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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鞭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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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32:1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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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弗尼尔，一年中总有几天气温会高达十八摄氏度。每当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趁机打起赤膊，展示出被遮盖得太久的皮肤和一身健壮的肌肉。不用说一般这样做的都是年轻小伙子，希望引起姑娘们和父亲们的注意。老菲尔说这并不是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他年轻的时候也这么干过，甚至延续到他娶了安琳姑妈以后——直到小菲尔降生后的五六年，酒馆的稳定经营让他发了福。
与镇上的其余“老家伙”不同，我并不特别介意这些年轻的种马光着膀子在眼前晃来晃去。倒是喜鹊街的意大利人让我意外。据说他已到不惑之年，而本地人少有的大胡子和那些纵横交错的皱纹，让他看起来和我一样老。大概是为了珍惜这少有的，让他想起家乡的暖和天气，他时常会穿着那件地中海式样的衬衣坐在门廊前的躺椅上。有几次我甚至看到他把衬衣脱掉，裸露出白种人的胸膛。我想就是在某个黄昏时分，站起身收拾躺椅回家的他把背脊转向了我。于是我看到了那些鞭痕。
我熟悉各种伤口，但辩识鞭痕显然非我所长。我想那是陈年旧伤，不过这结论也可能并非出自观察。意大利人似乎注意到了我的好奇目光，但他什么也没说，自顾自地进了家门，把门砰得关上。
除了因为毛皮价格和“鱼鹰”萨尼徒手打过一场之外，我不记得意大利人曾经惹过什么麻烦。他没有妻子，偶尔光顾喜鹊街尽头专为白人开的妓院，从没听说他让人戴过绿帽子。他爱喝不搀水的伏特加，喝得越多脸越白，这时候他很少说话，几乎看不出醉意，除了打牌输得比平时多。赌帐他有时也欠，但都是小数目，而且从没听过谁为了讨债不成而和他罗嗦。我想那鞭痕一定可以追溯到他搬来法弗尼尔以前。不打听一个男人的过往是我们这儿的习惯。但大概因为对方是个外国佬，使我产生了一种不妨冒失些的念头。年轻的时候这种念头时常出现，结果给我留下了肚子和大腿上的三个洞眼——也许我想可以拿这些洞的故事和他的鞭痕交换。
事实上我无须做这笔交易。当我第二天下午提着一瓶1906年产的伏特加走进意大利人的门廊时，我发现他好象早知道我要来似的，拿出一张折叠椅子，招手示意我坐下。椅子虽然不像他自己坐的那么宽敞，但不失清洁舒适。
“听说你是写小说的。”他说道，一边把空着的杯子斟满。“法弗尼尔是个不错的地方，也许我会一直呆在这里直到死。”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我注意到他的手臂结实有力，手掌薄而大，手指不算粗，但是很有筋骨。澄清的液体几乎以匀速从瓶口倾泻下来，他把酒倒得与杯口平齐，没有晃出一滴。我制止了他为我做同样的事，向他讨了两块冰。
“我想我可以告诉你有关我的故事。有时我想，把它一起带进坟墓也不错。但是我下不了那个决心。”
我呷一口酒，开动我脑子里的打字机。他的法语本来已经说得很流利，但现在开始好象带上了意大利口音。与以往一样，我力求记得确切，也许避免了任何脱漏，但难免有所无意的补充。
 
我的家乡是那不勒斯，如诗歌里所说，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两岁的时候父亲离开家，此后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在米兰城的监狱见过他，另一些人说他在诺阿死于械斗，我不理会这些。每天发生在银橄榄广场和莫伦特大街上的事伴我成长。在那里，我很早就学会真理是掌握在拳头狠，枪法准的人手里。
我曾是“乔布诺的枪手”。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在我们那儿，“乔布诺”这个名字就代表着恐惧。乔布诺是组织里“外联部”的头目，他每个月从上头那里领一张名单，上面列着一些杂种的名字，然后把活分配给我们。第二天早晨，尸首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立在城里显眼的地方——那是由专业的木匠干的，手艺漂亮。多少年过去了，我的记忆已经模糊，我们组织的名字和其他的一些帮派混淆了起来，“红龙”或者“四十三人”等等，我分辨不清了。但是对“乔布诺的枪手”我依然记忆清晰。我们声名在外，享誉全国，人人都害怕我们，但是没人认识我们，甚至我们彼此之间也不相识。我平时的身份是调酒师，酒馆老板对我的真面目一无所知，却想当我的岳父。有时酒馆里的小混混会借着醉惹麻烦，但我毫不理会。干我们这行的都知道，最好的枪手并不扎眼。
后来组织溃灭了，如同之前许多煊赫一时的帮派一样。据说问题出在某次内阁倒台，我并不记得是哪一次。乔布诺被工会的人出卖，进了监狱，半年以后被人勒死在里面。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所适从。组织里的其他人都找到了活计。拉皮条、走私枪支、勒索街区里的面包店主他们都熟门熟路，不过是换个老板，一切照旧。我猜想只有“外联部”的其他成员和我一样不知所措——除了杀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再无所长。
我试着单独开业，接过几票生意，但是收入菲薄，而且对象都是无名之辈，因为在土地买卖中欺诈而遭人嫉恨，如此等等。完成工作以后从买家手里领取报酬让我恶心。过去在组织里，我定期领受津贴，那时候的工作让我有一种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感觉，我甚至不觉得自己是在为金钱杀人。我知道这很可笑，但人年轻的时候总有许多可笑的想法。
总之我挣扎于温饱，而且心里很不快活，觉得自己好象行尸走肉，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位置。
直到那天，我遇到了兰蒂尼·托马西。我记得他在老皮诺的糕饼店工作，是个羞怯的小伙子，身材消瘦，却长了一只蒜头鼻，脊背有些佝偻，也许为了给自己增加气势，他小心地留起连鬓胡子，却更让人觉得不伦不类。他朝我走过来，谨慎地摘下帽子，轻声地问我：能不能请喝我一杯泡两颗橄榄的雪梨酒？
有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用古怪地眼光打量他，但他的表情看起来不容置疑。的确，那是“乔布诺的枪手”才知道的暗号：在需要单个以上的人才能完成的任务中，我们靠它来彼此表明身份。
没有费多少力气，我确认了托马西是正牌的——他爽快地提供了一切证明。作为一名枪手他太年轻了点，但据说上头很看好他的潜力。乔布诺被抓的时候，他还是一名学徒。
和托马西取得联系以后，我开始留心注意周围。慢慢地我发现一些人有和我一样的眼睛和神气。但确定他们也是“乔布诺的枪手”还是花了我不少工夫——组织死了，但它保持神秘的规矩还是存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其后的日子我过得挺快活，虽然生意上的事情还是老样子。和他们联系上，并没有让我们产生抱成团出去冲杀一番的野心。我们无须多少言语，有时仅仅是一个表情和眼神，就能找回过去的感觉。好象乔布诺随时还会从坟墓里出来，拿着一张名单向我们发号施令。过去我们隐藏身份惟恐不深，而现在我们愿意让人知道我们是“乔布诺的枪手”，即使这名字除了已经消失的权威和恐怖，什么都不代表。
也许是平淡生活磨钝了我们的触角，也许我们太过招摇了。总之有天在惯常聚会的地方，我们被警察打了埋伏。“老头子”贝尼抓住了我们，在这件事上我帮了他的忙——是我用这辈子最快的速度喝止伙计们拔枪，提醒他们我们只是在一个酒馆喝酒，并没有犯法。如果当局想把我们干掉或扔进监狱，完全可以挑个更好的机会，比如我们落单的时候。
事实证明我的推测没错，贝尼没有浪费多少时间在拘禁和恐吓上，他知道对我们这些老手，最好的方式是尽快提出条件。
那晚上听到的人名，那个大人物的名字，很多年以前我曾经强迫自己忘记它但总不成功，讽刺的是现在我想把它当作故事的组成部分告诉别人，却已经真的想不起来了。多少年前的那个晚上，他曾为了自己的选举，指示贝尼“邀请”一干亡命汉子，用“乔布诺的枪手”的名誉到各地去捍卫他的票箱。
老头子提出交易的时候和蔼得不像他，为了表示诚意，他甚至没给我们带上铐子。我必须承认，条件是公平合理的：一共十个月，每个月我们每个人可以领到两万元；选举过后我们可以选择离开继续干自己的，也可以留下来长期拿一半的钱做津贴；完全不需要我们动手，只用在需要我们的活动中露个脸，平时则要让尽量多的人知道我们是“乔布诺的枪手”——这点会有人帮我们。
贝尼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双小眼睛在我们之间转来转去，最后停留在我脸上。我想大概因为在这伙人里面我看起来年纪最长。我心里骂了句娘，心想他没有单独和我们谈判是一次失策。也许他认为这种小花招不必要，也许他期望我们会很容易全体接受。但是他想错了。当我告诉他“乔布诺的枪手”从不管杀的人是谁，但是绝对不做当局的走狗，所有人都在叫好。贝尼显然没想到这个结果，他的眼神变得凶恶。我满不在乎地告诉他，他大可以把用在乔布诺身上的刑罚在我们身上挨个用过去，看看他的手下是不是比他本人软蛋。
最后老头子退缩了，他试探着把价码往上调，但我告诉他那没用。而且我马上提醒他，尽管拿着枪的是他和他的人，但在这样大小的房间里，我们只需要牺牲三个人，就足可以把他们全部宰掉。老头子显然被这接连串的拒绝和威胁震住了。他的表情甚至让我感到有点难过，并且暗暗发誓：绝对不活到变老。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样走出警局的，只记得我们在午夜的大街上又唱又跳，好象凯旋回来的足球队。每个人都放声大笑，尽管我们知道，之所以能有这结局，并不是因为贝尼认输了，而是因为他还没有放弃。但那无关紧要，人要学会抓住每个机会鼓舞自己。而且我们对最终让那个老家伙失望充满信心。谁会放弃在整个意大利黑手党里的光荣声誉，不过问政治的，残酷无情的“乔布诺的枪手”的英名，而去和并非来自家乡的政客合作，做选举的打手呢？这是不可想象的，任何有理智的意大利人都懂。
但是我们很快发现：我们错了。贝尼至少在一个人那里得了手。
刚从斯基拉那里听说这个消息时，我感到脸上在发烧。似乎穿上黑西装，带着镶钻石的手扣子和警察站在一起，活似一个小丑的人是我自己。我不能忘记，正是我，向每个人介绍了兰蒂尼·托马西。
事实上没人认为我该对他的所作所为负责，托马西是个成年男人，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此而已。但当时我却有一种火辣辣的被背叛的感觉。斯基拉费了好大的力气阻止我马上去宰掉他。最后我服从了大家的决定，让塞尔博去见托马西——他们年纪相近，平素较有话说——劝说他放弃这份不体面的工作，回到正道上来。
塞尔博夜半才回来，胳膊受了伤。他告诉我们托马西声称自己并不碍着谁，也不希望谁来挡他的道。塞尔博提醒他不该玷辱枪手的声名，他回答说自己并不打算一辈子当枪手。塞尔博试图劝说他，托马西开始讥刺“乔布诺的枪手”只是留在人们幻想中的恐龙。塞尔博被激怒了，他们动起了手。后来有条子搀和了进来，塞尔博挂了彩，只好逃走。托马西并没有阻止追逐他的人。
包括斯基拉在内，每个人都被激怒了。在所有叫嚷之中，我听到我的声音最凶狠。我们根本不介意把计划行动的时间浪费少许在对托马西的尽情咒骂上，因为对老手来说，要阴谋处死一个人根本不是难事。
我记得那是个月光皎洁的晚上，因为那不勒斯队的获胜街上人影幢幢。落单的兰蒂尼·托马西在看见我的第一时间里并没有拔枪。随后他发现有这个必要时，已经明白了这是无意义的。也许他懂得了在四个人的包围中，他没有机会生还；也许他发现我们不想在街头击毙他。
一路上我们每个人都保持警觉，只有兰蒂尼显得很轻松，塞尔博必须不断呵斥才能打断他满不在乎地哼小调。我走在最后，从斜后方看到他的那些胡子在月光下一起一伏，再无多余的颤动。有些人一辈子其实活得光明正大，却甩不掉鬼鬼祟祟的指责；有些人干了下作的事情，但在举手投足之间却傲气不消。我想说在那晚，兰蒂尼·托马西表现得像个男子汉。
红头发的佩德萨为我们打了八折，做各种圣像和十字架是他的主业。当然他偶尔也做些大的，可以钉人的十字架。组织散了以后他为社区教堂服务，并不介意帮我们这次小忙的受害者是谁。
判决是这样的。托马西将被脸朝里地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每个人有五分钟和他单独相处的时间，轮流斥骂他，鞭打他。最后的那个人解决一切。
抽签的时候，我忘了心里许的什么愿。只知道决定最后一个是我时，我显得很兴奋。
钉人和之前的鞭打我都没有看，我想没有谁呻吟过。
轮到我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离去，斯基拉临走时多余地看了我一眼，我至今不知道这个眼神和之后发生的事情有没有联系。
兰蒂尼·托马西佝偻的脊背布满了鞭痕，在月光下微弱地起伏。他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哀求或辩解都没有。我心里有个念头：他是否已经昏过去了。我很想绕到十字架那边去，看一下他的脸。但我没敢这么做。
我从来没有鞭打过谁，但我想开始的几鞭我打得和别人一样重，这个短暂的夜晚让我对鞭打的声音和力度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并且一直记得，直到现在。兰蒂尼·托马西须发凌乱的脑袋微微颤抖，并没有试图回头看。我猜想他一定知道每个在他身后鞭打他的人，分别是谁。
我打了几下以后才开始想起我应该数数，并且一边说点什么谴责的话。但是面对一个像托马西这样沉默的人我说不出来。我只默默地数数，打算数到二十的时候停手，拔出手枪给这一切划上句号。
我记得清清楚楚，十三，是十三，这个倒霉的数字。当我数到十三的时候，兰蒂尼·托马西居然开始哭泣起来。那像蚊子一样嗡嗡的呜咽声音钻进我耳朵，让我几乎停手去确认是否听错。我气极了，使尽全身力气挥动鞭子，有几次用力过猛，我甚至甩到了自己的大腿，但我浑然不觉得痛。
我记不得打了多少下，越打越使劲。一边打，一边在心里想象着各种说辞，为托马西的行为辩护。托马西却没有哭得更大声，他只是保持着一贯的声响和速度，在那里哭，哭，哭。
我的心里被一种强烈的恶心感攫住了。我在鞭打另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虽然年轻，却是条好汉。他哭泣不是因为痛，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如果塞尔博在，会讥笑他像个孩子，说他像条蚯蚓一样卑微不值一提，说他最后的窝囊表现挥霍完了他刚刚赢得的一点点尊敬。然后把五发子弹全部发泄在托马西的屁股上，只留一发给他的心脏。如果斯基拉在，就会用坚定地语气提醒他注意，如果所有人都和他一样，那么用不了多少年，整个意大利都不会再有象样的枪手存在，年轻人们会开始追逐警徽。然后像神甫般庄重地打爆托马西的头。
然而只有我在。
我掏出刀子，把兰蒂尼·托马西的手脚从十字架上解放了出来，把大衣脱下来给他盖上，一句话也没说，半踢半赶地让他离开了那里。
他走得很慢，连滚带爬，看起来活像一条狗。
当晚我就离开了那城市。一个月后，我上了一条开往美洲的船。
 
太阳落山了。伏特加已经被喝掉了一半。我用袖管擦拭一下被冰块沾湿的手指，等待着意大利人对我说：我就是兰蒂尼·托马西，我用这个方式讲这个故事，只是为了让你听完，现在你鄙视我吧。
沉默让人对时间的尺度感到模糊，但我感觉等待并不很久。
“我再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乔布诺枪手的消息，我想他们要花很长时间去猜测，为什么那晚我放走了托马西。对此我自己心里清清楚楚——因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另一个可能的我。
“我，我们所有人，之所以对他憎恨，不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伤害到了我们，而是因为，他清楚地把我们生怕变成的样子，表演给了我们看。
“老贝尼无数次回到我的梦里，重复他的条件。我每次都把自己的答复记录下来。发现答应的次数和拒绝的相当。”
意大利人站起身来，把椅子和酒瓶搬进房间。门开了以后，他指给我看客厅墙壁挂得一条苦藤短鞭。
“每次我说了‘是’，并且把那天晚上我曾想到的诸多理由中的一条拿出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我都会惊醒。那个时候，我就脱下睡衣，鞭打自己的脊背。好让自己记得，托马西那天晚上伏在十字架上的感觉。
“这就是有关鞭痕的故事，你把它记录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