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的时候，我很不健康地认为天生丽质是一种美德，甚至毫无来由地把它看作是所有美德中较高级的一种。由此在开学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整天都攒着力气准备随时向班里一个叫做赵夏洛的女孩表达倾慕，因为在我看来，她正是全班最美丽的那一个。但我并没有真的做到（甚至连沾点儿边的事都没有做过）。开始的时候我把这看作一种骄傲的表现，而当我发现我甚至不敢站得离她太近的时候，我才承认那不过是怯懦。
　　后来有一次，上课迟到的她坐到了我旁边的空位上，无路可退的我便抓住机会和她聊了起来。两节课过后，看到她从笔记本里撕下的那张纸被我俩的文字和涂鸦铺得满满的，我才意识到我们聊得有多尽兴，而且还惊喜地发现我们之间还是有些共同点的。我谨慎地藏住内心的激动，她则把愉快都放到脸上。高兴之余我想，这可能会成为某种浪漫关系的开始。
　　在那之后，我隔三岔五地找她聊天，几乎把这当作一门必修课来对待。渐渐地，我感觉我已经成为了男同学中和她最为亲近的一个。但我还没来得及窃喜，甚至没准备好窃喜的时候，那亲近感就已经突然消失了，仿佛它刚刚经过一条抛物线的顶点——不，我感觉到她对我的信任像是一下子没了踪影，虽然她仍会和我聊天。这让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另一天，我收拾桌兜时（学校的一个特点就是每班都分有属于自己的一间教室，用来上小班课和自习）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些明显不属于我的东西：一条紫色发绳，一个金色的小指甲剪，一块三角形橡皮和一个不知什么用的方形铁片。短暂的疑惑过后，我认出它们了，随即也知道了我正遭遇着的冷遇的原因。第二天我留到很晚，等教室里终于没人了，就把那几件东西放进了夏洛桌兜的深处。我根本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如何得到它们的，而很大可能是我偷偷拿来（或偷来）的——这时我突然回忆起之前有几次我发现她偷偷地观察我，而且是带着不好的神情。我第一次明白到了迷恋的危害，它足以精神和记忆同时错乱。但不管怎样，我觉得我已经不应该再离她太近了。随后我为了转移注意力，开始将关注的重心转向大学生活的其他方面，开始把时间都花在寻找一种能让我满足的生活（方式）上。在大一结束的时候，我已经能确定我不再拿她（或其他人）的东西了。

　　暑假结束之后，我应招募进入了学校里的一支乐队，负责节奏吉他。而等到第一次排练的时候，我发现另外三个人还并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音乐。试着演奏了一些不同风格的曲子之后，我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糟，至少我们的技术还都是可以的。可是第二天，那位正在留长发的主唱（他同时负责另一把吉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要退出乐队了（实际上这是他的乐队），他说他突然发现实际上自己并不喜欢音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当天我就和另外两个成员，钱和孙，谈了一下，他们都想继续下去。我很高兴，因为我也想，我迫切需要找些事做。当他们考虑在校院里贴广告招募主唱的时候，我出于私心地建议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三人爵士乐队——我知道他俩都是好说话的人。接着我弹了一段爵士摇摆，让他俩即兴伴奏。他们觉得挺好，然后我们就开始专心去做了——虽然钱弹奏的低音电吉他并不是一种传统的爵士乐器，但是我发现效果一点也不差。
　　运气好的时候，我们借用足球场旁边的体育器材室做排练；其他时候，我们则在宿舍旁的绿地里不插电地演奏——只要让本就羞涩的孙敲得轻一点，这样练习问题不大。我们争取到的第一次演出机会是在我们主场举办的一次小型音乐节上。登台时我们都很紧张，而且紧接着我还遭遇了话筒失灵的突发状况。我不知所措地浑身发抖，倒是孙站起来把身子倾到用来给鼓扬声的话筒那里报了我们乐队的名字，接着就开始敲起销魂的鼓点（我觉得它们只属于爵士乐），接着站在我右边的伙伴给我使了个眼色，我便适时跟了上去。稳定下来后我自己都乐了起来，想不出有什么可害怕的，我根本都用不到话筒。为了弥补，在要演奏第二首歌的时候，我从容地走到孙那里报了歌曲名字。每曲结束，我们那显得不合群的音乐都赢得了大约和其他乐队等量的喝彩，退场的时候甚至更多，这让我们快活得不行。在后台，我们见到了乐队的前主唱，他特意来看我们。他夸我们的表演极其出众，我们则夸他的短发非常有型。
　　后来我们也开始出现在大学城里其他的学校举办的音乐节或乐队汇演中，并且曾为校门口的一家化妆品店做促销表演，而这唯一的一次商业演出的机会（有时候一些时尚点儿的店面开张的时候也会请乐队，但需要的肯定不是我们这样的音乐）也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得到的。促销结束后，他们按之前的协商用一些最优质、最时尚（我们强调这两个词）的化妆品当报酬付给我们。他俩把各自分到的一袋子东西用作取悦女孩子了，我也是，但却不敢把其中任何一件送给夏洛。另外我也不知道她是否到过我们演出的现场或者至少听说过我们的乐队，我很长时间都没能像样地和她说句话。

　　某个下午全班在小教室里上数理统计课（这似乎是大三的课程）。当看到夏洛漂亮的新发型的时候，我忽然很想去和她说话。下课后，我终于忍不住了，便决定到她身边去。在考虑和她说些什么的时候，我想起了最近的一个疑问。我忐忑地问她，你那只手表这两天怎么不见你戴了？丢了，她说，很亲切地。这让我安心了一点，然后心里突然觉得我大一时做过的那些滑稽的事情似乎是在距现在非常遥远的一个时间点里发生的——那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关于手表的问题会明显地暴露出我对她的关注，但现在我已经没理由在乎了。怎么丢的？我又问。我也不清楚，大概落在哪里了，她说。哦，那我可以帮你找一找，我开玩笑地说。那太好了，但找到了要给我，她说，然后用不容置疑的目光凝视我。我瞬间感到很难堪，笨拙地吱唔了一声，便回到自己座位上了。
　　坐下之后，我突然紧张了起来，接着便把桌兜仔细翻了一遍，没有任何手表的影子。我从桌下抬起头来，长舒了一口气，却毫无防备地碰上了夏洛的目光——她背靠她的桌子，正笑着看我。我下意识地躲开它后，便去猜测其中的深意。最好的答案是，她已经原谅我了——这可能会成为某种浪漫关系的开始，我想。过了不一会儿，她起身离开，我便去看她的背影。她平时并不会去穿似乎全校女生都在穿着的那同一条紧身牛仔裤，而是穿修身但不紧身的不同材质的裤子（那天她穿的是一条暗红色的灯芯绒休闲裤），从而利用以多胜少的简单道理让腿的形状和裤子的形状互相衬托来战胜那些穿紧身裤的女孩们——她们的腿不管再漂亮也只能自己本身——不过这穿衣风格也可能只是夏洛谦逊的表现，实际上我当时把这种谦逊看作是一种更高级的自信。这大概也就是我总觉得她与别人不同的原因，就像在交谈的时候别的漂亮女孩会让自己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而她则把眼睛的线条融入整张脸。看着她的背影，我再次像在大一时的那样受到鼓舞，然后我决定真的去帮她找找那块精致的手表。我知道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想的只是去为她的事情做些努力，这会让我觉得心里好受一点。我先去了图书馆。
　　我是大二时候才开始经常出入图书馆。那时我靠着班里的李在学生会文艺部的副部长职务，每隔一期就能在校报上发表两篇诗，以此赚些零花钱（一次能拿到一百到一百五十块钱）。每次我都是随意挑出两位外国老诗人，再分别挑出他们的一首诗，将它们的风格和形式拼在一起，再把我从别处（大部分是小说或者电影）偷到的意象填进去。我觉得我不能把随便写来的短句子凑在一起就当作诗，我认定诗在形式上应该是得有某种规则的。我把每期校报中印有它们的那张都留下来，以便好奇的人看。那些读过最初几篇的人都会评论说它们有一种统一的、独特的风格，我觉得难以置信。自己读了下，才发现似乎确实如此，因为最初那段时间我是一直在看科幻小说的（“你冲破猎户座的防线/只为给我带来/关于毁灭的暗语/别担心，我说/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写完那部太空歌剧”——这太可笑了）。大三那年一位瑞典诗人获了诺贝尔奖，我觉得他的东西很酷，就开始专心模仿他。但紧接着我读到了他写的一篇关于诗的论文，才突然认识到我从来不懂得什么是诗。但这并没有让我停下来，它只不过改变了我做的事情的性质。那时李已经当上了文艺部部长，一切都更简单了。而直到大四她从学生会退下来，我才停止从学校骗钱。
　　那天，我去了图书馆的失物召领柜，细致地察看锁在玻璃下面的那堆零零碎碎的小物件。我并没有发现夏洛的手表（甚至任何手表），不过有一件东西倒是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个小巧的烟斗形状的东西，我猜测它可能是一件配饰或手工艺品。考虑了一下后，我跑回宿舍拿了学生证，又急忙赶过来把它冒领了出来——只要神情镇定且对管理员礼貌一点就能成功。拿到后，我迅速地把它放进口袋里就赶紧离开。接着，我又去了学校设在南食堂的另外一个召领处，那里也没有，我便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晚上趁宿舍没人的时候，我才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看，因为我不并想在被问及它的来源的时候说谎——确实，我是靠说谎得到它的，但我认为在这些方面我还是有一种原则的，就像每次我在搜刮图书馆新书中附送的书签的时候，会在心里对管理员们说，你们把电影和音乐杂志里的那些海报扔掉或给了根本不需要它们的熟人，所以为了避免更多的错误，我自行把这些书签拿走。第一次我带出去的是一个老牌文学杂志里的书签，质地坚硬的纸片上面每期都会印一位知名外国作家。走到出口的时候，我紧张极了，生怕这片塞在我外套内口袋里小东西会触发警报。后来，我就更加大胆了，带书签出去的时候都会把它插到我身上最浅的一个口袋里，让一头高高地露出来，并把这看作一种抗议。但不管怎样，冒领失物这种事，我确实是第一次做。而从那之后那支烟斗（当晚我发现它就是一支真正的小型烟斗，我觉得不可思议）就被我放在宿舍抽屉的最深处，以防被人看到。根据我从网上查到的信息，我认出这是一支用石楠根做成的烟斗，它整体较普通烟斗细一点儿，在烟嘴前面一点的位置上包有一个极薄的铜环，上面刻着“Taverner”字样。它的外表极其光滑细致，我每天都要找机会把玩它一番，看着它的时候，觉得它仿佛是来自另一个遥远时代的物品，并且把那个时代所有美好的东西都酿藏至今，保存在它的身体里。有时，我甚至把它叼在嘴里，照着镜子，让眼神显得百无聊赖 ,想象自己是菲利普?马洛。而我对它的喜爱从来没有随时间减弱过，在后来漫长的时光里，我甚至整天都随身带着它。
　　而在另一方面，事情并没有照我最好的期待发展，夏洛对我的态度并无改变，我是说那种信任感依然没有。而之后没过多久，我遇到了艺术系的一个女孩，我觉得她非常与众不同，慢慢地也就不再想夏洛了。

　　我记得在吃散伙饭那天晚上还不到十点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晕晕的了。所以当我看到夏洛走过来坐到我旁边时，我并不觉得惊讶。我一直都很喜欢你，她刚刚坐定我就说。我也一直很喜欢你，她笑着说。是吗？我说，虽然不太当真但仍觉得很高兴。对，从很早就是，她说。接下来我就靠着椅背，不再出声，只想看她会儿。但她一个人一直断断续续地说个不停，似乎并不在意我。她一定是以为我完全醉了，我想。
　　我听到她接着说：那时看到你当着我的面拿走我桌子上的那些小东西，并塞进口袋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开玩笑；而后来那次我还毫无防备，你就从后面把我的头绳解了下来，那时我觉得你有点过分了。她把头歪了一下。但我继而又想，这可能就是你表达感情的方式，因为你总是想让自己与众不同，虽然你本来就够奇怪的了。但后来你并没把它们还给我。
　　我还给你了，我说。
　　她有点吃惊地看了我一眼，似乎意识到了我还很清醒。但那时你已经让我很难过了，我甚至觉得有点儿恶心，她丢掉了之前温柔的表情，语气也有点气冲冲的了。你应该像对待你自己一样对我，而不是把我看作一件有生命的特殊物品，仿佛我身边的那些小玩意就是我的组成成分一样。
　　其实我还不够清醒，我越过那些话，直接问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你现在原谅我了吗？我说。她紧紧地闭上嘴唇，几秒之后，张开一点儿对我说，没有。然后她站起来离开了。我当时对此甚至并不在意，而她的那些话，我也只把它们看作是和那些多愁善感的女孩们的陈词烂调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她自己都不相信她所说的。不过第二天我清醒的时候，我完全相信它们了。但是我起得很晚（我大概在梦里就已经相信了），没有能够见她最后一面，而那以后我也找不到理由再和她联系了。

　　后来我在南京的一所大学读研究生，继续学习金融。因一位前辈的慷慨推荐，那时我成了我们学校一支不错的乐队的经纪人。但我做的并不顺，倒更像只是乐队的一个成员（我确实会和他们一起表演）。大多数时候还是我们的主唱出面谈事情，一直不善于与人交流的我则只提供一些专业知识和信息方面的援助。也正是在那时候，我开始写那些后来为我赢得一定声誉的各种类型小说，这源于我心里早就产生的一种用类型小说表现世界的倾向。后来我写出了一类被我称作“侦探科幻小说”的东西，它在科幻小说界得到了许多赞赏，但在侦探文学界并没有受到重视（可能是“侦探科幻小说”中“侦探”和“科幻”两个词的前后位置导致的）。
　　之后在我研究生毕业那年，老同学们在上海聚了一次。当时我很兴奋地到了那里，却没有发现夏洛的影子。于是我向夏洛同宿舍与她最亲密的一位同学打听她的情况，她告诉我说她已经结婚了，生活在香港。当我意识到她正用一种惋惜的眼神看我的时候，我就走开了。可那天一直到我睡觉的时候，都一直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我脑袋里不断重复。失落了，失落了。
　　那年也正是南京的本能超现实主义圈子出现的一年，而由于他们并不把我的科幻小说当作科幻小说看，我意外地受到了这个团体的欢迎。出于渴望参加一场文学运动的冲动，我也欣喜地融入其中，并努力让我之后的作品为这场运动发言。确切地说，本能超现实主义并不是只关乎文学的，还包含其他的艺术领域，对绘画，音乐和电影都有涉及（但是他们明确地拒绝一些只是“拼凑东西”的当代艺术，认为它们“不过是哗众取宠，毫无技术可言”）。但不管怎样，我在其中见到了我认为最为真诚、勇敢的一些姑娘，虽然她们没有夏洛的美貌，但依然令我十分着迷。那段时光是美好的，在其中我甚至从未真正地烦恼过。而同时，夏洛已经又变成一个我似乎从不认识的、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了。

　　我是在一次交手机话费的时候被告知获得了去“运营商合作医院”免费体检的机会。那时我已经有六七年没检查过身体了（上次是在研究生面试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去一次。尽管项目出奇地多，但拿到体检结果的时候，我看出身体并没有什么毛病，但是在补注一栏里印有一行字建议我去脑科一趟。而到那里后，我发觉那位医生正在等我。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我患有一种叫做“半球协调障碍”的病。他说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它使我的两个脑半球相互竞争，导致我的认知能力产生偏差（我突然想起之前那个和色盲测试类似的奇怪体检项目应该就是查这个的）。 第二天，几位护士来到我家，吩咐我脱掉外套和鞋子，并把全身口袋掏空。然后在询问了我家中的隐私点之后，就把除它们之外（实际上我告诉他们房子没有隐私点）的整个屋子都贴上了白色标签，并写上所标示物品的名称——所幸我的房子并不大。他们说这样可以监控并稳定病情，我一笑对之。可当天晚上再次抚摸我那心爱的烟斗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它的标签上赫然写着“手表”两个字。一瞬间，和夏洛有关的大学时的记忆全部展现在我的眼前，它们没花什么力气就让我相信了那确实是一块手表。
　　第二天我试着给它照相，但在照片中我看到的依然是一支烟斗。想了一下，我就给一位很熟的画家朋友打了电话，她当天就来了。而在五个小时之后看到那副画的时候，我忍不住笑了出来——那手表被她画成了一只盘踞在桌面上的小蛇，凶险的嘴被三根指针夸张地撑开（我记不起它们所表现的时间，给我看了眼后她便得意地带着画走了）。后来有一天，我在一个好友的俱乐部里教他儿子弹滑棒吉他，正好碰见了一位之前在一个画展里被介绍给我认识的年轻画家。从当时的情况看他似乎还有一支乐队，他希望我的朋友能降低场地出租费。我稍微帮了他一下，他很感激，我便直接告诉了他我的请求。
　　之后他每天上午去我家画画两个小时，五天之后，他展示了完成品。我发现他的画也是超现实主义的，不过好在他只是把我的桌子画成了一片云，那手表倒是原模原样地躺在了上面。那就是它，我想。他把画送给我，我很高兴。后来我又帮了他几次忙，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我不确定那时候夏洛生活在哪里，甚至对于是否应该把那块表还给她，我都不能确定。
　　那之后的一段漫长时间里都再没有发生过和夏洛有关的事情，我依然过着我喜欢的自由生活，主要是在录音室和现场做伴奏——这也是我最受信任的位置。我可以弹奏钢琴，十孔口琴，小号以及大部分可以弹拨的弦乐器。三十岁那年，我出现在一部描写南京音乐圈的纪录片里。我对着镜头说了十分钟的话，但最后电影里只用了两句。在其中纪录现场表演的一些片段里，我都是作为非乐队成员伴奏，灯光并不打在我身上。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确定我站在哪里，但我妈妈看了之后，就又立刻开始像小时候那样提醒我说，在不弹和弦的时候，也要学会使用小指，不然演奏里会缺点什么。

　　那年是香港回归三十五周年，我四十二岁了。我在与夏洛的那位女友网上聊天的时候（我和大部分大学同学依然保持着联系），她神秘地告诉我夏洛离婚了，并在字里行间怂恿着我什么。实际上，她的怂恿不过是一种从学生时代遗留下来的开玩笑的习惯，她自己也并不当真。我在键盘上不断打出“LOL”回应她，但第二天在我考虑了一整天后，便飞到了香港。大学时主修国际经济贸易的孙很早就已经靠努力（和我一样，还靠着好运气）成为了那里一家重要进出口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钱倒是跟我差不多，由于我不喜欢大动静，他就经常来南京找我)，正是他招待了我。刚到那里，我就立刻约见了一位几年前有过一面之交的香港导演。听到他说之前的那个合写剧本的提议依然有效，我便表示很荣幸与他合作。然后我又准备之两天，才拨了从夏洛女友那里要来的号码。认出我的声音之后，我听出夏洛很激动。我更激动。她问我在香港干什么，我告诉她我在给一个导演写剧本。她又问我什么剧本，我说讲的是一个腐败警察和一只怪兽的故事——当时已经没有纯粹意义上的香港电影了（现在依然如此），而我觉得一部让年轻人好奇、让年长者怀念的警匪片会包含有巨大的投机空间。当天我就和夏洛见面了，她看起来像只有三十岁，其他方面几乎没有变化。我觉得不可思议。她说我也没变，但我并不相信，那会儿我绝不是大学时那个蠢人了。
　　第二天我们又见面了，我感到事情进展得比我想象的要好的多。回归纪念日那天，我们相约去维多利亚港看烟花表演。孙听到这个，便表示会带我们去一个好的观看位置。傍晚时分，夏洛开车载我，跟在孙后面（她告诉我她大学时见过孙，她也知道我们的乐队），然后我俩惊讶地发现他竟把带我们带进了码头里，而他把头从车窗伸出来对我们喊，记好怎么回去！可那低吼着的海水还是险些把他的声音淹没。孙给我们指了他们公司集装箱停放的区域后便离开了，而后夏洛和我一人从车里抱一个坐垫，朝就近的一个红色集装箱走去。把坐垫扔上去之后我注意到夏洛穿着裙子，便抢先顺着梯子爬了上去，想在她面前显得机灵一点。烟火表演持续了两个小时，整个过程极其壮观，而那持续的爆裂声也在海浪的装饰下听起来优雅了许多。我们先是坐着，后来累了的时候就趴在坐垫上看。其间我们几乎无法交谈，只是频繁地互换眼神。但那让我感觉很好。
　　离开的时候，我坐在一旁，等夏洛先下去。应该你先下去，她笑着看了我一会儿后说，你得在下面守着，以防我踩空或者脚滑跌下去。看到我没什么反应，她又补充说，上来的时候你就犯了一次错误了，我是想给你一次补救的机会。而我爬下去之后，她又从上面探出一个头，说我站得太远了，根本保护不到她。在我站到她指定的地点后，她开始小心地往下爬。她扭过头来对我说，你要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我的脚上，那样我一旦踩空你就能第一时间反应。但我没按她说的做。在下到离地面一米半左右的地方，她慢慢地在梯子上转过身来，说她想跳下来，并让我把地上的坐垫叠在一起。之后她登掉鞋子，就跳了下来。落地时她因惯性向前倾倒，我在腰部扶住她，她的双手则压在我的肩膀上。我等了几秒，发觉她并没有让手从我的肩膀滑到我的身后，我也就开始推她的腰，让她回到我的面前。她也让我看她怎样咧着嘴笑。
　　那晚剩下的时间，我们去了尖沙咀的一家酒吧。我受到邀请在那里表演，一支驻场乐队为我伴奏。弹了两首经典爵士曲目之后（“午夜时分”和“给戴比的华尔兹”），夏洛来到舞台旁边，神情严肃地问我，你有没有备用的拨片？好，那把你现在用的这个给我看看。我递给她，她就又回了座位上。之后，我则为那只乐队伴奏，表演了几首他们的歌曲。
　　等我离开舞台回到夏洛身边的时候，吃惊地发现她用一根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白线，穿起了那只银色金属拨片，并把它戴在脖子上——之前我一直以为那款拨片上的圆孔只是用来防滑的。她发觉我注意到那东西了，便轻巧地对我说，现在我们扯平了，但既然你找到了我的手表，我还是希望你下次把它拿给我——别想耍赖，我看见过它。她说完我们都大声笑了会儿，然后我看到她把手伸过来，轻放在我的手上。我谨慎地把这看作是某种浪漫关系的开始——而实际上，那手表当时正以一个烟斗的外形躺在我的裤子口袋里，但我觉得并不应该当场拿出来。两天之后，我完成了剧本，安心地回去了。

　　在南京，我惊喜地发现我每天都能和夏洛保持联系。我们打电话或在网上交谈的时候，她会告诉我她每天的生活，有时候会讲她如何用我从没听说过的方式赚钱——它们让我想起孙对我讲过的垄断集团的经营方式，而这些东西让我突然觉得我是在这个新时代里唯一一个还在做着已经过时的事情的人。但我并不沮丧，想到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和夏洛生活在一起，我就觉得无比幸福。而几乎是同时我对那支烟斗的喜爱一下子消失了，我把它丢在衣柜顶上，不再在意它了。
　　但某天我又在想夏洛的时候，我突然记起了我的病，于是第二天我就叫医院的人来我家把整个屋子又贴上了标签。他们走了之后，我立刻把所有标签看了个遍，然后我欣喜地发现病情没有加剧，我没认错一样东西——当然，除了扔在衣柜上的烟斗。而更使我狂喜的是，之后一天早晨起床时，我神经质地在床上蹦了两下，眼睛竟然撞见了一块手表——正是那只手表，它就平躺在衣柜顶上。我赶紧下床到衣柜跟前，踮着脚摸索，而等我摸到后把它拿下来的时候，看到的又是一支烟斗了。但其实对此我并不在意，苦涩一笑之后就把它放回了桌上。而过了几天，当它又恢复成手表的形状的时候，我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了。这次我没有碰它，而是先仔细观察了一番。注意到它的指针并没有在动的时候，我瞬间有了一个推测。为了确认，我伸手把它拿起来，几秒之后，我看到这块自动手表的指针开始走了。然后我等了一会儿，但是它并没有发生变化。我眨了眨眼，也没有变化。我把眼转到一边再回来，它果然又成了烟斗。我笑了起来：你也就这点小本事——不，这是我对我的大脑说的，确切地说，是对我在竞争中获胜的那片脑半球说的——你绑架了你的双胞胎兄弟只是想玩这么一个小把戏吗？然后我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回答我说：我是想告诉你，那些可以被计量的时间都是虚假的。
　　不，根本没有回应，这句话是我自己想到的。我要尽快到夏洛身旁去。
　　第二天，我在广州路上找到了那个我有些印象的“国营修表店”，令我吃惊地是，店主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告诉我说他的爷爷是第一位店主，我就理解了。之后他解答了我的疑问，告诉我“Taverner”是一个日本牌子，这个牌子的自动机械表的发条并不是在三点钟位置，而是在九点钟位置（我上初中时曾问过一位修表师傅，只要戴在手上就能永远走下去的自动手表的动力来源在哪里，然后我知道了自动表只是在普通发条表的最外层加了一个叫做摆陀的扇型零件，手腕的运动会使它绕着轴心随意旋转，而它每经过发条一次，就把发条上紧了一点——而现在我知道了，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没有足够的求知欲，他可能永远得不到他渴望的爱情）。这点信息对我足够了。

　　幸运的是，那年似乎所有的老同学们都在期待着一场聚会。对此我向孙暗示了借用他广州的大房子举办一次聚会的可能性。他爽快地同意了，并开始张罗起来。我很感动。另一方面，夏洛向我保证她一定会去。
　　我提前一星期到了广州，再次厚着脸皮接受了孙一家的招待——那段时间里他正在试图离开他之前忙碌的生活方式。第二天，我去熟悉了他家里的两位女“家务助理”（就是保姆）——聚会那天她们也会留在这里。之后我把那烟斗藏在会客厅角落里一张沙发里（它被斗状部分朝上地——那些天我研究过它的烟斗形态与手表形态之间各点的对应关系——塞进沙发坐垫与靠垫之间的垂直槽里），并告诉她俩不要动它，那是一个聚会时会表演的小把戏。三天过后，我再次去查看的时候，它已经不再走动，并恢复了手表的模样，而且位置也正确——刻度九朝上。一切都准备好了。
　　聚会那天晚上，和大家打了招呼之后，我就坐在被我动过手脚的沙发上等待夏洛到来。后来我去客厅门口，把夏洛从人群中拉（我确信一种浪漫的关系已经开始了）到我的桌子那儿，让她在我对面坐下。我看到她特意戴上了那个“项链”，我备受鼓舞，然后就把手背到后面去拿那手表，同时故作神秘地对她笑。她也一直都在笑。我摸到了它，并用两指捏住，然后平稳且垂直地把它拿出来，并移动到我身前。如果不出意外，这段时间里它的转陀会一直垂在三点钟位置，表的发条会保持松弛状态，然后我就能拿出一只手表了——不过我知道即使我拿出的是一只烟斗，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我心里总会觉得缺点儿什么。接下来我确实把一只表拿出来了。我得意地递给她，同时双眼盯住那手表不放，甚至眼睛都不眨（我为此特意做过一些训练），以使它能够继续在我面前保持手表的模样。夏洛把它拿在手里看了一下，又眼神诡异地看我一下，然后把那表的正面转过来对着我。接着她问我，几点了？我瞬间被吓出一身冷汗。我告诉了她上面的时间。然后她问我，多少秒？我稳定住自己，把眼睛凑近一点，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然后，我看到夏洛站起来，把它送回到我手里，温柔而亲切地说，那就送给你吧。我说好，并且看着自己颤抖的手把那烟斗塞进了裤子口袋里。
　　夏洛让我去和大家一起玩，但我觉得又困又累，便说我想去睡一会儿。她似乎很理解我，没有强求。但在回房间之前，我先去了外面的花园。我看到大家的车都停在那里，然后我也看到了值班室的亮光。一个门卫在里面看电视。我走进去，拿出那烟斗，告诉他我眼睛有点儿老花，让他帮我把时间调准。他很乐意帮忙。随后我在花园里找到夏洛的车，并把烟斗放在车右侧后轮前面一点的地面上，确保夏洛开车时能轧到它——这是美国二十三年代的那些私人侦探们常用的方法，而我这样做不过是想详细地知道在这段浪漫关系开始的时候的每一个细节。之后我就回屋睡觉，并幻想未来美好的生活。
　　不，赵夏洛并没有义务告诉我她是几点离开的，我得自己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