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 1364|回复: 1

论科学

539 主题	0 好友	2431 积分

论坛游民

主体思想

Rank: 3 Rank: 3

发消息

电梯直达

1^#

发表于 2007-8-4 13:58:2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论科学 摘自《文明与野蛮》 Robert Heinrich Lowie 著 吕叔湘译 　　初民也有科学吗?只要想起本书里头提起过的几种信仰，谁也会怀疑。说是唱歌唱一遍和唱四遍大有分别，把水注满杯子天就会下雨，唱一只法曲去打猎就可以满载而归，路上遇见月经在身的女子就一无所获，有理性的人会这么想吗?再听到野蛮人关于世界和人类起源的解释，那更是愚昧可怜。叫创世主差遣禽兽到海底去抓一把泥土，让他拿来制造我们的大地，这是多么幼稚的思想!讲到初民的天文思想，克洛印第安人告诉我们，从前有一位女郎和六个兄弟逃出恶魔的手掌，决意变成永存的东西。辩论了一番之后，他们升到天空，成了大熊星座(北斗七星)。爱斯基摩人的天文学也是同类性质。从前月亮和他的妹子太阳同住在一个屋子里。天天晚上他在黑暗之中和她同睡。后来太阳生了好奇心，要知道她的爱人究竟是谁。她用烟灰涂在手上，睡觉的时候擦在她的情人的两肩。早晨时候，灯点上了，她才发现她的哥哥乱伦。她发怒把她的奶割下一个抛给她的哥哥，说：“你既然这么喜欢我，你就把我吃了吧！”于是太阳拿一枝头上生苔的木棒沾了些油，点着了，冲出门，升到天空。月亮拿起一根同样的木棒去追她，可是他的灯头的青苔燃完了，只剩一点余烬。所以月亮的光辉始终赶不上太阳。　　格林兰科学大率如此，两个老婆婆在天空抢一块海豹皮，把皮竭力磨擦，就起了雷声。雪不是别的，就是死人流的血，雨呢，是天空一只盆子里的水。最初创造的地是很平坦的，没有河海，可是上帝不爱那时的居民，他就把地给裂成许多块。大水冲了出来，人都冲到裂缝里去，变成阴间的鬼——阔脸，汲鼻子。地又重行造过，最初完全给冰掩盖着，慢慢的才融化了。于是有两个人从天上落了下来，他们的子孙便成了今日的居民。　　这些思想诚然孩子气。但是爱斯基摩人也有可以称赞的本领、他们认识的星座比美国的普通城市居民认识的多得多，他们也知道以新月分年。他们注意牵牛星第一回在晨曦中露面。从这颗星的出现和太阳的位置上，他们能够说出最短的日子(冬至)已到，尤其是他们的地理观念，倘若不是因为有许多白人游历者的证明，简直说来无人肯信。爱斯基摩人在一个地域旅行过一次，终身不忘。多年之后他还可以说出，什么地方有一角鲸，什么地方有熊或海豹或海鸥。和尔姆船主在一八八三——一八八五年画了一个从北纬六十六度到六十八度半的东格林兰海岸图。他那时还没有亲自探测过那一带地方，画地图完全以土人的叙说和图画为根据。过后在一八九九——一九OO年阿姆德鲁船主(Captain Amdrup)到了那个地方，照和尔姆说起来，“那个地图十之八九与实际相符，令人惊异……有几处地方和几个岛屿的位置定得非常正确，它们所在的纬度或与地图上画的完全相同，或相距极近。”格林兰人自己也在木头上刻地图，不独画出一地的疆界，连地势高下都表示得清清楚楚(图三十八)。近来他们又学会在纸上画图。“在这件事情上，爱斯基摩人表示很高的正确性，为许多早年及近岁的旅行家所证明……”霍尔船主(Captain Hall)曾经印刷过一张地图，是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爱斯基摩人根据他的一千一百英里的旅程画的。哥尔顿(Francis Galton)拿来和这个区域的海军部地图比较，作如下之判语：“其后数年中我见过许多旅行者画的路程图，那个时候的科学的探测比现在幼稚得多，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无论是白人或有色人种，是文明人或野蛮人，在亚洲或非洲或澳洲，我不知道有测量人员常常利用他们的本领。”印第安人在桦树皮上用刀尖或炭条或铅笔画图，画出一处处湖泊，河流，河流间的陆运道的大小远近，挥写自如，确有把握，其他地势一概忽视，因为他们打猎或旅行都只用水道，其他地势对于他们毫无实用。　　在这方面，密克罗尼西亚人也值得提及。他们往往被风浪或海流飘送到很远的地方，喀罗林群岛人有飘流到台湾的。可是马沙尔群岛人也试作地图以助航行——拿些叶柄绑成架子，以弯曲的梗子代表海流，以螺壳代表珊瑚岛。　　各处的野蛮人都有种种知识，堪为科学之基础。他认识他那个地方的植物，动物，矿石，认得清清楚楚，为我们普通人所不及，只有博物学者才可以相比。挑出任何一方面，只要是那个地方的土人关切着的，你将看见他们的语汇之丰富而吃惊。他在语言方面既分辨得如此细密，就可以证明他观察事实之正确。中央亚细亚的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叫马有多种名称：纯白的叫 kysyl；口旁及两肋无毛地方作黑色的叫kok；头部，臀后部，鬃毛及马尾作浅棕色的叫kysy kok；倘若这几处地方带上一层深灰色便叫 kara kok。棕马而白腹者名 schbdir；鬃毛及马尾作黑色者名ker。自马而周身有大黑斑者名 ala；有小斑者名 schybar。我们会预期他们对于种马，骟马，牝马，小马等各有特殊名称。可是吉尔吉斯人决不如此简单。初生小马叫kulun；两岁的叫 tai；三岁的叫 kunun；四岁的叫 donon。牝马没有生育过的叫 baita；已经生过小马的叫 bii；倘若夏季没有生小马，就叫 kyssy bia；倘生育已绝，就叫 tu bia。举一隅以三隅反；加上鞍辔羁勒等物以及与宰马，骑马，牧马，取奶等事相关的字眼，那总数真是可惊。种玉米的荷匹人的玉米语汇，打野牛的乎原印第安人的野牛语汇，无不与此相同。这些民族各自以一定的方式适应自然，对于和他们有重要关系的事物作精密的观察。他们应用着的心理作用正自和我们的相同：他们观察，分类，演绎，作实际的应用。同一种人民，刚才闹的极荒谬的思想，一刻儿变成了逻辑能手。在这一点上，他们不但和文明民族里头的普通人相似，也和大科学家相似。　　可是这些都是实用方面的事情，他们能超出了这个界限而不立即荒谬起来吗?是的，野蛮人有时也露出颇带几分学院气息的智慧方面的研究趣味。让我们倾听那在查加入里头传教的谷特曼牧师(Rev． Hr． Gutmann)的话：“时候是黄昏后，山风刮在铅皮屋顶上直响，我听见我的年轻的教民们争辩不体，间以喧笑。忽然门口有剥啄之声。我说，‘请进。’我的从人走了进来，看着我，微露烦恼的摸样笑着。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主人，我们在那里打赌，请你来判决。’这没有什么稀奇，他们常常打赌：关于这个或那个外国字的意义，关于圣经里头的人名地名，还有桑给巴尔岛(Zanziber)是属德国管还是属英国管，人能不能在水里睡一夜，某种玩耍要得要不得，一个人敢不敢黑夜里在荒坟堆中走路，诸如此类的问题。可是我的从人把今天打赌的问题一说，我不禁惊异起来了。他说，‘我们正在讨论数目是否有一个极限，是否我们尽管数下去会遇到一个数目，再不能往下数，只能倒过来往回数。’这是他们跳出他们的狭隘的算术经验的范围而踏进‘无穷’的第一步。”　　这也许不过是抽象思想的一点儿微光。可是古墨西哥的马亚人却不止于此：他们确实发明了一个代表零的数字和一种以位置为主的记数法。你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得吗?请你寻究一下西方文明中这些好东西的历史。希腊人没有零的符号，也不用位置法记数。因此，很简单的算术，给他们演算起来就麻烦得不堪。怀特海德说得好：“让希腊的数学家知道了因强迫教育之故西欧的全数人民无论贫富贵贱都会演算极大数目的除法，恐怕现今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叫他吃惊了。”罗马人稍有进步，但发明我们现有的数字系统的却是印度人，而把它传进欧洲的却是中世纪的阿披伯人。这个抽象思想中最伟大的功业之一，为希腊人及一千年前的相当纯粹的诺迭克人所未能成就者，却给一个中美洲的民族成就了。欧洲人要直接从阿拉伯人而间接从印度人转借，这才赶上了那个红种土人。　　在科学方面也和在文明的其他方面一样，是无所谓“天之骄子”的。我们诚然有许多东西得之于希腊人，可是希腊入也毫无拘束地向埃及和巴比伦转借。埃及人的几何学是纯凭经验的粗货，可是它是希腊数学的基础。退利斯(Tbales， C．6O0 B．C．)很乐意能交接尼罗河域的祭司因而获益。德谟颉利图(Democritus， C．公元前42O年)自夸多才的时候，也说；“依照一定的条件而作线，谁也不能胜过我，连埃及人里头那些所谓作线专家也胜不了区区。”在天文学方面，巴比伦人可谓杰出。在公元前七OO中以前他们已经懂得日晷的原理，立垂直之竿，视其投影以计时刻，后来亚诺芝曼德(Anaximander，公元前547中)把这个方法传进希腊。希腊的黄道十二宫也是从巴比伦传来的。大多数星宿的希腊文名字都是从巴比伦原名翻译过未的。大约在公元前八OO年光景，希腊学术离它的黄金时代还远得很，巴比伦的钦天监已经能预告月食的日期。　　其次，希腊科学诚然是伟大，可是也有它的弱点。他们的贵族主义的倾向叫他们瞧不起应用科学的人，认为这种人只是工匠。而且有许多奴隶给他们忙衣食住；因此就没有什么刺激诱发他们在机械方面有所发明。不错，阿基米得(Archimedes，公元前287—212年)不独计算出圆周率因以建立理论力学，他也曾设计多种战具以助叙拉古城(Syracuse)抵抗罗马人的攻击。可是照波卢塔克(Plutarch)的《名人传》上说，他并瞧不超这种实利方面的应用，“不愿在这方面有只字片纸遗留后世，”他专心在“那和日常生活的粗俗需要无关的纯粹思考方面”。　　这种态度一定妨害科学的进步，甚至纯粹科学也受妨害。赫尔姆霍斯也许要算是十九世纪德国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他郑重的告诉我们，物理学者必须带三分机匠性质。他自己常常要用什么器械便自己动手做，为的是要明白实际上有什么困难。器械上差以毫厘，我们的知识就谬以千里。在这种地方，物理学者也许束手无策：只有那熟悉材料的性质助工匠才能解决问题。倘若他成功，科学研究的结果也就正确；倘若他失败，那研究结果也许就毫无价值。赫尔姆霍斯问道，“倘若没有实用机械学的不断的且灵巧的助力，我们的物理学和天文学将何似?我们的天体观念和气象观念又将何似?我们的望远镜，电报，电灯又将何在?我们的航海学和测量学又将何如？”　　在这方面，罗马人能补希腊人所不及。他们的实用的建筑与工程确实在人类的功业中填补了一个缺陷。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为后人所不能望其项背者殆近千年。中世纪的摩尔人和西班牙人只能心服诚悦地行走罗马帝国造下来的大道。我们现代的文明的工业方面也确实有若干出于罗马。　　甚至在理论方面，希腊人也有他们的弱点。他们那种麻烦透顶的记数法使算术和代数学不得和几何学并驾齐驱。在这方面，幸而有印度人。印度人的功绩不仅是送给我们一套数字。亚历山大东征，使印度得与地中海世界交通。印度人由西方获得教益，又转而有所贡献,例如负数之观念。阿拉伯人虽则创造力稍差，可是拿希腊人的遗产和印度人的贡献并合到一处却是他们的功劳。他们在西班牙发展出一个文化，比十世纪时任何地方所成就的都要高些。他们的代数学著作在欧洲的多数地方用做标准的教科书，直到中世纪终了才被废置。我们用来称这一门数学的名字——Algebra——就是阿拉伯文。我们天文学上有许多名词也是借用他们的，如 Zenith(天顶)和 Nadir(天底)之类。　　显而易见，我们现代的科学实在是一件百衲衣，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印度，阿拉伯，什么地方的布条子都有。　　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它不是单独飘浮在纯粹理性的以太里头的东西。工匠和农人，养牛羊的和当领袖的，他们的若智若愚的二重心理也是研究科学的人所常具。科学史里头不乏明证。　　有时候，那不讲理性的特色也许长久下去并无多大关碍。例如科学界也有所谓风气，常常变化，和穿衣梳头之有时装一样。六十年前的口头禅是进化。进化的概念给人无分别地应用于太阳底下的一切东西——生物，天文，历史，社会。特殊是在动物学和植物学方面，顶时髦的事情就是研究物种的世系，比而列之，自原始生物以迄人类。忽然风气变了，大家集中注意于遗传。现在还有生物学者在探究动物的谱系吗?稍知自爱的生物学者莫不望望然去之。何必理会那些老朽，何必管他们的低级趣味?然而这些新派人物并非不信进化，他们相信，和老辈一样的相信。然则为什么不让人研究进化的步骤呢?问这句话等于问我们的太太小姐们为什么不再穿伞形裙，为什么不再在她们脸上贴膏药。不干啦就是不干啦，您别问为什么。您以为生物学者会老是这样只管遗传不管别的事情吗?决不会。除非我们的未来的生物学者的父母的生殖细胞里发生了什么新的因子，使他们的子孙有以异于过去和现在的人类，否则我们仍然可以预言再过一百年生物学者又将致力了完全新异的问题，对予现今捧着遗传二字喋喋不休者又将鄙夷不顾。　　同一时代的科学家会没道理地统一他们的兴趣，同时也会没道理地分歧他们的眼光。这是因为他们的气质不同。有些是先知，有些是怀疑家，还有些是艺术家。还有些人是职业有误，最好是去当车夫或讼师。有些科学家时有非常创见，可是大半生光阴浪费在无用的空想之中。有些入永远不会荒谬，也永远不会超出于高等常识之上。另外有些人却是既颖悟而又清明。还有些科学家非常谨慎，非到他的最后的怀疑已经冰释以后不肯公布他的思想。牛顿的大著几乎无出版之机会。达尔文辛苦研究多年，可是他的《物种原始》倘若不是因为某种与他本人无关的事件一定不会在一八五九年出版。巴斯特“居常默默，要等他的工作已经成熟才肯公表。平时绝口不提，连在实验室里也不提到，他的助手只看见他的试验的外形，一点也不知道那些试验的意义。”　　和这些例子极端相反的是象去世不久的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克拉契(Hermann Klaatsch，1863——1916)等人的态度。他的脑子里不断有新思想在那里喧扰，他也就来不及似的赶着把它们付印，往往毫不去试验它们的价值。例如他在澳洲旅行时爱上了澳洲土人；他就努力证明他们是白种人的近支——“比马来人或蒙古人跟我们亲些”，也比非洲黑人更值得我们的同情。他甚至相信他们的语言和白人的语言相近。昆斯兰士人称肝为jepar，克拉契立即想起希腊文的hepar。诸如此类的相似点，数目并不多，克拉契却认为已经足够证实他的议论。跟这个典型的人相处，私人关系非常重要。克拉契有一个朋友名豪塞(Otto Hauser)，是个古董商，现在已完全证明他是不学无术，克拉契却推尊他为石器文化的最高权威。又如法国的冰鹿时代留下大量的马骨，和许多剥制甚精的石刀一并堆积在悬崖脚下。显明的解释是：这些二万年以前的先民把野马赶下危岩，正如平原印第安人的赶野牛。但是克拉契觉得这个解释“太平淡无奇”，他要叫这些猎人变成骑马横戈的壮士。他明知连巴比伦在公元前二三00年以前也不知道有驯马，但是何必理会这区区一万五千年的先后。甚至在他的专门研究比较解剖学的范围之内，他也只看见问题之一面而忽略其他方面。他偏爱澳洲土人，因为他恰巧和他们见过面。同样，在进化的研究上他也偏重由四肢方面得来的证据，因为他恰巧在四肢方面作过专门研究。因而他说人类不出于猿类而出于灵长类中比猿类低下得多的一种动物。从血液试验和比较解剖学方面得来的一般证据他全然置之不理。　　然则这些科学界的浪漫主义者岂非学术进步的一大损失吗?这又不然。牛顿和达尔文的小心谨慎只要略略过分一点，他们一定永远不发表他们的著作——物理学和生物学将大受损失。再还有尼安得特头骨之例。一八五六年德国地方出土一个异常扁平的头盖骨，额塌而眉间起脊甚著。显然是人类的头颅，可是和任何现代人种都不象。莫非代表一种前此所不知的人种，Homo属的另一新种吧?德国科学界的怀疑大家威尔和夫(Rudolf Virchow)否认这个假设，他说只是一个因病变形的头骨。许多学者都震于他的大名，依从他的说法。幸而有赫克尔(Ernst Haeckel)等狂热的进化论宣传者，他们坚决主张这个头骨代表人类的一个新种，较为初期的一个种。其后五十年中尼安得特型颅骨出土者渐多。到了现在，再没有人会假设这出现于欧洲各地的几十个颅骨个个都是因病而变形了。再没有人怀疑欧洲从前有一种和我们不同的人类居住过的了。热心家终究胜利了。为学之道，须策万全，这句话没有保证。我们固然不可轻信，也不可轻于不信。倘若你太信任新奇见解，自然将要常常做些捕风捉影的事。可是，反过来说，倘若你对于新说一概置之不理，你将失却发明的灵机，阻滞学术的进步。人生无懦夫容身的营垒，科学的进步往往由于有气质径庭者的无理由的冲突。　　科学是生活的副产物。对付日常生活的时候，打猎和掘薯的时候，敲剥石器和烧制陶器的时候，野蛮人集聚了许多知识，那就是我们的生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化学，工艺学的基础。天文学，象高等文化中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是打侧门偷偷的溜进来的。那些巴比伦祭司们凝视天空的动机是什么?他们要想知道星宿及于人生的影响。他们的天文学植根于占星术；他们从星宿的位置上推测未来的事变。他们特别注意一个人诞生的那个刹那的天体景象，从这个上预言他一生的成败祸福。在巴比伦科学中，古希腊人特别重视的也就是这方面！　　在科学中，也和在文化的其他部分中一样，不少事情有赖于侥幸。十六世纪末年，荷兰地方发明了望远镜，完全出于偶然：究竟是怎样发明的，有好几个说法。照一种说法，一个制造镜片的工匠的孩子拿两块镜片玩耍，忽然发觉远处教堂的尖塔看得很近。他们的父亲就把这两种镜片组合起来，当作玩具出售。一六O九年伽利略在威尼斯听见此事，回到巴都亚(Padua)以后，他就自己造一具望远镜，后来又加以改良。倘若没有从荷兰传来的报告，他或许永远想不到这个意思。既听见有此一物，他凭着他的光学知识就能够重复发明此物。如果有这样一种器械，一定是一个凸镜配合一个凹镜，因为单用凸镜则印象模糊，单用凹镜又不能放大。可是这个东西到了伽利略的手里就不是玩具了：它成了探测天空的工具，在天文学上划分一个新时代。　　举一个更近的例子，使眼疾治疗法上起革命的发明品当首推赫尔姆霍斯的眼科镜，他怎么想出这个检视活动的网膜的器具的，有这位大科学家的亲笔记载着。他不称之为发明而称之为发现；一个巧遇机会恰恰呈现于一位知道怎么利用它的熟练工人之前。事实如下；赫尔姆霍斯渴望研究物理学，可是没有力量，不得已而学医。可是这不幸的开端末后却证明是极大的幸运。因为研究医学时候他才知道医学界急迫地需要着他后来发明的那么一种器械。显然这还是不够：在他之先至少已经有过一位生理学家几乎发现此器而终于失败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能掌握这个问题的物理学的一面。赫尔姆霍斯天性好此，光学的原理知之甚悉。饱看到了医生的问题，他能驾驭物理学者的技术。他解决了这个问题。赫尔姆霍斯居然会学医，一八五一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兼通医学和物理学的人，那个人会有赫尔姆霍斯这般见识来综合两种学问以为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幸运的机遇。就原理说，这种事件不是独一无偶。由于同样的幸运，有一个聪明的西伯利亚人想到骑鹿之法。那冰鹿是早已驯优了的，已经用来驾雪车，同时又有那大胆的外国人骑在马背上。为什么不象他们使马那样使鹿呢?可是倘若不看见那些外国人，这个意思也许永远不会有人想到。  ‘　　科学家也和女佣工，公债经纪人，以及医生们—样，是住在大街上的。“要跟大众一致，”再没有比真理的信徒更努力的了。他的老师传给他的知识，他的同业一致接受的知识，是神圣的。任何怀疑，任何新思想，都有离经叛道的嫌疑。倘若你说原子并非实有其物，说疾病不由于细菌，说移民的子孙的头形和他们的祖宗的不一样，给某先生听见了不知道要说什么?一想到自己的名字要给同业列入罪籍，真有点儿不寒而栗。　　能力不灭，这在今日已经成了物理学的常识了。能力只能转换，一种形态(如电)的一定分量可以变为他种形态(加热)的—定分量，如此而已，可是这是很近才有的一点知识，最初公表于世的时候科学家们绝对没有大喜若狂。迈尔(J.R.Mayer)写了一篇关于这个题目的论文，送给德国最有名的物理学杂志的编辑坡根多夫(Poggendorf)，坡根多夫不肯发表，后来(一八四二年)刊布在来比锡(Liebig)的《化学与药物学年报》上。坡根多夫还有所借口:迈尔是研究医学的，不熟习物理学上的一切观念和术语，所以论文里头未免有大错而特错的地方。可是这个借口不适用于赫尔姆霍斯。他的《力不灭论》(一八四七年)在技术的正确这一点上是无瑕可击的；然而最初所受的待遇也和迈尔的论文相同。　　伽利略在天文学上作大发现的时候，巴都亚大学的首席哲学教授不肯从望远镜里看月亮和行星，甚至辩论新发现的星辰无存在之可能。他的论据如下：“动物头上有七窍，空气由此入躯干以照耀之，温暖之，滋养之。这小字宙的七窍是什么?两眼，两耳，两鼻孔，一口。所以大宇宙里头也有两颗吉星，两颗凶星，两个光明体(日月)，和一颗中立无特性的水星。自然中还有其他同类例子，如七种金属等等，难于尽举，从此可以推知行星之数亦必为七(译者案：当时以日月为行星)。其次，本星的卫星为肉眼所不能见，所以在地球上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没有用处，所以不存在。还有，犹太人和别的古代民族，以及现代的欧洲人，都采用七日一周制，而以七行星之名名之。倘若我们把行星的数目增加起来，这个美丽的星期制立刻就要崩溃了。”　　其实呢，十八世纪的瑞士法官既然可以象西非洲黑人一样听取巫术的证据，为什么十七世纪的学者不可以发克洛印第安人一般的议论呢?希腊大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精究数术之玄奥，宣言十为最全之数。可是宇宙中只有九个可见的星辰、所以他的学派中人就选出一个“对地”(counter earth)来凑足十个。区区二千年是不足以使伽利略的反对论者较此更有理性的。他真也可以算得“吾道不孤”。有那位名医阿古利巴，还有同时代的科学界闻人，都是他的同志。刻卜勒(Kepler，1571—1630)固然没有否认伽利略的发现。可是他的确诧怪，为什么会有六个以上的行星；他在天体中看出神圣的三位一体；他死的时候还当着华伦斯坦因公爵(Dube of Wallenstein)的占星官。然而科学理论中最重大的一条，牛顿的万有引力论，却以刻卜勒的定理为根据。　　在那个时候，占星术还没有被逐出学术园地之外，是大学课程中的重要部分。梅兰克吞Melanchthon在威丁堡大学讲授此学；波伦亚(Bologna)大学和巴都亚大学里都有占星术的讲座。丹麦的大天文学家布拉厄(Tycho Brabe，1546一1601)的精确而广博的观察实为刻卜勒创设他的理论的根据，然而布拉厄是占星术的忠实信徒。他叹息当时占星术士但观一人出世时的星辰位置就鲁莽从事，冒不知以为知。这种行为真堪痛恨。但是真正的占星术还是有的，要有精深刻苦的研究才成。布拉厄作文以辩其有，并应用其原理以预言他的恩主丹麦国王的诸子的生平。　　真的，占星术的证据有时是令人满意的。米兰多拉伯爵(Count Pico della Mirandola)是个怀疑论者；然而有三个各别的预言都说他活三十二岁，他当真死于三十二岁。一个物理学者遇有三个不同途径的实验产生同一结果时，是不是也应该满意了呢?还有奥皇腓特烈第三的例子。他诞生的时候，正是火星皱眉头的时候。他又知道匈牙利国王的命生得很好。因此他竭力避免和匈牙利打仗，而以外交政策达到他的目的。梅兰克吞夸奖道，这是应用占星术的一个佳例。还有，麦哲伦起航的时候，邀请他的朋友法来洛(Ruy Faleiro)同行。法来洛没肯去：他看星象知道这次航程中管天文的人是耍遇难的。后来他的替身果然在一个岛上被杀。　　布拉厄自己也著有令人难信的神验。他预言丹麦国王的两个儿子的命运。基利斯当第四生时，他断为“好武功，多外宠，爱正义，热心宗教，亦因此热心而大涉危难(三十年战争)，富谐趣，解艺术，嗜音乐，好繁华，采矿大盈，婚姻多故。”据丹麦史家特洛尔斯隆德说，综观基利斯当一生，没有比这个更恰当的评赞。可是布拉厄的预言王子汉斯的命运，更为神妙。他说这位王子十八九岁上要遇极大的危险，只有上帝出来援手才可以逃脱。特洛尔斯隆德书上记道：“汉斯公爵十八岁时远离本国去参加西班牙人俄斯坦德(Ostende)之役，知道布拉厄的预言的人莫不为之危惧。召回之后，又由海道赴俄，因为基利斯当第四已经代他订婚俄皇之女。两弟兄垂泪商别…他到了莫斯科，俄皇款飨甚隆，繁文缛节费了许多时日。公爵病倒了，俄皇还不断地差人来商量婚仪。到了一六O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就去世，远离家人戚友，新娘尚未谋一面。土星毕竟胜利了。噩耗传到丹麦时，谁也不敢怀疑了，布拉厄看星看对了。”　　但是野蛮人的信仰有时也有此种证明。拐去的魂灵送回原处，病人真会霍然而愈。新墨西哥的组尼印第安人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举行一个祈雨的仪式，在场目睹的克勒门兹(Forrest Clements)博士告诉我，每舞毕，大雨倾盆。我自己也曾看见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法师以口嘘气逐云，云竟散去，雨患遂免。这种亲眼目睹的凭证还能怀疑吗?　　和野蛮人一样，科学家既没道理的轻于置信，同时又没道理的轻于怀疑。他们极肯相信占星术，但是不肯承认能力不灭说。理由很明显。占星术有历年长远的权威，它是古老相传的圣学之一部。此外，它又利用着人类关心未来祸福的心理。它有这两重壁垒，所以就攻之不拔了。可怜的迈尔和赫尔姆霍斯哪有这种奥援。庸懦的思想家只会顺着最少抵抗的一条路走去。他们应用那颇有道理的原则——一个新的思想总是错的分数多，对的分数少。不幸，他们把这条原则应用到一个例外的例子上来了。　　科学之所以迷误，或由传统，它使他们先入为主；或由畏惠，即令无传统之说也不敢睁开眼睛来看真理；或由幻想与感情用事，乃至徒劳无功。这些陷阱比外来的压力重要得多。有许多历史家把基督教会当作科学史上的赎罪的羔羊。可是基督教并没有造出巴比伦的占星术或毕达哥拉斯用天时的影响来解释产褥热。科学停游的时节，多半是因为科学家不称职——因为他们是盲目崇拜过去的人，因为他们象坡里尼西亚祭司们一样的捣鬼；一句话，因为他们没有能超出野蛮人的水平。　　科学家无需怕教会，倒是对于他们自己的门户思想应该戒警恐惧。由于命运的必然，既有师不得不有弟子。大科学家之所以为大，乃因敢于向传统挑战。他的门徒把他的一切学问学了去，单单把他的精神遗漏了；把他的错误思想和他的真知灼见一例吞下去。组织团体，互相标榜，排斥外人，等到新的大师出来，把他们的教条一古脑儿扫进垃圾箱。　　可是这是过去的事情了。在我们这个唯理主义的时代，独立思想已经变成大家的口头禅。传统的意见到处受人讥嘲。我们已经变清明了，再不会象布拉厄似的把学问和无稽之谈混而为一了。这种乐观主义又可怜又可笑。有多少现代的科学家是刻卜勒和布拉厄的等伦?为什么假定他们不会做出前世纪的蠢事?　　但请一看优生学，就足够打碎这种妄自尊大的心理。那些江湖派优生学者姑且放过一边，让我们来访问戈尔顿爵士(SirFrancis Galton)，优生运动的创始者，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英国绅士，真够得上放在那些伟大的天文学者一处评论。　　我们要感谢戈尔顿，他贡献给我们那个卓越的思想——人们的天赋不同。他们生来就不同。有人长于记亿，有人善为幽妙之思，还有人以想象之力见长。叫两个人处于同一地位，他们的成就决不会完全相同。倘若天赋不足，任怎么训练也不能弥补。　　这是大胆的一击，因为它直接蔑视一种已经公认的理论。在戈尔顿之先，通行的意见都以为“锲而不舍”可以成就一切，教育可以完成任何人类的才能。戈尔顿的话把心理学理论和教育方法全都推翻了。倘若那个孩子在数学方面或绘画方面注定了赶不上他的同学，那又何必浪费光阴去教诲他这门功课呢?　　戈尔顿更进一步主张，天赋的厚薄不是随便分配的。有才能的人出于有才能的种；笨爸爸养傻小子。遗传大有关系，比环境重要得多。养马的人选择好种交配，已经得了惊人的结果。为什么人类繁殖不应用选择法呢?进化太慢了，叫人心焦；不能设法加快吗?让我们来限制不适者的生产，促进适者的结合。不久之后，一般的人都可以和牛顿，贝多芬，米开兰基罗并驾齐驱；杰出的将成为我们现在难于想象的超人。　　这些目的诚然是很高。在这个信仰日衰的时代，它们的创始者自然把他们当作一种新的宗教来宣传。可是戈尔顿去世才有几年，他的教义已经给人糟蹋了。至少在美国，优生学已经成了排外主义(Know-Nothingism)的饰词。在戈尔顿，自古及今所产生的伟大天才仍感不够；他的美国的门徒却以有数几个平庸的新英兰家族为己足。戈尔顿说。增加优种比抑制劣种“重要得多”。我们的排外主义者却整天价拿着我们公立学校里的“堕落种子”和我们的移民里的“低劣”血统闹个不休。往好里说，这些宣传家太没有幽默；顶坏的时候，他们简直是肆无忌惮的说谎的人。人种混合的最彻底的研究要数斐西耶教授关于西南非洲的利河伯“杂种”的研究(见第四章)。他们高大象诺迭克种，头发蜷结象霍屯督人，淡皮肤象欧洲人，黑眼睛象非洲人，余亦准此。可见两种杂交，并没有偏向此方或彼方的人种的趋势。可是这个结论不合排外主义者的口味。这些宣传员认为唯一重要的事情，是登高大呼人种混合是一桩罪恶。因此我们的最有名的优生学者之一就大胆宣言：白人与印第安人交，生子为印第安人；白人与黑人交，生子为黑人；白人与印度人交，生子为印度人；欧洲人与犹太人交，生子为犹太人。“人种杂交所生子女属于较低劣的一种。”　　这句话诚然不是出于一个专门的科学研究者之口，可是说这句话的人却是一个有好些大名鼎鼎的生物学者给他保证和辩护的人。在他们看起来，他的目的足以宽恕他的手段。只要是为限制移民的政策张目的，就是打两句谎话也是可以原谅的。我们相信，戈尔顿自己决不肯纵容这种策略。但是他把人类的天性看错了；他不知道科学家感情用事的时候会变成恶讼师的。他真是老实得可怜，他说我们可以信托一个社会去按照他们的“公民价值”(civil worth)去选择它的合式的公民。倘若连真理的卫士还靠不住，那广泛的社会还可以信托吗?苏格拉底是戈尔顿认为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前五世纪的雅典是戈尔顿称为古今最有光辉的社会，把这位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判处死刑的不就是这个古今最光辉的社会吗?　　再说，所谓“公民价值”的意义又如何呢?柏拉图主张把诗人驱逐出境，戈尔顿自己也说艺术家之流是“嗜欲荒淫，生活极不规则。”更进一步，我们就要禁止他们结婚。然则科学家的“公民价值”又怎么样呢?戈尔顿说他们是“不惮考问，不怕真理，”如果此言不谬，那他们也就没有公民价值。在许多国家里头，这是顶不合式的性格：它们所需要的是随波逐流，盲目服从。我们美国的优生学者里头有人明白说出：喜欢批评固有的境遇，就是邪恶之征。　　所以华莱斯(Alfred RusseI Wallace)见优生学而却步，评为“倔傲的科学底祭司阶级之谋出其位，”委实不是由于无端的伤感，而是出于健全的宣觉，戈尔顿信托政府官吏乃至科学家去实施优生事业，实在透着有点孩子气的乐观，这种乐观之不近事实和前世纪中人类可以无限制地迁善的信仰全然相等。我们可以信托人们随着他们的假定利趣去行动，我们可以信托他们去穷凶极恶的把自己的理想强制别人信奉，但是我们不能信托他们能为人类全体的最终利益去管束人类。　　戈尔顿是乐观的，凡新宗教的创建者都非乐观不可。他喜欢用机智应付别人的反对。倘若要改良人类，要把体质的，智力的，和道德的优点连合起来是否可能呢?戈尔顿颇有把握的说，一切优良性质都有连带关系。不错，著名的英国法官的子女都很稀少，这未免在繁殖优种方面有些不利。可是戈尔顿不肯承认。法官当然要娶嗣产女(heiress)；而嗣产女照定义就是一个独养儿。所以，负不育之责者不是那些法官，而是那些出于劣种的嗣产女。还有，倘若优生学要有效，体质和智力应该连带发达才好。戈尔顿一点也不沮丧。倘若伊丽莎白女王挑选她的主教的时候，如果传闻之言，注意他们小腿的瘦壮，那是很对的。“后来变成英国的法官，主教，政治家，和进步领袖的那些青年，在他们那个时代的确可以组成无敌的运动队。”可是我们应该记住，英国的学者和官吏多半来自常常玩棒球骑劣马的上流阶级。试看一看法国或意大利的学术会议，里面可有多少运动家?　　遗传催眠了戈尔顿．正如星兆催眠了刻卜勒一样。它把他的判别力麻醉了。伯里克理斯时代是一个有惊人功业的时代；所以不得不拿人种说来解释。由于一半不知不觉的选择．雅典“造成了一个人类的良种”。所以在公元前五三O年与四三O年之间它产生了十四个名人——  以人口比例言之为任何时代任何其他民族所不及；而且这十四位里头有两位至今尚无等伦。“我们找不着什么人可以和苏格拉底和菲狄亚斯(Phidias)相比，因为全欧洲的千百万人，育种育了二千中，没有能造出可以和他们匹敌的种。”可是雅典人太不自爱，随随便便的和劣等的外族通婚；所以他们的子孙的品质就低落了，他们的光辉灿烂的文明也就衰歇了。　　当作科学的论证看，这是彻头彻尾的搞鬼。什么雅典先曾一半不知不觉地选种，有谁知道？什么四三O年以后因为和外人通婚而使人种变坏，又有谁知道?可是这些有趣的鬼话还不及拿大人物来称斤论两的幼稚可笑。世间没有比排列天才的高下更难的事情。他们不但在量的方面差异，质的方面亦复有别，无论评判哪一门人物，评判者本人的好恶都不兔要影响他的结果。戈尔顿轻轻巧巧引述人物的估价，天知道从哪里捡来的，他却当作有绝对的正确性。谁说米开兰基罗不及菲狄亚斯?附带还可以问一句，现在没有一件作品是确实知道出于菲狄亚斯之手的，这是不是一个事实?再请问，依什么标准非把苏格拉底排在康德，牛顿，来布尼兹之上不可?最后，戈尔顿凭什么标准把他的雅典政治家和将军放在“名人”里头呢?关于瑟密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米太雅第(miltiades)，亚利斯泰提(Aristides)，赛梦(Cimon)，和伯里克理斯等人，可有谁知道些什么，足以担保我们把他们放在毕德(Pitt)，狄士累利(Disraeli)，罗斯福，福熙，和腓特烈大王之上或并列呢?绝对没有什么保证。统治一个小小的城邦以及指挥那个小邦的军队，和统治现代的庞大国家是迥不相同的两件事，其间难觅共同标准，戈尔顿应该见得到啊。　　我们觉得这个道理很明显。戈尔顿为什么见不到呢?他见到的——当那神圣的狂热不在他身上的时候。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也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和伯里克理斯时代正不相上下，戈尔顿也注意到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没有引诱他荒乎其唐的胡说。他很清明的加以解释——用环境来解释。他问道，为什么这个时代和前一个时代面目全异?是因为世世相传的才能突然起了变化了吗?戈尔顿毫不含糊的回答道：不是。“这些突如其来的智慧大进步的时代不会由于人种的天赋有什么变动，因为时间来不及，乃由于这种天赋才能用之较得其道。”这里不来什么不知不觉的选择这套废话了，也不强不可较者以相较了，也不依样葫芦的引述辗转得来的评价了。搁下他的眼罩，戈尔顿的目力原不比别人差些。但是建立信仰的入是不容易叫他的目力常常清明的。想要控制人类的命运的人是和想在星空窥测人类的命运的人同样容易错误的。　　戈尔顿这个例子应该可以给后人一个教训，可是不成，因为人类永远不肯从历史上求教训的。我们的科学家将继续搜集新事实，并加以新解释。知识之库将日益深广，我们的“征服自然”——那就是说，我们的越过越聪明的服从自然——也将日益进步。但是个别的科学家仍将继续逞其游谈，意志薄弱的同僚和门徒仍将奉以为金科玉律，为自己的宗派的光荣起见仍将排斥异己，掩饰显明事实，甚至纵容有意为之的虚谎。科学诚然已有进步；科学家却仍然没有超脱初民心理。　　欧战给科学家的智力来了一个试验。以全体而论，他们惨败了。同是那一辈入，在国际会议里刚才絮絮不休的谈着科学之大同主义，一声宣战就变成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化学大家奥斯特瓦德(Ostwald)为一种世界的语言和民族间的谅解努力已有多年。现在他忽然宣告德国是优越的组织国家，其他各国都还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浪费光阴，所以德国非出来把它的效率来强制各国前进不可。著名的德国科学家把英国学术团体所授与的名誉学位与职位一概屏弃了。英国人和法国人也立即回敬，他们的说辞的要义是：德国科学本来没有多大价值；它的盛名纯是虚声。在欧战之先，法国的物理学史家居思(Duhem)对有几位英国物理学家的评语实在不敬得很。他说他们的缺乏严密逻辑是英国的国民性，和法国与德国的思想家正可对照。可是到了一九一五年，他的条顿民族心理评价突然改变了。德国人毫无灵感，只会做琐琐屑屑的功夫，和中世纪的僧侣相似。在英国，拉姆则爵士(Sir William Ramsay)和郎刻斯忒爵士(Sir Ray lankester)的议论也出以相似的口吻。一九一六年有一位加拿大的科学家在《自然界》上大发牢骚，说德国的科学家相约缄默，故意埋没英语民族的科学家的成绩，他要叫德国人自白所受于牛顿，法拉第(Faraday)，和马克斯维尔(Clerk Maxwell)的恩惠。这位自作聪明的朋友显然没有寓目赫尔姆霍斯和波尔兹曼(Boltzmann)称颂牛顿等人的文章；他不知道美国在精确科学的深奥面第一出色的人物季布兹(Willard Gibbs)之幸而不致没世无闻者乃由奥斯特瓦德之力，他也不知道马赫(Ernst Mach)的科学史论文中几乎无处不对伟大的英国科学家的成就表示热烈的赞赏。可是到了一九一六年，大多数科学家已经忘其所以，也不管自己写的是什么，只要能表白他们是和大众的成见一致的。这种情感在停战以后仍然盛行，到现今还没有完全消灭。至少有好几年，协约国方面科学家不肯和德国科学家交际。他们组织并举行国际会议，可是不要德国人和奥国人出席!　　这已经够受的了。可是拿来和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年的往事一比较，更叫人难为情。大约在一七四八年，西班牙和英国正在交战，乌略阿(Ullea)恰巧测量了一处子午线弧度回来。他在中途被捕，送到英国，英国的学者们立即出来营救。他被释放了，而且被送入皇家学会。英西战争只是小小失和吗?好，拿被仑战争总不能算是小小不睦了吧。以时代而论，那个战争的规模是可以和一九一四年开始的不幸事件相比的。然而在普鲁士兵败国破之时，洪保德还是泰然地和他的朋友吉吕萨克(Gay-Lussac)探险维苏威火山，仍然继续做法兰西学院的八个外国会员之一。得了他的国王的许可，他把巴黎当他的本营，把他的重要论文用法文发表。一八四一年法国和德国又有开战的消息。洪保德写信给他的老朋友阿拉各(Arago)，问他是否这种政治上的冲突将影响他们的私人友谊。那位天文学家接了这封信很不高兴。他在一八四一年三月十二日写了一封回信，“我不能相信，我不肯相信，你当真问我是否欢迎你到巴黎来。你会怀疑我的不变的敬爱之心吗?你要知道我是要把这方面的任何狐疑当作最残酷的侮辱的(La Plus cruelle injure)。”试拿这个和巴黎医学院的哥舍教授(Prof Gaucher)的态度比较，他毫不觉得羞耻的在一九一六年自白，打一八七0年起就没邀请一位德国人到他家里去过。　　又如德斐(Humphry Davy)，他在一八O六年写了一篇论《电之几种化学的发生法》。法国的科学家送他一个电气实验最佳成绩的奖章。虽则当时英国和拿破仑正在拼个你死我活，他却把这个奖章接受下来了。他说；“有人说我不应该接受这个奖章；报纸上也有无聊的文字表示同样的意思；但是，两国的政府虽然失和，两国的科学家并没有对垒。倘若科学家也成了仇敌，那真是最可叹的内战了，我们宁愿靠科学家的中介来减轻一些两国相争的残暴。”一八一三年的秋天，由法拉第陪伴着，德裴渡海入法，虽则两军炮火正浓，法国的科学家却群来欢迎这位尊客，也许是由于他的私人的癖性吧，他没有能始终和他们处得很好，但是他们仍然把他当尊贵的同志款待，而且他们真爱法拉第。　　一八一三年的科学家和一九一八年的科学家之间，气度之相去何其远也！百年以前，研究学问的人还没有中国家主义的毒。他们里头也许有德斐这种装模作样的人，也许有洪保德这种趋附王侯的人，但在智慧上他们是自由人，为全人类的利益而努力。　　自公元前二万年以迄今日的科学史可以总括如下。在知识之累积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科学研究者的心理方面，从冰鹿时代以来没有根本的变化。在科学道德上，最近百年表示着一个退化的时代。 ---- 输入: Richard Xie 〖新语丝电子文库(<a href="http://www.xys.org">www.xys.or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