同时’？” 我明白了。同时我也明白了，我与科尔达工程师之间永远也不会达到相互理解。那些熏黑了的房子，那些昏暗的玻璃窗户，那些脏得不能依扶的窗台，那里面居民的为别人看不到的面孔，还有夭空中这层笼罩着一切、使人们看不清一切、使一切失去其原有的形状和价值的烟雾，随着秋天来临总不能再解释成气候潮湿所致吧，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体现了民众的贫困，对他那样的人来说却象征着财富、地位和权力，象征着危险、毁灭和悲剧，仿佛他们置身其中犹如顶天立地的英雄。 我第三次修改那篇文章。第三稿他终于通过了，不过他认为文章结尾有点可笑（“我们面临的是人类社会最可怕的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它吗？”）。 “是不是有点太悲观了？”他问道，“是不是会让人丧失信心？” 最简单的办法是去掉问号，改成“我们能够解决它”，也不用加惊叹号，显得既有信心又态度温和。 这是不是太温和了点？像不像官样文章？” 最好将这句话重复一遍，一句带问号，一句不带问号，写成：“我们能够解决它吗？我们能够解决它。” 这是不是要把问题的解决无限期地推迟下去呢？于是，我们把两个动词改为现在时：“我们现在要解决它吗？我们现在就要解决它。” 写文章就是如此：先是改个标点符号，接着不得不改个字，然后又要改变一下句子结构，最后整篇文章面目全非。我们一起商讨了半个小时。最后我建议说，问句与回答中的动词不必采用同一个时态，写成：“我们能够解决它吗？我们正在解决它。”科尔达工程师听了十分满意，从那以后他对我的能力再未怀疑过。 有天夜里我被电话铃吵醒。那是外地打来的长途电话。我打开灯，才夜里三点，没等穿好衣服我就扑向走廊，抓起听筒，懵懵懂懂听到对方讲话，我便辨别出那是克劳迪娅的声音。 她那嗓音在听筒里回响，像是从另一个星球上传来的。我睡眼惺松，仿佛看到一团耀眼的火星，其实那是她的声音在回荡，是她通常讲话时夹杂在自己声音中的那不可抑制的激情，通过电话传到玛格丽蒂小姐家的过道里，传到我的耳朵里。我从不怀疑过克劳迪娅早晚会找到我，可以说这些天来我一直在等待这一时刻。 她没有问我这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甚至没有告诉我她怎么找到了我的新地址。她有许多事情要告诉我，但她的事情都那么琐碎不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我不仅不知道而且想像不到。 “我需要你，快点，不，立即乘第一趟火车赶到我这里来……” “我……我在这里有工作……在……” “噢，你也许能见到爵士吧……告诉他……” “我见不到他，我只不过是个……” “亲爱的，你会立即上我这里来的，对吗？” 我怎么回答她呢？告诉她我住的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尘土？百叶窗上有一层灰尘，我的衬衣领子上有猫的足迹？告诉她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能找到的惟一工作，而她那个世界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幻觉？她是不会听我这么说的，她已习惯居高临下看待一切，我的生活，我生活中的一切，她自然不会收入眼帘。她和我的一切关系难道不正是她这种傲慢态度的产物吗？这使她无法看清，我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乡间编辑，既无前途又无野心。正因为如此，她继续把我当作她的同类看待，仿佛我也属于上流社会，是个富翁，是个艺术家，是她习惯与之交往的人。其实，有年夏天我在那种场合被人介绍给她，纯属偶然，就好像在海边浴场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她不愿弄清事实真相，因为那就等于承认她自己错了。她继续赋予我我根本就不具备的品质、权威和爱好。我究竟是什么人，对她来说这其实是个细枝末节的问题，而她在这种小问题上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错误。 现在她讲话的声音渐渐温和下来，变得很温柔。这是我期待的时刻（虽然我自己并不承认），因为只有在这相互倾吐爱慕之情的时刻各人身上的差别才会消逝，我们才能像以往那样不计较对方究竟是什么人。我们刚刚交换了两句爱慕的话，我身后那扇玻璃门外面的电灯就打开了，传来一阵低沉的咳嗽声。那是我那当警察的邻居，他就住在电话机旁边的房间里。我立即压低讲话声，因为我知道别人能听见，爱慕的话语也不能讲了，结果我的话既听不清也失去了情感色彩。那盏灯终于熄灭了，电话线那头传来了一阵阵抗议： “你在说什么呀？大点声！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话吗？” “不，还有……” “什么？谁在你那边？” “没别人。你知道现在夜深了，会把别人吵醒的……” 这不是她想得到的解答，她生气了。她想知道我的反应，听到我的激情，听见能使距离化为乌有的某种东西。可是我的回答谨慎小心，尽是抱歉和安慰的话。 “别这样，克劳迪娅，别这样，我向你保证，我求求你，克劳迪娅，我……” 邻居警察房间里灯又亮了，我把嘴唇紧紧贴到话筒上唧哝而语。 院子里清洁工们正在搬运啤酒桶。玛格丽蒂小姐的房间里传来阵阵低语，时而夹杂着笑声，仿佛有人来访。邻居警察用南方话大声骂了一句。我光着脚站在走廊的瓷砖上，克劳迪娅在电话线那头发出的热情言词向我伸出了手，我含糊其词仿佛在迎着她奔跑。每当我们要在我们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时，我们的努力和爱慕的表示均在各种冲击之下被瓦解、被粉碎。 自那以后电话铃曾多次在夜间或白天响过，克劳迪娅的声音像只斑斓猛虎在那狭窄的走廊里碰撞，它不知自己己落入陷阱，纵身一跳逃了出去，却什么也没察觉。见她搀入这肮脏的、令人失望的环境之中，我的心情错综复杂，是困惑，是爱恋，是高兴，还是残忍？我说不清楚。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对讲机的喇叭里传来声音说“一盘水饺”，玛格丽蒂小姐的洗碗池里堆积着肮脏的盘子，在这种环境之中我仿佛看见她的形象也沾染上了尘土。不，不会的，她的声音一尘不染，沿着电线逃走了，她对这里的情况仍一无所知。我呢，每次打完电话都感到孤独和空虚。 有时候克劳迪娅很开心，无忧无虑，笑声不绝，讲起话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最后我也给她逗得开心地笑了。不过这时候，院里的噪音和屋里的尘土更加令我担忧，仿佛它们会妨碍我的另一种生活。有时候克劳迪娅急于想知道，我住的这地方什么样，我怎么编辑《净化》杂志。我已无法摆脱她了，时时盼望着她打电话来，最好是夜间打来把我惊醒。恰恰这时候出人意料地传来她的声音，她那么高兴，那么温柔，仿佛已经忘却了上次打电话时的不快；我呢，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不记得自己身处何方。 “你说什么？从陶尔米纳①给我打电话？” “对，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在这里，这里真漂亮，你赶快乘飞机来吧！” 克劳迪娅每次打电话来，都是在一个新地方，也许她因为心情烦躁至极或高兴至极，总是要求我立即赶到她那里去，与她分担忧愁或分享幸福。我每次都要对她解释为什么我不能立即赶去，可她从来不让我把话说完，接过话茬继续讲下去，通常是严厉指责我一番，有时也出人意料地夸奖我一下，赞扬我无意之中讲出的某一句话让她感到宽慰，令她崇拜。 当话务员或夜班值班员提醒我们说“所付通话时间已到”时，克劳迪娅总要补上一句说：“那么，你几点到？”仿佛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似的，我只好支吾其词，把一切都推到下次我给她打电话或她给我打电话时再说。我相信克劳迪娅会立即改变她的计划，请我立即前往的邀请还会在不同场合提出来。但我若每次推迟行期，她都能找到合适的解释。其实我内心里仍有一丝后悔，我并不是绝对不能离开，我可以找个借口预支下月工资，请三四天假呀；我反复思考，感到内疚。 玛格丽蒂小姐什么也没听见。她即使路过走廊看见我在打电话，也只是点点头跟我打个招呼，一点没看出我的心情有多么激动。那个邻居却不然，即使他待在房间里，也什么都能听见，我不得不对我的任何感情流露进行防范，避开他那锐利的嗅觉。幸好他几乎不待在家里，我打电话时可以放任自流，无拘无束，只要克劳迪娅高兴，我们就可以进行灼热的对话，那时我们每一句话都充满激情和隐私，能在内心里引发快感。有时那邻居警察躲在门后偷听，虽然她完全放开了，我却受到约束，只能用简单的言词回答她那热情奔放或脉脉含情的表白；有一次我确实看见他满脸黑胡子，探头窥视我。他身材矮小，换个地方决不会引起我注意。但是，在这里。在这穷苦的人们居住的房子里，又是深夜，我打长途电话谈情说爱，他则刚刚下班回来，我们都身穿睡衣，在这种情况下相见，彼此决不会怀有好感。 克劳迪娅讲话时常常提到一些名人，因为她经常接触名人。我呢，首先，我不认识那些名人；其次，我也不愿那些名人吸引我的注意力。所以，我不得不答话时，总是避免提到他们的名字，兜着圈子说话，克劳迪娅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跟我发火。关于政治问题，我一向躲得远远的，因为我这个人不愿抛头露面。现在来到这个半官方的机构任职，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既不过问这一派的事，也不过问那一派的事。克劳迪娅也不知怎么了，有天晚上问起我对一些议员的看法。那时那个警察正在门后偷听，我却需要立即给克劳迪娅一个答覆，于是说道： “第一个嘛，你说的那第一个……” “谁？你在说谁？” “那个，对，比较胖的，不，不，个子比较矮的……” 总之，我爱克劳迪娅。但是，我很不幸。她怎么才能理解我的不幸呢？有人命中注定要过平庸的生活，默默无闻，因为他们经历了痛苦或不幸；有人却故意这样做，那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幸福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我在一些供应套餐的餐馆吃饭。这座城市的套餐馆都是来自托斯卡纳的人经营的，他们相互都有亲戚关系，而且那里的女服务员都来自一个名叫阿尔托帕世奥的地方。那些年轻姑娘生活在这里，心里却惦记着阿尔托帕世奥，与本地人从不交往，傍晚出去散步，从不远行，还要找在这里餐馆或机械厂工作的来自阿尔托帕世奥的小伙子做伴。她们专找这些小伙子结婚，婚后有的回阿尔托帕世奥去，有的继续留在这里，在他们的亲戚或同乡开的餐馆里做工，省吃俭用，盼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开个餐馆。 在这些餐馆里用餐的顾客，也可想而知，除了每天过往的客人外，固定的顾客就是那些单身职工、学生或军人，多数是男的，也有少数女的。这些顾客来这里用几次餐，就相互熟悉了，吃饭时不论是否坐在同一张桌上。都相互热情交谈。有时人们开始时并不相识，谈着谈着干脆把各自的桌子并到一起，边吃边谈起来。 顾客们也经常和那些阿尔托帕世奥的女服务员开玩笑，当然都是善意的玩笑，问她们有对象没有，或说上几句俏皮话。实在没什么好谈的时候，就打开电视机，评论起这个或那个演员来，说这个讨人喜欢，那个不讨人喜欢。 我从不参与他们的谈话，除了点菜，什么话也不说。就是点菜也老是这两句：奶油面条，煮肉配青菜。因为我正节制饮食呢。对那些年轻姑娘，虽然我早已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但从不称呼她们的名字，坚持称呼她们“小姐”，以免和她们过于亲近。这个餐馆我不常来，可以说是个偶然的顾客。今后我也许会天天来，也许能坚持许多时间，但我希望自己像个过路客，今天在这里，明天也许就到那里，否则我心里就会感到不安。 我并不是厌恶这里的人。不，这里不论是工作人员还是顾客都是好人，都很讨人喜欢，那种亲切的气氛更令我陶醉。如果没有那种气氛，我也许会觉得缺少点什么。但是，我宁愿旁观，不愿参与。我避免和其他顾客交谈，避免和他们打招呼，因为结识一个人很简单，但结识以后却需要保持相识关系。比如，有人随便问了句：“今天晚上演什么？”然后就和别人一起去看电视或看电影；从那以后他经常要和一些毫不相干的人结伴而行，向他们讲述自己的事情，或听他们讲述他们的事情。 我尽量找空着的桌子坐，摊开上午或下午的报纸（我上班的路上买份报纸，浏览一下证券市场的情况，然后等吃饭的时候再好好看），从头到尾认真阅读。如果找不到空闲桌子，不得不和别人坐一张桌子时，那张报纸对我就更加重要了：我埋头看报，谁也不会来打搅我。不过我尽力找个空桌子一个人坐，研究尽量推迟吃饭时间的办法，等大批的人吃完饭走后再去。 晚到的缺点是桌子上有面包渣。常常是前面的顾客刚刚起身，我就坐过去，桌面上尽是面包渣。这时我尽量不把目光投向桌面，等服务员来把脏杯子和盘子收走。擦干台布，撤去脏罩布，在上面再铺上一块干净的罩布。有时这道工序进行得很仓促，台布和罩布之间仍然留有面包渣，我心里非常不高兴。 去吃午饭最好的时刻是，等服务员认为不会再有顾客来了，开始认真清扫餐桌，为晚饭做准备；然后老板、服务员、厨师和清洁工，一起收拾一张台子坐下来准备吃饭。这时候我再走进餐馆说：“噢，我是不是来得太晚了，还有东西吃吗？” “怎么能没有呢？请坐，您随意坐哪里！丽莎，快伺候这位先生。” 我挑选一张干净而漂亮的桌子坐下，立即有个厨师下厨房去给我备菜。我打开报纸阅读，然后慢慢用餐，听他们边吃饭边说笑，讲述阿尔托帕世奥地方的故事。吃完每道菜我都要等一刻钟，因为那些小姑娘都坐在那里吃饭、说笑。等得不耐烦时我便催问：“小姐，水果……”他们回答说：“好了，安娜你快去！喂，丽莎！”我对这种办法非常满意。 我吃过饭，读完报纸，把报纸一卷握在手里，走出饭馆回家；爬上楼梯，进入房间，把报纸往床上一丢就去洗手。玛格丽蒂小姐窥视我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再出去，等我一出门她便来拿报纸看。她不好意思找我要报纸看，所以悄悄来拿，在我回来之前再悄悄放回我的床上。她好像有点害羞，怕人笑话她浅薄，因为她就看一种消息：讣告。 有一次我进门时正好碰着她手里拿着报纸，她面红耳赤地解释说： “对不起，有时我来拿报纸看看死人的消息，您知道，那些死人中有些是我的老相识……” 我已习惯晚点吃饭。有时看电影晚了，走出电影院脑子昏沉沉的，站在霓虹灯下更觉得周围一片昏暗，天空一层烟雾吞噬了这座城市的景色。我看看手表，心想那些小餐馆可能已经关门了，已是过了我平时吃饭的钟点。再说我也来不及赶到那里去了。于是，我决定到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就是我房间下面的那家酒馆，去随便吃点东西。 从街上走进酒馆，不仅光线由暗到亮反差很大，而且世界仿佛也变了个模样：酒馆外面行人稀少，没有光彩，一切都模糊不清；酒馆里面则柜台表面光亮照人，切片机上的生火腿红白相间，服务员的绿色服装鲜艳夺目，金色的啤酒闪闪发光。这里顾客满盈，一切东西有形有色，清晰可辨。我走在街上遇到的行人，既看不清他们的体形也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他们仿佛都是幽灵，我也是一个幽灵；来到这里我才看清那么多陌生的面孔，有男人的面孔，也有女人的面孔，如花似玉，各不相同。开始时我还幻想自己能保持一个幽灵的形象，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也和他们一样形色具备，我的形象映照在镜子里，可以清楚看见早晨刮过的胡须又长了出来，我就是想躲也躲不开呀。这里的烟民吞云吐雾，浓浓的烟雾顶着天花板在室内弥漫，但它仿佛自成一体，仿佛是道配菜，既不影响也不改变其他事物的本质。 柜台附近人群拥挤，我用力挤过去，时而回头望望大厅。大厅里每张桌子上都笑语不断。一旦有人站起来，我便坐到他那张椅子上，并设法引起服务员的注意，让他给我摆上托盘，杯垫，一扎啤酒和菜单。可在这个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里，我每天夜晚为之不能入睡，已熟悉了它的作息时间、工作节奏和嘈杂声音的酒馆里，我费尽心机却不能让服务员听到我的声音。 “喂，请来一盘奶油土豆圆子。”我说道。 服务员终于听见了我的声音，并对着对讲器一字一字地说道： “一份奶油土豆圆子！” 这使我想到扬声器把这句话传到厨房里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使我仿佛既趴在酒馆的柜台上同时又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我努力区分周围又吃又喝欢快谈笑的声音和刀叉杯盘相互碰撞的声音，企图找出我每天夜晚听到的那种噪音。 在世界的这个角落里，线条明朗和色彩鲜艳的背面究竟是什么呢，我渐渐意识到了，而且我就是它们的背面的一员。也许灯光明亮、一目了然的这一面就是背面，事物真正重要的一面恰恰是处于阴暗之中的那一面。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之所以存在，不就是因为在黑暗中可以听见它那变形了的声音“一份奶油圆子”？听到啤酒桶相互撞击的声音吗？不就是因为阴暗的街道被霓虹灯的灯光打破，昏暗的玻璃窗户后面躲着看不清面孔的人吗？ 一天早晨克劳迪娅的电话吵醒了我。这不是长途电话：她已经来到这座城市，就在火车站上。她刚下火车，发现丢了一个箱子，就打电话给我。 我赶到火车站时，她正满脸笑容地领着一队搬运工往车站外边走，几分钟前给我打电话时的焦急心情已经一扫而光。她长得漂亮，穿着考究，我每次见到她时，都觉得她光彩照人，不同往常。她对我说，她对这个城市突然产生了兴趣，还夸奖我搬到这里来住。虽然这天天气阴暗，她却说这里光线好，街道上的色调也好。 她在一家大旅馆里订了房间。我走进那家旅馆的大厅，询问服务台，打电话通知她，乘电梯上楼，处处感到拘束。感到不自在。由于某种工作上的关系，克劳迪娅到这里来住几天，也许她就是为了来看我，我很感激她，但这同时也使我窘迫不堪。因为这使我清楚地看到，我与她的生活方式之间存在多大差异。 然而那天上午我还对付得不错，还抽空去了趟办公室，提前支取了部分薪金，以应付这突如其来的花费。问题是领她上哪里去吃饭，因为我不熟悉这里的高档餐厅和风味餐厅。作为第一项活动，我想最好还是带她到山上去转转。 我叫了辆出租汽车。现在我才发现，这里的居民，工资达到一定水平的，都有自己的汽车（甚至我的同事阿万德罗博士也有自己的车），我却没有车，不过我也不会开车。我自己对生活是一无所求，但是现在面对着克劳迪娅，我却因为没车而感到窘迫。克劳迪娅呢，她却能坦然处之，她说，我手上要是有辆车，那简直是个灾难。她一点不顾及我的情面，一向贬低我的生活能力，仿佛她对我的看法很有根据。究竟她有什么根据，我也搞不清。 言归正传吧！我们叫了辆出租汽车：那汽车破破烂烂，司机还是个老头。我尽力开着玩笑，想使这些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变成笑料，一笑了之，因为我生活中这类事情太多了；克劳迪娅却不能容忍那破车，仿佛这种事情不应该让她碰上。在这种情况下，我真不知道是应该藐视我的命运呢，还是听天由命。 我们沿着城东绿色的山坡向山上爬。天空渐渐晴朗了，秋季的金色阳光洒满大地，田野的颜色也趋向金黄色。我在汽车里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拥抱了一下克劳迪娅，因为她的到来唤醒了我对她的爱，也因为车窗外面道路两旁闪闪而过的绿色与金黄色的景象打开我的心扉（为了拥抱她，我摘下了眼镜）。 带她去吃饭以前，我让司机拉我们去山顶能看见全景的地方。我们下了车。克劳迪娅头戴一顶黑色大帽子，自转一周，让风吹开她的裙子，我则左右跟随着她，指给她看远处阿尔卑斯山白雪覆盖的山峰（我随便说出各山峰的名字，因为我也分不清哪个山峰是哪个名字）和近处波浪起伏的山脊、丘陵、村庄、道路和河流，指给她看山下这座城市，灰暗的和明亮的建筑物鳞次栉比显得非常渺小。我心里充满了世界广阔的感觉，不知是因为克劳迪娅戴的那顶帽子和她那随风飘荡的裙子，还是因为眼前这片景色。秋天了，这里天空还算秋高气爽。不过仍有一些面积不等、形状各异的凝聚物：山脚下凝集着一块块浓雾，河流上笼罩着一股股潮气，天空中飘荡着一缕缕散云。我们依附着栏杆。我楼着她的腰，面对这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顿时觉得自己的地理和气象词汇十分贫乏。她呢，感慨万分，随时在用深情的言词表达自己的各种感受，但她说出来的话并非描述眼前的景色。恰恰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那个东西，一把抓住克劳迪娅的手腕并用力攥着说道： “你看！往下面看！” “看什么呀？” “那是什么？你看那是什么？” 怎么对她解释呢？那东西和云雾差别不大。空气中的潮气遇到冷空气带便开始凝结，凝结的方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颜色，呈灰色、蓝色、白色或黑色。那东西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像咖啡的颜色，又像沥青的颜色；更确切地说，那东西一会边上呈这种颜色，一会中间呈这种颜色，就像有块脏东西不仅把它弄脏，而且同时在改变它的浓度（在这一点上它和其他云层也不一样）。它比重很大，离地面不高，在斑驳陆离的城市上空慢慢飘荡，一会吞噬了城市的这一片，一会吐出了城市的那一片，在它所经过的地方总会留下一片污浊的痕迹。 “是烟尘！”克劳迪娅大声惊呼道，“你看见了吗？那就是一片烟云！” 她忧心忡忡，不再听我说话，正为刚才看见的那群飞鸟担忧。我继续望着那片烟云。这是我第一次置身于烟云之外看这片烟云。它曾每时每刻笼罩着我，我生活在它之中，它也生活在我的心中。我知道，在周围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之中，就是烟云令我担忧。 晚上我把克劳迪娅领到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吃晚饭，因为除了这种套餐馆外，我不认识任何别的餐馆。另外我也担心别的地方价格太贵。带着克劳迪娅这样的小姐进乌尔班诺•拉塔齐这种酒馆，简直是另一种感受：身穿绿色工作服的服务员，个个受宠若惊，给我们挑了一张最好的桌子，还把特色菜用小车推到我们跟前来让我们挑选。我尽量表现出骑士的风度，但同时也觉得他们已认出我是住在楼上的房客，是到这里来站在柜台边吃快餐的顾客。这种心理使我言谈举止平淡无味且滑稽可笑，很快克劳迪娅便对我的表现表示不满。我们争吵起来，但争吵的声音被酒馆里的噪音掩盖了。尽管大家听不到我们争吵，服务员却老是盯着我们，随时准备满足克劳迪娅的要求，其他顾客也盯着我们，好奇地望着这位长相漂亮、穿着人时、讲话颇有权威却被一个唯唯诺诺的男人陪伴着的小姐。我发现他们都在听我们争吵，同时也发现，克劳迪娅这个平时就看不起周围人的女性，现在更不愿掩盖自己的不快。我觉得大家都在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克劳迪娅一生气站起身撇下我就走，还我一个不为人注意的普通人的形象，就像墙壁上一块司空见惯的潮湿的斑点。 与他们的愿望相反，我们争吵之后通常是友好的和解。晚餐已接近尾声，克劳迪娅知道我就住在附近，对我说道： “我上你房间去看看。” 我带她上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来吃饭，是因为我就认识这一家套餐馆，不是因为这酒馆离我住的地方近。我还真担心她要上我家，哪怕是站在大门口看一眼呢。我想她粗心大意，也许不会产生这种想法。 这下糟了，她要上屋里看看。我尽量夸大那房间的缺陷，想以开玩笑的方式打消她的念头。她却一边上楼梯，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夸奖那房子怎么好怎么好，古老，建筑风格独特，古建筑实用，等等。我们走进房间，她却说道： “你说什么呀？这房间太漂亮了！你还要它怎么样？” 为了帮她脱下外衣，我立即走到洗手池边洗洗手，我觉得我的手和平时一样又弄脏了。她呢，恰恰相反，用那双轻巧的手到处抚摸室内的家具。 没过多大工夫，房间里到处都是她的衣物：纱巾、帽子、狐皮外衣、丝绒裙子、薄纱衬裙、缎面鞋、长筒丝袜等。我尽量把这些东西都收到衣柜或抽屉里，因为我怕它们放在外面才一会就会沾满尘土。 克劳迪娅已脱光衣服，露出白誓的肌肤，躺到那一拍就可能尘土飞扬的床上。她顺手从旁边的书架上抓了一本书。“小心尘土！”我说，她却打开书，翻阅一阵后，把书丢在一边。我望着她那娇嫩的胸膛，粉红的乳头，担心书上的尘土会落到她身上，于是伸手去擦掉可能落到她乳房上的尘土，可我这一动作又好像是在抚爱她。 她的皮肤白哲、光滑、富有弹性。台灯的灯光照到她身上，灯光中微小的尘粒像毛毛细雨一样纷纷扬扬，眼看就要落到她的身上。我赶紧扑到她身上，搂着她，其实我是想遮挡住她，保护她，让尘土都落在我身上，别落在她的身上。 克劳迪娅走了，对我有些失望，也有点厌倦，因为她坚持对未来抱有美好的看法。她走后，我更加勒奋地投入编辑工作，一方面因为克劳迪娅的来访占用了我一些时间，耽误了下一期杂志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我想尽力忘掉她，再就是因为我对《净化》杂志所讨论的问题，不再像刚来时那样，认为它与我无关了。 这一期还没有社论，科尔达工程师也没有告诉我有关精神，只简单地说了句：“您看着写了，拜托。”我着手写这篇老生常谈的社论，写着写着便开始描述我亲眼所见的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那块烟云，描述烟云下面人们如何生活，描写古建筑的前脸和众多凹凸不平的装饰上积存的黑垢，描写现代建筑平滑、单调、方形的前脸失去原来的色彩，描述白领阶层无法保持衣领干净半夭。我这样写道：对，现在还有人生活在烟尘之外，古往今来一直有人生活在烟尘之外，有人甚至可以穿过烟云或在烟云中停留以后走出烟云，丝毫不受烟尘味道或煤炭粉尘的影响，保持原来的生活节奏，保持他们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干净样子，但重要的不是生活在烟尘之外，而是生活在烟尘之中，因为只有生活在烟尘之中，呼吸像今天早晨 这种雾蒙蒙的空气（冬季的浓雾已使一切街道变得灰蒙蒙的），才能认识问题的实质，才有可能去解决问题。我很快发现，我这是在和克劳迪娅争论哪，于是把文章撕掉，也没有拿给阿万德罗看。 我对阿万德罗博士还不太了解。有一回星期一早晨，我走进办公室，知道我见他什么模样吗？晒得又红又黑！对，他那苍白的面孔晒得红里透黑，前额和颧骨上还有几处被阳光灼伤的痕迹。 “你怎么了？”我问道（近来我们已开始用“你”称呼对方）。 “我滑雪去了。初雪，太棒了，细得跟面粉一样。星期天你也来滑雪吗？” 那天以后他就把我当作他对滑雪爱好的知音。我说知音，那是因为他跟我谈滑雪时使用的词汇，远远超过了对滑雪运动的一般爱好：他准确地描写各种动作的几何线条，准确描写各种滑雪器械的功能，准确描写那白皑皑的雪景。他这个规规矩矩、无可指责的职员，竟在自己的描述之中流露出对自己工作的异议，有时超然地微笑，有时奸险地挖苦：“嘿，那才叫《净化》呢！烟尘？拜拜，留给你们自己吧！”然后立即更正说：“不，我这是开玩笑……”总而言之，我明白了，他虽然为人忠实，但对这个协会和科尔达工程师的理想并不太相信。 有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遇见阿万德罗博士，他一副滑雪的装束，头戴一顶大沿帽，急急忙忙朝一辆大轿车走去，那车边已挤满了要去滑雪的男男女女。他得意地向我告别说： “你就留在城里？” “对。出去有什么用呢？明天晚上你不还得回到这里来。” 他那大沿帽下双眉紧锁，回答我说： “要城市干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星期六和星期天出去吗？” 他加快脚步向大轿车走去。因为他对如何在行李架上摆放雪橇有新的建议要和大家商议。 成千上万的人和阿万德罗一样，整整一星期在这昏暗的城市里工作，为的就是周末能出去。对他们来说，城市已经无可救药，城里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制造能够数小时摆脱城市然后再回到城里来的手段。滑雪季节之后，阿万德罗去郊游，去钓鱼，去海边，去山区，去照相。他的经历就是他的各种交通工具的历史（由于和他经常交往，我已了解他以往的生活），先是一辆带小马达的自行车，然后是一辆小摩托车，然后是一辆大摩托车，现在是一辆微型汽车，今后的理想是越来越舒适、越来越快速的各种轿车。 这一期《净化》即将付印，科尔达工程师还没有读过清样。那天我在EPAUCI协会等他，他一天没露面，傍晚的时候才打电话来，让我带着清样到WAFD工厂去找他，说他无法离开那里。他还要派他的司机开车来接我。 科尔达工程师是WAFD工厂的常务董事。我坐上他那豪华的轿车，躲在后座上，双手捧着清样搁在膝盖上。汽车穿过陌生的街区开到市郊，又沿着一段围墙开进宽敞的铁栅栏，大门口的守卫还举着手敬礼，最后在厂部办公楼门口的台阶处把我放下。 科尔达工程师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摊着几大张纸，厂里的一些领导站在办公桌四周。他们正在讨论厂里的账目或生产计划。 “对不起，请您稍等一下，”他对我说道，“我这就见您。” 我向他身后看去。他身后有个大玻璃窗户，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工厂。在这傍晚的浓雾之中，能看见的东西很少，那最前面的像是一条提升运输线，把一斗斗（我想是）铁砂运上去。铁斗排列成队，跳跃式地微微荡漾着上升。这种运输方法好像会把铁砂抖出来，我似乎已经看见细细的矿尘在空中飞舞，有的已散落在科尔达工程师的玻璃窗上。 这时候科尔达工程师让开灯。室内突然明亮的灯光照在玻璃窗上，玻璃上的铁砂微尘在室外黑暗的背景中闪闪发光，宛如银河系中的群星。窗外近处的东西已看不清了，远处一根根巨大的烟囱的影子倒是显得更为清楚。在那一盏盏红灯的上方，一条黑色的带子在空中飘然上升，侵吞着夕阳的光辉。 科尔达和我研究《净化》杂志的清样，作为EPAUCI协会的主席，他立即对各种问题表现得非常兴奋，非常关切，当着WAFD工厂领导人的面就杂志的每一篇文章对我发表评论。我虽然是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但在协会办公室里我曾多次直截了当地提出反对意见，在思想上还认为自己是烟尘的支持者，是秘密打入对方参谋部里的烟尘的代理人呢。现在我才明白我那种态度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科尔达工程师才是烟尘的主人，是烟尘的制造者，是他不停地向空中释放烟尘。EPAUCI协会是他的宠儿，他制造出这个协会的目的，是为了让制造烟尘的人抱有可以过着没有烟尘生活的希望，同时也为了显示他个人的力量。 科尔达对这期杂志很满意，他要用车送我回家。那天傍晚下大雾，沿路街灯很少，灯光很弱，可见度很差，汽车开得很慢。主席先生的情绪很高，向我描述未来城市的线条，花园式街区，花园式厂区，驱逐烟筒排放烟雾的火箭装置，等等。他指着黑洞洞的车窗外面，仿佛他想像中的东西已经在那里存在。我听他讲述，心里不知是对他感到害怕还是崇拜。我发现他既是一个出色的工业家，又是一个幻想家。在他身上这两种品质同时并存，无法区分。 突然我仿佛认出了自己的住处。 “停车，就在这里停车吧，我到了。”我对司机说道。 我跟他们告别，表示感谢，下了车。汽车走远后，我才发现自己认错了地方。这个街区我一点也不认识，四周什么也看不清。 我在饭馆里用饭，仍然是孤独一人，埋头看报纸。有一次我发现那里还有个顾客，吃饭时跟我完全一样。没有空位子时，我们有时也坐到一张桌上，但都举着报纸遮挡着自己。我们看的报纸互不相同。我看的是这里人人都读的那份最重要的报纸，因为我不愿标新立异，看与众不同的报纸以招人注目，更不愿（像我的同桌那样）突出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从不关心政治，与各政党保持着一定距离。可在那餐厅里，有时我放下报纸时，那同桌却问道：“可以吗？”示意要拿我的报纸看，并把他的报纸递过来说：“您若愿意看看这份……” 就这样我有时也浏览一下他的报纸。他的报纸可以说是我的报纸的反面，不仅观点相反，而且它所探讨的问题对我看的这份报纸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如雇员被解雇，机工被齿轮绞了手，家庭补贴一览表等。更明显的是，他那份报纸讲究编辑技巧，以各种生活经历吸引读者，例如少妇离婚等。虽然那些文章语言乏味，千篇一律，但标题诱人，富于教育意义。该报纸的印刷也不行，字号很小，只有一种黑体。但是，我却在想：“嗯，我喜欢这份报纸。” 我把自己这个印象讲给我的同桌听，当然要尽量避免涉及某些消息或观点（他问我怎么看待有关亚洲的那条消息），尽量把对某些缺点的看法说得委婉一些，因为我觉得他是个不愿听别人批评的人，而我呢又不愿和他进行辩论。其实他是个胸有成竹的人，我对那报纸的赞扬显得肤浅和不切实。 “告诉您吧，”他说道，“这份报纸办得还不够好，还不像我想像的那样。” 他年纪很轻，棕色皮肤，身材虽不高，长得却很魁梧，拳曲的头发梳得光光的，稚嫩的脸庞白里透红，线条匀称，眉毛很重，脸上那自信的表情给人一种傲慢的印象。他的穿戴却有点过分考究。 “它还很一般，缺乏准确性，”他接着说道，‘没有体现我们自己的特色，和其他报纸相差无几。我认为报纸应该由它自己的读者来办，应该对工业生产进行准确而科学的报道。” “您是哪家工厂的技术员吗？”我问他。 “是技术工人。” 我们相互做了介绍。他叫奥马尔•巴萨鲁齐，听说我在EPACUI协会工作时，对我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问了我一些数字准备下次写报告用。我和蔼地告诉了他一些参考书（当然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毫不涉及我工作中的秘密），他掏出笔记本像做图书卡片那样做了记录。 “我负责统计工作，”他说，“在统计方面，我们这个组织很落后……” 我们穿上外衣准备离开。巴萨鲁齐穿件运动式外衣，式样很好看，头戴一顶防雨布帽。 “非常落后。”他接着说，“但是，我认为统计工作十分重要。” “您有时间业余从事统计工作吗？”我问道。 “要知道，”他回答说（他总带着站在讲台上居高临下讲课的口气），“这里有个方法问题。我白天八小时在工厂上班，晚上每天都有会，有时星期日还要开会。这就要善于组织安排。我把工厂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分成几个调查小组……” “跟您一起干的人多吗？” “不多，可以说越来越少，我们一个一个地被他们辞退。”然后指着报纸说，“您哪天一定会在这上面看到我的相片和这样的标题：又一个同伴遭到报复被辞退。” 夜里街上气温很低，我掀起衣领护着头；奥马尔•巴萨鲁齐也掀起了衣领。他边走边讲，嘴里吐出的热气很快就在他嘴唇周围结了一层薄霜。每当他讲到激动的地方，总要从口袋里掏出手并收住脚步，仿佛不说清楚那一点，他就无法前进。 我已经不再听他讲什么，一心在想，奥马尔•巴萨鲁齐这种人并不躲避我们身边这层灰蒙蒙的烟雾，他是要把烟雾变成某种道义上的价值，变成一种生活准则。 “烟尘……”我脱口而出地说道。 “您说烟尘？我知道科尔达想做个现代工业家……想净化大气层……好，让他去跟他的工人们讲吧！大气层如要净化的话，决不是由他来净化……这是社会制度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这个社会制度，我们也一定能够解决烟尘问题。解决烟尘问题的将是我们，而不是他们。” 他邀请我同他一起参加本市各工厂的工会代表大会。我坐在烟雾弥漫的会议大厅后面，奥马尔•巴萨鲁齐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台上的成员都比他年长。会议厅里没有暖气，参加会议的人都穿着大衣，戴着帽子。 发言的人一个个要走到主席台旁站着发言。他们的发言千篇一律，既没有激情，也不讲究辞藻，连怎么开头，怎么展开，都似乎遵照某种约定的方式进行。听众席上有时因一句有争议的话也会出现轻微的骚动，但即使有争议也很隐蔽，首先要肯定发言人前面已经讲过的话。我觉得，许多发言是反对奥马尔•巴萨鲁齐的。他坐在主席台靠边一点，微闭着眼睛。一手撑着面颊，一手掏出烟斗，再掏出烟丝袋填满，一边抽烟一边倾听大家的发言。 会议大厅已是烟雾腾腾。有人建议把上面的小窗户打开一会，一阵凉风袭来，换新了空气，但也带进来了外面的浓雾，没多大工夫大厅的这头已看不见那头了。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望着前面人的背影，有人已掀起衣领；隐隐约约看见坐在主席台上的那排人都裹着大衣，旁边站着的发言人衣服穿得厚得像狗熊。不仅他们被这层浓雾笼罩着，他们的发言、他们的意愿也被这浓雾笼罩着。 二月份克劳迪娅又来看我。我们一起上河滨公园里的一家高档餐馆吃饭，坐在窗户旁透过玻璃窗欣赏由河岸、绿荫和清新空气构成的自然风光。 我们谈话很不投机，在美的问题上各持己见。 “你们男人丧失了对美的感知。”克劳迪娅说。 “不，美要靠人不断去想像。”我说。 “美就是美，美是永恒的。” “不，美产生于对立。” “哈，古希腊人的观点！” “是古希腊人的观点，那又怎么样呢？” “美是一种文化！” “往下说……” “你说啊……” 我们可以这样无休止地一直争论下去：“这个公园，这条河流……” （但我心里在想：“这个公园，这条河流，这些都是次要的，它们只能给予我们以宽慰。古典的美不可能和现代的美相互矛盾。”） “这条白缮……” 这家餐馆的大厅中央有个玻璃箱即水族箱，里面有些鳗鱼在游弋。 “你看，你看哪！” 几个顾客走到水族箱旁，看来是这家餐馆的贵客，是一家爱好美食的殷实家庭：母亲、父亲、长女和小儿子。身穿黑色礼服、白色衬衣，体格高大而肥胖的餐馆经理陪着他们，手里拿着一只笊子，像孩子们捕捉蝴蝶用的网。全家人全神贯注地望着水族箱，过了一会那夫人抬起手指着一条鳗鱼。胖经理迅速放下笊子捞起那条鳗鱼。鳗鱼张大嘴喘息着拼命挣扎，胖经理举着笊子像举着长矛似的向厨房走去。那家人望着经理离去，然后回到自己桌边坐下，等候烹饪好的鳗鱼回来。 “残忍……” “这是一种文化啊……” “残忍，太残忍了……” 我们没叫出租车，步行走出餐厅散步。河边的草地和树干，被河面上升起的一层浓浓水汽覆盖着，这是来自大自然的潮气。克劳迪娅裹着裘皮大衣，掀起衣领，手上戴着裘皮筒子，头上戴着皮帽。我们手挽手在河边漫步，仿佛这卷画中的一对恋人。 “真美……” “你的美……” “那有什么用呢？我们……” “美是永恒的呀。”我说。 “哈，你现在在说我刚才说过的话吧？” “不，我说的是反话……” “跟你没法辩论。”她生气地说。 她用力摆脱我，仿佛要自己独自在河边散步。一股浓雾擦着地面袭来，那穿着裘皮衣服的身影仿佛离开了地面在空中飘荡。 晚上我把克劳迪娅送回旅馆。旅馆大厅里挤满了身穿晚礼服的男士和袒胸露背的女士。这家旅馆为给慈善事业募捐，狂欢节正举办通宵舞会。 “太好了！你留下来陪我！我上去换身参加晚会的衣服。” 我这个人不爱通宵达旦跳舞，不愿接受她的邀请。 “我们没有请帖呀……再说我也没穿黑色衣服……” “我不用请帖……你是我的男舞伴……” 她急忙上楼换衣服。我留在大厅里不知何处藏身。那里挤满了年轻姑娘，她们显然都是第一次穿晚礼服，进人舞厅之前激动得往身上洒香水或相互窃窃私语。我躲在屋角里，装做是被派来送货的售货员。 电梯门打开了，克劳迪娅走了出来。她换了一条卷边长裙，袒露的胸前戴了一条珍珠项链，眼前还戴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小面具。我不能再装售货员了，立即迎着她走过去。 我们一起步入舞厅，大家的目光都被她吸引住了。我找了一个长鼻子的假面具古第昂戴在脸上，开始和她跳舞。克劳迪娅翩翩起舞，跳到哪里，哪里的人便让开，站在一边看她跳舞。我不会跳舞，总想躲在人群中间跳，避免让人看见。克劳迪娅则说我一点也不开心，说我不会娱乐。 舞曲结束后，我们朝自己的座位走去，经过一群男士旁边时，啊，我和科尔达工程师碰了个迎面。他身穿燕尾服，头戴一顶橘黄色舞会帽子。我不得不停下来和他打招呼。 “博士，我真没想到，这竟是您！”他对我说，眼睛却盯着克劳迪娅。我明白，他是说他没有料到，这位漂亮小姐的舞伴竟是我这个身穿平日上班衣服的人。 我只好给他们做了介绍；科尔达吻了克劳迪娅的手，并向她一一介绍了和他一起的年长绅士。克劳迪娅仍是那副傲慢且漫不经心的样子，根本不注意听那些人的名字（我却自言自语地在说：“天哪，是他。”因为那些人都是当地工业界的名人）。然后科尔达又介绍我说： “这位是我们杂志的编辑，就是那本由我担任主编的《净化》杂志呀，我们……” 我明白，他们都被克劳迪娅的美丽惊呆了。言不由己。因此，在他们这些人面前我显得反比他们胆大多了。我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是说科尔达已经迫不及待地要邀请克劳迪娅跳舞。于是我回答他说： “对，我们一会见……” 我点头向他们致意，带着克劳迪娅走下舞池。然而，她却说道： “你说，你会跳这个舞吗？你听这是什么舞曲呀？” 我什么也听不见，只觉得我出现在克劳迪娅身边，这在某种意义上扫了他们的兴，也许他们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呢。我心里非常高兴，一边哼着“嘣，嚓，嚓”，一边假装跳那种我并不熟悉的舞步；我轻轻拉着克劳迪娅的手，让她可以不受我的约束，自由自在地跳舞。 这是狂欢节，我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玩一玩呢？小号响亮地哇哇吹着，似乎要吹破那明亮的号筒；一把把夹竹桃轻轻击打着男女舞伴的肩膀，花瓣落人他们的衣襟，落到地板上，被他们踢得七零八落；舞厅里从天花板到地板牵着许多条装饰灯闪闪发光，宛如一束发光玻璃纤维。也像一栋墙壁已经坍塌的建筑，剩下的电线仍在空中飘荡。 “你们可以容忍这丑恶的世界，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将来要摧毁它。”我对奥马尔•巴萨鲁齐说道。我这么说是要激他，否则我们的谈话就没有味道。 “且慢，”奥马尔说，一边放下正要送入口中的咖啡，“我们并没说这个世界越糟糕越好啊。我们要革新这个社会，既反对改良主义也反对极端主义。我们是要……” 他在按自己的思路讲，我在按他的思路听。自从在河滨公园与克劳迪娅分手以后，我正努力寻找世界的新形象，既能解释目前这种悲惨景象又能挽救自然美的一种新的形象，新的面目。 他拉开黑色皮公文包的拉链。取出一本画报说：“看见了吗？”画报里有许多照片：一个亚洲人戴着皮帽，穿着皮靴，偷快地走向河边捕鱼；另一张是那个亚洲民族学习的照片，一位教师手指着写在床单上的我们不认识的文字；第三张是过节，他们头上戴着龙头一样的头盔分立两旁，中间有一台拖拉机，拖拉机上面竖着一张肖像；第四张上有两个戴着皮帽的人，正在操作机床。 “您看见了吗？’他说，“这就是世界的另一种面目。” 我望了一眼巴萨鲁齐说道： “你们没戴皮帽，不去捕鱼，也不爱好龙啊。” “那有什么呢？” “除了这个，”我指了一下机床，“这个你们已经有了，别的东西你们不可能有，也不可能像他们。” “噢，会像他们那里一样的，关键是改变意识。我们和他们都要改变意识，变成新人进人新的世界，从现在起就要改变……” 巴萨鲁齐一边说，一边继续翻阅那本画报。有一页上有许多高炉和工人，他们额头前都悬着镜子，表情自豪。 “嘿，那时也会有问题，不能认为一天之内就把……”他接着说，“生产中的问题都解决了，有些问题会很严重，会持续一段时间……一不过会有很大改进的……现在这样却不可能有所改进……” 接着他又谈到那些让他天天操心的问题。 我明白了，对他来说未来究竟如何，会不会有那么一天，这并没有他今天的信念重要，主要看今天的行为，要持之以恒。 “当然了，问题随时都有……那时也不可能是天堂……我们也不是圣人哪……” 圣人如果知道那不是天堂，难道就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吗？ “上星期我已经被解雇了。”奥马尔•巴萨鲁齐说。 “您现在干什么？” “现在我在工会做事，也许到秋天有个工会于部会退休。” 他朝WAFD工厂走去，那天上午厂里的工人要罢工。 “您跟我一起去吗？” “嘿，我还真不能让人在那里看见我，您明白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能让人看见。那会不利于那些工人的。我们在工厂附近找个咖啡馆，躲在咖啡馆里。” 我和他一起去了，从玻璃窗里看见当班的工人困乏地或推着自行车走出大门，或拥向有轨电车站。有人显然已经得到通知，立即到咖啡馆来找奥马尔。他们几个人躲到一边商议。 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们的问题，只想把从工厂门口蜂拥离去的人群（他们心里除了自己的家庭和工休日以外，别的什么也不考虑）同奥马尔这伙人（即坚强的骨干）加以比较，研究他们的面孔有没有区别。我没有找到任何区别，他们都有一副饱经风霜的苍老面容或早熟的面容；他们的差别在内心里。 然后我又研究这伙人的表情和语言，看能否区别出这样两种人：以“有没有那么一天……”来决定自己行动的人和不管有没有那么一天都不懈努力的人，例如奥马尔。我发现也无法把这两种人区分开，也许因为他们都属于第二种人，也许因为他们之中缺乏恒心，夸夸其谈，貌似第一种人的为数太少了。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研究他们什么了，只好观察天空。时值初春，市郊的上空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仔细观察，发现天边上有一条灰暗的边缘，如同一张褪了色的旧照片的白边，也像透过分色镜看到的那种标记。唉，美丽的春季也未能将天空洗刷于净啊！ 奥马尔•巴萨鲁齐戴着一副太阳眼镜，镜框粗大。他不停地对那些人讲着，讲得那么仔细，那么深入，那么自信，说话的声音略带鼻音。 我在《净化》杂志上转载了一条从外刊上摘录下来的有关核辐射的消息。消息很短，科尔达读清样时没有注意到，杂志出版之后他才看见，派人把我叫到他那边去。 “天哪，要是什么都得我盯着，我就是长一百只眼睛也不够用啊！”他气愤地说，“您怎么会想起来发表那条消息呢？那不是我们协会的任务啊！我们的事还少吗？再说，这么棘手的问题，也该跟我打个招呼啊！好了，现在人家该说我们蛊惑人心了！” 我说了几句自我辩解的话： “对不起，既然那也是环境污染问题，我就……” 我已经告辞出来了，科尔达又把我叫进去说道： “博士，您是否相信放射性的危险呢？相信它有那么严重……” 我记得某科学讨论会上的一些数字，报告给他听。科尔达很不高兴地点头听着。 “啊，亲爱的博士，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多么可怕啊！”他突然说道，又变成了我所了解的那个科尔达。“亲爱的，我们不能回头，只能冒险干下去，我们下的赌注很大啊，很大！” 他低下头，默默站了几分钟，然后接着说道： “我们这里，我不想估计过高，我们尽了努力，做出了贡献，控制着这里的局面。” “这是毫无疑问的，工程师先生，对此我可以说深信不疑。”我说，然后大家尴尬而虚伪地相互看了一眼。烟云现在似乎变小了许多，相对原子尘埃来说，它不过是一小块乌云，一朵卷云罢了。 我又说了一些空洞的赞美话，告别科尔达出来。这次我还是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是反对还是赞成烟尘。 自那以后我尽力避免在标题中涉及原子爆炸或辐射问题，但在每期科技消息栏里我总要加进一些这方面的消息；在一些统计数字中，如有关城市空气中煤炭和石油含量的统计数字中，在一些谈论它们的危害性的文章中，我也加进一些原子方面的数据或论据。科尔达没再提出异议，别人也没有提过，对此我并不感到高兴，反而让我更加相信没人读《净化》杂志。 我有个核辐射问题的卷宗，看报时注意收集有关消息和文章，一看到这方面的东西就把它剪下来放进卷宗里。有一家剪报社，我们是它“大气污染”栏目的订户，它越来越多地给我们寄送一些有关原子弹试验方面的剪报，有关烟尘方面的剪报却寄得越来越少。 所以我每天都能看到许多关于稀奇古怪疾病的报道，诸如渔民在海洋中遇原子辐射而死亡，豚鼠经过铀元素照射生下的小豚鼠有两个脑袋，等等。现在已是六月下旬，夏天还迟迟未到：阴雨连绵，天空总有一层浓雾，中午时城市上空光线灰暗，行人仿佛都是一些没有躯体的阴影。 季节的交替一反常规，欧洲上空不停地出现气旋，夏初已经有过几次雷雨，然后又是数周阴雨，时冷时热，变化无常。报纸上说，天气不正常与原子弹试验无关，个别科学家则认为有关（不过很难确定，是否应该相信他们）。不言而喻，老百姓是喜欢听信那些无稽之谈的。 玛格丽蒂小姐也愚蠢地对我谈论核威胁，并告诫我说早晨上班要带雨伞。听她说这些话，我很生气。但早晨我打开窗户，看见院子里阴沉沉的天气，栏杆也模糊不清，宛如一条条画痕和一块块污垢，我不由自主地缩回头，仿佛要躲开那时天空中降下一股看不见的尘埃。 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仿佛变成了一种禁忌，人们街谈巷议谈到天气时尽力避免它，不得已时也只说天晴了，下雨了，尽量不提它，就像回避某种内疚似的。阿万德罗博士平日的生活是为了准备星期日的郊游，对天气他采取了表面上看来无所谓的态度。我认为他这种态度很虚伪，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准备了一期《净化》杂志，没有一篇文章不谈辐射问题。这次我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要说没人读那期杂志，那也不可信。读是有人读的，不过人们现在已经对这个问题习以为常了，即使你说人类面临灭绝之灾，谁也不会再说什么了。 现在一些非专业杂志也刊登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但人们好像只注意封面上的彩色美女照片。有一本周刊最近一期封面上就刊登了克劳迪娅的照片，她身穿泳衣，脚踏划板，在水上做划水动作。我把它剪下来，用四个图钉钉在我租赁的房间墙壁上。 每天早晨和下午我都要穿过我办公室所在的这个宁静的街区，时时会联想到去年秋天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的情景。那时候我把什么东西都看成是某种征兆，周围的一切都像我当时的心情一样暗淡。现在我的目光仍然注意寻找征兆，除了征兆我什么也看不见。那么，我寻找的是什么征兆呢？是那种能够没完没了相互证实的征兆。 有时我能在那个街区遇见一辆骡子拉的大车：时而见它在非机动车道上行走，上面堆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时而见它停在人家门口，驾辕的骡子低着头，大包小包东西上面还坐着一个小女孩。 后来我发现那里这种车不止一辆，有好几辆。我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发觉的。一个人每天看见许多东西，并不注意它们。即使他看见的那些东西对他有很大影响，他却不去注意它们。一旦他把那些东西联系起来，他便觉得那一切对他来说都有某种意义。我看见那些车，开始没注意，后来我发现它们对我起到一种镇静作用。因为在汽车遍地跑的城市里突然见到一辆来自农村的大车，这就足以使你想到，这个世界并非到处都一样啊。 因此我开始注意它，注意它上面的包裹堆积如山，注意它上面坐着一个梳小辫的女孩在看小人画，注意从大门里走出一个胖胖的男人拿着两袋东西放到车上，然后松开刹车吆喝骡子道：“驾……”。大车走起来，那女孩仍然坐在上面看画报。不一会它停在另一家门日，那男人卸下几包东西拿着进去。 再靠前面一点，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另有一辆大车，车辕上坐着一位老人，一个年轻妇女头顶包裹进进出出。 后来我发现，看见大车那天我就心情舒畅，信心倍增，而且都是在星期一。我又听说，星期一那天洗衣店的人赶车进城，送洗干净的衣物，收要洗的脏衣物。 我知道这件事后，便有意识地注意它。哪天早晨只要我看见一辆大车就会说：“啊，星期一了！”接着就能看见另一辆大车迎面过来，后面还跟着一只小狗汪汪叫；那里还有一辆渐渐远去，我只能从后面看见车上堆着的衣物包，都用黄白相间的条纹布包裹着。 一天我乘坐有轨电车回家，途经拥挤而喧哗的街道，在一个十字路口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前面有辆洗衣房的大车横在轨道上。我往旁边小巷里看，看见一头驴驮着大包小包，一个男人头戴草帽正往下卸东西。 那天下班回家，我没走平时走的路，在城里兜了一个大圈，看见许多大车。我觉得对这个城市来说，它们能给人们带来欢乐，人们高高兴兴地把被烟尘污染的衣物交给它们去洗，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换在身上，哪怕干净衣服用不了多久又会变脏。 又到了星期一，我决定跟着大车，看它们交活、收活以后回什么地方去。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时而跟着这辆车，时而跟着那辆车。后来我才发现，最后它们都朝着一个方向走，都走上了那么几条路。当大车在交叉路口并成一队时，赶车的人相互致意，有说有笑。我继续跟着它们，直到我走不动为止；它们沿着一条很长很长的道路前进，最后消失在尽头。不过，在离开那里以前，我已经打听到这里郊区有个洗衣村，叫巴尔卡•贝尔图拉。 有一天下午我决定到那个村庄去看看。跨过一条河，那里已是半城市半农村的样子了，马路两旁虽然还有一排房子，房子后面已是农田，但还看不到任何洗衣店。沿着河边有许多小饭馆，门前都搭有凉棚。我继续往前走，注意搜索通向每个院落的小道，观察它们的院子。我就这样搜寻着渐渐走出村庄。田野里沟渠纵横，两边都种上了杨树。我站在道边树荫下面，穿过一片杨树，看见远处草坪上有白色的东西在飘荡：那就是正在晾晒的衣物。 我走上一条小道，发现那里有许多宽敞的草地，上面拉着一排排一人高的铅丝，城里送来的所有衣物洗涤后，湿绿绿、皱巴巴的就挂到那些铅丝上晾晒。有些草地的铅丝上晾着白色的衣物，有些草地上没有晾晒衣物，铅丝光秃秃的像葡萄园里的葡萄架。 我在晾晒着洁白衣物的铅丝之间漫步，突然听见背后传来一阵笑声。我转身一看，发现前面水闸旁有家洗衣房，几个女工身穿各色衣服，挽着衣袖，红红的脸膛，正在那里有说有笑地干活呢。年轻的姑娘乳房丰满，来回搬运衣物，走起路来胸前的衬衣上下起伏；年长的妇女体态健壮，头上戴着头巾，挥动那结实的臂膀打肥皂拧衣物。间或也有男人，头戴草帽，从大车上往下卸衣物，堆成一堆一堆的，或给女工送肥皂，帮着捶衣物。 这一切我都看清了，用不着再询问什么，便起身往回走。马路旁边长着青草，我尽量沿着路边走，一方面可使我的皮鞋少沾点尘土，另一方面也可离路上开的汽车排放的尾气远一点。我边走边用目光在这一片片草地和树木中搜索洗衣店，发现一些低矮房屋门前写有“蒸汽洗衣店”，“巴尔卡•贝尔图拉洗衣合作社”，看见一些妇女提着篮子像去收获葡萄一样去草坪上收晒干的衣物。阳光哺育着这片绿油油的田野，照射着那一片片白色的衣物，水渠里流水潺潺，虽然这一切都极其平常，但对我这个只想看到某种景色的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注释： ①西西里岛东海岸著名的旅游城市和疗养胜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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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24 10: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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