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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br />新闻来源:外滩画报</p><p>孙甘露:文化总是如钟摆一样来回摆动</p><p>《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就昆德拉及其作品,书面采访了著名作家孙甘露。以下是访谈全文。 </p><p> 外滩:作为一位对语言非常敏感和自觉的作家,您如何看待昆德拉的语言特点? <br /> 孙甘露: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说,语言问题都是第一性的。而第一流的文体家的作品则包含着更为丰富的意识形态信息。从译文的层面看语言问题,其实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学问题,也是影响的焦虑之一种。对于其他语种的读者来说,理解的难点,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将永远存在,并不因为读者对母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理解的增加而减少。不然的话,人类真是太幸运了。 </p><p> 外滩:您是否觉得如果不能直接阅读其作品的法文原文,会使您在回答上一个问题时感到困难?为什么? </p><p>孙甘露:应该还要加上捷克文。我问过一些法国作家和捷克作家,他们对昆德拉的法文写作和捷克文写作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我的作品的法文版读者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在此,这个问题的重心已经移向了昆德拉的译文的语言问题。 <br /> 劳伦斯·韦努蒂认为:“翻译以巨大的力量构建对异域文化的表述,同时也构建着本土的(顺服)主体。翻译产生的作用,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逾越常规的。通常,对异域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性的压抑,使翻译消失,被吸收进目的语文化的主导价值之中,变得易于理解,因而表面上看似乎没有翻译过来。”你看,困难多的是。 </p><p> 外滩:昆德拉长期使用法语而不是母语写作,对此您怎么看?您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写作者的生存策略(他后来基本生活在法国),还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意义上的选择?而语言的选择,对一个作者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 <br /> 孙甘露:远离自己的祖国,母语差不多是唯一可以携带的重要行李了。所以,对作家来说,生存选择从来就是文化意义上的。流离失所,如何选择语言?只有读学位的人才选择语言(种)。 </p><p> 外滩:我上大学的时候,不少同学买了昆德拉的作品——书中的性爱描写曾是原因之一。您觉得昆德拉书中的性爱描写,在其作品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它和劳伦斯或米勒等人的性描写,有什么不同? <br /> 孙甘露:在苏、东巨变之前,性在这些国家的阅读中,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在性的压力和政治的压力彼此覆盖的情况下,将性行为、性关系理解为政治性的也是不奇怪的。但是,这也早已经成了陈词滥调。过了这么多年,你的同学也已经长大成人,他们看待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的立场会有所变化。而对性的沉思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它。它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所占的位置是恰当的——如果真可以如此肢解作品的话。所以,在性这个方向上,比较他和另两位作家的作品无关宏旨。 </p><p> 外滩:昆德拉的“反媚俗”,曾经被人指为有“诛心”之嫌,是作者对个人选择的居高临下的评价,有一种道德或文化上的优越和不宽容。因此有人曾经提出“反‘反媚俗’”,对此您怎么看? <br /> 孙甘露:思想的重要性正是通过其对立面得以揭示,而文化的多样性正包含着差异和歧义。一种观点被移至相异的环境中,激发起道德方面的困扰,正是其意味深长之处。常言道:文化总是如钟摆一样来回摆动。有活力的文化应该对等级差异表现出敏感。 </p><p> 外滩:昆德拉作品在中国,常常会被赋予较多的意义,可是,当他在法国居住生活了那么多年以后,您觉得他当年逃离的祖国——捷克,对他的创作到底还有多大的影响和意义?换句话说,冷战意义上的政治意识形态主题,在昆德拉作品中占据了怎样的空间? <br /> 孙甘露:这在他的最新作品《无知》中有正面的回应。昆德拉从词源上分析了nostalgie一词在欧洲各种语言中的流变及细微差别。他涉及的就是由未满足的回归欲望引起的痛苦。他从荷马史诗中寻找源头,以尤利西斯和卡吕普索的故事来喻示他的处境。他写道:荷马以桂冠来颂扬思乡之情,由此划定情感的道德等级。《无知》第二节全力回答您的问题。值得一读。</p><p></p><p> 外滩:昆德拉曾对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改编而成的电影《布拉格之恋》大为不满,并从此拒绝任何形式的作品改编。因为对误读的反感,昆德拉对各种译本都非常慎重,比如,昆德拉不允许在中译本中出现任何形式的前言和后记,作为一位作家,您对此有何看法? <br /> 孙甘露:误读是文化传播的一部分,而误读中常常包含了有意思的信息。而对误读的反感和误读一样,都是无法彻底避免的。作家对他作品的其他语种版权有要求,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正如昆德拉在别处写到的:作品有其自己的命运。 </p><p> 外滩: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中国读书界80年代的“昆德拉热”和今天的“昆德拉热”(据几家书店排行榜显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属于“热销”书籍),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有,是什么? <br /> 孙甘露:简单地说,这是由中国的体制和文化现状所支配的,正如艾科和奈保尔这样重要的作家没有广泛流行一样。 </p><p> 孙甘露1959年7月10日生于上海,祖籍山东荣成。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现居上海。1986年发表中篇小说《访问梦境》,开始文学写作。代表作品有小说集《访问梦境》、长篇小说《呼吸》、随笔集《在天花板上跳舞》、小说集《忆秦娥》、随笔集《比缓慢更缓慢》等等。作品有法、俄、日、英等语种译本。 </p><p></p><p></p><p><strong>快评:</strong></p><p><strong>《低级访谈》</strong></p><p><strong>让作家解读作家,这本身就是一种误读,而且,孙甘露的某些回答,似乎在走神。昆德拉这个作家的作品想必非常多的人都阅读过,但是更多的人,对于昆德拉这样一个作家的理解,肯定也是各有不同的。有时候,公众总是抱有一种奇妙的想法,认为知名作家在解读其他知名作家方面,肯定是公正且正确的。一万个人眼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当然,有时候,其实我们对作家解读的是否正确并不关心,我们关心的只是作家会如何解读。</strong></p><p><strong>昆德拉的作品我看的并不多,看过两三部他撰写的小说作品,印象不是很深。昆德拉似乎很喜欢在小说里穿插一些个人的哲学见解和哲学思索,孙甘露的小说我看的仅仅是几个中篇。孙和昆德拉的小说创作不属于同一路数,这是肯定的。说实话,其实我有些看不懂昆德拉,也有些看不懂孙甘露。这篇新闻吸引我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里面让一个我不懂的作家来解读另外一个我不懂的作家,我想看看我能不能通过这篇采访,看懂其中哪怕一个人。但是,很显然,我还是没能看懂任何一个。孙甘露的回答明显带有敷衍的倾向,他话中所表达的一些东西,套用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只要他写作,都是可以的。我所期待看到的独特的解读,在孙甘露这篇访谈里,是处于一个缺失状态的。孙甘露所说的“文化总是如钟摆一样来回摆动”,我权当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屁话。当然,这里面也有编辑和记者的问题。我们的媒体缺少好看的访谈。毫不避讳的说,我至今看过的最好的文化访谈,还是中国版的摇滚杂志《滚石》。我在《滚石》里看到的那些访谈,要比现在这篇浅显并且都飘起来的访谈要好上几倍。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的媒体本身对孙甘露和昆德拉也是不懂的,还是什么别的原因。</strong></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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