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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作家的悲哀
任知
如今“作家”、“诗人”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听起人说就感觉怪怪的,它好象是个侮辱人的词。书商们将“作家”包装成“美女”、“妓女”、“美男”等,这些标签打上去,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那些没意识的读者趋之若鹜,一本本“无耻”的书在畅销。
最近几年又出来不少“少年”作家,这些“毛嫩”的孩子,写东西还没上轨道,却养成了“明星”的做派。他们面对媒体游刃有余,一副精于世故的样子,我惊叹于他们的成熟,同时不免担心。他们似乎习惯与媒体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比如:当有人说她是美女作家,她则否认,如果她上网,又被说成网络美女作家,她则否认网络与自己的关系,即使网络对她的成名起了作用,她也会露出对网络不屑的表情,反而摆出自己要做实力作者的姿态,这些年轻人,过早地学会了做秀,同时学会掩盖自己的无知。
韩寒是少年作家中最早成名的,看《三重门》还觉得他是块写东西的“料”,最近看他的《毒》一点感觉没有,这本完全是对以前作品的复制和整合。前两年有个北京小朋克出了一本“青春残酷”小说,其中写的是自己与诗人和摇滚人的鸡零狗碎,那个小女孩对身体的放纵和盲目的“无力”成为许多年轻人模仿的“偶像”,很多她的FANS羡慕她不择手段出名,她今年还上了美国《时代周刊》,把她搞成中国青年反叛的代表,真不知这世道怎么了?最近比较“火”的郭敬明,他的《幻城》被指称抄袭了日本漫画的构思,《梦里花落知多少》则被一个北京作者指称抄袭她的《圈里圈外》,报纸和网络对郭非常争议,一些少女对郭则依然崇拜,她们认为那北京作者是嫉妒郭的名气,想借机炒作,郭即使抄袭也是“天才”,何况抄的那么好,还有的说无论郭是否抄袭,她们始终支持他。这些郭的FANS让我感觉出追星的味道,盲目而执着,没什么判断力。最近又出来一个孙睿,他臧否韩寒等一些少年作家参加的“新概念作文大奖赛”,真不知这个赛对于文学算什么标准,他真值得用来说事?孙睿还要和韩寒挑战,韩寒则不予回应。看这些孩子真会作秀。
我不想过重挖苦这些少年,别人会认为我这样做不厚道。今年初发生的一件事,改变我的想法。我有个媒体朋友,想做一套书,里面都是少年作家,他让我为一个写乡村随笔的孩子写书评,我看了他的几篇文章,感觉没什么惊喜,农村的淳朴和“狗叫”在文章里成为他“矫情”的工具。那报纸访谈他,说他的作品风格很像沈从文,那小孩则辩驳,说自己和沈没关系,自己是自己。这样硬炒一个孩子,他还有心思写东西嘛。他们的前辈“方仲永”、“江淹”早已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了。
市场化的时代,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继续在害人,为了畅销而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更多的作为商品,媒体则蛊惑那些更幼稚的读者购买它们。我把这些少年冠之为“作家”,对他们似乎苛刻了。其实本不该评述他们的,别人还以为我要靠骂他们出名呢,抑或我骂他们,他们更出名。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商品的时代,文学和作家的人格都丧失了底线。我说出一个事实,还是想改变点什么,即使改变一点点。
在我到昆明之前,在天津我与一个立志做“民谣”的朋友喝酒聊天,谈及这些的少年作家,他说:“这个时代不投机根本没出路,我想先投机成名,再踏踏实实做自己的音乐。”我则毫不留情地反驳他,“等你有个漂亮的跑车停在楼下,它已经发动,你只需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市中心,你会视而不见跑车,而花三个小时一步步走到劝业场吗?反过来,你如果真能靠自己的力量,又何必去“投机”。
没有未来的未来
任知
帕斯卡尔曾经讲到过三种伟大:一种是帝王、首领的伟大,一种是精神、理智的伟大,还有一种是仁爱、心灵的伟大。这三种伟大一个比一个高,后者比前者高,最后者最高。罗曼•罗兰也称颂过以思想和强力称雄的人,但认为真正伟大的是因心灵而伟大的人。
甘地其貌不扬,个子矮小,体重只有52公斤,身上总是只缠着一块自己纺纱织成的土布"拖地",他曾在1931年就这样去见英王兼印度皇帝;在1947年也是这样去和印度副王进行有关印度独立的谈判。当时的副王蒙巴顿勋爵打量着他,觉得"他简直像一只小鸟,一只蜷缩在沙发里的可怜小麻雀"。甘地看上去决不像一只雄鹰。地没有头衔、没有官职、 也没有建立什么精美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简单的(这绝非是说不深刻),这就是爱和非暴力。他超越于各宗教教派的外在差别,而且看到其间某种共同的东西,他经常在祈祷会上念一段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又念一段《古兰经》,又引述耶稣的话。他重视给普通人写信超过对写他的著作的重视,甚至他读书也不是很多,世俗读物他大概只仔细和反复地读过三部∶英国罗斯金的《给那后来者》美国梭罗的《公民的不服从》和俄国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但每本书都实实在在地在他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他并不是一个有惊人智力或耀眼才华的人,他曾在印度读大学时因感到困难而辍学回家,他自英国留学刚回到印度后的一段律师业务也可以说是一场失败。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人,这样一个谦虚和朴实的人,却创造了一个奇迹,正是由于他的精神和不懈工作,感召和引导着印度人民通过几十年不屈不挠的非暴力斗争和不合作运动,终于从英国人手中赢得了自己国家的独立。也正是他的精神,给迷茫和狂乱世界带来了一种希望,一种光明。他是值得印度人民骄傲的--他们在二十世纪向世界贡献了一个甘地。
甘地靠坚持隐忍创造了奇迹,他的死反而令其更加完美.一个人心灵的伟大,在我心里觉得并非是宗教的熏染,更多的是内心的自然纯净,抛却一切附属你所为表层的东西,直接进入生命的本质.当一个人已经确定做一件事有价值,他只要做,而不需过多表白.任何人都是没有未来的人,那么还是将未来掌控自己手里,凭着一颗纯净的心你当无欲无望,你当坚不可摧.
被侮辱和被损害的
任知
朱健国在某文章骂了巴金和《收获》,巴金何许人?文学界的庞然大物啊,《收获》何种刊物?纯文学刊物中的代表刊物呵!朱健国胆子好大,脾气好大!
在此我先揭露一下朱的老底,俺从草原部落黑马文丛发现此名字,书中介绍他生于伯牙子期相会的汉阳琴台之郊,他的《不与水合作》书中访谈深圳经济学者何清涟,揭露张志新冤案内幕;质疑余秋雨;在此书中就已经向巴金进言了,他建议巴老退出文坛,理由为:巴老的思想已不在今日文化界最先进之立场,身体已无法领导中国文坛,您应当主动坚辞“作协主席”一职,让贤与实际办事者,将精力用在检讨文章及呼吁建文革纪念馆。 巴老是真老了,比不了欢蹦乱跳的王朔,王能浑不吝地四处出击,巴老只能是生闷气了。在我眼里朱先生成为一个趁火打劫者,思想者的思想很不健康。在他眼里仿佛只有一条思想者主线:李贽、鲁迅、顾准、王元化、遇罗克、张志新估计还有李锐。.他批驳总扯入的话题是文革。腐败,下岗。知识分子自由等,这不能说不对,诚然他是个知识丰富的杂文家,可他有个缺点就是把真把自己当成思想家,他不知道肯定否定什么,利用了许多知识资料来钻牛角尖,最后也没阐述出什么。他在反击巴老的文章中提出:为什么‘真诚的’郭老(沫若)在文革中不向巴老做一些提醒暗示?简直太滑稽了!那个时代谁说的清,谁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呢?
其实文革在1942延安整风就开始了,悲剧的理论家王实味在《谷雨》发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他的文章叙述了当时歌舞升平“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真实现象,他还主张艺术家责任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这与欣欣向荣的主潮发生强烈冲突。1947年2月陕西兴县,王被削掉头颅,鲜血迸溅。解放后胡风等写了一批鲁迅式杂文,被钦定为反党集团。。。新的时期需要新的御用工具,哪里容你半点真言?老舍先生写的《茶馆》、《春华秋实》、《龙须沟》等作品被一次次删改,一次次被停演,需要路线原则啊,有些人认为《茶馆》中流露了“今不如昔”、“怀旧”、“影射公私合营”、“反社会主义”后来在剧本中加了大量口号,招牌,就是为了突出什么。1966年夏,那些红卫兵用皮带、皮靴、唾沫、木刀来残害一位有人情味的老人,他的头被打破,眼镜被打飞。。。后来在派出所又将人民的艺术家轮番毒打。。。8月24日晨,老人和自己的孙女告别后,绝望地投入太平湖。。。
我曾看过一本书《人有病,天知否》内文的事件令我糊涂,书里全是整人的篇什,尤其文人整文人,里面充斥着这些名字:周扬、冯雪峰、刘白羽、秦兆阳、浩然、艾青、胡乔木、郭小川、邵荃麟。。。。没有深处那个时代甚至是亲历者是不会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说不清谁整谁?
其中印象很深的有一段:“(浩然语)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草明、阮章竞、雷加、黄纲等到《人民日报》请愿,一定要公开批判我,我跟他们有一些恩怨,跟草明原来关系不错,但文革造反造错了,我不理她,她记了我的事。”
在那个时代果戈理到中国也会苦闷,在我记忆里显现了这些作家,在解放后除了老舍、郭小川等这些作家创作外,还有那些地下文学------“红色纵队”、“食指”、“白洋淀诗派”、“知青地下文学”,其中有被斥为黄书的《曼娜回忆录》、传奇《梅花党》、毕汝协的《九级浪》、北岛的《波动》,其他的那些作家呢?50年初卞之琳烧掉自己长篇手稿,以后很少拿起笔;由于郭沫若在香港发了《斥反动文艺》批了沈从文,使沈压力很大,1949年沈从文学创作转向了文物研究;钱钟书解放后仿佛变了,不说话,不写小说,不见客人,就是调去翻译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也听之任之,无一丝怨言。30年代被鲁迅讽刺为“洋场恶少”的施蛰存,1956年发杂文《德与才》讽刺了上海文艺领导大都是不识字的人。于是被发配劳改,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文革”成为牛鬼蛇神的活标本,但他还是翻译一些不能署名的书,如《蓬皮杜传》《尼日利亚史》等。前一段在报纸上看到施先生的文章,他的观点与我不谋而合,他认为中国最好的文学在20、30年代,他看到目前语文水平忧心忡忡,汉语被糟蹋如此地步,有个安徽教授为了职称抄袭施老的《唐诗白话》。。。看起来施老才是活到老,批到老啊!而茅盾先生却是个聪明识时务的人,解放后不写小说,也不写鲁迅式杂文,写的《夜读偶记》与时政远远的,一系列运动中他没受大苦难,落个平安。可1980年他却在庆羊城晚报副刊题词竟写下:双百方针须贯彻,未来鲁迅属何人?
回到本文中巴金在文革也同样受到冲击,他的杂文《随想录》写的不乏深刻,却有点像牢骚,《家》、《春》、《秋》成就了他,散文《阿尔克的灯光》发人深省。解放后他在文学成就几乎为零,只剩下一个令人激动的倡议了----建立文革纪念馆。可他的这个想法太幼稚,他是个经过多少风雨的老人,(其实他根本不需要郭老的暗示啊),一个连《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里来的年轻人》、高尔泰肤浅美学都封杀的国家还指望揭自己伤疤吗?再就是朱健国,他太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妄想自己能改变什么?他指出众多问题,引用了大量材料,到底说出了什么,找到灵魂的出口吗?中国历史上是个“人治”社会,朱健国把《收获》斥为封建体制,巴金是主编,李小林为副主编。这的确有问题。昨晚我翻旧报纸看到朝鲜领袖金正日现在就开始培养自己的28岁儿子金正男接班,这怎么解释,你反复考虑问题在哪?诚实地说《收获》发过好的作品(余华、苏童等人的小说),但作为国刊传统的弊病是“人际关系”,诸多刊物选本充满了人际关系,天津《小说月报》是张自忠路出版大楼那几位先生订的;《中篇小说选刊》是福州东水路76号那几个人订的;中国诗歌最高标准以及被承认标志就是《诗刊》所在地展览馆文联那些老头他们订的。你对国家刊物还期望什么呢?目前掌握权势话语的作家们互相吹捧,访谈搞行为艺术,真是喧哗与躁动啊!中国最紧要的不是没有好作家,只是这个时代太缺少有眼力深刻的批评家啊!那些权威、名家、他们被政治、文化、经济变着花样的利用,被侮辱、被损害。(如鲁迅,海子,胡宽,食指,王晓波等)。。
作为本文另一主人公朱健国,他是有一定思想的,行文有一定见解,可你面对的是一位行将就暮的耄耋老人,你如此率性而为似乎太不公道了。。。我再重复一句中国太需要深刻有远见的批评家了,需要真知灼见呀,那些虚伪做作的麻木的腐朽的功利的拥有大量知识而不会合理运用的批评家们,你们存在是文化的悲剧,你们所做的一切都等于没做,你们的一生就等于堆砌大量没有意义的文字而已。。。。
我个人喜欢鲁迅,鲁迅风杂文的存在也没害处,虽然鲁迅的杂文在当时环境下有一定缺陷,但我们不喜欢被利用的鲁迅,比如文革也用鲁迅似的骂法,没用到正处啊!
注脚:北岛的《波动》系《绝对之辨别力》的翻版;王蒙的《蝴蝶》模仿西方意识流;鲁迅的《狂人日记》模仿果戈理;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模仿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就连我喜欢的余华苏童也不同程度地模仿过西方作家(或者说影响)所以说原创是最重要的,评论也如此,有独到的见解,才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太需要真诚不同的声音了。
穆旦的天津已经没有了
任知
前几天诗友来电话,说有个浙江朋友要来津搜集资料,着手写《穆旦传》。穆旦是我钦佩的诗人,对我早期诗歌写作有深刻影响,我上学时在图书馆发现他的作品,没想到南开还窝着这样一个优秀诗人。目前国内研究穆旦的人并不多,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他,更不了解他的作品。那朋友所做的很有价值,协助他对一名诗人而言也属分内之事。
第二天我们约定在南大学府餐厅碰面,之后去拜访田老师,田老师对此事很热心,根据自己的关系寻找关于穆旦的线索。由于穆旦妻子周与良的辞世、四个子女又都在国外,我们很难找到关于穆旦的第一手资料,想了解他在南大生活的细节更是难上加难。田老师带我们去老图书馆,这个苏式建筑讲究对称,显得严谨而古板,就是这座图书馆与穆旦晚年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1958年底一些“知识分子”由于“历史问题”受到“内控”,穆旦则正式由法院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接受机关管制”的第一人,因参加“远征军”的历史问题受到审查,他的教书权利被剥夺,发交南大图书馆监督劳动。1962年解除管制,他继续在图书馆“监督使用”,抄索引、整理图书、做杂务、写交代材料。穆旦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变得沉默寡言,可他仍暗地里投入到翻译工作。在图书馆“监督使用”的日子里,他仍笔耕不辍,继续进行现代诗的探索,至死一直翻译着《唐璜》。
后来我们到了东村,想寻找穆旦夫妻生活过的旧居,我们从街道老太太那里得知“东村70号”已被铲平,那地方临建的房子成了一座银行。从某些知情人那里,我们打听到历史教授辜燮高先生的地址,辜燮高先生与穆旦有过接触,他的夫人曾是穆旦的同事,同在图书馆工作,得知这个宝贵信息,我们抱着碰运气的想法,径直找到了辜先生的家,给我们开门的是辜夫人,她让我们稍等,说老先生出去散步了,她把我们带到客厅,和我们闲聊,当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很热心地提供当时查先生的情况。此时辜教授回来了,他的身体硬朗,气色也不错。但他那着装让人觉得寒碜,粗布棉袄,白发蓬乱,从外在特征我们实在不敢想象这老人曾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文科硕士,是从事几十年翻译的老教授。辜教授跟我们讲了穆旦挨整的起因-----穆旦是于1953年到南大外文系任副教授的,第二年底,在一次有关《红楼梦》的讨论会上,有人的过激言行冒犯了当时的外语系领导,穆旦虽在其间并未发言,但因他和其中几个发言人交往较密切,加之那领导心胸狭隘,不容“异类”,竟以“准备发言”的罪名,被网罗进“反党小集团”,这就是南大著名的“外文系事件”。老先生讲起翻译《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一书中的一些细节,那时他们接触频繁,经常交流译文,力求准确。令他印象最深的是,曾遇到一个二百个单词的长句子,穆旦抠了半天,翻译得很好,令辜教授很钦佩。辜教授取出那本书,可我们没有从那里面找到穆旦的名字,穆旦半年的劳动没获得一点点承认。辜教授又拿出自己翻译的几本书,他说:“类似这种现象很正常,我的某些著作每个版本署名都不一样,最终修订版才施舍似的印下我的名字。有的书署名很笼统,用系名完全代替了,自己的名字是那么容易被抹去。”老人取出天津地方专家名人录,我们从这本书看到介绍辜教授的只言片语。我们如果不来南大搜索资料,就不会认识这位著述颇丰的老翻译家。这位老翻译家对过去没有丝毫抱怨,当他提起当年那些同事就立即兴奋起来,当时那些教授外文水平都很高,有个教授德语最好、其次法语、英语好,西班牙语也不错。穆旦英语很好,为了回国报效,在美国开始学俄语,俄语水平也不错。可文革以来他们无法正常翻译,一生最宝贵的时光都被白白地消耗掉了。
从辜教授家出来,在南大转了转,田老师告诉我们,南开很多标志性建筑都已被拆掉,建成了现代建筑。这时我想到许多老建筑就像那些严谨勤奋的教授,他们的逝世对于学校和国家都是巨大的损失,他们逝世会把他们想了解的珍贵资料也带走了。
从南大出来,我们坐公交回到家,晚上我浏览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本纪念穆旦的书让我更加了解这位上世纪被迫害的诗人,他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然而如今“真正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境况又是怎样呢?!
次日,我与那朋友继续搜集资料,在车上我们看到古文化街已被拆毁,老城厢一片狼籍,估计穆旦的故居不会存在了。去南开中学,学校领导很冷淡地接待了我们,去学校图书馆(范孙楼)也没有找到对我们有帮助的资料,管理员说他们在整理校志,图书馆曾受到两次洗劫:一次是解放前日本侵华,第二次是文革红卫兵运动。我们在图书馆二楼墙上看到穆旦的画像(紧挨着另一位诗人辛笛),他的笑容那么亲切,那画像下的简介,短短十几个字(穆旦,1918出生,著名诗人、翻译家),却蕴藏着诗人一生的幸运和不幸。我们离开了穆旦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那没留下丝毫关于诗人的讯息。这让我联想到导演维姆•文德斯在拍摄《寻找小津》时,拿着16毫米的摄影机来到日本,他想拍和小津电影中一样的东京,到了东京,东京到处都是嘈杂不堪。他说,小津的东京已经没有了。其实,小津在世的时候,东京已是个很嘈杂的城市了。不过经过他的拍摄,展现了平静的一面。我们为写穆旦传记,去了南大、南开中学才发现穆旦的天津已经没有了。笔者此文所写内容与小津无关,但我们寻访故人产生的感慨惊人一致。然而其内在本质是不同的,维姆•文德斯没有找到想象中的东京,是因为他曾有的错觉造成,我们没找到穆旦在天津生活的痕迹,则是人为原因,人们毁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忽略有价值的艺术家,这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正如在故宫附近开星巴克咖啡厅,表示惊讶的却是那些外国人,他们惊讶于一个国家对“传统瑰宝”的亵渎,孰不知那些无价之宝一经破坏,则再没有修复的可能。
《戏剧家井上厦的小说世界》
任知
井上厦在国内鲜为人知,我也是在《日本文学》1985年第四期才读到他的作品,真有相识恨晚的感觉。
井上1934年生于山形县小松町,幼丧父随母亲流落岩手县、仙台各地。念中学时被天主教会收容,他后来写的《污迹》就是根据在教养院的经历写的,其中带有很强的自传性质。《污迹》的主人公生活在教养院常被高年级学生欺负,他的妈妈在岩手县的港口摆滩卖吃食,把弟弟托付一家面馆,因没按时间给老板寄伙食费,弟弟在那受到了虐待。他从弟弟寄来明信片上黏附的污迹,知道了弟弟在吃苦受累。为了让弟弟摆脱苦海,他放弃进入全日制高中的机会,从院长那里拿来一万日圆,坐上北行的慢车去见弟弟,在通向面馆的路上他看见弟弟红肿的小手伸进桶里,洗掉葱上的泥土。为了避免双方见面的尴尬,他去了学校等弟弟,后来知道弟弟两周已经没来了。他到了面馆将钱给了老板和弟弟离开了小城。最有意思的是在车上一老太太看到主人公被高年级学生打肿的脸时,笑着说:“你们兄弟俩还是弟弟能打喽?”。看到这不仅让人心里一紧。书信体小说集《十二人的书信》中的两篇的《恶魔》和《人质》瑞虽放在首尾,内容却紧密相连。《恶魔》全文由柏木幸子的书信构成。大意是:幸子在东京打工爱上了社长,后来她去社长家看到他殷勤的样子,那男人还说:“男人即使不喜欢女人,至少哪怕几十个女人也能玩。那个小娘们,只不过是‘几十人’中的一个”。听到这些她知道自己被愚弄了,正在她愤懑时,社长女人缠着要和她玩,她狠狠瞪着小孩,恼怒之下把那孩子给掐死了。小说《人质》接着上文:写幸子的弟弟为了让姐姐再见一次社长,有计划地绑架了一帮人质,他对人质很礼貌,后来他却诱使社长跳楼自杀了。这两篇小说放映了日本社会中虚伪狡诈,也客观描述青年一代反抗和抱负心理。小说《牢友》是我很喜欢的一篇,作品取材于日本日臻开化的社会,民众无法摆脱等级的束缚。主人公被莫名其妙地被抓进监狱,只因为案发发现他留在现场的《侦探尤贝尔》一本书。后来他才明白是被安排卧底,并许诺任务完成后给他加薪升职。由于双方都是“管家的儿子”自然亲近了许多,后来原田(侦察对象)将自己如何杀死高利贷寡妇的事全盘告诉他,起初他不愿意说,经威逼他出卖了原田。小说中写出人性中倾轧和国家权力的重压。
在他的短篇中我最有印象的是《吹笛岭上卖故事的人》。在养老院中的“我”经常听一位老人讲故事,老人说自己接过三次婚,他取出一件棉衣说它是第三个老婆缝的。他的第三个老婆是妓女。是他将她从妓院赎出来的,并为此负债累累。为了生计他放弃经营和服店转行“拉脚”(用骡马驮运货物)。当他经过吹笛岭时遇见一位老者,那老者只说了一句“有一天,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大树一下子倒了,小树依旧挺立着,咋也没咋的,完了。”就这么短就付了五角钱,他觉得受了愚弄还是给了老者钱。过不了多久,他在行脚的路上遇到阴雨天,冰雹砸了下来,他看到一大一小两棵树,他躲在大树下,突然想到老者的话,不禁大吃一惊,急忙离开大树,钻到小树下,瞬间眼前出现一根粗大火柱,他刚哎呀大叫一声就被狠狠掀到地上,过会起身一看,那棵大树被烧焦。他用五角钱换了一条命。后来他还想找那老者可很难遇到他了。某天他在吹笛岭边喝酒边歇脚,那老者再次出现,并一下说出他心里的病根,就是他怕自己的漂亮的妻子和他人私通。那老者又卖给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和睦相处的夫妻,两个人整天像念佛那样念叨、不听、莫怀疑。完了”。回到家他发现家中的玻璃上映出一个男人的影子,当他打开门,那男人却不见了。第二天在行脚中他一路嘀咕,突然他想立即回家看个究竟,那人影有真切地闪在眼前,他不得不相信残酷的现实,这时他将老者的话全抛掷脑后,一脚踢开门,朝着那女人猛踢,她朝着火盆慢慢倒去,等他冷静下来也明白了,那个所谓的男人竟是自己女人扎的稻草人,她用它防备那些有贼心的男人,让他们以为自己的男人在家。他知后非常后悔,可那女人已碰到火盆上死去了。
井上厦的小说想法奇诡,滑稽调侃。有的则写的朴实,感人至深。我读来感觉他就是日本的“王朔”。他的作品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反抗着不平。由于他始终不妥协的揭露讽刺不合理制度和官僚资本家的丑恶,他曾遭受右派暴力组织的威胁,然而并没因此而退缩。说了半天我们仿佛忘了井上的另一个身份---剧作家。他真正成名是因为喜剧《日本人的肚脐》的上演,更有意思的是他当时对它演出效果没信心,在上演前他已经整理好家什准备出逃,没想到在现场是如此火爆,诸多名家很欣赏此剧,还有许多的观众从座椅上掉下来摔伤。
《淘碟后散记》
任知
( 1)
那天我去天影书店附近的小胡同淘带子,买了“大举进攻”乐队《MEZZANTNE》、化学兄弟(电子)、BIOHAZARD(说唱金属)和《best of metel》,跟老板讨价还价后,他送我一张ABYSS的MD,早日本有许多歌手出单曲,大多是没什么名气的,我手里陆续搭配赠送的大黑摩季、知念里奈、冈本真夜、ZARD等还算有些知名度呢。回家后我无意翻出長渕剛的碟,这4张都是朋友送的,再次欣赏依然如新,第一次听他的歌就喜欢,有一段时间翻来覆去地听《しゃぼん玉 》、《とんぼ 》、《ひまわり 》、《友達》、《涙のセレナーデ》、《 素顔》、《傷まみれの青春》、《ろくなもんじゃねえ》、《NEVER CHANGE》、《RUN》……他的音乐中有种坚定和克制的东西,很直接地打动我,他的歌或高昂或激越或嘶裂或悲愤,几乎每首我都能觉出音乐上变化,歌曲内在底蕴十足。我对他了解很少,知道他是朝鲜人,43岁,他被誉为日本“长青”歌手,99年在电影《英二》饰演主角,目前他仍保持旺盛的创作,但他自从70年代末出道到现在出的专辑并不多,我的朋友曾说他只是想把音乐留下来,他在日本言行很低调,宣传也少,目前是日本大牌三线歌手(宇多田光、仓木麻一、SMAP等为一线,恰克与飞鸟等为二线)。我上网查询还没发现国内有他的歌迷会和相关介绍,一些哈日网站大多介绍那些一线歌手和日剧明星,我只查到他是影星鸟羽润特别崇拜的前辈,还有 “1995年,长青歌手长渊刚被发现藏有大麻被捕,不过由于未吸毒而没有被起诉。”的消息。我很失望但不是因为他吸大麻,对这些我感觉无所谓,我只是喜欢他的音乐,很想了解他的生平。听他的音乐使我镇定自若,面对困境也会信心百倍,不像那些金属、工噪始终让我烦躁不安。
(2)
说到镇定我突然想起了托莱多,他是历史上登上秘鲁总统宝座的第一个印地安人,有人曾说他8岁时做报童、擦鞋匠时就已经梦想将来统领这个国家,而托莱多说:“那时我只是想改变命运,还没想过当总统,如果那时有想法,我可是卧薪尝胆准备了40年。”托莱多16岁拿到赴洛杉矶的奖学金,后入斯坦福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诸如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担任商务官员,1995年参加竞选、2000、2001继续竞选,我们不知道一个擦鞋匠出身的印地安人和一个背后有军火交易、毒品买卖集团撑腰的独裁者的较量是需要克服多大的阻碍----对方不断散布谣言、写恐怖信(以其女儿生命要挟)……托莱多面对那些泰然自若,仿佛雨击大海,于他丝毫无损。正如他最喜欢的名言“所有无法击垮的东西会令你更坚强”。
(3)
前几天找朋友闲聊,聊到作家怎么能永葆激情、心态年轻。之后聊奈保尔-------英国《文学评论》采访他说:“你最初几本书已功成名就,所以以后的事情肯定容易了?”奈保尔则说:“那时候我依然贫穷,然使我感到最糟的是我没有看到自己正在变成一个作家。我那时看不到该怎么办。人们看着那些两年出版的文字,已经再说:“那位作家总是在那儿”。我认为变成一个作家意味着确切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你有趣吗?你残忍吗?你是重轻?……”。从他的话我体会到严格自律、不断的反思的重要,作为作家必须独创,他不能满足于写出或写出前人写出的版本,无论你受多少教育,无论你受过某些作家怎样的刺激,那些只适合那些作家的经验,并不完全适合自己。还有我们面对某些时尚写作不光关注还要清醒面对,他们有自己的读者群,就像某些快餐、游戏、漫画、电影、我们生活离不开他们。我始终认为作者和读者关系是:没有成功的作家,没有失败的读者,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读者只能证明自己失败。我相信无论几百年、几千年马尔克斯、哈代、希内等永远有读者,甲克虫、ROLLING STONE、地下丝绒、深紫等乐队依然有听众,因为他们留下了优秀的作品不会没人捧场的。自信、坚韧、反省是成为一个好作家的必要条件,还有对新生事物的接纳、理解和吸收也是必要的。在这里我想到于坚、昌耀、食指、多多、严力等诗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沉隐的写作,他们不畏各种压力和胁迫,坚定不移地前行,所以这世上没有人能拦住你成为优秀的作家,只有你自己。我在写这篇文章正听着化学兄弟的电子乐,目前做电子乐最好水平也就这样了,我想自己也可以做好,即使做好了也不会感觉有什么。
《 生日感言》
任知
1给母亲
面对日见消瘦、苍老的母亲,我满怀愧疚,她虽然不理解我,也不理解我的东西,可她一再鼓励我,在她心里儿子最想做的就必须支持。对于她我没什么回报,至少我想写的文字对得起自己,它们是真正的作品,我不会对自己失望,因为我的文字都发自内心。
2给楠
一周前你找我,争吵了半天,那天我感冒、咳嗽,没心情和你辩白。你说了“我不关心你”诸如此类的话,的确我这个人自私,总想着自己的事,忽略了你的感受。你满腹怨言也是有理由的,说完后,突然甩门而去,我没追你,我在地纬路等你,我料到你会回来……我们回到房间,你说:“你以后多注意身体,少熬夜”。你把一盒草珊瑚含片递到我手里,随后就走了。我吃着这药片,口里凉凉的,有点甜也有点苦,它的主要成分是:草珊瑚浸膏、薄荷脑、薄荷油。我含着药片就会想起你,嗓子也好了许多。我记下你送我药的时间:2001年11月24日15:45,记在心里。
前天你从学校找我,说一起去图书批发市场,我们在双峰道转了半天,我买了一本叫《新潮》的杂志,你却什么也没买,在回来的车上,你将一份礼物给我,说必须在我生日那天拆开,今天我打开它,这是本最酷的书,里面全是空白,它符合书的特征,有书号、条形码、定价,还署名为华文出版社。捧起这么书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会在署上名字,这样我成了作者,我会在空白处写下我最得意的作品,写完后就等于出版了,我将会拥有自己的一本书了,这种激动比痛苦来的更强烈……
3给朋友们
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自传中曾写到:“地下作家一个最强有力的优越性在于他的笔是自由的,地下作家既不能想象书刊检察官,也不能想象编辑大人,他的面前除了材料他物、除了真理,在头上回荡。”我个人讨厌“地下”这个词,她隐藏着苦痛、悲哀。哪个作者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的人看到呢?我认为一个作者不被读者喜欢是失败的,同理作品不予发表、出版比前者更失败。再有我觉得地下、民间是两个概念。地下相对于体制,它与意识形态对立的,所以必然被抵制、封杀,地下是种被迫的状态,它也早晚会转化为主流的东西。民间没有一个对立面,如果有只能是对主流的漠视、排斥,民间的特性就是注重个人内心体现、真实、独立,它对于写作者是恒久常态的东西,也是真正作者所具备起码的要求。我个人不关心政治,只想保持在世界最正常的状态,我所做的不会是徒劳的,因为在我写的每一个字都充满自信,我相信了它,就相信了成功。
爱上托纳多雷
任知
意大利导演朱赛佩·托纳多雷,他的影片一般都家乡西西里岛为背景,如果影迷留心的话,就会发现他的片子充满神奇的梦幻和冷酷到底的唯美气息,令人疼痛的细节表现出人丰富的内心。这些作品阐述着人生旅程的遭遇与不幸,成功与失败;这些作品可以作为小史诗来阅读。他的成名作《天堂电影院》溶入自己成长的经历,讲了一个小镇上的电影院的兴衰,老放映员艾费多对小托托的成长起到很深刻的影响,他最早拒绝小艾费多从事这个寂寞的工作,后来他们成了忘年交,当小托托爱上一少女,老人又讲了玄妙的悲剧故事,小托托并没有因为这故事而退缩,反而每天下班后无论刮风下雨守在女孩房前,后来她和女孩相爱,然而造化弄人,那女孩离开了小镇。再后托托想离开家乡到外面闯闯,艾费多送他却说了一句绝情的话:你走了就不要回头,再也别回来,也不要思念我们。”这句朴素的惜别之词蕴涵着多么复杂的情愫呀,一个年轻人要想成功必须全力以赴,抛弃所有私心杂念,这是一个过来人一种极端的激励方式,在影片中还有许多细节令人激动,尤其作为一个影迷,我们会和那些镇子上观众一样会在银幕下泪流满面,会为片中的主人公担心。其中还有一个情节处理的很巧妙,在这个小镇上,电影院是艾费多的领地,但牧师掌握着凡间的欢乐,每当影片中出现亲热镜头,他都会让艾费多删掉。在影片末尾托托将看着这些亲吻的镜头白感交集。托纳多雷另一部片子《星探》是《天堂电影院》的续集,他的结尾与《天堂电影院》用的方式类似,只不过把看“胶片”换成听录音。那个骗子听着那些渴望上电影的人们的肺腑之言,浮想联翩,这些让观众将前面的情节全部串了起来,回味良久。这个四处游走的骗子,利用人们的信任,装模作样地拍摄镜头,他用这些昧心钱维持生计,然而当一位天真少女拍摄完镜头,将裸体要来得钱递到他手里时,他良心发现了,将钱还给她。那女孩单纯而执拗地想追随他,后来当骗子让警长说出所有劣迹时,女孩歇斯底里地哭着,当车将带走骗子,她依然扒上车亦步亦循。托纳多雷的电影人物往往出现这样一个执拗的人物。像《海上钢琴师》中的1900这个一辈子生活在海上的钢琴天才拒绝着陆地的生活,拒绝出唱片,当自己心仪的女孩出现时,他想把唱片送给她,可她们被人群冲散,为了再次见到女孩他犹豫半天终于又返回邮船。最后船废要炸掉,他依然执意留在这里。影片中还有一段引人回味,爵士掌门人听到传闻上船与1900挑战,第一次1900很低调地忍让,再次他将爵士掌门人谈的曲子即时演奏了一变,最后他恼了,弹的曲子令对手瞠目结舌,这个情节很有武侠小说中高手过照的味道。从托纳多雷的片子中我们可以学到情节的构置,如何控制观者的情绪,情节总在细微处见真情。
《盘点》
任知
"入世、打进世界杯、空难、矿难、蓝极速网吧大火、巴里岛爆炸、俄罗斯人质事件、刘晓庆因逃税被捕、外逃的赖畅星走向末路、又有300顿砒霜倾倒进珠江上游、一个被律师解救的人还是被判了死刑、一个普通艾滋女与恋人结婚",以上是我对2002年盘点.这些"灾难"当时备受瞩目.目前看来却恍如隔世.在我眼里人们往往对"灾难"印象深刻,而对"灾难"蕴涵的丰富内容从不深究,"灾难"我把它认定为--包括人无法抗拒的死亡,还包括非正常的意外事件(生命无常),当然还包括一个人生命的起伏和急剧的变化.是这些变化构成了世界的丰富,也是这些让人类反省自身.如今又到岁末,我不想再俗一把,但我还想将自身梳理一下,之后将其弃绝.以至于忘却.
去年的春节前后,我爱戴的马三立死了,从此天堂里也失去笑声.接着闹"非典",满大街戴口罩的人们处于极度惶恐中.在那时我与心爱女朋友楠分手,这对我打击很大,我是个重感情的人,对待感情优柔寡断.我想负起责任,然而事与愿违,我想用无私的爱想将她拉倒身边,然而John Lennon那套东西丝毫不起作用,事情的发展走到愿望的背面.接着是天津大面积拆迁,我住在志成道自健胡同,像个惶惶不安的耗子,那时是我压力最大而又最无助的时候,我每天像上紧发条的钟,整天奔波于城市各个角落---小海地、万新村、宜白路、西姜井、东北斜、西南角、王顶堤、张贵庄、建昌道、康桥里、峰汽车制造厂对面的旧楼.....我用自行车去看房,在我眼里这些二手房,运离市中心,价格偏抵,是我可以选择的.最后我选择了濒临东丽区的一套独单.当我办完手续后,并不能真正搬进去,原来那个租房的女人依然占着房子,我只有每天去澡堂子过夜,和房住催她搬家.经过两周的折腾,才我住进去,开始布置房子-安塑钢门窗,将组合家具改成书架,安上电话终于算有了家,终于告别了四年来的网吧写作生活.
这1年来我没写多少东西,这些不能归咎于自身的生活的混乱,还有对自身写作复制的排斥.我们为什么写诗?写诗没有突破是否继续复制自己呢?我觉得:生命的力量在于承受,在于维新.作为艺术家跟面对爱情一样:消除外在的不实,花哨的技巧不难,难得是消除内心的花哨不实,而趋于朴实无华,简单真挚.如今对我可言,只要"做"就够了,决绝地抛弃不属于我的一切东西,我也不放弃只属于我的东西,就像我对文学期求一样,我绝不会说我是天下第一,可我绝不会承认我是第二.这是我所想的,我觉得凡是把写作当回事的人也应如此.
上周和一个朋友通电话,他在云南那边我甚为挂念.他每天要签12个版,还要处理许多琐事和写稿,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我从和他的聊天和得到诸多启示:一个人内在自足可以令作品充满力量,对细节的关注把握笼罩于整体内,其内的变数随自然流变.这样的写作才有意义.人有很多表达方式,为什么要用文字表达.写作是个"托词",那真正进入写:必须是值得写,什么都可写,什么不可写呢?只有表达出个人思想的文字是有效的,其余都是垃圾,是个人优秀作品的衍生物.时间是证明著作等身的标尺,作者只依赖时间的承认,而不是其他,坚韧的精神根植于所谓琐事中,事无巨细,当等同视之.一天天在消失,似乎没什么变化,动锯就有沫,我们还是相信笨伯吧.
《我的"白痴"朋友》
任知
我曾看到一篇文章,那作者历数了不少福克纳的"白痴"行为,一方面福克纳是爱写白痴的作家,他的名篇《喧哗与骚动》里,就是用一个先天性白痴班吉的视角展开。下面我摘取几个观点分析一二:.
1)1929年他在一个发电站烧锅炉,业余时间写《在我弥留之迹》(主人公瓦达曼,他的智商比班吉稍高,但还是分不清母亲与大鱼的关系。有一次,他甚至这样说:“我妈是一条鱼。”)那作者调侃地说他"真是个乡巴佬,自己找累.既然认识舍伍德·安德森那样有名的大师,求他题题词写写序,推荐推荐,不就名利双收了吗?"--评:依照他人力量的并非不可取,可是写作没有什么捷径可言,它的捷径是不断去写.
2)福克纳身为白人,一辈子把一位黑人奶妈当母亲一样尊敬.---众人平等,人何必分得那么详细,人将大部分时间用在分化自己,这类似杀人者的下场也是被杀,你看到被杀者的鲜血就是自己的鲜血.
3)1950年11月10日,一位瑞典记者把电话打到福克纳在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镇的家里,告诉他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他却不想去领。“我是这儿的一个农民,走不开。”后来终于去了,第二天早晨打点行李时又发现奖章弄丢了,幸亏管事从花园里棕榈树下的木桶里找到。这奖金他也不自己用,却拿出来奖励美国黑人和拉美的青年作家。---一个人的荣誉对于作者本身并不重要,著作等身心安理得.那些奖金也是身外之物,奖掖后进是升华了内心中"文学"的实际价值,是福克纳想得开,他早已看到生命终极的部分.
4)1957年福克纳访问雅典,有人问他对希腊人民有什么话要讲,“你们的国家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你们的祖先是文明与人类自由的老前辈,你还要我这个美国农民说什么呢?”---尊重文明国家,尊重历史,面对文明充满敬畏虔诚之心,是作家之所以写作的一条底线,同时我们面对他人言行及其作者,我们只吸收他人优秀的部分纳为己有便可,而其他人的低劣或退化是他人该解决的问题,我们自然看得到,自然将之摒弃.
5)"在现实生活中,福克纳的表现也像个十足的白痴。既然开美国文学写白痴之先河,他就应该赶快去专利局注册,搞一个“白痴主义”,占山为王,坐定“白痴主义”开山鼻祖的金交椅,再打出“我是白痴我怕谁”的金字招牌,连这都不会,这不明摆着是白痴吗?"这句话十足地体现了许多作者的心态,很多依靠文字存在的人,喜欢贴标签,玩概念写作,这对于得到世俗承认很有效.然后它对于实际写作毫无用处,一个作家如果满脑子投机,满脑子"界限",他写东西有什么用呢?如此为之远离自己写作的初衷.
福克纳若按世俗眼光看,的确显得“白痴”.可写作这么寂寞的事业,满脑子蝇营狗苟的人怎么能担负的起呢?一个人单纯地选择为内心纯净而表达自己,就应该真实地活出自己.我个人喜欢福克纳的作品,并把这个“白痴”作为偶像,我也甘愿做这样的"白痴",那些"白痴"写作者面对福克纳会懊悔终生.人一辈子自欺欺人并不好受,即使偶尔得到一些不该得到的东西也好受不到哪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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