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我国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变革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西周、春秋时代的礼乐制度颓然崩溃，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人生的关怀著书立说，批评时弊阐述政见，相互论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西汉初，司马谈曾把“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年，刘歆于六家之外，又增加了农、纵横、杂、小说四家。这些学派各自从不同的出发点，分别探讨了自然、社会、人生、政治、学理等问题。就其各方面的影响而言，以道家的庄周、儒家的孟轲和荀卿、法家的韩非以及纵横家最重要，他们虽主张各异，担忧秉有战国时代特有的文化气质。

    首先，他们立足于现实，着眼于现实，很少提及春秋时流行的“天命”等思想。庄子的思想虽然较为玄虚，却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更不要说充满了功利色彩的法家和纵横家了，他们看中的是政治形势和政治手段。儒家思想在战国时代也有所发展，孔子“敬鬼神”、“畏天命”的思想在孟子那里就很淡薄了，《孟子》谈论的更多的是现实问题，是“保民”，为社会设计一幅理想地方蓝图。正因为诸子具有更加清醒的现实意识，诸子散文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现实深刻的认识与尖锐的批判，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由于士人成为文化甚至政治的中心，所以他们不再盲目认同某种既定的秩序，他们的自觉创作精神大为增强。虽然他们所努力的方向不同，但他们都突破了春秋时温文尔雅的风尚，时常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激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和庄子。孟子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以仁义蔑视君王的富贵，并以帝王师自居，因此行文极有气势，对待不称心的君王，责骂为“望之不似人君”，文章锋芒毕露，富有激情。《庄子》文章如行云流水，嬉笑怒骂，极尽渲染夸张之能事，无论是讽刺还是批判无不入木三分。纵横家也都各具个性，有争强好胜的苏秦，也有狡诈善辩的张仪，还有洁身自好，却强济弱的鲁仲连，等等。

    就文学风格而言，此时是百花齐放。诸子的生活经历不同，文化教养不同，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文学观念也不尽相同，因此文章便表现出不同的风貌。如庄子为了表达对社会现实的嘲讽，表达玄妙精微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等文学手法，使其文章充满了奇思逸想。他正是以“不言之言”、“不言之辩”，让人们“得意忘言”，自觉运用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心神交汇的表现手法，从而达到“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与意之域”（《庄子·秋水》郭象注）的境界。孟子深切地关怀社会现实，救世心切，道义感和使命感使他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因此为人为文都极具气势。《孟子》之文纵横捭阖，凌厉逼人，再加上生动的比喻，使得文风至大至刚，而又饶有韵味。《荀子》文风与《孟子》相近，有辩才，而述理更密，善于譬喻，长于铺排，其总体风格，郭沫若以“浑厚”二字概括之。纵横家是战国时代最活跃的政治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积极参加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因此语言的力量对他们显得无比重要。他们充分运用了夸张、排比、寓言、用韵等各种文学的手法、务使其语言具有煽动性。《战国策》一书由此显得奇谲恣肆、雄隽华赡、姿态万千。韩非子蔑视传统的礼乐德治思想，并对现实政治有深刻的认识，所论“势”、“法”、“术”，显示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倾向。他的文章无所顾忌，峻峭犀利，入木三分，淋漓酣畅。战国时期除诸子之外，楚国屈原别开一朵奇芭，照灼古今，大放异彩。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处在宗国倾覆的前夕，又身遭贬谪，报国无门，满腔愤懑，无可告诉，发为诗赋。屈赋以参差错落的句式、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人格情操，是《诗经》之后的又一个诗歌高峰。

    总而言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十分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风格各异的散文和诗赋。情人章学诚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内篇《诗教上》）

    ——摘自《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袁行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