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人行

卫康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杜甫《丽人行》

如果我能超越我年龄的限制，好好组织我的语言，我一定会对那时还打扮时髦留着卷发按时来接我的妈妈说：“请不要把我继续留在幼儿园了，我觉得自己在家里呆着挺好。”

但我说不出来这些，我只能在妈妈来接我的时候往上挤挤鼻子，做出不高兴的样貌，妈妈刮着我的鼻子：“做鬼脸啊”，牵着我的手往回走。妈妈的手有消毒水的味道，她经营镇上的诊所，是女强人，我满意地舔着三毛钱的桃形奶油雪糕，跟着她往家走。家里好极了，爸爸的房间里有很多画册，我把它们搬下来，翻来覆去的看，幼儿独有的短暂记忆力真是幸福的源泉啊。幼儿园只让我迷惑，那是一个提倡把手背在身后的地方，大家张大嘴巴，有些人流出口水，跟着老师唱着没意思的儿歌，震耳欲聋声里我连自己的耳朵都找不到了。教的常识也没意思极了，说过马路要先看红绿灯，看见警察叔叔要敬礼问好，首先，小镇上并没有红绿灯，虽然它看起来并不昂贵；其次，我也没看见过带白手套的警察叔叔，这个问题我请教妈妈，她说派出所里那些总是光着膀子抽烟打牌的人就是警察叔叔，真是难以置信，课本居然公然说谎！

我们幼儿班上的一个男生，上课的时候忽然大哭起来，老师来了他话也讲不出来，抽抽噎噎的，真是丢人，我们急得满头大汗，也没注意到其它的不对，忽然一个女孩叫起来：“呀，好臭呀老师”，老师赶紧把男生厚厚的裤带一掀，一股带着湿气的恶臭冒了出来，老是挂着青鼻涕的同桌胖子，哇啊啊地鬼叫着搂着我的脖子夸张地退到了后排，他的手臂和猪蹄一样肥大，弄得我透不过气来。
“恶心！拉大便裤！”
“老师，他拉大便裤了。”
我惆怅地一个人站在教室后门透气，完全不想理会闹哄哄的教室，我出神地望着校门口的铁门和看门大叔，穿过他们可不容易，即便出去了，回家那十五分钟的路程也令人胆战心惊——这世界真是对我充满恶意，否则从何解释我至今也没有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
我眼角的余光看见老师把已经洗过屁股的男生留在操场的边缘，那是最靠近教室的有阳光的地方，他的裤子卷着褪到膝盖下面，像翻开的动物的胃，因为气温还不是太高，不能把它完全脱掉，他昂起头，身嘶力竭地哭着，一动也不敢动，热气从嘴里团团冒出来，小鸡鸡冻得缩起来，像坏掉的萝卜子儿。
真是疯了，我觉得我一秒钟也呆不下去了。

我怀着这种悲愤从幼儿园升到了小学一年级，因为我的抵触情绪，我的成绩一直平平。令人悲伤的是，幼儿园和小学只有一墙之隔，我没有获得什么喘息的机会。一年级的我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女孩儿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统统长得高大了，体格也迅速健壮，她们也一起背叛了被其它男生的体格抛弃的我，可怜的我不会知道最高的游戏规则——因为我从小显示出对识字的兴趣（天哪我要是知道会导致这种后果我一定一个字都不学），妈妈决定让我提早入学，班级的同学普遍都比我大两岁，严格意义上，我们已经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了，我们这一代的人正试图尝试更优雅的生活方式。

满目望去，都是女孩们裙子下粗壮的，穿着难看白色长筒袜的腿，犹如象群出林。后排已经被五大三粗的男生占据了，我被分配在第一排，同桌是一个女生。倒不是我和她一样高，而是后排已经是更高的女生。多么令人难堪的分配！我反感女生，反感她们花剌剌的头饰，毛糟糟的粗辫子，缺了牙还是要大笑的嘴。
我不知道和我同桌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因为我很快就不再见到她了，我记得的是她第一次坐到我身边时，我就非常激动地拿彩笔画了一道“三八线”，并且拍了一下桌子，以示对她的下马威，我是本着保护公物的观念的，我想要是我当时的“三八线”是用刀子“胡斯”一声划下的，结局也许大大不同。
她从鼻子里粗鲁地哼出了一口气，然后背过身去，肘子架在桌上。我看到她裙肩上的花绽开了线摇摇欲坠，多么粗壮的女生。
没事的时候我就坐在桌前玩弄我的笔盒和铅笔，全然不听课，老师为了叫我好好听课讽刺过几次我的铅笔盒，但我全然不在意。那是我的叔叔从上海给我带回来的透明磨砂铅笔盒，造型是优雅的椭圆形，有弹性的卡扣合上的“咔”一声多么令人心醉，里面躺着一并从百货商店来的原木铅笔，它们在一片方形的铁铅笔盒和土气的铅笔当中鹤立鸡群。
麻烦的事情还是来了，老师要求我们拿着小纸片写或者画出你对同桌的印象，我假装没有看见她递过来的纸片，假装没有看见上面歪歪扭扭的字和拼音，但是她一而再再而三的伸递过来，直至伸至我的鼻子下面时，我操起她的铅笔盒摔到了地上。
很快我也听到了我的磨砂笔盒盖跌落到地下并且碎开的声音，我向她揪过去，她把我当胸推了一把，我站立不住往后跌去，从凳腿间看见我散落在地上的原木铅笔。
“我的铅笔！”她巨大力量带给我的恐惧让我只能这样喊叫。
她俯身拾起铅笔，一支支把它们从中间折成两截，然后把它们一一丢在桌面上。
“你的破铅笔”，她拾起自己的笔盒，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前。
铃声刺耳，“为革命保护视力”的广播响起，老师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周围同学散回到座位上。我觉得我该做点什么，但又不知道怎么做，我做出探天应穴的姿势把自己的脸捂住，眼泪从我的脸上滑下来，我为我的铅笔和笔盒伤心。
老师的脚步在环绕教室之后在我们面前放缓，停下。桌上响起她手指敲击的声音。
“怎么搞的？弄得乱起八糟，笔也弄断了”她不耐烦的声音在广播声下很清楚，我抹了一下眼泪，怔怔看着她，准备申诉点什么，至少让她明白我的铅笔是珍贵的。
“你真是的，一个男孩子干嘛和女孩子争得起来，还把人笔给搞断了，还哭呢，有脸哭吗？”
我不知道该感谢她还是怨恨她。
“我要告诉你妈妈，我昨天还去她那开药。”
“老师不要了，他不是故意的，我也有错。”
我跟老师的目光对视一下马上离开，她的眉毛拧成倒八，盯着我们，缓缓走开。
事情就这么了结了吗？我不敢相信，但似乎是这样的，就像铅笔盒盖“咔”的那一声，不容置疑。她们刚才的对话多么流利，我甚至说不出一个字，难道我还能让局势逆转吗，去老师的办公室告诉她一切？可是我连办公室的门都害怕迈进。
无可挽回的心情攫住了我，我抚摸着残破的笔盒的铅笔的断肢，咬着牙默默地哭。
铃声响了，她用肘触了我一下，我毫无反应，然后几支热乎乎的铅笔推了过来
“对不起了啦，你把我铅笔也拗断吧。”
我本来可以推回去，事情就此了结，我就不用想办法不去上学，但就我而言，不去上学是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举动又是有益的，可我怎能想到呢？无常人生啊，人生无常。
我悲愤地操起一支铅笔，期待它在我手上变成碎片，但它对我两端用力不闻不问，纹丝不动。
我把它向桌沿砸去，希望它应声而断，但只换来它身上一个浅浅的痕迹。
我应该还想到第三种方法的，但我毕竟还知道适可而止的道理，我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我把脸用力埋进桌面里。

我宣称自己很难受，没法去上课，至于怎么难受，我也没法说明白。
妈妈着急地围在我身边，摸摸额头，又看看舌头，还拿出体温计量体温，一切正常。
“宝贝，是不是骗妈妈，吓妈妈”，妈妈做出佯装要怪我的样子。
“我难受”我又重复了一次。
“他不会是怕去上课吧。”爸爸这个时候倒是更像个医生。
“你懂什么？小孩子身体多弱呀，你是不是又带他乱买东西吃，你们男人最不讲卫生。”
“我们不去上课，上什么课，不难受了吧”爸爸朝我挤眉弄眼，想证明他是正确的。
“我难受”我不理爸爸。
“你还乱讲，小孩都被你带坏了，上次你儿子说难受，你就在外面打牌，也不回来看一下，我回来看他都快晕过去，想起来我就要和你拼命。”妈妈又一次说起这件事。
“挺早的，我去看看街上有没有新鲜的鱼买。”

家里自由极了，我贴肉躺在竹凉席上，妈妈上班去了，爸爸在书房里写字，我掏出床头柜里一大包玻璃珠，这是多大一笔财富！拿到它起我的生活就被狂喜笼罩，学校里的人玩弹珠，身上能揣三五个就多得很啦，我现在有了这么多，保管他们吃一大惊，这还得感谢我的四舅舅，他家的跳棋坏了，把剩余的玻璃珠都给了我，四舅舅也顺利取代了二叔成为我心中的第一位。
揣着这么一大包玻璃珠在家里呆着太没意思了，我握着它，像国王巡视土地一样在巷子里踢着步子，洋洋得意地走着：一二一，一二一
国王的马队停了下来，他发现故道上多了一个新的景象，附近一个闲置已久水泥楼胚有了动工的迹象，一条运材料的木竹阶梯从地面直通到二楼。
国王决定去看看这位新的邻居，他带着仪仗队气宇轩昂地走到阶梯前，国王发现梯上站着一位女孩儿，正看着自己。
不同的女孩！区别于学校里的。我想起了镇上有一些外地来务工的人，在孩子上小学之前，是不把他们放到幼儿园去的，她的年龄和个子应当都比我小，还不到小学的年龄吧，我觉得这个女孩没有学校里的蠢样，她光着腿，没有穿长筒袜，小腿笔直，眼睛明亮，两个辫子被心狠手辣地紧紧扎起来，朝着天空。
她指了指我，我才注意到她的手上也拿着一小袋儿玻璃珠。原来她也玩这个，我为我们之间有了些共同点而高兴。我把手上的玻璃珠也举了起来。
“一起玩会吧。”她说。
我想这才是生活，自由自在，不让我感觉难堪。
大概二十分钟吧，或者二十五分钟，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我手上一颗玻璃珠都没有了，她是如此凶猛的赢家，自然，规则也和我之前为玩的有些不同，是由她宣布的，我不是听得很明白，但她斩钉截铁的口气让我无法质疑。输掉最后一个玻璃球之后，我觉得自己确实有点难受了，和早上我和妈妈说时我自己想象的很相似，头晕，还有些乏力，我慢慢站起来，往家的方向走，忘了说声再见。
“你家里还有是吗，我等你去拿吧”
我不知道我回答了没有，或许有，或许没有。
“我在这里等你哦，你要回来”
我拐进家里的小院，我是多么幸运啊，我想，我在不到七岁的时候就体会了那些赌徒去拉斯维加斯、摩洛哥或者随便什么赌场输掉身家的感觉，而没有付出什么了不起的代价。
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在外面等我，难受，我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下蹲下来，把拳头塞进嘴巴里，尽量不让自己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