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关于布罗茨基的笔记

陶北

布罗茨基是作为一个可供依靠的扶壁出现的，他对于许多诗人同行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正是这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常提醒我们：如今一再被我们谈论或写到的等级制度确实是存在的。这个等级制度并不能通过三段论的方法推演出来，也不能通过讨论得以解决。它通常关系到以下因素：美与丑，真与假，仁慈与残酷，自由与专制。总之，等级制度对那些身在高层的人报以敬意，对那些身份卑微的人并非冷眼相看，而是嗤之以鼻。

“崇高”这个标签适用于布罗茨基的诗歌。他命中注定要做一个思想高傲的人的代表，正如普希金在米克维茨中所看到的：“他从高处俯瞰生活。”

在一篇散文中，布罗茨基称曼德尔施塔姆为文化的诗人。布罗茨基本人也是一个文化的诗人，很可能这正是他的创作与这个世纪最深的潮流暗合的原因，正是在被灭绝的威胁下，他发现过去是一座难以穷尽的迷宫。穿透这座迷宫的最深处，我们发现从过去保留下来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分化原则的产物。身在古拉格集中营的曼德尔施塔姆疯狂地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这是专制制度造成的事实，他注定要沉沦被消灭。曼德尔施塔姆向狱中的一对难友朗诵他的诗歌，这是一个崇高的时刻，它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

布罗茨基用他的诗歌建立了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跨越了数十年来并不新奇的俄罗斯语言，并因此和他的诗人前辈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取得了联系。他不是一个政治诗人，因为他不屑于和那些不足挂齿的对手争论。相反，他把写诗作为一种特殊活动，从而摆脱了任何一种来自时代的明显约束。

直奔一个目标，拒绝因外界的干预之声而转向。这意味着一个人能够识别什么是重要的，并像伐木工人手中的斧头一样把所有精力集中于这个目标。这正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能够做到的，他们也因此值得钦佩。

布罗茨基的生活和创造性的工作直奔完成，就像一只箭射向靶心。当然，这是一种错觉，就像普希金或托斯妥耶夫斯基的情况那样。因此，一个人必须从不同方面设想。命运直指它的靶心，而那些被命运支配的人只能破译它的主要路线，并理解他受到了何种，即使这种十分模糊。

布罗茨基的一个采访集《保持变化》被杰日•伊哥翻译过来，这本书让我感到无限惊奇。只要想一下他不得不略去的部分——对别人来说这正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东西：马列主义，苏维埃主义，民族主义，尼采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十二个或两个别的什么主义。

他本可以成为一个精力充沛的持不同政见者，像他的朋友托马斯•温克洛瓦那样。他本应考虑改革政府。他本可以写先锋诗。他本可以成为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他本应对结构主义敬意。

生活如同一则道德寓言。这位诗人被国家囚禁并被国家宣判，又被国家流放，然而当他去世之后，那个国家的首脑却对着他的棺木下跪。这真像一个神话，然而事实正是这样发生的，在我们这个几乎像神话故事一样的世纪里。

他讲话时像个权威人物。很可能他青年时不被容忍正因为那份自信，他身边那些人定然把他视为傲慢。那份自信其实是他用于和别人相处的一个防护装置，当他感到不得不那样做的时候，他只得那样做了，尽管他自己也不明所以，只是用它掩饰内心的犹豫不决。要不是出于那种傲慢，他就不会退学。后来，他常为此而后悔，正如他本人承认的。在审判期间，那些比他还不自信的人可能不像他表现的那样。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将会怎么做，当局也没有预料到；而且，他们不希望，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却使这个人出了名。

十四岁的时候，他通过了海军专科学校的入学考试，却被拒绝了，仅仅因为他身份证上方的“民族”一栏。我尽力想象他成为一名海军学员的情形。一名军官？莱蒙托夫？

亚里山大•沃特希望俄国文学“借助敌人获得突破”，他和他彼得堡的朋友们都走在这条路上。他们既不想成为苏维埃分子，也不想成为反苏维埃分子；他们只想成为一个苏联人。当然，布罗茨基不是一个政治诗人。不过，他写了不少即兴诗（关于马沙尔•朱可夫的葬礼，阿富汗的战争，柏林墙，波兰的军事法），在西勒西亚大学的一次讲话中，他感谢波兰人推翻了一大罪恶，共产主义。纽约的文艺研究院与协会表决恩吉尼•爱图申克为国外成员，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辞去了研究院的职务以示抗议，并因此名噪一时。

听命于语言这个要素，或者（因为这对他来说是同样的事）缪斯的呼唤，他声称诗人不仅要取悦于当代，更要向前辈致意。他提到的前辈的名字是莱蒙诺索夫，康特马，杰尔查文，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他的俄罗斯诗歌王国超越于历史之上和历史之外，这符合他的信仰：这种语言有它自身的伟大，并能挑选自己的人为它服务。

他能够将别人作为偶像崇拜。他常说如果自己能被称为奥登的追随者，他将会非常满意。他不否定那些写自由诗的人，但他更崇敬格律诗人：托马斯•哈代，罗伯特•弗洛斯特，勒内•玛利亚•里尔克。他认为诗歌就是跨时代的对话，因此他和贺拉斯以及奥维德交谈（通过俄文译本）。正如他说的，他更喜欢奥维德，因为他的意象，尽管他的诗在韵律上不太令人感兴趣，并且坚持传统的六音步。此外，贺拉斯写了很多关于节日演出的格律诗，促使布罗茨基和他一争高下。

把布罗茨基想象成一个放荡不羁的诗人是错误的，即使我们把放荡不羁归因于社会与政府合成的整体环境，他年轻时属于列宁格勒。在各个行业都是能手，他们决不只是生活在虚幻里，也不只是作为就业证据分析才有用处。他通常“像牛一样耕地”。在安•阿博的密歇根大学的致谢词中他这样说。因为它可以给不懂英语，“太阳下最懒的人”提供就业的机会。作为一个教师，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这似乎使他的学生受益良多。他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背诵几千行诗句；没有别的教授敢使用如此老套的教学方法。如果有学生在教室里说了特别愚蠢的话（例如，引自政治幼稚的美国人主持的全部节目），布罗茨基会把他扔出教室。

当他还在俄国时，那种自我教育的热情就已经使他相当笨拙地掌握了英语；后来，他很快获得了用这种语言自由说话和写作的能力。他用英语创作的散文，以及他对自己的诗所做的那些富有韵律感的翻译，其中的熟练程度令人吃惊，这只能是真正的巨力型劳作的产物。

在当代欧洲诗歌中，他认为波兰诗歌是最有趣的。在列宁格勒时，他只接触到波兰诗歌的一些片段，却是相当重要的作品：从诺维德到盖西尼斯基。他的翻译也包括我的一些诗。在流放期间，他翻译了我的《献给N.N.的挽歌》，碰巧的是，我这首诗表达了他对抒情诗的观念，即抒情诗应是诗人的自传，哪怕仅保留经历的十分之一。他认为诗人逃入散文写作，是出于将自身的经历保存到十分之九这种压力。他读了我的《诗歌讲座》俄译本，出自娜塔莉亚•高巴纳甫斯卡娅的精彩译笔。1982年，该书以诗歌技巧为名由安•阿博出版社的阿第斯出版于美国，它专营俄文书。

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他是俄罗斯语言遗产的一部分。因为在他看来，诗歌是语言的最高成就，他意识到了自身的职责。如果有人拿波兰遗产类推，可以克拉西斯基，特姆贝基，米克维茨相比附，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和当时俄罗斯出现的人物相比，波兰的青年一代几近空白（除了博勒斯劳•勒斯棉），并且只有斯卡曼德小组才能和俄罗斯顶尖级那代人竞争。
他们中会有人能达到曼德尔施塔姆或阿赫玛托娃的成就吗？我觉得亚劳斯劳•伊瓦斯克维茨是那样的诗人，但是诗体的革命却将他的才能迅速蒸发掉了。

他时常对学生说他们可能还不太熟悉摩西的十诫，但可以去学，因为只有十七条：十项戒律和七宗罪——把它们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文明的基础。他说他的缪斯，语言的精灵，是基督教的，它可以解释他诗中的那些旧约与新约主题。

慷慨是他的个性之一。朋友们总是感到他的礼物如瓢泼大雨纷纷从天而降。他时刻准备着与人为善，组织，筹划事务。但最主要的是赞美。其慷慨在他和沃克夫谈到阿赫玛托娃时表现得最明显。赞扬她的伟大，她的智慧，她的仁慈，以及她心灵的高贵！对他来说，诗人的伟大与人的伟大是不可分割的。也许我弄错了，但我不曾遇到过这种特例：当他赞美一个诗人时却同时承认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例如，罗伯特•弗洛斯特在诗歌上是伟大的，却不必通过传记加以印证。这和他的信仰是相符的：审美先于道德，甚至是道德的源泉。

关于阿赫玛托娃他说的最深刻的话，也许是关于所谓的创造性总体过程所说的最深刻的话，是他断言阿赫玛托娃在写《安魂曲》时承受了巨大的痛苦。面对被囚禁的儿子，她的痛苦是真诚的，而在写作时，她却感到异常虚假，因为她不得不将她的感情塑造成形。形式利用情感的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促使情感寄生于它，就像是它的一部分。

他渴望有益于人。他提出这样一个主意：将百万份美国诗选的复印件散发于全国，紧挨着《圣经》，张贴于酒店和旅馆里。效法罗马的美国学会，他努力在该城建立了一个俄罗斯学会。他意识到俄国文学与意大利的密切关系（果戈里的《死魂灵》是在罗马写成的，罗马经常出现于他和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中；他写了威尼斯，这座他异常喜欢的城市）。他无心返回俄罗斯。看来，他的坟墓安置在威尼斯是合适的，就像斯特拉文斯基和贾吉列夫一样。

想到布罗茨基，我想提出他的教育意义。我们还有人像他喜欢俄语那样喜欢我们的语言吗？紧随在这个偶像之后，俄罗斯最伟大的财富是什么？我本人反对波兰语中的嘘声和嘶嘶声吗？更糟的是，将无所不在的音节prze和przy读成“psheh”和“pshih”？毕竟波兰是我的祖国，我的故乡，我的玻璃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只有它才能拯救我。

我们能尊敬我们的前辈吗，像他做的那样？或者我们只不过是相互嘲笑，彼此争吵？在文学的国度里，谁的力量总是富于诗意？伟大的诗人为何突然失去了合适的位置？我们有米克维茨，斯劳挖茨，诺维德——但我们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在哪里？高姆博拉维茨，舒尔茨，维特卡西能取代斯卡曼德小组中众多大诗人的位置吗？

将布罗茨基的诗歌和波兰诗歌加以比较研究将不得不从支配这两种语言的多种语法开始。将勒思棉的俄语诗歌，他的《聪明女人瓦西里沙之歌》和他的波兰诗歌相比如何？但是他们的过去是不同的，他们的主题，以及1918年之后的文化背景也不相同。

一首诗距离它最初的记忆功能可以达到多远？对布罗茨基来说，语音和语义是不分割的。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不能唤醒内心隐秘的记忆，对他来说，一首诗根本不成其为诗。尽管波兰语语法不同，一个人仍然可以记起斯卡曼德的诗，这对于噶尔西尼斯基的诗也是真实的。

无视格律规则，也不讲究押韵，似乎和二十世纪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是同时发生的，这和诗歌数量的激增不无关系。在波兰已经发展到令人咋舌的程度，如果一个人试图将法国作为艺术潮流的榜样，保罗•瓦雷里是写作格律诗的最后一个诗人，他站在诗歌意义开始衰退的边缘，直到它彻底从文学市场上消失。或许类似的情形在不同的环境中发生在其他国家。短语破碎成词，句子破碎成片断，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数百年来，在诗歌中与贺拉斯，维吉尔，以及奥维德共存的传统已经结束了。是他们为各种语言的诗歌确立了规则。有人可能会在学校与文学的变化之间寻思奇怪的对应性：诗律的变革与不再开设拉丁语的中学课程是一脉相承的。

布罗茨基喜欢英语这门语言，也许是因为面对诗歌的变革，可以说，英语似乎保留了相当多的传统因子。由于多种原因，这是可以列举的，维多利亚时代韵律诗的终结起因于短语的重新调整，因为英语中的格律不像在意大利语中那样具有同样的意义，例如（莎士比亚作品的抑扬格五音步诗是“素体的”）。它的消失并非明显远离早期诗歌实践的结果。不过，布罗茨基认为弗洛斯特也许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诗人，并对爱德华•阿灵顿•罗宾逊（1869—1935）这个名字已久为人知的人物赞赏有加，这都是令人吃惊的。在布罗茨基的诗歌和散文中，沃尔特•惠特曼完全缺乏影响，这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众所周知，1965年，关于托•史•艾略特之死的唯一挽歌是由布罗茨基用俄语写成的。当时，艾略特已经跻身于文学的炼狱境界，那是声誉达到峰顶时的正常反应。但是，在俄国他才刚刚被发现。正如布罗茨基所承认的，后来他不再迷恋《四个四重奏》。总体而言，他认为现代主义的整个潮流（就这个词的昂格鲁—萨克森意义而言）对于诗歌艺术是不健康的。

他谈到这个世纪的政治，自古以来的就业观念：主权，暴君，奴隶。然而，关于艺术，他决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首先，他相信在每一个社会里诗歌都比历史更出名，而读者并不超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第二，在诗人中不能谈平等，除非他是最好的极少数诗人。对他们来说，用“伟大”或“不太伟大”的标签是不恰当的。尽管他本能上主张平等，却反对任何将人群划分为知识阶层和普通人的做法，至于艺术，他和纳博科夫以及高姆博拉维茨一样是贵族的。


自从他去世之后，我经常想起他，试图将他留给我们的经验加以总结。一个不曾读完中学的人，一个从不曾在大学搞过研究的人，如何成了一位权威，甚至被视为人文知识的光源？他是聪明的，并非每个人都有他那样的天赋。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决定性的因素。在列宁格勒他的同代人圈子里，那些年轻的诗人和翻译家如饥似渴的读书，他们阅读从图书馆以及二手书店里所能找到的一切图书，那种萦绕于心的阅读冲动令人震惊。当时他们能够弄到的西方文学书都是波兰语，为了阅读这些书，他们也学波兰语，正如布罗茨基所做的。由他的生活积累而形成的经验是相当乐观的，因为它表明观念战胜了生存。但是这也提醒我们考虑，在波兰的青年作家中是否也存在着对自我教育有共同爱好的小组。

“除了抱怨，我可以容纳一切事物。”布罗茨基的这句话值得每一个陷入绝望以及试图自杀的青年人深思。他冷静地接受了监禁，没有愤怒；他认为在苏联的国家农场上铲粪是一种富于建设性的经历；被驱逐出苏联之后，他决定像什么也没有改变那样做事；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和他此前经历的命运多变十分相仿。这位杳如远古的聪明人称许这种行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见。.
程一身译

帕轮船

看过他得诗集  语言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