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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齐尔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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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7 13:19:35 |显示全部楼层

艺术中的伤风败俗和病态

    出于某种外在目的而去整理那些对于聪明人来说早已熟知的思想,不可否认这有些无聊。但是也许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一个人自认为足够熟知到无需再经常进行公开谈论的程度。在柏林,福楼拜是被禁止的。这种禁止与法律相悖,因为法律说:如果对性刺激的描绘是与某种艺术目的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描绘就是被允许的。关于这一点,阿尔弗雷德•凯尔已经用寥寥数语做了不容辩驳的说明。但是卡琳•米夏莉的一场关于女性危险年龄的报告在美因茨河畔的法兰克福也遭到了禁止;在慕尼黑,只有对单一性别的听众——要么男性要么女性——才允许做这个报告。人们设想官方和德国民众的意见能在下列情况下取得和谐一致:
商人或者出资人去展出一些日本木刻家的作品,在那些作品中,好几对男女像藤蔓一样繁复地纠结缠绕在一起,肢体像触须一样在地板上摸索,或者像螺旋开塞钻一样在事后那无法言喻的空虚中重新弯向自身,眼睛像颤动的、涡旋的气泡一样悬在毫无生气的胸部上。或者艺术家去表现这样一个(说到底其实只是很市民气的)过程:一个法国人,比如费利西安•罗普斯,在书信中如痴如醉地谈论着对神圣山丘的亲吻——姑且认为是由于男人那垂涎欲滴地弯着的腰和女人那宽泛的、不确定地搜寻着的漫不经心。或者作家去描写一个人如何一边盯着母亲颤抖着的双手一边撒谎、撒谎、不停地撒谎,乃至那双手越来越疲惫、颤抖得越来越厉害,随便一些完全不真实的、胡编乱造的、单纯为了刺痛她而说的话。或者去描写:一个亲近的人赤裸裸地躺在手术台上,已经被刀子割开了。感觉就像在一场不幸事件中抓住一个女人,如同抓住一个物体,然后脱光她的衣服;带着迅速做出决定时的那种缩小了的意识视野。感觉就像踏入从未到过的领域时的那种不可思议。但是有一个人在说话——实事求是地、简短地、从医学角度地——一个指挥者、一位先生,有某种东西一动不动地摆在那里,一个伤口,半是陌生的,鲜花一样的,半是血淋淋而黏稠的,张开着,在侧面紧绷着的苍白皮肤中央,像一张嘴……一种自动的联想……亲吻,将嘴唇那毫无防备的皮肤压在上面。为什么?谁知道?一种外在的相似性,一种悲伤?……片刻的恐惧,然后重新又是命令的语言和迅速的动作。然后突然是自己生命的闪电般迅速的、未曾预料过的中断,已经不确定地潜伏了很久,直到这个偶然的虚弱瞬间:命令、动作,甚至在内心里,还是独自呆着,那些白痴般的线.条、轨道,将灵魂空洞地围绕着那最肥大的、最可信赖的东西揉成一团。这是一种障碍(或许被感觉为对教授以及同事们那种紧张的冷静态度的抵触,或许是内心深处那种在黑暗中柔软地撞上了自身的东西受到了惊吓),一种飘散;一团被打开的东西伸展开的叶片:我缓慢地、摇摇摆摆地飘动;遥远的、苍白的擦身而过,一贯被压制、偶尔有时被挑起了一半的进程,那些激动的部分,从未被完成过,但尽管如此仍然是分性别的,在此时此地仍然是不被允许的,仍然是普罗米修斯般的,这些过程第一次能被感觉到。它们——有时候,有一度恰恰是通过科学的犀利、平静、四平八稳的语言被强调出来——变得明明白白,变得残酷,被召唤着去为自己的存在而斗争,带着敌意,并且已经充满了痛苦,那些痛苦将会在不密不疏的与之共存中温柔地将之扼死。一个作家会执意坚持:即便是一位母亲,一个姐妹,在她赤裸着的时候,也是一个赤裸的女人,并且对于意识来说,也许恰恰是在用最粗俗的方式将这一点展现出来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说,在虚构被执行得更好的时候。

    封•雅格夫先生只是在一个很容易看穿的例子中(这个例子围绕着一些其完成不会对任何人构成指责的情节展开)忽略了与描写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艺术目的,这个目的没有被富有教育意义地附加上去,而是存在于能够赋予价值的人性中,而这人性稀疏地、颤抖地围绕着言说方式回荡。但在有些情况中,尽管所描写的东西具有极大的人性价值,并且描写也极富艺术性,尽管获得了那种它们当之无愧的极大认可,但人们却不承认它们具有为自己辩护所需要的足够的艺术目的,或者认为其艺术目的位于另一种目的之后;这是一些被排除在艺术描写之外的情况,这方面的纲领在今天不仅仅是由警察长或者检察官,而且也是由那些有艺术追求的杂志所构建。我已经简单列举了一些这样的情况,关于它们,我要说:有一些东西是人们在德国这个文化共同体中不予谈论的。对这个事实感到羞耻与愤怒的不只我一个人,我要表明一种反对它的观点,即艺术不仅可以表现,而且也是以喜爱那些不道德的和粗俗的东西。

    我这样说的前提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不道德的、粗俗的和病态的东西的存在是完全正当的——一个理性的人不会从总体上否认这一点。那么,对于我在前面提出的论断,就只有三种可能性:要么伤风败俗和病态的东西经过艺术家表现之后已经完全不再是它们自身,要么人们必须假定(除了那些仅仅是为了达到某种反差效果、为了被指控或诸如此类目的而进行描绘的情况,即那些仅仅只为描写伤风败俗和病态东西的情况),艺术家对它们的爱不同于人们平素对于现实严肃性的要求(即为了杜绝任何与艺术家的玩笑打趣和感情洋溢出现侮辱性的混淆——这是一种艺术严肃性),要么伤风败俗和病态的东西本身在生活中就有其好的一面。

    这三种断言都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

    艺术完全可以选择伤风败俗和病态的东西作为起点,但是为此目的而被表现的东西——不是表现本身,而是那些被表现的伤风败俗的和病态的东西——却已经既非伤风败俗,亦非病态了。抛开教堂法衣室里关于艺术家之使命的喋喋不休,这是一个公理,这个公理是从对艺术作品之所以成为艺术作品的特殊功能的冷静观察中推导出来的。因为人们并不通过这些功能来满足除了艺术欲望以外的其他欲望;人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满足那些欲望,那样要简单得多,不必作转弯抹角的努力,而且也只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才能带着足够的享受来满足那些欲望。感受到对于表现的需求,这意味着对于直接满足这些欲望并不抱有急切的需求——即便是真实生活中的欲望激发了表现的需求。它意味着去表现某种东西:去表现它与千百种其他事物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不可能以别的方式客观地去表现,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把某种东西变得能够被理解和感受……正如科学的理解也只能通过对比和联系才能产生,正如任何人类理解之产生一样。即便那千百种其他事物同样也是伤风败俗的或者病态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却不是伤风败俗的和病态的,而对这些关系的探寻就更加不是。

    这与科学的情况没什么不同;在科学书籍里,人们总是能找到一切:无害的解剖学的伤风败俗和性欲反常,那些东西的内在图像很难用一颗健康心灵的元素重构;人们不允许自己被那些掩饰性的虚假态度,如同情、社会责任或者医务工作者的(挤眉弄眼的)救世主面具所欺骗,对过程的兴趣是一种直接的兴趣,它寻求的是认识。艺术也寻求认识;它通过与正直的和健康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来描绘伤风败俗的和病态的东西,这无非意味着:它扩展了对于正直的和健康的事物的认识。

    艺术家所获得的感觉,某种被禁忌的东西,某种不确定的感受,某种情感,某种意志冲动,在他内心被分解,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脱离了惯常而僵化的语境,突然获得了与其他一些经常是完全不同的对象之间的意想不到的关系——而那些对象也在无意间被顺带着分解了。新道路就这样被开辟,一些关联被突破,意识钻探出自己的通道。其结果是对于所要表现的过程的一种通常只是不精确的想象,但周围却环绕着一种心灵相似性的模糊声响,一系列情感、意志和思想关联的一种缓慢运动。这是真实发生的东西,一个病态的、丑陋的、不可理解的或者仅仅从习俗角度被蔑视的过程在艺术家的头脑中就呈现为这个样子。在那些能够理解它的人的头脑中,它也必定呈现为这个样子,即:被编织进一个关系链条中,被一种运动所抓取,这个运动抓住它、携卷着它,消除了它的重量所产生的压力。整个这一切是被表现的对象,而艺术的净化、自动消除肉欲的作用也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其他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宫廷演员彬彬有礼地弹奏出的美德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像一滴鲜血一样凝聚成一团的东西,在艺术中被拆散、分解,再重新编织,被神圣化和人性化。若想理解作品的这种区别,只需找来某个病态之人的作品看看就可以了。

    当然,艺术不是概念化地,而是诉诸感性地去表现,它不表现普遍的东西,而是表现个别事件,在这些个别事件的复杂声音中隐隐约约地夹杂着普遍性的声音。在同一个事例中,医务工作者感兴趣的是普遍有效的因果关联,而艺术家感兴趣的则是个体的感情关联;科学家感兴趣的是现实事物的总体模式,而艺术家感兴趣的则是去扩展那些还仅仅是内在的可能的事物的规模,所以艺术不是一种关于法则的知识,而是另一种知识。它不是全面地去表现它所描绘的人、情感波动和事件,而是片面地表现它们。因此,作为一个艺术家去热爱某种东西,就意味着被感动,不是被这种东西的价值或者无价值而是被它的某一个突然展开的侧面所感动。艺术展现那些还很少有人看见的东西,这是它的价值所在。它是征服性的,而不是安抚性的。

    艺术在那些让其他人感到恐惧的事件中也能看到有价值的方面和关联。在艺术和公众观点的大多数冲突中,这些价值都未被认识到,但典型的情况却是,单单去认识它们的尝试就已经因为人们对产生这些价值的环境状况心怀恐惧而遭到了拒绝。人们教导艺术家:在一个健康人的内心里,他所分析的那种印象不是由可分的组成部分构成的,而是彻头彻尾地令人恶心。针对这种情况,只有一样东西永远要好过简单地回想那些始终陪伴着太阳在地球上东升西落的显而易见性,那就是:从这些矛盾的最深层的根基上开始战斗,捍卫这样一种理论:即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无论颓废还是健康都如此忧虑重重的时代,人们试图为心灵的健康和病态、道德与非道德分界限的尝试是过于粗线条和几何式的,仿佛是要划出一条人们必须确认和尊重的线(每一个行为都必定要么在线的这一侧要么在线的那一侧),而不是去承认: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心灵之毒,只存在由各种混合的心灵组成部分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功能性比重过大所产生的毒害作用——如果那些受到喜爱的部分过量,也同样会让人难受和生病,并不比相仿的情况更好;每一个行为,每一种感情,每一个意志,每一种兴趣方向——或者不管人们如何列举那些他们为了对诗人以及他的灵魂低劣的人物进行怀疑而习惯提及的东西——本身都既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病态的;在每一颗健康的心灵里都有一些与病态心灵相同的地方;对于抉择来说,重要的只是整体,只是那些在今天被区分为病态和健康的细节之间的数量、面积、重量、张力、价值关系或者其他更加复杂的关系,这些细节不可能永远具有相同的意义,而是根据它们在某个特定心灵的某种特定情况下所产生的结果而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

    事实上,没有什么反常和不道德含有某种所谓的“相应的”健康和道德。前提是,构成这种反常和不道德的所有组成部分相应地也存在于健康的、适于共同生活的心灵中。这个前提是正确的,不难对任何诗人证明它,不管人们给他举出哪些例子。这种反常都能够被描写。它可以通过用正常事物去组合的方式而被描写,因为否则人们就无法理解这种描写。如果以这种组合活动为基础的是描写的去肉欲化,那么以其可能性为基础的就是模特的人性化。但是如果这种组合活动除此之外还能够在关键性的地方包含富有价值的组成部分,那么它就产生了价值。这是这种组合理论——它使对不道德和反常事物的理解和艺术热爱也成为可能——的关键。

    这种组合理论针对的是一个智性化了的、如化学家所说的“浓缩了的”映像。但是这个映像在生活中也可以有一个精确的原始图像。尽管不应否认,的确存在病态和不道德的东西,但必须考虑到,人们有必要重新确定其分界。举个例子:人们必须承认,一个强奸杀人犯有可能是病态的,也有可能是健康但不道德的,同时也有可能是健康而且道德的:人们对于杀人犯的确是这么做的。

    一旦通过那些不回避这些内容的艺术产生了价值,那么激烈地加以反对就是不应该的和怯懦的。如果没有特定价值的诱惑,人们不会涉足这个领域,但是那种无论如何都要保持健康的德国艺术的天真立场却是狭隘的。危险毋庸否认。有一些不彻底的欲望,人们不敢在生活中实现它们,却试图在艺术中尝试它们,可能会有一些人出于这个目的而把生活当做艺术来使用。但是他们要么必须承受那种能量转变的效果(如此一来,人们是否病态就已经完全没有区别了),要么其实根本谈不上艺术。尽管如此,这一切还不足以避免全部副作用,人们在出版物中可能的确只乐意接受原材料,与科学相比,艺术的作用可能的确更多地诉诸较为灵活和不受约束的内心世界,因此也更加危险。但所有这些都只是困难,而不是反对的理由。即便是科学也有一些仿佛心灵上的掉队行劫士兵一样的追随者,但尽管如此,当科学像今天这样进一步渗透进民众中——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却不会禁止它。人们如此对待科学,也就应该如此对待艺术:为了达到主要目标而容忍那些不愿意看到的副作用,并通过提高主要目标的美妙性而使那些副作用失效。因为人们应该向前改革而不是向后,社会疾病和革命是被保守的愚蠢所阻滞了的进化。

    若想理解艺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必须学会换一种方式思考。人们可以把随便某种共同目标定义为道德,但却应该在更大的尺度上允许岔路。并且应该本着强烈的进步意愿——为了不至于在遇到路上的每个小坑洼的时候都承受危险,都扑通一声摔进去——而去支持岔路上的运动。

                                                                                      (一九一一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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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7 14:17:31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沈慢 于 2014-6-17 15:00 编辑


中篇小说

http://www.heilan.com/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06   仙妮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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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7 16:38:50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沈慢 于 2014-6-18 16:19 编辑


关于罗伯特·穆齐尔的书

    这个作家的大脑:我匆匆地在第三个丘陵区的第五个弯上滑下去。时间紧迫。大脑物质灰蒙蒙地隆起,无边无际,仿佛夜晚陌生的山脉。在延伸出去的脑髓区上空,夜色已经来临,宝石一样的颜色,蜂鸟一样的颜色,闪烁的花朵,弥漫着的芬芳,彼此没有关联的声音。我暗自承认,如果我不想犯下泄密之错的话,就得快点离开这颗脑袋。

    于是我让自己再次滑下去,以便总结一下我的印象。我的左侧是《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的位置,这个位置已经塌陷,长满了灰色的大脑皮质;我的另一侧是小小的、镶嵌工艺很奇特的双金字塔《统一》。它的线条执拗地光秃秃的,被一种局促的象形文字遮盖着,仿佛陌生神祗的一个标记,一个令人费解的民族在这个神祗身上集中和层层堆积了他们对一些令人费解的情感的记忆符号。这不是欧洲艺术,我承认,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一位迟到的文学地质学家来与我做伴;这是一位新学派的不令人讨厌的年轻人,他的脸上充满了一个失望的旅行者的疲惫,他一边用手帕擦着脸以求凉快一点,一边开始说话。“让人不愉快的地方。”他说道。我忧郁着 不知道该如何应答。但是,没等他继续说下去,我们就被他的以为作家同事打断了,这位同事只穿着衬衫,砰的一声落在我们身旁。我刚看见他那张紧绷着的脸上发出一丝愉快的微笑,此人——他的样子朝气蓬勃,充满健康和活力——就已经接着他打断我们的话茬开始讲了起来。他一边讲,一边不时朝他面前的穆齐尔的大脑皮层的一个褶皱里吐几口痰,然后再用脚抹两下。

    “失望了?”他对我们喊道,他的活跳跃着掉到了丘陵下面,“你们究竟在期待什么呢?!我就没觉得失望。在这个东西里——”他用大拇指指着《困惑》,“还是有一些天分的东西的。但是说到底,穆齐尔从这里就开始一门心思地钻进一个十六岁少年的无关痛痒的问题中,他令人费解地给了生活中的一个与成人没什么关系的小插曲以太多的荣誉。在《统一》里,他又开始享受钻研心理问题的乐趣……”

    我觉得,这个异议我以前肯定听到过,也许曾经在哪里读到过。我迫切地想说出那个好像早已准备好的答复,于是我打断他的话。“那个十六岁的少年”,我说,“是一个小花招。是用相对简单一些的,因而也更可塑一些的材料来刻画心灵关系,这种关系在成人身上被太多其他东西搞得复杂化了,《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避免了这种复杂。这是一种阻力较小的具有迅速反应能力的状态。但是,描写一种未完成的、正在尝试的和被尝试的东西当然并不是问题本身,而仅仅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刻画或勾画出,什么才是这个未完成物中那种未完成的东西。它和艺术中所有的心理描写一样,都只是我们驾驶着的汽车;如果您觉得作家的目的只是心理描写,那您就是在汽车里面寻找风景。”

    “哦,”那位文学地质学家一边用他的小锤子凿下一块大脑,放在手里捻碎,严肃地观察一番,然后扔掉,一边说,“这个作家有时候太缺少描述能力。”“不,”我恼火地笑着说,“是缺少描述愿望!”“但是请您想想,”地质学家说,“我认识那么多作家呢。”

    我想保持沉默。人们无法在一个单独的事件中改变一个时代对于文学的成见。如果穆齐尔要在一些需求尚未被唤醒之前便严格地满足这些需求,那他就是自取灭亡。但这时我却获得了一种特别的体验。我们坐在其上的这个大脑似乎对我们的交谈很感兴趣。我听见它突然发出一些轻微的、突突搏动的音节,那一定是我脊柱里的血管干的,它在对我的骶骨轻声耳语着什么。那些话语在我的背部直往上涌,使我必须要说出它们。“现实”,我被那些话语推动着,复述着它们,“人们所描述的现实,始终只是一个借口。过去某段时间,叙述也许曾经只是一个强大但缺乏概念性的人对于他体验中那些美好的和可怕的魂灵做出的反击式的再次触摸,他的记忆还蜷缩在那些回忆之中,这是言说、重复、谈论以及由此达到的去效化所具有的魔力。但是自长篇小说出现之日起,我们就已经开始持有一种由长篇小说而来的叙述概念了。其发展意图是,对现实的描述最终变成概念性很强的人慢慢接近一些情感认知和思想震动的服务手段,这些情感认知和思想震动无法在普遍意义上,只能在个别事件的闪烁微光中得以接近;也可能它们无法通过完全理性的、市民式地具有做生意能力的人来得以把握,而只能通过那些不太牢固的、但超出前者之外的部分来把握。我认为,穆齐尔把握了这些情感认知和思想震动——而不仅仅是暗示或感知到了它们。但是在争论文学创作得好不好之前,人们必须知道,文学应该给人带来什么。”“很好”,大脑耳语道,“很好。”

    但是地质学家早已准备好了答复。“诗人最关键的特点不是思辨,而是生动性。您只要想想我们那些真正伟大的小说家就行了。他们描述。仅仅一个极富艺术性的镜头就可以形成答案。艺术家的观点和思考并不侵入到事件本身中,也就是说,不是放在画面中,而是仅仅作为画面的透视消失点被感觉到。”我身下的大脑咕哝道:生动性,说实话,最终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艺术的目的。“有时候”,我把它的话继续说出来,“人们可能会有一种需求,想说出比借助这些手段能够说的还要多、还要精确的东西。于是人们就制造了新的需求。艺术是一种介于概念性和具体性之间的东西。人们通常用情节来叙述,含义只是朦朦胧胧地得以体现。或者它们也可能是一目了然的,但那种时候它们多半都是一些众人已熟知的含义。难道人们就不能尝试一下不那么耐心、尝试一下更多地讲述情节所涉及到的情感和思想的客观关联,用笼罩在情节上面的陌生身体之朦胧微光仅仅去暗示那些无法单凭语言说出的东西吗?我认为,这样做只是把一种混合的技术关系颠倒过来了,人们必须像工程师一样看待它。但是您,把这称为思辨的您,过高估计了描述人的困难,其实只要几小笔勾勒就足够了,越是人们熟知的越好。那些给予他们的人物的完整生动性以如此大价值的作家们,就如同神学家的那个有点麻烦的亲爱的上帝,这个上帝赋予人类以自由意志,好让他们服从他的意志。因为书中的人物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把情感、思想以及其他人类价值放进去,然后人们再从情节中把这些价值重新从他们身上抽取出来。”

    但是说到这里,话语从我嘴边溜掉,跑到那个健康的作家同事嘴里去了。“不管怎样”,他断然说道,“这还是理论。这样一种在理论上挖空心思地想出来的技法可能是适合这个作家的本性的。而事实始终如我前面所说,这些书与我们时代那些真正的力量没有丝毫关系。它们面向的是一小撮超级敏感的人,这些人已经没有现实情感——连反常的现实情感都没有,他们有的只是对这些情感的文学想象。这是一种人工养育的艺术,这种艺术因其赢弱而变得贫瘠晦暗,而且还把这种贫瘠晦暗作为一种傲慢自负的要求提出来。是的,”他突然吼道,好像必须要对一个思想表现出特别的尊重,尽管我们两个都在等他说完,“二十世纪恰好充满风云变幻,但是此人既不懂得去报道对各种生活现象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也不懂得去报道具有这些现象的生活!他的诗的灵魂是纯粹的猜想。”说完他绷紧了他的肱二头肌。

    地质学家利用他心有旁骛的这一瞬间,成功地抢到了话头。“他最近几个短篇小说究竟有什么内容?”他言之凿凿地问。“没什么内容。”文学家欣慰而愉快地回答。“发生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作家微笑着,带着一种不屑多说的表情。“一个女人对她的丈夫不忠了——处于随便某个空想出来的念头,认为这样一定意味着他们的爱的完善,另一个女人像神经病似的在一个男人、一位牧师和对一条狗——这条狗在她看来一会儿像是这个人,一会儿又像是那个人——的回忆之间摇摆不定。小说里发生的事情在一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它们是令人反感和无足轻重的,一个知识分子式的情感灌木丛,就连情节中的人物们都无法在这个灌木丛中前行。”“他就是对生活本身没有灵感了。”他的同事极为欣慰地下了结语。

    我认为我现在必须沉默了。罗伯特•迈尔①关于能量的论文在他的专业同事们看来也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没有什么内容。但这时我再次有了先前的那种体验,而且更加强烈了。单个的词语和简短的句子颇为猛烈地向我涌上来,较长一些的耳语仿佛只是被一团柔软而坚韧的东西覆盖住了,因而一会儿中断,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再次接续起来。“别放过他们”,它雄赳赳地请求道,“关键的不是我的书,它们有可能只是转瞬即逝的,关键的是要为人类事务中的一种更大的不满足开辟道路,把叙述从妇女儿童的职业中解放出来!”我跟着它,把它的话复述出来。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的大脑变成了两个,其中一个在背最长肌②后面慢悠悠地上下晃动,而另一个则像月亮似的淡淡地、影子般地在我自己的脑袋里游荡。它们偶尔互相靠近,似乎彼此交叠。这时候我就在一种奇特的自我与他者的中介感觉中去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说话,词语像尚未成熟的果实似的干巴巴地从我的嘴里掉出来,直到最后一个音节发出来,才似乎在陌生的空气中成为它们所说的东西。

    “这个问题”,我慢吞吞地开始说道,“究竟一件艺术作品是因为其创造者的弱点而晦暗,还是读者因为自己的弱点而觉得它晦暗,这个问题有待验证。人们必须把构成这件艺术作品的精神因素单独分离出来。与对诗人的一种现成的成见相左,这些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那位同事跳了起来。“当然,它们从来都不是单纯作为思想被发现的。”他又向我靠近了几步。“我不是支持理性主义,我知道,艺术作品从来都不能被一丝不剩地分解成一些能说出来的意义,而是,如果人们要描述它们的内容,就只能再次通过理性与不同言说方式、与对情境的想象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之间的新结合。但说到底,文学创作意味着首先对生活进行反思,然后描写生活。理解一件艺术作品中的人性内容,意味着不仅对它的明显的理念内容,而且也对其措辞中那些绝对的、圆融得无法定义的灵感,对人物身上闪烁的微光,对沉默以及所有不可复述的东西,都画出一个由情感和思想链条构成的无限分解的多边图。只有通过这种渐进式的拆解,我们才能使心灵的发动机燃料持久地为我们的精神所吸收,这种渐进式的拆解是艺术作品的人性目的,而这种拆解的可能性就是艺术作品的标准。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人们将会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您先前已经提到了,那就是,您所攻击的那种东西其实并不是综合的无力,而是您在做出判断之前无法理解那些单个的情感与思想,我在这里大费唇舌所说的就是这些情感和思想如何融会成各种命运。”

    那位作家带着嘲讽的表情沉默着,我继续说道:“强烈的、纯粹的情感体验几乎像感觉一样是非个人的;情感本身是缺乏质量的,只有体验了情感那个人才能赋予它个性特点。各种情感在方式和过程上存在的那几个区别并不重要;诗人在伟大情感上创造的是情感和理智的相互交织。这种相互交织是最原初的体验,在内心里被当成两种或几种体验之间的媒介手段,是智性—感情之相邻性及其各种联系途径的感觉。任何其他手段都无法将阿西西的弗兰茨的情感——那种章鱼般长满尖齿和无数吸盘的、粗暴地歪曲着世界观的情感,哦鸟儿,我的兄弟们!——与一个欣喜若狂的小牧师的情感区分开,而围绕着海因里希•克莱斯特之决定的那份最后的悲哀就其本身来看与任何一个不知名的自杀者的悲哀也没什么不同。”

    “如果人们在这一点上保持清醒,就不会再沉迷于那种所谓的生活中的伟大情感的神话,似乎小说家只要找到这种源泉,然后再把自己的小锅往它底下一放就可以了。但这种神话却统治着我们的艺术。可以说,在我们的文学中,凡是需要寻找抉择的地方,人们都只能找到一个假定。一个人之所以震撼到我们和影响我们,是因为他可以用概括其体验的一系列思想以及他的情感——这些情感在如此复杂的相互作用着的合题中获得一种令人惊讶的意义——都在我们面前展开了自身。如果说刻画一个人,不管他是善良还是无耻,是为了让我们有某种获益,那么这些就是值得去表现的。但人们找到的却总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对它们之存在的天真设定,只是在有了这个像空架子似的隐藏在人身上的假定之后,持续的工作才围绕着它开始进行。人们认为这样的人在情节发展中此时会有怎样的内心和外在的反应,于是人们就怎样去描述;与那种核心的性格工作相比——这种性格工作是在痛苦、迷惘、懦弱、激情等表层背后,经常是要迟一些才开始的,这种心理内在其实只是外在的、次要的东西。无论是在心灵描写中还是在情节中,人们通过心理内在描绘出的都只是人的本质特征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那些本质特征本身;它像一切从结果推导出原因的东西一样不确定。这样的艺术既不能抵达性格的内核,也无法恰切地描绘出这种性格的命运带给人的感觉。尽管它如此重视情节和心灵说服力,但严格说来却既没有什么情节,也没有心灵说服力,从整体来看只是毫无创造力地在各种新措辞中停滞不前。”

    我醒了过来。那两个同伴已经睡着了。我身下的大脑在打哈欠。“请别责怪我”,它在低处耳语道,“但是我已经睁不开眼睛了。”听到这些话我高喊起来,想把另外两个人叫醒:“在《统一》中,命运是从核心的东西出发被刻画的。至于说目的明确的文学不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您得明白,把并不是艺术的一个特点,而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的特点,后者如果没有被前艺术手段所把握,或者不能被它把握,那它就不会具有现实意义。猜想就是猜想——”但是我已经看不到那两个同伴了,我在令人恐惧地对着空荡荡的空间说话。已经开始的句子因黑暗而打着寒噤,冰冷地滑落回我的喉咙里。我匆忙中撞上了大脑中几个必需的机构,然后被寂静追赶着,嗖地滑进了下一个裂缝里。在视神经纤维旁,我再次被绊住,我沿着这些纤维继续滑,然后离开它们,继续滑,如愿地从巩膜下面滑过去,并在这一瞬间获得了充足的空气,然后吸收了湿气,重新膨胀成一个完整的人,然后满意地——尽管还有一点昏昏沉沉和若有所思地——回了家。

                                                                                      (一九一三年一月)

① 罗伯特·迈尔(Robert Mayer,1814-1878),德国物理学家、医生。他从医学角度得出了能量守恒的结论。
② 背最长肌(musc.longissimus dorsi)俗称“眼肌”,位于胸、腰椎两侧,自髂骨、荐骨向前,伸延至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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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7 21:52:41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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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慢  qq拼音  发表于 2014-6-18 08:57
有茶清待客,无事乱翻书。http://blog.sina.com.cn/u/14711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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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7 22:39:10 |显示全部楼层
陶北 发表于 2014-6-17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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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后半篇是,第二个是。准备录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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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北  好啊。你用什么输入法?  发表于 2014-6-18 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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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8 16:20:14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沈慢 于 2014-6-18 16:20 编辑


数学的人

    由于对数学本质的无知,流行着许多关于它的无稽之谈,其中之一便是称重要的将帅们为疆场上的数学家。如果他们的正确计算要不招致一场灾难的话,那么实际上其难度是不得超出简单而又安全的四则运算的。假如突如其来需要进行一道决算,即使它只是像解一道简单的微分方程那样稍微有点复杂棘手,也会把成千上万的人无望地交付给死神。

    这不是质疑将帅们的天赋,而是说明数学所具有的独特的性质。人们说,数学是思维的一种最极端的经济,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思维本身是一件复杂的、不确定的事情。它——无论它是否发端于一种简单的、生物上的节俭——早已成了一种繁复的、对节省的狂热,它之所以节省,很少是为了推迟作用,正如吝啬鬼之所以悭吝很少是因为他要把他的贫穷疯狂般地推延到以至矛盾的地步。

    一道人们原本就无法解决的运算,例如把一个无穷级数累加起来,数学以其便利的条件顷刻间便得以完成。乃至繁复的对数计算,包括积分,数学借助机器甚至也同样能办得到;今天,人们的工作仅仅局限在输入题目的数据和转动手柄或类似的东西。由此,一个大学教席的助手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些难题,而在两百年前,为解决这些问题,他的教授得到伦敦去请教牛顿或到汉诺威去请教莱布尼茨。就是对一些连机器也无法解决的题目中的自然数大一千倍的数字,人们也可以称数学是一种精神的理想仪器,其目的和成果是从原则上预算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这是精神设施的凯旋。往昔受到天气威胁、强盗骚扰的精神的崎岖山道,今天则代之以卧铺车线路。从认识理论方面观察,这就是经济。

    人们一度自问,这些可能的情况又有多少被实际地利用过。人们一度思忖,在这一庞大的节省机制的历史中消耗了多少人的性命、多少金钱、多少创造的时辰、多少虚荣心,今天又投入了多少,而且其中又有多少是不可或缺的,以使迄今所获得的不再被忘记——而且还一度尝试着将它同从中形成的效用习俗相比拟。但是即便如此,这一棘手的、肯定也是复杂的仪器,还是被证明是经济的,甚至严格来说是无与伦比的。因为我们的整个文明就是在它的帮助下诞生的,除此之外我们不知道任何其他的手段;因此,这一手段所为之服务的这些需求,完完全全得到了满足,而它的空转着的丰富充斥的是一次性事实的一种无法批判的方式。

    只有人们不将目光投放效用、投向外部,而是投向数学自身中那些没有被利用的部分的关系,人们才会看到这门科学的另一面和真正的一面。即它不是目标明确的,而是非经济的、狂热的。一般的人需要数学,不超过他在小学所学的;工程师需要数学,只要能使其在技术手册的公示汇编中——这没有多少——摸清方向就足矣;就连物理学家通常也只是用得上很少是微分的那一部分数学工具。如果他们在其他方面用得上数学,则大多是依靠他们自己,因为数学家很少对这些改造性的工作感兴趣。这样就出现一种情况:对数学的某些在实践中很重要的部分进行研究的专家是非数学家。此外还有广袤的渺不可测的领域,它们只是为数学家而存在的:一个庞大的神经网积聚在少数几块肌肉的出口处。在内部某个地方,单个的数学家在工作着;而且他的窗口不是冲外开着,而是开向邻居的房间。他只是专门家,因为没有任何天才再有能力去控制全体。他认为,他的所为在某个时候将获取一种实际上可以结算的效用,但不是这个效用在鞭策着他;他是为真理服务的,也就是说,他是为他的命运,而不是为他命运的目的。也许收效是上千倍的经济,但是内在固有的是那种倾其所有的精神与激情。

    数学是纯粹计算——今天罕见之物中的一种——的慷慨挥洒。就连某些语文学家也在做些事情,其使用价值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甚清楚,邮票或领带收藏家甚至更多。但是这些只是无关紧要的雅兴,它们发生在远离我们生活中的严肃事件的地方,而数学则相反,恰恰在那里包含了人类生存中的一些最有趣、最尖锐的历险。插入个小小的例子吧:人们可以说,我们实际上是完全依赖着这门科学的结果——但这对它自身而言,反而变得越发无所谓了——而生活着。我们烤面包、造房子以及赶马车都是通过数学。除了几套用手加工的家具、几件衣服、几双鞋以及孩子之外,我们都是通过动用数学计算来获得一切的。在我们周围流逝的、飞奔的、静止着的整个生活,不仅仅是在它的可洞察性方面要取决于数学,而且实际上它也是通过数学而产生的,生活是在其这样或那样被规定着的生存中而建立在数学之上的。因为数学的先驱们已经对某些基础作出了可行的设想,从这些设想中得出了结论、演算方式和答案,物理学家利用它们,获得新的结果,而最后到了工程师那里,他们往往只是接受这些结论,加上些新的计算,然后便诞生了机器。但是突然,当所有的一切都完美地就绪之后,数学家——那些在内部苦苦钻研的人——指出,在整个事情的根基上,某些东西是绝对无法理顺的;确确实实,他们在最深层作了调查并且发现,整个建筑只是个空中楼阁。但是机器当时在运转着!随后人们必须假设,我们的生存只是个苍白的鬼影;我们经历我们的此在,但实质上只是基于一个谬误,没有这个谬误,“此在”也许就不会产生。今天,没有哪一种可能性比得上数学家的这种想入非非的感觉的可能性。

    数学家以典范的方式担负着这种智性的丑闻,也就是说对他自己知性的该死的危险所感到的确信与自豪。我本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例子,如曾几何时数学式的物理学家们一下子热衷于否认空间或时间的存在。但是远远还没有像哲学家们此间所做的那样玄而又玄——但紧接着每个人都会因他们的职业而马上原谅他们——而是有其理由的,这些理由突如其来地随着汽车在人类面前的出现而惊人地令人相信。这些足以说明,这是些什么样的小伙子。

    我们这些其他人在启蒙时代之后,让这种勇气消沉了下去。一次小小的挫折就足以让我们打消知性,而且我们会允许每一个无聊的狂热分子去痛斥达朗贝或狄德罗的自负的理性主义的意愿。我们叫嚣着要让情感对抗理智,并且忘记了这样一点:情感没有了后者——忽略特殊情况不计——便是一个胖得像条哈巴狗样的东西。我们还如此地败坏了我们的创作艺术,以致人们在每连续读完两本德国小说之后就得演算一道微分题,以让自己减肥。

    请人们不要指责数学家在他们的专业之外是群笨蛋或傻瓜,不要指责是他们自己抛弃了他们的逻辑。这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在他们的领域做着我们本该在我们的领域所做的事情。他们的存在所具有的明显的教育意义和模范作用就在于此;他们与精神的人、将要到来的精神的人,构成一种类比。

    如果人们从这种由数学的本质所引发的逗乐中看到一点儿严肃的话,那么,下面的结论也许就不会显得十分突兀了:人们为我们的时代没有文化而悲戚。这有很多含义,但是从根本上讲,在过去,文化总是很一致,要么经由宗教,要么经由社会的形式,要么经由艺术。从社会形式来讲我们是太多了。从宗教来讲我们也是太多了,这里只是说出来而已,不作证明。而关于艺术:我们处于第一个不能够热爱自己诗人的时代。尽管如此,在这个时代不仅仅精神的能量是当前的——再过去,它们还从来没有这样过——而且精神的众口一词和一致也是从来没有的。声称这所有的一切关涉的只是一种纯粹的知识,这是很愚蠢的,因为目标早已就是思想。它提出的对深刻、大胆和创新的要求,暂时还仅局限在全然理性和科学的方面。但是知性在蔓延生长,一旦它把握住了情感,它将成为精神。迈出这一步,是诗人的事情。他们不必为此去学习某种方法——心理学,看在上帝的份上,或诸如此类——而只要他们学会要求,但是诗人们束手无策地面对着自己的状况,用咒骂来安慰自己。同时代的人即使不能自己将思想水平升华到人性的层次,那么他们也得去感觉一下,在那里、在他们水平之下是些什么东西。

                                                                               (一九一三年四月至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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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9 13:10:10 |显示全部楼层

诗人之认识随札

    正如自保罗教派时期和俾斯麦时期以来受损的教授的声望一度在公众生活中提高了上去,而诗人的声望却低落了下来;在教授知性达到了世界存在以来最高的实际影响的今天,诗人却沦落到“写作匠”这样一个通用的名字,这一名下被理解的人,是没有被查明的缺陷妨碍了他成为一名派得上用场的记者。不应该低估这一现象的社会学方面的重要性,而且有理由对它作些思考。这一思考局限在对智性的考察,而且规模很小,就如同一篇认识理论考试的论文,这一思考把诗人仅仅看作一个以某种特定方式和在特定领域中的认识者。这就是所要达到的限制,当然其合理性惟有通过结果来检测了。不过要事先声明的是,这里所讲到的诗人,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的类型,不仅是指写作的人,而且还包括许多害怕这一活动的人,他们对这一类型的作用部分构成反作用的一面。

    人们也许能够把诗人描述为这样的人,即最强烈地意识到自我在世界上和在人与人之间是一个无救的孤独者。人们决不能对一个被人描述为敏感的人作出评判。他们的性情更多的是对无足轻重的理由,而不是对那些关键的理由作出反应。他厌恶性格,怀着那种孩子在中年早逝的大人面前所拥有的可怕的优越感。他甚至在友谊和爱情中感觉到厌恶的气息,这一气息使每一个生物与其他生物疏离,构成了个体的那种痛苦虚无的秘密。他甚至可能憎恨自己的理想,因为在他面前这些理想不是目的,而只是他的理想主义的腐化的产品。这些只是单个的例子和特例。与所有这些相适应的,或进而言之构成其原因的,是一种特定的认识姿态和认识经验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客观世界。

    如果人们从诗人的对立面出发,就会最佳地理解诗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一对立面是有着固定的点a的人,在ratioiid①领域中的理性的人。请大家原谅我遣词的怪癖以及它所根源的历史上的混淆,因为不是自然以理性为指归,而是理性以自然为指归。但是我找不到任何词语,它不仅曾经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方法,而且还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成功;不仅仅表达出事实的被征服,而且还表达了事实的可征服性。这种自然在特定的情境下表现出的受之有愧的善意,当然随即在所有情境下都要求人的一种无计可施。这个理性领域包括——初略界定——所有科学上可以系统化的、可以归纳为规律和规则的东西,因此它首先指的是物理的自然;但是只在少数几个成功的特例下包括道德的自然。其特征表现为事实的一定程度上的单调乏味,表现为大量的重复,表现为事实之间的一种相对的独立,以致事实通常都可以被嵌入早已形成的规律、规则、概念之林,而无论它们被发现的顺序先后。但是它最主要的特征还是,事实在这个领域中可以被清晰地描述和传达。数字、亮度、色彩、重量、速度,这些是观念,但是它们的主观成分并不减轻它们客观的、可以普遍适用的意义。(相反,从一个非理性领域的事实,例如从“他曾要它”这个简单陈述的内容中,如果没有没完没了的补充,人们决不能得出充分明确的印象。)人们可以说,在这个理性领域中满布的是坚固之物的概念和未曾被考虑的误差的概念;充满的是作为某种实际上来自根基的虚构②的坚固之物的概念。就是在这里,在最底层,地基也在摇晃,从逻辑上讲,数学的最深刻的基础也是不稳固的,物理的规则也只是近似而已,而天体也无非是在一个根本没有原点的坐标系统中运动。但是人们希望——不是没有原因——还能将一切理顺,而且在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就说过“给我一个固定的支点,我可以把整个世界撬起”,它今天仍是我们执着于希望的行为表现。

    从这种行为中,产生了人类精神上的团结一致,而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是以往任何一种信仰、任何一种教会的影响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也就丝毫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也试图在道德——最广泛意义的——关系上遵循同样的行动,尽管这在那里变得一天比一天困难。今天,连道德领域也在按照打桩的原则行事,把概念这一僵硬的沉箱——在它们之间张着一面由规律、规则和公式组成的网——垂放到这个很不确定的空间。性格、正义、规范、友善、绝对命令、所有方面的牢固即是这样一些桩,之所以在其僵化上维系,是为了能在它们上面固定这张成百上千的、每天都要求做出的道德的单个决断的大网。今天仍在起着影响的伦理——根据其方法——是一种静止的伦理,以坚固作为其基本概念。但是既然人们从自然走向精神的路途同时也是从一个僵硬的矿物标本室跨进一座充满无限生机的暖房,那么伦理的应用就要求一种很滑稽的限制的技巧和撤销的技巧,仅其复杂程度就足以让我们的道德露出没落之态。大家试想想“你不该杀生”这条戒律演化的过程这个普通的例子,它从谋杀发展到殴杀,发展到杀死通奸者,发展到决斗、枪杀直至战争,如果人们为此找一个统一的理性公式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它就像一个筛子,在使用它的时候,网眼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它的牢固的编网。

    因为在这里人们久已踏入非理性领域,对我们来说现在道德只是该领域的一个主要的例子,正如自然科学一度是另一个领域的主要的例子一样。如果说在过去,理性领域是“有着例外的规则”住在的领域,那么现在的非理性领域则是“例外在主宰着规则”的领域。也许这只是一种层次上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又是如此地极端对立,以致它要求认识者立场的完全的倒转。事实在这个领域并不臣服,规律像个筛子,事件也不是重复的,而是毫无限制地在变换着,是个体的。除了指出这是一个个体反作用于世界和其他个体的领域,是价值和价值判断的领域,是伦理的、美学的关系的领域,是观念的领域,除此之外,我尚找不出其他的更好的结识该领域的方式。一个概念、一个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它们被应用的方式以及人的制约的;但一个理念在其意义上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两者制约的,它的意义总是偶然地被确定的,如果人们把它从它的环境中分离,它就会湮灭。我随意拈出一个伦理的观点:“没有一种理论,人们可以为它而牺牲并受死神的诱惑——”每一个受到这些伦理体验痕迹的熏陶和打磨的人将会知道,人们同样可以得出相反的观点。单是为了说明人们是在任何意义上说这个话的,单是沿着一个路标方向——它随后在某个地方分岔得望不到头,但不管怎样它还是以某种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个挨一个地排列经验的话,就需要写一篇长长的论文。在这个领域,对每一个判断的理解、每一个概念的意义都被一个更柔软的经验之外壳所包裹,作为以太,被一种个人的意愿和数秒之间就变换着的个人的非自觉所包裹。这个领域中的事实以及它们的关联是无限的,也是难以捉摸的。

    这就是诗人的家园,是他的理性的主宰领域。他的对立部分在寻找着稳固,如果只要它碰到未知数,就能根据自己的推测列出方程式,随之他便感到心满意足,而在这里,从一开始未知数、方程式及其解的可能性就是无限的。任务是:始终去发现新的解、关联、情况、变体,提出事件进程的范式,提出诱人的典范,教导人们可能怎样是人、发明内在的人。我希望,这些例子是明白不过了,足以摒弃每一种“心理学的”理解、把握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心理学属于理性领域,而且它的事实的丰富性也根本就不是无限的,并不像心理学的存在可能性作为经验科学所教导的那样。惟有心灵的动机才具有不可捉摸的丰富性,而心理学与它们毫无干系。

    这里关涉的是两个从本质上讲完全不同的领域,由于缺乏这种认识,造成了资产阶级将诗人作为一种例外人来对待(这样的人离神经错乱也就不远了)。实际上只有当他是一个注意到例外的人的时候,他才是例外人。他既不是“疯子”,也不是“先知”,也不是“孩子”,也不是理性的某个畸形儿。除了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之外,他不运用其他的认识的方式和能力。这位举足轻重的人是这样一个人,他以拥有最大的事实知识和最大的理性作为它们的关联:既在这个领域也在那个领域。只不过这个找到的是外在的事实,而另一个找到的是内在的事实;一个发现的是联系在一起的经验只序列,而另一个则没有。

    我不能肯定,切割得这么复杂,是不是有些迂腐之嫌,也许这只是老生常谈,在这里没有被讲到的,尽管它也是同样的重要,我只好请大家原谅:尤其是同所谓的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分野,这并不简单,但是却证实了上面所说的。但这些研究是被评价为迂腐还是被评价为不可或缺,最终只能根据赋予一项证据的重要性来评断:这项证据是,是世界的结构而不是人的天赋的结构把诗人的任务指派给他——他担负着使命!

    人们经常把这样的任务指派给诗人,要他做时代的歌手、美化者并且把它——按照它所是的情况——带进语词的过度浮华的空间;人们要求他为“好”人树立凯旋柱并把理想神圣化;人们要求他有“感情”(也就是说当然只是特定的感情),要求他对批判的知性说不——因为批判的知性缩小了世界,它从世界那里拿走了形式,正如一座坍塌的房子的残垣要比先前的房子小一样。最后人们还(如在印象主义的实践中,它和昔日的新唯心主义有着共同的命运)要求诗人把事物的无限性同事物关系的无限性相混淆,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完全错误的形而上学的激情:所有这些都是对“静止”之物的调和,它们的要求是同道德领域的力量相悖的,是违背物质的。人们会指责说,这里所说的一切反映的只是一个纯粹智性主义的观点。那好,有些创作,它们与这里作为主要任务所考察的很少有关联,但同样是撼动人心的艺术品;它们有它们的美丽的血肉,而且这种荷马式的血肉的光辉穿越数千年一直照彻到我们。从根本上讲,这只是来自一些恒定地保留下来的或再次回归的精神的立场。但是此间业已完成的人类的运动,来自于变体。而且剩下的惟有这样一个问题:诗人应该是他时代的孩子还是应该成为不同时代的创造者?

① 拉丁文,意为“理性、合理”。
② 原文为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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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0 16:15:40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沈慢 于 2014-6-20 16:16 编辑


布里丹的奥地利人

    善良的奥地利人站在布里丹的两捆干草——多瑙国家联盟和大德意志帝国——中间。既然他是一位在逻辑学的每种历史中都要被提及的老逻辑学家,所以他不满足于对两种草的卡路里值进行比较:哪捆帝国干草含有的热量更多一些,尽管它在开始的时候对于一个虚弱的胃来说比较难以消化——这个简单的结论对他来说还远远不够。他还用鼻子就它们的精神气味来对这个两难抉择进行研究。

    于是善良的奥地利人发现了奥地利文化。奥地利有格里尔帕策和卡尔•克劳斯。有巴尔和胡果•封•霍夫曼斯塔尔。实在不行还有《新自由报》和直观精神。克拉利克和科恩斯多克。不过它的几个更有名望的儿子它却没能留住,他们适时地在精神上逃到了国外。但是毕竟,毕竟还保留着——不,保留下来的不是一种奥地利文化,而是一个有天赋的国家,这个国家过量生产着思想家、诗人、演员、饭店招待和理发师,一个充满精神趣味和个人趣味的国家;对此谁又会有异议呢?

    错误首先产生于对这个事实的爱过解释中。这种解释总是说:我们是如此有天赋,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在我们身上结合;一种迷人的多样性,一种美妙的种族与民族的交汇,一种奇妙的文化并置和交融,这就是我们。而且我们很古老!(因为 “我们”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巴洛克时期,相比之下那个柏林帝国就是一个暴发户!至于克拉纳赫和格吕内瓦尔德还要更古老一些,至于他们和莱布尼茨、歌德以及上百个伟人构成了那个帝国的地基,则全被忘记了。)但是尽管如此,为什么我们的境况事实上却总是要稍微差一些,除了我们太过谦虚以外,只能是因为运气不好。理论上,凭着我们各民族间的相互渗透,我们本应该是世界上的一个模范国家;这一点如此确定,其实压根儿都不用说,为什么我们事实上却摆脱不了作为欧洲的一个麻烦——仅次于土耳其——的状况。所以我们也放弃了认真去摆脱的努力,只是等待着公正必将来临的那一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天赋的,一个作为国家的亚尔马•埃克达尔。奥地利文化学院院长在公元一九一六年写道:奥地利拥有极伟大的未来,因为它在过去还没取得过多少成就。

    错误或者可以表述为:一个国家不会运气不好。或者也可以表述为:它没有天赋。一个国家可以有或者没有力量与健康;这是它能够拥有和不能拥有的唯一东西。因为奥地利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便有了有天赋、有修养的奥地利人(其数量按比例来说可以确保我们在德国拥有一个很好的位置),但却没产生一种奥地利文化。一个国家的文化在于它收集书籍和图片并使之可供使用、建设学校和研究机构、为有天赋的人提供物质基础以及用自己的血液循环的强度去推动他们时是否活力充沛;文化并非存在于天赋中,天赋在世界上的分布是相当平均的,而是存在于它下面的社会组织层面中。奥地利的这一层面在作用良好性上完全无法与德国的这一层面匹敌。一千个聪明人和五千万个可信的商人可以制造出一种文化,五千万个有天赋的、优雅的人和仅仅一千个真正可信的人只能形成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们都很聪明,穿着都很漂亮,但是它却从未能创造出一种服装时尚。如果有谁想借助奥地利人去证明奥地利,那是因为他以为公众精神是私人精神的总和,而不是后者的一种本质上更难以估计的功能。

    所以阶级意识明确的奥地利人更愿意发出警惕德国公众精神的警告,据说该精神太过粗暴。他们谈论着机器工作时发出的那种令人昏头胀脑的嘎嘎声和束缚个人的过于强大的社会责任有多么可怕。在奥地利的轻微腐烂中,生活当然是迷人的,乃至如果这个或那个权威的艺术杆菌携带者认为自己有责任捍卫那种“如果奥地利加入大德意志,那就投靠罗马利亚”的思想,那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主意无论如何也比在多瑙国家联盟的名义下把奥地利作为欧洲的高雅没落之自然保护公园继续加以保护的念头要好。但是德国当真仅仅是一个充满工作恐怖的国家吗?它至少也是一个对工作恐怖做出强烈反应的国家,而奥地利从来没能做出这种强烈的反应。德国的国民大会和奥地利的彼此相同到分毫不差,但比起奥地利,人们却能更强烈地感受到年轻的德国对于其国民大会精神的反抗。不过说到底,尽管如此,德国那些强硬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也让我不舒服,我也不喜欢当今德国作家摇动笔杆的方式,就好像连古罗马城堡都需要被拯救似的(例如在一次德国的道德重建的工作会议上)。精神能够引导和改变精神,但它却不能产生力量,或者需要很长时间。

    这个简单的事实,这种自然的发展次序,人们不应该搞错。而布里丹的奥地利人——尽管他从头到脚都为分裂做好了准备,并且是以一种高贵的敏感——也同样应该在精神性和普遍真理之间缔结一个城堡和平,应该简单地去做简单的事,尽管他可以复杂地放弃去做。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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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4 14:15:03 |显示全部楼层

精神与经验
    为逃脱了西方之没落的读者而作的说明



    席勒在《论使用美的形式时所必需的界限》的论文中说:“思想中的文学随意性当然是非常糟糕的东西。”

    但是数学章节相对于其他章节却有一种优势,它们能把那些借助文学幽灵迅速侵入到每个知识领域中的模仿式博学轻易地与实事求是区分开。斯本格勒①写道:总有某种东西“在数学的流行部分出现得可能要少一些,但是较高级的数字构成物,其中的每个数字都……立即上升为构成物,例如印度的十进制体系,古代的圆锥曲线群,质数以及有规则的多面体,西方的数域,多维空间,转换学和集合学的最高超验的形成物,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群……”这听起来如此老练,乃至一个不高数学的人立刻就会意识到:只有一个数学家才能如此言谈。但事实是,斯本格勒例数较高级的数字构成物的方式,并不比一个动物学家把狗、桌子、椅子和四元方程都归纳为四条腿的东西专业多少!又如,斯本格勒写道:“从这种【……】伟大的直观中,产生了西方数学的最终理解,即把函数理论扩展和提炼为群论。”但事实上群论根本不是函数理论的扩展!或者斯本格勒定义道:“群是……”但是他所定义的东西并不是“群”,而有可能是“集合”,那么就根本不是任何确切的东西!但是当他定义一个“集合”,即“同类元素的一个集合的同义词”时,他又搞错了,以为这是一个数域的定义!或者他写道:“与此相反,在函数理论里,群的转换的概念具有决定性意义,音乐家会证实,相似的结构也构成了新近的作曲理论的一个根本部分。”但是函数理论里面当然根本就没有群的转换的概念,只有转换群这个精神对象,而且不是在函数理论里,而是在群论里的。这既是知识广博的一个例子,同时也是论证风格的一个例子。

① 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历史哲学家、文化史学家,《西方的没落》的作者。



    人们也许不应该根据这些例子而认为我是在咬文嚼字。但事实上人们却会这样做。因为在——我想使用“精神”这个词——就说在精神圈子里吧,不过我指的其实是文学圈子,存在着一种摒斥数学、逻辑和精确性的方便成见;在各种忤逆精神的罪行中,它们通常被列为光荣的政治罪行,在这种罪行中,公开的原告其实已经沦为被告的角色。所以让我们豁达些吧。斯本格勒说的是“大概差不多”的意思,他用类比法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他这样做总可以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作者想要全部用错误的名称来使用概念,甚或混淆是非,那人们最终也会习惯的。但是一把密码锁,思想和语言之间的某种最终唯一的联系,是必须被贯彻始终的。这里就连这种联系也没有。前面提及的那些不需要寻找太久就可以从众多例子中选取出来的例子不是单个的错误,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错误!

    有柠檬黄色的蝴蝶,有柠檬黄色的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蝴蝶是中欧的长着翅膀的小型中国人。蝴蝶和中国人都以作为肉欲的象征而著名。鳞翅目动物群的古老年龄与中国文化的古老年龄之间有一种从未被注意过的一致性,这个思想在此首次被把握到。至于说蝴蝶有翅膀而中国人没有,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如果一个动物学家对技术的最新和最深的思想有哪怕一丁点的了解,那就不需要非得由我来阐明如下事实的意义:蝴蝶没有发明出火药,因为中国人已经发明了。某些种类的夜蛾对于燃烧着的火焰的那种自杀性的偏爱是这种与中国文化的形态学联系的一种让正常理智很难理解的残余部分。

    借助这样的手段要证明的是什么东西,其实是完全无所谓的。我想以数学为例——斯本格勒本人说过,数学是能够证明他的论证的唯一东西——来表明,数学应该得到多大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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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5 16:23:10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沈慢 于 2014-6-26 15:47 编辑


    现在我要转到斯本格勒从对物理学的思考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

    他宣称:“单是大小、位置、过程、状态改变等词汇就已经描绘出了一些西方特有的意象,这些意象控制着科学事实的特性、被认知的方式,更不用说功、张力、作用量子、热量、或然性这些复杂的概念了,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都简要地包含着一个物理学的整体观念。”“实验,对经验的系统运用,是极为教条的;某种特定的自然观点已经被作为前提了。”“完整的、高度令人信服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情结在一种非常意味深长的意义上是依赖于发展过程,依赖于普遍的、民族的和私人的命运的。每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作为一个有个性的人总会赋予他的发现以自己特有的方向和色彩;每个假设,没有一种个人的味道都是不可能的;每个问题,恰巧落入这个而不是任何其他研究者之手,都意味着对于其学说的形态的诸多命运安排。对此有异议的人并不了解,在力学的各种绝对因素中隐藏着多少有条件的东西。”

    忽略几个模棱两可之处不计,斯本格勒的这些评论是完全正确的。他的错误仅仅在于,他把它们当成是新的了;它们的内容是每个对过去五十年的认识论工作有所了解的人都很熟悉的。

    但是当他从中得出结论说,物理学的抉择涉及的是“风格问题……物理学体系之存在,犹如悲剧和交响曲之存在。物理学中如绘画中一样存在着学派、传统、方法、惯例”,那么他就是在用不相干的东西制造拼盘。

    斯本格勒说:不存在现实。自然是文化的一种功能。各种文化是我们能接触到的唯一现实。我们最近一个阶段的怀疑主义必须是历史性的。但是为什么阿基米德时代的杠杆或者旧石器时代的楔片的作用与今天的完全一样呢?为什么连猴子都会使用杠杆或者石块,仿佛它懂得静力学和材料力学似的?为什么豹子能通过足迹推断出猎物的所在,仿佛它明白因果联系?如果人们不愿意假设有某种共同的文化把猴子、石器时代的人、阿基米德以及豹子联系在一起,那么能够假设的大概就只剩下一种位于主体之外的共同规则,即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具有扩展和细化的能力,它是认知的可能性,是真理、进步、上升的某种版本,简而言之,恰恰就是那种主观与客观认识要素的混合,将这两种认识要素区分开构成了认识论中最费力的分类工作,而斯本格勒为自己省掉了这份工作,因为它非常明显地会阻碍思想的自由驰骋。

    斯本格勒曾经强调,认知不仅仅是一种内容,而且还是一种活的行为。但是他严重忽略了的是:它也还是一种内容。标志和确定我们的思想状况的,恰恰是已经丰富到无法把握的内容,是不断膨胀的事实知识(包括道德事实),是经验在自然表面的四散流淌,是那种无限的东西,是由那些无法否认和忽略的东西构成的混乱。我们要么毁灭于此,要么就作为一种心灵更强大的人种克制它。因此,借助一种伪怀疑偷偷抽取掉事实所具有的事实分量,借此把这种巨大的危险和希望像变戏法,似的变没,这种做法在人的意义上是没有意义的。



    既然自然法则的很大一部分是空间测量的结果,那么,如果能在空间的本质上指明,空间不仅在每种文化中都被以不同的方式体验,而且在每种文化中都是不同的东西,这当然就是一个惊人的成就;而自然是文化的一种功能的这种说法,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连根拔掉了。

    斯本格勒的确要求:“存在一个保持不变的、包容着所有人的空间,对于这个空间人们有完全一致的理解——这样的一个幻象要被打破”,并且“独立于认知的特殊形式感的……广延性本身”要被证明为是“一个幻象”。

    他提醒人们注意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存在。从非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可以得出结论:存在着好几个空间概念,这些概念恰恰是通过这种几何学在其中有效而得以定义。让我们称之为数学空间。它们是通过传统欧几里德空间概念的某些特性的变化而得以产生的。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即尽管如此,它们也可以应用于物理的,亦即真实事实的计算式表达。但习惯上人们却如此区分:与其他数学符号完全一样,为描述而选择的空间最初只是为另一个空间,即普通现实这个空间里的进程搭建的概念之桥。让我们称之为经验—长度空间,因为它无非就是在度量这个占统治地位的角度下的经验空间,通过想象除了经验—长度空间以外,在某种意义上在经验—长度空间之前,还存在着被看到、触摸到和听到的从原始印象直到完全有意识的感受的各个阶段的空间,人们很容易让自己确信这一点。这些空间是完全非欧几里德的,例如平行线在视觉空间中相交、长度依赖于一段距离的相对位置、三维不是等值的,还会出现一些经常只是在与其他感觉领域的经验相遇之后才能被证明为假象的特殊假象。我的意图并不是继续阐释和表明,完整的经验空间是如何从中产生的,为什么这个空间被视为欧几里德的,以及深化了的数学—物理经验是借助何种判断能力来重新质疑它的。对我来说只要确定一点就够了,即这构成了大量认识论工作和心理工作的内容,其结果虽然还不意味着,但很可能预示着解决的方法。也就是说,斯本格勒不仅仅在存在着多个数学—物理空间这一点上是正确的,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存在着他所谓的“可变的直观形象的多数”,他的错误只在于,他把它当成了空间理论的新的基础。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把思考工作的起点当成了终点。如果他不把“实验心理学的愚蠢可笑的方法”视为一个配不上他的“中等头脑的狩猎场”,不把认识论工作视为“学术上无足轻重的小事”,那事情对他来说就没那么容易了。为了考察另一个方面,我要略过对时间以及“空间形成的秘密”所作的类似考察,因为在单个问题上始终只是同一个意象的重复。



    在此之前先作一个插入说明。

    到现在为止我们反复呼吁的是经验的管辖,有些人对此的回答是耸耸肩:经验哲学!也就是说,它只是许许多多哲学方向中的一种,在对真理的占有上并不特别具有优先权。斯本格勒会宽容地把对事实性的坚持作为西方的文明征候而轻蔑地弃之不用。但由精神斗士和心灵丰富者——据说从歌德直到最小的精神莫里茨和今天的“上帝与我同在”——组成的合唱团早已经一致直觉到:压根儿不存在比经验主义更可怜的东西。

    但是在作出回答之前,我要说,我认为仅仅因为其缺点就去嘲笑一部有重要性、有自己生命的作品——我认为斯本格勒的书也是一部这样的作品,然后把自己的小锅端到灶台上,急急忙忙地把自己的自命不凡煮进去,这是不应该的;当一个作者因为空间、时间和对重要性的意识都有限而这样做的时候,当然就更加肤浅了。因此我要强调指出,我并不是轻视斯本格勒,而是攻击他。我攻击的是他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方,他的肤浅之处。当我攻击斯本格勒的时候,我也在攻击他身处其中的、喜爱他的那个时代,因为他的错误也是那个时代的错误。但是时代是无法反驳的;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不可知论,而是因为没人有那么多时间来干这件事。除了严密监视并偶尔警告那些时代,人们也做不了别的。

    负责在斯本格勒身上执行这项监视任务的是经验,这种经验与从哲学史角度进行的区分没有丝毫关系。任何思想体系都不可以与经验或者由经验得出的正确结论相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种严肃的哲学都是经验的。因此,如何精确地去把握经验,如何在更为狭义的词语意义上去区分先验因素和经验因素,以及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能谈及经验,当然就包括了很多详细的还远未结束的讨论。但是这些讨论也可以被搁置一旁,出于如下原因:因为这里谈及的那种广泛的反感反正也不是针对理论工作——理论工作极少了解这种反感,而是针对某种确定的精神姿态,这种姿态受益于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自十八世纪以来日益统治着文明化的人类。对于科学来说要考虑进去的经验是那种在可确定的条件下每个人都能够掌握的经验——当然也有一些思想家宣称自己经验到了上帝。因此我要无不幸灾乐祸地补充说明,这是一种平凡庸常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经验思维当然会对精神有所束缚。精神被指向自下而上的结构,指向那些更为可靠的、可理解的、磨去棱角的东西——伟大的理论思想相对来说很少见,因此它在获得精确性的同时也很容易带有某种市侩气;总是先抓取低等事物而不是高等事物——因为后者并不经常成功,这变成了唯一的姿态。它本身含有某种哲学上的迟钝——在它未能成为更高等的精神美德的地方;人们把经验的碎片粘合在一起,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从中产生出一个体系,但这却是无法证明的。如果人们一再只是把经验与其他经验组合在一起进行分类,那么人们就是在原地转圈儿并满足于此。这样做的时候,即使形而上学需求的满足完全不需要像人们通常设想的那样处于毫无希望的状态——乃至人们要经常满足于表象,也不能否认,为了追溯而做的追溯经常是非本质的,并且会产生一些可以说只有依据行话才正确的解释。于是这就成了反对狭隘科学精神、反对唯理智论、反对理性主义的战斗大阅兵。但是每种精神类型当然都有自己的讽刺画追随队伍,而其反面的讽刺画追随队伍则要大得不知多少倍。如果人们在经验主义者身上只看到被上帝驱赶到地狱里的卢西弗,那么人们不应忘记,什么是支持他的主要论据:所有哲学天使的力不从心。为了向一位更高存在者表示敬意,我拿斯本格勒作例子来尽我所能展示这样一个处于部分地被拔掉了羽毛状态的天使。



    认识论角度的异议当然只有在一个前提下才有效,即要有所认识。但是始终能够有所认识吗?当我们阅读爱默生、梅特林克和诺瓦利斯——我把尼采也包括进去,并且为了举出一个当代的例子,而要提到鲁道夫•卡斯纳——的时候,我们会经验到极为强烈的精神运动:但是我们还不能把这称为认识。因为没有聚拢出任何单义明确的东西,印象由于无法进行压缩简化而导致失败,它们是对某种东西所做的智性改写,这种东西人们以人之常情的方式获得,但是只有通过智性的改写才能重新表达出来。

    原因在于,在这个兴趣范围内的意象都不具有任何牢固的含义,它们多多少少都是个体的体验,只有在回忆类似的东西时,人们才能理解这些体验。它们必须分别被重新体验,而且永远只是部分地重新体验,但无法被一劳永逸地理解。那些不具有牢固的感官可感性基础或者纯粹理性基础,只是以情感或难以重复的印象为基础的意象总是这样的。所有对现实生活的表达当然都属于这类意象,两个人之间的每次商谈、每次劝说、每个决定、每种关系都——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基于无法预料的因素。如果人们在这样的语境中把握这样的意象和事实,就像随笔所做的那样,去把握“意见”、把握“个人的”信念,那么就会产生一些复杂的形成物,这些形成物当然像堆得很高的原子堆一样容易倒塌。

    一进入这个领域,逻辑的方法就被证明为是失效的。一个思想在这个序列里的位置越高,理智所占的份额相对于经验来说就越减少。因此我过去曾经把这个领域称为非理性领域,但是这个领域当然只是在刚才所讲的意义上才成立。取代僵化的概念而出现的是具有推动力的意象,取代等式的是类比,取代真理的是极大可能性,最根本的结构不再是体系化的,而是创造性的。这个领域包括了各个不同的等级阶段:从近乎科学的东西直到猜想和臆断,或者如当今有些诗人所写的那些仅仅提供启发和建议的论文。与此相应地,它们的内容时而聚拢为近乎单义明确的东西,时而发散为完全的相互矛盾,并因而只创造出一些思想布局和散乱的激动。

    谁如果受训于这样的文章,就会知道,通过整理、分析、对比,简单说就是通过思考,可以从这些文章中粹取出多少东西,尽管它们最细腻的内容会在这个过程中丧失掉;同时他也会知道,在这些文章中,除了那些单纯表达所需的理所当然的理性之外还隐藏着多少理性。如果当今非理性领域中的成绩与科学的纯粹理性的成绩之间的不对称没有被丈量错,那么我要说,理智在所谓的被剥夺了全部舒适的时候,会越发具有活力,在一切皆流动的地方,理智越发需要清楚地区分和把握。将精神置于理智的对立面是一个非常有害的误解;与人有关的根本问题只会被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书写弄得更加困惑,唯一可能的渴望——在这种渴望中,人们不会在得到很多东西的同时也失去同样多的东西——是超理性主义。

    对于这些基础性问题的澄清,人们所做的事情非常少。研究某个领域的方法论问题对于哲学家来说是不合适的,因为该领域中的事实是由经历组成的,大多数哲学家不熟悉这些经历的必需的丰富多样性。据我所知也根本不曾有过任何人尝试对类比和非理性事物的逻辑进行研究。“有科学经验和生活经验”,斯本格勒说,“体验和认知之间存在着一种甚少得到重视的区别。”“对比可能是历史思维的幸运……其技术必须是在一个全面的观念的影响之下得以训练形成,也就是说,成为一种无可选择的必然性,一种逻辑的熟练。”我很钦佩这种意图把整个世界历史塞进新的思维形式中去的热情决心。至于它未能取得成功,这不仅只是斯本格勒的错,原因还在于缺少任何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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