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贴一下卡佛的小说吗?[求助]

jecci

谁可以贴一下卡佛的小说吗?

nude

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

雷蒙德·卡佛

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它和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有关。去年夏季
的第一天，他们搬进我那条投递线上的一座房子。我再想到他们，是我拿起上星期的报
纸，看见上面一个年轻人的照片，他因为用棒球棍杀死了他妻子和她的男友而被监禁在
圣·弗兰西斯科。当然，不是同一个人，只不过他们的胡子让他们看着很像。不过，由
于情形十分相似，我想了很多。
    我叫亨利·罗宾逊，是邮递员--联邦公民的公务员，我从1947年起干这工作。我一
辈子都住在西部，除了战争时在军队服役的那三年。我离婚已经二十年了，有两个孩子
，也几乎有二十年没见过面了。我不是个轻薄的人，平心而论，我也不是个严肃的人。
我的信条是：一个男人在现在这个时代就该二者兼备。我还相信工作的价值--越辛苦越
好。不工作的人时间充裕，因此就会有太多的时间沉溺于自己和自己的烦恼。
    我相信这一点，部分由于住这儿的一个年轻人--他就不工作。不过我认为她也有责
任，--那女人，她纵容了他。
"夸掉的一代"--我想你们如果见了他们就会这样叫他们的。那男的下巴上长着密密麻麻
的褐色胡髭，好像他急需坐下来好好吃顿饭，再抽根烟。那女的挺迷人，一头长长的黑
发，皮肤细润，一看就知道是个美人。不过请记住我的话，她可不是个贤妻良母。她是
个画家。那年轻人，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可能也干这行。他们两个人都不工作，但
他们付房租，而且也能勉勉强强过下去--至少那个夏天是这样。
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十一点左右，十一点一刻。我已经跑完我
那条邮线三分之二，到他们房前，发现院里停着一辆福特56轿车，后面一辆U型拖车正敞
着门。松树街上只有三栋住宅，他们是最后一户，另外还有默契森一家--他们来阿卡塔
快一年了，格兰特一家--他们住这儿快两年了。默契森在辛普森·瑞德伍德公司工作，
吉恩·格兰特是邓尼公司的早班厨师。两所住宅，先开始是空地，是属于科尔家的，后
来盖成了住宅。
那年轻人站在院中那辆拖车的后面。她正打前门走出来，嘴上叼着烟，穿一条紧身白色
牛仔裤和一件男式白汗衫。她看见我，就站住，停在那儿看我从便道上走过去。尽管我
拿着他们的信箱，我还是放慢脚步，朝她点点头。
"收拾妥当了吗？"我问。
"快了，"她说，把额前一缕头发撩开一边仍继续抽着烟。
"这很好，"我说，"欢迎你们到阿卡塔来。"
说完这话，我感到有些窘迫。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在这个女人旁边，都发现自己很
窘迫。这也是让我从一开始就反感她的原因之一。
她对我淡淡一笑，我转身要走，那年轻人--他名叫马斯顿--从那辆拖车后面走过来，手
里提着一大纸盒玩具。现在，阿卡塔不是个小镇了，倒也不是什么大城市，尽管我想你
可能不得不说它还是属于小镇之列。可无论如何，阿卡塔不是世界末日，大多数住在这
儿的人不是在锯木场干活，就是和渔业打交道，再不然就是在商业区的某家商店里工作
。这儿的人不习惯看见男人留胡子--或留胡子而不做工。
"你好，"我说。当他把纸盒放在前挡泥板上，我伸出手。"我叫亨利·罗宾逊。你们刚
到是吗？"
"昨天下午，"他说。
"这趟旅行真够受的！从圣·弗兰西斯科到这儿用了14个小时，"那女人在走廊上说道。
"他妈的拉住那辆拖车。"
"我来吧，我来吧，"我边说，还边摇着头。"圣·弗兰西斯科？我刚还在圣·弗兰西斯
科呆过。让我想想，是去年四月或三月。"
"是吗？"她说，"你到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
"噢，不做什么，真的。每年我都要去一两趟。到渔夫码头走走，或看看巨人戏剧。就
这些。"
片刻的停顿。马斯顿在草地里寻找着什么。我准备走了。就在这时，孩子们从前门飞跑
过来，吵吵嚷嚷地狂奔到走廊尽头。当那扇屏风门哐地一声打开时，我想马斯顿一定吃
了一惊，而她只是抱着胳膊站在那儿，十分冷静，脸眼睛都没眨一下。他看上去很糟糕
。每次他准备做点儿什么，总会快速地痉挛一下。他的眼睛--一会儿盯着你，一会儿滑
向一边，一会儿又盯住你。
那边有三个孩子，两个四、五岁左右的卷头发的小姑娘，还有一个小点儿的男孩儿紧跟
在后面。
"可爱的孩子，"我说，"好吧，我要走了。你们得换换这信箱上的名字吧。"
"当然，"他说，"当然。一两天内我就换过来。不过最近我们不会有什么信的。"
"你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这只老邮袋里会钻出个什么来。准备准备无碍的。"我转
身正要走。"对了，如果你想到工厂找活儿干，我可以告诉你到辛普森·瑞德伍德公司找
谁。我的一个朋友是那儿的领班。他可能有。。。。。。"我发现他们不太感兴趣，声音
就低下来。
"不必了，谢谢。"他说。
"他不用找工作，"她插话道。
"那好吧。再见。"
"再见，"马斯顿说。
她再没说什么。
我刚才说过，那天是星期六，烈士纪念日的前一天。我们星期一休息，直到星期二，我
才又去那儿。见那台U型拖车还在前院，我并不吃惊。不过，他还没卸完车却挺让我吃惊
的。我得说，有四分之一的东西已经搬到前廊上--一把装满东西的椅子，一把明黄色的
餐椅以及一大纸盒的衣服，有些还耷拉在纸盒外面。另有四分之一的东西一定已经搬进
房了，其余的都还在拖车里呆着呢。孩子们正拿着小木棍，敲打拖车的车帮，还从尾门
那儿爬上爬下。他们的妈妈和爸爸却连影子也看不见。
星期四我又在院子里看见他，提醒他别忘换信箱的名字。
"我正准备换呢，"他说。
"抓紧时间，"我说，"搬到一个新地方，总有好多事要操心。原来住这儿的人，科尔一
家，你来的两天前才搬出去。他要到尤瑞卡工作。给一家捕鱼和猎兽公司干。"
马斯顿摸摸胡子，眼睛看着别处，好像在想什么事。
"再见吧，"我说。
"再见。"
总之，他还是没换信箱上的名字。不久我又来过，带来一封写着那个地址的信，他说了
句："马斯顿？是的，是我们的，马斯顿。。。。。。这几天我就把信箱上的名字换了。
我得找一桶油漆，把那个名字。。。。。。科尔，把科尔涂掉。"他的眼睛一直东张西望
。然后他从眼角斜视着我，敲了敲下巴。但他还是没更换信箱上的名字。过了一阵儿，
我也就耸耸肩，忘了这回事。
人们听到了一些传言。我不止一次地听说他是个被假释的囚犯；他到阿卡塔来是为了摆
脱圣·弗兰西斯科不健康的环境。据这种传说讲，那女人是他妻子，但那几个孩子却没
一个是他的。另一种说法是，他犯了罪，在这儿隐藏。不过没多少人相信这种说法。他
看上去不像哪种确实做了什么有罪的事的样子。大多数人看来都相信了那些至少是传得
最广的说法，这种说法也是最可怕的。那是说，那女人有毒瘾，她丈夫把她带到这儿，
是要帮助她戒掉恶习。作为旁证，萨莉·威尔逊的来访总是被提起--萨莉·威尔逊是从
"旅行车招待站"来的。一天下午，她碰巧拜访了他们家。后来她说，不是瞎说，那儿确
实有些很有意思的事--尤其那女人。刚刚那女人还坐在那儿听萨莉说个不停--似乎是全
神贯注--不久她就站起身，尽管萨莉还在说话，她竟开始画她的画，好像萨莉根本不在
那儿一样。同样地，她刚刚还抚摩亲吻着孩子们，一会儿突然就开始对他们大喊大叫，
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萨莉还说，如果你离她很近，就会发现她眼睛看人的方式也很特别
。不过，萨莉·威尔逊在"旅行车招待站"的掩护下，干了不少年管闲事、打探人家秘密
的事。
"你不明白，"碰上谁提这事，我就说，"如果他现在就去工作的话，谁还会说什么呢？
"
同样，依我看，他们在圣·弗兰西斯科也招惹了不少麻烦，不管那麻烦的性质如何，他
们是想从那些麻烦中摆脱出来。不过他们为什么挑上来阿卡塔安家，就很难说了；因为
他们肯定不是来找工作的。
最初的几个星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邮件，只有几张《老年》、《西部汽车》之类的订
报单。而后开始有信来了，大概一周一两封的样子。我来时，有时能看见他们中的一个
在屋外散步，有时则见不到任何人。不过孩子们倒是总在那儿，屋里屋外的跑出跑进，
又在旁边的一块空地上玩耍。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是模范家庭；可他们在那儿住了一
段时间以后，草开始发芽了，可那是什么草啊，又枯又黄。谁也不会愿意看见这种东西
的。我知道杰西老头来过一两次给它们浇浇水，而他们却说买不到水管。于是他给他们
留了一根。后来我发现孩子们拿着那根管子在院子里玩儿，它的结局就是这样。有两次
我看见一辆白色的小运动车停在房前，那车不是从这附近开来的。
我和那女人直接打交道只有一次。有一封信欠资，我就带着信走到她家门口。两个女孩
子中的一个让我进去，然后跑去找她妈妈。屋里堆满了零零散散的旧家具，衣服也扔得
到处都是，只是还不至说很脏。可能不够整齐，但不是脏。起居室里，一把旧躺椅和一
把扶手椅靠墙摆着。窗户下有一只用砖和木板搭成的书箱，里面塞满了平装书。犄角处
，堆着许多画，都反扣着，另一侧有一幅画还搁在画架上，上面盖着布。
我把邮袋换了肩，想站得更稳些；不过我开始觉得还不如我自己付了那笔钱呢。我一边
等一边看着那画架，正想侧身走过去掀掉盖布看看，这时我听见了脚步声。
"我能帮你什么忙？"她说道，人出现在门厅里，一点儿也不友好。
我碰了碰帽檐，说道："如果你不介意，这儿有封欠资的信。"
"让我看看。谁来的？噢，是杰！这个傻瓜。给我们寄了封没邮票的信。利！"她叫道。
"杰瑞来信了！"马斯顿走进来，不过他看上去不是很高兴。我等在那儿，两条腿换着站
。
"我来付钱，"她说，"看在老杰瑞来信的分上。给。再见。"
就是那种样子--可以说根本没什么样子。我不能说这附近的人已经习惯了他们--他们不
是那种你能真正适应的人。不过过了一阵，没人再注意他们了。如果人们在塞夫威超市
碰上他推着货车，可能会瞧瞧他的胡子，除此之外就不会注意他什么了。再也听不到别
的故事了。
有一天他们消失了。向两个方向。后来我发现一星期前她和一个人--一个男的--先离开
了，过了几天，他带着孩子们去了瑞汀，他母亲家。从星期四到第二周星期三的六天里
，他们的邮件就呆在信箱里。窗帘全挂着，没人确切知道他们是否把它打开过。但那个
星期三，我看见那辆福特车又停在院中，窗帘仍挂着，但邮件没了。
从第二天起，他每天都呆在信箱边等着我把信递给他，要不 他就坐在前廊的楼梯上抽
烟，很显然，他是在等什么。他一看见我来，就站起身来掸掸屁股上的裤子，朝信箱这
边走过来。如果我有邮件给他，他发现我几乎还没递给他，他的目光就已经急不可待地
扫到了发信人的地址。我们很少交谈，哪怕是一句话；如果我们恰巧目光相遇，也只是
彼此点点头，可连这种时候都很少。他很痛苦--谁都能看出来--如果我能，我真想帮帮
这孩子，但我又不知说什么才好。
大约是他走回来一星期后的一个早晨，我看见他双手插在后兜里，在信箱前走来走去，
我下决心跟他说点什么。说什么，我还不知道，但我肯定会说点儿什么。我走上便道时
，他的背正对着我。我走近他时，他猛然转过身，他脸上的表情使我要说的话僵住了。
我手中拿着他的邮件立在那儿。他朝我跑了两步，我把它递过去，看也没看。他盯着它
像在发楞。
"占有人，"他说。
那时洛杉矶寄来的一份医疗保险计划的广告单，那天上午我至少投送了七十五张。他把
它对叠起来，走回屋去。
第二天，他又在外面等。他脸上的表情老成了，好像比前一天能自制多了。这一次我有
种预感，我带来了他正盼着的东西。那天早晨在邮站装邮袋的时候，我仔细看过了那封
信。那是个普通的信封，地址是一个女人手写的花体字，占去了大半个封皮。邮戳是波
特兰的，发信人地址上有姓名的缩写JD和波特兰街区的地址。
"早上好，"我说，把信拿出来。
他一言不发地从我手上接过信，脸刷地就白了。他摇晃了一下，然后朝屋里走去，冲着
光举着那封信。
我大叫道："孩子，她不是好人。我一见到她就敢断定。为什么你不忘了她？为什么你
不去工作而忘了她？我当年处在你这种境地时，是工作，白天黑夜的工作，让我忘掉一
切的；那会儿正打仗，我在。。。。。。"
打那以后，他不再在外面等我了，他在那儿只是再呆了五天。每天，我都能瞥见他仍在
等我，不过是站在窗后，透过窗帘向我张望。我走以后他才出来，我能听见屏风门的响
声。如果我回头看看，他就显出不紧不慢的样子，朝信箱走去。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正站在窗户边，神情平静、安闲。窗帘都放了下来，百叶窗收起
来，我当时就看出他收拾好东西要离开。不过，从他的脸色我能看出，他这次不是在等
我。他的目光扫过我，越过我，落在了南方的房顶和树上。甚至当我离开了房子，又走
下便道以后，他仍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回头望了望。我能看见他仍呆在窗边。那种
感觉是那么强烈，我只能转过身去，顺着他的目光的那个方向望过去。不过，正像你能
猜到的，除了还是那片古老的森林、山峦、天空外，我什么也没看见。
第二天他就走了。他没有留下任何转投的地址。时而还会有些邮件，是寄给他或他妻子
或他们两人的。如果是甲级邮件，我们就保留一天，然后退还寄信人。不是很多。而我
也不在意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工作，而我总是高兴有事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8 15:02:26编辑过]

nude

他们不是你丈夫  

雷蒙德·卡佛

   厄尔·奥伯一直当推销员，但工作时有时无。不过他妻子多琳却每晚到城边一家通
宵咖啡屋当女招待。有一天晚上，厄尔正喝着酒，突然决定到咖啡屋那儿停一下，吃点
儿东西，他想看看多琳在哪儿工作，他还想看看能不能从那儿订点儿货。
    他坐到柜台前，读着菜谱。
    "你在这儿干什么？"多琳看见他坐那儿就问他。
    她把一份订菜单递给厨子。"厄尔，你想来点儿什么？"她说，"孩子们好吗？"
    "不错，"厄尔说，"我要喝杯咖啡，再来一块这种二号三明治。"
    多琳写了下来。
    "这儿有什么机会吗，你知道的，嗯？"他对她说，眨眨眼。
    "没有。"她说，"这会儿别跟我说话。我忙着呢。"
    厄尔喝着咖啡，等着三明治。两个男人，身穿制服，领带没打，领口开着，坐到他
的身边，也要了咖啡。当多琳提着咖啡壶走开之后，其中一个男人对另一个说："瞧那肉
弹，我简直无法相信。"
    另一个笑了。"我见过更棒的，"他说。
    "我正是这意思，"第一个说，"不过有些家伙就喜欢她们的屁股肥。"
    "我可不，"另一个说。
    "我也不喜欢，"第一个说，"我刚才就是这意思。"
    多琳把三明治放在厄尔的面前。三明治周围，有法国油煎鱼、凉拌卷心菜、莳萝泡
菜。
    "还要什么？"她说。"来杯啤酒？"
    他没说什么。看她还在那儿站着，他摇摇头。
    她回来时提着壶，为她倒上了咖啡，也为那两个人倒上。而后，她拿起盘子，去取
冰咖啡。她拿着长柄勺伸手到大桶里去舀冰淇淋。白裙子猛地贴住她的屁股，慢慢爬上
她的大腿，露出来粉色腰带，结实的大腿，略发灰暗，还有些茸茸的细毛，血管闭露。

    那两个坐在厄尔身边的男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其中一个抬了抬眉毛。另一个嘻嘻地
笑着，一边用勺子往冰淇淋上浇巧克力糖汁，一边直勾勾地从杯子上方盯着多琳看。当
她开始摇那只装起泡奶油的金属盒时，厄尔站了起来，留下了他的饭菜，朝大门走去。
他听见她喊他的名字，但他还是径直往前走。
    他看了看孩子们，然后走到另一间卧室，脱下衣服。他掀开床罩，闭上了眼睛，并
让自己沉入思考。那种兴奋感开始在他脸上作祟，而后就下窜进他的肚子和双腿。他睁
开眼睛，脑袋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地折腾。然后他侧过身，觉得困了。
    早晨，多琳送孩子们上学之后，走进卧室，拉起百叶窗。厄尔早就醒了。
    "你自个儿照照镜子瞧瞧，"他说。
    "什么？"她说，"你说什么？"
    "照镜子瞧瞧你自己。"他说。
    "让我瞧什么？"她问。不过她已经朝梳妆台上的镜子望过去，把头发从肩头撩起来
。
    "好吗？"他说。
    "好啊，怎么啦？"她问。
    "我什么也不想说，"他说，"不过我想你最好想想节食吧。我是认真的。很严肃。我
觉得你可以减掉几磅，。别生气。"他说。
    "你说什么？"她说。
    "我刚才说过了。我觉得你应该减掉几磅肉。几磅，就这样，"他说。
    "过去你可没说过什么，"她说。她把睡袍撩到屁股上，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腹部。
    "过去我没觉得这是个问题，"他说。他斟酌着字句。
    睡袍仍堆在多琳的腰上，她又转向镜子，仔细地看着她的肩膀。她用一只手捧起半
边屁股，又放下。
    厄尔合上了眼睛。"可能是我太蠢了，"他说。
    "我想我能减一点。不过很难。"她说。
    "你说得对，是不容易。"他说，"不过我会帮助你。"
    "可能你是对的，"她说。她把睡衣放下来，望着他，而后，她又把睡衣脱了下来。

    他们谈节食，谈蛋白质节食法、蔬菜节食法、葡萄果酱节食法。不过他们发现他们
没钱买蛋白质节食法所需要的牛排。多琳说那些蔬菜没有一样是她喜欢的。而且，由于
她并不怎么喜欢那种葡萄果酱，所以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这种节食法。
    "好了，忘了这事吧，"他说。
    "不，你是对的，"她说，"我会采取些措施的。"
    "运动怎么样？"他说。
    "在那儿，所有需要做的运动我都做了。"她说。
    "那就别吃东西了，"厄尔说，"好在就几天。"
    "好吧，"她说，"我试试吧。我试几天。你说服我了。"
    "我是名助手，"厄尔说。
    他查了查他们活期存款上的余额，然后开车到减价商店，买了一架浴室秤。在女店
员记录销售额时，他看了看她。
    回到家，他让多琳脱光衣服站到秤上。他看见那些血管时，皱了皱眉头。他以手指
为长度量着她的大腿。
    "你在干什么？"她问。
    "没什么。"他说。
    他看看秤，在一张纸上写下了那个数字。
    "就好啦，"厄尔说，"就好。"
    第二天下午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跑外谈的事。雇主是个大块头，他一瘸一拐地带厄尔
到库房去看那些竖立的设备。他问厄尔能不能经常出差。
    "当然能，"厄尔说。
    那人点点头。
    厄尔笑了。
    他打开房门之前，就听见电视的声音。他从起居室穿过，孩子们连头都没抬。多琳
在厨房里，穿着工作服，正在吃搅拌蛋和腊肉。
    "你干什么呢？"厄尔说。
    她继续嚼着食物，两腮鼓着。不过她马上又把所有东西都吐到抹嘴布里。
    "我忍不住了，"她说。
    "大胖子，"厄尔说，"吃吧，继续吃吧！继续吃啊！"他走进卧室，关上房门，躺在
床罩上。他仍能听见电视声。他把手垫在头下，凝视着天花板。
    她打开门。
    "我再试一次吧，"多琳说。
    "好吧，"他说。
    第三天早晨，她把他叫进浴室。"看看，"她说。
    他念出秤上的数字。然后拉开抽屉，拿出那张纸，他又念了一遍秤，她笑了。
    "减了四分之三磅，"她说。
    "有进步，"他说，拍了拍她的屁股。
    他读过分类广告，就去州职业介绍所。每隔三天或四天，他就开车到什么地方和人
见面，晚上回来数他拿的小费。他把一元硬币放到桌上，然后把五分镍币，一角硬币和
两角五分硬币一元一元地码起来。每天早晨，他都要她过过秤。
    两周内，她的体重就少了三磅半。
    "我吃得很少，"她说，"我一整天都饿着自己，上班时才吃一点点。凑成一顿。"
    但一周以后，她竟一下子少了五磅。再一周后，九磅半。她的衣服穿在身上显得宽
松了。她只好去租了身套装。
    "上班时，人们老议论一些事，"她说。
    "哪种事？"厄尔说。
    "一件事是，我的脸色太苍白了，"她说，"我都不像我了。他们担心我体重掉得太多
了。"
    "掉肉又有什么不好？"他说，"你不必理睬他们。让他们别管别人的事。他们又不是
你丈夫。你不是非和他们生活不可。"
    "可我非得和他们一块儿干活不可，"多琳说。
    "这没错，"厄尔说，"但他们不是你丈夫。"
    每天早晨，他都跟着她走进浴室，等她站到秤上去。他跪着，手里拿根铅笔、一张
纸。纸上写满了日期、星期几、数字。他读完秤，就对照纸片看看，既不点头也不噘嘴
。
    多琳现在呆在床上的时间多了。孩子们去上学以后，她就又躺倒床上睡觉，下午上
班之前还要午睡。厄尔帮她照顾家务，看看电视，让她睡。所有采购的事他都包了，还
不时出去与人面谈。
    有一天晚上，他打发孩子们睡了觉，关了电视，决定出去喝几杯。酒吧那时已经打
烊了，他就开车去了咖啡店。
    他坐在柜台前，等人来服务。她看见了他，说："孩子弄妥了？"
    厄尔点点头。
    他抓紧时间点菜。她在柜台后面转来转去，他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最后他
要了份乳酪包。她把点菜单递给厨子，又去招呼别的顾客。
    另一名女招待提着咖啡壶过来，给厄尔的杯子倒满。
    "你的朋友叫什么?"他问，朝自己的老婆点头指了指。
    "她叫多琳，"女招待说。
    "她跟我上次来这儿看着好像不一样了，"他说。
    "我不知道，"女招待说。
    他吃着乳酪包，喝着咖啡。不断有人在柜台前坐下，又有人离去。大部分柜前的客
人都是多琳招呼的，其他女招待偶尔也过来开菜单。厄尔看着他老婆，非常留心地听着
。他因为要去洗手间，不得已离开了座位两次。每次他都怀疑他会不会漏掉了什么事没
听见。第二次回来，他发现他的杯子不见了，位子也被一个人占了。他从柜台的头上端
了只垫凳，放在一位穿条纹衬衣、年龄稍长的人身边。
"你要什么？"多琳又见到厄尔时问道。"你还不该回家啊？"
"给我来杯咖啡，"他说。
厄尔旁边的人正在读报。他抬了抬头，看多琳给厄尔倒了杯咖啡。多琳走开时，他瞥了
她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继续看报。
厄尔咂着咖啡，等那男人开口。他斜着眼睛瞟着他。那人吃完以后，把盘子推到一边。
他点上一支烟，把报纸在眼前对折起来，继续看。
多琳走过来，撤走了脏盘子，又给那人添了咖啡。
"你觉得那东西怎么样？"多琳走到柜台那边时，厄尔下巴点着她问那男人。"你不觉得
她有点儿特殊吗？"
那人抬起头。他先看多琳，又看厄尔，然后就低头看他的报纸。
"嘿，你觉得怎么样？"厄尔说，"我问你呢。看着好还是不好？告诉我。"
那人把报纸翻得哗啦哗啦响。
多琳又朝柜台走过来，厄尔拍拍那人的肩说道，"我告你点儿事。听着。看看她的屁股
。现在你瞧这个。我能来一杯巧克力圣代吗？"厄尔朝多琳叫道。
她在他面前站定，呼出一口气。而后她转身取下一直盘子和冰淇淋勺。她靠到冰柜边，
弯身下去，把勺伸进冰淇淋里。厄尔看了看那男人，多琳的裙子爬上她的大腿时，他朝
他眨眨眼。不过那人正在和另一位女招待眉目传情。然后，他就把报纸夹在胳膊下，伸
手去掏兜。
那另一位女招待径直朝多琳走过来。"这演员是谁？"
"哪个？"多琳四处张望着问，手里还端着冰淇淋盘。
"他呀，"那女招待说，用下巴指指厄尔。"这自作聪明的家伙究竟是谁？"
厄尔的脸上挂上了他最绝妙的微笑。那笑容持续了很久，直到他觉得脸都快变形了才收
敛起来。
但那位女招待非要探究他，多琳慢慢摇了摇头。那男人在他杯子边放了些零钱，然后站
起身，不过他也等着想听听回答。他们都瞧着厄尔。
"他是个推销员。他是我丈夫。"多琳终于说道，耸耸肩。她随后把没盛完的巧克力圣代
推到他面前，转身给他结算去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8 15:00:49编辑过]

双瞳

终于知道这个人叫卡佛了。
我看过一本他的小册子。简单克制的白描手法，喜欢关注一些无望的人，或者是普通人。是个好的观察者。
我比较喜欢一篇写戒酒所里的故事的：我记得闪现过稍许的温暖。其他般般。

nude

小东西  

雷蒙德·卡佛



      那天一大早变天了，雪花融进脏乎乎的水中。还有些雪花从正对着后院奇肩高的窗户
上飘落。街上行驶的汽车溅起雪水，天色暗了。屋内也越来越暗。
他正在卧室往皮箱里塞衣服，她来到门旁。
我真太高兴你就要走了！我真高兴你就要走了！她说。你听见了吗？
他继续往皮箱里塞着东西。
你这混蛋！我真太高兴了，你就要走了！她嚷你来。你不敢看我的脸，是不是？
这时她发现了床上放着婴儿的照片，她把它捡了出来。
他望着她，她擦擦眼睛也望着他。然后她返身朝起居室走去。
把它放下，他说。
收拾你的东西快滚，她说。
他没再吭声，关好皮箱，穿上外衣，环顾一下卧室，然后关了灯。他来到起居室。
她站在小厨房的过道里，手里抱着孩子。
给我这孩子，他说。
你疯了？
没有，不过我要这个孩子。我会叫人来取他的东西。
不许你碰他，她说。
孩子哭起来，她解开包在他头上的毯子。
哦哦，她一边哄，一边看着孩子。
他朝她走过去。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她说。她朝厨房里后退了一步。
给我孩子。
滚出去！
她转过身，试图抱着孩子背靠火炉顽抗。
但他跟了过来。他的胳膊从炉子上伸过来，一把抓住了孩子。
放开他，他说。
滚，滚！她叫道。
孩子小脸通红，尖声嚎哭。他们厮打时，挂在炉子后面的一只花瓶掉到了地上。
他将她挤靠到墙上，使劲掰她攥紧的手。他拼命抓紧那孩子，用力一推。
放开他，他说。
不，她说。你伤着孩子了，她说。
我没有，他说。
厨房的窗户不透一丝光亮。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他用一只手对付她握紧的拳头，另一
只手将哭嚎的孩子夹在腋下。
她感觉到她的手指被强行掰开了。她感到那孩子离开了她。
不！手刚一松开，她就大叫起来。
她要这孩子啊。她使劲抓住婴儿的另一只胳膊。她抱住了婴儿的腰，往后拽着。
但他死也不松手。他感到那孩子正从他手里滑脱出去，他用力往回拽着。
就在这一刻，事情终于有了了解。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8 15:09:38编辑过]

nude

凉亭

雷蒙德·卡佛 于晓丹译

   
     那天早晨，她把梯彻尔酒倒在我的肚子上，又把它添干。那天下午，她试图从窗户跳
出去。
我说，"荷丽，不能再这样。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我们坐在楼上一间套房里的沙发上。那儿有好多空房间可以选择。但我们需要一间套房
，一个可以随意走动、能谈话的地方。所以那天早晨，我们关了汽车旅店的门，上楼找
了一个套间。
她说，"杜安，这真要杀了我。"
我们喝着加了冰和水的梯彻尔酒。中午我们总是要小睡一会儿。后来，她从被子里出来
，吓唬说要穿着睡衣爬出窗户。我只能使劲抱住她。虽然我们只在二层楼上；但即使这
样也得抱住她。
"我受够了，"她说，"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她把两只手放在脸颊上，闭上双眼。她的头前后转动，发出一种嗡嗡声。
看到她这样，我真不如去死。
"忍受什么？"我问，尽管我当然知道是什么。
"我不必再对你说一遍了吧，"她说，"我不能自控。我失去了自尊。我过去是个骄傲的
女人啊。"
她是个刚过三十、风韵仍在的女人。身材高挑，乌发绵长，生就一双碧眼；她是我认识
的唯一一个碧眼女郎。过去我常夸赞她的碧眼，她告诉我，正是因为这双眼睛，她才觉
得她注定会遇到些不寻常的事。
难道我不知道吗！
这事和另一件事，使我感到很难堪。
我能听见楼下办公室里电话在响。一整天它都在那儿叫了停，停了又叫。即使在我打盹
儿的时候，我也能听见它。我就睁开眼，望着天花板，听它叫，然后想着我们到底出了
什么事。
可是也许我应该看看地板才是。
"我的心碎了，"她说，"变成了一块石头。我真没用。这真是糟透了，我现在什么也不
是了。"
"荷丽，"我说。
我们刚搬到这儿作老板的时候，我们觉的总算摆脱了困境、麻烦。免房租，免水电费，
每月还能落三百元。你上哪儿找这种便宜事儿。
荷丽负责预定房间的事。她算术很好，出租套房的事大多是由她经管。她喜欢人们，人
们反过来也喜欢她。我负责地面的事，修剪草地，铲锄杂草，打扫游泳池，还作些简单
的修理。
头一年一切都很好。到晚上我才显示我的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我们一直在为未来打算
。我们有很多计划。后来有一天早晨，我记不清是哪天了。我刚刚在一间套房的浴室里
贴了些瓷砖，那个墨西哥小女佣就进屋来打扫了。她是荷丽雇来的。尽管我们见过面也
说过话，我也不能说过去曾真地注意过她。我记得她喊我"先生"。
总而言之，就是这么回事吧。
这样，打那天早晨以后，我开始注意她了。她是个干净的小东西，有一口洁白的牙齿。
我过去常看她的嘴巴。
她开始叫我的名字了。
一天早晨，我正给一间浴室的龙头安垫圈，她进来了，随手打开了电视，佣人都爱这么
做。他们一边打扫一边看。我放下手里的活儿，走出浴室。看到我，她很吃惊。她笑了
，叫我的名字。
她刚说完，我们就躺到床上去了。
"荷丽，你仍然是个骄傲的女人，"我说，"你仍然是最好的。好啦，荷丽。"
她摇头。
"我心里有些东西死了，"她说，"经过很长时间，但现在它死了。你杀死了它，就好像
你用斧子把它给砍了。现在一切都那么肮脏。"
她喝光了酒。然后她哭了起来。我想抱住她。但这没用。
我又往我们各自杯子里添了些酒，朝窗外望望。
办公楼前面停着两辆挂着外省车牌的小汽车，两位司机正站在门边聊天。其中一个一边
对另一个说着什么，一边朝房子四周张望，下巴转来转去。那儿还有一位妇人，她的脸
朝玻璃窗这边仰着，一只手搭在眼睛上，正往里面瞧呢。她试着开了门。
楼下的电话响起来。
"甚至刚才我们做那事的时候，你还在想着她，"荷丽说道，"杜安，这太伤人了。"
她接下我递给她的酒杯。
"荷丽，"我说。
"真的，杜安，"她说，"别跟我争了，"她说。
她穿着内裤和胸罩，端着酒杯在房中走来走去。
荷丽说，"你已经走出婚姻。真的，你毁了它。"
我跪下来开始求她。但我却在想朱安妮塔。这真糟糕。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也不知道
这世上其他人会怎么样。
我说，"荷丽，亲爱的，我爱你。"
外边停车场里，有人在摁汽车喇叭。停了一下，又摁了一次。
荷丽抹了抹眼泪。她说，"给我杯酒。这杯水太多了。让他们摁那讨厌的喇叭吧。我不
在乎。我要搬到内华达去。要不去那儿，要不就自杀。"
"荷丽！"我叫道。
"荷丽算什么！"她说。
她坐在沙发上，用两只膝盖抵住下巴。
"再给我杯酒，你这混蛋，"她说。她又说，"混蛋，那些摁喇叭的家伙！让他们到旅游
客房去干他们的脏事吧。你那位干净的女人是不是正在那儿打扫呢？给我一杯酒，你这
混蛋。"
她努起嘴唇，那么看了我一眼。
喝酒很有趣。回首往事，我们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在我们喝酒的时候做出的。甚至当我
们商量要减少饮酒量时，我们也是坐在餐桌旁或屋外野餐的桌旁，桌上备有一瓶"六一派
克"或威士忌。我们下决心搬到这儿来，做这儿的老板那会儿，一连几个晚上都喝着酒，
反复掂量着这事儿的利弊。
我把最后一点梯彻尔酒倒进我们的杯子，又加了些冰块和水。
荷丽离开沙发，伸开四肢横躺在床上。
她说，"你在这张床上和她干过么？"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感到心里一片空白。我递给她酒杯，坐在椅子里。我喝着酒，想着
一切都不一样了。
"杜安？"她说。
"荷丽？"
我的心都放慢了节奏。我在等着。
荷丽才是我真正的爱。
与朱安妮塔的事每星期发生五次，时间是十点到十一点之间。随便在哪一间她正在打扫
的房内。我只需走进她正在干活的屋子，然后关严身后的门。
不过多数是在十一号房里。十一号是我们的幸运之屋。
我们很甜蜜，也很迅速。非常好。
我想荷丽可能已经捱过了这件事。我想她需要做的事就是试着干点什么。
我自己呢，我仍然执行夜务。猴子也会做这种工作的。不过现在的情况正每况愈下。我
们只是再也无心做它了。
我不再打扫游泳池。池内长满了绿色苔藓，游客们都不在使用它。我没再安装新龙头，
也没再贴瓷砖，也没摆什么装饰性的绘画。是啊，事实上，我们俩都倍觉痛苦。如果呢
想靠酒干好一件事，真是又得花时间，又得花精力。
荷丽给顾客登记也老出错。她要不是多收钱，要不就不收她该收的钱。有时她把三个人
安排进一间只有一张床的房里，要不就把一个人安排进有特大号床的房间。我告诉你们
，开始有人抱怨了，有时也有谣传。人们常常收拾起行李，另投别处。
接下来，主管部门就来了信。不久又来了一封，是证明书。
电话找了来。从城里也来了人。
但我们都已不在乎了，这是真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屈指可数。我们自己玷污了自己
的生活，我们正准备整顿一下。
荷丽是个聪明女人。她先想到了这一点。
过了不久，就是那个星期六早晨，我们醒来。前一夜我们重新将情形考虑了一遍。我们
睁开眼，在床上互相仔细地凝视。我们两人都明白。我们已经到了什么事的尽头，现在
的问题是从哪儿找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起床，穿好衣服，喝咖啡，决定开始这场谈话。没有任何干扰。没有电话。没有顾
客。
我就是那会儿拿上了梯彻尔酒。我们锁上了门，带着冰、杯子、瓶子上了楼。我们先看
了一会儿彩电，又玩闹了一会儿，任电话在楼下嘟嘟响着。要吃饭，我们才出来，用及
其烤干酪。
我们发现什么事都发生了以后，还会发生这种滑稽事。
"我们结婚前，是不是还是小孩子？"荷丽说道，"我们是不是有过宏伟计划和希望？你
还记得吗？"她坐在床上，抱着双腿和酒杯。
"我记得，荷丽。"
"你知道，你不是我的第一个人。我的第一个人是瓦特。想想看。瓦特。而你的名字是
杜安。瓦特和杜安。谁知道这些年我都丢掉了些什么？就像歌里唱的，你是我的一切。
"
我说，"荷丽，你是个出色的女人。我知道你有很多机会。"
"但我放弃了它们！"她说，"我不能出了婚姻的格。"
"荷丽，求你，"我说，"现在别再提了，亲爱的。我们别再折磨自己了。我们现在该做
什么？"
"听着，"她说，"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开车到亚基马以北的农业区去，路过特雷斯山吗？
我们在那儿转来转去？在那条脏乎乎的小路上，天儿热，土又大？我们一直往前开，后
来停在一处破房前，你问，我们能不能进去要杯水喝？你现在还能想象我们这么做吗？
到一处房子前就要讨杯水？"
"那些老人现在一定已经都不在了，"她说，"一个挨一个埋在某个公墓里了。你还记得
他们让我们进屋吃点儿蛋糕吗？后来他们又带我们参观那儿？那儿后面也有这么一座凉
亭？就在屋后的树丛里？它是尖顶，颜色旧了，草都长到台阶上了。那女人说，多年以
前，我的意思是确实是很久很久以前，男人们常到这儿来，星期天的时候在那儿弹琴，
人们围坐在那儿聆听。我想等我们老了以后，我们也会喜欢那样的。很高贵的。在某一
个地方。人们会到我们的门前来。"
那时，我说不出任何话。过了一会儿，我说，"荷丽，这些事，我们还会回过头去看的
。我们可以说，\'记得那家汽车旅馆吗，里面全是讨厌的人？\'"我说，"你明白我的意思
吗？荷丽？"
但荷丽只坐在床上，手里拿着杯子。
我能看出她你不明白。
我走到窗前，透过窗帘向外看。楼下有人在说话，弄得办公室的门嘎嘎响。我站在那儿
。我企望荷丽能告诉我怎么办。
我听见一辆汽车启动了。然后又一辆。他们打开车灯，正对着大门射过来，接着，他们
一辆接着一辆地开走了，汇入车水马龙。
"杜安，"荷丽说。
同样，在这件事上，她也是对的。

赵松

谢谢了，真是喜欢这家伙。

jecci

太感谢nude了~泪流满面地致谢

裘德洛

雷蒙德·卡佛：我们谈论爱情时都说些什么

　　我的朋友梅尔．麦吉尼斯正说着什么。梅尔•麦吉尼斯是一位心脏病专家，有时这就给了他一种权力。
    我们四个人正坐在他的餐桌旁喝着杜松子酒。阳光透过水池后面的大窗户洒满整个厨房。我和梅尔以及他的第二个太太特雷莎一我们叫她特里，还有我妻子劳拉。那会儿我们住在阿尔伯克基。不过我们几个都是外地人。
    桌上放着一只冰桶。奎尔杜松子酒不停地消耗着，而我们不知不觉谈起了爱情。梅尔认为真正的爱情只能是精神恋爱。他说他进医校之前在神学院呆过五年。他说他仍然把在神学院的几年看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特里说，在梅尔之前和她住一块儿的那个男人非常爱她；以至于想杀了她。特里说，“有天晚上，他把我毒打了一顿。他抓着我的手腕，在起居室里把我连拖带拽地走了一圈。他嘴里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你这婊子。’然后继续把我拖来拖去。我的头不断磕碰到东西。”特里环顾了一下餐桌。“对这种爱你该怎么办?”
    她是个瘦削的女人，脸蛋漂亮，眼睛幽黑，褐色长发垂落在背上。她喜欢土耳其玉石项练，喜欢长坠型耳环。
    “天哪，别傻了，。那不是爱，你心里明白。”梅尔说，“我不知道你管它叫什么，但我肯定你不会把它叫作爱的。”
    “随你怎么说吧，不过我知道这就是爱，”特里说，  “这在你听来可能是疯话，但真的如此。人和人不一样，梅尔。当然，他可能有时过于疯狂了。是啊，可他确实爱我。或许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但他是爱的。梅尔，是有爱的。别说没有。”
    梅尔呼出一口气。他端着酒杯转向劳拉和我。  “那人威胁说要杀我，”梅尔说。他喝光了杯里的酒，又去拿酒瓶。“特里是浪漫主义者。特里是从‘打是疼，骂是爱’那种学校里出来的。特里，心肝，别那么看我。”梅尔伸手到桌子那头，用手指碰了碰特里的脸颊。他对她笑了笑。
    “他现在想来和解了，”她说。
    “和解什么?”梅尔说，  “有什么可和解的?我心里什么都清楚。这就够了。”
    “我们怎么说起这个话题了?”特里说。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梅尔脑袋里总有爱情，”她说，  “对不对，宝贝儿?”她微笑着，我想那是最后的一笑了。
    “我只是不想把埃德的行为叫作爱情罢了。我就是这个意思，亲爱的。”梅尔说，“你们俩呢?”梅尔冲我和劳拉说，  “你们认为那象爱情吗?”
    “问我可问错人了，”我说，  “我根本不了解那人。我只是偶尔听人提起过他的名字。我怎么会知道。你得知道详情才行。不过我想你刚才的意思是，爱情是绝对的。”
    梅尔说，  “我所说的爱情正是这种。我所说的爱情是，你不会想要杀人。”
    劳拉说，  “我不了解埃德，也不了解任何情况。不过谁又能判断别人的是与非呢?”
    我碰了碰劳拉的手背。她朝我笑了一下。我抓起劳拉的手。手很温暖，指甲修剪得光洁漂亮。我搂住了她的腰。
    特里说，  “我不在的时候，他喝了老鼠药。”她的手抱住双臂。  “他们把他送到圣菲的医院去了。我们过去住那儿，离这儿大约十英里。他们救了他的命。不过他的齿龈从此不牢靠了。我是说他们把它拔了下来。那以后，他的牙象狗牙一样凸在外面了。上帝啊，”特里说。她呆了一会儿，把胳膊放下来，端起酒杯。
    “一般人谁会这么做啊!”劳拉说。
    “现在他动不了了，”梅尔说，  “他死了。
    梅尔把一茶碟宜母子递给我。我抓了几片，把汁挤进酒杯，又用手指搅了搅冰块。
    “情况更糟了，”特里说，  “他朝嘴巴里开了一枪。但这件事他做得也不漂亮。可怜的埃德，”特里摇摇头。
    “可怜的埃德汉什么了不起的，”梅尔说，“他是个危险的人。”
    梅尔四十五岁了，个子很高，四肢瘦长，有一头柔软的鬈发，由于常打网球，他的脸和胳膊全是褐色的。他严肃的时候，他的举止，他的所有动作都极精确，极谨慎。
    “他确实爱我，梅尔。让我这么说吧，”特里说，  “我就要求这一点。他爱我和你爱我的方式不一样。我不谈这个。但他确实爱我。允许我这么说，行吗?”
    “你说他‘这件事做得也不漂亮’，是什么意思?”我说。
    劳拉端着杯子向前倾了倾身子，把胳膊支在桌子上，用两只手握住杯子。她看看梅尔又看看特里，等待着，坦率的脸上露出迷惑的神情，似乎很惊异这种事情会在你的朋友身上发生。
    “他想自杀，怎么把事情弄糟了呢?”
    “我来告诉你怎么回事吧，”梅尔说，“他用的是那把20．2口径的手枪，就是他拿着吓唬我和特里的那把。噢，我不开玩笑，那人老是吓唬人。你们可以想象那些日子我们是怎么过的。就象难民。我甚至也买了一把枪。你信吗?象我这样的人?但我确实买了。为了自卫我买了一把，放在汽车杂物格里。有时候，我深夜必须离开公寓，  去医院，你们知道吗?我和特里那会儿还没结婚，我的前妻占着房子，孩子，狗和一切，我和特里就住这所公寓里。我刚才说了，有时候，深更半夜，我接到一个电话，凌晨两三点钟必须赶到医院去。屋外的停车空地一片漆黑，还没钻进汽车，我已经浑身冒冷汗了。我完全无法预料他会不会从灌木丛或从车后面冒出来，向我开枪。我的意思是，那人疯了，装颗炸弹什么的，也是可能的。他过去甭管是几点，都打电话叫我去照顾他，说他需要和医生谈谈，我一回电话给他，他就说，  ‘混蛋，你没几天活头了。’诸如此类。真可怕，我跟你们说。”
    “我觉得对不起他，”特里说。
    “听起来象场噩梦，”劳拉说，他朝自己开枪以后到底怎么样了?”“可是

    劳拉是一名法律秘书。我们是在工作上认识的。后来不知不觉地，我们就相爱了．她三十五岁，比我小三岁。除了相爱，我们还彼此欣赏，彼此陪伴。她是个随和的人。
    “后来怎么了?”劳拉说。
    梅尔说，  “他在他屋里朝嘴里面开了一枪。有人听见枪声，就对经理讲了。他们用万能钥匙打开门屋，看见了现场，就叫来了救护车。我碰巧也在那儿，看着他们把他抬上车，他还活着，但失去了知觉。那人又活了三天。他的脑袋肿得有正常人的两个那么大。我从没见过这副模样，我希望我再也别见到。特里得知以后，要求到病房守在他身旁。我们为此打了一架。我认为她不该看见他那样子。我当时觉得她不该见他，现在我还这么认为。”
    “谁赢了?”劳拉说。
    “他死的时候，我在他历里，”特里说，“他再没醒过来。但我坐在他身边。他没有别人了。”
    “他是个危险的人，”梅尔说，  “如果你管它叫爱，那就随你便吧。”
    “那就是爱，”特里说，“当然，在大多数人眼里，它是不正常。但他情愿为它而死。他也确实为它死了。”
    “我肯定不会把这叫作爱的，”梅尔说，  “我是说，没入明白他干嘛要这么做。我见过很多自杀的事，我说不出谁会知道他们这么做是为什么。”
    梅尔把两只手放在脖后，斜着椅背。“我对那种爱不感兴趣，”他说，“如果那算爱的话，你这么说好了。”
    特里说，  “我们当时很害怕。梅尔甚至写了份遗嘱，还给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哥哥写了封信。他哥哥曾参加过绿色贝雷帽①。梅尔告诉他，如果出了事该去找谁。”
    特里喝着杯中酒。她说，  “不过梅尔刚才说得对——我们活得是象难民。我们担惊受怕。起码梅尔是这样，是不是，亲爱的?我有一次甚至给警察打了电话，但他们无能为力。他们说除非埃德真做了什么，否则他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这岂不可笑?”特里说。
    她把最后一点儿杜松子酒倒进杯子，摇了摇酒瓶。梅尔从桌旁站起身，朝碗橱走去。他又拿了一瓶酒回来。
    “我和尼克知道什么是爱情，”劳拉说，“我是说，就我们而言。”她用膝盖碰碰我的膝盖。  “你现在该说点什么了，”劳拉说，对我微微一笑。
    我抓起劳拉的手，把它举到唇边，以示回答。我用吻她手的办法制造了一个．大效果。所有人都很开心。
    “我们很幸运，”我说。
    “你们这两个家伙，”特里说，  “别来这一套了。你们让我恶心。你们还在度蜜月吧，我的上帝。你们还那么狂热吧，大喊大叫的。等等，你们俩在一块儿有多久了?多久?一年?一年多了?”
    “快一年半了，”劳拉脸红红的，微笑着说：
    “噢，这就是了，”特里说，  “还得等等再说。”
    她端着酒杯，盯着劳拉。
    “我没开玩笑，”特里说。，  梅尔打开酒瓶，围着餐桌斟了一圈。
    “伙计们，”他说，  “咱们干一杯吧。我提议干一杯。为爱情干杯。为真正的爱情。”
    我们碰了碰杯。    •
    “为爱情，”我们说。
    屋外的后院里，有条狗叫了起来。从窗口飘进来的白杨树叶拍打在酒杯上。午后的太阳，就象这屋中的一个精灵，遍洒安逸，慷慨的光芒。我们简直是到了什么仙境了。我们又举起酒杯，象刚刚一致同意了对某件事开禁的孩子，咧嘴笑着。
    “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梅尔说，  “我是说，我会给你们举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你们就能得出你们自己的结①“绿色贝雷帽”指美国陆军的特种部队。

论。”他又往杯子里倒了些杜松子酒，加了块冰和一片宜母子。我们一边咂着酒，一边等他说话。劳拉和我又碰了碰膝盖，我把一只手放在她温暖的大腿上，再也没挪开。
    “我们当中有谁对爱情真正了解什么吗?”梅尔说，  “在我看来，我们不过是些初学者。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而且确实如此，我不怀疑。我爱特里，特里爱我，你们俩呢，也彼此相爱。你们知道我现在所说的这种爱情是什么。肉体上的爱，那种爱使你专注于某一个人，除去爱他的身体，还爱他或她的灵魂。肉欲的爱，好吧，就叫它情感之爱吧，是每天都关心着另外那个人。但有时，一想到我一定也爱过我的第一位妻子，我就很难过。但我确实爱过，我知道我爱过她。所以我想就这点而言，我很象特里。特里和埃德。”他考虑了一下又接着说，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爱我前妻胜过生活本身。但现在我恨她的厚颜无耻。确实如此。你们对此作何解释呢?那爱情怎么了?它出了什么毛病，这正是我想知道的。我希望有人能告诉我。然后是埃德。好吧，我们回过头来再说说埃德。他那么爱特里，他想杀她，后来又转而自杀。”梅尔止住话头，吞了一口酒。  “你们俩在一起呆了十八个月，你们彼此相爱。你们浑身都透着这股劲。你们因为爱情而光彩照人。但是，你们相遇之前也曾爱过其他人。你们也都结过婚，就象我们一样。甚至这之前，你们可能还爱过别的人。特里和我在一块儿五年了，结婚也四年了。糟糕的是，不过也是好事，也许你们会说是保留下来的美德，这美德就是，如果我们中谁出了什么事——请原谅我这么说——假如明天我们俩有谁出了事，我想另一个，另一个人会伤心一会儿，你们知道，但很快，活着的一方就会跑出去，再恋爱，用不了多久就会另有新欢。所有这些，我们所说的这种爱情，不过就是一种记忆。甚至可能连记忆都不是。我错了吗?我搞错了吗?如果你们认为我错了，我希望你们立刻给我指出来。我想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什么也不明白，我是第一个承认这一点的。”
    “梅尔，看在上帝的份儿上，”特里说。她伸出手，抱住了他的腰。  “你是不是醉了?亲爱的?你醉了吗?”
    “亲爱的，我不过是说说，”梅尔说，“行不行?我没必要非得醉了才能说我的想法吧。我是说，我们都在说，对不对?”梅尔说，他的眼睛紧盯着特里。
    “宝贝儿，我没批评你，”特里说。她拿起酒杯。
    “我今天不用时刻待命，”梅尔说，“让我提醒你们这一点。我不用随时待命，”他说。
    “梅尔，我们爱你，”劳拉说。
    梅尔看着劳拉。他看着她，好象他认不清她，好象她换了个人。
    “我也爱你，劳拉，”梅尔说，  “还有你，尼克，也爱你。你知道吗?”梅尔说，“你们俩是我们的朋友，”梅尔说。
  他抓起酒杯。
  梅尔说，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的意思是，我要证明一点。你们知道，这件事发生在几个月之前，但现在还没彻底了结。我们这么谈着话，就好象我们知道谈爱的时候我们谈的是什么似的，这件事会，使我们感到羞惭。”
    “好了，”特里说，”如果你没醉，你就别象醉了似地说话。”
    “你这辈子就闭这一次嘴，”梅尔平静地说，  “你能不能行行好，一分钟里别说话?我接着刚才的说，有一对老夫妇开车到州界上，车被撞毁了。一个小孩子撞了他们，他们被撞散了架，也没人给他们什么机会让他们度过难关。”
    特里看看我们，然后看看梅尔。她的神情很焦虑，但也许这个词太重了．
    梅尔将酒瓶在席间传了一圈。
  、  “那天晚上我值班，”梅尔说，  “那会儿是五月，要不就是六月。特里和我刚坐下要吃饭，医院就来了电话，州界上出了这事

儿。一个喝醉了的小孩，小青年，开着他爸爸的轻便货车一家伙撞上了这辆露营车，那老两口就在车上。他们已经七十五岁了，那对夫妇。那孩子——十八，十九，差不多吧——当场毙了命。驾驶盘穿透了他的胸骨。那老两口，你们知道，都活着。我的意思是，仅仅是还活着。他们伤得很严重。多处骨折，内伤，大出血，挫伤，裂伤，很严重，两个人还都得了脑震荡。相信我说的，他们的病情的确很严重。当然，他们的年龄对他们就是一种打击。我得说她的情况比他更糟。除了其它毛病，还患了脾脏脱出。两人的膝盖骨都碎了。不过他们都系了安全带，天知道，就是这东西救了他们的命。”
    “伙计们，这可是为国家安全局作的一则广告啊，”特里说，  “这里是你们的发言人，梅尔文•麦吉尼斯医生在发言。”特里笑了，  “梅尔，”她说，  “有时候你太过分了，但我爱你，亲爱的，”她说。
    “亲爱的，我爱你，”梅尔说。
    他往桌子前倾了倾身。特里在桌中央够到了他。他们吻起来。’
    “特里是对的，”梅尔坐稳后说道，“接着说安全带。不过严肃地说，那两位老人，形状还没大变。我到那儿的时候，那孩子已死了，我刚才说了。他被抬出来，放在一边儿，搁在一张轮床上。我看了一眼那对老夫妻，就让急诊室护士去叫一位神经科医生，一位整形科医生和两位外科医生立刻到这儿来。”，
  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我会尽量长话短说的，”他说，  “于是我们把这两个人抬进了手术室，大半夜就一直为他们动手术。这两个人，他们体内积蓄的力量简直不可思议。你有时能碰上这种人。所以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天快亮时，我们给了他们百分之五十的生存机会。行了，于是我们把他们转到重点护理组。他们二位在那儿呆了两星期，一直顽强抗拒着疾病，各方面都变得越来越好。后来，我们把他们送回了家。”
    梅尔停了片刻。  “现在，”他说， “让我们干了这杯廉价酒。然后我们去吃饭，好吗?我和特里知道一个新地方。我们就去那儿吧，去我们知道的那个新地方。不过我们去之前，得先干了这几杯廉价的、让人恶心的杜松子酒。”
    特里说，  “我们还没在那儿吃过饭。不过看样子不错。从外面看，你们知道。”
    “我喜欢吃，”梅尔说，  “如果能让我一切重头来，我就去当大厨师。你们知道吗?对不对，特里?”梅尔说。
    他笑起来。他用指头搅了搅杯里的冰块。
    “特里知道，”他说，“特里可以告诉你们。不过再让我说几句。如果我能重新投胎，投在不同的时间，一切都不同，你们猜怎么着?我希望我能转世成一名武士。披一身铁甲，就会很安全。在火药、毛瑟枪、手枪出现之前，当一名武士就可以了。”
    “梅尔会胯下一匹马，手中一杆长矛，”特里说。
    “到哪儿都戴一条女用围巾，”劳拉说。
    “或者就带个女人，”梅尔说。
    “不害臊，”劳拉说。
    特里说，  “没准儿你转世成了•奴隶。那会儿奴隶可没这么舒服，”特里说。
    “奴隶从来就没舒服过，”梅尔说，“不过我想，即使武士也不过是什么人的容器①罢了。•是不是这么回事?不过每个人都总是别人的容器。对不对，特里?但我喜欢武士，除了因为他们有女士，还因为那一身盔甲，你们知道，他们不会轻易受伤害的。那会儿可没什么汽车，你们知道吧?没什么喝醉的小伙子突然撞进你的直肠里去。”“那叫奴隶，不叫
    ①梅尔错把vassal(“奴隶”)念成了vessel，就成了“容器”了，

容器。”
    “奴隶，容器，”梅尔说，  “他妈的有什么不同?你反正明白我的思意。好吧，”梅尔说，  “我没文化。我只学我的本行。我是个心脏外科医生。当然，我只是个机械师。我不过就是去捣捣乱，安排安排罢了。他妈的，”梅尔说。
    “谦虚可不适于你，”特里说。
    “他不过是个谦逊的外科医生，”我说，  “不过梅尔，有时他们会被那身盔甲闷死的。如果太热，如果太累或消耗太多，他们也会得心脏病。我在哪儿读到过，他们就因为穿着那身盔甲，累得精疲力尽，从马上摔了下来，再也站不起来了。有时候，他们还被自己的马踩踏。”
    “这太可怕了，”梅尔说，  “尼基，这真是可怕的事。我想他们会呆在那儿，等着什么人赶来，把他们做成烤肉串。”
    “别的‘容器’，”特里说。
    “对”，梅尔说，  “奴隶会守着他的，会以爱的名义刺死那卑鄙之徒的。或随便他们在那个时代会交战的什么混帐东西。”
    “我们现在还在和这些事交战，”特里说。
    劳拉说，“什么也没变。”
    劳拉的脸颊仍然红红的。她的眼睛很亮。她把杯子举到唇边。
    梅尔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他凑近标签仔细看，好象在研究一长排数字。然后他慢慢地把酒瓶放到桌上，又慢慢地将手伸向奎宁水。
    “那对老夫妇怎么样了?”劳拉说，“那故事开了头，还没讲完呢。”
    劳拉想点烟，一直点不着。她的火柴总是灭。
    屋内的阳光现在不同了，减弱了。但窗外的树叶还在闪烁着光亮，我注视着它们落在窗玻璃和福米加①柜台上的影子。当然，那影子也与先前不同了。
    “那对老人怎么样了?”我说。
    “虽然老却很聪明，”特里说，
  梅尔盯着她。
  特里说，  “亲爱的，继续讲你的故事吧。我不过开个玩笑。后来怎么样了?”
    “特里，有时候，”梅尔说。
    “好啦；梅尔，，，特里说，  “亲亲，别老是这么严肃。你不会听玩笑话吗?”“玩笑在哪儿?”梅尔说。
    他拿起酒杯，直勾勾地望着他太太。
    “后来怎么了?”劳拉说。
    梅尔又把目光投向劳拉。他说，  “劳拉，如果我没有特里，如果我不是这么爱她，如果尼克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就会爱上你。亲爱的，我会把你劫持走的，”他说。
    “讲你的故事吧，”特里说，  “我们好去那个新地方啊。”
    “好吧，”梅尔说，  “我刚才讲到哪儿了?”他说，盯着桌子看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讲述。
   “我每天都去看望他们俩，假如正好有其它出诊安排，有时就一天去两次。他们俩全都打着石膏，绑着绷带，从头到脚。你们知道那样子的，在电影里见过。他们就是那样子，就象电影里那样。只露出眼睛洞、鼻孔洞和嘴巴洞。她还得把两条腿吊起来。那位丈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非常沮丧。即使他知道他太太很快就要度过难关了，他还是非常沮丧。但不是因为这场事故。我是说，事故是一件事，但不是全部。我凑到他的嘴洞那儿，你们知道，他说不是，不是因为这场事故，而是因为他从眼洞那儿看不见她。他说，就是这让他感觉那么不好的。你们能想象吗?我告诉你们，就因为不能转转他那倒楣的头去看看他倒楣的太太，这人的心都碎了。”
    梅尔看看桌边的人，要讲什么，又摇了摇头。
    “我是说，看不见他那倒楣女人，简直要了这老家伙的命。”①一种坚硬，平滑的贴面材料．

  我们都看着梅尔。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说。
    我们那会儿可能都有些醉了。我知道要对一件事全神贯注已经很难了。阳光缓缓地流出屋，它先前从窗户那儿进来，这会儿又从窗户退了出去。但没有人动一动，从桌边站起身，打开头顶的灯。
    “听着，”梅尔说，“我们干了这讨厌的酒吧。这儿还够每人一杯的。然后我们就去吃饭。我们就去那个新地方。”
   “他心情忧郁，”特里说，  “梅尔，你干嘛不吃片药呢?”
    梅尔摇了摇头，  “这儿有的我都吃过了。”
    “我们偶尔会需要片药的，”我说。
    “有些人生来就需要，”特里说。
    她正用手指擦着桌上的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她住了手。
    “我想我该给我的孩子打电话去了，”梅尔说，  “都喝够了吗?我去给我的孩子打电话了，”他说。
    特里说，“如果是马乔里接电话怎么办?你们二位，你们听我们说过马乔里吗?亲爱的，你知道你不想和马乔里讲话。那会让你心情更糟。”
    “我不想和马乔里讲什么，”梅尔说，“但我要和我的孩子讲话。”
    “梅尔没有一天不说他盼着她能再婚呢。要不然就没命了，”特里说。  “因为，”特里说，  “她搞得我们快破产了。梅尔说她再不结婚，就是跟他过不去。她有个男朋友跟她和孩子住一块儿，所以梅尔等于在资助她的男朋友。”    ．
    “她对蜜蜂过敏，”梅尔说，  “如果我不祈祷她再婚，我就祈祷她被一群该死的蜜蜂螫死。”
    “不害臊，”劳拉说。
    “嗞嗞嗞嗞——”梅尔说，把手指变成蜜蜂，到特里的喉咙处嗡嗡叫着。然后他将两只手猛地垂落到身体两侧。
    “她很恶毒，”梅尔说，  “有时候，我真想穿一身蜜蜂养护员的工作服去趟她那儿。你们知道，就那种象钢盔似的草帽，有个盘子模样的东西垂下来遮住脸，大手套，厚厚实实的外罩，你们知道吗?我就去敲敲门，然后往屋里放一个蜂房。不过，我首先要确定孩子们不在里面，这是当然的。”
    他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他这么做似乎费了好大的劲儿。于是他还是把两只脚都放到地上，身子往前倾，胳膊肘支在桌上，双手捧着下巴。
    “说来说去，我可能不会给孩子们打电话的。也许并不是非打不可。要不我们就去吃饭。这主意怎么样?”
    “我觉得不错，”我说，“吃不吃都行。要不就接着喝。我可以勇往直前，直到太阳落山。”
    “亲爱的，这是什么意思?”劳拉说。
    “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意思啊，”我说，  “就是说，我可以坚持下去。就这意思。”
    “我可以自己吃点儿东西，”劳拉说，“我觉得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饿过。有什么可以嚼嚼的吗?”
    “我去拿点儿奶酩和饼干来，”特里说。
    但特里仍坐在那儿，没站起来去取什么东西。
    梅尔碰翻了他的酒杯，把酒都洒在桌上了。
    “杜松子酒光了，”梅尔说。
    特里说，“怎么办?”
    我能听见我的心跳。我能听见每个人的心跳。我能听见我们坐在那儿弄出的响声，我们谁也没动，即使当屋内暗了下来。

裘德洛

雷蒙德·卡佛：我父亲的一生

译：丁丽英


我爹名叫克利夫·雷蒙德·卡弗。家里人都叫他雷蒙德，朋友则叫他克利夫·雷蒙德。而我的名字却是小雷蒙德·克利夫·卡弗。我讨厌那个“小”字。在我小时候，爹总是管我叫弗罗格，那倒不错。可后来，他也开始像家里人那样，叫我小雷蒙德了。这样叫，一直叫到我十三四岁，那时我就扬言说了，谁要再这么叫我，就不睬他，爹只好改叫我道克。从此，直到他1967年6月17日去世，他都叫我道克，要么管我叫儿子。

爹死了，母亲打电话来报丧，是我妻子接的电话，当时我不在家，正打算一边工作一边到尹阿华大学的图书馆管理系就读。妻子一拿起电话，母亲就脱口而出：“雷蒙德死了！”一瞬间，妻子以为是我死了，后来母亲才讲清楚自己指的是谁，妻子便说：“感谢上帝，我还以为是我的雷蒙德呐！”

1934年他离开阿肯色去华盛顿州找工作，一路步行，搭便车，还要乘坐载货列车的空车厢，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个梦想在推动他。我很怀疑。我觉得他并没有什么梦想，他上华盛顿州，只不过为了找一份待遇不错的稳定工作。稳定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工作。他摘了一段时间苹果后，才在大峡谷水坝找到一份建筑工人的体力活，安顿下来。然后，存了一小笔钱买了一辆车，开回阿肯色去帮他的家人，我的祖父祖母搬家，举家迁往西部。他后来说，他们在原来的地方差不多要饿死了，这可不是瞎说的。也就在他回到阿肯色，那个镇叫利昂纳，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遇到了我母亲。他们是在人行道旁遇见的，那时他刚从一家小酒店出来。

“他是个酒鬼，”母亲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听他说话。他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如果当时我有一颗水晶球就好了。”他们曾在一年前或别的时候的一次舞会上见过。母亲告诉我，他在她之前有过女朋友。“你父亲总是有女朋友的，甚至在我们结婚以后也有。而他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从来没有其他男人。我也没有失去过什么。”

就在他们去华盛顿州的当天，一个治安法官为他们举行了婚礼，于是，这个高高大大的乡村姑娘，和原来的农场工人，现在的建筑工人结了婚。新婚之夜，我母亲是在阿肯色公路旁的帐篷里，和我父亲家的人一起度过的。

在华盛顿州的奥马克，我父母住的地方比窝棚大不了多少。祖父母住在隔壁。爹仍然在水坝工作，后来，巨大的涡轮机发出了电，并途经几百英里，把水倒灌进加拿大，弗兰克林·罗斯福来建筑工地演讲，当时爹就站在人群中听。我爹说：“他一句也没提为了造水坝而死去的人。”他有几个朋友死在那里，他们有的来自阿肯色，有的来自俄克拉荷马，有的来自密苏里。

然后，他在克拉斯卡宁的锯木厂里找了一份工作，那个小镇在俄勒冈州，紧靠着哥伦比亚河。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母亲还保留着一张照片，上面，我爹自豪地抱着我，站在那家工厂的门前，脸冲着镜头。我的帽子歪斜着，差不多快要掉下来了，而我爹反戴着帽子，帽檐向后，正咧开嘴大笑。他是去上班，还是已经下了班？看来都不重要了，反正他有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家庭，这就是他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

1941年，我们搬到华盛顿州的雅基马，爹找到的活儿是当锯木工，锯木工的技术还是在克拉斯卡宁时学会的。战争爆发后，并没有叫他去服役，因为他的工作对战争来说十分重要。军队需要加工好的木材，他就把自己的锯条弄得非常锋利，甚至能锯掉你手臂上的汗毛。

自从我们搬到雅基马后，爹把他的亲戚也安置到了那里。到四十年代中期，我爹家族的其他成员：他的兄弟、他的姐妹，还有她们的丈夫，直至叔舅、表堂兄妹、侄甥辈，以及他们的整个家庭和朋友，都从阿肯色搬来了。一切都是因为我爹带了个头。男人都到喀斯卡特山的博伊西，我爹干活的地方去干活，女人都到罐头厂去包装苹果。照我母亲的说法，很快，每个人都比我爹过得好了。我的母亲说：“你爹存不住钱，钱把他的口袋烧了个洞。他总是在为别人忙活。”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住进的第一所房子，是在雅基马的第十五南大街1515号，厕所是安在门外的。每到万圣节夜晚，或者随便哪一个该死的夜晚，邻家十几岁的孩子都会把厕所挪到别处，挪到隔壁马路上去。我爹就不得不找人来帮忙，把厕所重新搬回家。那些孩子还会把厕所移到别人家去，栽在院子中央，有一次，他们竟把它点上了火。但是，并非我家的房子厕所是在屋外的，等我大起来，有了足够的力气时，一看见别人家的厕所有人进去，就朝那里扔石头。这叫做轰炸厕所。可是这样没多久，渐渐每户人家的厕所都移进了屋，还装了管道，但我家的厕所仍在外面，是这一带惟一的一个了。我很害羞，记得三年级时，有一天学校老师怀斯先生开车送我回家，开到我家前面的地方，我就要他把我放下来了，我对他谎称我就住在这里。

我还记得有一天夜里，父亲很晚才回家，母亲却将他关在门外。他喝醉了，当他撞门时，我能感觉到房子在震颤。等他强行打开窗想要爬进来时，我母亲就用一只淘箩砸他，正好砸在他的眼睛中间，将他打了出去。我看见他倒在草地上。多年后，我曾经掂量过这只淘箩，重得像一根擀面杖，一边想象着，有人要是被这类玩艺儿砸中头，感觉会怎样。

我还记得就在那段日子，爹曾经把我带到卧室，让我坐在床上，对我说我可能要去拉沃姑姑那儿住上一阵。我不明白，我干了什么，不得不住到外面去。但不管怎样，这件事后来好歹不了了之了，因为我仍然和家里人在一起，没有住到别处去。

我记得母亲总是把他的威士忌倒进水槽。有时全部倒掉，有时怕他发现，只倒掉一半，另外再加满水。有一次我尝了尝他的威士忌，那东西味道实在可怕，我想象不出还有谁会去喝它。

很长时间我们没有汽车，大约在1949年，要么就是在1950年，我们终于搞到了一辆，一辆1938年产的福特牌。但第一个星期，我们就吃尽它的苦头，我爹不得不将一只马达重修了一下。

“我们在镇上开的是最旧的汽车，”我母亲说，“我们用来修车的钱都可以买一辆凯迪拉克了。”有时她在驾驶室的车底板下发现谁落下的口红，还有带花边的手帕，就对我说：“看见没有？一定是哪个荡妇留在车里的。”

一次我看见母亲端了一锅热水跑进我爹睡觉的房间。她把爹的手从被窝里拉出来，浸到水里。我站在走廊里看着。我想知道有什么结果。她告诉我，这样能使爹在睡梦中开口说话。她肯定爹有些事瞒着她，而她有必要知道。

我记得，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搭乘北岸公司的车，穿过雅基马的喀斯喀特山脉到西雅图去，住在万斯旅馆，到一家名叫“就餐铃声” 的咖啡店吃东西。有一次我们还到伊瓦尔的蛤蜊养殖场，去喝了好多杯热的蛤蜊汤。

1956年，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爹把在雅基马的工厂里的活儿辞了，又在切斯特找了一份工。切斯特是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个小镇，那儿有家小锯木厂。当时换工作的理由是，他可以得到更高的工资，他们还含糊不清地向他保证，几年之内可以让他当锯木工的头儿，但我想，根本原因还是，我爹习惯于奔波，仅仅是想到其他地方碰碰运气罢了。雅基马的生活对他来说太刻板，没有起色，而且一年前，他奔了两次丧，他的父母在六个月内相继谢世。

我毕业没几天，正准备和母亲收拾行李搬到切斯特去，我爹的信到了。信是用铅笔写的，信上说，他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了，要我们用不着担心，他被锯子割伤了，可能有一些碎钢屑弄进了伤口。不管怎样，他说他出了事，像煞要失去工作。这封信里，还附着一张别人的明信片，没有签过名，那人告诉我母亲，爹差不多要死了，他一直在喝“纯威士忌”。

当我们赶到切斯特时，爹正住在属于公司的活动房里，一时间，我竟认不出他来了。有一阵子，我很不愿意去认他。他瘦极了，皮包骨头，又苍白，又困惑，看上去不知所措的样子。

他的裤子没有系好。他好像不是我爹。母亲开始哭起来。我爹用胳膊勾住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却好像什么事也不明白的样子。我们三个就在活动房里住下了，我们尽量照顾好他，但我爹的病仍然不见好转。那个夏天，还有秋天的一些时候，我和他一起到锯木厂上班。我们早上起床，一边吃鸡蛋和烤面包，一边听收音机，出门时带着盛午饭的饭桶。早晨八点钟，我们一起走进工厂的大门，要到下班的时候，我才能再见到他。十一月份，我回到雅基马，好和女朋友离得近一点，那女孩，我是准备和她结婚的。

他继续在切斯特的工厂干活，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份摔倒在岗位上，被送进了医院。我母亲问我能不能回去帮忙，我就赶上从雅基马到切斯特的巴士，并指望这趟车能把他们送回雅基马。

我爹得的病，除了身体上的，还伴有一次精神崩溃，虽然当时我们不知道病症的名称。在回雅基马的途中，他什么话也不说，甚至问他最直接的问题，“雷蒙德，你感觉怎么样？”

“你行吗，爹？”都不回答。如果他要交流，完全是可以交流的，只要动动头，或把手掌往上抬起，都可以表示他的意思，我不知道，或者我不在乎。在路上他惟一说话的那次，是在一个月以后，那时我在俄勒冈的一条碎石路上开快车，快得连汽车的消音器都松掉了，只听他对我说：“你开得太快了。”

回到雅基马看了一个医生，这医生一定要让我爹去看精神科。我母亲和我爹不得不领了所谓的救济，由国家来向精神科医生付费。那个精神病医生问我爹：“总统是谁？”这个问题我爹能够回答。我爹说：“艾克。”不过，他们仍然把他送进了山谷纪念医院的十五楼，给他做电休克疗法。后来我结了婚，开始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在这家医院出生的，那时我爹仍被关在那里，我妻子就在他下面的一层楼生孩子。

孩子一生出来，我就上楼向我爹通报。他们让我穿过一扇钢门，指给我看我爹在哪里。他坐在一张躺椅上，毯子盖过了膝盖。嘿，我想，我爹到底是怎么了？我坐到他旁边对他说，他现在当祖父了。他等了一分钟，然后说：“我确实感觉像个祖父。”他就是这么说的。他没有笑，也没有动。那个房间有很多病人。我抱住他，他开始哭起来。

不管怎样，后来他出了院。现在算来也是好多年过去了，当时他没法工作，只好坐在房子附近，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他这辈子作了什么孽，让他落到这地步。而我母亲辞了工作去打零工。多年后，她总是提到所谓的“雷蒙德生病”的那段住院以及出院后的日子。而生病一词，对我来说，意思已完全不同了。

1964年，通过朋友的帮助，我爹很幸运地被一家木材厂雇用，那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克拉马斯。他一个人先搬到那里，看看能不能应付。他住在离厂不远的木屋里，木屋只有一个房间，与他刚到西部时和母亲住的地方差不多。他给母亲写潦草的信，还要她在电话中把信念给我听。他在信中轻描淡写地提到了近况，去上班的每一天，都把它当作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天，他还告诉她，这样第二天就容易过了，接下去也是如此。他要她代他向我问好。他说，如果他在夜里睡不着觉，就想我，还想我们在一起的好时光。终于，两个月过后，他恢复了一些自信。

他可以胜任工作了，并且不再担心会让其他人感到难过。当他蛮有把握时，就让我母亲搬去他那里。

他曾经有六年没有工作，那段时间不能享受任何东西：房子、汽车、家具，还有电器，包括我母亲最喜欢、并引以为豪的大冰箱。他还丢了自己好听的名字，雷蒙德·卡弗，成了某个付不起钱的男人，他的自尊心也丢了。他甚至失去了性功能。我母亲告诉我妻子：“雷蒙德生病的日子，虽然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们却什么也干不成。我倒无所谓，不过我想他是要的。”

那些年，我努力挣钱养家糊口，但事情一桩接一桩地发生，我们发现经常得搬家。我不能像我爹那样生活。一个圣诞节，我终于逮到机会告诉他，我要当作家。也许，过去我告诉过他我要当整形外科医生来着。“你会写什么？”他想知道。接着，他像是要帮我回答似地说：“写你熟悉的事。写我们一起去钓鱼的事。”我说我会的，但我知道我不会写。他说，“把你写的东西给我看看。”我说好的，却没有做到。我没有写什么钓鱼的事，我想他不会特别在意这一点的，他也没必要知道我那些日子在写什么，况且，他从来不读书。然而我还是想象自己在为他写。

后来他死了。那时我远在尹阿华城，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他说。我来不及和他做最后的告别，也没有对他说，他干新的工作真了不起，我很骄傲他能恢复过来。

母亲说，那天晚上他下班回家，晚饭吃了很多，然后坐在桌旁，喝净了剩下的威士忌，酒瓶是第二天发现的，藏在垃圾箱底的咖啡渣下面。他喝完酒，就站起来睡到床上，过一会儿，母亲也上了床。但夜里母亲又不得不爬起来，移到躺椅上去。

她说：“他呼噜打得很响，吵得我睡不着。”第二天早晨再看他时，他仰面躺着，嘴张开，脸颊凹陷下去。她说，已经发灰僵硬了。她知道他已死，不需要医生来告诉她，但还是叫来一个医生，然后她就给我打电话，电话是我妻子接的。

母亲保存的过去那些在华盛顿州时拍的照片里，有一张是我爹站在汽车前，一手握着啤酒瓶，一手提着一串鱼。当时他反戴着帽子，帽檐向后，脸上的表情很局促。我向母亲讨来这张照片，她给了我，还给了我一些别的东西。我把照片贴在我家墙上，每次搬家，照片总跟着一起搬。我不断仔细地端详这张照片，想要弄明白发生在我爹身上的事，也好为自己理清头绪。

但是我弄不明白。渐渐地，我爹离我越来越远了，回到时间中去。终于在一次搬家时，照片被我弄丢了。于是，我试着去回忆，同时想法讲一讲我爹的事情，我想，我们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很相像。当我住在旧金山南部郊区的一座公寓里时，写了一首诗，当时我发现我像爹一样有了酗酒的麻烦。诗能够把我和他联系起来。

父亲二十二岁时的照片

十月。在这潮湿、陌生的厨房里
我研究着父亲羞怯的年轻人的脸。
绵羊般的笑靥，一手提着一串
尖细的黄鲈鱼，另一只手里
是一瓶加斯伯牌啤酒。

他穿着绒布衬衫和牛仔裤，靠在
1934年产的福特汽车的挡泥板前。
戴着旧帽子，翘起的帽檐遮住了双耳，
他要为子孙后代摆出勇敢而健壮的姿态。
我父亲一辈子都想变得勇敢。

但他的眼睛将他出卖，还有那双
疲软的手，提着一串死鲈鱼
以及那瓶啤酒。父亲，我爱你，
但怎么能从我这个同样控制不了酒精，
甚至找不到鱼的人嘴里，说出谢谢你。

那首诗倒是真实的，只有我爹的死期不真实，应该是在六月，而不是像第一行诗中写的那样在十月。我想多一个音节，好使单词拖长一点（注：六月：June，2个单节；十月：October，4个音节。暗指作者想推迟父亲的死期。）。再说，我想留住一个月正好容我写一首诗——那个月的日子，微弱的灯光，空气中飘着烟雾，事物正在死亡，正在腐烂。六月是夏天的夜晚和白天，是毕业典礼，是结婚周年，是我一个孩子的生日。六月，不是我父亲死去的月份。

举行完葬礼回家后，大家全挪到院子里去，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走过来对我说：“想必他会比在这里的时候快活。”我一直注视着她离开。我还记得她的帽子上有一只小圆球。然后，我父亲的某个表兄，我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我们都会想念他的。”我知道他这么说并不完全是出于礼貌。

我哭起来，这是得到噩耗后的第一次，以前也没有时间这样痛哭过。现在，突然间，我却大哭不止。那个夏天的中午，我抱住我的妻子哭泣，当她对我说话，安慰我的时候，仍然在哭。

我听见大家在对我母亲说些安慰的吊唁之辞，令人高兴的是，我爹方面的亲戚都来了，我想我记住了那天人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可能什么时候好把它讲述出来。但我做不到了，因为我几乎都忘光了。惟一记住的就是，那个中午我爹和我的名字被反复提起，我知道他们在谈论我爹。雷蒙德，这些人不停地说着，用我童年时就熟悉的甜美的声音说着。雷蒙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