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8日，《朝日新闻》刊登了作家村上春树的专稿《对领土的狂热如醉于劣酒》，针对近来中日之间的摩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村上很少接受日本国内媒体的采访和约稿，9月份刚刚出炉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奖也以不在日本为由缺席了颁奖礼。村上春树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和社会、体制（村上表述为System）保持着距离，坚持自己作为“局外人”的姿态。
　　从村上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开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风起云涌的“全共斗”学潮就被置于主人公抗拒社会和体制的背景之中。《挪威的森林》中主人公自述：“大学被封，上不了课，我开始去运输公司打零工。”《寻羊冒险记》的第一章《1970/11/25》记录了男女主人公在大学的食堂看到电视上出现三岛由纪夫的新闻图像，而这一切和他们毫无关系。主人公与同时代的重大事件产生疏离感，这与村上对于社会和体制的态度是一致的。
　　村上对于来自西方国家的奖项并不排斥，2009年他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墙与鸡蛋》。 “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近似宣言的演讲词的确感动了许多读者。村上的演讲传达出一种信息：他不仅是作家，而且是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
　　专稿《对领土的狂热如醉于劣酒》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小说《发条鸟年代》提到了1939年满洲国和蒙古之间的诺门罕战役，那是一场由于国境纷争而爆发的短暂而激烈的战争。日军和蒙古、苏联的军队展开激战，双方有近两万名士兵丧生。写完小说后我去实地探访，当我伫立在散落着弹夹和战争遗物的茫茫荒原，顿时感到一种强烈的无力感。“为什么人们为了这片荒芜的不毛之地进行毫无意义的厮杀呢？” ——村上的“无力感”一方面来自人在思考战争时真实的虚无感，一方面也与他含糊的历史认识有关。
　　在探访诺门罕的游记《边境·近境》中，村上讲述了他读过诺门罕事件的资料之后来到实地后的感受。据资料记载，当时日军的士兵全副武装，从海拉尔徒步穿越约220公里的荒野，行军到达国境。“读书时我看到的仅仅是‘某某部队从海拉尔国界徒步行军’的文字，作为知识，我的认识不过是‘哦，原来是这样’，但来到实地我不禁哑然失语了，徒步行军的行为意味着强烈的现实震撼。我切身地感受到，当时作为国家的日本是多么贫穷。”——和《墙与鸡蛋》的慷慨激昂相比，村上探访战争遗迹时联想到近代日本的贫穷显得多少有点肤浅和虚无。
　　和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等上一辈作家相比，村上算不上关注现实问题的知识分子，他创作的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局外人”能够获得读者的认可和共鸣，但是对于历史、社会的认识局限也决定了他很难建立起作为知识分子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