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的“恢复”情结

欲望的旋涡

<p>　　■程兆奇</p><p>　　宋代是帝制时代中国民族意识最昂扬的时代，其成因一在于宋代始终没有摆脱边患的困扰，一在于宋代特有的士人自觉精神的高涨。民族意识昂扬的一个表现，便是终宋一朝士人都好言“恢复”。民间私议固然如此，朝政也往往为之左右。所以要理解宋人的意识世界，理解宋代的外交军事政策，比如为什么既有联金的覆辙在前而又有联蒙之祸在后，不认识这一不为今人所重视的“恢复”情结，终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p><p>　　宋以前人也说“恢复”，比如安禄山陷洛阳长安后唐人所说的“恢复两京”[①]，比如周世宗给江南主信中所说的“恢复内地”[②]，但包括南北朝人在内，当时所谓的“恢复”都仅是就失地而言，并没有宋人“恢复”所特含的华夷意识。宋人的华夷意识，是与“正统”观念一起，伴随着士人自觉精神的萌发成长和外敌压迫的日益严重而强化的。庆历时反对对元昊用兵的知谏院张方平，说过这样一句话：“陛下犹天地之父母也，岂与犬豕豺狼较乎！”[③]“犬豕豺狼”四字，最可见宋人对“夷狄”的警惕、仇视和不抱幻想。及至靖康之难，边鄙之微恙成为腹心之巨祸，华夷界限遂成不可逾越的天堑，“赤子尽为左衽”[④]也因此成为极大事。</p><p>　　一</p><p>　　宋承乱世五代而来，五代数十年八姓十三君篡僭相继，宋太祖亦凭枪杆子从孤儿寡母手中抢得江山，因此，铲除掌军武人坐大的温床，保全赵氏的皇脉，避免篡僭的历史重演，在宋太祖心目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宋太祖曾对江南（南唐）使者许铉说过一句霸气十足的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⑤]太祖此语，是被许铉:“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⑥]的质问逼出来的。其实，不仅是对外的征讨，宋初释宿卫兵权，收强藩行政权，削宰相兵、财权，为后世垂“家法”，其脉络的源头也就是这句话。</p><p>　　太祖既取贬抑武人的立场，任用文士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太宗尝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⑦]有宋一代，上自宰执，下至知州知县；包括枢密院的所有政军财法部门，以致于经略安抚那样的武职，多由文士充任。蔡襄曾说：</p><p>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臣，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⑧]</p><p>　　不过，要追根溯源，重文并不是太祖的成算，不是因为太祖在古今帝王中对“文化”独有偏好，而爱屋及乌泽被文士。惠及文士，只不过是太祖贬抑武人的副产品。宋代后嗣诸君多好文爱士，如真宗“圣性好学，尤爱文士”[⑨]（太宗则为“天下无事，留意艺文”[⑩]），如英宗以皇子入宫时“行李萧然，无异寒士，有书数厨而已”[11]，至有与艺文极亵者（如徽宗），实是重文风气已成后的别话。就太祖而言，任用文士仅仅是因为文士的无足于侵害赵宋的皇脉。</p><p>　　《涑水纪闻》中有一段为人引用很多的话：</p><p>　　太祖时，赵韩王普为宰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浙王钱俶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于韩王，置在左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皇恐，顿首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若知之，当奏闻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无虑。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因命韩王谢而受之。[12]</p><p>　　赵普贵为百官之首，又是建立赵宋王朝的一等功臣，只能得到所谓“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的待遇，可见文士在太祖眼里是极不足道的。（王夫之以为此语出于太祖对普之“疑忌”而“相刺”，似未尽惬[13]。）太祖这样说恐非一时的兴之所至，当是胸中蕴蓄的不经意流露[14]。他对普说的另一段话对此有极坦率地表白：“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15]文臣为害，非仅是“贪浊”，也未必不能如武人那样撼动根本，但发作毕竟较缓，不象武人的威胁骤然勃发难以抗御。而且，太祖生长在武人气势嚣张文士极其卑猥的五代，自己亦靠枪杆子夺得天下，在他心目中，文臣自然不足为虑。这种不足虑，不是说他对文臣的品格别有高估，以为文臣没有为恶之心，而是他根本不相信文臣有为恶的能力——无非就是“贪浊”而已，还能使出什么大坏来！</p><p>　　对文臣如此，对士人初时亦不宽贷。孙兰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其门人有被黜退者，兰入贡部理论，结果落得“决杖配商州”[16]的重罚。可见太祖的成算只有“抑武”而并无“右文”。</p><p>　　二</p><p>　　但贬抑武人任用文士终会使时代风气发生转移。自“五胡乱华”，边鄙之武习浸润我华夏，晚至唐五代尚武轻文仍为社会的时尚。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17]，足以传达“书生”在社会价值中的无足轻重。而杜甫所说的“健儿应斗死，壮士耻为儒”[18]更可见时风对文事的鄙薄。后汉宰相杨邠尝说：“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旧五代史》批评此语是“不识大体”[19]，殊不知彼时的“大体”就是如此的！与邠同居相位的王章便“尤不喜文士，尝语人曰：‘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耶？’百官俸廪皆取供军之余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价，估定又增，谓之‘抬估’。”[20]</p><p>　　宋代风气则为之一转。若殿廷胪传第一，公卿大夫，无不耸观，虽皇帝亦为之注目。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相连，观者拥塞通衢。至有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强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21]对西夏作战立有殊勋的狄青，某次为部将焦用向韩琦求情，说：“‘焦儿有军功，好儿。’魏公（琦封魏国公）曰：‘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立青而面诛之”[22]“岂得为”一语所充满的蔑视感，真是表尽了宋代文人的倨傲；而焦用之被杀，则是宋代武人屈辱、辛酸的一个写照。金人南寇，国家不能不赖军队守卫，武人地位有所回升，但社会取尚的价值并未因此而转变。“韩世忠轻薄儒士，常目之为‘子曰’。主上闻之，因登对问曰：‘闻卿呼文士为子曰，是否？’世忠应曰：‘臣今已改。’上喜，以为其能崇儒。”[23]</p><p>　　宋代大儒张载，年轻时有志于边事。当时正值宋夏战争期间，范仲淹正经略陕西，张载上书言军事，仲淹知其有远志，责之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24]不仅对年轻书生如此寄望，仲淹对行武中人也诲以习文。狄青初时被尹洙推荐给仲淹，仲淹授以《左氏春秋》，告诫青：“为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青由是折节读书，“勉励无怠”[25]。后青积功破例至枢密使，诚有其武功显赫的因素在，但青若是不文匹夫，恐也难有这样的殊任。</p><p>　　范仲淹倾心武事，有“儒将”之称，又因对西夏作战战绩，而被敌方惧尊为“小范老子”。（“大范老子”指庸将范雍，夏人以为可欺。故相戒说：“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26]）所以，文武两事在仲淹心目中尚有如此轻重之别，可见重文轻武之时代风气已牢不可破。（和仲淹“一党”的余靖，对青亦甚推崇，但当朝廷对青任以方面时，他在奏疏中却说：“泾原有可忧之势，岂青匹夫可以当之！”[27]“匹夫”两字最可见武人在宋代地位之不尊。）</p><p>　　三</p><p>　　宋代取士之多，待遇之优渥，都大大超过前代，而且比之前朝后代，处罚尤可谓甚轻。方孝孺式的灭族之事自然未及一见，诛杀文臣以至士人，亦为极端之罕例（士人之至冤者乃为陈东，但高宗不能不旋即“悔过”[28]）。从正面之赏和反面之罚之积极消极两个方面而言，宋代实为我国士人生存环境最好的时期。</p><p>　　宋代的重文风气，对士大夫的厚赏，尤其是薄罚，造就了最宽松的言论环境，养育出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之气。</p><p>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9]</p><p>　　范仲淹这句传唱千古的名言，是宋代士人精神的最好表述。</p><p>　　士人精神之高昂，首先表现于议论。敝友杨国强，尝撰文论清代士风，说清代是一个“没有议论的时代”[30]。宋代议论之盛，则完全是另一幅景象。《历代名臣奏议》十之七八取之于宋代，其他各种官私文献也保留了大量的宋代士人议论。这些议论，不仅数量庞大，内容广泛，从政军财学到百姓日用无所不包容其间，而且言锋锐利，指斥无忌，虽乘舆宫阙亦不稍避。这样的风发议论，除了春秋战国和上世纪前半期的短时间，在漫长的国史上实不二见。</p><p>　　伴随着士人自觉精神的萌发成长，先儒思想亦得以发扬光大。其中“华夷之防”和“正统”观念，由于前代武人篡僭的教训，本朝优奖士人的政策，以及边患困扰的环境等等因素，而尤其得到强化，成为时代的“主义”。</p><p>　　正统观念，本出先儒，它既指政制（尤其表现为血脉，所以反对篡僭）的其来有自，一脉相承；亦含人主须行德治，以仁德化天下（所以肯定尧舜传贤，也不反对“汤武革命”）。然而，长期以来不断的所谓“禅让”“革命”，不过是野心家们的暗攘明夺剧。正统观念之深入华夏民族之人心，实自宋人起。</p><p>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两个事异而趣同的例子。</p><p>　　张邦昌在北宋倾圮时受伪楚帝命，受百官拜时只敢东面拱立而不敢面南而坐，任官不敢不加“权”字，用“手书”而不敢用“手诏”，自称“予”而不敢称“朕”，受群臣称“相公”而不敢命以称“陛下”，金人拟留兵为卫不敢谓可，金兵退不敢不迎哲宗废后孟氏听政，不敢不奉还大宝于康王，及至见康王亦不敢不“伏地恸哭请死”。尝自谓“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也，敢有他乎？”[31]帝位乃帝制时代之至尊，邦昌受之却若临难，金人甫去立即奉还。虽如此，邦昌已不能为人情所容，不数月即被诛。</p><p>　　宋代诸帝，以高宗为最无耻，前杀士人陈东，后杀大将岳飞，斥李纲等忠良，亲秦桧等巨奸，及金兵稍迫，居然乞哀金将：</p><p>　　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大国之征小邦，譬孟贲之搏僬侥耳，以中原全大之时，犹不能抗，况方军兵挠败，盗贼交侵，财贿日朘，土疆日蹙，若偏师一来，则束手听命而已，守奚为哉！自汴城而迁南京，自南京而迁扬州，自扬州而迁江宁，建炎三年之间无虑三徙，今越在荆蛮之域矣。所行益穷，所投日窄，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一并彷徨，跼天蹐地，而无所容厝，此所以諰諰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恭维元帅阁下，以宗英之重，行弔伐之师，谋略如神，威权不世。其用兵之妙，与皇帝争驱。遂北平契丹，南取中国，极天所覆，混为一区。此岂载籍所有哉？顾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自此一者。盖知天命有归，而欲仰以存一尊之人也。如此，则金珠玉帛者，大金之外府也，学士大夫者，大金之陪隶也。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以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32]</p><p>　　不惜篇幅详引这样一篇乞和书，实在是因为它的卑屈无耻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若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作为个人，求生本是一个最充分的理由，作为国家代表，为了“长远利益”的权且其情也可原，但即便如此，也还总有个尊严的界限在。赵构身为传统时代的一国之主，又怀抱着国亡之巨痛和家破之深仇，而居然认贼为父，其厚颜无耻不能不让人痛愤！可惜，就是这样一个最不堪的皇帝，一旦苗刘兵变被废黜，大臣军将仍无不如丧考妣。抗金骁将韩世忠得讯，痛哭流涕，以酒酹地：“誓不与此贼共戴天”[33]。</p><p>　　以今日观之，邦昌诚可怜也，赵构实可恶也，而宋人仍目邦昌为国贼，奉高宗为不可一日无之之至尊，此何事耶？吕好问所谓：“中国人情所向”也！[34]（邦昌和高宗之事，最可见宋人对皇脉的“人情所向”，但仅仅是血脉之尊，则不能尽儒者的“正统”之意。人君之尊，不仅是势位，更在于“道德”。此即大儒程颐所谓：“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35]。而宋儒亦特以规正人君为己任。）</p><p>　　四</p><p>　　[36]宋代优奖士人而使正统观念得到强化，这也是华夷之成为严防的一个特殊背景。但华夷之防得以激发，则是因为“夷狄”成祸（今天中性化的说法叫“民族矛盾尖锐”），衣冠文物、王朝、“种族”面临了生死存亡的威胁。</p><p>　　华夷意识在我先民中久已有之（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37]即是），但至唐五代为止并不占统领的地位[38]。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先民对异民族抱持的是一种开放的态度，绝非欧洲史上狭隘种族主义可比。《春秋公羊传》所谓：“中国亦新夷狄也”，何休解释说：“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39]用韩愈的名言，就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40]说明我先民的认同标准在于文化而非种族。这种以文化为本位的态度，本是一种最健康的态度。华夷之防在宋人意识中居于中心位置，是随边患加深逐渐形成的。</p><p>　　宋初对外多取攻势，虽然从歧沟关之役起宋辽攻防已经转换，但因辽属燕云非石晋以后中原王朝之旧疆，而宋辽之役起于宋取燕云的主动，所以就大势而言，其时的交攻并不是辽单方面的压迫，夷狄问题也没有因此而形成。宋初士大夫不仅华夷意识淡漠，而且不乏“以德怀远”[41]、“绥之以德”[42]之论。曾任兵部侍郎的赵安仁还专门集“和好”故事，编成《戴斗怀柔录》。文官之外，宋初武将也多能以持平的态度待“夷狄”。何继筠备边二十年，为一代名将，子承矩承父业，“承矩自守边以来，尝欲朝廷怀柔远人，为息兵之计。”[43]在这样的气氛下，虽然宋初的立国规模是在征战中奠定的，当时的宋臣却多主静守，反对兴师。不仅对“夷狄”，对中原割据方国也是如此。比如宋代首任宰相范质的态度即是“端坐镇静，不轻举动”[44]。开宝二年（969年）宋军攻太原，太常博士李光赞上疏，认为：“太原得之未足为多，失之未足为少。国家贵静，天道恶盈。”[45]。</p><p>　　金兴前宋的邻国以北方的辽为最强大。但如上所述，宋初的宋辽战争出于宋的主动，与夷狄成祸不同，没有引发宋人的华夷意识。以后宋辽在澶渊立盟，北边的问题得以暂时解决。宋代的夷狄之扰，首起于西夏李继迁，至元昊以后逐渐困扰宋廷，成为不能不正面对待的大问题[46]。庆历熙宁两次求强盛的变法，一个主要动机就是解决西夏的侵掠。在这样的情况下，华夷之防开始在宋人意识中抬头。</p><p>　　神宗对夷狄问题已有相当明确的意识。他曾以诗明志，诗曰：</p><p>　　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47]</p><p>　　“内府”，指太祖为取燕云而贮岁余的“封桩库”。神宗时复以金帛成帑，以藏开拓西北的专款。神宗又作诗二十字：“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以成戎捷。”以一字揭于一库，后称为“御前封桩库”。神宗计划的第一步是开拓青唐，然后“经略银夏，复取燕云”[48]。当时所患在“银夏”，神宗却想到了“燕云”，这不是简单的由西事牵出北事，而是在神宗的意识里，夷狄问题已经上升为总体性的问题，单靠究治局部已不能解决。</p><p>　　华夷之防在宋人意识中渐居中心位置，宋代的外交军事政策，遂不能不受其影响。</p><p>　　五</p><p>　　宋辽在澶渊立盟，使两国无战事达百余年，这在两国关系就是全部国际关系的时代（西夏对宋辽关系不具制约力），可以说已是一个奇迹。虽然盟约规定宋须输辽银绢，因而名义略亏[49]，但立盟后得以通商，宋也从中得到了实利。北宋末“议者谓祖宗虽徇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50]应是实情。金兴后宋置“久和之义”[51]于不顾，固然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如“上（徽宗）厌岁币”[52]，如“王黼欲功高蔡京”[53]，如“兼弱攻昧”[54]的渔利心理等等，但华夷意识的高涨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支撑，才使宋决策层有了排除一切的道德理由。</p><p>　　政和元年（1111年）童贯使辽，燕地汉人马植初献联金攻辽之策，童贯即“约其来归”，马植至京入觐，徽宗降尊“临轩慰劳”[55]。可见马植的主张合于宋君臣的心愿。从以后的历史进程看，宋取联金攻辽的政策，在内部只受到很少的质疑，而决策层对实行这一政策的态度却非常坚决。所以尽管在这一政策初议时就有人从义利两方面指出了断不可行，但反对意见并未能阻止这一政策的实施。</p><p>　　宣和间燕云之役将兴，参议宇文虚中上书言不可开衅，“王黼大怒，降集英殿修撰”。[56]宣和四年（1122年）五月，童贯、蔡攸率师出征，朝散郎宋昭上书反对。《三朝北盟会编》记：“师既行，即降旨：‘妄议此事者，必罚无赦。’执政、廷臣皆不敢言，独昭上此书论之。书既上，王黼见之，大怒，除名勒停，送连州编管。”[57]宋昭被押往编管地是枷着项的，极其严厉。</p><p>　　宇文虚中在上书中这样说：</p><p>　　用兵之策，必先计强弱，策虚实，知彼知己，当图万全。今边圉无应敌之具，府库无数月之储，安危存亡，系兹一举，岂可轻议？且中国与契丹讲和，今逾百年，自遭女真侵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羁縻封殖，为我藩篱，而远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女真藉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服，不可以言说诱，持卞庄两斗之计，引兵逾境。以百年怠惰之兵，当新锐难抗之敌；以寡谋安逸之将，角逐于血肉之林。臣恐中国之祸未有宁息之期也。[58]</p><p>　　宋昭上书不约而同，以为：“灭一弱虏，而与强虏为邻，恐非中国之福”，“本朝与北虏通好，百有余年，一旦败之女真，果能信其不逾乎？异日女真决先败盟，为中国患必矣。”[59]</p><p>　　在当时的局面下，金之不可联，辽之不可灭，已是显然之事，并不需要高明的识断才能看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宋的决策层仍一意孤行，拒不接受任何劝戒，除了上举上不了台面的因素，便是由于已为自设的道义使命所笼罩。说“自设”是因为，宋的决策层以为的幽燕之民“延颈款关愿归中国”[60]，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估计。《茆斋自叙》记录了辽的秘书郎王介儒使宋时的一个插曲：</p><p>　　介儒云：“……南朝每谓燕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仆（指马扩）答曰：“……若论父子之情，谁本谓的（嫡）父耶？知有养父，而不知有的父，是亦不孝也。”[61]</p><p>　　介儒的这句话很重要，它不仅反衬了马扩强词夺理的无力，也现出了国人在这方面意识的偏狭。郭药师也有一个同具说明意义的例子。药师率“常胜军”投宋，徽宗召入朝，礼遇甚厚，药师也极尽谦恭，但当徽宗要药师取辽天祚帝时，药师“涕泣如雨”，说：“天祚，臣故主也，国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毕命他所，不敢辞，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愿以付他人。”[62]药师投宋，出于无归的选择，也可以说这一选择只是在宋金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宋人——不仅是宋人，总以为边鄙之民，尤其是北地汉民“身在曹营心在汉”，其实是一相情愿的误断。正像介儒所说，契丹——也可以放大到许多边鄙民族——并没有宋人所想象的那种归宗感。此事颇关宋以后国人的对外意识，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此处为题旨和篇幅所限，不能详论。</p><p>　　六</p><p>　　现在再回到前面的话脉上去。童贯在出征时宣称宋师的使命是“奉辞问罪，务在救民”[63]，就是说要把“陷于左衽”的“中国之民”从夷狄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陈义如此之高，战略上是否可行，力量上占否上风，诸如此类的得失利害就很难再有考量的余地。这点，从宋“收复”燕京可以看得很清楚。</p><p>　　金入燕京后进行了毁灭性洗劫，宋以高价赎回的只是一座空城[64]，但即便如此，宋还是视之为太祖对普之“疑忌”而“相刺”，似。这里面童贯的欺瞒固然起了相当作用，如燕京由金军取得，而童贯在《复燕奏》中却含混其词地说：“金国十二月五日入居庸关，与王师夹攻，收复燕城了当。”[66]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复幽燕是宋“二百年有志未遑”[67]的夙愿。蔡京在《贺表》中歌颂燕京的回归，说：“举全燕之故地，弔介狄之遗民，戴白垂髫欢呼而解衽，壶浆箪食充塞而载途”[68]。蔡京与王黼、童贯等人被以后史家认定为靖康亡国的祸首，蔡京的这几句话也溢美过头，劫后的燕京既已是“城市丘墟，狐狸穴处”的空城，何致有“壶浆箪食充塞而载途”之事，但蔡京的话确实可见那种取地便是功的心情。</p><p>　　马扩在《茆斋自叙》里记载了他和王黼的一段对话，也很能看出这一点。金使李靖来议燕地赋税，马扩给了王黼一则札子，札子中讲了“许制女真三策”，其见解是当时的“时见”，算不上特别的高明，可叹的是王黼的对应：</p><p>　　黼读至“姑苟目前之利，徐为善後之计，是为下策”，叹曰：“何谓‘苟目前之利’也，公之下策，乃朝廷之上策。于公下策中更待添些物色。”仆曰：“更添物色，便是无策。”黼云：“……朝廷大议已定，今又差公作计议使，但著刚著柔，交割取燕山便是功也。余不须论。”[69]</p><p>　　王黼的话是台下私语，不必以高义作门面，从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当时宋的决策层只是在“恢复”的心理下随波逐流，不仅对应不应联金灭辽、能不能联金灭辽毫无成算，对攻防之备也完全没有计宜。燕京不能如约自取，以高价赎回的只是空城，宋发兵时所说“务在救民”已经落空。以后金军南下，所过之处屠戮洗劫，三镇，金帛，子女，金予取予求，终至徽钦“北狩”，宗室、后宫、府库被掳掠一空。国家倾圮，我先民陷入极度的苦难。</p><p>　　七</p><p>　　宋人的华夷意识随边患加剧而抬头，至靖康之难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妨再以上已提及（注39）的张齐贤的主张为例，通过对同一事态的不同看法，观察宋人的立场变化。</p><p>　　上面提及的张齐贤，就是太祖曾说“我幸西都，唯得一张齐贤尔”[70]的张齐贤，他的《论幽燕未下当先固根本》，是上太宗的奏章。当时太宗拟亲征契丹以取幽、蓟之地。《续资治通鉴长编》说“议者皆言应速取幽蓟”[71]。但《长编》未录“速取”的意见。也许这些意见在李涛眼里无足轻重，也许这些意见本不足观，“议者皆言”一语仅成了加重张齐贤上疏分量的铺垫。张齐贤上奏说：</p><p>　　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若重之慎之，则戎虏不足吞，燕蓟不足取。……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只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则远人敛衽而至矣。[72]</p><p>　　张齐贤的“人民本也”的意识，在我先民中有着悠远的渊源，只要不是昏暴者当道，只要国事尚有回旋的余地，对战议都会是一个有力的约束。</p><p>　　翰林学士李昉在同时的上奏中以为“幽蓟之壤”“合势而攻，指期可定”，但也还是主张“申戎羽卫，旋师京都”[73]。可以说当时虽有主战之议，但反对征伐燕蓟的主张在士大夫中占着上风。</p><p>　　然而，到了南宋，张齐贤的言论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吕中说：“齐贤之论其知本矣，然徒知辽未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盖燕蓟之所当取者有二：一则中国之民陷于左衽，二则中国之险移于夷狄。”[74]李涛也持同调，认为：“齐贤徒知契丹未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岂为齐贤不之知，虽赵普、田锡、王禹称亦不之知也！”[75]</p><p>　　姑不论张齐贤的主张在当时是不是得策，吕中等与张齐贤所见之不同，实是由于至北宋覆亡，腠理之微恙已成腹心之巨祸，华夷界限遂成不可逾越的天堑，“中国之民陷于左衽”也因此成为极大事。当时虽然亦多苟且之人，但持正之士对“夷狄”必取严正立场。绍兴八年（1138年）宋廷决计主和，枢密院编修胡铨上书抗言，说：</p><p>　　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此膝一屈而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76]</p><p>　　权礼部侍郎兼侍讲尹焞也上书反对议和，说：“今以不戴天之仇与之和，臣切为陛下痛惜之！”[77]同时移书秦桧，警告说：“和议一成”“天下有被发左衽之忧。”[78]绍兴九年兵部侍郎张涛自西京朝陵还，“上问诸陵寝如何，涛不对，唯言：‘万世不可忘此仇！’”[79]朱熹亦尝言：“国家靖康之祸，二帝北狩而不还，臣子之所痛愤怨疾，虽万世而必报其仇。”[80]朱熹每言及“夷狄”，语气皆极沉重，坚持“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81]在当时人留下的文字里，“不共戴天”四字触处可遇，用得十分频繁，可见至其时华夷之防已不可动摇。</p><p>　　朱熹等如此看，绝非任情偏狭，而实在是国破家亡的惨痛所由激发。辽自入宋以后，已为华夏文明浸润，中华文物倍受崇仰。澶渊之盟后宋辽得以相安百余年，固在于宋辽之武力大体相侔，实亦因辽人“久渐圣化，粗知礼仪”[82]，已为我族文化所化，契丹族祖先的剽悍和血腥已被吸收殆尽。而其时的金则尚处于初兴民族特有的暴烈凶横的阶段。所谓“女真性刚狠，善战斗，茹毛饮血，殆非人类”[83]，未免夸张，但“金人以黩武为至德”[84]则为确事。金勃然骤发，以其劲悍野蛮掩扑文弱家园，杀我忠良，残我百姓，毁我衣冠，演出无数悲惨故事，至今读之，亦不能不让人落泪伤心[85]。</p><p>　　八</p><p>　　王夫之说：</p><p>　　会女直以灭契丹，会蒙古以灭女直，旋以自灭，若合符卷。悬明鉴于眉睫而不能知，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86]</p><p>　　为什么至明的道理而不能知？理宗君臣真是“愚不可瘳”么？如果冷静地看一看靖康之难燃起的对金人的仇恨烈焰，就不能不让人感到“会蒙古以灭女直”正是必至之事，绝不可笑。</p><p>　　可以这样说，北宋末的联金攻辽，不论“恢复”大义对肇事的宋君臣有多大的激励，但辽之于宋毕竟没有像金之于宋那样的“君父之仇”，所以联金并非“只此一手”，无可选择。联蒙则不同，“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87]已是南宋人的心声。当时天下之大事，“至大者莫如恢复”[88]。所以只要灭金机会真正到来，不论是不是“理宗君臣”，都不会取置身事外的立场。</p><p><br/>　　当然，这样说的有效性并不能包容南宋初君高宗。但高宗是一个“非常”的特例。按常理来说，“君父之仇”对高宗已不是泛指，所以若论国破家亡之痛，就君父之仇集于一身而言，天下莫过于高宗。但正是这个高宗，对金一贯表示雌伏[89]，即便在对金形势十分有利，“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90]之时，心中所有也惟“和议”二字。高宗之如此，自有其说得出和说不出的“苦衷”。建炎绍兴初的流离颠沛，使他丧失了战胜金军的信心，也使他对失败极其恐惧。但他也害怕胜利，甚至更害怕胜利。怕武将势大后难于控驭，正像朱熹回答“武将骄横”的题目时所说：</p><p>　　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驾驭他。若撞著周世宗、赵太祖，那里怕！他驾驭起皆是名将。缘上之举措无以服其心，所谓“得罪於巨室”者也。[91]</p><p>　　朱熹所说的“有才者”，即岳、韩、张、刘等宋初大将，高宗是不敢放心的。高宗还有一个无法表露的心结，即，徽钦二帝迎回了何以自待[92]？帝位和亲情关系之微妙，远非常人所能体味。</p><p>　　至于“骄将”收服，徽钦二帝成为故人，求和的特殊理由逐渐消除，高宗仍卑屈如故，则是因为和议既为基本“国是”[93]，否定和议就等于否定自己，这是高宗断不能接受的。《齐东野语》卷三记：</p><p>　　在德寿日，寿皇（孝宗）尝陈恢复之计，光尧（高宗）曰：“大哥，且待老者百年后却议之。”[94]</p><p>　　高宗并不寄望他的政策“百年后”仍能得到贯彻，但他决不愿意看到身前就被人改变。所以高宗对金的态度，并不能以常情看。</p><p>　　南宋的常情就是与金势不两立。所以只要灭金机会真正到来，联金沽祸的前鉴是起不到为后事师的作用的。这不是说宋人对此没有意识，早在嘉定四年（1211年）蒙金战争初起时，户部员外郎余嵘使金亲见金军溃败，归后即说：“今鞑靼坚锐，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丧销耎，有旧辽灭亡之势。”[95]真德秀在稍后也上书说：</p><p>　　昔宣和中，女真始大，耶律浸微，识者豫知必贻中国之患。盖虽均为戎狄，然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理固然也。今女真土倾鱼烂，势必不支，万一鞑靼遂有其土疆，封豕豺狼，本非人类，却之则怨，接之则骄，重以亡虏旧臣，各图自售，指嗾之计，何所不为，设或肆谿壑之求，要吾以待女真之礼，从之则不可以立国，拒之则必至于交兵，宣和旧事，可为殷鉴。[96]</p><p>　　“鞑靼”，即蒙古。“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对南宋人来说已不是“一般的”道理，而是血的教训。而且，宋蒙交往一开始就显出了蒙古是一个更“难驯”的对手。</p><p>　　蒙金战争开始不久，蒙古即寻求宋的配合，但即使在这时，只要事关利益，蒙古也决不让步。金的统治弱化后，金地“盗贼纵横，边圉驿骚空，一国之事，力已不足以支矣”[97]，宋乘机招纳以为己用。蒙军南下后，全然不顾这些大小势力是否已接受宋的收编，能迫降的即迫降（如“济南治中”严实），不能迫降的则攻剿（如大名路总管彭义斌、京东总管李全）。即使对实实在在的宋的土地军民，蒙古也毫不留情。宝庆三年（1227年）蒙军抄掠利州路阶、凤、成、和、天水五州。绍定三年（1230年）到下一年，蒙军又以攻金为名，强“借”宋境为道，攻略武休、仙人、七方三关等蜀口广大地区，兴元、洋州、天水、西和、同庆等都邑遭到屠城，宋军民伤亡巨大。</p><p>　　当时的局面虽与金兴时相仿佛，实际则更危险。因为这种危险确已显然如“悬明鉴于眉睫”，所以直至金亡之际仍不断有人提出告戒。如权工部尚书赵范在金亡前二月上书说：“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坚，迄以取祸，其事不可不鉴。”[98]但“刷会稽之耻，复齐襄之仇”[99]实在是宋人久积的愿望，三百余年后李贽在说到灭金时还说：“在宋家亦是一件快心事”[100]，所以联金灭辽的历史教训已无法阻止宋重蹈联蒙灭金的覆辙。</p><p>　　以后宋和蒙元进行了长达四十五年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其最终失败，有许多原因，不能简单地归于联蒙。但有一点可以决言，即，灭金后蒙古注定会成为宋的仇家和前所未有的可怕敌手。</p><p>　　九</p><p>　　两宋之亡于金元之手，有从体制、政策、国力、民心、人主昏庸、佞小当道、边鄙民族之盛衰变化以及宋军之萎弱金元之强悍等等方面的大量探讨。这些探讨的趣向因时代而呈现出不同。比如北宋之亡，王夫之说：“靖康之祸，则王安石变法以进小人，实为其本。”[101]这种以安石赏祸首的观点，靖康时人实已启其端，如胡舜陟叙述“金寇”“长驱于中原，问罪于都城”时，就追至“熙宁间王韶建开边之说，王安石主其议，遣兵用将，无岁无之。”[102]南宋人亦如是说：“晋人以王、何清谈之罪，深于桀、纣。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王、何之责。”[103]虽然指义不同，但以安石为“祸首”则无异。这种观点在传统时代颇为流行，但今天则绝少同调。反之，今天的有些说辞，大概也会骇煞古人。南宋之亡亦复如此。其实，两宋之亡这样的大关节目，从体制、政策、君臣品质、敌我力量对比等等方面都可作出有价值的解释。以上从“恢复”意志说北宋君臣的盲目联金，从复仇心理看南宋君臣的执意联蒙，其意并不在排斥已有的有效解释，而只是在已有的解释之上增加一个解释层面而已。</p><p>　　注：<br/>　　[①]《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册，第3462页。</p><p>　　[②]《旧五代史》卷一一六《世宗纪》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册，第1544页。</p><p>　　[③]《宋史》卷三一八《张方平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0册，第10354页。</p><p>　　[④]《宋史》卷三七四《胡铨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册，第11580页。</p><p>　　[⑤]岳珂《桯史》卷一《徐铉入聘》，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p><p>　　[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开宝八年十一月（为十月之误）己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133页。《长编》记此事时未录上述太祖语（卷十二开宝四年二月辛未附注[第100页]中有此语，但未注明出自太祖之口），《桯史》只说徐铉“其言累数千言”而未及具体，两者本为一事。</p><p>　　[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三太平兴国七年十月癸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201页。</p><p>　　[⑧]《蔡忠惠公集》卷二十二《国论要目·任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p><p>　　[⑨]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p><p>　　[⑩]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7页。</p><p>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七嘉祐七年八月辛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册，第1825页。同卷记赵曙（英宗名，当月癸未改）不受皇子命时委记室周孟阳代作辞表，每表饷十金，“凡十八表，孟阳获千余缗。”（页同上）如此则“无异寒士，有书数厨”，不免情伪。但于此更可见以读书为尚的时代风气。</p><p>　　[12]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1页。</p><p>　　[13]王夫之之语见《宋论》卷一之八，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5页。</p><p>　　[14]《云麓漫钞》（卷二）、《湘山野录》（卷中）分别记录了太祖在内南门和朱雀门说的完全一样的话：“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页；文瑩《湘山野录》卷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页）也许两事是一事，也许都是误传，然而不约而同虽不足以说明事出其有，但却可以说明事有其传。</p><p>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三开宝五年十二月乙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112—113页。</p><p>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二月壬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4页。</p><p>　　[17]《从军行》，载《全唐诗》卷五十，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册，第611页。</p><p>　　[18]《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载仇兆螯《杜诗详注》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册，第238页。杜甫《草堂》又有：“健儿胜腐儒”，虽前句说原因在于“天下尚未宁”（载同前，第3册，第1116页），但终是当日风气之写照。</p><p>　　[19]《旧五代史》卷一○七《杨邠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册，第1408页。《新五代史》亦谓此语“不知大体”。（卷三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册，第333页。）</p><p>　　[20]《新五代史》卷三十《王章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册，第335页。</p><p>　　[21]田况《儒林公议》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p><p>　　[22]王銍《默记》卷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页。</p><p>　　[23]庄绰《鸡肋篇》卷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5页。</p><p>　　[24]《张载集》附录《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81页。《宋史》卷四二七《张载传》在“名教”后有“可乐”两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册，第12723页）。</p><p>　　[25]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3页。</p><p>　　[2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己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1162—1163页。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二《名臣》又谓有“龙图老子”之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页。</p><p>　　[27]靖语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六《论狄青不可独当一路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册，第4228页。</p><p>　　[28]陈东死后，高宗屡屡表示“朕甚痛之”“深悔过之”，直到绍兴四年（1134）还说：“八年于兹，一食三叹”。（《少阳集》卷六《追赠朝奉郎秘阁修撰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四库全书》集部第75册，第330页）又，胡铨上书“请诛秦桧以谢天下”，高宗震怒，欲杀铨。“谏者以陈东启上，上怒为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请斩秦桧》，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页。）可见高宗对陈东之冤死有特殊敏感。</p><p>　　[29]《范文正公集》卷七《岳阳楼记》，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p><p>　　[30]《世运和士风——清儒气象论》，《中国研究》1995年6月号，第33页。</p><p>　　[31]《宋史》卷四七五《张邦昌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册，第13792页。</p><p>　　[3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六建炎三年八月丁卯，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册，第524—525页。</p><p>　　[33]《宋史》卷三百六十四《韩世忠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2册，第11359页。</p><p>　　[34]好问劝止邦昌时所说，见《宋史》卷三六二《吕好问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2册，第11331页。</p><p>　　[3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七元祐二年三月辛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册，3758页。</p><p>　　[36]</p><p>　　[37]《春秋左传注》成公四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册，第818页。</p><p>　　[38]如唐太宗尝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二月甲寅，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3册，第6215—6216页）</p><p>　　[39]《春秋公羊传注疏》昭公二十三年，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2327页。</p><p>　　[40]《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此处所谓“诸侯”与“中国”同义。清《康雍乾间文字之狱》转述此语时谓：“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中华野史》《清朝》卷二，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0页）即将“诸侯”替换成了“中国”。</p><p>　　[4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辛卯张齐贤《论幽燕未下当先固根本》中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184页。</p><p>　　[42]《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四二李至《乞怀柔北狄》中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册，第4443页。</p><p>　　[43]《宋史》卷二七三《何承矩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册，9332页。</p><p>　　[44]《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二○《上太祖谏伐河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下册，第1315页。</p><p>　　[4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开宝二年润五月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87页。</p><p>　　[46]所谓“当今之急务，强兵为第一事。”《蔡忠惠集》卷二十二《论兵十事》（历本作九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页。</p><p>　　[47]《挥麈录》《后录》卷一引《裕陵遗事》，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4页。</p><p>　　[48]同上。</p><p>　　[49]时议有谓：“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宋史》卷二八一《寇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册，第9531—9532页。）此语出自王钦若之口。钦若的用意在于挤陷寇凖，正可见它是一个可以耸动听闻的理由。</p><p>　　[50]《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四宣和五年二月一日乙酉引《茆斋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96页。</p><p>　　[51]此语出自辽枢密承旨萧夔之口，夔对宋使强调作为“礼义之国”“兵贵有名”，其言甚正。见《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宣和四年五月十三日庚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42页。</p><p>　　[52]《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和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己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4页。</p><p>　　[53]《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宣和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壬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61页。</p><p>　　[54]《宋史》卷四七○《王黼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册，第13682页。</p><p>　　[55]《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和七年七月四日庚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2页。</p><p>　　[56]《宋史》卷三七一《宇文虚中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册，第11527页。</p><p>　　[57]《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宣和四年六月三日庚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55页。</p><p>　　[58]《宋史》卷三七一《宇文虚中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册，第11526—11527页。</p><p>　　[59]《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宣和四年六月三日庚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54页。</p><p>　　[60]《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宣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乙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114页。</p><p>　　[61]《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宣和四年六月六日癸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55页。</p><p>　　[62]《宋史》卷四七二《郭药师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册，13738页。</p><p>　　[63]《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辛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38页。</p><p>　　[64]《大金国志》卷二《太祖纪》下记：“凡燕之金帛、子女、职官、民户为金人席卷而东。宋朝捐岁币数百万，所得者空城而已。”（中华书局1986年版，上册，第30页）《三朝北盟会编》亦谓其时燕京“城市墟丘，狐狸穴处。又将职官、汉民分路遣行，我朝所得空城而已。”（卷十六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庚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112页）又，《三朝北盟会编》记：“以百万缗谓之燕山路代税钱。”（卷十六宣和五年四月十九日壬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113页]，议定增一百万缗过程见同书卷十三宣和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乙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92—93页]。）</p><p>　　[65]徽宗御笔加王黼等封爵中语，载《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宣和五年五月八日庚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118页。</p><p>　　[66]《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宣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乙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115页。</p><p>　　[67]《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宣和五年六月一日壬午引蔡京《贺表》中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120页。</p><p>　　[68]同上。</p><p>　　[69]转引自《会编》卷十三宣和五年正月初四戊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91页。</p><p>　　[70]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p><p>　　[7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辛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184页。</p><p>　　[72]同上。</p><p>　　[7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戊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183页。</p><p>　　[74]《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三《契丹和战》，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册，第82页。吕中此语当出自《大事记讲义》卷五《太宗皇帝》“征契丹”条。《四库全书》独缺卷五。不论“修书为了毁书”的概括是否片面，但此节主旨有触时忌，不胜其改，是故有意芟除，亦不无可能。（台湾文海出版社景印清抄本《皇朝大事记讲义》[撰人误题吕祖谦]亦独缺卷五。）</p><p>　　[7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辛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184页。</p><p>　　[76]《宋史》卷三七四《胡铨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册，第11580页。</p><p>　　[77]《宋史》卷四二八《尹焞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册，第12736页。</p><p>　　[78]同上。</p><p>　　[7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九绍兴九年六月己巳，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册，第2088页。</p><p>　　[80]《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戊午党议序》，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7册，第1385页。</p><p>　　[81]《朱文公文集》卷十三《垂拱奏札二》，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1册，第188页。后人颇以清谈、禅谈讥宋儒，至以为宋亡殆由于此。如《学蔀通辨》所谓：“清谈盛而晋室衰，刘石乱华矣。禅谈盛而宋室不竞，徽钦北高宗南矣。二代之祸，如出一辙。”（卷八[续编卷中]，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丛书集成初编，第654册，第116—117页。虽然此处由明道先生所谓“清谈为害”谈起。）如《十驾斋养新录》谓：“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谈心性，亦清谈也……神京陆沉，其祸与晋等。”（卷十八《清谈》，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434页）这种概括并不恰当。就以本文已提及者而言，程子对人君的规正，张子早年的“慨然以功名自许”，虽非百姓日用之用，但都是有针对的用。至于少言夷狄之事，则是因为金兴前夷狄问题没有成为时代的中心。及至南宋，儒者的态度多如朱子。如陆子“少闻靖康间事，慨然有感于报仇之义，至是访求勇士，与议恢复大略。”（《宋史》卷四三四《陆九渊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7册，第12880页。）以“禅谈”“清谈”等拟之殊不当。宋人亦已对“清谈误国”不以为然，所谓：“兴亡毕竟缘何事，专罪清谈恐未公。”（刘克庄《新亭》，载《宋诗抄》，中华书局1986版，第3册，第2515页）</p><p>　　[82]《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四七宋昭《论女真决先败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册，第4503页。此亦《宋史》卷三四○《苏颂传》所谓：“颇窃中国典章礼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册，第10863页。）</p><p>　　[83]同上引宋昭奏。</p><p>　　[84]《宋史》卷三七三《朱弁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册，第11553页。</p><p>　　[85]李慈铭读《归潜志》颇兴感叹，“余尝谓自古非亡道而亡国者，莫如金源。……而亡国时青城之惨，百倍徽钦；幽兰堂一炬，犹令人流涕。”（《越缦堂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册，第778页）青城之惨固可哀矣，哀宗烬余之胔骸仍不得完全固可哀矣，然靖康金人南下所过河北河南几无生人亦大可哀痛矣！莼客先生何以见此忘彼出此“百倍”之绝情语邪？！</p><p>　　[86]《宋论》卷十四《理宗》三，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14页。</p><p>　　[87]“欲倾天上河汉水，净洗关中胡虏尘”（《剑南诗稿》卷七《夏夜大醉醒后有感》，中国书店1986年版，《陆放翁全集》中册，第117页），此类非深仇不能宣出之语，每见于当时诗文。是故《满江红》虽非如传说为岳飞所作，但其情不伪，确是靖康后宋人心情的写照。</p><p>　　[88]《宋史》卷三九五《楼钥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4册，第12046页。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谓：“淳熙中，黄河决入汴。梁、宋间欢言，谓之‘天水来’。天水，国姓也，遗民以为国家恢复之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1页）不论“遗民”有否此言，但确可见宋人的冀望。</p><p>　　[89]有人以为绍兴屈辱议和咎在秦桧。秦桧要负多大的历史责任，姑不细论，但他说的“和议之谐，断自宸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绍兴十八年八月癸丑，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册，第2564页）确是事实。正如高宗在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丙寅诏中所说：和议“断自朕志”（同上卷一七二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丙寅，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册，第2827页）。秦桧死后，更张之议起，如果和议不是高宗素志，他正可归罪于秦桧，而高宗却下诏重申：“和议出于朕意，故相秦桧只是赞成。”（《朱子语类》卷一三一《中兴至今日人物上》，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册，第3162页）</p><p>　　[90]《金佗稡编》卷十二《乞止班师诏奏略》中语（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册，第871页）。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上此奏时，宋军屡挫金军，若非高宗顽固要求班师，收复旧京，逐金军出中原，应是当时大势下必有之事。</p><p>　　[91]《朱子语类》卷一三一《中兴至今日人物上》，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册，第3148页。</p><p>　　[92]所谓“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文征明《满江红·题宋思陵与岳武穆手敕墨本》下阕，转引自《南宋故都杭州》，中州书画社1984年版，第7页。</p><p>　　[93]可参余英时《宋代“国是”考释》，载《庆祝王元化教授八十岁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139页。</p><p>　　[94]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页。</p><p>　　[95]《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五《余尚书神道碑》，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6册，第1272页。托名金张师颜所作的《南迁录》向被认为是伪书，但其中提及余嵘使金时金为“北兵”——蒙古困扰事则当不假。（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丛书集成初编，第3903册，第16—17页。）</p><p>　　[96]《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七《使还上殿札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册，第4370页。</p><p><br/>　　[97]《大金国志》卷二十三《东海郡侯纪》，中华书局1986年版，上册，第314页。</p><p>　　[98]《宋史》卷四十一《理宗纪》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册，第799页。</p><p>　　[99]《宋史》卷四十五《理宗纪》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册，第889页。时人颇有机不可失之议，如著作郎吴泳以为这是个实现“恢复之说”的机会。（《鹤林集》卷十九《论中原机会不可易言乞内修政事札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四库全书》集部第115册，第186—187页）閤门舍人王霆在谈到“恢复之说”时自戒“轻进恢复之说以误上听”（《宋史》卷四○八《王霆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5册，第12314页），可以从反面看到此议之盛。</p><p>　　[100]《史纲评要》卷三十五《南宋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下册，第1007页。此处之“亦”，或是因为所批之本文是“金亡入蒙古”。</p><p>　　[101]《宋论》卷九《钦宗》一，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05页。</p><p>　　[102]《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五○《上钦宗论反正六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下册，第1722页。</p><p>　　[103]《宋史》卷四三三《林之奇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7册，第12861页。</p><p>　　转自：斯塾论坛</p><p></p>

冯与蓝

<p>这个好看！</p><p>其实宋朝真适合文艺青年呆着</p>

袁群

干。引文真多。

赵松

<p>第六章第二段，“金入燕京后进行了毁灭性洗劫，宋以高价赎回的只是一座空城[64]，但即便如此，宋还是视之为<strong><u>太祖对普之“疑忌”而“相刺”</u>，</strong>似。”划线加粗那句话，应该是错置的。原句应该是涉及“恢复……”云云。</p><p>这样的文章很有意思，用的资料挺多的，不枯燥。</p>

本张

<p>“恢复”主要体现在南宋的一些列政策上，北宋的“恢复”之心不那么强烈，赵匡胤打下的赵氏天下其实已经远远超过后周。</p><p>说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亡朝的祸首，恰好反映了古代上层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保守的，元朝除外，少部分的开明积极的政治思想往往无法长久占据决策地位，以致大清的乾隆皇帝认为中国什么东西都有了，“天朝”什么都不缺，会缺点什么的，只有外国。</p>

亢蒙

这篇读的酣畅淋漓，很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