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拉着我让我看看他的新白衬衣。我说我们到太阳下去看吧。春便穿着他新买的白衬衣在马路上晃,阳光的照耀下他的衬衣显得十分耀眼。这是春在广西做生意的哥哥为他带的洋货,料子的质地十分华美,袖口缀着考究的蓝色纽扣。我说:“春,你跑啊,到梅子家店口前,梅子姐会觉得好看的。”春就在马路上跑了起来,风把他的新衬衣吹得鼓鼓的。这时是正午,街边的行人很少,摆摊的也只有卖冰糖葫芦的,做人泥儿的,煮午茶的几个老家伙。春跑着,忽然愣住了。他看到了一辆青黄色的大卡车。虽然国民政府在这个小县兴修马路已经两年了,但是每天吱呀吱呀走过的依然是马车。春停住看那胖乎乎的家伙,他眯着眼睛往上看,于是他看到了那张迎风飘扬的太阳旗。春想到了什么,紧张地想回头向后,但来不及了,枪声已经响了。街道上立即混乱了不知从哪儿冒出了许多人,呼啦啦地向后跑,有人在嚷:“日本人来了。”
早就传言日本为了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要出兵到这个小城,害怕的人家纷纷往平塘,荔波躲,但更多的人依然守在这,因为独山是贵州通往广西的枢纽,许多人舍不得小城络绎不绝的生意。和我相依为命的爷爷就说,生死由命啊,穷旮旯的贵州已经是咱中国最里头了,还能往哪挪呢?
但是日本人已经来了,春静静地躺在了正午明媚的阳光下,暗红色的血漫过了他百合花般雪白的衬衣。我怔了一会,醒了过来,也开始没命地往后跑,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甚至推倒了几个人,感觉自己的脚从软绵绵的身体上踩过,但我已经顾不了这些,我东拐西扭绕进了街边的胡同口,在这儿生活了五年多的我,知道哪儿是最偏僻的巷子,我就这样一步步地向那个院子接近。
我窜到那条偏僻巷子的尽头,它的出口就是郊区了。站在这可以看到绿油油的稻田,稻香被风吹到我的跟前,清幽的蝉鸣声则唧唧吱吱地落在我的四近,两旁是被绿荫遮盖的黄色土房子,泥墙像油菜花一样在阳光下闪着光。我回头看看,后面静寂无人,我觉得安全了,同时我的心仍扑扑地跳过不停,我想我应该找个地方歇歇。我就这样推开了两个土院子的大门,然后又把它合上。院子有些滑,大概在雨季长足了青苔。接着我又去开那闭得紧紧的屋子大木门,我担心它可能锁了,但是没有,它吱嘎一声开了。因为屋子的窗是用厚厚的纸糊的,我用手把门掩上,立即陷入了一片昏暗之中。我掩门的时候,动作大了些,门檐上的一张蛛网罩了下来,我惊叫了一声。这时我发现一只瘦削的手掐住了我的腰,我害怕极了低下头去咬了它一口。于是我听到了一句冷冰冰的女孩子的声音:“别叫了!”女孩的声音让我安静了下来。这时我才发现屋子里是有人的,已经记不清是五个还是六个了,他们坐在地上,身体向后仰着,靠着墙,由于光线不清我只能看到他们淡淡的轮廓。这时一阵猛烈的风把木窗吹晃了一下,一道阳光毛线球一样从窗缝里掉了进来,像一只金色小蜜蜂伏在地上,随着窗扇的摇动慢慢地往上爬,爬到我对面那个人的手指关节上给他戴了一枚戒指,同时我也看到了他黧黑粗壮的手,这农民似的手让我有了一种莫明的温暖。光点继续往上爬,停在了他的肩上,那儿竟然有一枚五角星,金色的五角星在黑暗中灿灿生光。那个男人低沉地说:“继续开会吧!”我便听到了窸窸簌簌的声音,他们各自把一个弯形的小东西放回了腰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枪。但几个人仍用不信任的眼光盯着我。那个男人朝我身旁的那个女孩挥了挥手,轻声说:“静,把他带进去。”我听话地跟静走到这个套间的深处,这是独山常见的老款式房子,它把五六格房间连在一起。静把我押到最靠里的窗旁,窗子已经破了,大片的风拂着我的脸,凉滋滋的,比在外屋舒服多了。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偷偷瞄了瞄静,只见他紧绷着脸,凶巴巴地盯着我,我就不啃声了。又过了好久,从小嘴痒惯的我试探着问她:“你,你干嘛凶巴巴的?”她横了我一眼说:“你刚才咋像狗一样咬我?”我噗哧笑了。她说:“别笑!”停了半晌,她突然问我:“你是在惠水长大的吗?”我说:“是呀!”她说:“你听我是哪儿的人?”我一下子激动起来了,她说的不正是惠水口音么?她问我:“还记得惠水的铜古井吗?”我说:“记得呀!”铜古井是惠水赶场卖牛的地方,逢年过节那儿便被腾出来唱对歌。在那儿长大的孩子都多少会几句这样的山歌。她又说:“你还会念家乡的山歌吗?”于是我轻轻地念了出来:
叫我唱歌我不愁
要唱河尾到河头
唱得河头起波浪
唱得河尾水倒流
久不唱歌忘记歌
久不打渔忘记河
久不拿笔忘记字
久不连情脸皮薄
她不说话了,站在窗前。她浓密的短发闪烁着橙黄色的光彩。那光彩像微波一样轻微晃动,这动作本身很小,但因为她身着的不合体的宽松大衣而加大了幅度。她在风中轻轻颤动,然后我便看到她的眼睑下有晶莹的东西在闪烁。这时正午的阳光从前窗移到了后窗,正前方约30度角照下来,由于是直向光,假使她两颊下有阴影,脸上有清瘦之感,让人心疼。
她停了很久突然问我:“怎么不说话啦?”
我知道不能再提家乡了,也许那儿会让她难过,我说:“我在看你呢!”
她很奇怪,问我:“看我什么?”
我说:“看你好看。”
她的脸微微红了一下,然后凶巴巴地说:“胡说八道!”
我说:“不是,是看你身上的五角星好看。”
她这才笑了,人也变得神采奕奕起来,她问我:“知道毛主席么?”
我茫然地摇摇头。
她有些不高兴,看了我身上补过的布衣一眼,说道:“毛主席是咱们老百姓的贴心人,他说穷苦人一定可以当家作主人,并且日本鬼子很快就会被赶出中国了!”
随着她的讲述我也激动起来,作主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啊?是不是可以过年的时候能和爷爷一起尝盐酸肉呢,是不是可以像县衙门家的公子爷一样去省城读书了呢,是不是被王老财家的狗咬了,可以反过来踩它两脚呢?
那天我就这样在这个小院呆到了晚上,有时我会听到零星的枪声,听到沙沙沙的脚步声,听到这些声音越挨越近,有一阵子甚至要贴到院子的门上了,但终于这些声音都渐渐地沉淀下去了,叽叽格格的蝉鸣声在月色中浮了起来,这些声音在花草稻田中此唱彼和,热热闹闹。蝉依然是快乐的,不明白战争的可怕。他们安排我住了里屋,我睡了一会便有些想爷爷了,想得愁肠百结,我把里屋悄悄打开,这时我看到了静,她还没睡呢。我吓了一跳,赶紧把门掩上,但静没发现我。我从门缝看出去。静穿着她那可笑的宽松大衣,然后朝两旁望了望,见门都是掩的,便从口袋中摸出一块小镜子和一把小梳子来。她站在镜子面前,用梳子从上往下梳,然后把梳子上的碎发吹掉,接着抖了抖,让那千丝万缕垂下,最后她拿出一支小夹子把头发一夹,满意地笑了,笑的时候她拉了拉衣角,羞涩的样子。
第二天我起来,一层一层从里到外推开门,然而人已经走光了,除了地上灰尘上印着的脚印,你甚至感觉不到有人来过的迹象。我觉得心里空荡荡的,难受极了。我站了半天,才想到用手拍拍我衣服上的灰,我拍着觉得有什么东西有点硌手,低头一看,是一枚别在我身上木制的的五角星,取下来,星星后面歪歪扭扭地刻着两个字:
陈静。
第二年我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后来我又被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出了贵州,又过了长江,那枚五角星一直被我别在身上。许多时候,看着它,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回到那个改变了我命运的夜晚,想到静梳着头,青发在她卷曲的手指间盘旋,朝各个方向伸出细丝,舒展,交错,扭出许多旋涡,最后组成迷宫的样子。49年后我做过支边战士,列车长,公安,去过河南,新疆,浙江,福建,山东,江苏,走的路在中国的大地上延伸,交错,但是我没有遇到过我在战争时遇到的那个女孩,也许她依然健在,她的身影为了建设祖国也在这片大地上飘流,但是我们的足迹再没有像1944年那样意外地在同一时间地点里重合过。
1956年冬天的清晨,在贵阳的火车站台上,我送一个上海来的同志回家,我和那位同志寒暄完,下车招手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位靠着车窗的女军人,她把帽子取下,然后看到轻轻地把郁黑的头发抖了抖,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这画面和1944年那土屋的画面重叠了,我大声喊“陈静”,我大声喊,她似乎听到了什么,朝我看了看,但是这时这列火车已经不可遏止地开动了,我再看,火车已经走远,即将消失在贵州早晨特有的茫茫迷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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