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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与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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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与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 作者：张盛发    时间：2005-6-28 15:57:00 【字体：大中小】【打印本文】【双击自动滚屏】第 1 页苏联与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一第 2 页苏联与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二第 3 页苏联与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三    (根据新的档案材料)   1947年当美国和苏联进入冷战后，联合各自的盟友并且组建国家集团以巩固自己的阵地和加强与对方的争夺，便成为美苏双方进行冷战的必然步骤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实施马歇尔计划入手，以抵御苏联威胁为名，由缔结布鲁塞尔条约(1948年)发展到建立北大西洋公约集团(1949年)。北约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敌手的西方国家的军事政治集团。与此同时，苏联则以共产党情报局和莫洛托夫计划为政治和经济基础，开始建立以它为首的苏联东欧国家集团。 战后初期苏联在东欧国家实行的联合政府的策略，在美苏对立愈益激烈并发展为冷战的新形势下，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在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东欧国家里，让那些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资产阶级政党继续与共产党在联合政府内共同执政，无论怎样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既可能威胁东欧各国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的既定地位，又可能动摇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为了组建一个坚强稳固的苏联东欧国家集团和确保苏联的安全带，东欧国家内部的多党联合政权的畸形局面必须结束。这是苏联由大国合作政策转变为集团对抗政策的必然要求。换言之，也是苏联方面进行冷战的需要。1947~1948年，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通过各种政治手段结束了多党联合政权的局面，确立了单独执政的地位。 但是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如果说在大多数东欧国家由多党联合政府向共产党一党政权的转变进行得相对迅捷和顺利的话，那么在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这种转变则显得较为困难和复杂。其主要原因，一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政党力量比较强大，二则是捷共一些领导人存在着通过议会活动来夺取政权的想法，对运用极端方法夺取政权显得优柔寡断，由此就使得捷的政权转变过程中充满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苏联始终关注着捷国内政治斗争的进程。在捷共与非共政党的斗争进入关键性的时刻，苏联及时地对捷政局进行了干预，特别是以帮助和监督的形式，促使捷共由彷徨迟疑转为果敢坚定，从而最终把非共政党彻底地赶出了政治舞台。     一二月事变以前捷共与非共政党的斗争 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情在东欧国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战前捷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居于东欧国家的前列，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民主传统也较为浓厚。战时(1943年)捷总统贝奈斯就与共产党达成了协议并建立了民族阵线。战争末期(1945年4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希策成立了捷民族阵线政府。总统仍为贝奈斯，总理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费林格，副总理之一是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战后在1946年5月的大选中，捷共以获得38%的选票赢得了胜利，成为第一大党。随后成立了以哥特瓦尔德为总理的联合政府。 在战后初期建立的东欧国家的联合政府中，共产党一般来说都占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合政府内，共产党与其它政党在力量对比上却显得较为平衡。国家元首是非共产党人(贝奈斯)，而总理则是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在29名政府成员中，共产党人占12名，其余为社会党、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和民主党的代表。另外还有2名无党派人士(外交部长马萨里克和国防部长斯沃博达）。 对于二月事变以前捷共在国内外政治斗争中的表现，苏联基本上是不满意的。苏联曾经多次派人前往布拉格观察和了解捷国内政治斗争的情况。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捷共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并不占据优势，而且斗争的手段也不够坚决有力。此外，捷共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与苏联的步伐也不是协调一致的。 1947年下半年，当其它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基本上已砸碎联合政府体制的枷锁而掌握全部政治权利时，只有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仍然在政治舞台上与其它政党同餐共寝。当斯大林下令不得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时，其它东欧各国共产党齐声应诺，只有捷共一人出头违抗禁令，说与会的决定已经公布，若要收回决定政府不会支持我们(共产党)。结果惹得斯大林把捷共领导人召来莫斯科反复训斥后才使捷共领导人改变想法。[1]从当时捷克国内的政治力量的对比来看，捷共在联合政府里还没有绝对的发言权和控制力。受其它政党的掣肘，它无法不拆不扣地去执行斯大林的命令。而苏联之所以改变原来同意东欧国家参加会议的计划，其原因之一就是捷共没有完全掌握外交部门的权力(外交部长马萨里克是与国家社会党有联系的无党派人士)，并且代表捷克参加巴黎会议的捷驻法国大使又是一位非共产党人的保守派人士。 1947年7月，在斯大林的训斥和压力下捷撤消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和拒绝马歇尔计划，是捷多党政治的分水岭。它意味着捷已开始被纳入了正在形成中的苏联东欧集团之内，同时也预示着捷联合政府的体制即将结束。在这个过程中，苏联一开始就立场明确而又坚决，即支持、帮助和督促捷共与非共政党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直到把它们从捷政治舞台上彻底地清除出去。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对捷国内斗争缺乏一项明确的对策，对非共政党的援助显得犹豫不决和软弱无力。 从这年夏天起，捷共开始对自己的政治对手发起进攻。捷共依靠工会等群众性组织和团体，组织各种集会、游行和警告性罢工，引导群众寻找敌人、间细、怠工者和投机分子等，并且给反对派贴上“反革命的”、“反动的”和“破坏共和国”等标签。[2] 而国家社会党则在同年7月召开秘密会议，筹划联合其它政党建立反共阵线。9月中旬，共产党控制的内务部宣布破获了斯洛伐克的“反国家的阴谋”。据称斯洛伐克的反共活动家卷入了这起阴谋。[3] 苏联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密切关注着捷国内围绕着控制政权所进行的激烈斗争。1947年6月底，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工作人员古利亚耶夫专程前往布拉格转交日丹诺夫就法共被赶出政府致多列士信函的复本。回国后古利亚耶夫向斯大林等人提交了一份关于捷国内局势的分析报告。报告严厉批评了捷共在与非共产党斗争中的软弱立场。报告说，“该国的政治形势的特征是各党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得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支持的反动分子相当活跃。他们的讲话明显地带有反共和反苏的特征，吹嘘美国人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中的并不重要的功劳，赞扬美国和英国民主的优点。”至于捷共的政策，报告指出，共产党人揭露反动派及其外国朋友的宣传是有限的，因为共产党“并不总是以应有的方式来估计反动政党的敌意宣传和大量言论所带来的危害”。报告认为，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善于掌握国家机器：“共产党人在国家机关甚至由他们领导的政府一些部中的数量很少。例如，在由诺赛克领导的内务部中，在48名部局和分部的领导人中，共产党只有14人，在财政部担任领导的75名工作人员中，只有5名共产党人，在其它政党掌握的部中情况就更坏了。如，在国家社会党人劳什曼担任部长的工业部里，131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中只有13名共产党人，在外交部里51人中只有7名共产党人，在司法部里只有2名共产党人，他们甚至只是担任次要的职务。” 而在国家机关的中下层部门里，“反动政党国家社会党的影响”占支配地位。由此，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领导人主要的活动是集中于夺取议会中的多数，而同时却并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来摧毁反动派在国家机关、军队、农村和中产阶级等中的最重要的阵地。结果这支拥有良好的组织机构的百万人的党没有动员起来以应有的措施与人民民主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4] 古利亚耶夫的报告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严重不安。在随后由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撰写的报告中对捷各部领导人的党派属性进行了分析。报告指出，在捷165名各部门领导人中，只有42名共产党人，在更小的机构领导人中非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比例是858：154[5] 尽管事实上捷共在国内斗争中并非无所作为，但是在1947年特别是下半年美苏冷战已经开始的那种尖锐的国际形势下，捷共竟然还热衷于议会活动而不采取坚决的斗争手段，难怪苏联要指责捷共“太温和”。[6] 1947年底，苏联驻捷使馆在一份关于捷国内政治形势的报告中批评了捷共的行为。报告说，右派政党使共产党人经常处于一种被孤立和针对共产党人的勾结的恐惧之中……共产党人害怕受到孤立，有时对右派政党作出过度的让步。例如，共产党人未能在学校中贯彻新法律，没有在国家机关和军队中进行清洗。[7] 鉴于捷共的表现，苏联对捷即将到来的国内选举感到担忧。苏联使馆的一份报告说：“共产党人在现在和1948年直到选举前还将更加困难，因为社会民主党代表对他们的支持将愈益减少，并且通常来说，会反对他们……在斯洛伐克的情况将更加困难，在那里共产党完全是少数，民主党实际上决定着斯洛伐克内部生活的所有问题……现在所有政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即将进行的选举上……完全有理由设想，如果选举前一直到群众中努力进行工作，共产党人在即将进行的选举中就能获得应得的多数选票。” 但是，“ 得到西方代表积极支持的该国内部的反动派仍然认为，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右派政党在即将进行的选举中获得多数和把共产党人赶出政府的所有条件。”[8] 捷共个别领导人对1948年春天将要进行的选举也感到不安。如，1948年1月，捷共领导人之一的久里什在致联共(布)中央的信函中，担心捷共有可能遭到与法国和意大利战友们的同样下场(意即捷共也将被赶出政府)。[9] 而捷总统贝奈斯和其它非共产党政党以及西方国家对捷国内局势的发展却并不持乐观态度。一方面，他们对共产党人可能采取的行动已有所预料。例如，贝奈斯在1947年9月10日同国家社会党代表谈话时指出，“不能排除他们(共产党人)发动叛乱的企图。”[10] 9月30日，美国驻捷大使斯坦哈特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莫斯科现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表现出比以往更大的兴趣，可能它竭力要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尽快地完全听命于克里姆林宫。”[11]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共产党人采取行动，非共产党政党和西方国家将如何动作？贝奈斯总统清楚地知道，单凭他和其它非共产党政党的力量是无法与得到苏联支持的共产党进行抗争的。因此他完全寄希望于西方的援助。1947年夏天他对回国的捷驻瑞典大使塔博尔斯基说，“许多事情取决于美国人和英国人。”“只有当苏联的推进被西方的武力显示所阻止，我们才能保全自己。”[12] 贝奈斯确信：“如果西方表现出信心和坚强，那我就没有可担忧的。那样我们就能保持平衡。我想，西方吸取了慕尼黑的教训，绥靖和牺牲别人最终是不会得到回报的。”[13] 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次贝奈斯总统的想法又错了。西方国家虽然不希望捷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内，但是，它们对捷局势的发展并没有明确的对策，也未打算给捷非共产党政党提供有力的支持。这一点，早在6月2日议员霍拉就曾援引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大使斯坦哈特的话说：“当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家直截了当地问道：如果共产党发动政变，西方将怎么办？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不要指望我们会给超过道义援助的东西。”[14] 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1947年夏末，捷国内发生的严重旱灾加剧了国内的紧张局势和政党之间的斗争。非共政党借经济困难之机向共产党发难，指责共产党拒绝马歇尔计划并对苏联和苏捷关系提出批评。与此同时，共产党和反对派政党分别向苏联和美国发出了请求援助的呼吁。对此苏联和美国表现了两种载然不同的态度。当年秋天，苏联就向捷运来了谷物。苏联的援助增强了因它强令捷拒绝马歇尔计划而下降的威望。[15] 相反美国却袖手旁观，拒绝援助，并且坐待局势恶化。[16] 苏联和美国对捷饥荒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对捷国内的政治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捷共对苏联的援助大肆宣传，同时攻击美国的行为是“利用饥荒扼杀人民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豺狼的企图”。[17] 而具有反共倾向的捷外交部长马萨里克则十分沮丧地说，“华盛顿和伦敦对我（没有参加巴黎会议）的处境一点都不理解，他们不答应给我们所请求的贷款和援助是极为严重的错误。”[18] 当9月的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擂响了进攻的战鼓后，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就曾表示有必要在近期内对反对派进行决定性的打击。[19] 同年11月，捷共中央全会讨论了对非共产党政党实行打击的几种方案：1)，在未来的选举中争取获得51%的多数选票(上次大选得票率为38%)，从而可以使捷共单独组建政府而不需要与其它政党进行合作。2)，促使非共产党政党发生分裂，使它们摆脱右翼领导人的控制，从而使它们驯服于共产党。3)，改变民族阵线的现行结构(意味着共产党占支配地位)。[20] 但在共产党和其它政党力量较为均衡的情况下要获得一半以上的多数选票，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的。而且全会认为，捷共的对手将会在1948年5月的选举前发动政变。因此，第一种方案自然就被否定了。最后会议在后两个方案的基础上制定了行动纲领，即：依靠非共产党政党内部的左翼，团结国内所有的左派力量，孤立民族阵线中各党的“反动派”。[21] 与此同时，非共政党也在积极准备夺取政权。11月，在社会民主党的会议上，中间派人士劳斯曼取代左翼领导人费林格担任党的主席。12月底，劳斯曼与国家社会党领导人举行秘密会议，表示要联合起来为“捍卫议会民主、公民自由和权利”而斗争。[22] 二佐林前来布拉格与捷共采取坚定行动 此时的布拉格，共产党与其它政党之间的斗争气氛越来越紧张。为了寻求支持和削弱对方，双方都在政府中采取相互对立的行动和措施。捷共领导的国内贸易部、财政部和农业部分别提出了取消了纺织品私人贸易、合并所有银行以加强对全国的财政控制和进行新的土地改革。这些措施有助于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并让其它反对的政党站到对立面上去。国家社会党为了扩大其支持的基础，建议大幅增加公务员的薪水，捷共则竭力反对。1948年2月10日，该议案在政府会议上获得通过，使共产党遭到了自联合政府成立以来的首次重大的失败。[23] 这自然又使联合政府内部的斗争更加激烈。 三天后，2月13日，国家社会党人、司法部长德尔蒂纳在政府会议上，指责共产党的内务部长诺塞克[24] 解除布拉格地区的8名高级警官的职务并代之以共产党人。总理哥特瓦尔德认为这是内务部长职权范围内事情。于是政府中的非共产党部长联合起来以多数票通过决议，责成内务部长撤消调换警官的命令并于下次的2月17日的会议上汇报执行决议的情况。但是内务部长拒绝执行决议。双方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 捷共按照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各党协调行动的规定，向苏联驻情报局代表尤金通报了捷国内的最新事态。而国家社会党等政党的领导人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捷使馆频繁往来。2月17日，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领导人达成了三党联合行动的一致意见。在当天的政府会议上，他们坚持要求执行13日会议关于撤消调换警官的决议。会议再次不欢而散。 2月18日，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前往总统贝奈斯那里谋求支持。总统的鼓励是：“你们可以指靠我”[25] 而捷共则到人民中间寻求支持。当天晚上，捷共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宣言，谴责资产阶级政党制造政府危机和企图夺取政权，号召全体劳动人民粉碎反动派的阴谋。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已经使捷共领导人认识到采取非议会手段夺取政权的必要性。[26] 在捷局势发展的关键时刻，回国休假的美国驻捷大使斯坦哈特和苏联前驻捷大使、副外长佐林于2月19日先后抵达布拉格。斯坦哈特下机后立即宣布美国将向捷提供2500万美元的信贷。[27] 他对记者表示，他坚信共产党人统治政府的丧钟敲响了，捷克斯洛伐克很快就会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并同美国建立密切联系。[28] 佐林到达后出言十分谨慎，称他来捷的使命是：监督苏联向捷运送的小麦的交货和参加即将举行的捷苏友协会议。[29] 接着他从机场径直去探望正在患病的捷外长马萨里克。佐林先是以温和的语调安慰马萨里克，说斯大林完全信任他。同时要求他理解苏联政府的立场。佐林坦言，“我们对你们国家发生的事情非常不安，所以我们不能漠然处置。”[30] 佐林在捷交通部长那里的谈话更为露骨，他对部长秘书说，捷政府危机是非常严重的，苏联无法理解贝奈斯总统的立场，要知道他事实上已经在对抗“人民的意志”。佐林感到惊奇的是，贝奈斯总统对这么简单的事情竟然不理解，即苏联是站在哥特瓦尔德和捷共一边的。[31] 随后，佐林会见了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据佐林自己说，他“向哥特瓦尔德转达了劝告：要更加强硬，不要对右派让步，不要动摇，他(哥特瓦尔德)无疑是领会了”。[32] 捷国内的局势继续在恶化。第二天(2月20日)，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三党12名部长拒绝出席政府会议并向贝奈斯总统提交了辞呈，遂引起了捷政府危机。佐林立刻与哥特瓦尔德和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举行了会谈。佐林敦促他们果断地行动，但是后者却表现出犹豫的态度。[33] 哥特瓦尔德希望苏联方面能采取强硬的行动，出动驻德国和奥地利的军队以对右派政党产生影响。[34] 这种要让苏联在危机中承担主要责任的想法使佐林认为，“哥特瓦尔德竭力想避免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采取某些坚决的措施。”[35] 但是不管怎样，正是在同佐林谈话后，哥特瓦尔德等捷共领导人不再迟疑彷徨，而是迅速地行动起来。 2月20日深夜，电台发表了《捷共产党主席团告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书》。《告人民书》严厉谴责资产阶级部长们以辞职为手段制造政府危机，号召人民团结在以哥特瓦尔德为中心的民族阵线周围。 2月21日，捷共在布拉格的老城广场组织了由包括所有大企业和煤矿的1000名代表参加的集会。与此同时，捷共还发动了劳动群众致电致函贝奈斯总统的运动，要求他接受12名部长的辞呈。当日，哥特瓦尔德同贝奈斯举行了言辞激烈的谈判。当贝奈斯说“如果我不接受辞呈呢?”，哥特瓦尔德威胁不仅要组织总罢工，而且要让工人民警走上布拉格街头。他还意味深长地对贝奈斯说，“这里还有苏联呢！”[36] 看来，哥特瓦尔德是确信苏联会满足他提出的向捷边界调动苏军的要求的。 2月22日，哥特瓦尔德在捷苏友好协会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现今的政府危机就是反动派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整个发展方向、改变迄今为止我们国家所奉行的所有政策，从而改变我们的对外政策和废除我们对盟国义务的全部试图……我们决不允许动摇和破坏我们同苏联和其它斯拉夫国家的联盟。正是现在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密地同苏联联系在一起。”“……任何改变我们新制度和恢复慕尼黑以前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企图都是与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计划和阴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诚实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来说，在这两条道路之间是不存在动摇的……我们通过同我们的解放者和最好的朋友苏联肩并肩地站在一起选择了自由、独立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道路。”[37] 在捷国内政局风紧云急的时刻，为了配合佐林在布拉格的使命，苏联《真理报》于2月22日发表了一篇谴责捷国内外反对派的措词严厉的文章。《真理报》写道，“反动的部长们辞职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反对派试图阻止实施捷克斯洛伐克现届政府的纲领。三党——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民主党——集团策划了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的阴谋。这个集团根据外部的指示行事，引发了危机，以它的不负责的行为将共和国置于危险的境地，威胁了它的安宁。人民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反动部长们的辞职意图就在于此。国际反动派试图假借他们之手分裂人民民主国家的队伍。对于这样的反人民的政策不应当进行妥协。”[38] 三党部长辞职的目的是为了让总统解散政府并提前举行大选。按照捷宪法规定，只有在多数部长辞职的情况下，总统才能解散政府并决定提前举行大选。反之，只能以新的人选来代替辞职的部长。当时捷政府成员共有26名，12名部长辞职尚构不成反对的多数。这样社会民主党的3名部长和2名无党派人士部长是否加入到辞职的行列中去就是决定本届政府存亡的非常关键的因素。事实证明，三党的算盘是完全打错了。第一，在2月13日的政府会议上曾经与三党一起投票通过要求共产党内务部长撤消调换警官命令决议的社会民主党，在这次政府危机期间，先是持两边摆平的“中立” 态度，而后实际上采取有利于捷共的立场。2月23日，佐林在会见社会民主党主席劳斯曼时非常关切地询问该党是否支持由哥特瓦尔德组成的新政府。[39] 佐林的意图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当天，社会民主党在劳斯曼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把两名公开支持捷共的左翼活动家开除出党，同时不让本党的部长辞职以免使捷共失望。会议通过的决议希望“争取在原来的民族阵线的基础上恢复政府”。[40] 此外，2名无党派部长斯沃博达和马萨里克也没有辞职。第二，捷共并没有打算通过提前举行大选在议会中与其它政党一决雌雄，而是要按自己的方式去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捷共走的是直接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非常实际的道路。第三，三党既无勇气也没力量在议会外进行斗争。[41] 23日，哥特瓦尔德在内务部长诺赛克陪同下再次会见贝奈斯总统，要求他接受12名部长的辞呈。贝奈斯则反过来要求哥特瓦尔德与三党的部长们会谈，但遭到拒绝。哥特瓦尔德对贝奈斯说，他准备递交一份新内阁候选人名单，新内阁将在“清除了反对派的”、“新生的”民族阵线的基础上建立。[42] 当天晚上，一边是1万多名大学生高呼着“贝奈斯总统万岁” 的口号在布拉格街头举行反共示威游行，另一边则是共产党在市政厅主持召开了各组织代表会议，成立了民族阵线行动委员会。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参加了会议，公开表明他站在共产党人一边。胜利的天平已经倒向共产党人。 24日中午12时，工厂代表大会组织全国总罢工，参加者达250万之众。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门占领了国家社会党中央的大楼。25日，共产党人已经完全掌握了局势，政权转到了由他们领导的行动委员会手中。非共产党政党的机关均被占领，这些政党的领导发生了分裂并重建了党的中央机构。当天下午，四面楚歌的贝奈斯总统已经无力抗争，他同意12名部长辞职并且签署了哥特瓦尔德新政府的名单。27日，新政府宣誓就职。在新政府成员中虽然仍有其它政党的代表，但已经不成为共产党的反对派了。共产党单独执政的地位已坚如磐石。 在捷二月事变发生后，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捷代表曾在联合国控告苏联破坏了捷的独立。智利和阿根延等国也要求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但这些努力已经无法扭转捷国内政局的发展。同年6月，贝奈斯辞去总统职务，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后一点残余的象征被铲除。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对捷二月事件的反应并没有超越美苏既定的势力范围的原则。一方面，美国反对并试图阻挠捷局势朝着共产党建立一党政权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美国为了维护其在西欧的势力范围，实际上承认捷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因而对捷局势的发展不愿采取一种可能导致美苏直接对抗甚至冲突的干预立场。2月26日，美英法三国对捷二月事变发表了一项奇特的声明：“美国、法国和英国政府注意到了刚刚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威胁到所有民主国家都信奉的自由生存原则的事件。他们注意到，以人为的和蓄意制造的挑衅性危机为手段，使用一些在其它地方实行过的某些方法阻止了代议制的自由实现和建立了打着民族统一政府招牌的经过伪装的一党独裁。他们只能谴责其结果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来说只能是一种灾难的事件发展，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时期曾经再次表明它忠诚于自由事业。”这项声明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其一，声明谴责的对象是事件及其结果，而与事件有关的捷共和苏联概未提及。其二，声明除了空泛的谴责外并未表示要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它所表露的更多的是无奈。[43] 倒是三国的社会舆论对捷二月事变作出了激烈的反应。2月28日，捷驻美国使馆在一份报告中说，“(美国)报刊和政治家们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揭露新的慕尼黑阴谋和苏联扩张的威胁，声称美国面临着忧郁的将来。”“人们再次批评国务院没有明确的对外政策路线。”[44] 3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纪念马萨里克的大会上[45]人们指出：“世界再次处于重大决定的十字路号。就象在制造慕尼黑阴谋的不幸日子里那样，捷克斯洛伐克的牺牲再次敲响了警钟。”[46] 在巴黎，有舆论批评西方三国的联合声明说，“这些国家对捷克斯洛伐克事变提出抗议时没有任何幻想，他们的声明将会产生某些后果。”还有人哀叹：“我们大家都是慕尼黑分子。”[47] 在西方国家的社会舆论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对捷二月事变的立场逐渐趋向强硬。3月17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公开抨击苏联及其代理人“摧毁了中东欧一些国家的独立和民主的特性”。[48] 但是，从后来的美国驻捷大使斯坦哈特的报告中，人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对捷二月事变所持的消极立场。4月30日，斯坦哈特在关于捷二月事变的长篇分析报告中断言，“显然，1948年2月那样的危机早在1943年12月12日捷苏友好和军事合作条约生效时就已经被决定了。”他并且从捷克民族的历史和心理背景分析说，捷克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从14世纪到20世纪中叶，捷克民族的历史是一部逆来顺受的历史，它特别珍惜生命，不愿为自由进行枉然的斗争。这样他就把捷二月危机的原因和结果归咎于捷国内没有决心反对内部独裁和反对外部对独裁支持的力量。[49] 美国大使甚至说，“没有证据证明苏军在捷边境进行集结……没有苏联进行干预的直接证据。甚至2月19日飞来布拉格的苏联大使佐林的活动也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直接的干预。”[50] 斯坦哈特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二月事变与1943年的苏捷条约存在着联系，这实际上就是承认捷是苏联的势力范围。第二，如果美国对捷事务进行积极的干涉，美苏就会爆发战争。所以，他建议美国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停止对捷的“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缩小与捷的贸易关系；制定在捷进行秘密活动的计划。[51] 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无意采取过激的行动同苏联在捷进行直接的对抗，但是他们要防止捷二月事变对其它欧洲国家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和以捷事变为契机建立统一的西欧的意图是十分明白的。1948年3月初，法国外长皮杜尔致函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要求加强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合作。[52] 3月13日，美国前国务卿贝尔纳斯指出，在四、五个星期内，美国可能会遇到严重的国际危机，美国应当准备采取“比抗议信更坚定的行动，如果俄国威胁意大利、法国、希腊或者土耳其的话。”3月17日，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迅速通过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拨款并加强西方军事联盟。[53] 3月25日，美国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在参议院宣读了修改后的军事纲领。[54] 4月18日，戴高乐在法兰西民族统一大会上要求“建立一个以法国同美国的合作为物质和道义基础的西欧”。他认为，这将能为西欧提供政治和军事上的保障。[55] 5月17日，法国总统阿里奥尔更进一步表示，“如果不能建立统一的欧洲，那么我们至少要加强欧洲的这一部分(即西欧)的统一。”[56]  在具有传统中立主义影响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平主义的气息因二月事件而荡然无存。挪威、瑞典和丹麦，“对俄国的好感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挪威和瑞典首相公开攻击本国议会中的共产党人。丹麦电台甚至要求公民向警察局报告任何企图夺取政权的可疑行动。[57] 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加剧了苏联东欧国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立，促使美国加快了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步骤和推动西欧国家联合的进程，从而进一步确定了美苏冷战的局面。不久之后，美国与西欧国家讨论商议建立单独的西德国家和由此引起的苏联封锁柏林，都与捷二月事变有着密切的联系。 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事变，就其意义来说，标志着在东欧国家最终完成了由多党联合政权向共产党单独执政的历史性转变。到1948年初期，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基本上清除了与共产党对立的政党和势力，并把它们逐出了政治舞台。这样，战后初期在大国合作的背景下产生的多党联合政府的体制，随着美苏冷战的爆发和国际上两大对立集团的形成，终于走完了它的短暂的历史之路而让位于共产党的一党执政。随后东欧各国相继走上了苏维埃化的道路，通过斯大林方式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实际上被纳入了苏联的发展模式， 从战后初期的多党联合体制到1948年初期的共产党一党政权，这种转折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国际上美苏两国的对立和斗争在东欧国家的反映和折射。在政治上分别对美苏两国具有一定依附性的东欧各种政党之间的斗争逃脱不了美苏关系的制约。在美苏合作的条件下它们可以在多党联合政府的体制下共存。在美苏关系破裂并且发生冷战的形势下，它们也就无法继续共处，而必然要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就苏联而言，东欧是它的势力范围，因此在东欧国家确立共产党的一党政权并实行苏维埃化，就是那种适应冷战需要的打扫自己后院的事情。只有在这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稳固的苏联东欧国家集团以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进行对抗和斗争。     （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1] 参见纳林斯基：苏联与马歇尔计划，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2期，第18～19页。 [2] 《“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1944～1949年苏联与东欧国家》(以下简称《“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莫斯科，1995年，第104页。 [3] 同上。 [4] 《俄罗斯档案文献中的东欧》(1944-1953年)，第1卷，1944-1948年，莫斯科—新西伯利亚，1997年，第653页，转引自穆拉什科：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危机与苏联领导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8年，第3期，第53～54页。 [5] 此处的统计不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军事办公厅领导的国防部。但事实上国防部的情况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更大的关注。还在1947年5月，斯大林等领导人就曾经得到过一份“关于右派政党消除进步人士首先是共产党人在捷军队中影响的危险企图”的报告。(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案卷1083，页码223，296，见穆拉什科前引文第54页)1947年8月，由苏军中部集群政治部编写的一份有关捷军队情况的文件指出，“捷克斯洛伐克的右派政党——国家社会党、斯洛伐克民主党和其他反动分子为消除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中的影响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将军表面上在政府会议上继续同共产党人保持合作并经常支持他们提出的建议，但他却受到右派政党的强烈影响，在军队中贯彻他们的政策。”在斯沃博达的同意下，解除了担任教育工作的共产党人军官和从事侦探工作的共产党人军官的职务。斯沃博达将军竭力与总统军事办公厅保持密切的合作，后者“事实上领导着军队，在军队中推行国家社会党人的路线，并让自己的人担任军队中的指挥职务”。(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82，目录2，案卷1357，页码229，见穆拉什科前引文第54页)1947年9月17日，也就是情报局正在开会的时候，莫洛托夫在该报告中写了如下的批注：“致日丹诺夫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在波兰的会议上必须同捷克人谈谈这个问题。”(见前注)穆拉什科认为，在情报局会议上同捷共领导人谈过这个问题的，只是作为共产党人迫切任务的掌握军队和国家机构中领导权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这种情况使苏联领导人更为忧虑。(见穆拉什科前引文，第54页)[6] 这是日丹诺夫在1947年9月的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原稿中对捷共提出的批评，后来出于策略考虑，在正式的发言中把它册去了。( 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88，页码17，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4期，第148页) [7]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38，目录29a，卷夹171，案卷3，页码62，穆拉什科前引文第54～55页。同年12月，苏联斯拉夫委员会代表什梅拉莉在访问布拉格后给苏联外交部的报告中也对捷共提出了批评。她说，捷共领导人以不能破坏法律为借口，拒绝在国家机关中进行清洗，而是试图通过劝说非共产党的官员们加入捷共的方法来实行共产主义化。“大多数党员和同情我们的无党派人士都认为，党与反动派斗争不力……甚至一些领导同志——诺赛克、涅耶德雷和久里什——都对我说，‘作了相当大的让步’。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意见：‘党应当承认，反对派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满足了他们的许多愿望’。还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春天必须要拿起武器，否则他们就要拿起武器’。所有的党员都非常满意哥特瓦尔德同志今年12月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当时他说：‘我们将转入进攻’。但是过了两星期后可以听到人们在说：‘话又说过了，很少有行动’。这样的情绪在老党员中是很强烈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38，目录29，卷夹146，案卷4，页码6，穆拉什科前引文第55～56页)。 [8]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38，目录29a，卷夹171，案卷3，页码64，穆拉什科前引文第55页。 [9] 穆拉什科前引文第55页。 [10] 转引自奥尔利克：1948年2月的西方与布拉格，载俄罗斯《近现代史》，1998年，第2期，第7页。 [11] 美国对外政策文件集，1947年，第4卷，第234～235页 [12] 奥尔利克前引文第6页。 [13] 奥尔利克前引文第7页。 [14] 奥尔利克前引文第6页。 [15] 苏联实际上把谷物援助视为对捷拒绝马歇尔计划所受损失的补偿和修补苏捷关系的行动。11月25日，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因国内谷物严重歉收要求斯大林增加援助。斯大林答应把原定供应的40万吨谷物增加到60万吨。第一批10万吨预定在1947年年底运到，其余的将在1948年4月前运来。(见《“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104～105页)但是，当时在捷国内恐怕没有人知道，斯大林运来的这些谷物是从苏联国内饥荒者嘴里硬扣出来的。因为其时在苏联的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也发生了因干旱而引起的严重饥荒。按照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说法，由于饥荒，在苏联国内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况。(《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334页) [16]与苏联一样，美国也从政治角度来考虑是否给予援助。美国驻捷大使斯坦哈特在给本国的报告中认为捷的经济灾难是“很有好处的”。他说，“我认为今后大约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就将要摊牌，那时真正的紧要关头就会到来，形势的发展将可以使我们提出一些条件。”“按照我的看法，现阶段在后面站着并对请求援助的呼吁置若罔闻是有利无害的。”(科尔科等：《权力的限度》，纽约，1972年，第388页)美国除了拒绝谷物援助外，还冻结了原先答应的第一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和进出口银行给予的1亿5千万美元的贷款。(《“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105页) [17] 《“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105页。 [18] 科尔科等前引书，第388页。后来，1947年秋天当有传闻说捷共将在某一天发动政变时，美国驻捷大使斯坦哈特赶紧要求政府作出某种有利于捷非共政党的姿态。随后，美国国务院准备与捷签订关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两个协定。但为时已晚。(《“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105页)。 [19] 《1947年9月底在波兰召开的若干共产党代表的情报会议》，第201~202页。转引自《“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103页。 [20] 《“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103页。 [21] 同上。 [22] 韦肖雷：《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2月记事》，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60年，第54页。 [23]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8年，第一编，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9～40页。 [24] 他因病缺席会议。 [25] 见韦肖雷前引书：《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2月记事》，第86页。 [26] 可资证明的是2月17日苏联驻捷临时代办博德罗夫根据他同哥特瓦尔德的谈话向莫斯科发回的一份报告。报告说，右派政党在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孤立了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反对共产党人作出的一些决定。在目前的形势下要通过共产党人拟定的法律和新宪法是不现实的。报告强调，在分析了目前的局势后，哥特瓦尔德没有排除右派政党在贝奈斯的支持下有可能采取对现政府表示不信任以组建新内阁的步骤。哥特瓦尔德强调，如果局势这样发展下去，共产党人“也将采取极端的措施，也就是在共产党人掌握的内务部和大多数部队的支持下夺取国家的全部权力，彻底镇压反动派”。报告指出，在哥特瓦尔德的计划中占重要地位的是筹备并于2月22日召开工厂委员会的全国会议，会上“将提出并通过工人对政府的要求。之后还计划召开农民会议”。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8，目录57，卷夹478，案卷2，页码130～131，穆拉什科前引文第57页) [27] 科尔贝：《共产党人颠覆捷克斯洛伐克(1938～1948年)》，普林斯顿，1959年，第213页。 [28]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8年，第一编，第四分册，第44页。 [29] 《“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105页。 [30] 《“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105页。在佐林自己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他告诉马萨里克，“我们(苏联方面)不赞同分裂政府的企图。”(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8，目录57，卷夹478，案卷2，页码132，见穆拉什科前引文第58页) [31] 《“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105~106页。 [32]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8，目录57，卷夹478，案卷2，页码133，穆拉什科前引文第58页。 [33] 佐林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他要捷共领导人注意到他们必须：“准备采取坚决的行动和可能要违反现行宪法和法律中的一些空洞的条文”。但是，捷克人就是“非常害怕”这一点。佐林接着说，“哥特瓦尔德说，他们暂时不能去反对总统，但是，如果他们不得不去反对他，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回答说，他夸大自己的困难是没有意义的，总统的威望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他们的支持。哥特瓦尔德似乎表示要采取更坚定的行动，但是，想要让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动荡地通过议会道路正常发展的想法仍然笼罩着他。”(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8，目录57，卷夹478，案卷2，页码133，穆拉什科前引文第58页)。 [34] 佐林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哥特瓦尔德给他看了一份捷特工搞到的情报。情报说，一个加拿大特工说美国统治集团试图在发生“共产党人叛乱”时把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我回答说，我认为，这些说法缺乏某些可信的根据，目的是为了吓唬他们(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此时表示，如果驻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苏军部队开始朝捷克斯洛伐克边界推进，那就好了(可以对贝奈斯和所有右派发生影响)。哥特瓦尔德要求把这一点告诉莫斯科，我答应会转达。”(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8，目录57，卷夹478，案卷2，页码133～134，穆拉什科前引文第58～59页) [35] 为此，佐林在报告中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向捷领导人施加压力：“如果莫斯科通过党的途径指示哥特瓦尔德采取坚决的行动，不要沉缅于议会幻想”，那是有益的。二是通过媒休公开表明苏联对捷政府危机的立场：“根据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能在这里公开表明我们对所有事情的态度。所以，如果莫斯科电台和报刊(首先是《真理报》)表达我们对事情的观点并且以此支持朋友和揭露右派的宣传，那就好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8，目录57，卷夹478，案卷2，页码134，穆拉什科前引文第59页)莫斯科迅速地作出了回答。莫洛托夫告诉佐林：“《真理报》将在2月22日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表评论。关于让驻德国和奥地利苏军出动的建议和通过党的途径向哥特瓦尔德下达指示的建议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莫洛托夫还命令佐林在接到莫斯科指示前不要去会见贝奈斯总统。(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8，目录57，卷夹478，案卷2，页码134，穆拉什科前引文第59—60页) [36] 而贝奈斯显然也是认真对待哥特瓦尔德发出的威胁的，他在离职后回忆了同哥特瓦尔德等人的谈话：“俄国人已经沿着边界做好了准备，如果共产党人要求的话，他们就打算立即开进共和国。”穆拉什科前引文：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危机与苏联领导人，第59页。 [37] 《苏捷关系史文件和材料》，第5卷，1945～1948年，莫斯科，1988年，第438～439页。 [38] 《真理报》，1948年2月22日。 [39] 《“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106页。 [40] 《“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107页。新的史料表明，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对捷社会民主党立场的转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2月20日，波工人党领袖哥穆尔卡要求波社会党中央执委会立即派团去布拉格以设法改变捷社会民主党对捷共的立场。2月21日，波社会党代表团抵达布拉格。代表团首先会见了捷共领导人斯兰斯基和多兰斯基。然后又会见了捷社会民主党主席劳斯曼，并向他建议召开一次秘密联席会议以讨论捷国内局势。在22日召开的会议上，波代表团告诉捷社会民主党，“走第三条道路”是不合适的，“坐在街垒上面”是危险的。波兰社会党代表团在布拉格期间与捷共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向它通报捷克社会民主党领导内部的情况。波代表团的活动成功地削弱了此前一周里也在布拉格的法国社会党人吉—莫勒的影响(他要求捷社会民主党按照第三种力量的方式行事)。只是在哥特瓦尔德告知贝奈斯将接受部长们的辞呈和即将组成新政府后，代表团才回到华沙。代表团回国后，波兰社会党领导人向苏联驻波使馆提交了一份关于代表团访问布拉格情况的报告(这表明，代表团的访问与苏联是有联系的)。报告说，代表团成功地“在右派和中派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把动摇分子拉到了‘左派’这里”。代表团对捷社会民主党施加影响，以便“打击右派和保障别的党接受捷共的建议”。“我们清楚地知道，为了消除贝奈斯的抵抗，必须让劳斯曼领导的捷克社会民主党同捷共和哥特瓦尔德携起手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22，目录3，卷夹214，案卷5，页码53，参见穆拉什科前引文第61页) [41] 贝奈斯后来说，“当全副武装的工厂民警响应哥特瓦尔德的号召聚集在老城广场的时候，我原以为他们(指国家社会党人等的支持者——引者注)会集合在瓦茨拉夫广场。我以前就知道，‘索科雷’(音译，系国家社会党控制的一个体育组织——引者注)拥有足够的武器可以进行武装。但是我没有料到，它的良好的组织及其果敢性已经丧失了。我曾经认为，非武装的学生示威将是全民起义的信号，但是谁也没有动。”(穆拉什科前引文：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危机与苏联领导人，第60页)。 [42] 《“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第106~107页。 [43]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年，第4卷，东欧苏联，第738页。与这项懦弱的声明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苏联对西方声明的激烈反应。在该声明的俄文文本上，莫洛托夫写了如下一段批语：“赞同维辛斯基的意见。必须在报刊上痛斥这种反对民主捷克斯洛伐克的言论，并且指出，这是其计划遭到破产的外国反动集团的不满的反映。2月26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部秘书处，目录10，第1076号，卷夹76，案卷720切，页码2，奥尔利克前引文第8页) [44] 奥尔利克前引文第8页。 [45] 外交部长马萨里克的尸体于3月10日在捷切尔宁宫外交部大楼他的办公室窗外被发现。按照通常的说法，他是自杀的，但也有人说他是被捷秘密警察或西方特务危害的。 [46] 奥尔利克前引文：1948年2月的西方与布拉格，第8页。 [47] 奥尔利克前引文第9页。 [48] 施莱辛格：《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对外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年)》，纽约，1973年，第367页。 [4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年，第4卷，东欧苏联，第751、753页。 [50]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年，第4卷，东欧苏联，第753页。这表明，美国对捷二月事变的整个发展进程尤其是佐林在布拉格活动的情况并没有透彻的了解。 [5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年，第4卷，东欧苏联，第758页。 [52]  奥尔利克前引文第11页。 [53] 施莱辛格前引书：《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对外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年)》，第367页。 [54] 奥尔利克前引文第11页。 [55] 奥尔利克前引文第12页。 [56] 奥尔利克前引文第12页。 [57] 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8～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