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张大春：我想把小说的疆域拓宽一点

赵松

　　张大春，台湾作家，曾任辅仁大学中文系讲师，制作、主持电视读书节目，现任电台主持人。曾获联合报小说奖、时报文学奖、吴三连文艺奖等，主要作品有《城邦暴力团》（被倪匡誉为金庸之后最精彩的武侠小说）、《聆听父亲》（被选为2003年中国时报开卷10大好书之一）、《小说稗类》、《公寓导游》、《大说谎家》、《四喜忧国》等。

　　张大春是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中生代作家，作品与时代脉动强烈合拍，鲜明的叙事风格背后对写实传统不断思索，多变的艺术手法展示了其未来创作的不可预期性。近日，张大春应邀参加第15届香港书展“华文城市都市文化”论坛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畅谈创作心得。

　　《城邦暴力团》：为武侠小说注入新生命

　　南都：倪匡对你的《城邦暴力团》评价非常高，认为是“金庸之后最精彩的武侠小说。”你自己喜欢武侠小说这种文类吗？

　　张大春：恰恰相反。并不喜欢，不是从小就读。可是它是一个特殊的文类，是一个值得注入新生命的文类，但这并不容易，怎样注入新生命呢？就是让作品的发展有不同的动机。在新派武侠小说中，金庸的我都看；梁羽生的我看过一部，不是特别喜欢，显得单薄；古龙的看过很多部，他早期的我很喜欢；台湾的小说家我很喜欢的是柳残阳，但这只是当年，之后和现在我其实对武侠小说充满了倦怠感。金庸的我看过几遍，它非常值得看，人一生之中，至少应该看过一整遍的金庸。值不值得再看，那就见仁见智了。可是他后来越来越乱改。

　　南都：你自己对武侠小说有这种看法，为什么还创作了这部长达36万字四册的《城邦暴力团》？

　　张大春：这部书还没写完呢。现在只出到四册，看起来是完了，但还有前传、二部曲和三部曲。它的全长，就我粗略的估计，大概有250万字。就算没有250万也起码有200多万。就我自己的整个规划，就是慢慢写。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也是这么一块一块写出来的。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我写到一半或者不到一半的时候就没兴趣了，但我知道非写完它不可，不管是责任伦理，或者是读者的期待，我都要把它完成。把这个完成的同时，我会展开另外一个。所以我常常同时在做不同的东西。基于一种可能不怎么良好的写作习惯，使得这个书怎么写也写不完。

　　南都：经过这么多年创作的突破以后，你有没有对小说产生一些自己独特的念头？

　　张大春：在好的小说中，我希望自己负得起责任，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小说能不能使小说史上对小说的定义打开一点。就是说，过去人们都以为小说是这样一个东西，我想我的小说是把它的疆域拓宽一点。好的小说还能够显示小说的自由，不能显示出小说这门艺术的自由的小说，大体而言，就是故事而已。

　　《小说稗类》：我既挫折了我的读者，也鼓励了我的读者

　　南都：为什么会写一本理论性的《小说稗类》？

　　张大春：因为我对小说的理论很不耐烦。尤其批评家喜欢借用不同学术领域的理论来解释小说，甚至简单的叙述性的话都能解释的东西，他偏偏用非常抽象的术语或者套语，挟学院所谓的权威优势来宰割作品，我就觉得我应该站出来修理一下。当然目的也不是在修理别人，我觉得作者的文论应该更多地被注意到。简单地讲，就是看不惯学院的理论，小说内在的美学可能代表着某种哲学或理论，就看我们有没有熟练的工具去做。那么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当然有义务去干这个工作。是不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我不敢讲，但我要强调我一定是个非常优秀的小说工匠。工匠不对自己的作品形成美学，这就没有天良了。

　　南都：在理论领域里，常常有写小说不写文论的框框，这些人为的限制使文章的天地莫名地变小了。而对你自己来说，因为不断实践，因为切身体会，文论的写法似乎成了一种水到渠成的事。

　　张大春：对，我不得不写。作家要有不得不写的冲动的时候，就会有好的作品。我是受够了学院派那些王八蛋写的文论，才写文论的。我看来看去，学院的研究者所作的种种文论，多半都是为了自己的生计，混饭吃。学院派其实在自绝于群众，小说的读者是没有义务，甚至是没有必要去读文论的。小说家却常常受困于文论的绑架或挟持。怎么写文论都可以找到一些机会或者说缺口在他的作品上叠床架屋地做一些文章，使得他的作品看起来漏洞百出，或者意义上有些颠扑不破的限制。《小说稗类》其实在台湾是受到欢迎的，小说的读者发现自己原来没有自己想像的那么笨，因为看不懂文论；但他也没有自己想像的那么聪明，因为作品不是那么简单，原来以为看完一个作品就是读完一个故事，可是看到我的作品，就知道小说里面还埋伏很多东西。在这一点上，我既挫折了我的读者，也鼓励了我的读者。我不是在争胜，而是在揭发作家另外的责任。什么责任呢？我觉得每一个作家都可以从写文论的角度来把自己的作品检验一下，他未必真要写文论。认为写文论就是要检查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他就可能诚实而谦卑地面对读者，他没有办法讨好读者，但是他站在教养读者的立场上去看问题，或者是去启蒙读者。

　　文学意见：龙应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意见相当幼稚，鲁迅太紧。

　　南都：在写《小说稗类》时，有两本书你有没有注意到？一本是台湾的《龙应台评小说》。

　　张大春：龙应台那本书出了以后，因为政治原因被围剿。她对所有的围剿都不怎么回应，当然她也没必要回应。但是她只回应了两篇东西，一篇是王德威的文章，是评《评小说》的，另一篇是我的文章，叫《做知音还是做指引》，因为这是惟有的两篇没有对她进行政治攻击的。不能这样打击她，但她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意见是相当幼稚的。

　　南都：还有一本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张大春：那是我大学时代读的书。鲁迅是足够全面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我非常重要的“工具书”。因为我在看了一部中国古典作品以后，都会再翻一翻，看看他的意见。大部分时候我跟他理解不同。他对小说还是有一种工具性的看法。他是个太紧的人，而小说家是要非常松的。当然我对小说家没有太多的规定，但我理想中的小说家都是松一点，即使很紧，他也能够稍微地松弛，给人一种雍容而松弛的美感。鲁迅太剑拔弩张了，这样的小说一百年以内可能觉得很好，但是一百年以外可能就难以理解了。

　　电台说书：产生了新作《鬼语书院》

　　南都：正是不断地向传统挑战，你才得了这个“文坛顽童”之称，一般人会觉得奇怪：张大春好好的小说不写，竟写起文论来；好好的小说和文论不写，竟到电台去上班混饭吃了。

　　张大春：电台工作只是一种平常的工作，如果和我想做的工作冲突的，我根本不会做的。或者说，作家所谓社会参与，想要有些刺激和影响吧，总要透过公共传媒，这种现象在香港就比较多了。

　　南都：你在电台说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张大春：我上班的电台叫做“全民电台”，他们主动请我去说书的。我最早说的是《江湖奇侠传》，只说了一部分，因为太长了。然后又说了我自己的《城邦暴力团》，从头到尾说完，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适合的也就是《城邦暴力团》。它有很多小段子。之后又说了很多，大致上春天我说一套，秋天说一套，我分别称之为冬令补夏令饮。每三个月换一种内容，很长时间内，我就是每天说三千字的内容，后来又说长了。我把特洛伊战争整个的故事讲了一遍，最近在说《东周列国》，但也说不完。说书说多了，我又有了写小说的冲动，于是就写一部小说《鬼语书院》。

　　南都：能不能先透露一点《鬼语书院》的内容？

　　张大春：在阴历鬼月来的时候，我会出版这本书。这本书是讲一些鬼故事，背景是最近这几年里头，我每天主持一个讲鬼故事的节目，其中一个小时是说书。但我又不是专业说书人，所以我不能背，为了累积说书的材料，我只好早上写，下午讲。讲完这些稿子我就存在电脑里，存到大概有一两百万字，今年我问时报出版公司的主编这些稿子可不可以卖，他说如果针对学校的学生一定可以，因为他看到了《哈利·波特》的热销。我想也有道理。所以我就想到这本书的名字——《鬼语书院》。

　　这个书是说一个小孩死了，有两个人来接他，一个穿着明朝捕快的衣服，一看就是明朝人；一个人穿着23号的球衣，身高190公分，俨然就是现在的青少年。这两个人，一个叫阿尴，一个叫阿尬，这是在不阴不阳世界里的鬼，替刚死的生魂引路的。引路就要问叫什么名字，怎么回事。可是这小孩什么都不知道。为了唤起他的记忆，只好找地藏王，因为地藏王能帮助人寻找失去的东西。在寻找之前必须有自己的记忆的重组，也就是人怎么认识自己，因此就要到鬼语书院。什么是鬼语书院呢？并不是在阴间的某个黑暗的角落里面有这样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任何一个说故事的场合，就是鬼语书院。这两个人就带着这个小孩，听说附近有个鬼语书院，三个人一眨眼到了。原来是个电台，里面有一个人在说故事，这个人是我。所以整个故事展开就在这里。透过我说的故事，帮助鬼唤起他生前的记忆。而我也必须认识这些鬼，这些鬼让我了解了阴间的事物。

　　□记者手记“文坛顽童”的本色

　　和张大春相约在晚上11点采访，第二天，他就要飞回台湾。他边聊边为香港学者小思写字。书法是他从小的爱好，不断临帖，几乎每天都读帖。每年写春联的时候，给自己和邻居写写。张大春的姑父是赫赫有名的国宝级书法家欧阳中石。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张大春经常到北京向姑父讨教讨教，闲聊中学了不少东西。今年4月，张大春戒烟，痛苦中终于找到一件自己想做的事——书法。

　　除了聊张大春的小说与书法，闲话中更多的是月旦文坛人物。

　　张大春说：“最早影响我的台湾小说家是朱西宁，就是朱天心和朱天文的爸爸。我很想写关于他的一点东西。”对同代的作家，张大春最欣赏朱天心和朱天文。“她们都是专业作家，她们的作品不是流行的，有时会有一些专栏的写作，写的东西够多的时候，出书的销量自然而然就可以维持。朱天心的先生有工作，朱天文没有结婚，可是动不动就有百万小说奖，或者写电影剧本。”

　　谈到散文家，自然不忘说起董桥和陈之藩。张大春说，他很喜欢董桥的比喻，随口就来一个：“乱世的知识分子有如路灯的柱子，时而会有野狗过来撒几泡尿，但总是照亮了归人的夜路。”张大春说自己不太喜欢陈之藩，原话是：“我觉得散文家不能在情感上作假。他有一篇《失根的兰花》，里面说了一个人，他明明能够说流畅的英语，但故意说蹩脚的英语，有一次无意间在跟别人对谈的时候，对方发现他的英语非常流畅，就问他：”听你英语讲得这么好，为什么故意讲得那么糟？‘他说：“我讲得再好，再流畅，在美国的社会里人家还是把我当外国人，还是瞧不起我，所以我就干脆讲得比较糟。’你认为这逻辑通不通？有没有人故意把他的英语讲得很差？古往今来有这样的一个人吗？我认为这是他捏造出来的。”

　　他的这番话把我吓了一跳。回家后即刻找来陈之藩的《失根的兰花》原文，那个故事的前面是这样写的：“美国有本很著名的小说，里面穿插着一个中国人。……”原来，陈之藩那个故事也是从别人那里引来的。唉，张大春这个“文坛顽童”。

编辑：琳子


作者: 李怀宇  来源: 南方都市报  时间: 2004-08-17 14:25:33

赵松

张大春：台湾文学的“悲情”




　　张大春是台湾重要的小说家，更是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在他的理解中，文学的边缘化已成现实，但对年轻一代的写作，他依然充满信心。






张大春重要作品书影。

    不能片面理解台湾文学

　　新京报：台湾的文学一直以来受到台湾整个社会背景、历史进程的影响很大。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一些独特的文学作品，那么是否可以说台湾文学大部分都是一种写实的文学？

　　张大春：这是一种不对的，或者说不全面的说法。这实际上是把台湾文学作品在某些以报纸、杂志媒体为主流的取样当作全部的状况。

　　因为台湾的文化发展，文化产业基本上是以大众传播媒体作为主要的场域，比如我们没有太长久的同仁杂志，也没有太丰富的公共文学领域和园地。实际上，台湾的文学跟美国一样，最通俗，最类型化，最容易辨认的作品都是占主要的。

　　可能我们在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应用方面有较大的差别。70年代台湾有好几个文学辩论，在这些辩论前后，写实文学似乎走上了不同于五四时代的现实主义传统。

　　可以说，台湾的确在文化精英所倡导的文学品位上，有很大量的西方写实主义的影子，而且这种影响持续长达数十年，一直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在文学场域里面是非常主流的一种价值。

　　先上岸的都是垃圾

　　新京报：现在台湾文学被介绍到内地的多为畅销小说，比如网络小说，玄幻小说等。一般意义上的严肃文学反而介绍得少了。出现这种现象是否与台湾目前整个文学发展趋势有关，也就是说创作严肃文学的人少了？

　　张大春：你到过海边就会知道，大浪打上来，先上岸的都是垃圾。因为，有一部分人会先注意到市场，先注意到赚钱。踏浪逐潮的作者，总是顺应着市场的变化、流行的趋势在行动的。但我们同时代的严肃作者都还在默默地写，也许发表的园地少了，但是却没有人停下来。

　　新京报：那年轻一代的人还在坚持着严肃文学的创作吗？

　　张大春：当然有。我最近才在我的电视节目中采访了一个年轻的作者。她得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好极了。幸运的是，她得奖之后，没有再呆在台湾。这样就没有人向她约稿，她也不需要写应酬文字。她离开了这个文学社群，与台湾形成了一段距离，这样更利于她做一些思考。

　　我从来不认为现在台湾严肃作品的作家会减少。虽然流行的作者比较多，但80年代出生的人，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比比皆是。

　　新京报：在台湾文学历史中，报纸副刊曾经是台湾文学发表的重要阵地，不知道这种现象如今是否还存在？

　　张大春：现在我们不需要大众媒体。过去像我们这辈的作家很多都在报纸上发表过作品，但现在还在报纸上发表作品的都是二三流的作者。他们为了大众媒体的需要，关注的话题都是现在流行的，所写的文章往往都是同一个话题。

　　现在的媒体背负着特别大的商业压力。报纸经营不好，老板就会说副刊太难看了，就会不断地让副刊去适应流行的文化。纯文学的刊物，也因为老一代报人的凋零，而下一代人又不太重视文化，文学。所以，报纸副刊上的文章就越来越短，图越来越多，能容纳的好东西就越来越少。

　　台湾文学有“悲情”情结

　　新京报：谈到台湾文学，很多人都不可避免地谈到内地文学传统对台湾文学的影响。你认为台湾文学受到内地文学传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张大春：这需要分好几个层次来看。从历史的层次上来看，我认为我们永远不能摆脱过去两千年以来的古典文学传统。哪怕一个人他不是中文系毕业的，或者他对古典文学没有多少的了解，但在家庭教育中多多少少都会沾染一些旧时代的文化营养。而在现当代文学层面上来看，台湾文学受到内地文学的影响则稍微会少一点。阿城、莫言、格非、残雪、苏童和余华等一些作家的书在台湾可能卖不到3000本，但他们对于文学社群还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表现在作品风格、题材以及写作手法上。

　　新京报：那么你认为台湾文学自身的特点是什么？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文学有什么特质。

　　张大春：我觉得没有办法一言蔽之。但台湾文学从被殖民的处境走出来，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有很多台湾文学内在还走不出这个被殖民的“悲情”，这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我把它称为一种特有的“悲情诅咒”。

　　本报记者甘丹

稿件来源：新京报

赵松

张大春"最初"作品推出新书系  
陈文芬



　　台湾作家张大春八十年代末三本小说作品集「最初」、「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台湾时报出版昨天（十日）举办新书发表会，前来站台的五年级骆以军、六年级马世芳开口总是「我很惶恐」，当年小心翼翼捧读过张大春小说而拥有今天文学教养的作家读者，到现在还记得张大春开启台湾现代小说在形式上真正专业的黄金时期、阅读身历其境惊讶的感受。

　　台湾时报出版公司继张大春开创武侠写作五十七万字的巨著「城邦暴力团」之后，推出「张大春作品集」的新书系。

　　历来总想写新书，而不愿意看到旧作，张大春说，这三本书的出版，「是为了答覆遍寻不着这些书的读者」。重看旧作，也让张大春撰写色情小说「极乐东京」中途搁笔的原因，暂时有了答案。「自己吓一跳，看到从前写小说有种『纯粹』的能力在里面，这能力可能消失了，现在要向三岁的儿子学习单纯的感受力了」。

　　张大春许诺过许多他要写的小说，而这些伟大写作计划当中透露张大春对阳刚男性角色的观察多，对女性的阴柔的感官的世界书写得少。话题回到色情小说「极乐东京」，张大春诚实说，「那小说有很多女人搞不定，一大堆外国女人」！


文章来源：网易社区　 　发布日期： 2002年7月12日

赵松

欢喜贼
作者:张大春   
    张大春是台湾80年代以来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新世纪小说家，在港台有“文化顽童”、“大说谎家”之称。他的黑色幽默小说《四喜忧国》在亚洲周刊选出的“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被列为第90位。莫言主编的《欢喜贼——张大春中短篇小说选》收录有《我妹妹》、《饥饿》、《自莽林跃出》、《欢喜贼》等。  
出版社: 海天出版社  书号: 780654108X - AGAA10059
出版日期： 2000年1月  版次：  
印刷日期：  印数： 0 装帧: 平
开本： 32  页数： 262 字数：  
定价: 14.8 元

赵松

时报阅读网之“城市暴力团”首页
http://210.200.239.3:81/gate/gb/www.readingtimes.com.tw/theme/violence/index.htm

赵松

諂

◎張大春　(2002.07.03)


諂，不是一個好字，我還沒見過甚麼人能讓這個字用在正面的意思上。諂佞、諂邪、諂媚、諂諛……凡與諂字連綴成詞，沒有不透著些壞樣子的。細想為什麼《論語．學而》會有「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的話？可知貧是諂的必要條件，貧的人多，諂的機會就大。正因為貧之於諂，雖屬必要而未為充分，竟也有貧而不諂之人冷眼旁觀，諂子諂夫的諂容諂德就流傳開了－不過，諂人的故事起不了真正的作用，因為貧是永遠普遍的。

不只是金錢上的貧，權力上的貧尤其惹諂。《梁書》、《南史》上都記載馬仙的說詞，恰可以為萬世之諂者注。馬仙本來是南齊重臣，官至寧朔將軍、豫州刺史，蕭衍起兵，曾經派馬仙的老朋友姚仲賓前去勸降，馬仙當下就把老朋友殺了，以示貞固之意。可是漸漸地勢頭不對，蕭衍還是打下了建康，馬仙如何？號哭一夜，還是投降。蕭衍安慰他：如今政權輪替了，過去種種恩怨皆不必計較；也千萬不要因為殺了一個使者而心存芥蒂。馬應聲答道：「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為用。」前些日子蔡仁堅說他閉門在家讀《漢書》，而有了「不逃罪」的振振之詞；其實這種壯哉斯言不必向《漢書》挖鑿，馬仙這狗兒也說過：「大丈夫為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

諂諛之人雖然身處弱勢，諂諛卻未必要示弱。古史上最著名的一個例子該是後唐莊宗李存勗和伶工敬新磨之間的互動，非尋常所謂的昏君讒臣俗套。李存勗愛演戲，也常粉墨登場，與伶人雜處同樂，自己還取了個藝名，叫「李天下」。有一次在內廷演戲，李存勗耍噱頭，故意朝台前台後大喊：「李天下，李天下在哪兒呢？」敬新磨此時忽然上前、照著李存勗就甩了一耳聒子，當然也就立刻被左右侍臣抓住，問他怎麼打起皇上來了，敬新磨道：「理天下的就是一個人，還能叫誰？」這個馬屁拍得多麼帶勁？既恭維了理天下者崇高無二的地位，也在戲分上捧足了李天下的哏－還外帶佔了一耳聒子的便宜。

之所以諂人可以當道、諂言可以奏效，純粹是因為有人受得起諂。宋代著名的典故：彭孫為李憲洗腳，說：「中尉（按：宦官之專職統領禁軍者）的腳怎麼這麼香呢？」李憲當場踹了彭孫的一腦袋，道：「奴才不諂得太過份了麼？」這還算是受得起諂的，捱一腳丫子終究不是甚麼訓斥；且越是這樣的訓斥，越顯得諂人與受諂之人是相互應對、因果環銜的共犯。像唐朝的御史大夫魏元忠那樣的上官畢竟不多見－有一回魏元忠病了，僚屬紛往探慰。唯侍御史郭霸獨自後至，堅持要嘗一嘗魏元忠的尿。嘗過之後，郭霸還喜形於色的說：「若尿為甘甜，恐怕病將不治；您老的尿味苦澀，不日就會痊癒的。」魏元忠並不感念這行徑，反倒在朝廷上公開了郭霸的醜行－畢竟自己的病痊癒與否，與他人嘗尿無關－郭霸白喝一掬尿，似乎並不足以為後世之好諂者戒。

前些天偶讀報，發現第一家庭中又傳喜訊，總統即將抱外孫仍喜得不夠，還要說這小外孫的臍帶血可以拿來培養幹細胞，幹細胞又有再造神經元的奇效，於是這位小外孫很可能會讓外婆第一夫人吳淑珍「重新站起來」。無論政治立場如何，一位長年苦於癱瘓的病人能有一線重新站起來的生機，固然是所有人聞之可以稱慶的好事。然而，保存臍帶血以萃取幹細胞、重建神經元的醫療之路畢竟還只在動物實驗的研究階段，以此廣為宣傳，其實就是在為患者打造一個不切實際的美好願景。顯然，我國第一家庭的醫療顧問對於幹細胞在實用醫學上的功能要比先進國家實驗室裡第一線的研究人員還有把握。說穿了，也不是有把握、沒把握的問題，而是如何以諂言先贏取第一家庭的信賴，再讓他們為新生兒打造一則拯救外婆的神話，這則神話一旦發酵，多少準新生兒的父母都要來有夢最美、希望相隨一下－儘管臍帶血之夢在可見的現實之中是極為昂貴的。

但是讓第一家庭成為「臍帶血之夢」的世紀首航者並不公平，他們沒有義務替一個尚無實際成果的科學研究背書代言，尤其是早就有醫療院所將之視為一門大生意的時候－除非這個也容有不少醫事背景的家庭成員心甘情願地作著同樣的夢。無論如何，此事讓我想起另一樁諂事：明倪進賢因大學士萬安老而陰萎，以藥洗之，得授御史，時人目為「洗鳥御史」－可是那一劑洗鳥藥，不消說是大大地暢銷了。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赵松

一定比賣鹽的差 /張大春



先招認：這篇文章實屬公器私用，我的寫作對象是上周六那位在中泰賓館一樓婚宴大廳外向我問訊一個經濟學問題的婦人。

寫作之人一旦在大眾傳媒上拋頭露臉，遺害總比造福多。很少有人在螢光幕上看見哪位作家講了幾句雞零狗碎的話而起身上街去買本兒他的書的。可是作家一旦曝光，其流毒大矣。一天不撞上幾個冒失鬼似乎不能算過了日子。這光景好有一比，彷彿當年吳王夫差迎喪以歸，成服嗣位，生怕自己忘了句踐殺闔閭之仇，一定要「命侍者十人，更番立於庭中，每出入經由，必大聲呼其名而告曰：『夫差！爾忘越王殺爾之祖乎？』即泣而對曰：『唯！不敢忘！』」冒失鬼之於他在螢光幕上見過的作家也有這種作用。通常他們上下打量那看著眼熟的人幾眼，便道：「你不是那個某某某嗎？」或者：「某某某，你長得跟電視上不太一樣欸！」或者：「某某某，你怎麼比電視上黑那麼多？」或者：「我還是覺得某某某你本人比電視上好看一點。」這一類的話應該有言者所未及思考的深意，那其實是當年夫差庭中的侍者之語：「某某某！爾忘了爾還是個作家乎？」

不過，對於專業人士的耳提面命有時實在也不堪得很，我最害怕的一句是：「欸，你們寫書跟上電視哪個賺得比較多？」這種問題我有時一日碰上兩起，還是答不上來，因為不論你怎麼答，似乎都涉嫌表示自己有一門「賺得比較多」的營生。這是我上周六在中泰賓館一樓婚宴大廳外遲遲無法答覆那位婦人殷勤相詢的緣故。我當時亂以它語的是：「一定都比賣鹽的差。」我猜想那位婦人一定不太明白其中道理。

二十幾年前的青年寫作協會在漢中街一老樓，主事者是前輩作家司馬中原先生，常到同樓隔壁的《幼獅文藝》編輯部閒話，我曾親耳聽見司馬先生對當時的主編說：「人家《皇冠》已經漲到一個字七毛了，你們這四毛錢還是不動如山啊？」三年以後，人間副刊舉辦文學獎頒獎典禮，副刊主編高信疆先生致詞提到：「正在向報社老闆爭取作家稿費一字一元。」這話竟引來全場觀禮嘉賓歡聲鼓掌，如雷之動，久久不歇。於今思之，我們活得下來，堪稱苟全性命於亂世。

然而，作家洩漏生計（或者洩漏作家生計）是大忌，必有報應。我的老友羅智成當年任報紙副刊主編，上任之初銳意求新變，竟邀約財政部長王建寫專欄。首長為文藝副刊寫稿，潤筆之資豈能輕薄？據說當時的稿費高到不能讓我知道的地步。後果如何呢？我猜王部長沒讀過歐陽修的〈寄聖俞〉詩：「我今俸祿飽餘賸／念子朝夕勤鹽虀（鹹菜）。」王部長推己及人，大約發現幹作家其實蠻好賺，於是在他任內所有的作家開始繳稅，搖筆桿兒的總算跟賣鹽的一樣，正式成為完全履行應盡義務之國家公民。

稿費一定有很好過日子的時候。我年幼時喜歡隨筆胡謅些不成首尾的故事。家父偶然一閱，便說了個掌故給我聽，故事裡的詩還抄在我的習字本上。說是有個姓方的落第士子，經人介紹到鹽商汪某家為門客，終始無大用。某日鹽商頭兒設宴，汪商即攜方某隨陪。席間行起了酒令，要吟出一句帶有「紅」字的古詩，否則罰一個通關。輪到汪商，迸出一句：「柳絮飛來片片紅」，諸客大笑，都說：柳絮自何時紅起？方某立刻上前解圍道：「這是前明某家之詩，全詩是：『廿四橋邊廿四風／憑欄猶憶舊江東／夕陽返照桃花渡／柳絮飛來片片紅』」這一下，諸客鬧不得酒，反而交口盛讚汪商腹笥寬廣。

其實「廿四橋邊」云云，根本不是什麼古詩，而是方某臨時編派的應急之作。汪商有感於方某及時解圍，回家之後立刻打了個一千兩銀子的賞。家父說完這個掌故之後指著我習字本上的大作告訴我：「看樣子我改行賣鹽也來不及了，你憑這個要混口飯吃會挺辛苦。」

那位「篾片」方某所得的稿費恐怕是冠絕古今了，可是我長大之後再讀，發覺那詩也不怎麼樣，決計值不上幾兩銀子。可他老人家畢竟是走運\的，多少寫稿的能碰上個賣鹽的呢？再者，起碼沒有什麼冒失鬼會問方某稿費如何的問題。

這是我為什麼會對稿費問題一律答以：「一定比賣鹽的差」真正的緣故。


2002.09.18

赵松

中国作家孙甘露对张大春《小说稗类》的点评：

某月某日
    前些日子，老严赠三辉图书出版之《小说稗类》一册，很是好看。 作者张大春先生以小说名世，是仰慕已久的人物。但是我最先读到的，却是他为艾科的小说《福科摆》繁体中文版所写的序言。这一个人的阅读行为，可以看作是对二十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写作所发生的演变的小隐喻——小说家对文学理论的关注要稍胜于对小说的关注。一方面，小说的边界变化了，通俗地说，把小说当论文写和把论文当小说写都已经不再是罕见的事情。夸张地说，有时候它就是同一件事。一如虚构和非虚构的边界早已变得模糊了那样。这不是新闻。这篇名为《理性和知识的狎戏》的短文，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副题——如何重塑历史。这也可以看作是张大春小说的夫子自道。或者说，这篇精彩的文章就是《小说稗类》的微缩本。
    就小说理论和作家的语言背景和时代的关系来看，这部《小说稗类》可以和以下这些著作相媲美：詹姆斯《小说的艺术》、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相形之下，张大春就中国小说和中国文化中那些特殊元素的运用和研究，使其别具中文的韵味。
    在这部著作中，所有此前的小说理论所涉及的重要问题和重要小说无一遗漏，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部充满了趣味，见识，愉悦的诚恳之作。好比有人告诉一个足球迷，罗纳尔多是如何射门的。
    当然，正如张大春所说：小说决非后出而转精、益学而渐巧，有一定向而线性的进化。相反的，小说史上不择期亦不择地而出的经典作品之间，却常出现漫长的停滞、衰退、缩减、逆变。由小说所构成的文本世界更是一片庞然的混沌。所谓“小说的体系”和“小说的理论”几乎可以被视作一矛盾语。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让我们听作家本人是怎么说的吧：“让我们假设此刻正面对着一个以上的小说爱好者——这种人比一般的小说读者有较世故的阅读经验，所知道的小说家也不只是常上电视、偶传绯闻或突然变成政客的那几位；他们时刻会对小说这一行感觉迷惑。这是一片非常轻盈的迷惑。”
    轻盈的迷惑。这大概是阅读前最美好的体验了。

赵松

閔御史兼夜差 /張大春



杭州有個名士，叫閔佩，字玉蒼，號雪岩，康熙四十五年（西元一七○六年）的進士，幹過峨嵋知縣、刑部郎中、乃至於御史等官。此公一生清正，頗負聲譽。名氣大了，附會在身上的傳說也多了起來。相傳他當刑部郎中的時候，每天夜裡都要署理陰間閻羅之職；雖說是兼差，也還是得全心全力辦事，薪俸不算優渥，領受了也不能在陽間花銷；可據說一旦受聘為陰府官差，既不能拒絕，也不能辭薪，兩者都會惹冥界上司不高興。如果認定這拒差辭薪之人是看不起「地下」之人、「彼界」之事，是很容易遭到「陰譴」的。

這閔佩兼夜差的情景是這樣的：每天晚上到二更時分，就有儀從馬轎到門外相迎迓，上了轎馬，一瞑眼凝神，但覺耳畔風聲颯颯，不過幾吐息的辰光，便到了酆都城第五閻羅殿。

第五殿的閻羅本姓包，正月初八誕辰，是不是包拯包文肅轉世，誰也不敢說。據傳他本來是第一殿的閻君，因為經常憐憫屈死的鬼魂，放他們還陽去伸雪冤枉，這就增加了陽世間的訴訟案件，也令人覺得陰司地府不像人們所預期的那樣有魄力、有效率，總好像降低了閻羅王懲惡儆尤的門檻兒，也減少了陰曹地府的效率感，於是冥司大小眾官齊參一本，把這老包降到第五殿當閻羅，第一殿就成了今世人所熟知的秦廣王蔣公了。可這包閻羅既然給調了差，並不思圖振作，以冀恢復聲望，再陞上一殿去辦事；反而經常研擬法案，追求更高層次的訴訟正義──也就是我們今天所強調的司法改革──就此公之前在第一殿審理案件的方式看來，他應該是最早主張「當事人進行主義」的法曹。因為重視研究，是故經常請假，找陽間知名的清官代班，閔佩便是其中的一個。

冥司故事：每有陽間官吏到此署理審判業務的時候，判官都會先進鐵丸一顆，讓這代班者服下。鐵丸狀如雀卵，重一兩有餘、二兩不足，一吞就要落腹，吞嚥不下的還不能應差──得用原轎原馬給送回來處去。三次吞不下，就表示此人體能不足以應付審案，以後永不錄用。不過吞鐵丸的辛苦還是要報答──記在《幽冥簿》上，可抵延陽壽三年。之所以有這個規矩，一個說法是吞嚥得下這樣的玩意兒的喉嚨才扯得開，能夠震懾公堂。但是鐵丸自有其功用，據《閻王經》和《酆都歲時廣記》的記載，都說這鐵丸叫「定心丸」，所謂：「此上帝所鑄，慮閻羅王陽宮署事，有所瞻徇，故命吞鐵丸以鎮其心，此數千年老例也。」

在審理過程之中，倘若一切秉公無私，案件審理完畢之後，那「定心丸」便會自動嘔出，再交由判官檢視，看一次，洗一次，再看再洗，如是者三；看那鐵丸沒有沾染血污膿穢，才妥為收管，翌日再用。至於署理審判這官兒，一旦判畢，也不能繼續勾留盤桓，當下轎馬送返，還可以睡上一覺，再醒時，甚麼也記不得了。這閔佩便是如此，有時人看他白晝模樣，雖說神采奕奕，總覺得帶些陰煞，問起緣故，語中頗帶支吾，很多人說他其實記得夜來審了些甚麼案子，祇不肯向人說，所願意說的，不過是兩句老生常談：「愈積陰德，切記勿食牛肉，多誦〈大悲咒〉。」如此而已。

相傳他接掌五殿閻羅訟事的第三年上，忽然有一天晨起遍召左近親朋好友來居處，非常慎重地宣布：「平日我總以勿食牛肉，多誦〈大悲咒〉與諸君相砥礪，可直到今日我才悟道：小善之不足為也！」

眾人聽說這話，反而覺得莫名其妙，紛紛追問情由。

閔佩閒言碎語不多講，劈頭就對眾人道：「我家鄉有個姓李的表弟，昨晚在廣西某縣的任上，正洗著澡呢，忽然一發熱，就燒死了。生魂解到，判官把他生平做官的惡跡謄錄了一份，請寄地獄，要殿上審定擬罪，再詳解東嶽。」（俗說東嶽泰山神是為東嶽大帝，掌管人間生死，每年古曆三月二十八日要舉行祭祀。）

「我一聽那李氏表弟的姓名，不覺動了悽惻之心，便將獄牌安放在案上，再三注視著我那表弟，不時地問他：『那麼你生平總還做過些甚麼得體之事罷？』我那表弟想了半天，終於說：『我平生不吃牛肉，做官時禁止私宰尤其嚴厲，拯救不少生靈，像這般居心用念，應該也算得上是一部功德、可以將折抵贖些罪孽了罷？』

「我還沒作聲，判官卻搶著駁道：『這叫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也！你不吃牛肉？那卻為甚麼要吃人肉呢？』我表弟趕忙叩頭道：『某生平向未吃過人肉的。』判官則說：『民脂民膏就是人肉了！你作貪官，吃千千萬萬人的膏血，卻不吃牛肉；你自己想想：小善可抵得大罪否？』

「我那表弟這也答不上話來，而我呢，一向知道他是經常誦唸〈大悲咒〉的──而這〈大悲咒〉又一向是陰司十分尊重的一部咒語──於是我立刻在手掌上寫了『大悲咒』三字，翻掌向表弟示意，沒想到表弟竟然一個字都背不出來。我一時心急神亂，替他背誦了幾句，立時滿堂判官胥役，一起屈膝跪倒，凝神諦聽。不料就在此際，西天之處赫然飄來了一片紅雲；一見紅雲，我肚腹之中那一粒『定心丸』便上下翻攪起來，其勢左衝右突，我祇覺肝腸寸斷，汗如豆雨，再也不能禁忍，於是草草在獄牌上簽畫了硃批，把表弟還押回大牢，腸子裡那鐵丸兒才稍稍安定了些許，我也才好回過神、又審了幾個案子才回來的。」

諸親友聽了閔佩這番教訓，當下都印證了此公晝斷陽、夜斷陰的本事。然而大夥兒關心起這種奇事來，總還不免跟自己的生活有關，於是紛紛道：「蒼公！那麼敢問一聲：牛肉，是吃得、還是吃不得呢？」

這話問得實在──試想：一部〈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實在不容易背得，就算花上工夫字字背過了；日後到了陰曹地府，萬一像那表弟一般，臨時又想不起來了的話，豈不冤哉？至於不吃牛肉這事，益發切切關乎日常。假設一個人一輩子忍饞不吃，結果還是因為惡業難以贖抵，成了「小善不可抵大罪」，豈不更冤？

關於這一問，閔佩答得妙：「在可食、不可食之間。」眾人猶不甚明白，問他緣故，他說：「這事跟『敬惜字紙』差不多。先聖並沒有規定：寫了字的紙不可以如何輕賤棄置，不過常存重文之心，自然而然就會敬惜字紙了。同樣的道理，常存重農之心，自然就不會烹殺耕牛了。

「但是，天地以萬物為芻狗，這事老子早就說破過的。試看那春蠶作絲，用蠶絲做成的衣服，從天子以至於庶人，誰能不穿呢？春蠶之功，不是比耕牛更大麼？可是用絲製衣，殺害的性命豈不是比牛更多麼？再看用那蠶絲之時，烹之煮之之不足，還要抽取那蠶的腹腸，我倒是沒有聽說甚麼人為蠶鳴冤立禁的。從這個理推看起來，吃牛肉大約也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大罪孽了。」他的結論居然是這樣的：「蓋天地之性人為貴，貴人賤畜，理所當然，故食牛肉者，達也！」

這個故事的結局很有意思：打從審了他表弟那回之後，閔佩再也沒有替五殿閻羅當過一回差了。可以設想的原因有好幾個：親情湧動，幾至於妨礙司法，此其一。教唆取供，顯然已經玷辱了審判，此其二。還陽後洩漏冥司法務，違反「偵察不公開原則」，此其三。最糟糕的是公開從「勿食牛肉」變成了「食牛肉者，達也」。這個轉變太大，而且也太快，竟然就是一夜之間，這是連冥司也受不了的──變得太快、太多，連鬼都不會信。至於讀故事的人不免會關心的一個下落：那暴斃的李表弟究竟如何了？畢竟冥間司法界並非人治，那表弟聚斂無度，殘民以逞，該死的也就死了。如此果報明決，令我好生羨慕。

八阿哥

转一个, 张大春, 偶偶像.

張大春說故事　官打捉賊\\r
2004/09/01联副

某縣東西兩鄉，有陳、趙兩姓人家，富可百萬，居一鄉之冠。陳家有個女兒自幼許配給趙家，女兒長到十六歲上，該是出閣的年紀，因為當地風俗迷信的緣故，婚期總是一延再延，趙家已經不大高興了，自擇一日修書奉告這未來的親家，「此日當不當否在爾；可過了這日子，我兒子便不再伺候，將要往別家議婚去了。」陳家人怕了，為免意外閃失，釣不著這麼金龜婿，便由岳父大人親自送女兒于歸。

兩家人相距不過幾十里，由於時值溽暑，行進不過半途，人丁已疲乏不堪；天色也忽然變了，又是雹、又是雨的，不得已，只好暫入路旁一古廟稍事休憩。這廟的香火早已冷落，空有三進殿房，殿裡卻沒有執事、僧侶，而新人又不能拋頭露臉，敞在大殿上，那樣委實不夠莊重；只得往二殿裡再抬一程。不料二殿幽深，天色又因雨陰雹霾而闃黑沉暗，幾有伸手不辨五指之勢。轎子抬進去才看見還有另一台迎娶的轎子酖酖居然也是一位新娘。這兩位不像《鎖麟囊》裡的兩位酖酖京劇《鎖麟囊》裡一貧一富兩位新娘子交上了朋友，富家千金以價值不菲的鎖麟囊陪嫁接濟了窮家小戶的新嫁娘，日後天災釀禍，升沉易勢，就有了報恩的故事酖酖這一回巧遇的兩新娘沒交上朋友，甚至沒說上話，麻煩就來了。

忽然間槍聲驟發，前後兩殿之上微弱的一點火燭霎時滅去，鄉裡人一聽就知道：這是左近山中盜匪鬧事。尋常人家遇著盜匪，祇裝聾作啞不吭聲，所幸陳家陪嫁的家當都抬入了二殿，也沒有真給劫去甚麼酖酖事實上除了槍響，誰也沒見著盜匪的面兒，算是虛驚一場。可陳家這位岳父受了驚嚇，當場拉了一褲子稀屎，非但狼藉污穢，而且高燒乍起，人就跟虛脫了一樣。萬般無奈，祇好趁雨停之後一人先折返本家，就放轎子和陪嫁隊伍自往趙家而去。

等陳家女兒到了趙家，正在宴客呢。趙翁衣冠鮮潔，忙著招呼遠近趕來討喜酒喝的客人，忽見轎子裡飛身衝出來一名女子，扯住趙翁，大聲罵了幾句，袖口一甩，舉起一柄明晃晃的利刃便往趙翁扎去。此女用刀既快又準、手起刀落，趙翁登時斃命。女子不待旁人上前抓拏，自將手中刀刃一橫，立馬抹了脖子，也死了。

新郎一看禍事鬧大，當下撒腿跑進縣城裡報官。衙門到第二天一早派了差役、仵作來勘驗酖酖怪了！女屍不見了。於是，「縱女弒翁，移屍圖賴」之罪，陳家翁也百口莫辯，祇有等著秋決了。

陳家有個老僕，名喚顧存善，此人年輕時任俠四方，頗有幾分手腳眼力；年紀大了，當然也就不願再過問江湖中事。可陳翁涉案、太過蹊蹺，畢竟婚期齟齬，並無宿怨相殘的道理，尤其是移屍之舉，尤其不明。是以這顧存善辭了陳家的差事，卻衝州撞府地打探起這樁案子背後的機關來。

顧存善的查法很特別：他先向縣城數十里方圓之內的粉妝行販打聽：有沒有花大錢來舖裡胡亂開銷香粉花粉的男客。別說這題目出得怪，偏就有人答得出來。城西一爿花粉舖說有那麼兩漢子，看著是外行，前些天來胡亂買了一大挑子胭脂，聽說還要買「大花布」。顧存善又往布莊打探，是有那麼兩個尷尬人來買過一大擔花布，口音、相貌俱同前販所言吻合。顧存善一聽箇中細節，便改換了短打裝束，上了蕩寇津。此地是古戰場，名為蕩寇之地，實為盜匪淵藪。顧存善之所以能訪著這個下落，還有一番計較。

原來淮中船盜，多非本鄉之人，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來自陝西，是以口音極為不同。西安方言說已婚婦女將頭髮綁在腦後成一圓髻，有個別樣的稱呼：「纂纂子」、或者「纂纂兒」。去買胭脂花布的漢子在店舖裡閒聊的時節，說起新人日後要「纂纂子」，得買簪子，這就露了餡兒。顧存善一聽就有了譜：這兩個尷尬人必是蕩寇津的船盜無疑。

接下來的事就便宜了。顧存善祇在渡口尋訪了半天，就找著了陳家那閨女。

原來當日在古廟中，陳氏女於天色轉暗之際下轎舒活舒活筋骨，附近槍砲聲一響，四下一衝撞，上錯了轎子。而這一台娶婦的轎子是個聲名狼藉的墨吏衛虎的。衛虎盤據公門數十年，擁資巨萬，梟匪盜賊\，皆往來於門下，可稱權勢薰天，連州、縣長官也不太敢過問。由於這衛虎一直沒有子嗣，所以一旦見著了美婦佳人，就要巧取豪奪。取奪之事，都不在城裡，而全委交盜匪之流代行其事。如此一來，萬一鬧出個甚麼糾紛，還可以推給盜賊\\。這就說到衛虎前些時看上了一個了不得的女子酖酖此女嚴氏，美而悍，衛虎就愛此婦這個調調兒，以為終必能馴之。嚴氏則自料必死以全節，故先囑其夫遠走高飛，避免株連，但是卻沒料想到在古廟裡和陳家女兒上錯了轎，以至於一掀轎簾、看見衣冠齊潔的主人趙翁，還當是衛虎呢，便突然下了殺手。

至於衛虎這邊，一旦發現討來的女子不是原先見過的嚴氏，卻又比嚴氏年輕貌美，自然不肯放過，遂明知為誤投，還是強而收之。可陳女也是烈性；勸之不從、誘之不可、脅之以刃又不為所動。接著，又聽說趙家人來報案的事，這衛虎深恐那一案牽連到自己這一案，索性連夜派遣羽黨移屍滅跡，另外就把陳氏女送到江干，準備賣到外地去當搖錢樹了。

顧存善這個發現不算破案，因為縣太爺已然先聽信了衛虎的話，反而把陳氏女當堂一陣榜掠，收押下獄，定了個「行刺私遁」酖酖也就是殺人潛逃酖酖的罪名。試看：殺死趙翁的真兇嚴氏女子連屍骨都不見了，她的丈夫也已經跑了，逮住這一個，硬栽上這麼一個罪名，誰能替她洗刷呢？顧存善當機立斷，也不與縣太爺糾纏，登時奔往鳳陽府，找上了當時的知府趙舒翹。

這裡頭就有個關節了：趙家是苦主，按理應該逼控甚急，可喜宴當天眾目睽睽，雖說祇是驚鴻一瞥，大夥兒一對證也摸索得清楚：陳家那閨女根本不是元凶，可父母官說她是，誰又敢說她不是呢？從這一面上說，趙家於情於理都祇能隱忍，也不敢一天到晚上衙裡去逼官司。是以案子就「下錨」了。

這，正合衛虎的心意酖酖在他而言，案子拖得越久，就越有利；待陳氏女將養歇息得差不多了，還是一口美艷標緻的嬌娘，屆時神不知、鬼不覺，拉出去成其好事，生米就算煮成熟飯了。

倒是忽然有一天，縣太爺想起來了，道：「『書房』裡不還蹲著口女眷嗎？好幾天了都還沒錄口供呢。」衛虎連忙道：「前番審問，打了也不招承。」「那就給上個『一品衣』吧！」

「一品衣」，是一種特殊的刑具，以長瓦狀的鐵片連綴而成，火成紅色，加之於囚犯，痛等凌遲，慘逾炮烙，用上這套刑具，囚犯沒有不招的。正因刑訊無入而不得，問官因而得以步步高升，所以就有了這麼個「一品衣」的名號。

可衛虎卻另有打算：萬一真把這娘們兒給烙了，我這樁好事也就吹了。衛虎於是應聲道：「回太爺：那女子嬌生慣養，萬一受刑不過，鬧出人命，是個饑荒。要是非用『一品衣』不可，那女子的父親也還押在書房裡，看他能先招些甚麼？」縣太爺正躊躇著，外邊兒起了一陣騷動，有人慌慌張張來報：「府台大人到！」

縣太爺還沒來得及出迎，趙舒翹已經大步邁上堂來，稍事一揖，腳下卻不停留，逕往縣太爺的座兒坐下，一面笑盈盈地說道：「老兄太忙，今日姑且由兄弟代理案件如何？」說罷，驚堂木一拍，喝令：「帶陳氏父女，傳趙氏子。」

連人犯帶原告三人到齊，趙舒翹也不問殺人一案，祇向陳氏翁問遣嫁當日的天氣、以及身體恙病情狀。訊到陳氏女，即問婚期當晚下轎時所見者誰？陳氏女回手朝縣太爺身邊的衛虎一指，「是他！」

趙舒翹當下叫衙役押了衛虎，再轉臉同縣太爺道：「這人是你手下的一名胥吏，可他強搶民女這事，老兄一定不知情的嘍？」縣太爺哪裡敢多說甚麼？當堂跪了，腦袋搖得像個波浪鼓似的。趙舒翹別無閒言，轉頭又指著陳氏女對趙氏子溫言勸道：「此女賢淑，待你服喪期滿之後，還是要鼓吹迎娶回家的，知道嗎？」

如此問案，別說鳳陽府向來沒聽說過，就算是在大清朝也向未曾見。鳳陽當地耆老就有這麼個講頭，消遣人生活上某事做得緩慢，就說：「人家趙舒翹一樁公案都問完了，你一口茶還沒嚥下去呢。」

真正荒怪的是趙舒翹問案的故事還沒有完。此案發落之犖犖大者，不外是將縣太爺交部議處，本縣另委他人署理，嚴氏女的屍身何在？還得從蕩寇津的船盜口裡訪查。可那衛虎本人是公門出身，對衙門裡的各種關節早已熟悉得不得了，在他看：趙舒翹不過就是借著這麼一審，顯顯威風、露露本事，從本案內情來看，他並沒有太大的罪過。畢竟兩個死者之中，沒有一個是他動手殺的。他祇消咬緊牙關，對一干通匪勾官的情事抵死不認，誰也拿他沒辦法。再一說：衛虎在地方上原本有無數的官紳靠山，這些人總也會為著自家的安危利害，想盡辦法讓衛虎脫罪的。

趙舒翹也明白這一點，就把衛虎押著，也不審、也不訊，在署理知縣到任之前，他還天天升堂看案。每有某官某紳前來替衛虎說項的，他就給記一筆，每三日作一結，便將衛虎提上堂來，道：「某某人前來關說，我就打你二十板子，打你的朋友不長眼。」「某某人又前來關說，我就再打你二十板子，還是打你的朋友不長眼。」請託者日日不絕，打得衛虎都快要熬不下去了。可外間祇見衛虎天天捱打，卻不明白其中緣故，請託者更急，又輾轉尋覓有力之人再來說項。結果把衛虎的屁股都打爛了。

某夜二更時分，趙舒翹忽然叫升堂、提衛虎。衙役們睡眼惺忪地把衛虎拖上堂來，祇聽趙知府輕輕道了聲：「連大人府裡你小子都通得上干係啊？給我打這囚囊的打到天亮！」這一夜打下來，怕不有好幾千板子了？原來請託之人百般無計，找上了趙大人的寵姬，那小老婆「衛虎」兩字才出口，趙大人就翻身下床，喊人升堂了。

事後趙舒翹為此案去職，黯然離開鳳陽府，宦途之上算是趔趄了一陣。他離任之際，還把那署理的知縣找了來，交給他厚厚的一本名冊，說：「這是交結衛虎的一幫人物。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你老兄天地良心，應該知道怎麼應付這樣的人才好。」不過衛虎則早一步入了閻羅府；他算是瘐死獄中，據抬屍出牢房的獄卒們說：衛虎的屍首給亂棍打成了豆腐，一碰就碎，不是一次能抬得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