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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的伤风败俗和病态
出于某种外在目的而去整理那些对于聪明人来说早已熟知的思想,不可否认这有些无聊。但是也许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一个人自认为足够熟知到无需再经常进行公开谈论的程度。在柏林,福楼拜是被禁止的。这种禁止与法律相悖,因为法律说:如果对性刺激的描绘是与某种艺术目的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描绘就是被允许的。关于这一点,阿尔弗雷德•凯尔已经用寥寥数语做了不容辩驳的说明。但是卡琳•米夏莉的一场关于女性危险年龄的报告在美因茨河畔的法兰克福也遭到了禁止;在慕尼黑,只有对单一性别的听众——要么男性要么女性——才允许做这个报告。人们设想官方和德国民众的意见能在下列情况下取得和谐一致:
商人或者出资人去展出一些日本木刻家的作品,在那些作品中,好几对男女像藤蔓一样繁复地纠结缠绕在一起,肢体像触须一样在地板上摸索,或者像螺旋开塞钻一样在事后那无法言喻的空虚中重新弯向自身,眼睛像颤动的、涡旋的气泡一样悬在毫无生气的胸部上。或者艺术家去表现这样一个(说到底其实只是很市民气的)过程:一个法国人,比如费利西安•罗普斯,在书信中如痴如醉地谈论着对神圣山丘的亲吻——姑且认为是由于男人那垂涎欲滴地弯着的腰和女人那宽泛的、不确定地搜寻着的漫不经心。或者作家去描写一个人如何一边盯着母亲颤抖着的双手一边撒谎、撒谎、不停地撒谎,乃至那双手越来越疲惫、颤抖得越来越厉害,随便一些完全不真实的、胡编乱造的、单纯为了刺痛她而说的话。或者去描写:一个亲近的人赤裸裸地躺在手术台上,已经被刀子割开了。感觉就像在一场不幸事件中抓住一个女人,如同抓住一个物体,然后脱光她的衣服;带着迅速做出决定时的那种缩小了的意识视野。感觉就像踏入从未到过的领域时的那种不可思议。但是有一个人在说话——实事求是地、简短地、从医学角度地——一个指挥者、一位先生,有某种东西一动不动地摆在那里,一个伤口,半是陌生的,鲜花一样的,半是血淋淋而黏稠的,张开着,在侧面紧绷着的苍白皮肤中央,像一张嘴……一种自动的联想……亲吻,将嘴唇那毫无防备的皮肤压在上面。为什么?谁知道?一种外在的相似性,一种悲伤?……片刻的恐惧,然后重新又是命令的语言和迅速的动作。然后突然是自己生命的闪电般迅速的、未曾预料过的中断,已经不确定地潜伏了很久,直到这个偶然的虚弱瞬间:命令、动作,甚至在内心里,还是独自呆着,那些白痴般的线.条、轨道,将灵魂空洞地围绕着那最肥大的、最可信赖的东西揉成一团。这是一种障碍(或许被感觉为对教授以及同事们那种紧张的冷静态度的抵触,或许是内心深处那种在黑暗中柔软地撞上了自身的东西受到了惊吓),一种飘散;一团被打开的东西伸展开的叶片:我缓慢地、摇摇摆摆地飘动;遥远的、苍白的擦身而过,一贯被压制、偶尔有时被挑起了一半的进程,那些激动的部分,从未被完成过,但尽管如此仍然是分性别的,在此时此地仍然是不被允许的,仍然是普罗米修斯般的,这些过程第一次能被感觉到。它们——有时候,有一度恰恰是通过科学的犀利、平静、四平八稳的语言被强调出来——变得明明白白,变得残酷,被召唤着去为自己的存在而斗争,带着敌意,并且已经充满了痛苦,那些痛苦将会在不密不疏的与之共存中温柔地将之扼死。一个作家会执意坚持:即便是一位母亲,一个姐妹,在她赤裸着的时候,也是一个赤裸的女人,并且对于意识来说,也许恰恰是在用最粗俗的方式将这一点展现出来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说,在虚构被执行得更好的时候。
封•雅格夫先生只是在一个很容易看穿的例子中(这个例子围绕着一些其完成不会对任何人构成指责的情节展开)忽略了与描写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艺术目的,这个目的没有被富有教育意义地附加上去,而是存在于能够赋予价值的人性中,而这人性稀疏地、颤抖地围绕着言说方式回荡。但在有些情况中,尽管所描写的东西具有极大的人性价值,并且描写也极富艺术性,尽管获得了那种它们当之无愧的极大认可,但人们却不承认它们具有为自己辩护所需要的足够的艺术目的,或者认为其艺术目的位于另一种目的之后;这是一些被排除在艺术描写之外的情况,这方面的纲领在今天不仅仅是由警察长或者检察官,而且也是由那些有艺术追求的杂志所构建。我已经简单列举了一些这样的情况,关于它们,我要说:有一些东西是人们在德国这个文化共同体中不予谈论的。对这个事实感到羞耻与愤怒的不只我一个人,我要表明一种反对它的观点,即艺术不仅可以表现,而且也是以喜爱那些不道德的和粗俗的东西。
我这样说的前提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不道德的、粗俗的和病态的东西的存在是完全正当的——一个理性的人不会从总体上否认这一点。那么,对于我在前面提出的论断,就只有三种可能性:要么伤风败俗和病态的东西经过艺术家表现之后已经完全不再是它们自身,要么人们必须假定(除了那些仅仅是为了达到某种反差效果、为了被指控或诸如此类目的而进行描绘的情况,即那些仅仅只为描写伤风败俗和病态东西的情况),艺术家对它们的爱不同于人们平素对于现实严肃性的要求(即为了杜绝任何与艺术家的玩笑打趣和感情洋溢出现侮辱性的混淆——这是一种艺术严肃性),要么伤风败俗和病态的东西本身在生活中就有其好的一面。
这三种断言都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
艺术完全可以选择伤风败俗和病态的东西作为起点,但是为此目的而被表现的东西——不是表现本身,而是那些被表现的伤风败俗的和病态的东西——却已经既非伤风败俗,亦非病态了。抛开教堂法衣室里关于艺术家之使命的喋喋不休,这是一个公理,这个公理是从对艺术作品之所以成为艺术作品的特殊功能的冷静观察中推导出来的。因为人们并不通过这些功能来满足除了艺术欲望以外的其他欲望;人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满足那些欲望,那样要简单得多,不必作转弯抹角的努力,而且也只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才能带着足够的享受来满足那些欲望。感受到对于表现的需求,这意味着对于直接满足这些欲望并不抱有急切的需求——即便是真实生活中的欲望激发了表现的需求。它意味着去表现某种东西:去表现它与千百种其他事物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不可能以别的方式客观地去表现,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把某种东西变得能够被理解和感受……正如科学的理解也只能通过对比和联系才能产生,正如任何人类理解之产生一样。即便那千百种其他事物同样也是伤风败俗的或者病态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却不是伤风败俗的和病态的,而对这些关系的探寻就更加不是。
这与科学的情况没什么不同;在科学书籍里,人们总是能找到一切:无害的解剖学的伤风败俗和性欲反常,那些东西的内在图像很难用一颗健康心灵的元素重构;人们不允许自己被那些掩饰性的虚假态度,如同情、社会责任或者医务工作者的(挤眉弄眼的)救世主面具所欺骗,对过程的兴趣是一种直接的兴趣,它寻求的是认识。艺术也寻求认识;它通过与正直的和健康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来描绘伤风败俗的和病态的东西,这无非意味着:它扩展了对于正直的和健康的事物的认识。
艺术家所获得的感觉,某种被禁忌的东西,某种不确定的感受,某种情感,某种意志冲动,在他内心被分解,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脱离了惯常而僵化的语境,突然获得了与其他一些经常是完全不同的对象之间的意想不到的关系——而那些对象也在无意间被顺带着分解了。新道路就这样被开辟,一些关联被突破,意识钻探出自己的通道。其结果是对于所要表现的过程的一种通常只是不精确的想象,但周围却环绕着一种心灵相似性的模糊声响,一系列情感、意志和思想关联的一种缓慢运动。这是真实发生的东西,一个病态的、丑陋的、不可理解的或者仅仅从习俗角度被蔑视的过程在艺术家的头脑中就呈现为这个样子。在那些能够理解它的人的头脑中,它也必定呈现为这个样子,即:被编织进一个关系链条中,被一种运动所抓取,这个运动抓住它、携卷着它,消除了它的重量所产生的压力。整个这一切是被表现的对象,而艺术的净化、自动消除肉欲的作用也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其他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宫廷演员彬彬有礼地弹奏出的美德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像一滴鲜血一样凝聚成一团的东西,在艺术中被拆散、分解,再重新编织,被神圣化和人性化。若想理解作品的这种区别,只需找来某个病态之人的作品看看就可以了。
当然,艺术不是概念化地,而是诉诸感性地去表现,它不表现普遍的东西,而是表现个别事件,在这些个别事件的复杂声音中隐隐约约地夹杂着普遍性的声音。在同一个事例中,医务工作者感兴趣的是普遍有效的因果关联,而艺术家感兴趣的则是个体的感情关联;科学家感兴趣的是现实事物的总体模式,而艺术家感兴趣的则是去扩展那些还仅仅是内在的可能的事物的规模,所以艺术不是一种关于法则的知识,而是另一种知识。它不是全面地去表现它所描绘的人、情感波动和事件,而是片面地表现它们。因此,作为一个艺术家去热爱某种东西,就意味着被感动,不是被这种东西的价值或者无价值而是被它的某一个突然展开的侧面所感动。艺术展现那些还很少有人看见的东西,这是它的价值所在。它是征服性的,而不是安抚性的。
艺术在那些让其他人感到恐惧的事件中也能看到有价值的方面和关联。在艺术和公众观点的大多数冲突中,这些价值都未被认识到,但典型的情况却是,单单去认识它们的尝试就已经因为人们对产生这些价值的环境状况心怀恐惧而遭到了拒绝。人们教导艺术家:在一个健康人的内心里,他所分析的那种印象不是由可分的组成部分构成的,而是彻头彻尾地令人恶心。针对这种情况,只有一样东西永远要好过简单地回想那些始终陪伴着太阳在地球上东升西落的显而易见性,那就是:从这些矛盾的最深层的根基上开始战斗,捍卫这样一种理论:即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无论颓废还是健康都如此忧虑重重的时代,人们试图为心灵的健康和病态、道德与非道德分界限的尝试是过于粗线条和几何式的,仿佛是要划出一条人们必须确认和尊重的线(每一个行为都必定要么在线的这一侧要么在线的那一侧),而不是去承认: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心灵之毒,只存在由各种混合的心灵组成部分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功能性比重过大所产生的毒害作用——如果那些受到喜爱的部分过量,也同样会让人难受和生病,并不比相仿的情况更好;每一个行为,每一种感情,每一个意志,每一种兴趣方向——或者不管人们如何列举那些他们为了对诗人以及他的灵魂低劣的人物进行怀疑而习惯提及的东西——本身都既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病态的;在每一颗健康的心灵里都有一些与病态心灵相同的地方;对于抉择来说,重要的只是整体,只是那些在今天被区分为病态和健康的细节之间的数量、面积、重量、张力、价值关系或者其他更加复杂的关系,这些细节不可能永远具有相同的意义,而是根据它们在某个特定心灵的某种特定情况下所产生的结果而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
事实上,没有什么反常和不道德含有某种所谓的“相应的”健康和道德。前提是,构成这种反常和不道德的所有组成部分相应地也存在于健康的、适于共同生活的心灵中。这个前提是正确的,不难对任何诗人证明它,不管人们给他举出哪些例子。这种反常都能够被描写。它可以通过用正常事物去组合的方式而被描写,因为否则人们就无法理解这种描写。如果以这种组合活动为基础的是描写的去肉欲化,那么以其可能性为基础的就是模特的人性化。但是如果这种组合活动除此之外还能够在关键性的地方包含富有价值的组成部分,那么它就产生了价值。这是这种组合理论——它使对不道德和反常事物的理解和艺术热爱也成为可能——的关键。
这种组合理论针对的是一个智性化了的、如化学家所说的“浓缩了的”映像。但是这个映像在生活中也可以有一个精确的原始图像。尽管不应否认,的确存在病态和不道德的东西,但必须考虑到,人们有必要重新确定其分界。举个例子:人们必须承认,一个强奸杀人犯有可能是病态的,也有可能是健康但不道德的,同时也有可能是健康而且道德的:人们对于杀人犯的确是这么做的。
一旦通过那些不回避这些内容的艺术产生了价值,那么激烈地加以反对就是不应该的和怯懦的。如果没有特定价值的诱惑,人们不会涉足这个领域,但是那种无论如何都要保持健康的德国艺术的天真立场却是狭隘的。危险毋庸否认。有一些不彻底的欲望,人们不敢在生活中实现它们,却试图在艺术中尝试它们,可能会有一些人出于这个目的而把生活当做艺术来使用。但是他们要么必须承受那种能量转变的效果(如此一来,人们是否病态就已经完全没有区别了),要么其实根本谈不上艺术。尽管如此,这一切还不足以避免全部副作用,人们在出版物中可能的确只乐意接受原材料,与科学相比,艺术的作用可能的确更多地诉诸较为灵活和不受约束的内心世界,因此也更加危险。但所有这些都只是困难,而不是反对的理由。即便是科学也有一些仿佛心灵上的掉队行劫士兵一样的追随者,但尽管如此,当科学像今天这样进一步渗透进民众中——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却不会禁止它。人们如此对待科学,也就应该如此对待艺术:为了达到主要目标而容忍那些不愿意看到的副作用,并通过提高主要目标的美妙性而使那些副作用失效。因为人们应该向前改革而不是向后,社会疾病和革命是被保守的愚蠢所阻滞了的进化。
若想理解艺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必须学会换一种方式思考。人们可以把随便某种共同目标定义为道德,但却应该在更大的尺度上允许岔路。并且应该本着强烈的进步意愿——为了不至于在遇到路上的每个小坑洼的时候都承受危险,都扑通一声摔进去——而去支持岔路上的运动。
(一九一一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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