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离骚》及《九章》中有份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优良传统。李白概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应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不乏人。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呗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是各种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都可以再《诗经》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构成诗的已经，则是《诗经》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后，往往被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籍、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歌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据，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摘自《中国文学史》，袁行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