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某一天，我在天台上，天上由远到近是一种深浅渐变的鸽子灰。我在天台上等人，双手轻轻按着水泥的，浮凸着粗糙颗粒的围栏，向下看去，是这座城市主干道的一个分支，繁忙，但是能够感到它衰老的气息，因为往来穿梭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去买菜，赶在六点，或者七点之前的一两个小时，去市场看看，有没有新鲜的蔬菜，或者肉，可供上桌，他们的头发是灰白色的，很多的灰白色，缓缓地流动成一种液体，穿过街道两边的一些店铺，比如，卖五金的，深黑的，窄小的店堂，闪着铝合金的不那么理直气壮的光，拉面店门口戴小白帽子的，对坐的两个伙计，他们的双手都放在大腿上。
　　我想，我看得是否过于清楚了。这是在一幢大厦的第十二层，大厦里甚至没有电梯通往这第十二层，需要先坐电梯到九楼，走廊的拐角，一个类似地下室的地方，通往楼上，用几块木板，拼凑出一个倾角几乎为零的楼梯，先穿越这样一个隧道，才能到达我的办公室。和办公室正对门的地方，有一个门，曾经刷过白油漆，都已经一层一层地翘起来，像鸟受惊或者发怒时的羽毛一样翘起来。走进这个门，再上一层楼，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天台，半个小时前，我收到一条短信：“天台上等你。”是一个号码簿里从来没有过的号码，我在头脑里迅速分析有可能的发送者，这样的分析是徒劳的，因为我是一个交际狭窄的人，极少见生人，除非迫不得已，也不会将自己的号码留下给陌生人，所有有自己信息的纸制品都会被烧成灰烬以保证安全。会是谁呢？我查询了号码归属地，这是一个本地号码。这让我有片刻的心安，然而这心安稍纵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更明显的疑虑。在电脑面前静静坐了一会儿之后，我打开手机，打出三个字：你是谁？随即又删去，因为在打字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他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最多只是敷衍一下。如果他要我知道他的身份，那么一开始就会表明而不是等我去问。删去了字的地方，字符键一跳一跳的，我看着它一跳一跳的，又填入两个字：几点？那边很快有了回音，四十分钟以后。
　　我准时地上了楼，提前了三分钟。天台上有一些植物，都是野生的，比如废弃的水池里生长的一根向前倾斜的茎杆，叶子大而肥厚，表面覆盖着绒毛，水池的巨大的裂痕应当是它生长中的作用力所致，还有围栏与地面的连接处的黑色软泥里，生长着稀疏的青苔，连日的阴雨，也没有使它们更蓬勃一些，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还不够背阴，毕竟是天台，阳光总会及时地照顾到。除了植物，还有一根软管，包裹着色彩暗淡，松散的塑料布的软管，弯弯曲曲地贯穿了整个地面，没有源头，也没有终点，就那么虚弱地趴在地上，像无穷无尽的干枯的肠子。环绕天台走了一圈，中等力度的风。有一块地方，不大，大厦墙体的玻璃裸露在外，深蓝色的，污泥纵横，还保持着当初溅上去的姿态，说明从未有人打扫。也许这幢大厦二十年前建成时的时髦的装修风格使它华丽迷人，闪烁着蓝色金属玻璃特有的光辉，吸引了全城最有才干的年轻人。不再是这样了——尽管它仍然会在下午三点，阳光最好的时候折射出一些光，但是内里的破损惊人，人员日益冗杂，不得不扩张一些额外的建筑——我的办公室就是这种情况的产物——到处都是老鼠，只要把吃的放在抽屉里，第二天桌肚里就是厚厚的碎屑。或者把吃的拿出来，都会引起它们明显的骚乱。甚至拿出的不是吃的，而只是一张纸。年轻人也不再满足于在这种地方施展他们的才干，他们会去大城市。年轻人一年又一年地流失，他们在小城长大，去大城市上大学，然后留在那里，永远不回来，一茬一茬的年轻人轮番如此，老年人则一个一个地死去，说不定有天，这里就成为了一座空城。
　　一只鸟斜斜掠过天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当它停在近旁的树梢，我发现它的尾巴是明亮的宝蓝色。忽然就记起自己是来等人的。已经从办公室消失了半个小时，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来干嘛的，在这里享受了三十分钟的新鲜空气。坐在地面上一块凸起的水泥墩子上，想着自己的头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蠢到这个地步。然后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不妨再问一问，既然已经来了。这样的念头经过的时候我又顺延地想下去，反正我已经来了，如果我是受骗了，那么蠢这个事实已经形成并且不可更改，那么再推进一下也无所谓，如果是个误会，还能得到及时的澄清。于是我问那个号码：“你在哪？”一气呵成地发出去。显示分钟的数字刚刚变动，便有了回应，言简意赅的三个字：“马上来。”但是毫无意义，他说马上来，意思就是说，现在不来，但是已经超过了约定时间的四十分钟。在这四十分钟里，只有开头的几分钟是明确了目的在等人，其余的时间——其余的时间仿佛被弃置在一个抽真空的塑胶袋子里被一个无形的泵给抽得一干二净。我回味着这三个字，马上来，就像回味口腔里陡然出现却挥之不去的气息一样，马上来……心里不由自主地重复这句话，直到意识到，信息的发送者承诺“马上来”的时间范围也已经过去了。一种受骗的羞辱感涌上心头，我一鼓作气地离开了天台。
　　右脚刚刚踏进办公室的门，我后悔起来。也许应该再等待几分钟，或者仅仅是几十秒，说不定那就可以见到对方的真容，这个假设在我心中越来越真实，而懊悔也越积越厚，我磨蹭着走到了办公桌前，迟疑地拉开了我的椅子，又扭头出了门，往楼上而去。天台依然空无一人，然而，我似乎发现了什么。那根软管，它发生了一些变化。起先我疑心是幻觉，为了坐实我仔细回忆起刚才看到它的样子，确定无疑它是与刚才我在的时候有所不同了。它不再是随随便便地瘫在地上，而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Z字形，一个横平竖直的Z字，在该拐弯的地方毫不含糊，甚至形成了标准的锐角。它仍然环绕天台，仿佛生来如此，却像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注入了新的精神。“一定是有人来过了。”我想。就在我离开的档口，那个人来过了，看到我不在，他又走了。我们错过了。我的懊悔膨胀起来，潜意识里希望他还没走远，或者等等还会回头，于是仍然站在原地，轻轻踢着那条管子。有人来过，也不代表什么，可能只是一个上来晒晒太阳的人，可能这个天台每天都有工人来打扫，只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而已。这个时候听见了脚步声，是那种走路不很轻快的人上楼梯的闷闷的声音，紧接着，背后打开了一扇门，一个女孩站在门口，我是认识她的，是别的部门的同事，我们曾有过点头之交，她像是被我吓着了，看我的眼神像是瞪了我一眼，从她的反应我猜测给我发信息的人不是她，果然她的脚步也没有停留，径直地下楼去了。也许她是来送什么文件，她从前也来送过文件。我记得她，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注意过她喜欢穿深色衣服。但是没有和她说过什么话。
　　她的到来并不是没有价值的，从前我并没有发现她上来的那个小铁门。那个门漆着与墙面一样颜色的油漆，而且只有有门的那面墙上刷了一块油漆，像是要遮掩门的存在似的。门极小，成年人必须微微弓背才能穿过，我试着进入了一下，向下看去，楼梯幽暗深不见底，眼睛渐渐适应之后，我看到金属的，被磨光的悬空状的梯板和楼梯肚里摆放的废旧物品，成捆的纸张堆积如山。与纸张相对的地方是一条甬道，大概从这条甬道就连着女孩所在的办公室。我想象着她独自前来的路程，非常不解，她明明可以有更便利和光明的选择，这里似乎也并不更近些。站在门框上我没有下去，因为不敢，那高悬的门框就像山崖上的一个小屋，只要踏出一步就是万劫不复之地。我向后退去，关上了门。
　　回去之后我并没有看见女孩。也许她是从另一条路回头的。我坐下开始处理手头的一些事情，今天似乎异常安静，日光灯的变压器嗡嗡地响得像蝉噪，空调开着，轰隆隆地与之唱和，出风口的小标签飞舞着，像只红底金边的大蛾子。这间办公室非常空旷，是从前的一个小仓库改装的，还保留着高高的穹顶，并且也没有窗子，听说在我来之前，我的上司在一场人事斗争中惨败，没有获得他认为他应当得到的位置和利益，作为一个孤傲、强势又不可避免地正在老去的人，他郁郁又愤愤地离开风口浪尖，用他的话说：“到一个没人打扰的地方，搞一点特别的东西。”他隐居起来苦心经营的项目确实特别，以至于很少有人理解他在干什么，好在他有着岁月积攒下来的威望，对整个机构也没有干扰，于是就被听之任之。他在人们心中成了一个事实上无关紧要的人，一个无关紧要然而认为自己有隐秘的重要性的人。我被分配在他的手下干活，亲眼看见他为了那个“特别的东西”狼奔冢突，但是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的同事也不知道，但是我们都假装知道。
　　对桌是一个从别的部门调离的女性，她正在她的电脑上噼里啪啦个不停，我坐在椅子上，听了一会儿变压器和空调的交响，觉得不对劲。那种不对劲的缓慢地浮现就像怀孕一样，一开始只是一些不明显的征兆，紧接着，你意识到你可能怀孕了，因为那些征兆越来越明显，当怀孕的事实被确认之后，那些征兆来得翻江倒海，让人坐卧不宁。我被这不对劲紧紧抓着头皮，但是就像那条裹着色彩黯淡的塑胶布的软管，我找不到它的源头和终点，就算我在心里将它整顿了一遍又一遍，一会儿拉成Z形一会儿拉成L形，仍然是找不到。软管。我顺着这个吉光片羽的念头想下去，想到我在百无聊赖和懊悔交织的情绪下踢着管子的时候，女孩出现了，她快速地瞪了我一眼然后走开了，由是我认为，她不是给我发信息的人。可是，可是谁又知道呢？“瞪”这个动作有很多种含义，我将其理解为受惊，可是在别人那里完全有可能不是这么一回事，大多数人使用它代表着怨恨。她怨恨我什么呢？假设她是给我发信息的人，她完全可以怨恨我没有依照“马上来”的通知等下去。也许她根本不是来送文件的，她就是来瞪我一眼的，这一眼就表明，天台会面已经取消了。想到这里我有些失望，不易察觉的失望，事后想来才能够确定的失望，在当时则一闪而过，像女孩飞飞瞪了我一眼的目光一样一闪而过。我将目光挪到正在敲击键盘的对桌女同事脸上，她是昨天才来到这个办公室，我们还不熟，讲的话还没有超过你好，再见。她在忙什么呢？这个机构是个闲机构，这个部门是个闲部门，她的职位是个闲职位，但是她很忙，很忙很忙，从早到晚地忙，站起来就脚不沾地，坐下去就十指翻飞，此刻她皱着眉头，目光凝重，我犹豫着要不要和她说话，她可能意识到我在看她，抬起眼睛，与我四目相接，我便说：“那个……刚才有人来吗？”她仍然皱着眉头，把目光缩了回去，可是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或者说，我不明白她回答的含义是什么，她嘴里发出嗯嗯哼哼的声音，投入地对着电脑，就像要把身体要化在电脑里一样，她的嗯嗯哼哼到底是有人来，还是没有人来的意思呢？我不再问她了。余光里她的憔悴的眉毛细细的，剃过的地方青青的。
　　下了班我步行到了九楼，再从九楼坐电梯。电梯停在八楼，在天台上见到的女孩走进来，她看见我，寒暄着，下班了？我说，哎，下班了。她不再瞪我了，微笑着。我悄悄地打量她，用一种游移不定的目光，这样不至于看起来带着太明显的目的。她身材有点胖，但是不矮，头发扎到脑后，毛绒绒的碎头发趴在颈上。皮肤白得发亮，不是灯光的亮，是灯光照在瓷器上，那层釉质所发出的含蓄的亮，黑裙子外面罩着黑外套，嘴唇的弧线软软的，圆润的眉角藏了一颗痣，她笑起来有一种宽柔的气质。她说，最近忙不忙？我说，还好，你们呢？她说，也还好，有时闲，有时忙。电梯到了三楼，很多人涌上来，我们没再说话，电梯里的人互相交谈着，说的是与我们刚才几乎一样的话。我的嘴里干干的，往下咽的时候没有一滴唾液。
　　到大门口，下雨了，极其微弱的初春的雨，无声地降落着。女孩站在门口，看着外面的雨情。我带了伞，天气已经阴沉了几天，伞每天都在我的包里，但天也只是阴着，并不真正地下。今天这样的雨，原本也可以不用打伞的，但是我看见那女孩站在门口，犹豫不决的样子，我便从后面走上去，问她：“你怎么走？”她说：“我去坐公交车。”公交车的站头离这里还有一段路，走起来大概有十分钟。我说：“你拿我的伞去用吧。”她推着我递过去的伞，说：“那你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我在这里等人，也许等一会儿就不下了。”她看上去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我看着她撑着我的伞，伞骨架在她肩上遮住了大半个背，我想，我跟她说，我在等人，这真是太奇怪了，我本来可以说，我不需要打伞，这么小的雨。或者也可以说，我送你去车站。然而我说的是，我在这里等人。我下意识地把手机摸出来看看，没有信息，又打开了收件箱，那两条下午收到的匿名信息还牢牢地躺在那里。我在这里等人，等谁啊？
　　还真的等了一会儿，也不知道在等什么。等着的时候，有个老年男性，很瘦，春寒料峭的天气，他穿着一件薄薄的蓝布衫，戴一顶旧帽子，艰难地爬上不长的几级台阶，门卫出来拦住他，问他：“你找谁？”老人告诉他找什么什么，门卫说：“啊，什么，你大声点？”他大概耳背，声音大得惊人，最后一遍老人几乎是在朝他吼了，连我都听得一清二楚，他说：“我找厕所！”门卫摇摇头：“没有这个人。”他就这么连连地摇着头，重复地说，没有这个人，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
　　雨真的不下了，我走下台阶，上面很湿润，像含着水喷上去的一层雾，非常滑，我小心地，一脚一脚实实在在地走着，唯恐摔倒。大理石上倒映出我的影子，我看着自己的影子慢慢地走着，觉得自己就像被盘踞在水底的一种动物，可以透过水看见岸上，而岸上的人也可以看见它，但是因为折射的关系，他们看见的它是弯曲的模糊的。他们都会知道水底有这么一种动物，也都看见过它在水底的模样，但是没有人知道自己看见的是极度失真的它。阶梯滑到我必须先把一条腿平安地落地，再放上另一条，样子笨拙。不如干脆跳下去吧，于是脚在阶梯和地面之间画了一条小小的弧线，我就无声地坠地。
　　起初是脚后跟有一点轻微的痛，不易觉察的。走着走着，那一点点痛扩大成酸胀和麻，在每一次接触地面的时候，就牵着脚底的筋络，一直延伸到大拇指，再扩散到其他四指。走到了家的时候，还仍然在承受范围之内。等到了夜里淋浴，我站着，那酸和麻和痛就密密地涌上来，只好草草地冲干净身上的泡沫。到灯光下去看那只脚，没有红，也没有肿，很平常的样子，揉一揉也不痛，又站起来，原地蹦两下，那痛就一下子醒过来了，痛得连小腿都抽住了。怎么会呢？就那么轻轻地跳了一下。但是仔细回味起来，落地的时候，脚后跟确实有什么地方略略错位了一下。
　　我关了灯，盖好被子。手机屏幕亮起来，我心里一沉，拿过来，看见是一条服务信息而已，上面写着：“春季可以适当食用樱桃、韭菜、菠菜、葱、姜、蒜、蜂蜜、山药、春笋等有助于春季养生的食物。”我把手机扔到一边，过了一会儿，又拿在手上，黑暗中屏幕的光亮着，可能是桌面图片被我设置成星空的关系，那光亮并不是雪白的，而是蓝蓝的。它就这么蓝蓝地照着我的脸，鹅黄的信息背景色上一个一个的圆角字，写着这些食物的名字，组合成一种美味又有助于使人长长久久地活下去的意象群，它们似乎正从字迹幻化成实体，依次摆在我面前，等待与我互相宠爱。脚又疼起来，外面开始有雨声，一开始是要下不下的滴滴答答的，逐渐绵实而成为细密的网。脚的疼痛像是发芽的植物，在雨的催促中急切地生长，然而我还是睡去了。梦里我见到了给我发信息的人，那不能算是一个人，那只是一张脸，没有五官的脸，我对他说，我脚疼。那张没有五官的脸笑了一下，虽然他没有可以表达笑意的器官，但是他双颊的肌肉向上提了一下，我就知道他是笑了。他没有说话。这个时候脚就在被子里疼，本来已经不疼了，好像是给提醒了似的。我醒过来，看到手机上的钟显示是2点28分，继续睡去，又梦见天台约见的人在跟我玩一个密码游戏，我在梦里被数量可观的密码围绕着，努力地把它们串联起来，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但是密码开始滑动，像广告里丝绸状的巧克力一样从身边滑动，无法捕捉，这个梦里无脸人没有露面，但他的笑意似乎从上一个梦顺延下来，他的微笑就像一张薄膜一样覆盖着整个夜。
　　雨下了一整夜，为了防滑，工作人员从阶梯到大堂都铺了红地毯，早上九点去上班的时候，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街巷，汇聚到这一条毯子上来。大堂里氤氲着水气，雾蒙蒙的，人们的声音穿过空气里丰富起来的介质，不再是那么直接地就抵达了耳朵，形成了一种交流的钝感。雨后的困倦气息在电梯里互相传染，在短暂的你好你早之后，沉默聚拢而来，伴随这个狭小而盈满的空间上升下降，一双双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指示灯。
　　我在角落里贴着某人的后背，他穿的是一件登山服，行动起来发出干脆的哗啦哗啦的声响。脚后跟一着地就疼，我只好把一只脚微微地拎住。那人似乎有些焦虑，因为不停地有电话打进来，那是一个他不想接的电话，他接了之后总是含糊两句就挂掉，但是对方执着地打过来，他的衣服就一阵一阵地哗啦啦地响，我看着他最后一次把电话放进口袋的时候，向后扳了一扳肩胛骨，像终于有了抬头之日一样。然后哗啦哗啦地走出电梯门。人都已经走光了，我也跟在后面走了出去，随即发现这不是我想要去的九楼，这是八楼，电梯门已经关得严丝合缝。
　　昨天的黑衣女孩的办公室就在八楼，每次她都是在八楼上电梯的。我有意无意地路过她的办公室，门还没有开。我就想到，既然她常驻八楼，那么通往天台的小铁门的甬道的入口很有可能也在这层楼。我顺着走廊搜寻起来，果不其然，在厕所旁边的拐角处有一个不起眼的过道，几乎敢肯定就是它了，我走了进去。
　　黑暗是渐次来临的，因为没有灯也很封闭，只能借助入口处的一点点光，越往里走越黯淡了。可以感觉到这条通道是上升着的，就像扶梯旁边供轮椅上下的坡度一样不很明显，我慢慢向上走着，几乎要怀疑走错了路，好几次想要折返——它不仅黑而且非常长。可是，能有多长呢？不过是一两层楼的距离而已。也许只是我的心理时间很长。就在快要放弃前的一刻，成堆的纸山出现在我面前，堆得有我一人高，有一线光漏进来，照着空气里密密的粉状的灰尘浮游。我抬头看到了小铁门，那光线就是从门缝里漏进来的。迎着光线我上了悬梯，想要开门的时候却发现，门是锁着的，粗壮的插销穿过了门框上的铁环，一把大铁锁固定在上面。
　　只好原路返回了。回去的时候要顺畅得多，因为对地形和黑暗都熟悉起来，而且是下坡路。我走得很快，到最后一小段几乎是在跑了，寂静的暗地里呼吸和心跳都在耳边听得异常真切，像有别人紧紧贴着自己跑似的。快到入口时又恢复了平常的步速——上班的人都已经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调整自己的步速和和他们一样，按捺着呼吸，走到电梯前，按了向上的箭头。
　　门开了，吐出一些人，其中有黑衣女孩。她没有看到我，低着头，快速地走着，经过身边的时候我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护肤脂香气，混着下雨天头发里的若有若无的发酵气味，电梯向上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那气味还残存在我的鼻腔里，正在一点点消逝，我想着她那天瞪了我一眼的样子，那眼神在记忆里已经模糊不清，我想着我和她有了相同的甬道的历程，一种微妙的亲近感在心里扩散开来。可是她为什么要经过那样一条长长的，阴森的地下墓穴一样的地方，去到天台上，再下楼，到达我们的办公室呢？我仔细体会着她在甬道里可能出现的身体语言，想以此揣测她的动机，我点点滴滴地勾勒着她的样子，她怎样穿过了黑暗一级一级地上了梯子，然后——没有然后了，在我的经历里，门是重重地上了锁的。我没有钥匙。
　　办公室门开着，女同事已经到了，如常地坐在她的位置上，从电脑右上方的直角边缘微微抬起眼睛，对我说，早。我一边回应，一边经过柜式空调，刚刚开始工作不久的空调，轰隆隆的吹送着潮而寒的，只夹杂着几丝热气的风，浓重的灰尘和氟利昂混合气味使人不得不屏息。然而“嘀——”的一声，它在我身后突然安静下来，叶片缓缓关闭发出咔哒咔哒的咬合的声响，灯也不亮了。我望向女同事，发现她也望着我。“停电了吗？”我说。“嗯。”她点点头，“停电了。大楼里老鼠太多了，电路经常坏。”“是的，老鼠太多了。”我一边说着，一边拨打维修部门的电话，他们说，他们等一会儿就到。挂了电话女同事说：“他们说他们等一会儿就到？又是这一套，他们说他们等一会儿就到，根本不可能。上次停电，那次你不在，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也说等一会儿就到，结果我一个人在这里等了一个上午没人来，下午又找他们，他们还说，等会儿到，马上到，屁，人影子都没有。”“是嘛！他们头儿是谁啊？”我心不在焉地接下去，骤然暗下去的空间里有一种浊重的静。女同事没有回应我，又开启了一个新话题：“听说快要搬新大楼了，就今年年底吧，也可能是明年。”“这么快？”“是啊……哎，今天几号了？”“二十号吧？还是二十二号？十九号？不对不对，我看看。”我掏出手机查看日历，女同事说：“我儿子下个周末过生日呢……他又说学校要开运动会，不能回家了，他已经两个星期没回家了，小东西坏得很。”“呵呵，是吗，正常的，我上学时候也很淘气，家里人烦着呐。”“上个月又从宿舍床上跳下来，跟腱受伤到医院打了针封闭。叫他不要报运动会了，他说学校要求统一参加，不报项目也要在旁边看着。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没报呐？万一逞能不得了噢……”她说着说着就焦急起来，喉咙都紧紧的要哭的样子，我心里盘算着自己脚后跟的疼痛是不是也是跟腱受伤了呢，要不要下班去医院看看呢，去医院看就得快挂号了，不然排起队来是很要命的。嘴上却安慰她说：“没事的，他肯定有数的……肯定的……”沉默了一会儿她又开口：“我说的吧，维修部的人还不来，要是一直等，等到死都不会来，我再打个电话催催。”她说着就把座机端到自己面前按号码盘。
　　我开始整理自己案头的文件，纸张发出互相摩擦的声响，有不要的表格被嗤拉嗤拉的撕毁。先是撕成二分之一，再四分之一，这样一直撕下去，声音和形状都越来越小，直到纸屑紧紧的勒在四指间无法动弹。一阵窸窸窣窣，仿佛从墙壁内部，从天花板，从每一个看不见的角角落落传来。老鼠又在躁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