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br/></strong> □尹 航<br/><br/><p><br/></p><br/><p><br/> 走出多远</p><br/> 走不出家 <br/><br/><br/> 的轴心 就像 <br/><p><br/> 河的流程 <br/></p><p><br/> 所有的 <br/></p><p><br/> 黄昏漫步 <br/></p><p><br/> 都是归途 <br/></p><p><br/></p><p><br/></p><br/><p><br/><strong><望花台上望花飞></strong><b></b></p><br/><b></b>如果我的记忆足够好,应当记得宋朝的一些事情,在现在居住的地方有八户人家。抚顺望花地方志上没有记载其中有尹氏存在---存在的也许是隐士,既是隐士,也就难以查考了。因此,直到如今,在填写各种表格时,原籍一栏我都填上昌图。那里我一直没有去过,在辽宁文学院作家班听一位铁岭的同学介绍,那是个盛产粮食的地方,农闲的时候就去做木工活,出了许多手艺人。这让我想起为我新居装修的木匠,他俩就来自昌图。 <br/><p><br/>昌图与我有更直接意义的是站牌,从40路的那一站下车,走不远,就是老伴儿的娘家---前五站是母亲住的地方---后一站是我现在的家---贯穿在同一条丹东路上。很早之前,丹东路上的公交车很少,过往的多是货车和沈抚长客。当时也是车速最快、车流最多的一条路。临街的人家便避免不了噪声和灰尘。许多年前的老式单层钢窗,隔音和防尘很差,在车辆高峰期,脱了腻子的窗玻璃会不时颤动;桌上隔夜翻看的书,第二天拿起来,能看到桌面上清晰的痕迹。 <br/></p><p><br/>十几年前老伴儿第一次到我那间8平米的临街小屋的午后,我用半张宣纸写了个横幅,以便转移书堆拥塞的局促---贴在墙上的八个大字是:欢迎领导光临指导。那也许是习字二十年来展览效果最好的一次。如今40路汽车环行的路线,从那个午后,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要走上一遍。 <br/></p><p><br/>坐在视线很好的40路公交车上,从清晨,到黄昏,上下班的路上,去老人家的途中,常会想起许久以前的事。这条环线,圈定了我三纪的岁月和大多的生活范围,只不过它刚刚开通,以游走的方式,呈现着曾是无形的心路。今后还会一圈圈无数次地重复。有时在弯角处,有时是晨雾中,临街的店铺和正在拆除的红砖楼,会让人想起路过的小镇和久远年代的琐事,像是早年拿起书卷看到的尘迹---内心存储的感受,许多年后总能遇到另一种具体的对应,虽只是瞬间的错觉,以更丰满的形状。 <br/></p><p><br/>母亲说在我出生的时候,迟迟不肯降生,去了市内许多家医院,还是没有动静。后来到了望花的这家,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便出生了。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我曾经告诉一个南方的朋友,小的时候觉得望花这个名字很俗气,现在觉得很美好。 <br/></p><p><br/>近些年望花的孩子喜欢到鲜花更繁茂的城市去生活,年少时的好朋友差不多走空了,眼前也似乎成了空城---只是到了春节,才一个个从天而降,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约好了似的,一天落下来一个,直到大年初五,又消失不见了---像今年出奇好的大雪,在惊蛰后开始融化。也许此刻,在天南海北,在路上,遍布松土而出的蛰虫---《月令七十二候注解》上说: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 <br/></p><p><br/>在北方,大雪纷飞的傍晚,偶然想起或许正在与一个朋友错过在陌生的城市,风花雪月作为背景,虽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暮色中的飞雪,依旧在席卷移动的车窗。好在可以通过杂志、博客和网上论坛,知道朋友们的消息。我愿意相信,这种动态的连接,是望花大街上环行的另一种巴士,乘着它,望花的孩子和来过望花的人,可以望见更多缤纷的花朵。如果可以选择,更希望在六月的傍晚,听着柴可夫斯基的《船歌》,用它的题记激活沉睡的感受:去那岸边——那里的浪涛/来亲吻我们的脚/神秘的星辰/会在我们的头上照耀。 <br/></p><p><br/>在这个春天,未名湖畔花树盛开的时候,会迎来北大中文论坛五周年庆典。庆祝活动的其中一站,选在了颐和园。我记得那里的榆叶梅丛中,有两棵玉兰树,一紫一白,十分有名。如果运气好,在大风之前,会看到枯树生花。 <br/></p><p><br/>如果我的记忆不够好,像《我脑中的橡皮擦》的主人公,最近的记忆会被最先擦去,至少我会记得,远在宋朝,在我居住的地方有八户人家,在一片高台之上,可以望到远处的莲花(古望花台因此得名)。 <br/></p><p><br/></p><p><br/><strong><坝上走马></strong><b></b></p><br/><b></b>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层层汇拢,直到拢为密不透风的拳头,拳心中稳攥的不是沉甸甸的印信,而是惊弓之鸟般的困兽。在盔明钾亮、刀光剑影、骏马嘶鸣的白桦丛林,碧蓝的天空和野花幽香之间,成群的麋鹿和豺狼虎豹在波丘起伏的草原如同左右摇摆的大小旋涡,前突后摆的样子更像巨网中的鱼虾,上穿下跳的姿态似乎是爆开的玉米。这样的当口,身披黄袍的人会率先引弓,黄旗闪后,千骥前跃,箭似飞蝗,成队的走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br/><p><br/>这是我想象中八旗兵木兰围场射猎的场面。 <br/></p><p><br/>“正黄旗的向前走啦!”领队手中的小黄旗一摆,身挂“长枪短炮”的108名兄弟姐妹便随之鱼贯而行。如果此时就骑在那匹身长丈二的枣红马上,这样的大队人马或许会重温当年围场射猎的壮阔。而我们率先领教的是塞罕坝的寒冷。 <br/></p><p><br/>坝上九月,第一场霜已经下过了,早晚的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在薄如宣纸的蒙古包内,两床被褥也不觉得暖和---几小时前穿汗衫还觉得酷热,而此时只能靠晚餐的那碗羊杂碎来保持热量。透过天棚圆顶的小窗,可以看到草原的月亮滑行在灰蓝苍穹。缩在冰凉的被褥中,脸盆大的夜空,让人想到狸猫迷离的眼睛。 <br/></p><p><br/>凌晨四点,夜空的视野宽广了许多,走在野草和麦田间的土路上,在灰蓝苍穹上滑行的月亮,变得小了许多。随着天幕色调的逐渐偏暖,月亮的光泽也慢慢隐退,直到后来的一圈水痕。那时我们已经走到了麦田与山丘的深远处,大小背包已经敞开,三脚架是那天凌晨山野间疯长的植物。 <br/></p><p><br/>云气在坝上草原的那个凌晨,变得狐疑满面,就像游移不定的心事,用内测光是无法猜测的。灰蓝一色的苍穹,渐渐布满了迷雾,说是雾,不如说是一层层沉沉欲坠的烟霭,在麦田上平行伸展,远山若隐若现----等待日出,像是遥望一只蚯蚓爬过整个麦田。在我们感受到远天的微霞现出粉红的时候,明亮起来的是层层远山,凸现出的金色山脊,后来时常让我想到驮着我飞奔在晴空之下的那匹枣红马。 <br/></p><p><br/>坝上九月,其实并不是摄影的黄金季节,草已经打过了,秋色还不浓烈,雪中的奇异景色更是还远呢。我们也不可能在两天之内走遍这个季节所有值得拍摄的地方。我只能说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就像白桦林中柔和的阳光,就像晴空下一块块镂刻出的云朵,就像涌向天际的羊群,就像秋风中嘶鸣的儿马和余香在口的奶茶。 <br/></p><p><br/>八旗兵射猎的木兰围场,如今的塞罕坝,大家喜欢叫它坝上。家住满清的肇兴之地,与别处没什么分别的市井生活没让我想过数百里之外有这样一方水土。只知道它是成就摄影的地方,走马草原方知晓,人是可以清醒地走入梦境的。 <br/></p><p><br/></p><p><br/><b></b><b><交错在书里书外的童话></b></p><br/>交错在书里书外,那些迷离的幻影,可以叠陈许多碎片,如果没有风干也能够去组合,我希望图形是丰满的,即便难以完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算完成,但还是愿意相信它们始终在拆离和组合之中,虚无如梦。这是儿时没有完成的手工作业,老师已经不在了,同学也不再年轻,可它们还在继续,没有停歇的打算。就像有人说要来一起看雪,即便真正的花已经开过了,而盼望的那一场好雪---还在漫舞,没有停下来的迹象。这种感受应该属于那本名为《格林童话》的硬壳书,而我似乎刚刚读懂其中的故事,望着满是霜花的窗子,想着冬夜以外的一些事情。 <br/><p><br/>在我买下《格林童话》这本精装书的时候,已告别童年许多年了。那时还只是一个人,并不曾想到有一天会向儿子读起它,告诉他白雪公主的头发,像乌檀木一样黑;皮肤,像雪一样白;嘴唇,像血一样红。或是让他知道在别的书中,美人鱼会为了爱,甘愿悄声化做泡沫,漂浮在黑夜的海上(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徐志摩后面的句子我不想去想,也不属于童话---你记得也好,最好还是忘记,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我想童话,并不只是让孩子有个熟睡的理由,它更会让成年人夜不安眠。我异样的是自己读懂这些太迟了,差不多是从上个世纪至今,虽然我所亲历的不过是三十几个年头。 <br/></p><p><br/>公元前六世纪末,爱菲斯的赫拉克利特在他简洁而雅致的残稿上,留下了这样的句子: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你面前流动的总是新的河水。10个世纪后,被苏格拉底称为“流动者”的赫拉克利特的肖像,铸到了以弗的银币上。留意一下西方古币,会发现其中有大量哲学家的肖像,便会理解博尔赫斯笔下的硬币,为什么那么醒目。前些年在北京带回过一枚银币,挂在胸前很久,可惜后来遗失了---他不是赫拉克利特的肖像,是乔治五世。我同样喜欢他的那句:教我不为月亮而哭泣,也不因事后悔。 <br/></p><p><br/>面前的一泓河水,缓缓流过,午后的斜阳只允许匆匆一瞥。返程车票已经界定了时间。铁桥连接的古老建筑,陌生而亲切,那些被时光磨损的石材表面,像冰凉而瘦小的手,握紧逝去的时光。独自离京的夜晚,在后海穿行于波光潋滟的岸边,走不多远,就会听到不同音调的歌声,从一家家连成一片的酒吧涌出---显然热闹和消魂,是属于别人的,我的注意力,始终在水面上,粼粼闪烁,像是一枚蚀刻心迹的银币,落入了河水,从此魂魄随之,波沉波升。如果真的有这样一枚银币,落入心河,我想它一定是出自让人迷恋的书中,带着早春的寒意和深色长衣的柔软,或许还会有一双同样柔软的手留下的余温,就像童话,交错在生活的视野之外。 <br/></p><p><br/>享受这样沉甸甸的遐想,也许需要一些运气,比如误打误撞地开始写作,并且没有多少远大的志向---这样大多的条件就已经具备了。唯一有些难度的是,字要写得漂亮,以备当众书写时,可以将黑板前的尴尬,化为书写的从容。最好在中学时有个美术老师,他恰好有一间简陋的画室,画室里自然会有大卫和拉奥孔之类看上去很神秘的石膏像,最理想的是再有一些用麻袋装得满满的红褐色黏土,闻上去有种酸涩的气味,适合竹子和芭蕉生长---如果你经常背着竹子色的画夹,进进出出,按照逻辑,成为熊猫一类的国宝,距离就不会很远。遗憾的是,当年的美术老师递过那管沉甸甸的毛笔和那半张有好看竖条纹络的道林纸的那个夏天,我的手,一直在抖,笔一落下,就洇得一塌糊涂---或许从那一刻起,就注定要走一条更边缘的路---在不曾修剪的杂芜书页间,寻找灵魂的出口。 <br/></p><p><br/>博尔赫斯认为,从一本书,可以找到另一本,一本一本找下去,所有的书,组成了同一本书。而我似乎是在书与生活的交汇处,体会外物的,这构成了成年以后的另一种童话。它可以使沉闷的生活,呈现神奇曲折;可以让单调重复的枯燥劳作,保持生动鲜活;对于遥不可及的事物,始终处于审视和打量之中,不再觉得陌生。这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物欲的卵石,只流淌内心的河水。回想许多年前在朋友的画展上,目睹一个来助兴的老教授碗泼淡墨,浓墨勾勒,数笔之后,呈现的是《山鬼图》---虎背上的山鬼,洁白的躯体,没有笔墨。在书与生活之间,或许也存在这样的留白。 <br/></p><p><br/>交错在书里书外,不停歇的,是生活本身,毕竟笔墨只是很少的部分,只限于此,过于奢侈了。人到中年,想着爱吃的菜---走在下班的路上,是个换乘车站,但只要心脏在跳动,就会在路上,向更广阔的世界---延伸。谁说不可能的事,永远无法超越。在精神的世界,济慈的夜莺,随时在鸣叫;劳特累克的画笔,一直在红风车舞厅跃动;年轻的杜拉斯与那个抚顺人,始终走在湄公河畔---如今网络给了人超越时空局限的更多可能,不同身份、相同志趣的人,可以交错在不同时空,以更随意的状态,平等地进行对话和交流,兴之所至,尽可以“一乘五律之道驰骤于心田,八藏三箧之文波涛于口海”。 <br/></p><p><br/>在成人的世界,如果真的存在童话,我希望可以随意地来去键盘连接的两端,或是自由地走进书页背面的世界,亲眼看看希望见到的人和心驰神往的地方。我会把行程的第一站,选在晋朝,在永和九年癸丑暮春之初,来到会嵇山阴,我想自己一定可以在宽衣博带的人群中,认出手执鼠须笔的那个人,直至见他写毕“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然后告诉他,三百年后有个叫李世民的皇帝,会把他刚刚挥就的序文和堆积如山的珍宝一起带入昭陵,不再示人;一千六百年后,依然令后人面对摹本,心向往之。行程的第二站,我会选在1928年英国剑桥的康河边,感受这样的句子在一个中国诗人头脑里酝酿: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上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这样一站站出发,无拘无束的来去,不断地确信这世界有很多值得充满敬意和亲爱的人。行程的其中一站,我会选在2005年桃花盛开的未名湖畔,拿起相机,从午夜,到清晨,独自走在沉静的校园,随处按动快门,漫无边际地走下去,哪怕在花影迷离、众鸟高飞的曲径中迷失。也许在天亮以后,会在相对荒芜的鹤鸣园,从北斗隐去的方向,传来响亮的鹤的嘎嘎鸣叫声。 <br/></p><p><br/></p><p><br/><strong><等在路上的一杯茶> <b></b></strong></p><br/><b></b>与徐渭《茶经》失之交臂,有些匪夷所思,不只是懊悔。那些没裱的水印长卷,叠放在纸壳箱内,很破旧。在没有南窗的斗室,一张张翻看泛黄的纸卷,那个午后也像是随着脆薄卷本的摊开---拉的很长。心追手摹多年,在册页中再熟悉不过的东西,此时完整的水印本就在手上,像错觉,几乎忘了与朋友们在机场的会合。离开北京潘家园的时候,还记得徐渭《茶经》裹在怀素《小草千字文》的里面,在武夷山的睡梦中醒来,五幅长卷都在,却发现徐渭《茶经》变成了苏东坡《寒食帖》。 <br/><p><br/>武夷山是天然的茶园,露台上便可看到的山峦,在它的另一面,漫山遍野地生长着茶树。在对这里所见甚少的时候,就像日记一样,拍下了晨曦中窗外的远山,淡远而澄清;看过些地方的午后,再拍时,远山上多了许多如棉的云朵;等到了傍晚,拿着相机的手,如同在潘家园展开徐渭《茶经》的瞬间,有些颤抖---天际间飞满了火红的霞光,似乎在品味这里的茶,一盏比一盏浓郁,又好像这里茶的样子,绿叶红镶边。初来乍到的人,也会很快体会到随时随地坐下来,一道道品茶的逍遥,不用担心光喝不买而遭白眼---商场、茶铺、路边摊如此,坐三轮车,车夫也会盛情邀你去亲朋的茶园品茶。当地盛产岩茶。所谓岩茶,就是茶树生长在岩石间。陆羽《茶经》认为最上品的茶,便是这样的茶,石砾中的次之,再次之的生长在泥土里。让人懊悔的是,在有好茶的地方,错过了展读徐渭仿效陆羽所作《茶经》的快慰,却换成了“哪知是寒食,但见鸟衔纸”的叹息。 <br/></p><p><br/>武夷山最有传奇色彩的茶,要数大红袍了。相传有一个读书人,在赶考途中病倒在武夷山,一个僧人给他沏了盏岩茶,医好了他的病。后来,读书人高中了状元,回来报恩,问起僧人当年医好他腹涨的那盏浓香茶汤的名字,僧人带他来到山崖上生长的几株茶树前,状元取下身上的大红袍,披在了茶树上,茶树与红袍在山崖间交相辉映,发出了紫红的新芽。大红袍因此得名。至今走进武夷山,还可以在半山腰的岩石上看到那几株茶树,收成好的年份可产七两,不好的时候只有二两,历来是贡品,民间是买不到的,战乱时期都有重兵把守。世面上出售的大红袍,是二代大红袍,嫁接的,当地按照男丁的多少,分给茶农,而母树只有三株。 <br/></p><p><br/>一边品茶,一边听当地人有关岩茶的故事,桂圆大的茶盏,不知不觉,便品到了第八道。大红袍的确是很耐冲的,在这个时候,唇齿间已满是兰香。其实,对于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茶,知之甚少,可以借用孔子《系辞》中“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来类比。大多的北方人对于生长在南方的茶,不是很深究,日常取用的多是便于存储的花茶,一揪茶放入粗瓷茶杯,喝到一半,便续水,尽量保留原汁,可以喝上一天,直到没有茶色为止。武夷山人对于茶的沏法,是不同的,虽不像茶楼里的茶师那样讲究茶艺,却在意茶的冲泡细节,水要开,一盏茶冲过不留茶汤,才不至发酵变味,泡茶是不用的,这让人想起海南一粒可以喝上多日的苦丁茶。 <br/></p><p><br/>较早对于茶印象深刻的,是在南戴河万博文化城,坐在傣家的竹楼上,可以看到近处白塔上的风铃徐徐摆动,悦耳的银铃声一波波的来去,面前的碧螺春香气渐浓的时候,似乎能够觉察出风的影子,在千百的风铃间穿行---写诗的年龄,审美多于切实的品味,如果换上如今更偏爱的咖啡,效果是一样的,但还是庆幸当时面前是盏茶,而不是旁的。再后来,在江南的烟雨中,心思用在了吴山脚下西泠旧屋中吴昌硕笔下的那些藤蔓上,并没在意清明前后的龙井有什么分别,浸润咽喉的,是迷离的旧日尘烟。年岁渐长,发觉生活也许只是一杯茶,等在你将去的地方,只是不知道在怎样的状态下掀开盖子,又喝出怎样的味道。 <br/></p><p><br/>走进武夷山,深秋的山野依然碧水青山,在山谷屈曲环回的石阶小路上穿行,路旁尽是丛丛的茶树,依山起伏,偶尔可见茶农的身影。这样的时节是见不到采茶的,更别奢望歌中唱的茶山上的小阿妹了。许多年前,在抚顺看过一场南国红歌星的演唱会,印象深刻的不是女歌星,而是伴舞的四个圆脸的小姑娘,舞着扇子,一抖一抖地模拟采茶的样子,满台生香。此刻的茶山,却是空旷深远的,溪泉在看不见的矮树丛中流淌,细微而清幽。在九龙窠的半山崖上,果真可以看到那几株大红袍,从低处望上去,像是用散了的排笔,立在那里,随风拂动。有人说那只是象征,真正的大红袍,在别处。这样悬空的半山崖,状元为它们披上红袍,的确很难,也许会轻功的武状元才成,即便像其它版本所说的,爬上去的是穿红裤的猴子,或是樵夫为它们披上了皇帝御赐的红袍,但读书人是上不去的。 <br/></p><p><br/>对于传说,是当不得真的,但还是喜欢有趣的故事,比如陆羽,最早喜欢他其实与茶无关。据说唐开元年间西子湖畔的一位禅师,在一群大雁的包围中发现了一个弃儿,以《易》占得“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便给他取名陆羽,字鸿渐。由此知道钱钟书也是有趣的人,给《围城》的男主角取名方鸿渐。方鸿渐认为西方文明是因为鸦片。在我决定中断电视进入倒记时的阶段,看了一段有关三江源的片子,其中说到孕育中华文明的长江、黄河和澜沧江,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青藏唐古拉山冰川。搞清楚这件事,已经是近年的事了。而首先发现长江和黄河分别出自昆仑南北的,是徐霞客,匪夷所思的是,他对于去过的澜沧江,却避而不谈---就在这个时候,电视信号彻底消失了,就像我没去交费一样的肯定。 <br/></p><p><br/>通过数学,人们发现河流从起点到终点,流经的长度,正好是它们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乘以圆周。坐在武夷山九曲溪的竹排上,便可切身体会这样的过程,艄公以长篙为笔,在碧螺漫转的溪水上,与色如泼墨的山岩遥相呼应,点染着动感的长卷。有时错觉,这些连绵而下的竹排,只是漂浮在茶盏上的茶叶。朋友看过我在那里拍的片子,便说是水墨。一方水土自然会有与之血脉相连的东西,是不会错的,因此局部同意鸿渐兄的观点。但更让我匪夷所思的是,有人说徐渭《茶经》已经失传。 <br/></p><p></p><p></p><p><font color="#999999" size="2"></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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