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元年

韩松落

青春元年

文：韩松落

        将近三十，回过头看，记得最清楚的，念念不忘的，反倒是那些我没得到的东西，没做成的事情，或者在不应该的时候失掉的人和事。例如，五岁的时候，妈妈送我去考小学，老师笑吟吟地在黑板上出了十道数学题给我做，唯一没做出来的一道，至今我也记着，是13+7等于多少。尽管后来还是考上了小学，但我把这事记了许多年，始终耿耿于怀，恨不能乘个时光机器回到1980年的新疆策勒二小，在黑板上填个“20”上去。
        还比如，小学二年纪，有一天，爸爸似乎心情特别好，一定要带我去书店买书，而且一定要买一套《三国演义》的连环画给我，而我偏偏就要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西游记》，爸爸最后是买给我了，但是非常不痛快，一个下午不和我说话。因为得到的不痛快，所以我也一直记着，那套连环画是三块四毛三，而《西游记》是三块四毛二，我坚持要，却没有便宜多少，所以更心虚了，一记就是二十二年，现在又为自己的一直记着，多了些不好意思，更会一直记下去了。
       没有得到的东西，还多着。那时候家里的环境还算好，家里订着许多杂志，《大众电影》、《当代》、《青年一代》、《八小时之外》、《生活与健康》等等，属于我的杂志，有一本《看图说话》，后来是《好儿童》。但是，我就非常想要一本专门刊登儿童文学的《巨人》杂志，妈妈嫌贵，始终没有订给我，我不得不到隔壁同学家去看，又不能拿走，必须当场看完，所以耿耿于怀地一直记着那杂志的价钱，当时是八毛三分钱一本，而当时的鸡蛋是两分钱一个，我用今天鸡蛋的价格换算了一下，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二十块钱，的确是不便宜。没得到的，就记着，也真是有点贪。
        《看图说话》至今我也记得，非常沉厚美丽的一本书，里面的图片非常疏朗，文字也淡淡的，大大的宋体字，一撇一捺都有种特别的韵味。有一期的封面，是两个女孩子，裹着红头巾，站在在一棵长满手掌形的红叶子的树下，往篮子里装红叶子。采红叶子做什么？二十多年后我也不知道，但我活多久，就有多久忘不掉。
        妈妈一点不担心我们会学坏，家里的杂志都放开给我们看，那时候闹小说荒，《当代》上的小说，无论长短，过不几天就会给改成电影，我记得的有丛珊演的一个《恋爱季节》，是拿《春夜，那双凝视的眼睛》改的，电影里她穿着白色的高领毛衣，从长满古树的林荫道上走过去，背后配着钢琴曲，典型的八十年代那种沉着的浪漫。因为先看过小说了，我们全家都非常得意，一定要告诉别人，那电影是什么小说改的。《青年一代》是上海的杂志，非常骄傲，经常登些“上海滩黑帮”、“今日霞飞路”一类的怀旧文章，王安忆《长恨歌》的故事，在那时候就被人写出来过，题目好似叫“上海小姐之死”什么的，有时候，也触目惊心地登着《姑娘！你要警惕》一类的案例，后面还有读者来信，有一期，有热心的读者建议说，现在电影里人倒下的场面实在太难看，尤其是革命者，僵硬地倒下去成什么样子，他建议了一个姿势，并且绘了图，详细地描绘了倒下时应该先放哪只胳膊，然后另一只胳膊放在身体的哪一侧。大概因为是在一种“复苏狂欢”般的气氛里，所以，那里面有一种大事小事“人人有份”的真诚态度，如今想起来，就像在头脑的黑暗荒野里打着雪亮的探照灯扫了一扫，一霎那光芒里，什么都比现在鲜活，争着吵着要涌到那光线里，声音扰嚷，却不敢说是心酸。
        每个月《大众电影》来的那天，等于是小型的节日，大家都隐隐地有种欢喜，因为有《大众电影》可以看，全家通通看过后，妈妈就收回去，临睡觉前再细细看一遍。妈妈这临睡前看《大众电影》的习惯，我一直觉得有种难言的优雅和自信在里面，但是学也学不来。后来我们流离失所，频频搬家，住在内地的乡下，经常要和村妇吵架，再也看不起电影，环境很差了，妈妈也用一只大木箱子把以前的杂志统统装着，花了运费运到一万里外的新家来，而且，又开始省吃俭用地订着《大众电影》和《当代》，有人要借，她也非常舍不得的样子，偶然丢失了一期，她就非常不开心。这里面依然有种优雅和镇定，我能体会，说不出来，也学不来。
        1999年妈妈去世，留给我们一大箱子《当代》和《大众电影》。
        2004年，我接到《大众电影》的约稿，开始给他们写稿子，对我来讲，这是荣誉。妈妈要知道，不知多高兴。
        后来“法制文学”泛滥成灾的时候，我已经上了初中，同学手里到处都是那种卖两块五一本的杂志，封面都是一式的粗陋花哨的图，里面鱼龙混杂，什么都登。但是，毫无疑问，我被这杂志迷住了，那里面那些谋杀故事、民间恐怖传说，那种浓郁、阴郁、黑色、疯狂的气氛，即便是和后来我听到的尼克·凯夫的《谋杀歌谣》相比，也毫不逊色。我至今也在地摊上搜罗着这些旧杂志，又怕脏，戴着乳胶手套看。
        爸爸也借这些杂志，又在图书馆办了一个证，借些欧文·华莱士、谢尔顿的书回来，他把这些书偷偷藏在柜子顶上，我装做不知道，等他一走了，就拿下来看。
       然后，是八八年，八九年，张蔷到澳大利亚去留学了，《八七狂热》满街都是，西北风开始流行，《玫瑰梦》给禁掉了。有一天夜里，刚满十三岁的夜里，我突然被自己的悸动惊醒，梦境还有点残留，身体的潮湿也还温热，我没有害怕，我看过杂志，我知道那是什么。我知道青春甜蜜地、诗意无从压制地呼啸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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