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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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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 作者：张盛发    时间：2005-6-28 15:55:00    大国合作是二战时期和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和内容。它保障了苏联与盟国在战争时期的胜利和战后苏联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和平环境以及有利于苏联的对战后世界的调整和安排。在雅尔塔会议的公报中，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表示要在战后时期继续维持合作。但是，就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便陷入了的里雅斯特危机、伊朗危机和土耳其海峡危机之中，双方的关系急剧紧张。与此同时，随着它们在东欧和德国等问题上矛盾和分歧的发展，苏联的大国合作政策愈发难以维持，最后终于爆发了与美国的冷战。本文根据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新材料认为，促使斯大林最终放弃大国合作政策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与美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方面的矛盾和冲突的发展使斯大林丧失了对大国合作的信心。而具体原因则在于：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苏联在西欧的联合政府策略的失败、东欧国家的离心倾向的出现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大国合作政策结束的主要标志就是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和实施莫洛托夫计划。一从苏联方面来讲，战后继续保持与西方的合作主要是因为：第一，基本上满足了苏联在战后安排方面要求的雅尔塔体系本身，就是与西方合作的产物。要维护雅尔塔体系给苏联带来的既得利益，就必须继续与西方保持合作。第二，由于战争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因此，战后初期苏联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恢复和重建国民经济。只有维持与西方的合作关系，才能确保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较好的和平稳定的环境并且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第三，斯大林认为，战后初期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内存在着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条件和可能。1945年他在同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和吉拉斯的谈话中认为，“现在，社会主义就是在英国君主制度下也是可能出现的。不是处处都需要革命。”[1] 1946年夏天，在同哥特瓦尔德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斯大林要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他对哥特瓦尔德说，“我们那时的道路简短而又迅速，代价是流了很多血和作出了很多牺牲。如果你们能避免这样，就避免吧。那种必须要付出的流血和牺牲的代价，红军已经付出了。”[2] 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信念也使得战后初期的大国合作成为可能。但是，由于斯大林在思想深处对资本主义所持的否定和批判的观念并且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由于十月革命后至战前苏联与西方国家长达20多年的相互敌视以及战时苏联与美英盟国在诸如第二战场和战后安排问题上的龃龉和矛盾，战后初期，斯大林在维持与西方国家有限合作的同时，仍对西方国家怀有很深的戒意并保持高度的警惕。而1945年和1946年国际形势和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变化与发展也清楚地证明，大国合作远不是它们关系中的全部内容。由于它们之间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方面的差异和对立，它们的关系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土耳其问题上，1945年6月，苏联向土耳其提出了缔结苏土条约的三项要求：土耳其将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交给苏联；土耳其必须同意苏联在海峡拥有基地；两国将同意在多边协定达成之前修改《蒙特勒公约》。[3]同年19日，美国照会苏联，表示不能同意苏联的要求。照会认为，海峡制度不仅与海峡沿岸国家也与其它国家有关；土耳其应当继续是海峡防卫的主权责任者。照会警告，对海峡的进攻将必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事情。[4] 在伊朗问题上，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苏联就试图以获得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为突破点，同时以拖延撤军为手段，对伊朗政府施加压力，力争排除英国在伊朗的势力和影响，确立苏联在伊朗的支配地位和主导作用。而英国则与美国联合以强硬的方法抵制苏联的意图。[5]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6]，在第一届外长会议上[7]，在东欧问题上，在德国问题上，由的里雅斯特、伊朗和海峡问题所产生的三场国际危机和美苏关系的发展与演变，促使斯大林重新去思考苏联对西方国家的政策。1946年2月斯大林在选民大会上的讲话从时间上来说绝非偶然。但是，1945~1946年国际形势和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促使斯大林重新去思考苏联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在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东欧和德国等问题上苏联与西方国家的较量和斗争，清楚地证明，战后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因为它们之间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是根本对立的。如同凯南电文和丘吉尔富尔敦演说一样，1946年2月斯大林在选民大会上的演讲中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从时间上来说绝对不是偶然的。它是斯大林在经过苏联与西方国家在战后不到一年的斗争后再次确定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严厉批判的态度和立场，也是斯大林准备修改大国合作政策的信号。而接下来(3月)的丘吉尔号召英美联合共同对付苏联的演说，又进一步挫伤了斯大林与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合作的愿望。斯大林在回答如何估计丘吉尔的演说时说，“我认为这个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斯大林谴责丘吉尔“站在战争挑拔者的立场上”，“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斯大林甚至认为，丘吉尔“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8] 这表明斯大林并不是孤立地看待作为前任首相的丘吉尔的演说，而是把它与当时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各种矛盾和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个时候斯大林认定在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从事宣传新战争”的“某些政治集团”和“战争挑拔者”。[9] 因此他号召苏联人民，“在开展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国际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他们在策划新战争。”[10] 由于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在斯大林的头脑中与西方的合作逐渐地让位于同西方的较量和斗争。他开始考虑在合作破裂的情况下如何与西方国家进行斗争的方法和形式。显然，这种斗争不应当也不可能是像战前那样苏联一国单独地与西方国家进行。因为毕竟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都已经掌握着政权，而在西欧则存在着虽然没有单独执政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参政的不容忽视的共产党(如法共和意共等)。它们是苏联与西方国家进行斗争时可以利用和依靠的力量。这样，如何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形成一种类似集团的力量以增强苏联抗衡西方国家的力量，就在斯大林的头脑中萌生了。此外，把有关国家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并建立某种国际性的组织，不仅可以提高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而且有利于苏联对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控制和操纵。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统一的国际性共产党组织便不复存在了。战争后期的1945年4月，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在访问苏联时向斯大林建议：因为共产国际已经在1943年解散，有必要建立一个各国共产党的协商组织，以交流经验，并以此为目的创办一份共产党的国际性报纸。斯大林对此“举双手”表示同意。[11] 虽然如此，由于苏联当时实行的是大国合作的政策，建立这样一种形式的共产党国际组织容易被人认为是恢复共产国际，从而会损害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关系。所以，斯大林虽说是表示同意，但是并没有采取具体措施去促成建立某种形式的国际性共产党组织，因为时机显然尚未成熟。然而仅仅经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战后一年不到的激烈斗争，大国合作的政策便开始动摇并愈发维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考虑建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的想法和计划从1946年春天开始，陆续见诸于他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中。1946年3月28日至4月2日，匈共总书记拉科西密访莫斯科，主要是就即将开始的五国和约谈判问题同苏联进行磋商。4月1日拉科西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从拉科西回国后的讲话看，双方不仅就五国和约问题交换了意见，也谈到了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问题。拉科西回国后在4月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他访问苏联的情况。[12]4月18日，他在首都布达佩斯的工厂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概述了苏联关于建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的想法。[13] 1946年5月17日，拉科西在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所作的讲话中则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关于建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的问题。他首先批评共产国际“妨碍而不是促进共产党的发展”。[14] 他指责第三国际，“从一个中心出发来指导整个运动。结果就是各党放弃了独立的政治活动，一成不变地因循中心所确定的方向并且等待中心下达指示”。所以他认为，“这样的国际不能再建立。相反，国际应当是这样一种机构，即，它不妨碍各党的前进，它为各党根据当地的环境去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任务提供方法。……新的国际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机构；它的任务将是排忧解难和把一个国家共产党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传递给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使它们能够学习别党的经验和吸取别党失败的教训。这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不仅仅是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开始感到，如果不就经验和错误进行交流的话，它们就无法制定有关国际问题的合适计划。我们现在想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国际，这种国际将有益于而不是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拉科西在讲话中还谈到了不能马上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原因是，法共、捷共和罗共正在忙于参加国内的选举；五国和约谈判正在进行。“但是一旦选举完毕，和约签订，那时这件事就要提上日程，我们就要建立某种国际组织。”[15] 1946年4月底铁托提出的各国共产党“就一系列国际问题应当有一项协同一致的政策”的建议，这显然正合斯大林的心意。[16] 同年5月底~6月初，斯大林在同来访的南斯拉夫铁托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人会谈时，向他们提出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想法。但是，显然是为了消除他们的担心，斯大林强调，“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恢复共产国际的旧形式”，“谈不上”会这样考虑。斯大林还批评共产国际通过下达指示领导各国共产党，说，共产国际束缚了各党，“当我们解散共产国际时”，“我们获得了行动自由”。[17] 建立共产党情报局想法的产生，表明斯大林已经开始考虑改变大国合作的政策了。在由苏联返回南斯拉夫后，铁托在他的记事手稿中写下了有关未来的共产党情报局的职能的一些问题。[18] 在各党关系方面记载了：相互提供情报，交流经验，“工作中的一般协调”，“消除个别党之间的各种分歧”。情报局的政治目标有，“广为宣传苏联和其它民主国家（当指“人民民主国家”——引者注），“支持世界进步的民主运动”和“反对反动派和法西斯残余的斗争”。手稿特别指出了“与社会改良主义者斗争”和与“建立新的社会党国际的企图”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关于情报局“不能做的事情”，手稿写道：第一，情报局“不能对某些党发布命令，如果该党不同意的话”，不能对它采取“惩罚性的措施”；第二，情报局“应该严格考虑个别国家的特殊性”。[19] 需要指出的是，手稿中没有提到后来在情报局成立时所提出的关于“两个阵营”的著名论断。这里有两个可能，或者是当时的国际形势还未发展到提出“两个阵营”说法的阶段，或者是斯大林故意对铁托和季米特洛夫隐瞒了他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真实意图，也就是说斯大林隐瞒了成立情报局的目的是要进行“两个阵营”(扩而言之是两大集团)的对抗这一意图。不管怎样，这段时间里苏联并没有紧锣密鼓地去张罗成立情报局的事宜。这里或许既有大国合作尚未完全破裂，因而不能大事声张以免授于西方以把柄的担忧，也有怎样才能更好地使对恢复共产国际尚心有疑虑的各党便于接受苏联设计的共产党情报局模式的考虑。所以，苏联只是悄悄地对此进行秘密筹划和酝酿而没有把它提上急迫的议事日程。虽然苏联还没有把它的计划向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盘托出，但是意图和目标却是明确的和不可动摇的。只是实施该计划的具体进程取决于国际形势和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进一步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各国共产党的接受程度。然而在这过程中，匈牙利共产党却在1946年夏末秋初时居然不识时宜地(在苏联酝酿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时候)提议要在布达佩斯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20] 结果不仅遭到苏联的断然反对而且还受到苏联的一顿羞辱。[21] 匈共关于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显然是与苏联正在酝酿和准备的召开更大范围的共产党代表会议并且建立一个协调各党行动的机构(如共产党情报局)这样一个重大计划相悖的。1946年9月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的那份全面分析和批判美国对外政策的报告，对苏联的大国合作政策的转变起了理论上的论证和导向作用。诺维科夫的报告揭露了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者的倾向”和“谋求世界霸权”的特征，认定美国已经制定并且正在推行一项“广泛的扩张计划”。尤其是报告最后强调了苏联与美国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是，美国是把苏联作为战争的对象而准备未来战争的。在美帝国主义的眼里，苏联是它通往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下列事实证实了这一点：美军为备战而进行的战术训练是把苏联当作其未来敌手的；美国的战略基地设置在有可能成为对苏联领土进行打击的出发点的地区上；强化在极为靠近苏联的北极地区的军事训练和防务；力图使德国和日本成为对苏战争中可以利用的对象。”[22] 由于这份报告是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写就的，所以可以说它是苏联官方对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一次正式的估价和鉴定。报告的内容和措词表明，苏联对战后与美国的勉强合作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了，美国已经成了苏联的真正的敌人。   二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进一步推动了苏联大国合作政策的转变。3月12日，正是讨论德国问题的四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的时候，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公开揭示了美国对苏政策的重大转变。在杜鲁门总统向国会宣读的咨文中，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他提出的向他称之为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四亿美元的援助，重要的是他以不点名的方式，公开谴责苏联的制度及其生活方式，并宣布美国将予以抵制的决心。杜鲁门认为，苏联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它所依赖的是恐怖、压迫、舆论统制、指令式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极权政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侵犯，危害国际和平和美国的安全。美国的政策就是要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以抵制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强加的征服企图。世界各国人民都期待着美国的支持以维护他们的自由。[23] 从杜鲁门总统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苏联已成了美国心目中的世界性的敌人；美国认为苏联已经在危害国际和平和美国的安全并且要予以坚决的抵制。这样杜鲁门实际上就是公开宣布美国将要对苏联采取一种全面遏制和对抗的政策。正如后来杜鲁门自己所解释的那样，“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侵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24] 杜鲁门讲话后，4月9日，斯大林在同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史塔生的谈话中，对此进行了反驳。斯大林也没有点名。他说，“有人把苏维埃制度称为极权的或独裁的制度，而苏联人则称美国的制度为垄断资本主义。如果双方开始彼此谩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那就不可能得到合作。”斯大林举例说，“他和罗斯福都没有彼此谩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这就大大有助于他和罗斯福建立相互的合作，并赢得了对敌的胜利。”斯大林重申，美苏仍有合作的可能，只要双方有此愿望的话。[25] 应当说，斯大林的公开反应和反击还算是比较“温和”的。其所以如此，一是因为那篇后来被称作杜鲁门主义的讲话虽然措词严厉，但在具体的遏制措施和方法出台前，只能算是一种政策性声明。二是杜鲁门的讲话虽然是进攻性的，但它并没有触及到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三是先作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以静制动，等待合适的时机再予以进一步的反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只是那个实践杜鲁门主义的马歇尔计划出现后，杜鲁门主义才被与马歇尔计划捆在一起，受到苏联的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击。但是，既然杜鲁门主义已经发出了对苏联遏制和对抗的明确信号，那么苏联当然不会仅仅限于作些口头上的反应。1947年春天，斯大林同来访的波兰党的领导人哥穆尔卡讨论了召开某些共产党代表会议的问题。[26] 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了三点建议，1，由一些共产党共同创办一份定期的情报刊物。该刊的目的是讨论各国共产党面临的共同问题，交流经验和交换情报。2，是为了创办拟议中的刊物，应当召开将参加该刊物的共产党会议。3，由波兰工人党担任会议的倡议者。哥穆尔卡对此表示同意。接着，就拟定了与会各党的名单草案，打算以波兰工人党的名义邀请这些党与会。[27] 引人注目的是，与上次同南共和保共领导人的谈话不一样，斯大林没有提议建立共产党情报局。但这并不是说，斯大林放弃了这一打算。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的发展已日益紧张。1947年2月由美苏等21个有关国家签订的对意、芬、罗、匈、保五国和约是在争吵声中缔结的，并且它的签订完毕也就同时标志着可供美苏合作的余地几乎已经消失。而3月出台的杜鲁门主义更是毒化了美苏两国关系。在这种时候斯大林在建立情报局问题上的立场只能是前进而不可能后退。斯大林在同哥穆尔卡的会谈中只提为创办共同的刊物召开一次会议而不提建立情报局的事宜，可能的解释就是，毕竟那时联共(布)还没有建立对东欧各党的任意摆布的绝对控制，可将它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因此眼下的上策就是，先以创办刊物为名将各党代表拉来开会，然后再迫使他们接受建立情报局的决定。后来的事实对此作了可信的证明。在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不久，西欧国家内部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大国合作政策的转变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47年5月4日，法共在议会投票中反对拉马迪埃政府的工资政策，结果总理拉马迪埃以法共的行为违反了政府团结一致的规则为借口，把法共的部长逐出了政府。[28] 在苏联的战后欧洲格局的设想中，法国和意大利一样，至少应当成为独立于美英和不反对苏联的中立国家。因此在战后初期让法共和意共参政从而确保苏联在西欧的影响的这种联合政府的策略，也是苏联的大国合作政策的内容和因素之一。然而先是在法国尔后又在意大利和比利时，共产党的部长们先后被赶出政府。这种事态的发展不能不使苏联感到忧虑和不安。6月2日，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致电法共总书记多列士，[29] 代表联共(布)中央“对法国最近的导致法国共产党人被逐出政府的政治事态感到忧虑”。他说，“苏联工人因法国政治局势和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共产党的急剧变化而焦虑不安，这些变化的政治后果使他们感到担忧。”接着他以愤慨的口吻说，“很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人的所采取的行动是征得联共（布）中央同意的。您自己明白，这是不可信的，你们采取的行动是完全出乎联共（布）中央意料之外的。”他要求多列士就法国和法共的情况向联共（布）“通报”。[30] 苏联之所以对法国的形势感到“焦虑不安”并要求法共向它“通报”情况，其一是法共的行为是没有同联共（布）商量的擅自行动；其二是这样的行动结果不仅降低了法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几乎使苏联在西欧的联合政府的策略陷于破产，从而削弱了苏联在法国和西欧的影响。为了维护苏联在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影响，为了使法共的行动与联共（布）保持一致而不是擅自行事，有必要尽快召开有关各党的代表会议并建立协调各党行动的共产党情报局。后来建立的共产党情报局从地理分布来看，不仅限于东欧国家而且还包括西欧的法共和意共，就是有力的证明。除了西欧国家的政治形势因共产党被逐出政府而发生了不利于苏联的变化外，东欧国家的某些共产党那种加强地区之间联合的“小串连”(诸如，1946年夏末秋初匈牙利共产党提出要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和1947年7月底和8月初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在未经苏联同意的情况下宣布已就南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达成一致意见)以及东欧某些国家对马歇尔计划的恋恋不舍的态度，更使苏联感到忧虑不安。匈牙利共产党的建议被苏联以政治上不合适为由而断然驳回。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行动则被斯大林斥责为“匆忙”的和“错误”的，“没有同苏联政府协商”。[31] 试图去巴黎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会议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被斯大林痛加训斥后只得放弃原来的打算。显然，如果放任自流，东欧各党和各国也会产生独立于苏联的离心倾向，从而威胁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和影响。大国合作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培育东欧国家独立倾向的温床，而这是苏联绝对不能允许的，此外，在美苏对立日益加剧和严重的情况下，如同西欧一样，东欧国家的以共产党人为主的联合政府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在苏联看来，都是值得严重怀疑的。所有这一切进一步使苏联感到必须加快改变大国合作的政策以便统一东欧国家的对外政策。正当苏联筹备召开一些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时候，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方面又发生了一件可以预料但却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演说时提出了复兴欧洲的计划。他陈述了欧洲所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要求给欧洲大量的额外援助，“不然就得面临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化”。他认为，解救的办法是要“恢复欧洲人民对他们国家和整个欧洲经济前途的信心”。“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否则就不可能有安定的政治和稳固的和平。……我们的政策的目的应该是恢复世界上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马歇尔声明，“任何图谋阻挠别国复兴的政府，都不能指望得到我们的援助。”欧洲复兴计划“必须是联合性质的，即使不能取得所有欧洲国家的同意，也应该取得一部分国家的同意”。[32] 这项复兴欧洲的计划后来就被称为马歇尔计划。从中可以看出，第一，马歇尔计划的实质就是要通过对欧洲的经济援助来保证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生存和稳定（保证资本主义策源地的欧洲的生存和稳定)。换言之，恢复欧洲正常的经济乃是要为恢复欧洲的政治制度创造条件。实际就是要防止苏联利用欧洲的混乱的经济形势进行渗透。第二，美国实际上清楚地知道，这项计划是不可能得到所有欧洲国家同意的，因为美国的援助肯定是有条件的。如果有哪个国家反对，那无疑主要就是苏联了，这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对于苏联的可能的反对，美国心中并不是没有底的。1947年6月美国方面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成为苏联最终实施建立共产党情报局计划的强大的助推力。苏联在经过起初的试探和犹疑后，迅速认定：马歇尔计划“归根结底是要建立西欧集团作为实施美国政策的工具”[33] ；在马歇尔计划的幌子下，正在筹划一个包括西德在内西方集团”[34] 。这样在苏联看来，建立以共产党情报局为组织形式的苏联东欧集团同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抗就是在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恶化的条件下唯一的选择了。马歇尔计划于是成为苏联改变大国合作政策的契机。这样，在经历了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和美苏在东欧问题、德国等战败国问题的一系列较量后逐渐开始动摇的苏联的大国合作政策，在进入1947年完成了五国和约的最后一次勉强合作后，由于宣布全面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在西欧的联合政府策略的失败(以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为标志)，东欧国家可能的独立于苏联的离心倾向的出现，为组建西方集团奠定基础的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最终使斯大林抛弃了大国合作的政策。1947年7月6日深夜，苏联驻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芬兰的大使同时得到本国的指示，要他们转告上述国家党的领导人铁托、拉科西、乔治-乌德治、贝鲁特、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霍查、库西宁：“联共（布）中央建议在7月10日以前不要答复英国人和法国人(指英法的会议邀请——引者注），因为鉴于苏联不参加，有些国家的朋友（指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引者注）反对参加7月12日召开的会议。”[35] 7月7日夜间，苏联大使再次向上述国家党的领导人转达联共(布)中央的急电：“苏联政府得到的有关7月12日召开的巴黎会议性质的材料证实了两个新的情况。首先，会议组织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打算对他们那个不尊重小国主权和经济独立的欧洲经济复兴计划作什么修改。其次，会议组织者们实际上试图以制定欧洲复兴计划为幌子建立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方集团。鉴于这两种情况，联共(布)中央撤消7月5日发出的电文，并且建议拒绝参加会议，亦即不要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各国可自己斟酌提出拒绝与会的理由。”[36] 为了抵御马歇尔计划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冲击，防止东欧可能出现的对苏离心倾向，同时考虑到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对欧洲经济格局的影响和东欧国家拒绝马歇尔计划后所可能遭到的经济损失，苏联在东欧国家拒绝马歇尔计划后立即开始着手加强与东欧国家经济联系，对东欧国家进行政治安抚和经济援助。7月上中旬，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苏捷双方就两国的经济问题进行了谈判。两国领导人决定尽快签订一项长期贸易协定。 [37]1947年12月11日，苏捷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为期五年(1948~1952年)的供贷和支付协定，规定两国每年的贸易额为500万捷克克朗。同时签订的贸易和航行协定，决定两国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此外还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38]7月10日，苏联同保加利亚签订了货物交换和支付协定，苏联政府向保加利亚政府提供500万美元商品贷款的协定。[39] 7月15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联和匈牙利供货和支付协定。还签订了苏匈贸易和航行条约，两国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40] 1947年7月，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签订了一项经济协定，给予后者6百万美元的贷款以供其购买轻工业、林业和农业机器。[41] 1947年8月4日，签订了苏波相互提供货物的贸易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向波兰提供大量的棉花、铁矿和锰矿石、石油产品等。波兰则向苏联提供焦炭、纺织品等。1948年1月26日，苏波两国又签订了1948~1952年的为期五年的贸易协定，规定双方的贸易量将在未来五年内达到5亿美元。而在此前的3月，苏联已经向波兰提供了一笔为期10年的总数为2千8百万美元的贷款。[42] 8月25日和26日，苏联又分别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签订了贸易协定。[43] 通过上述协定，苏联“把以前流向西欧或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其它地区的大宗贸易转向了东欧”。[44] 据统计，1946~1947年，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同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的贸易急剧下降。[45] 苏联为抵制马歇尔计划的影响而与东欧国家在这段时期内签订的贸易和经济协定，被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它是苏联针对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所作出的第一个反击。1947年9月，根据斯大林的旨意，苏联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法国和意大利共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在波兰的什卡拉尔斯卡——波伦巴的小城召开各党代表大会。日丹诺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就是提出了“两个阵营”的理论。非常值得指出的是，这份报告是经斯大林事先审阅并多次修改后完成的。在日丹诺夫报告的初稿中还没有“两个阵营”的说法。它只是说，东欧“人民民主政权” 的产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如果不是最重要的结果的话。[46] 在后来的修改中陆续出现了诸如“反帝阵营和民主阵营”、“新阵营”和“新民主”以及“苏联——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支柱”、苏联同人民民主国家形成了“阵营”等提法和措词。最后的提法是：“战后政治力量的新的组合和两个阵营——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和反帝的民主阵营——的形成。”[47] 但是会议结束时各党代表并没有拿到会议的最后文件。只是在会议结束后几天，各党的领导机构才从苏联那里领到了这些文件。苏联领导人单方面对会议文件作了重要的修改。[48] 如，会议通过的文件规定情报局是在“自愿基础上”发挥职能，但在最后的文本里取而代之的是“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49] 这样“自愿”就没有了。这种修改显然是更强调情报局内部的步调一致和服从而不管你是否自愿。会议在日丹诺夫报告的基础上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布世界已形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势力。” 宣言认为，“杜鲁门——马歇尔计划，不过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执行的全球扩张政策的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个总计划的欧洲一章而巳。”[50] 九党会议上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反映了斯大林对战后世界政治力量的组合和国际格局的新认识和新看法，表明了苏联准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斗争和全面对抗的决心和打算。而在“两个阵营”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共产党情报局，则构成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全面对抗的力量基础。从目标上看，成立共产党情报局是既要规范和统一各党的行动和步伐，又要以整体的力量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和斗争。它与同时期出台的“莫洛托夫计划”一起，既是斯大林对外政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自然产物，也是对当时的美国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必然反应。如果说，莫洛托夫计划的实行为苏联东欧集团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的话，那么，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则确立了集团对外政策和对外活动的统一基础，它们标志着战后初期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和新的集团对抗政策的开始。（载《东欧中亚研究》，第5期）[1] 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88 页。 [2] 穆拉什科和诺斯科娃：战后东欧的苏联因素(1945~1948年)，载《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年)》，莫斯科，1995年，第90页。 [3] 同上，第258页。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向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是贝利亚向斯大林出的主意。他写道，在一次拖得很长的“晚餐”上，贝利亚开始反复地讲：现在属于土耳其的某块土地过去一直是以属于格鲁吉亚的……贝利亚不断提出这个问题，以此蛊惑斯大林，唆使他采取行动。他使斯大林确信现在是取回那些土地地时机。他争辩说，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削弱，它无力抵抗。斯大林作了让步，向土耳其政府发出了一份正式备忘录，强硬地提出了我们的领土要求。(《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48页) [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846~847页。★★转引自库里霍姆前引书，第362页。 [5] 详细可见叶戈洛娃：“从解密的档案文件看1945~1946年的‘伊朗危机’”，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3期，第页。 [6] 参见 [7] 参见 [8] 关于丘吉尔先生的演说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见《斯大林文选》(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62~468页。 [9] 答“美联社”记者埃迪·吉尔摩问，《斯大林文选》，第469~470页。[10] 苏联武装部部长命令，《斯大林文选》，第473~474页。 [11] 迪吉耶尔：《铁托》，贝尔格莱德，1953年，第470页。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4期，第134页。 [12] 但是按照当时的惯例，会议没有留下记录。 [13] 匈牙利政治史研究所档案馆(布达佩斯)，274．f．8/14，转引自匈牙利乔包·贝克什：“1946年初期苏联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计划：匈牙利档案馆的新材料”，载美国华盛顿特区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际冷战史研究项目通报，第10期，1998年3月，第136页注5。 [14] 这与斯大林与其它党的领导人谈话的方式是一样的。斯大林在谈到建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时总是先严厉地批评共产国际，并保证不会恢复这样的国际。这显然是为了消除各党对成立类似于共产国际的新的国际组织的担忧。 [15] 匈牙利政治史研究所档案馆(布达佩斯)，274．f．2/34，转引自同上，第135~136页。需要指出的是，拉科西是联系各党努力去创造和实现本国无产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条件和任务来论述建立的新共产党国际组织的必要性的，并认为，目的是交流经验和制定有关国际问题的计划。这与斯大林所要建立的包含更广泛目的(如还有协调行动)的新的国际组织显然是有很大差别的。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斯大林在与某些党的领导人讨论成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时，从来没有向他们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和目的。 [16] 铁托是在与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拉夫连季耶夫谈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两党关系紧张时提出上述建议的。铁托认为，某些国家的共产党奉行的孤立政策“破坏了工人统一战线”。（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馆，全宗0144，目录30，卷夹118，卷宗15，页码64。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35页）。 [17]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党的中心档案馆，全宗1，目录5，卷宗3，页码138。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36页。根据迪吉耶尔的说法，斯大林在会谈时说，情报局打算有时候交流经验，通过一些决议。但是与共产国际不同，对于不同意这些决议的共产党，它们可以不必执行这些决议。在与铁托会谈时，斯大林提议由南共来做建立情报局的发起者。接着在同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等人会谈时，斯大林问谁应当做倡议者?季米特洛夫、铁托还是法国共产党?季回答是铁托。但铁托说，如果法国人能做倡议者，那就最好了。(见，迪吉耶尔前引书，第471~472页。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34~135页)。 [18] 记事手稿中未注明日期，但内容是写在南通社的南斯拉夫情报社1946年6月12日的通报的反面页上的。见，铁托档案馆(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I-3-c/11，1．1-2，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35页注17。 [19] 见，铁托档案馆同上，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35~136页。 [20] 匈牙利打算安排这一多党代表会议在匈共三大(拟于1946年9月28日开幕)期间召开。匈共领导人以为这一建议会受到联共(布)中央的赞扬和支持。匈共总书记拉科西将这一想法告诉了苏联并且希望联共(布)能派代表参加这一会议。此外，出于对季米特洛夫的尊敬，他认为保共代表与会也是重要的。(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916，页码1。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37页)。 [21] 1946年9月9日和14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部长苏斯洛夫分别致函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和政治局委员马林科夫、贝利亚和米高扬，认为匈牙利想要召开这样的会议是“不适宜的和不可容许的”，“没有任何东西证明匈牙利共产党扮演这种多瑙河流域共产党的统一者的角色是正确的。”他还嘲讽匈牙利曾经是希特勒德国的仆从国，而且“匈牙利民主建设中的成就明显不及斯拉夫国家”。另外，苏斯洛夫已经知道，季米特洛夫也认为召开这样的会议是不适宜的”。日丹诺夫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决定请求斯大林批准答复拉科西：会议“在政治上是不合适的”，建议不要召开。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916，页码1；全宗77，目录3，卷宗109，页码4~5。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37~138页。 [22] 参见，“战后美国对外政策——1946年9月27日诺维科夫发自华盛顿的电文”，载美国《外交史》杂志，第15卷，第4期，1991年秋季号，第527~537页(根据诺维科夫本人的回忆录来鉴定，这不是发自华盛顿的电文，而是在巴黎撰写的报告)。 [23] 《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年，第92、94页。 [24]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中译本，三联出版社，1974年，第120、121页。 [25] 《斯大林文选》，第491~494页。 [26] 由于哥穆尔卡这次访问苏联是非官方性质的并且未加报道，所以，尚没有资料证明访问的确切日期。波共活动家普塔希斯基在根据他同哥穆尔卡谈话为基础撰写的书中说，至少在1947年夏天之前，斯大林已经与前来莫斯科的哥穆尔卡讨论了召开一些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必要性。(见吉比安斯基前引文：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第138页。)据《哥穆尔卡》一书的作者韦尔布良说，波党著名的活动家洛戈—索温斯基后来证实，这次谈话是在1947年春天哥穆尔卡访问莫斯科的进行的。(韦尔布良，《哥穆尔卡》，华沙，1988年，第505页，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38页。) [27] 见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38页。 [28] 纳林斯基，《1944~1958年法国的阶级斗争与政党斗争》，莫斯科，1983年，第101~105页，转引自纳林斯基前引文：“斯大林和多列士(1944~1947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1期，第24~25页。 [29] 该信是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于6月3日由法国驻苏联使馆转交给多列士的，要求多列士可以全文或部分抄录该信，但信的原件必须立即销毁。(参见纳林斯基前引文：“斯大林和多列士[1944~1947年]”，第25页。) [30]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92，页码33~34，转引自纳林斯基前引文：“斯大林和多列士（1944~1947年）”，第25页。 [31] 吉比安斯基，“冲突的起源：巴尔干症结”，载《工人阶级与当代世界》，1990年，第2期，第173~174页，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42页。 [32] 小阿瑟·施莱辛格，《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对外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年)》，纽约，1973年，第53~54页，转引自刘同舜编，《“冷战”、“遏制”和大西洋联盟——1945~1950年美国战略决策资料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2~123页。 [33] 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致莫洛托夫的电文，1947年6月24日，引自塔赫年科，“对一项政治决定的解剖——文件选辑”，载俄罗斯《国际生活》杂志，1992年，第5期，第121页，转引自纳林斯基：苏联与马歇尔计划，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2期，第12~13页。 [34] 莫洛托夫致苏联大使列别杰夫的密电，1947年7月8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3，卷宗270，页码158，转引自纳林斯基前引文：苏联与马歇尔计划，第18页。 [35]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3，卷宗270，页码142，转引自纳林斯基前引文，第17页。 [36]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3，卷宗270，页码158，转引自纳林斯基前引文，第18页。 [37] 涅任斯基：《社会主义联合体的形成——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的苏联与中欧和东南欧国家》，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7年，第185页。 [38] 同上，第186页。 [39] 同上，第188页。 [40] 同上，第189页。 [41] 同上，第190~191页。 [42] 同上，第182~183页。 [43] 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中文版，北京，1974年，第55页。 [44] 普赖斯，《马歇尔计划及其意义》，纽约，1955年，第29页，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年，第一编，第三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0页。 [45] 涅任斯基前引书，第192页。 [46]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案卷91，页码2~4；案卷94，页码2~4、51~53，参见前引文：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第146页注75。 [47]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案卷94，页码50~92；案卷91，页码13~14；案卷94，页码58；案卷94，页码1~49，参见同上，第146~147页。这里还有一份尚未得到证实的题为《斯大林同志1948年3月14日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讲话的速记记录》也是值得注意的。斯大林说，“我以前就说过，世界已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是由掌握着金融资本、剥削地球上大多数人的那些人所组成；另一个阵营则由殖民地和附属国那些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所组成。很自然，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成为前一个阵营的首领，而苏联，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原理，则成为后一个阵营的领袖。由于两个阵营是完全对立的，它们之间迟早要发生冲突。”(《斯大林在政治局秘密会议上的报告》，“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105．11／61．15。据国民党政府驻比利时使馆说，这份斯大林讲话的副本和其它三份文件，是在西欧通过一名叫“苏莱希奥欣蔡”的苏联信使那里搞到的。详见1948年8月5日曲常[音译——引注]自布鲁塞尔致南京王世杰，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112．1／61．11，转引自布·默里：斯大林、冷战和中国的分治——多头档案的神秘性，载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论文集》，第12期，1995年6月，第9页及注31和32。由笔者翻译的中译文载《马恩列斯研究》1997年第3期。)上述斯大林的讲话在俄国档案馆里尚未发现，也就是说，其真伪有待进一步辨别，这里仅提出来参照。但是不管怎样，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中有关“两个阵营”的理论是在斯大林的修改和指导下提出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48] 在给各党文件的附函中，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轻描淡写地说明，“对文件的内容作了不多的文字上修改。”(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案卷96，页码30~37，参见吉比安斯基前引文，第152页。)档案清楚地表明，这些修改均出自斯大林之手。(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571，目录1，案卷187，页码26，参见同上。) [49] 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案卷96，页码14，参见同上。 [50]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