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巨兽与写实派画家

苏蓝

    我在那个不安的四月走过长安街边的咖啡店，她在玻璃窗上写着一行字。九五年，中国北方的某小城发生了地震，非洲西方的动乱从未停息，高伟写完了《漂流的海》，等待发表。而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依旧在长安街上来回走着，一遍又一遍，唱着我未唱完的歌，过着那漫长的未过完的日子。
    那家咖啡店之前是书店，我经常坐在老板准备的靠椅上看书，喝着他给我泡的茶。他愿意和我讨论关于史前生命的话题。这看似搞笑，却是相当严肃的。那些曾经满世界爬着的巨大动物可能关系到浩瀚的宇宙和人类的前途。至于它们是如何灭亡的，我们意见不同。他认为那悲剧都是由于彗星的坠落造成的。我却对这个世人皆知的解释不屑一顾，我觉得它们是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进化了，进化成某些尚存的物种，我们可以从例如蜥蜴、河马等动物找出某些相似之处，更何况，就连城市里也有它们的影子。后来，我和他因为总是意见分歧而闹翻了。我有两个月不再去找他，不再注意世界里这个对我来说可有可无的渺小书店。
    后来，当我某天想再次去注意它时，它和老板却都已经消失。屋子重新装修，成了一家蓝色的咖啡店。咖啡店，多么洋气的称呼，那个未曾见面的新老板还给它起了名字：明媚。门口的招牌用蓝色油漆泼成了夏天里的兰花，这种花不爱酷热，喜欢阴凉，我们在夏天要注意照顾它。两排玻璃窗都是磨砂的，紧闭时看不到里面的模样。那天，我走到其中一扇窗户面前，似乎是靠左边的第二块，看见玻璃上有一行黑水笔的字迹：如果你看见，请在里面等待遇见我。
    我不想再去别处了，那熟悉的笔迹。我承认自己被唤起了一些记忆。我用眼前的零碎线索编造出一个离奇的事实：那个久别的她还想念我，我知道她去过哪些地方，和什么人在一起。她在曾经和我长期居住的街道上开起这家咖啡店，在玻璃上写故意引起我注意的话语，期待我能看到并且走进这家店和她重逢。对于写书的我来说，编造这样一个故事实在是太容易了。当店里传来我喜欢的万晓利的歌声，我便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我对吧台里面的那个女孩说：来杯雀巢咖啡。女孩皱了皱眉，望了我一眼：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你要的那种。
    高伟是我的朋友，他有着狂热的海洋研究癖好，从深蓝海水里的千万种奇特动物到那些人类文明在海底的遗骸，伟大航行中的沉船以及强盗们的宝物。当他滔滔不绝的对我提起这些时，我总想着几年前和她去大连的情景，阳光沙滩海浪，真是舒服。让高伟感到悲哀的是他在电视和书上看见过无数次的涨潮退潮，却从未亲身去过。我和他生活在内陆城市，四周环绕着山峦和树木，在城市里只有抬头才能发现海洋遥远的身影，一些蓝与灰的色彩。高伟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后，还是决定离开，去往那个海边的城市。当他初次站在海边的时候，高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他有些沮丧的告诉我：原来海是灰色的。我对他说：我很早之前就知道了。
    现在可以说说那件发生在长安街上的案子了。这个案子是福尔摩斯或是柯南经常遇到的一件寻常的谋杀案，尸体被人抛弃在某个小旅馆的地下室。第二天早晨，当睡眼朦胧的老板打开地下室的门想寻找一根腌黄瓜当早饭时，看到废弃的书柜顶上半躺着一个人：她张大嘴巴，两只手抱在胸前，淤积的血块凝结在头顶以及全是灰尘的墙上。旅馆老板立刻重新锁上门，跑到公安局报了警。他说那个地下室整晚一直锁着，而钥匙只有他一个人有。
    警察找到了三个证人证明那个被人砸死的女孩在当天晚上走进了旅馆。第一个是当晚在柜台值班收钱的小娟。她说，半夜十二点，自己正在电脑面前玩游戏，女孩就进来了。她挎着鼓囊囊的背包，懒洋洋地走到柜台问小娟有没有房间。小娟说有，收了一百二十块钱，带她去了最后剩下的一间标房，便关上门回到柜台。小娟说，之后她就趴在电脑前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这句话会让老板很不高兴。第二个证人是街对面百货商店的老孙，他说那天他喝酒了，但很清醒，而且睡不着，半夜还开着店门，搬了个凳子坐在街口乘凉。他说他一直看着对面旅馆收钱的小姑娘，那姑娘长得真水灵。警察让他赶快说关键的，老孙愣了一下，说：我可没做什么。警察皱了皱眉：我是问你被害者的情况。老孙才说：她没死前是从一辆私家车里走下来的。那辆车停在了旅馆门口，开车的是个穿黑衣服的男人。她走进旅馆前还朝男人摆了摆手，说了声再见。警察又问他：那你记得那辆车的牌照吗。老孙摇了摇头：喝多了，天也黑，没去注意。警察说：你可以走了。
    最后一个人是我。我可以对警察说我比他们两个人更了解这件谋杀案，因为那晚我就住在她的隔壁，那堵墙实在是太不隔音了。我躺在床上，甚至能听到她去上厕所的声音。如果隔壁住着一对情侣的话，我暗想自己这一晚上该怎么过。她十二点多躺在离我脚丫半米远的地方看电视，电视里应该放的是喜洋洋，因为我在半夜听到了灰太狼的声音。快一点时，她终于关掉了电视，起身去了厕所，然后就是一阵淅淅沥沥，如同下雨。我用手机上网，有些困了，准备睡觉。这时手机响了，是她的。我听见她接了电话，安静了一会儿，开始说话。她说，那好，你来吧。这句话让我来了兴趣，我知道来的应该是个男人。但我等了很久却失望地发现根本就没有任何动静，没有来人也没有开门声，四周安静就像块石头。她怎么会死在锁着的地下室里，我就浑然不知了。警察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得出几点结论：她至少是在半夜两点以后被杀，那时我睡着了，直到早上。而那个送她来的男人有重大嫌疑。至于怎么找到那个男人，怎么破案，那就是公安局的事了。虽然我想做个侦探，但我不想费脑筋。
    半个月后，警察根据举报捉住了当晚开车的男人。男人坚持自己只是泡了个妞，并在就要进旅馆时忽然接到老婆的电话，让他赶紧回去。于是，他就开车回去了。充分的不在场证据证明他不过是个小角色。这个案子陷入了僵局与谜团。谁杀了她，地下室的锁是怎样被打开的，调查继续。
    后来某天，旅馆老板喝醉了酒，他也搬了个凳子坐到门口，和对面的老孙脑袋对脑袋。老孙喝酒没事，可他一喝酒就爱乱说话。他半夜里朝老孙乱喊：你个傻瓜，活了大半辈子你上过女人吗。老孙是个单身男人，他望着醉醺醺的旅馆老板，老实地摇着头。旅馆里的小娟拧着眉毛望着门口的老板，表情一阵恶心。旅馆老板得意洋洋地晃着脑袋说：嘿嘿，我就上了个姑娘。在地下室里。
    这个案子还是有很多疑点。那些出名的侦探小说里随便挑出一篇都要比它来的复杂与有趣。作案者的动机与地点选择都是不明朗与粗糙的，可这一切倒是无所谓，因为它就发生在我居住的长安街上。而我，在那天下午走进了明媚咖啡店，发现在吧台里坐着的并不是我朝思暮想的那个女人，而是另一个刁钻古怪的女孩。不久后我就认识了她，因为我从家里拿了衣服与吉他，执意在咖啡店里住了下来。我给自己在没座位的墙角搭了个帐篷。我似乎陷入了自己编织的那个故事里，自己要等待某人的出现，而灵君并没有赶走我的意思，她说自己不是店主，老板娘每个月底会来店里一次，收完钱就走人。玻璃上的字就是老板娘写的。那天，正好是月初，我想我有漫长的时间用来等待故事的女主人。
    老板娘聘用灵君是正确的选择，她是个单纯的姑娘，齐肩的头发，椭圆形的脸，身子瘦矮。我喜欢她说话的表情与声音，大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光。灵君对于我住在店里这件事不在意，甚至有些欢喜，因为终于有个人能在上午店里悠闲无聊时陪她说说话。灵君还把我那可怜的墙角的帐篷介绍给客人们：这是本店的一大特色，你们可以在帐篷上贴上自己写的话，或是摆上各种小饰品做留念。这样说的结果是几天后，我的帐篷上已经满是小纸贴和玩具挂件。我偶尔也在咖啡店里弹弹吉他，用我那破嗓子唱几首歌，那些坐着的客人通常会在听完后礼貌性的喝彩与鼓掌，这给了我莫大的勇气。灵君对我和老板娘的故事很感兴趣，总是让我讲从前和她的往事。灵君似乎对我的身份深信不疑。于是我不断地对她说起一些地点，一些情景，用以度过一个个美好或忧郁的早晨与夜晚。有时候我能把灵君讲哭了，可我自己却觉得心里冰凉。
    偶尔，灵君对我提起她，说她是个成熟的女人，眉间烙上了在社会上混迹多年的印记：媚俗和刻薄，有时也会露出善良与多情的本性。灵君和她也只见过四次。灵君来店里时玻璃上已经写上了那行字，她问过老板娘那是什么意思。老板娘笑着说：等待有缘人。这句俗气的话在我听来却是那么动听。我本就是个庸俗的人。
    更多的时候，灵君愿意和我谈论现代写实派画家，她是个女孩，也是个画家，写实派画家。她和我讨论时的样子让我想起从前书店的老板，都是那样认真与固执。怀念真是件让人难受的事情。灵君给我介绍那些优秀或伟大的写实派画家们：乌克兰女画家Anna Kostenko，她的美丽的油画，简直像相片般细致。我不知道要花费多少的精力与时间才能完成那样的作品。意大利写实派画家William Whitaker，他的人像画充满古典气息。美国画家Deni，他创作的如同实物的街道、风景与美人，已经逼真到极致，光影明暗，身临其境。美国的另一位画家Terry Rodgers，他是个后现代主义的信仰者，画中那些妖艳的女人，混乱的场景，让我觉得反感。欧洲杰出的写实派画家，亨克.哈勒曼特 ，他画了很多静物，善于处理灵动的场景与光线。当灵君拿出他们的杰作给我看时，我除了赞美他们的用功与耐心之外，还是有些微词的。我有些不喜欢这样的写实派，它们除了真实之外似乎缺少了些什么，至少我看不出来。我更喜欢诗意与乱七八糟的涂鸦。后来，灵君花了两天功夫画了一张我的头像。我颤悠悠地接过来看，看完就放心了，她还没有完全学会写实派的那套作风。
    后来高伟就住在了那个海滨城市，每天下班后来到沙滩上，看着海水退潮。有时他还会脱了衣服慢慢走进海水里，他说他喜欢那种感觉，身子如同一只滑溜溜的鱼，用腮在呼吸。我承认自己有些羡慕他，但是我离不开我的长安街了，每当想着某天会看不到长安街的日出与黄昏，看不到长安街上卖冰棍的老爷爷、街头卖唱的男孩，我就会心慌。高伟一如既往的研究他的海洋，并且在九五年写完了他的那本书。书里说，经历了一次航海后，他才发现真正的海洋还是深蓝色的。
    在四月底的一天，老板娘终于出现了。那时我正坐在帐篷前弹着心爱的木吉他，唱着闪亮的日子。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推开门走了进来。她扭着腰走到柜台里，对灵君说：这个月做了多少钱。灵君拉开抽屉，拿出账本交给老板娘。她就坐在柜台里用计算器认真的算起钱来，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灵君转头看了我一眼，我朝她摇着头，但她还是喊了老板娘一声，用手指了指我和帐篷。年轻的老板娘扭过头来看着我，皱了皱眉：他是谁。灵君脸上露出些许意外，想了一会儿，说：他是自愿来店里唱歌的歌手，我的朋友。老板娘说：哦，谢谢。我朝她笑了笑，说了声你好。
    某个时候我忽然觉得在哪里听到过她的声音，这声音阴魂不散。

陈树泳

句子很顺畅。语言因沾染上了时髦虚华气息而稍显轿作，虽不至到“明媚而忧伤泪流满面”的严重程度，但总体显得过于阴柔，如果下意识摆脱掉这种轻浮气，会写出不错的小说。

威廉爱德华

有点散，不像小说，有点像自言自语。语言少点个人情绪，再结实一点就好了。这里的结实，是我自己的理解，大概就是贴近现实（这说法也不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