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宜陵、史永利：爸爸汝龙教我们搞文学翻译

一层

                               爸爸汝龙教我们搞文学翻译
                                  □ 汝宜陵　史永利
　　爸爸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每逢我们走进爸爸的房间,眼前就浮现出爸爸坐在那张带扶手的藤椅上谆谆教诲我们的情景。每当我们看到爸爸翻译出版的一排排文学作品,心中就不住地涌出一股激情:我们应该把他对我们的教导写出来,把他谈文学翻译的肺腑之言写出来,鞭策自己,并与青年读者共勉。这是对爸爸最好的纪念。
    老作家巴金曾经在他的《随想录》中谈到过爸爸。他说:“汝龙是少见的真挚的人。”巴老对爸爸的评价再准确不过。爸爸不仅对人真挚,对国家真挚,对文学翻译事业更显出他的真挚。
    记得1980年5月的一个星期日,我们去看爸爸和妈妈。当时爸爸病得相当厉害,医生怀疑他患癌症。我们很为他担心。他却很平静,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谁也不用替我着急。不是癌,瞎着急;是癌,着急也没用。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我只给你们留下一句话:在翻译工作上,你们绝不能给自己留后路。遇到困难,绝不能撒手,非把困难克服不可。稍微一松劲,就会前功尽弃。翻译跟打仗一样,两军对垒,谁顶得住,谁就会打胜。打仗不能有试一试的想法,不行就撤,这怎么行!翻译也是一样,一遇困难就避开,这可不行,这样一辈子也无所作为。另外,不要赶浪头。没有哪一个有成就的人是赶浪头赶出来的。看看巴金,他七十多岁了,还是那么雄心勃勃,还在干。他为了什么?为名利?要是为个人名利,他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拼死拼活地干了。……我原来打算搞完契诃夫全集,再搞另外一个作家的全集,现在看来可能不行了。人一辈子要活得有意义,要为人民作些事情,永远不能骄傲自满,永远要死气白赖地干。”我们怕他太累,劝他休息,但是他还是止不住话头。他说:“我开始搞翻译的时候,翻的是高尔基的作品。这在解放前,既不敢声张,也不能靠干这行生活。有什么名利可图?!二百多万字,整整译了八年,打好了外文基础。出版不了就出版不了,不去管它。这也是一个锻炼,一个练习的机会嘛。我当时只存一个想法:我如果能为中国的文化、文学事业出一份力,添上一砖半瓦,一辈子就没有白活。哪会想到几十年之后会有个汝龙?!”
    在爸爸的影响下,我们利用业余时间搞些文学翻译。从一开始,爸爸就时时刻刻强调翻译工作的严肃性,端正工作态度。当我们翻译的一些作品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后,爸爸又嘱咐我们说:“搞翻译工作,一定不能贪图名利,一定要对社会、对读者负责,不能粗制滥造。如果名利第一,就搞不好,搞不长。翻译工作的乐趣就在于不断发现自己译文的不足和错误,在于修改译文。对译文一定要反复修改,要‘贴’近原文。校对时一定要反复查对原文,查阅字典。不要想当然,不要存侥幸心理。”他还说:“把东西译错,是对人民不负责任,是对翻译工作的侮辱!当然不是说译文里绝对不会出错,只要态度对头,你就会想方设法改正错误,永远不放松。”
爸爸一生翻译出版了一千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这样的数量在国内翻译界是很少见的。他不但翻译了契诃夫的全部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书信和文学评论,还翻译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高尔基的《阿尔达莫夫的家事》、《人间》,库普林的《决斗》,特里佛诺夫的《大学生》等大量作品。爸爸对我们国家文学事业的贡献有目共睹,人人皆知。
    爸爸几十年来经常白天黑夜地工作,抽烟很多,再加上缺少体育锻炼,患有肺气肿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连下楼散步的力气都没有了,整天呆在七层楼上,手又抖得厉害,吃饭、穿衣都很困难。他说:“我像给关在鸟笼子里一样。”但是他仍然天天坚持用几个小时来校对、修改契诃夫作品的译文。他简直把一生的心血献给了契诃夫的作品,献给了祖国的文学事业。1990年6月,我们看到爸爸重病在身,还坚持工作,劝他不要再工作了,好好休息。他却说:“吃了饭,晒太阳,然后睡觉,三饱一倒儿,天天这么活着,我可受不了。等我身体好点儿,我要写一篇论契诃夫的文章。我不同意苏联伊尔米诺夫对契诃夫的评价。”可惜爸爸没有来得及写那篇他提过多次的论文,就过早地、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们。这是多么遗憾呀!他研究了一辈子契诃夫。我们相信,他的论文如果能写成,一定会对俄国文学的研究、对契诃夫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一想起爸爸,我们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夺走了爸爸宽敞的住房和工作环境,全家人被轰到达智西巷狭窄的两间半平房里。家具、衣物都被抄走。全部书籍也被抄走。爸爸抽烟,钱不够用,只好买一包一包的劣等烟丝,用白纸卷起来抽。家里桌子不够用,妈妈把缝纫机机头收起来,摆平当桌子用。“文化大革命”时,爸爸的身心遭到摧残,明显地老了。当时我们被“分配”到内蒙包头市一个铁路中学教书,每逢寒暑假回京探亲。我们看到爸爸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在翻译契诃夫的作品,心里很敬佩,然而也替他担心,伤心地劝爸爸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人家在批判封、资、修,批判崇洋媚外,别人连外国文学碰都不敢碰,您还在翻译契诃夫,将来也不一定能出版,白费劲,别这么干了。”可是爸爸却说:“我也不知道我译的东西将来什么时候出版,能不能出版,可是契诃夫的作品是有文学价值的,我要搞他的全集。如果在我这辈子出不了,你们等十年、二十年后交给国家图书馆。我相信我的译作对国家是有用的。”就在那种出版译著希望十分渺茫的年代里,爸爸凭着对文学事业献身的精神,对契诃夫作品文学价值的坚定信念,翻译了契诃夫全集。爸爸曾经说过:“文学就是我的命。”提起契诃夫,连中学生都知道他的《变色龙》、《小公务员的死》、《万卡》、《苦恼》、《套中人》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杰作。为什么契诃夫作品中的人物那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为什么契诃夫的作品对我国文坛乃至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这都和爸爸文学翻译家的尽心劳作,和他那高超的传神译笔密不可分。
    关于翻译,巴老要求:翻译出来的东西首先要是艺术品。爸爸说:搞文学翻译工作,光有热情和决心是不够的,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中、外文水平,提高文学欣赏水平和分析能力。爸爸曾教我们如何在这些方面下功夫。他说:“搞文学翻译的人,一定要多看书,中文、外文,每天都要看,都要有计划地看,一年之内看完多少书,有个目标。看书的时候要记读书笔记,将来你也许不看那些笔记,记笔记是为了加深印象。我们看书不能像一般读者那样光看情节,我们要看人家是怎么写的,写得好的地方,想一想他为什么写得好,为什么要那样写,作者的意图是什么,不妥的地方为什么不妥。一定要这样坚持下去。日久天长,文学底子就厚了,翻译起作品来,就能得心应手,就能更传神。你的水平不够,就理解不了原作者的意图,理解不了他的笔调和风格。这是很难的,是一辈子的事。每一部作品都有个总精神,翻译前要吃透作者的意图、人物的感情、人物讲话的口气、人物的好坏,这样你才能大胆下笔,才可以像流水似地译下去。”
    爸爸曾以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宝贝儿》为例,跟我们讲解他怎么分析原作者意图,分析作品的总精神。他说:在《宝贝儿》里,主人公是奥莲卡。契诃夫又捧她,又批判她,刻画她的两面性。一面,她总要依附一个人,先是嫁给剧团经理,剧团经理死后,她又嫁给木厂经理,后来木厂经理也死了,她又跟一个兽医很亲近。没有她所依附的人,她脑子里就空空**,什么见解都没有了,根本没有自己生活的目标了,这是缺点。另一面,她又有极热烈的爱,总要爱一个人。她不爱猫,因为爱猫根本满足不了她那强烈的爱。她虽然一再改嫁,可是大家都叫她“宝贝儿”;还是爱她。契诃夫没有把她写成坏人。这种又喜欢又批判她的写法是很了不起的。列夫•托尔斯泰很喜欢这篇小说,常常自己朗诵,或者请别人朗诵。契诃夫死后,托尔斯泰还谈到过契诃夫的《宝贝儿》。他说:“契诃夫好比骑车人,怕碰到前面走的人,却正好碰到了。”他的意思是说,契诃夫越要讽刺奥莲卡,就越写得她可爱了。契诃夫没有把她写成坏人,是这篇小说的总精神。如果对这个总精神吃不透,就不会译得好,就不会把原作品的风格准确地用中文再创造出来。
    另外,爸爸还教导我们:当我们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时刻想着读者,而且要带感情。比如,当我们翻译描写苏联革命家基洛夫少年时代的小说《乌尔茹姆少年》过程中,经常把译稿拿给爸爸,向他请教。有一次,他看了我们的译稿后,对我们说:“儿童文学的读者是谁?是十岁上下的孩子。我们译的儿童文学作品,一定要能让他们看懂,觉得有意思。你们心中没有读者对象。那不行!得时刻想着你们面前的读者。文字要口语化,儿童文学是为儿童服务的。比如,你们稿子上有一章的标题是‘演剧’。小孩子哪说‘演剧’呀,即使大人也很少这样讲。要是把‘演剧’改成‘演戏’多好呀。再比如,你们译的‘低垂着头走路’,‘疾驰而去’。这样的句子,哪儿是儿童语言?改成‘低着头走路’,‘一溜烟儿跑掉’,多好。……译书一定要译得准确,不但和原文要神似,而且要尽可能形似。原文中有些地方,如果直译,不改动一下,中国人就看不懂,这时候我们才改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样做,这些地方是很少的,但是我们不能增添原作中没有的意思。我说儿童文学要口语化,是要符合普通话的说法,不能是北京土话。我掌握三个地方的语言:四川话、江南话、北京话。我在译书的时候,做到至少能让两个地方的人看懂,主要以北京话为基础。比如,你们译的‘这一摊事情’,就太土了,不如改成‘这一堆事情’。再比如,‘她喜欢把一切小事向奶奶告状’,北京话说‘她喜欢把种种小事拿去向奶奶告状’,这样一改就把这句话暗含的讥诮味道译出来了,也更符合普通话的说法。句子要符合中国话的习惯,不然读起来别扭。“你们的稿子里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比如有这样一个句子:一个农民劝另一个死了妻子的农民再结婚,说‘一个男人无法担负家里的一切的活计’。这句话,一不合农民说话的口气,二没有考虑孩子的理解能力,三‘别异想天开’的味儿也没有译出来。这句话译得干巴巴。要是把这句话改成‘一个男人家担不了家里的许多活儿’,不是就体现出上面说的三点了吗?说话是最能体现感情的,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也一定要让话里带上感情色彩。我们不是耍字眼儿。什么身分的人该讲什么话,怎么讲话,这一点一定要注意。文学作品要极力把读者引进去。原作中的人物着急,你也要着急。不能冷着心肠翻译。你自己不感动,怎么能让读者感动?我们搞翻译的,既要当导演,又要当演员,要按搞创作的办法去翻译。这样你才能把读者引进有趣的世界里去。”
    文学是要通过语言文字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刻画人物的。没有好的文字,就很难写出充满感情的好作品来。爸爸像那些好的作家一样,对文字很讲究。他说:“我们翻译书时,废字一律不要。比如,‘生活一天比一天更美好’,谁平时说话这样说?说‘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或者‘生活一天比一天美’,多不符合说话的习惯。不要过多地考虑原文里那个‘比较级’。每句话里都要带感情,特别要避免干巴巴,避免空话、废话。可用可不用的字要删,什么‘了’、‘的’、‘那’、‘这’、‘就’等等,能不用就不用,去掉它完全不妨碍你表达思想,你用它干什么?用了反而使句子松松散散,不能给人一种清楚的概念。我们要把一句话的意思一下子印在读者脑子里。”
    爸爸像那些文学巨匠一样,经常为了一句话的译文彻夜失眠,寻求最恰当的字眼。他坚决反对耍字眼、哗众取宠的坏风气。有一次,他看过某人翻译的一篇论契诃夫的文章,很生气。他对我们说:“我不知道译者是谁,不过我看了他的译文,让人气愤。他纯粹是在搔首弄姿!光追求词的花梢,这是一条错的路子!我干翻译这么多年,总是千方百计去捕捉作者的意图,作者的感情,作者的风格,捕捉还捕捉不及,哪还有功夫去玩弄什么花梢的字眼!”就在那次谈话中,爸爸总结他的翻译经验说:“要是让我写谈翻译的文章,简单来讲就是一句话:我是尽量做到像是作者在写。我说‘尽量’因为我们终究不是作者本人。”
    只要我们一跟爸爸谈起翻译,他就会这样滔滔不绝地讲下去,而且嗓音很大,就像老师在课堂上讲课一样。跟他谈话,真是一种享受。你遇到困难气馁的时候,他给你鼓励;你骄傲情绪冒头的时候,他会严厉地批评你,还让你心服口服。似乎什么都瞒不过他的眼睛。在他面前,你耍什么小手段都无济于事。你说上几句话,他就能把你的心思摸个透,用他的话说,“你肚子里有几条蛔虫,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要求子女很严,最恨懒散不上进,更不要说什么歪门邪道了。他疾恶如仇。有一次,我们说最近工作比较忙,没搞什么翻译。可是他说:“别找客观理由。只要你真心想搞翻译,工作再忙也能挤出时间来。晚上少睡几个钟头,死不了人!”在爸爸的鞭策下,我们又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契诃夫妹妹玛丽雅写的回忆录《我的哥哥契诃夫》。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又得到了他的许多指点和帮助。他跟我们讲,契诃夫的文笔和妹妹的应有所不同,玛丽雅写哥哥契诃夫是带着崇敬的感情,契诃夫让妹妹当他遗嘱的执行人,因为她为了他终身未嫁,两人感情最深,等等,等等。爸爸谈起契诃夫来,简直就没个完。在翻译工作上,爸爸真是手把手地教我们,他甚至教我们如何译一段文章的具体步骤,如何查字典。他说:在译一段文章之前,先把这一段在整个作品里的作用、气氛、感情、作者的意图搞清,要搞清这些就必须把生字查好,语法弄透。有时候一个句子里并没有生字,语法也清楚,可是这一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并不一定很明了。这就是一种难句、难点。碰到这种情况就要多读原文,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同时,还要查常用词,越是常用词,词意就越多,就越得多查。慢慢就能把这句话的真正意思、确切的语气搞清楚了。爸爸说:绝对不能一边查字典一边翻译,生字还没查清就译,译出来的东西决不会有感情,也不会流畅,那段文字与整篇文章的气氛就可能不合。另外,查字典的时候也要注意,字典上的解释只是给你一个基本的意思,我们译书的时候,字典上的解释多半都不能直接用在译文上,我们要根据字典上的解释,找出适合我们译文的词句。中文字典要不离手,我们不能自己瞎编一些词。译完后要多念几遍,一念就知道哪顺哪不顺了,凡是疙疙瘩瘩的地方,就一定要修改。我们为读者服务,读者不喜欢疙疙瘩瘩的东西。
    爸爸于1991年7月去世。我们多么想念爸爸,多么想再跟他请教文学翻译上的问题,多么想再听他谈契诃夫、谈文学、谈翻译呀!我们就拿这篇文章作为对爸爸的纪念吧。
                                 作者地址:10008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