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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有银翘解毒丸:陈云《中文解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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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6 17:49:57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硬硬的还在 于 2013-9-6 17:50 编辑

幸有银翘解毒丸:陈云《中文解毒》幸有银翘解毒丸:陈云《中文解毒》[1]


有两种文字我读不懂,一是产品使用说明书,二是政府的工作报告和讲话。太晦涩了,不明白是在讲什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铿锵有力,不知所云。“提高”、“增强”、“深化”、“推进”,尽是些“文字的义肢”(verbal false limbs)。换几句话说,不就是决策要科学,措施要协调,改革要对路、有序、而且及时吗?
陈云的《中文解毒》说:
明明一个动词可以讲清楚的,今日偏要加个弱动词。动词胡乱“沟淡”了,自以为是分散投资、对冲风险,反而失去了“专注”的威力,违反股神巴菲特的投资纪律。对冲语义的洋化衍生工具之中,以通过、进行、作出、造成、构成为最常用,而且前面加“向、对、给、就、被……”后面补缀“工作、活动、事宜、关系……”等,自我增值,不断繁衍。[p1] (《通胀》)
举个大文豪笔下的例子吧。余秋雨在《风雨天一阁》中写道: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明白,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p2]
我认定,排比句式是党化官腔的不二标志。一听到谁在排比,我心里会咯噔一沉:又来了。而且秘书们中学语文都学得非常好,“只要……就”“只有……才”这类条件复句用得精熟。这段话真有腔调啊,“为……产生一种对……的企盼”,前缀后缀弱动词,对冲语义的洋化衍生工具一样不少,人绕进去出不来。“把历史连成缆索”是要过渡么?本意应该只是不中断吧。“人种”是单一名词,如何“凝聚”?单说“凝聚”也够了,还要“产生凝聚”。余光中先生在《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一文里,早已对此种用空泛的弱动词篡夺动词正位的现象痛心疾首。但陈云挖苦得更厉害,叫它语文肿瘤恶性增生。
在香港,一直有人对报章杂志公文私牍中的语病深入检讨,就如何写出清通雅驯的现代中文细加商量。这些有心挽狂澜于既倒的悲壮之士,七、八十年代有余光中,九十年代有董桥,最近十多年来,则有陈云。含英咀华的余光中和董桥,侧重于批评中文恶性西化的洋腔,陈云的针砭则聚焦于党化的官腔。
回想起九七之际,我曾有谬见,认为香港语文不可能出现生机,除非港人嘴里说的心里想的都是普通话。董桥先生不以我为然,但也在信中坦言,做了那么多年的文字工作,他对香港的语文气候和语文环境确实有点泄气了。他曾预言:“香港经历了非殖民地化的阶段之后,现在终于进入了回归母体的程序之中了。在这个过程里,香港人必须接受意识形态的洗礼,还必须承受语言文字祖国化的震荡。”(《“祖国是爱你们的”》)
十多年后,陈云看见了这“洗礼”与“震荡”的后果之不堪。他细数“以洋抑中,以俗胜雅”的语文乱象,真是怵目惊心,而我们身在此山中,安之若素,习焉不察:
一九四九年开始,中国没有“天灾”了,往往发生的,是“自然灾害”。(《救灾》)
麺字没有了麦。山西的“刀削面”更是吓人。(《正体》)
“超生”一词,本来就有,乃轮回转世、重新做人之意。禁令要全国永不“超生”,弦外之意……(《达标》)
中文的褐色与棕色,俗语已染成咖啡色。(《A货》)
有好好的“维珍尼亚州”(港译)和“维吉尼亚州”(台译)不用,偏要对着干,译为“弗吉尼亚州”,谐音“弗(不)吉利呀”!(《粉丝》)
[p3] 港式中文受粤语和英语影响过甚,经常驳杂不纯,窒碍不通。口语记录下来,外方人更是如读天书:“我哋四条友一group,虽然喺咁吹水,冇听书,但好开心喔!”[1]陈云说:“回归之后,由于内地比香港还要崇洋,本身又有党八股,于是香港洋化加上内地的洋化与赤化,变本加厉,大家衰埋一堆。”借用鲁迅的话说:“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沉沦遂以益速矣!”(《文化偏至论》)
陈云说:“新式官腔以合成复词为主,舍具体而用抽象(preferring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将天然言语变为工业程序,意图削弱民众的词汇,令其思想与感情贫乏,易于摆布。”(《官腔》)他接下去举了乔治•奥威尔《1984》里统治者的“newspeak(新话)”为例。我觉得奥威尔在1946年写的文章《政治与英语》里有一段戏拟,更直观地展示了新式官腔的抽象化套路。原文为旧约圣经《传道书》上的几句话: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赀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p4]
奥威尔用典型的当代文体改写如下:
对当代现象加以客观的思考必将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切竞争性活动的成败与否并不倾向于与其内在能力相一致,而必须把相当不可预测的因素考虑在内。[p5]
奥威尔问,我们现在一下笔,是像《传道书》那段话一样的鲜活质朴呢,还是像第二段那样的空洞浮滥?八成是后者吧。一大堆拉丁来源的词像轻柔的雪片一样落到事实之上,模糊了轮廓,掩盖了细节。思想能败坏语言,语言也能败坏思想。有识之士也会习惯地沿用那些拙劣的用语。
这我相信。几年前因为教育部搞出一个高校本科专业评估,折腾坏了所有的大学。评估团一行来到本人所在的学校,我也被拉去开动员大会。校方事先提点众人,评估团成员上台,希望大家全体鼓掌欢迎。我与邻座治康德哲学的教授说定,谁鼓掌谁小狗。等到评估团专家隆重登台,掌声响起来,教授也鼓掌如仪。忽有所觉,朝我尴尬地笑笑:“忘了。习惯,习惯。”我当然理解。鼓掌文化不也是传到香港了么?



英人治港,不尚虚文,语多平实易行。而内地长期以俄为师,受苏联党政文风影响至深。这是《中文解毒》反复陈说的观点。苏联女作家娜•邱科夫斯卡娅在《历史片断》一文中,写苏共语言特色非常到位:
难道不值得注意吗:热心反对向腐朽的西方俯首崇拜的人,却没有能力使用祖国语言的字眼。对于生动的俄语,他们既不知道,也不理解;他们没有本事按照俄语的性格和方式引进外来语,他们只会使用俄语骂人。试读他们的通知、决议、报告、评论,不带前缀“不”、“非”或“反”、不带后缀“论”、“主义”或“者”、“分子”的词,在他们简直是没有的。[p6]
把俄语换成汉语,这段文字照样成立。开放之后,技术官僚好用伪科学语言,不说“失灵”,而说“发生故障”;不说“不足”,而说“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说“世贸组织”,而说“WTO”,故作高深,故弄玄虚。从以俄为师,到与美接轨,失掉了文化自信心的中国,让食洋不化的洋腔成为六十年来的通用语文,官腔人人会打。
毛泽东当年反对洋化官腔的党八股,说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土气”的语言本来也很好,写成“山药蛋派”的小说,人都爱读,但“土气”到俚俗甚至鄙俗,就不是通用语文之福了。
去年陶杰的“黄金冒险号”专栏,有一篇文章讲“班子”,我印象深刻。他说,特区政府喜欢模仿内地,所以曾荫权的政府也以“班子”自许,媒体纷纷唤作“曾班子”。“班子”是陕北的土话,一个土气得很cheap的名词,因为毛泽东以工农起家,贱视一切华贵的事物和词汇,所以从延安窑洞时代起,就这样“领导班子”了六十年。
是的,“班子”是土话,指戏班子或者乐班子,容易联想到的是草台班子,临时拼凑起来的,看客都很鄙视。陕北民歌《兰花花》里唱的是:“三班子那个吹来,两班子打。撇下我的情哥哥,抬进了老周家。”张岱府上先后养过五套班子,周氏兄弟也都写过绍兴的戏班子,语带笑谑。然而现今的“四大班子”却是极尊荣的称号,谁进了“班子”都会很牛的。
“政令言文,动见粗鄙而浮夸。”陈云给现代中文把脉,直追到党政文化的源头。六十年过去了,国朝于这类叔孙通性质的制礼作乐之事,依旧漫不经心。还记得九七之后,新华社宴请在港内地人士共庆回归,于港岛酒店席开百桌,我也曾叨陪末座。领导致辞完毕,即进行上菜活动。香港酒店侍应多为长者,戴着高高白厨帽儿的几十号人,翻掌托盘,早已列队静候。进行曲忽然响起,他们似乎一下慌了神,虽然昂首踏步,作势鱼贯而前,却个个掩口胡卢而笑。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竟羞愧莫名。
我一直觉得无厘头,为什么领导人出场要放《运动员进行曲》,最近才得一位学音乐的朋友指正,原来那叫《欢迎进行曲》。但是这两支曲子,节奏、音律、音调几乎都一样,好像是同一个作曲家因为赶工,来不及而交了两份答卷。哪怕学过音乐,都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对比区分出来。
洋气和土气之外,还有帮会习气。野夫的《江上的母亲》有一篇写“组织”。
“组织”作为名词,似乎是从日语演变的一个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它只是一个动词——编织或者构陷。这个名词的引入,最初大约只是用于医学抑或生物学,比如细胞组织,其历史不会超过一百年。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这个词忽然发酵般膨胀起来,成为二十世纪迄今风靡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性名词。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竟然会在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p7]
这个“组织”的特点不用我说了。我曾经想写一揽子文章,说一说“人民群众”、“知识分子”、“爱国卫生”、“鼓舞”、“表态”、“反动”、“积极”等词语的来龙去脉,搞搞清楚到底是在讲些什么,不至于听起来仍然懵查查。
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混杂着洋气、土气和帮会习气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已经流动在我们的血脉里。说中文要解毒,毋宁说汉语要排毒。我们用带毒的语文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怎么认识得了?如何解释得通?陈云感叹说,中文一旦脱离传统章法造字,成为杂交无序又寄生于外文之语言,中国即无原生之哲学可言。下面这段议论,见解过人:
粤语保存隋唐之中古音韵,用语也有古文之风。例如古文用语,虚实分明,无所偏袒。粤语说“有”与“无”(俗写为“冇”),二者都是自足之存在(inherent existence)——“无”不是“有”的否定(negation),而是另有所指。北方话不说“无”,而惯说“没有”,则寄生于“有”,文义欠自足。不说“无”而说“没有”,就是执着于有,偏袒于有。北方白话流行,又不习文言章句,便影响近代国人的哲学思维了。当然,古人于辞章格律,为了衬字增文,也写“无有”、“靡有”,然而始终以“无”为主。一字一义,各自具足。从有无、是非、是否、异同的文话,变成有没有、是不是、相同或不一样(两样)的北方白话之后,回过头来读《老子》的道家哲学,语理上便很抗拒“有无相生”、“有生于无”的讲法,以为是唯心论的怪话。同理,古人形容事态,不会偏袒,说高低、深浅、寒热、难易、远近,两无偏袒,不如洋化科学中文说的高度、深度、温度、难度与距离,执于高、深、热、难与远。[p8] (《文话》)
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也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事实上,有什么样的语言才有/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浸染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久了,我们感受事物与表达情思的方式也不可能超越这个环境。有人说,中国现在不是没有故事,而是不会讲故事。这话不错。可是讲故事岂是那么容易的事!你能用什么语言来讲呢?习惯了那套洋化官腔而不自觉,我们其实已经丧失了自述能力。错失“上接书史、下达里巷的清通中文”已久,说出来的故事总是可悲地落入一个套路,不能入人耳,入人心。我们眼里的历史,是“明朝那些事儿”;我们最受欢迎的文娱节目,是周立波的海派清口,是赵本山的二人转。
有些东西,没有了就没有了。今天读报,读到九十岁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的专访。他说儿时祖父看长孙颖慧过人,就直接管他读书的事。五岁时教他念的第一首诗是“松下问童子”,他很快背熟了,父母听到很高兴。父亲马上又教了他一首“少小离家老大回”。第二天乘凉时,他又背给祖父听。祖父埋怨父亲把他的教学计划打乱了。后来他明白了祖父的意思,念唐诗要从五言开始。
顾随说,自吾始能言,先君子即于枕上口授唐人五言四句,令哦之以代儿歌。张爱玲说,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往昔中国,童蒙诗教不可或缺。儿童又需习字,描红临帖,执笔蘸墨,一笔一画,横竖撇捺,在九宫格上写出一个个汉字,而且是繁体字,不,正体字——
正体字乃由楷书法帖而来,空间线条匀称,写之读之,心正气平,有驾驭复杂事态之耐性,使人做事恰如其分。手书正体的“鹽”与“鬱”,无疑是难,但写之各部呼应,令人做事顾虑周到,留有余地。(《简笔》)[p9]
自小吟诗作字,深含一种静意。这样打下的语文底子,想浮躁粗率也不容易起来。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凡事多能重细节、识大体。因为这是后天习染和历练的第二天性,是沁到骨子里的人文化育功夫。林以亮曾有一组十四行诗《诗的教育》,其中一句是“等候着中华的语言重新在静中形成”。过去的百年太嚣闹,尤其中国。未来能不能静一静,还在未知之数。哪一天不用担心“落后就要挨打”了,不再把生活理解成只是为未来的理想生活做准备了,我们大概就能放慢步子,来仔细地思索一下,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当然,语文问题之复杂,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陈云的这本书,是攻毒的妙药,不是转命的灵丹。
的确,有坏的语文,有好的语文,它依循约定俗成的原则,结果却往往积非成是,这是最无奈的事。当年T.S.艾略特讨厌电视,说television是个糟糕的新词,却还不是一样用到今天?我这不是为流行的病态中文开脱,只是想提请注意,像“珍稀”、“稀缺”、“验收”、“协商”、“态势”、“阳谋”、“务虚”,甚至“反映”、“存在”、“东西”等词语,并非都是以坏的原则组合的新词,却被作者视为“共产中文”的标本,我不敢苟同。本来想说我是持保留意见的,但这一委婉的表达,作者也认为不是人话。我还是不敢苟同,尽管我还是想说我是持保留意见的……
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作者对北方话的鄙视。王朔有知,会一千个不答应。当年王朔写文章瞧不起南方作家,说他们普遍缺乏语感,话都讲不清楚,怎么写得好白话文?陈云的症候跟王朔一样,他以“香港的文雅与北方的粗鄙”对举,把北方人讲话看作“哼鼻翘舌、俗不可耐又言不及义的土语”。一讲到粤语,总是曲意回护,连香港人说“饭焦”也比北方人说“锅巴”构词要合理,香港人说“一日”也比北方人说“一天”更文。说“两夫妇”不是好过说“两口子”么?说什么“体检”呢,香港人称“验身”不是很好吗?他可不管这会给误解成“验明正身”。至于同样是西化,陈云认为,香港人如称快餐不合脾胃,可说“快餐不是我的那杯茶(not my cup of tea)”。英文的谚语用得这样驴口不对马嘴,还能叫无伤大雅?
陈云讨论语文问题,常持双重标准。香港语文叫“北传”内地,内地语文却叫“南侵”香港。他批评港府倡导干净语言是制造中产阶级压抑情绪的、彼此视同陌路的公共空间,因为只有陌生人才会用干净语言开腔搭嘴。粗话脏话不能禁止,它们可以用来营造熟络感(intimacy),将对方纳入亲切的群落(in-group)。这样一来,还有什么理由批评内地的语言鄙俚?讨论语言问题,一旦涉入地方情感,就难得清明理性了。讨论文化问题亦然。在《香港的文化天下》一文中,作者说:“在两岸三地的中国文化体系之中,只有香港是作出了合适的文化匹配:中国文化习俗融合英国的文化与典章制度。”“香港看似中国文化之异数,实为中国文化之常态。”这样拔高而非持平之论,焉能服众?
“中文以单音节为主,今人多造复音词,画蛇添足,无中生有。”这是昧于现代中文特性和走势的谬论。能用一个字搞掂,决不用两个字,这是认识上的误区。过于强调纯正与简洁,影响到陈云对语文问题的价值评判:
严肃的思考需要纯正而简洁的语文。我认为中国近几十年不论在哲学及文学都出不了大家,其中一个深密原因,是白话文的迷思及洋化中文的祸害,令中文成为杂交语及寄生语,不利于自我参照(self-referent)的逻辑讨论。[p10] (《文话》)
这段话,与作者在另一处说的“继承古人、吸收白话和洋文来建设现代通用中文(common Chinese)”的愿景相悖。要知道,人的情感与思想表达并不总是以简洁为尚。“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其包孕的深意,岂是一句“我家的后园有两棵枣树”所能企及?语文的纯正也只是一个理想,不,甚至不理想。生物学上有杂交优势,英语也是拉丁语、法语和古盎格鲁-撒克逊语杂交而成的。杂交不等于寄生。多元的语言从来是伟大作品的标志。要纯正,就不能要洋化,哪怕是良性的洋化。
董桥写过一篇短文《进步语文》,说中共建政初期,组织高人翻译马列著作,摆脱了传统中文的绳墨,培植出陌生而又新鲜的中文肌理,大众耳濡目染,自然衍生出一股语文风气。它们给现代中文带来的养分,不可轻忽。试看以下一段:
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包含着各种惊人的矛盾的最复杂的混合,……斗争是以不把斗争贯彻到底作为根本的规律;无谓的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仿佛只是同一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p1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有古文的简而劲,更有西语的长而韧,这种绵密周至的表达,单用传统中文确实是措办不来的。好的中文学者不一定读马克思,而下笔清通多姿,其实也是殊途同归。陈云故作惊人之语,说《资本论》都是含混不清的德文,那还有什么好说?

刘绍铭曾经悲观地说:“语文的堕落是世界性的趋势,谁也挽不了既倒的狂澜。”(《捉“字虱”之必要》)在如此燥热的大气候里谈论什么是好的语文,的确奢侈。写完这篇宏言傥论,我出门去理发,只见理发店招牌题作“飛發走絲”。回来看报纸,不仅“装逼”,连“屌丝”都出来了。唉,斯文扫地,夫复何言!



陈云,《中文解毒:从混账文字到通顺中文》,香港:天窗出版,2008年12月初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标题句出杨宪益打油诗《和黄苗子》:“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
[2] 我们四个小子凑在一起,虽然没完没了瞎胡扯、不听课,但好开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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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呆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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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6 21:12:19 |显示全部楼层
后殖民和传统之后的现代汉语,确实是非常有趣和极有意义的话题,就是好像还没有一锤定音的语言学著作问世。已经下了陈云的书来看,竖版的好累
且让我在风中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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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7 13:14:33 |显示全部楼层
一观,也就第三部分说得好点儿。
至于香港人想给中文把脉,用王朔的话说,装什么贵族,番薯屎还没拉干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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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7 13:26:26 |显示全部楼层
这篇文章本身所用的语言我读着就很不适应。
八卦党话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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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9 16:32:21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魏虻 于 2013-9-9 17:00 编辑
镇州大萝卜 发表于 2013-9-7 13:26
这篇文章本身所用的语言我读着就很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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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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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1 12:24:05 |显示全部楼层
看来这哥们真是看不懂产品说明书,但起草zf工作报告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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