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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契约之五 连绵的雨天让他心烦；他狠狠吸了最后一口，扔掉烟蒂，夹着牛皮纸档案袋倒背着手走到小巷子里，脑子里闪过董科长愠色的面孔，心里琢磨着怎样把话说圆了，怎样说服他们把自己的年龄改过来；他老婆却跟在后面，走了两步，停在门口喊了他声；他回过头，看到她那张病恹恹的面孔和她手里那把破了的雨伞，心里的烦便更加如火如荼了，同时似乎又嗅到那股难闻的油漆味儿；油漆味儿来自他昨天换洗下来的那件衣服；昨天他终于找到个活儿，给一户住在平房的人家门窗涮油漆，但一个不小心，油漆洒在衣服上，回到家里，荣子皱着眉头，嘱咐他到加油站买点汽油。而夜里，那股油漆味似乎一直索绕在他的鼻孔周围，使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令他讨厌起自己居住的那套狭小不堪的房子。那间二十八平方米的小屋子一直都是他的心病，一家三口蜗居在这里，就象一窝虫儿，每蠕动一下，都会感觉到其他两个人的存在。黄疸性肝炎，畏寒、发热、尿黄和便秘，一串儿词语涌入他的脑子里，令他倍感压力，也让他惧怕，因为那是一种传染病，就连女儿也很容易被传染；于是，他脑子里又盘桓出女儿愠色的面容，盘桓出小他十三岁老婆的面容。每次走出家门，他都幻想着会有好运不期而至；但好运似乎是个淘气的孩童，总会和他擦肩而错。有那么一阵儿，他怯怯地走进彩票站买张彩票，然后静静期待。没准儿会中那么一次，没准儿老天会眷顾他，朝他脑袋上砸下大张的馅饼，那样他就换个房子，换个大一点儿，楼房，然后买个门市，到工商办个营业执照，大张旗鼓地做生意；但每天晚上，八点半看过彩票信息，他都会继续失望下去。哦，也许，在他六十年的生命里，仅仅有两次不曾失望，一次是十八岁那年，街道办通知他下乡；另一次是四十二岁那年，和他的老婆相识，成亲。十八岁的青春，胸膛里就象装满了汩汩奔流的泉水，肆意地向外流淌；如果不是下乡，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朝什么方向走；而且，那时的年轻人都纷纷奔向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象那位伟大领袖所说的；接受过再教育，才会有出路，才会成为新人。当然，他并不是旧人；祖宗八代，他们家都是穷人，农民或者留在城市的普通工人。在他的印象里，普通工人并不会顶天立地，甚至不如修理地球的农民，一旦失业了，就意味着饥饿，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窘迫；至少，农民还会有一份土地，好的年景还能收获富余的粮食；即便糟糕的年景也不至于饿死，因为能够饿死的，不是因为地里产不出粮食，而是一家一户的口粮被残忍地掳走。想到这里，他歪头向地上吐口痰，嘴唇翕动，念叨了句什么。 “等我们回城就好了……”那个艰难的岁月，二姐总会笑着说出这句话；也正是这句话，给他带来不可阻挡的希翼。在他的印象里，或者说在他当初的印象里，城市就是一块散发着斑斓色彩的磁场，诱惑着他：石子路的胡同，满是酱油味儿的公私合营商店，物资公司偌大满是阳光的大院子，高耸的令他眩目的自来水水塔，还有靠近城郊大墙外堆满小山一样炉灰碴的啤酒厂，聚集在一起的伙伴；他和他们翻过啤酒厂插满玻璃碴的高墙，钻进生产车间公然抓起一瓶还没压上盖的啤酒，对着瓶口吹上一大口；啤酒还是温热的，带着汩汩麦香，并不好喝，但他还是津津有味地喝下去，就象那是什么琼浆玉液。啤酒厂生产车间那些男工女工们饶有兴致地望着他，望着他的伙伴儿，就象围观动物园里的大猩猩。 每次看那些电视剧，他都很不屑，觉得导演和编剧在胡编乱造。如果工人真的能当家作主，他就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当然，他和工人并不沾边儿，尽管他在这座城市前前后后已经生活了三十年，尽管他已经是个花甲老人。 “你以后不要来了，好吗？”当他第十九次走进派出所，一位高个子警察劝道。 “可是我真的已经六十周岁了……”由于最近经常出入这些地方，他认识了许多警察；而他们总是不给他好脸色看，总是不让他说话；甚至有几位青着脸色，嘲笑他喜欢进出派出所，喜欢和警察打交道，让他惴惴不安地想到那些犯罪分子。不过那一刻，他从高个子警察的脸上看出一丝希望，赶紧解释道：“我这儿有户口底册复印件……”说着，他再次掏出那张泛黄的纸；因为时间久远，或者掏出来的频率过多，那张A4纸的折痕处已经要断裂开了。 “你那时候也有户口底册复印件，谁给你的？”高个子警察探头，瞟了眼那张纸，微皱下眉头，自言自语般道：“造假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你这么大岁数，应该明白……” “我这不是造假……” “好了，好了，造不造假，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更没办法查证！”高个子警察却不容他解释，厌烦地挥下手：“这样吧，你的情况我知道了，等核查后，我们会通知你的；我这里还有别的事，你先出去吧。” “可我已经来了十九次了！” “就算你来了一百九十次又能怎么样？——派出所又不是给你一个人开的，这座城市几十万人，还有许多事儿等着我们去办呢；那些，哪件事不比你这事儿大！”说着，高个子警察严肃起来：“你不要总为这点儿小事来影响我们，你有点儿觉悟不行吗？！” 当然，他也第十九次灰溜溜地离开派出所。每次走出派出所，他都会匆匆忙忙的，生怕给熟人看到。在他的印象里，派出所并不是好地方，好人不会走进那扇门。隐隐约约，他回想起回城的那年，整座城市都在严打，被押在汽车上的男女低垂着脑袋，脖子上挂着画着大叉的牌子，名字下面写着聚众流氓罪，或者就是一个简单的流氓罪，驾驶室上方那个铅灰色的大喇叭聒噪着，就象当初全城号召年轻人下乡一样。 “你是流氓吗，一个参加过流氓学习班没人要的女流氓……”即便女儿已经十七岁了，只要老婆惹怒他，他还会恼怒地揭起早些年她的伤疤。 那年，她也站在汽车上，双手倒背着，被捆绑起来，脖子上挂着流氓罪的牌子；那个牌子令她无奈，更使她背负上沉重的耻辱。她被圈囿进高墙里，只因为夜半时分的一个吻；除此之外，她什么都没做过。但那个污点叫她担负了大半辈子，改变了她整个的命运，再没有哪个适龄男人肯接纳她；如果不是那个污点，她不会选择他的；当然，这不是选择，而是一种被迫与无奈，就象她当初走进高墙里一样；她从一个高墙里走出来，又走进生命中另一重看不见的高墙里，生活，生存，还养育了一个性格同样乖僻的女儿。 不过，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二十年，所以，他还是很担心她的。只是他无能为力，口袋里没钱为她治病，所以要说一些狠话。 “都是那些狗屁警察……”吐出这句话，他胸口里那汩火就腾地窜了上来。 他还记得第一次走进派出所要求更改年龄的情形；那个警察接待的他，还为他做了笔录，这让他看到了希望，以为问题很快就会解决；所以当他听到那位警察让他到户政科，心情还是蛮愉悦的；可那位戴眼镜的科长静静听过他的诉说，不急不缓地告诉他，证据不足，不能为他擅自改动，顿时失望起来。 “你可以去找找你原先的档案，或者其他一些证据……”董科长告诉他：“对你这件事，我无能为力，因为我不能知法违法，你说对吧？” 他无可奈何地走出派出所，低垂着头，就象个贼。就在前几天，他刚刚过完六十周岁生日；他不事声张地走进家附近那个小吃，要了碗加了个鸡蛋的面，孤独地吃下去。回到家，饭菜已做好了，一个青菜，米饭，还有碟他并不喜欢吃的盐渍辣椒；他淡淡地说了句‘吃过了’，就倒在床上，闷闷不乐地想着心事儿。 自打春节过后，他就靠打零工来挣钞票；但并不常有活，所以他口袋鲜有粉红色的百元大钞。他最近的一份较长期的工作，还是去年在那家物业公司做保安，每月有固定的薪水，还给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正是那段日子，他感觉还可以，1945元人民币，虽然不多，但够一家三口的日常开支，也使他能够坦然面对老婆和女儿。可好景不长，仅仅维持了三四个月，春节前夕，物业公司的肖经理就找他谈话，说是公司收不上费用，将他解聘了。其实，他知道，之所以被解聘，一是自己年龄大了，腿脚没那些年轻人不灵便，二是自己没钱给肖经理送礼，三是新来的几个年轻人都是肖经理的亲朋介绍来的。偶尔，他想，假如自己也是这位肖经理的亲戚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在这家物业公司工作下去，直到N年后丧失掉劳动能力。 “不要解聘我……”面对着肖经理，他小声嘟囔了句；但肖经理似乎没听到，只是瞧了眼窗外，手里捏根牙签，剔下牙，借口有事情，走出了办公室，只撇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里面。他瞧向镶嵌在墙上的规章制度，心里空落落的，就象丢了魂儿，觉得无颜面对妻女。 即便走出办公室，走在明亮的小区里，看着那些孩子围绕健身器材玩乐，他鼻子一酸，回想起十年前女儿还没上学的情形，险些掉下眼泪；但最终他忍住了，他可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怯懦的一面。那个时候，他也无头苍蝇般迷惘地生活着，没有固定工作，偶尔打打零工；下雨或者天冷了他索性躲在屋子里睡大觉，如果邻居不期发出影响到他睡眠的噪音，他就会拨打110报警。 天下人皆有负于我。女儿刚上初中的第三天，因为凑不齐学费，他在一张纸上胡乱写上这句话。自己的兄弟姊妹也都不富裕，刚回城时一家子将近十口子挤在二十八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就象满满一罐头沙丁鱼，做什么都不方便，比现在还不方便；不过还好，慢慢的，除了二姐，兄弟姊妹纷纷成了家，搬离这条胡同；再后来，他伙同其他兄弟姊妹在这二十八平方米屋子外又搭建了二十平方米，做为一直独身的二姐的起居；当然，他和他的兄弟姊妹也付出了代价，被罚了五千块钱。五千块钱，增添了二十平方米的面积，值；他和兄弟姊妹凑齐了罚款，心安理得地为二姐高兴起来。 就在那年，他到社区申请低保；可刚说出这个想法，那位肥胖的主任就不由分说地打断他的话： “你不符合低保条件，”她的臀部挪动，椅子向后靠了靠：“你家都能建房子，能交得起罚款，更重要的是，你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如果你非要申请，那你填个表吧，能不能行，那要看上面的审核了。” “你们不就负责审核吗，帮帮忙……” “这不是我帮不帮忙的事儿，我也要坚持原则；还有许多人条件不如你，都没申请到低保，我总不能把他们排在你后面吧，对吧；而且，社区又不是福利院，谁来都给分一点儿。”胖主任说着说着，砰地将一册厚厚的黑皮笔记本摔到办公桌上，不耐烦起来：“你看，你不能一直坐在这儿，我还有许多事儿要做，社区可不是为你一个人办公的，你说是吧？！” “可我觉得，我够条件了……” “好了，好了，你别啰嗦了，我说你不够就不够，不要再影响我工作了；你有手有脚的，申请什么低保，有病呀，你别看人家申请，你就眼红；人家申请，是因为人家的确有困难，你别跟着凑热闹！” 面对胖主任的强势，他嗫嚅地，再说不出什么。 走出社区办公室，他还回过头，扫了眼贴在门旁那张大红纸，毛笔字的告示，刘小雅、陈志军这俩人的名字落入眼际；这俩人他知道，和他住在一条街上，都曾有工作，一个在锅炉厂，另一个在纺织厂，都是回城后给分的工作，因为拆迁家里都有房子。他挠了下头，感到不可思议；在这一点上，他觉得自己太不幸了，回城正赶上政府不再给分配工作，等到申请低保又不够条件，这就象那句俗话说的，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打那天以后，他再没走进过社区；他暗暗发誓，绝不会向社区这些人低头，绝不会向他们乞求。他有自尊，不愿被小瞧。晚上，睡不着，他总会回忆起往事，童年、小学和乡下；他老觉得自己的命运就象被登上了厄运榜一样，事事都不顺，到乡下受苦受累、忍饥捱饿，回到城里恰恰又不再给分配工作，甚至连房子都差点儿泡汤；等他听到可以办低保，社区却一口回绝他，说他还有劳动能力；但刘小雅和陈志军体魄健康，照样取得了低保，这让他愤愤不平，却又无可奈何。 “你就别想那些不劳而获的事情了，想想自己做点儿事吧……”因为早些年繁重的劳动而佝偻着腰的二姐如是曰。 他没有反驳二姐，但他对于二姐逆来顺受的态度很不满。可不满又有什么用，这一切又不是二姐造成的，更何况二姐同样没有生活来源，同样没有低保，全靠兄弟姊妹，以及侄子外甥们的帮衬才勉强生存下去。很难想象，假如二姐没有这些兄弟姊妹和侄子外甥，她会怎样生存下去，难道仅仅靠到街上拾拣破烂儿吗？ 二姐家里常年一股说不清的霉烂味儿，以及食物馊酸味儿；但他记得在乡下时，二姐是家里最干净的，即便常年下田劳作，她也要把在家人的衣服漂洗干净，使得那些乡亲们都啧啧赞叹；不过，二姐一直没有男朋友，虽说那些乡亲试图为二姐介绍婆家，但经过二姐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他们再没兴趣说媒拉纤了，把她当作一个绝缘体；就这样，慢慢的，二姐老了，成了孤家寡人。偶尔，他在琢磨，假如当年的那些乡亲，那些追求者看到二姐现在的生存状态，会如何想？ “二姐，你到我家吃吧……”某一天，他走进二姐家，避开她浑浊的眼睛说。 “不了，你条件也不好。” 二姐歪在床上，从被褥底下掏出一张手纸说。那张手纸，其实已经使过几次了；每次使过后，她都会小心翼翼叠好，放到褥子底下，让它慢慢阴干，等下次再用；而且，每次到胡同口的公共厕所她都会拿那些旧报纸当作手纸。如今，那些公共厕所都被承包了，成为收费厕所，只是碍于老街坊，那位承包厕所的刘小调才会容忍二姐免费使用公共厕所。 “那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喊声，荣子和刘薇都在家。”说过这话他愧疚不安。 一个星期前，他站在家门口，胸口里隐隐觉得有什么事儿；他回下头，看到老婆坐在小凳上，手里捧着满满一大罐头瓶子茉莉花茶，正凝望着自己；而女儿刘薇则坐在电脑前，玩着泡泡堂。他弄不明白，现在这些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喜欢游戏，无聊透顶，总是反反复复点击着同样的键子。 “没事儿就知道玩！”他生气道。 原本，是他坐在电脑前，玩着联众；他不会玩别的，只会玩玩很时兴的斗地主，或者升级；每次他玩兴正酣，刘薇都会过来捣乱，或者坐在一边，指指点点，或者干脆嚷嚷着要玩电脑；为此，他和她常常吵架；当然，每次他都会借着自己是老爸的优势来教训她一顿。 “好几天没见到二姐了。”荣子，他的老婆并没理睬他，突然说道。 直到这时，他才豁然明白胸口里隐隐藏着的是什么事；他也感觉到好久没看到二姐了；但他嘴里还是挟着厌恶甩出句： “你也不管管刘薇，都已经二十了，还天天窝在家里，也不出去找活儿！” 她没吭声；他擦了下鼻子，抬腿向二姐那间房走去。 虽然他和二姐同住一个院子，却不经常来往。二姐每天早出晚归，拾拣那些破烂儿，以期换得三餐；他讨厌那些堆在墙角的破烂儿，烂纸板儿、空瓶子和一些塑料袋，它们散发着一汩汩不可遏制的臭味儿，过期饮料的酸臭味儿，跑气的酸啤酒味儿，布的霉烂味儿，剩菜剩饭的馊味儿，还引来不少虫子，蚊子、苍蝇、小咬、蟑螂、蚂蚁，惹得邻居常常投诉。他同样也讨厌那些混合在一起的臭味儿；尤其夏天，无论如何都逃避不开，还有那些成群的苍蝇。不过，他不想附和着邻居一起去指责二姐；他们，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他们和二姐一样也衣食无着，说不定会将这院子弄得更臭呢。 当然，他也常常投诉邻居，因为那些噪音，或者别的事情。不过他从来不和他们发生正面冲突。 “说什么呢，我二姐怎么了，最起码她自食其力，我觉得这就是光荣！”当邻居大磊向一位穿制服的家伙控诉，偶尔经过的他狠狠瞪视向他，大声辩护道。 大磊缩下脑袋，不吭声了；大磊缩头缩脑的模样让他觉得可笑，那么魁梧的一个中年男人，身高超过一米八，居然还对不足不米七的他畏惧不已，这本身就是件滑稽的事情。那位穿制服的家伙也怪异地瞧向他，就象瞧向一个天外来物。他气横横的，闷声不响地离开他们。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欺软怕硬，没一点儿骨气。这样想着，他已经走出一段距离；回过头，大磊又和那位穿制服的低声说着什么。 将要到家时，他犹豫下，望了眼敞开的门口，皱下眉头；女儿刘薇准是又在上网，隔着玻璃窗就能够看到五颜六色的电脑屏幕。他抽动下鼻孔，往地上吐口痰，脑子里想着荣子的疑问，拐向二姐住的那间房。上午荣子说过好几天没见二姐，他似乎没理乎，但在街上逛了圈儿，踅回来，他忽然想到网易的社会新闻，那上面有一条，说是一个老人独自生活，等邻居们隔着门窗闻到一股臭味儿，打过110，强行撬开门，才发现那个老人已经死了好久。 二姐的屋子里也很臭；他推开门，汩汩臭气就扑面而来，使他窒息起来。他胸口猛地一悸，喊着‘二姐’；昏暗的床头回应了声，他才松了口气。 “你怎么了？”半天，他才适应屋子里的昏暗。 “我病了，浑身没力气……”二姐虚弱道。 他一只枯槁的手抻过去，摸了下她脑门，立刻又缩了回来：“怎么不喊我们一声，病得这么厉害！” 二姐哼哼着，没回答。他后退了步，敞开门窗，试图让屋子里的臭气散发出去。敞开窗户时，他瞥见大磊已经回来了；大磊看到他，怔了下神，慌张地加快脚步；与此同时，荣子出现在他的视线内；他忙招唤着她的名字。回过身，一缕阳光洒在床前，二姐苍白的面孔映在他面前。 因为没有钱，他不敢把二姐背到大医院；他打电话，招唤来相隔两条街的李医生；其实李医生是不是医生，还很有疑问，他认识他时，他就忙碌着，为邻居们有偿打吊瓶；当然，因为从事那种行业久了，自然能识得一些病症，所以邻居们都称呼他为李医生。 “发烧了。”李医生甩了甩温度计，面无表情道：“打针退烧的，再加剂消炎的；我感觉喉咙有炎症。” 他点点头，怜悯地望向躺在床上，衰弱不堪的二姐。二姐闭着眼睛似乎一点儿力气也没有；这让他不寒而栗。他扭头，隔窗瞧了眼院子；荣子正端着一个大白瓷碗向这边走来。 “让她多睡会儿；等醒来了，多喝点水，最好煮点粥给她喝。”李医生又吩咐道。 “煮了……”他皱下眉，忽然厌恶起啰啰嗦嗦的李医生。 李医生信手接过他递过来的皱巴巴的五十七块钱，拎着那个藏蓝色小包走出门；屋子里只剩下他一家人，局促地站在一边的荣子，躺在床上的二姐，还有压抑着胸膛里一汩汩火气的他。他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有那么大的火气，难道仅仅是因为花了五十七块钱，抑或是为了刘薇和自己抢电脑？ “我们走吧。”他招呼着荣子。 “不喂二姐吃粥了？”她胆怯地望了望放在床头柜上的那碗粥。 “让二姐睡会儿，等醒了，她自己会吃……”他很强势地抛下这句话，就独自一人先走了出去。 他不能想象，五六天的时间，二姐怎么会一直躺在床上；一个人不吃不喝，能挺几天？然而二姐偏偏就是躺在床上五六天了。二姐可是勤快人，没病没灾的，她绝不会躺在床上的。如今，二姐忽然变得懒懒的，不喜欢走出屋子，不再常常出没于垃圾箱旁边；但她屋子里照样充斥着难以散去的臭味儿。 “给刘薇找个婆家吧……”拒绝到他家吃饭的二姐忽然轻声说道。 “你管这么多做什么，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他却条件反射地抬高嗓门吼了句。 二姐立刻不吭声了；她眨巴着眼睛望向床脚，似乎那里有根线磁石般吸吮着她的视线。狭小的屋子里陷入沉寂。汩汩的酸臭味儿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贴住他的汗毛孔，令他心烦气躁，也使他感觉到时间似乎在停滞。忽然，对面不知谁嚷了句，他才扭过头望了眼。一辆白色小车慢慢驶进胡同，刘薇从窗口探下头，饶有兴致地向小车瞟了眼。 最近，这辆白色小车，卡宴屡屡驶进这里，将那个绯闻缠身的小女孩胡晓悦载走。胡晓悦长发飘飘，和刘薇是同届，初中时两个女孩子还常常在一起，但自从初中毕业，胡晓悦就跟换了个人似地，渐渐和刘薇疏远了，穿着打扮也迥然不同，浑身都是牌子；和胡晓悦比，刘薇就是个土里土气的小丫头。 “走了……”半晌，他打破沉寂，站起身。 二姐并没吭声。他走出房门，瞟了眼坐在白色卡宴里的那个年龄偏大的光头男，胸膛里涌出一汩醋酸。其实，要论模样，刘薇远远胜过胡晓悦；但刘薇整天窝在家里，不肯找工作，而且似乎执意要效法二姐，不打算找男朋友。偶尔，他在想，如果刘薇也处了个光头男般的男友，自己，甚至是二姐都不必低三下四地到社区，乞求一个低保份额了。这样想着，他忽然惴惴不安起来。 “下流！”他暗暗嘀咕了句，就踅回自己家。 屋子里飘散着轻柔的音乐，刘薇敞开了酷狗音乐，还在装饰着QQ空间，花藤，音乐盒，宠物；荣子则没在家，大概上街卖菜去了。他在屋子里转了圈，又走了出去。自打被物业公司解聘，他就一天比一天感觉到虚空；他自觉着老了，没什么能力再出力气去挣那几十块钱。 “天天鼓捣，不烦呀？！”他烦躁地抛下这句。 “你不也天天鼓捣，你不烦呀？！”女儿反唇相讥道。 啪地一声，他恼怒地关上门，忍着脾气踅回院子里。面对反叛而言语犀利的女儿，他很无语。从她的面孔里，他隐约感觉到荣子的青春；据说，那个时候的荣子很风流，身旁不乏男人；那些追求者常常邀荣子出去，一起去消费，吃喝，跳舞，或者旅游，所以有时面对着荣子，他常常愤愤不平，觉得吃亏。如果没有荣子，也许他这一生都不会亲近某一个女人，不会和某一个女人同床共枕。他揉了下眼皮，沉缅于新婚之夜。他从没想到过，荣子居然还是处子；不过，他对这桩事儿，一直讳莫如深，从没对别人讲过。 “现在，只有你知道我是清白的……”当时，新婚头一夜，荣子倒在床上，倒在昏暗的屋子里，半晌，才幽幽地说了句。 他没吭声；他不想为荣子证明什么，因为即便她没失身，也和那些男人胡搞在一起，亲吻，或者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肉体接触。迅即，他又想到女儿；他弄不明白，女儿的性格怎么会和荣子的完全相反，不喜欢走出屋子，不喜欢结交朋友，情愿当作孤零零的宅女。大概，刘薇和二姐脾气相投，因为她很小时，就和二姐在一起，慢慢被熏陶了。这样想着，他胸头猛地一凛，唇角颤动下。也许是祖坟的位置不对，才使得他们这个家族日趋凋零吧。他脑子里蹦出这个想法，却不清楚自己家的祖坟究竟在什么地方；他只知道死在乡下的父母就地埋葬在那边，而自己，以及自己的兄弟姊妹连土葬都不可能，现在政府一直提倡火葬；这个提倡，说白了，就是强制火葬。想一想，若干年后，自已的肉身被一把火烧成灰，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天空飘着细雨，他胸膛里也潮湿不堪。连绵的雨天让他心烦，也使他的那些烦恼水草般地疯长。他不知道自己靠打零工还能维持多久；最近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搬运那些重物，就要歇好久才行；他还记得，在乡下时，他能够插一天秧，或者能够扛起一麻袋将近两百斤的黄豆；可现在他老了，扛起超过五十斤的面粉都会腰疼。 “你自个儿要注意身体……”卧床一个多月的二姐最近常常这样劝他。 他只是应了声，却有一肚子苦衷不能倒出来。要注意身体，那不如直接休息呢；可是他休息了，这个家怎样维持，去喝西北风呀！不过，他不能对二姐说这些；二姐这辈子不容易，一个人捱过六十岁，快七十岁的人了，还要佝偻着腰背到街上拾垃圾来维持生活；他就弄不明白，社区那帮人眼睛都瞎了，还是怎么，看不到呀。有时，他真的很想握着一把斧头跑到社区，将那些冷漠的家伙们砍翻。不过，每当他胸膛里涌出这样的想法都会感到害怕。 捏着牛皮纸档案袋，他思忖着往事，任由淅沥的雨水浇向头顶；每次从公安局或者派出所回来，他的胸口都会涌出莫名的火气。公交站牌下三五个人零散地等待着；他们个个都撑着伞，其中俩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女孩耳朵眼里还塞着手机耳麦，白色和黑色的耳麦线，短裙，坤包；她俩大概已经工作了，而不是中学生。他抚了下头发，挤进人丛中，向公交车即将到来的方向张望；稍远一些，那个黑色T恤的眼镜男在能电话，他右手抬起，贴向耳边，轻声絮语着。忽然，眼镜男旋转了下雨伞把柄，一串雨滴离心状地飞溅。 “喂，没眼睛呀？！”他暴躁地嚷道。 眼镜男似乎没听到，继续对着手机缠绵地说着话，满脸的笑涡继续和雨伞一起不断旋转着。他两步走上前，挥起巴掌，猛地将眼镜男的雨伞打掉，嘴里嘟囔道： “你没眼睛呀，转来转去，溅我一身！” 眼镜男措不及防地怔下神，嘴里一边说着：“你等下，有个神经病儿把我的雨伞打飞了……”接着，眼镜男大着嗓门低声吼了句：“怎么，你打我雨伞做什么？！” “孙子，我打你怎么，溅我一身雨水就该打！”他笨拙道。 那些人，包括本来对眼镜男满脸愠色的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也闪到一边，这让他为她们不耻。他乜斜她俩一眼；他从她俩的眼神里窥视到一丝鄙视，对他的鄙视，而不是对眼镜男的鄙视；这让他很不解。但他已习惯被，周围的人鄙视，所以胸膛里的恼怒更炽烈了。他不怕眼镜男，也不在乎她俩怎么看自己，哪怕她俩当中有一个是自己的女儿，因为他这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他继续跟眼镜男争吵。眼镜男已经挂断电话，再次旋转了下雨伞柄手，对准他这个方向旋转，将伞面上的雨水淋向他，同时口出脏话道： “我就淋你一身水了，怎么样，老不死的！” “老不死？——我这老不死，可是你爷爷，孙子！” “你才是孙子呢，你个老不死的！” “你再说一遍，小兔崽子！” “老不死的，你才是孙子！” 他又向前迈了步，指向眼镜男吐出脏口，胸膛里的火气一汩汩地窜起；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暴躁。在他的印象中，他本是个善良的人，尤其在遥远的童年，见过他的人都会抚摸着他的脑袋夸赞几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孤僻，脾气也随之越来越暴躁，言语不和，就会恶声相向。眼镜男收起伞面，用伞尖指点着他；这让他勃然大怒，一边大爆脏口一边迅速伸过手将雨伞拨到一边。就在这时，他脚底一滑，险些摔倒。 “你个老不死的，怎么不摔死呢；”忽然，眼镜男笑了，一边躲闪，一边嘲弄道：“你就是抓不到我，气死你；你来呀，来呀，瞧你孙子样吧，赶紧坐轮椅去！” 他更加恼怒了，围绕着公交站牌追逐着眼镜男。不知不觉，公交车依靠在下来，那些候车的乘客纷纷登上车，离去了；就在公交车将要启动的刹那，眼镜男也手疾眼快地跳上车；瞬间，公交站牌下只剩下他一个人了；眼镜隔着车门向气喘吁吁的他做个鬼脸。 “你兔崽子！”他半弯下腰，只能骂出这句，便没气力了。 就在这时，他才发觉手里的牛皮档案袋已经被淋湿了。也许是被眼镜男刻意甩过来的雨水淋湿的，也许是雨下大了。他向后退了步，左右瞧了眼，不远处一家辉煌的酒家门面映入眼际，令他遥遥回忆起刚和荣子新婚时的情形，回忆起婚后不久夫妻俩开那个汤圆店的情形；那个时候，他满怀憧憬，想着把小日子过好，想着幸福已经翩翩来临，他不会再那样辛苦，不会再那样遭罪，不会再象二姐那样孤独一人了；可是现在，情形并没改变，反倒似乎更有了危机。他的视线挪向已经驶去的公交车，想要追上去，继续和眼镜男嚷骂；但公交车已经走远了，他追不上了，他只能站在越下越大的雨中不解气地咒骂，惹得路人对他侧目而视。他使劲甩了甩档案袋，但这也无能为力，它已经被淋湿了，大概里面的文件也湿了，这令他很沮丧。他抹了把同样湿淋淋的头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脑子里浮现出董科长高深莫测的面孔，以及丢过来冷冷的话语。偶尔，他在想，也许自己该塞给董科长几百块钱，现在办事儿都讲究这个；甚至上次找董科长时，他已经准备好了钱，可不知为什么，鬼使神差，他并没送出去。后来，六妹夫问过他这事儿，他怔下神，迅即愤慨地反驳，说这本来就是公安局弄错了，他不过是让他们纠正错误，没必要送礼。看到他恼怒的神情，六妹夫转过话题，讪讪地聊过几句，就走了。其实，他并不想发火；他知道六妹夫是为自己好，但他还是怒不可遏，挥舞着手臂大嚷大叫，就象是六妹夫将他的年龄弄错了一样。现在，他回味着六妹夫的话，又情不自禁地将手抻进裤兜，触到那几张自己舍不得花的钞票，琢磨着怎样将它们送出去，送到董科长的手里。 不知不觉，雨停了。他站在公交站牌下，望向对面那家门面辉煌的酒家，脑子里闪过十几年前开汤圆店的情形；那个时候，他手里同样没什么钱，全都是向兄弟姊妹们借的；为了那个载满希望的将自家屋子开辟出来的小店，可以说他花费了不少心血，四张简易的桌子，九条长条板凳，三十个大瓷碗，一个二手冰柜，一个二手消毒柜，以及其他一些什物，包括辛辛苦苦从大悲寺早市买的五十斤汤圆，一下子花掉他所有的积蓄和从兄弟姊妹那里借来的钱；即便现在，经过某家大酒家时，他脑子里还会闪现出当初自己拼搏奋斗的情形；如果没有那群凶煞般的工商，没准儿他那家小店也会热闹成一家肯德基式的连锁店，食客们会塞满小巷，只为前来品尝他的手艺；与此同时，钞票也会挟着汗水滚滚而来，荣子会坐在吧台后面安心地做她的老板娘，刘薇则不必再受老师们的白眼，更不会将那糟糕的情绪带到家里，和他拌嘴，或者同他争抢电脑；当然，二姐也会顺便过上好日子，不必继续每天到街上拾拣垃圾，不必孤独一人躲在那间二十平方米阴暗的空间里，不必再继续三十几年前那场无人知晓的噩梦。 他垂头瞟了眼手里的牛皮纸档案袋，雨水将它淋得湿乎乎的；他小心翼翼地解开那段俨然发黑的绳子，将端到眼前；还好，里面并没湿，他的身份证原件与复印件，还有户口底册复件都安然无恙。他抚了下湿淋淋的头发，忿忿的情绪不知不觉转化为一汩汩不可遏制的担忧；这已经是第二十二次前往派出所了。他眼前晃起那些警察们，虽然他们模样不一，但同样都板着面孔，就象他是阶级敌人。可他知道，自己并不是他们打击的对象，更不是几十年前那些红卫兵口中的阶级敌人，他不过是想要找回自己的年龄；而这丢失的年龄，恰恰是那些警察们失误造成的。他的嘴唇蠕动着，为这桩已经成为事实的事实而不安。 “算了，别找了，咱得惹不起那些人……”就在一个星期前，他第二十一次神情沮丧地从派出所回来，在胡同口遇到二姐，她默默地跟在他后面，走了一段路，突然开口说道。 他没吭声，只是怜悯地瞟了眼背着蛇皮袋，一拐一拐跟在身后的二姐。仔细想想，浑身上下飘散着一汩汩令人难以忍受的霉烂味的二姐早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然而却依旧要靠着一把几乎要散了架的老骨头到处拾拣垃圾，以维持一个基本的温饱；这让他一下子就透彻地看清自己的将来。没有谁会管他，兄弟姊妹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更重要的是，除了一直都单身的二姐，谁家都有孩子；现在养个孩子成本也太高了，高得离谱，似乎随便做什么，都需要钱，需要将一张张印着伟人头像的钞票恭恭敬敬地递出去，吃穿，学费，诸如此类的，而且还不能生病；比如大哥家的孩子刘铮，三年半的大学已经耗费尽一家人的积蓄，毕业后却连个体面点的工作都找不到，只能到别的城市去打工，去挣那朝夕不保的一千五百块钱；一千五，还不如他当保安时挣的多呢，这让他感到滑稽，感到刘铮白读了三年半的大学；不过大哥并没感觉到刘铮白读了三年半大学，因为刘铮毕竟是刘家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 “唉，你那个汤圆店要是能开成就好了……” 和他分开时，二姐停下脚步，莫名其妙地又说了句；这句话，戳到了他的痛处，他立刻恼怒起来：“开成能怎么样，还不是一样不挣钱？！”说着，他怒视向她，似乎是她让自己的境遇变得如此糟糕的；然而就在这恍惚间，他似乎又看到为了一家人能够回城，付出代价的二姐，似乎看到那些天她憔悴着面容，拖着疲惫走回屋里的模样；刹那，他胸膛里涌出一汩汩的愧疚。 “最起码，你不用这样辛苦了。” 二姐避开他的视线，却无视他的怒容，驼着背，拎着那个脏兮兮的蛇皮袋蹒跚到墙根，将里面的东西倒出来。哗啦哗啦，一堆被城市居民抛弃的垃圾滚落出来，不同颜色的碎纸板，大大小小的饮料瓶子；一股臭味儿随之涌了出来。他掩住鼻孔，快步走回自己家，又想到那些不停投诉的邻居。 荣子已经做好饭，一边等着他，一边和正在上网的刘薇聊着什么；听到他开门，她回头看了眼。他不在家的时候，荣子和刘薇总是聊得很热络，而且家里不再烟雾缭绕；可当他出现在门口，她俩又会立刻噤声不语，这让他陡生疑心。他弄不明白，有什么话会避开他。他瞟了眼电脑屏幕，刘薇正将一个又一个不同颜色的泡泡轰到屏幕上方。 “吃饭吧。”荣子小心翼翼地说了句，就起身收拾饭菜去了。 “玩，玩，整天就知道玩！”他恼怒地坐到床边，吼了句。 “我不玩了，给你玩，行了吧！”刘薇猛地站起身，霜着脸，擦过他身边，走向厨房：“这一天天的，就能和我发脾气……” “和你发脾气怎么地，都老大不小的了，还整天呆在家里，什么都不做；我告诉你，这个家里不养闲人，也没钱养闲人！”他弄不明白，现在的孩子怎么会这么脑残，除了玩些弱智游戏，就是看那些弱智电视剧，青春偶像，灰姑娘巧遇王子，好象天底下有许多王子，好象天底下有许多不需要辛苦的生活。 “你不养闲人，那你把我卖了吧！” “卖你？——你能值几个钱！”他掏出那盒被压扁的烟，抽出一枝点燃，喷吐着烟雾，从鼻孔哼了声，反唇相讥道。 迅即，他又联想到老婆，似乎看到少女时期的荣子和一群男孩子混在一起，游荡在子夜时分的大街上，手里拎着喝了一半的啤酒，做出种种夸张的动作，大嚷大叫；其中一个男孩子毫无顾忌地站在街心，撒尿，甚至还特意瞧向她；由老婆随随便便和那些男孩子混在一起的事实，他又联想到三十几年前的那个村支书，以及从队部慌乱地走出来的二姐，联想到回城的这几户人家每家都有正值妙龄的女孩子。 “你看到他那里了？”听到荣子这样说，他嫉妒道。 “没有，那么黑，哪能看到呀；我头一次看到男人那玩艺，还是你的呢……”荣子辩解道。 然而，他一直不相信；是的，大概全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清楚她是清白的，没和别的男人上过床；但他不相信她没和那些男孩子热吻过，不相信他们没将一双手胡乱摸向她；如果她一点儿出轨的事情都没做，又怎么会被抓进流氓学习班。回溯着往事，他愤恨地瞥了刘薇一眼，砰地踢开房门，踱到街上。房门重新关闭的刹那，他依稀听到荣子向刘薇问了句‘你爸又怎么了’。听到这话，他的嘴唇蠕动下，想踹开门，向她俩大声吼叫；然而这个想法仅仅在脑子里盘桓了片刻，他就径直走向二姐那个房间。 几年前盖的房子虽然经过那些制服们的骚扰与罚款，却一直都没给批房照，一直都属于名不正言不顺的违章建筑；就在前年春节，一家人难得聚到一起时，他曾提议花钱找找人，把二姐那二十平方米搞个房照，以避免拆迁时没有补偿，或者补偿过低，但其余的兄弟姊妹们吱吱唔唔，似乎很反感他的提议，他也只好怀惴着歉疚与愤怒不再提这事儿；当然，偶尔他想到夭折的汤圆店，更会恼怒不已；如果汤圆店能够继续开下去，他才不用征询他们的意见呢，因为在那个假设中他完全有能力为二姐购置一套宽敞明亮的住宅。 兄弟姊妹七个，大概只有他能够理解二姐，也只有他了解二姐。他不知道，如果没有二姐，他们一家人能不能从乡下回到城里；他更不知道如果继续呆在乡下，还会遭遇到什么事情。站在公交站牌下，遥望向街对面那家门面辉煌的酒家，那个歪戴着灰色软帽的村支书令人厌恶地映现于他的脑际，肩上披着件同样灰颜色的棉大衣，走出队部所在的那个泥坯砖围就的院子，走在泥泞的土路上，口里哼着跑了调的小曲，满脸洋溢着某种得意。不一会儿，队部上空那个铅灰色大喇叭聒噪地播放起红色歌曲，他悄无声息地躲在远处那株难看的老槐树后面向队部那趟平房张望过去；几分钟过去，胡茬丛生的村支书走进不远处的供销社，捏着一样黄纸包的东西踅回队部；十几分钟过去，他才看到二姐走了出来；二姐一路走着，一边用手不断抚弄着已经凌乱的头发；猛然看到大槐树后面的他，她吓了一跳，面色绯红着。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二姐吃惊道，那个黄纸包从胳肢窝里掉下来，几块大白兔奶糖从开绽的折叠处露出来。 “我一直都在！”他屈辱地瞟了眼队部那个方向，不敢看二姐。 甚至直到现在，他还能记起当时的情形，还能记起二姐不仅脸色通红着，就连脖颈都通红通红的，就象被火烤到了一样；而她的嘴唇却是苍白的，颤抖着，就象上面贴到层灰尘，所以她才会一个劲儿地往地上吐口水，一个劲儿地擦嘴巴。他跟在她后面，朝家走去；其实，那也不算他们的家，只能说是一个寄身之地，一通大铺，一家九口住在那里；哦，不，应该说是七口住在那里；他的父母没来得及回城，就死在那里，他的老爸正在大田里耕种，突然喉咙咯咯响了几下，一头扎下去，就再没起来；他的老妈听到这消息，也口吐着白沫，一头栽倒，倒在猪圈里，身上沾满猪粪，同样一口气没上来，就远离这个浮躁苦难的人世，唯独丢下他们七个，将他们丢在四处竖起敌意的乡下，就象他们是瘟疫一样；其实，他知道那是因为他们家人口多，侵夺了村里的口粮。他一言不发地跟在二姐身后，两腿灌了铅般沉沉的；将要走到家门口，二姐突然转过头，抹了把眼泪，嘱咐他什么也不要跟别人说，然后才推门而入，告诉兄弟姊妹即将要回城的消息。二姐从队部回来的那天夜里，他隐约听到她呜咽地哭泣着，就象一个走丢的孩子站在茫茫黑夜里，被恐惧与孤单扑天盖地侵袭。 那个时候，他真的很想抓起一把钉耙去找村支书讨个说法；可他没勇气去；他清楚乡下的闭塞，如果他把事情闹大了，不仅他们一家人回不了城，他的二姐从此更无颜面；村支书在村里一向有着让女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恶名，而且又握着实权，据某些众所周知的小道消息，或者说是书记自己放出的风声，警告他们这些试图回城的不要乱说话；那年，等着回城的可不仅仅只有他们家。 “禽兽，都他妈的是衣冠禽兽！”将那个牛皮纸档案袋塞进怀里，他轻声嘀咕道。 他脑子里盘桓着不曾再回去的那座乡村，盘桓着村支书那张蛮横的面孔，盘桓着这些天见过的警察们的面孔，胸膛里更是涌起一股股莫名火气。他揉了下胳膊，似乎又回到汤圆小店被查封的那天，似乎又看到一群穿着工商制服的家伙们涌进他那套狭窄的住宅里，其中两个壮实的家伙叉起他的脖子，险些将他扔到地上。那天，等工商局的人走后，恼怒不已的他屈指算了算，距离开张，不过才36天，总共挣了不到两千块钱，还不够还债的呢，更不够廖科口中的罚款数额。而这一切的厄运，似乎都应该从汤圆店开张第一天收到的那张假钞开始的。 第一天开张，他起得早，收的也晚，将近子夜才关门；老婆困乏地洗漱过那些脏碗，他趁机坐到一张桌前数着那撂零乱的钞票；他耐心地将一张张钞票数点，将面额一样的放到一起，然后再数点张数。这一天，仅仅一天，他的一百零七块五角就变成两百八十一块五角，一张百元的，一张五十元的，九张十元的，六张五元的，十一张一元的，这些钞票经过他粗糙手指的摩挲变得温暖而有质感；一天当中，他卖出三十五碗汤圆，这几乎全都是早晨和中午卖的，所以他才会兴奋地笑着，就象看到了美好的未来。 也是那天，他第一次以温柔的面目注视向老婆，一边数点着钞票一边注视向她，第一次想到老婆跟了自己一直在受苦；他弄不清，假如她不是跟了自己，而是跟了别人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依她的模样也许会找一个有钱的男人，或者至少找个不必忧愁温饱的，最起码能找到个吃公家饭的；据说，在他之前，有人还给她介绍过邮电局的男人，虽然那个男人同样比她大十几岁。他默默摩挲着那张百元大钞，端详着它，就象它和老婆融为了一体。他记得，娶了老婆惴惴不安的他只是局促地笑，并没有这样温柔；那个时候他一门心思地想要她，想和她躺在一张床上，做着和扑克牌上那些光屁股男女一样的事情，过着其乐融融的幸福的小日子；那些扑克片是五弟不知从哪里搞来的，被他偶尔发现。五弟每天都忙忙碌碌的，和一群木工瓦匠混在一起；那些人，手里有俩钱儿，就又喝又赌的，甚至还会到某个洗发店找个女人；再后来，五弟走了，跟着一个建筑队到另一座城市去了，他才陡然失落起来；五弟在的时候，他总是有零活儿做；五弟走了，他的运气也跟着急转直下，那些零活渐渐地稀少了；即便有零活，也会和他擦肩而过。 偶尔，找不到零活，他坐在街边，无聊地盯向经过的那些车和那些人，脑子里就会想入非非；当然，想入非非之余，他还想走过去，说句感谢话儿；但也许是性格的缘故，他没说，更没走过去。他们闲暇时聚在街边打牌，赌钱；他口袋里没钱，融不进去。 “大伙儿这样让着你，就算你不请客也应该买盒烟什么的……”一天，一位住在他家附近的租客坐在他身边，说道；这位租客腮帮子丛生着浓密的胡须，是个外地人，据说老家在山东，后来拖家带口到了这里，偶然和他成为邻居。 当时，他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老婆感冒了，烧到41度，大半夜的他把她背到家附近的小诊所，一下子就花去了两百多，可他口袋里只有临时向六妹借来的一百五十块钱；幸亏小诊所的那位医生认识他，允许他赊账。他坐在街边，乜斜了眼自己的邻居，回忆着晚上的情形，没有理睬。邻居见他没说话，觉得很扫兴，就摸了把络腮胡子，抬起屁股离开了，加入那群打牌的人丛中。 没几天，他再次站到街边，那些和他同样打零工的忽然疏远起他，他们再不和从前一样谦让他，而毫不留情面地把他挤到一边；如果某宗零活需要几个人手，他们也不会再找他；他们把他丢在一起，似乎压根儿就没他这个人一样，这让他困惑不已。 某天，当一位雇主需要几个人搬家时，本来他已经挤上前，小霖却掠过他，招呼另外两个人；原本，小霖要是抢到活儿，肯定会找他的。他怔怔地站在那儿，看着小霖和那俩人一齐钻进出租车，看着没抢到活的散去的同行，心里一下子失落起来，脑子里盘桓出五弟的面孔；要是五弟在这里，他一准儿会抢到活儿，挣几十块钱。 一连十几天，他都没寻到活，都没有收入；虽然是做零工，但有些活计是一个人做不来的，得需要几个人合伙才可以；但不知怎么，没人愿意招呼他，没人愿意和他合伙。因为没了收入，同时也就没了底气；囊中空空的他，每次踏进自己家所在的那条胡同，都羞愧不安，觉得无颜面对荣子。他不知道荣子每天怎样安排生活的，不知道荣子每天都用什么来买菜，支付日常开支的；虽然二姐，以及自己的兄弟姊妹常常帮衬他，但一天两天的还可以，总不能够长年累月如此下去呀。 终于有一天他在胡同口单独遇到了小霖；显然，小霖在躲着自己，但他还是叫住他，问道： “最近你怎么不招呼我一起干活了？” “没什么，人手……够了……”小霖闪烁其辞道。 “那你以后，还得招呼我；”说过这话，他忽然感觉到自己言辞的生硬，于是他又补充道：“最近我没钱了，家里买菜都没钱了……”说着，他哀求般地直视向小霖。 “好吧，下回我招呼你……”小霖犹豫道：“我还有事儿，要先走了……” 即便如此，小霖再也没找过他，就象他已经钝成为空气。碍于自尊他没再找他；过后，在胡同口又遇到几次小霖，两次是小霖单独一个人，一次是和那个外地人，每次都是淡淡的打过招呼，躲着他的视线，甚至连招呼都没打，就走了过去。找那时起，他更不合群了，常常单独一个人站在街边，等待着雇主；需要合伙，他就会嚷上一嗓子，如果没人答应，他就躲到一边；不需要合伙，他就会跟在雇主屁股后面搭上出租，去吃那份独食儿。 “哥，你这样也不行呀……”一天黄昏时分，到家里串门的六妹夫扫了眼荣子，说道。 六妹和六妹夫都有工作，六妹夫在环卫局当临时环卫工，六妹则在一家刚刚开张的私营饭店做服务员；他们也在附近租了套房子，大概和那个外地人是邻居。 “不行又有什么办法，咱们家又没人，”说着，他脑子里浮现出陈志军得意的面孔，怒气冲冲道：“我也不能进什么锅炉厂、纺织厂的，只能打打零工！” “你看你，哥，说不上三句话，你就发火！”六妹一边给刚满月的孩子喂着奶粉，一边说：“你老这样下去，谁还敢和你在一起；也就嫂子能忍受你！” 六妹生了个儿子，才三个月大，整天抱在怀里，就象抱个宝贝，令他羡慕；他和荣子结婚也有四个多月了，肚子却一直没动静，这让他懊恼不已；他脑子里幻想着荣子疯疯癫癫和那些男孩子们鬼混在一起，饮酒，跳舞，或者做些别的事情；跟着，他胸膛涌出一汩莫名的火气。 “我怎么了，你不敢和我在一起，就别来我家！”他怒气冲冲道。 “哥，哥，”六妹夫拽了下他的胳膊：“我们不也没说什么吗？” “没说什么，那她是什么意思？”他瞧着六妹夫，一手指向六妹。 “看他，天天就这样，有事没事儿都发火！”荣子在一边抱怨道。 “我发火？——我发火，怎么地！”他脖子一梗，不乐意道。 “嫂子，你少说两句；”六妹夫赶紧做个手势，瞟了眼六妹，小心翼翼劝解道：“哥，你也别发火；我是这样想的，”六妹夫停了停，犹豫道：“我想请小峰和几个哥们儿吃顿饭，你都认识，都是和你在一起干活的，小霖也去……” 听到小霖的名字，他胸膛里立刻又涌起一汩汩莫名火气：“你请你的和我有一毛钱关系？！” “六妹夫不也是为了你吗……”荣子闷闷不乐地插了句。 立刻，他省悟过来。他腾地站起身，砰地踹开房门，指着外面大吼起来：“你们给我出去；我怎么了，我就这脾气，我没钱请这帮孙子；而且我有钱也不请他们，不就是为了挣俩个钱吗；我要你们记住这句话，我人穷志不短，我不会跟别人低三下四，不就干个零活吗，他小霖又不是黑社会老大，我为什么要巴结他！” 六妹夫怔下神，求助般地瞧向六妹和荣子。于是，他更来气了，愤怒地吐出句：“你不走，我走！”说完这话，他不等屋里仨人反应过来就气横横地走出屋子。门外，几位街坊也许听到他家的争吵，静静地站着；他斜了眼他们，径直向胡同口走去。 “喂！”说来也巧，刚刚走到胡同口，他就遇到了小霖；小霖瞟了他眼，犹豫下，站住了；他却指着小霖的鼻子嚷了起来：“我没有钱怎么的，我没有钱请你吃饭，你就找我六妹夫，你是不是人呀？！” “哥呀，怎么回事，我哪儿惹到你了？” “你少在这儿惴着明白装糊涂，你个瘪犊子，不是人揍的！”听小霖这样说，他更来气了：“你就这点儿张逞……” “得，哥，我不跟你说，等你消消气，我再来找你……” 望着落荒而逃的小霖，望着渐渐聚拢过来的几个邻居，他更加愤怒了，索性站在胡同门，泼口大骂起来。不过，邻居们似乎有了默契，顷刻间又全都散了，这让他有些失落。他骂了阵，觉得口干舌燥，才意犹未尽地离去。他无头苍蝇般沿街向前走去；雨过天晴，杲阳当空，他烦躁地解开衣领下面的两粒纽扣；有那么一刻，他觉得全世界都在与自己做对，这使他看什么都不顺眼，尤其是站在街边，无视来来往往的行人车辆黏在一起亲吻的男女。 “妈的！” 刹那，由这对拖拍男女，他联系到自己的老婆；他似乎看到荣子和一个男孩子有说有笑走在一起；那个男孩子胆怯地抓住她的手，进而想入非非，试图亲吻她，试图占她的便宜；而她只是一个劲儿地笑，就象个傻婆子。走在街上，他慢慢地又回忆起汤圆店开张头一天的情形；那时已经半夜十点多了，劳累了一天，他坐在桌前数着钞票，就象数点着自己也许即将好起来的命运，荣子则在厨房洗碗；数着数着钞票，他转过头，瞟了眼荣子；她似乎洗完了碗，正回过头瞧向他；看到他，她抬下头，打个哈欠，向他笑了笑。 他没吭声，羞赧地回笑了笑，放下钞票，抓起胸前的围裙擦擦手，视线挪向那个收回店里的招牌；那上面写了大大的汤圆两个字；昨晚儿，他坐在门口，看着这俩字，胸膛里就涌出一阵阵难以遏制的喜悦。有了这个小店，他就不必到处奔波，虽然照旧那样辛苦，甚至比打零工还要辛苦；而且，他想着，如果有机会，请邻居们免费品尝下他的汤圆，或者单独请一下小霖和六妹夫，以示一个歉意。迅即，他又在脑子里否决掉这个想法；那些邻居，以及和他一起站在街边打零工的那些人，他们全都瞧不起他，瞧不起他这个家族；既然瞧不起，又为什么要去巴结？想到这里他又烦躁不安起来。 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也就在那一刻，他看到用鞋盒子改装成的收银匣里的身份证，不禁好奇地拿过来。那上面，还是六年前的自己，只不过上面的出生日期填写错了，整整差了一年；回城那年公安局给他的准迁证填错了，他找过一回，那位白上衣蓝裤子的警察皱着眉头，摆弄着办公桌上的文件，瞅都没瞅他，带着威严而厌烦的情绪告诉他，年龄差了一年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寿命差了一年，而且也许他还会赚了，找老婆会显得年轻一点儿；当然，假如真是寿命差了一年也是他拣到了。回味着当时那位警察的话，他放下身份证，唇角边绽开一丝微笑，隐隐记起刚和荣子见过第一面，她拿起他的身份证的情形；那个时候，他惴惴的，怕她嫌自己年龄大；当然他也暗自庆幸身份证上的年龄比实际年龄小了整整一岁；虽然仅仅差了一岁，但在他的想法里，毕竟年轻了些，没准儿会让她产生好印象。 “其实，我不在乎你比我大十二岁，还是十三岁；”结婚后的某一天俩人闲聊时，荣子幽幽道：“我只想找一个真心真意对我好的男人；你以后少发点脾气，对我好点，我比什么都高兴……” 他不可置否地嗯了声，脑子里又盘桓起关于她的传说；那些绯闻一直都象根刺，扎在他的咽喉处，使他不能释怀。就算与她做爱，他也会琢磨着某个英俊的男人躲在暗处，窃窃嘲笑他，虽然在这个世上，大概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她的清白，知道那个时候所谓的女流氓不过是缘于她喜欢和那些男孩子交朋友，并没有什么实质的肉体接触，可那些流言蜚语照旧毒汁般侵蚀着他的神经。每次他想到那些流言蜚语，他都会无端地发脾气，就象她已经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一样。 只有二姐一句道破他的心事；那天，他口袋里揣着打零工挣来的三十块钱，手里提着分做两份的猪头肉，推开二姐那间房门，看到二姐满是褶子的老脸，猛地记起在乡下的日子。二姐招呼他坐下；他虽然坐下了，一双眼睛却不时地瞟向自己家。 “怎么，怕看不住自己的老婆呀？”二姐风趣道。 “哪里呀……”他虽然嘴上不承认，可心里还是被戳了下。 “女人呀，没必要看着守着，只要你对她好，她也会对你好的；”停了停，二姐眨巴下眼睛继续道：“我看你就是心里害怕，所以才老是对人家发脾气！” 那几天，他的确收敛了许多；不过，渐渐的，他又依旧发起脾气。家里总是需要钱，到处都在要钱，吃饭，穿衣，还要缴纳水费电费，如果逢年过节，更要多出几笔费用，这都让他捉襟见肘，力不能支，以至于劳累一天，回家的路上，他甚至想要随便倒在什么地方，永远不再回去。 他的手再次触到钞票，使他感到踏实与充实的钞票。下意识地，他用两手食指和大拇指将那唯一一张百元大钞捏起来，对准灯光。 “哎，荣子，你快过来！”反复数着那撂钞票，他突然紧张地盯向那张百元大钞。 “怎么了？”荣子从厨房探出头，不耐烦地问道。 “这张有点儿不对劲呀！” 他举起那张百元大钞，对着灯光仔细瞧起来；这张百元大钞的纸质似乎比其他钞票都要硬，井冈山下那片树丛有些模糊，正面的壹佰圆成为了壹百圆，更重要的是，那四个老头子的侧影叠在一起，却怎么都看不出水印在哪里。 “这张是假的！”他恼怒地断定道：“你收钱时，都瞅什么呢！” “我哪里收钱呢，今天不都是你收的钱吗？”荣子委屈道。 “你个败家娘们儿，那你不会帮我看着点！”说着，他叹口气，生气地握起拳头的手猛地砸向桌面。 荣子洗漱过碗，又开始拖地；他点燃一支烟站到门外，盯向街边的路灯和暗影里的房子，绞尽脑汁，试图从记忆里寻找出那位假钞使用者的面目；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是从谁手里收来的。三十五碗，二三十次收款的动作，他没可能全都记清楚，甚至收了几次百元大钞都没了印象；他只知道第一张钞票是怎么收的。可这一张，是不是那一张，他一点儿拿不准。过了会儿，他的视线挪向旁边那家商店，又怀疑是不是在商店时出了岔子。这样想着，他头痛起来，整个身子虚空的，疲惫的，似乎脱离了地球引力一个劲儿地向上飘。他回头瞧了眼，隔着大敞四开的门，荣子还在里面拖着地。他叹口气，开始琢磨次日得需要卖出多少碗汤圆才能弥补回今天的损失。 “呸！”朝地上吐口痰，怨恨起邻居们。他认为这是有人刻意陷害，刻意不让他过得舒服。如果不是，为什么会开张第一天就收到了假钞？ 抬头，他望了眼鞠躬弯腰的街灯，就象看到了自己一样；虽然汤圆店最终不得不结束了，但他还是低三下四地哀求过穿着工商制服的廖科，哀求不要封他的店，哀求不要罚他的钱，哀求将那俩被工商局拉走的煤气罐还给他；他每一分钱都是辛辛苦苦挣下的。现在，他又要去求那些头上顶着国徽的警察，求他们将自己的年龄更正过来。他的手掏进裤兜，碰触到叠在一起的几张钞票；如果节省些，如果没碰到那些年节，这几张钞票就是他一家的伙食费。迅即，不知怎么，他又想到曾经居住在西祠胡同和七妹相识的那个被顶替了姓名的女孩子；据说，她特别喜欢穿旗袍，又特别喜欢在夜晚出去，所以会在某个喧嚣的夜晚给正在扫黄的警察抓住；也正因为这桩事儿，疲于奔命的她从此以后对被顶替姓名的冤屈噤口不提。想到这里，他不禁打个寒噤。远处，那个十字路口，一位交警站在红绿灯处，慢慢横穿过马路。接着，他又回想起第二十次到公安局时，被告之董科长到政府开会的情形；他遇到的那些警察无一不是神情漠然，冷冰冰的，对他不屑一顾，就象他是一只不期闯进来的蟑螂；不过还好，那些警察没象当初抬走装满麻糍的玻璃柜的城管一样粗暴；城管们如狼似虎，挥动拳头驱赶着他，不由分说地将玻璃柜扔到一辆昌河客货的后车厢上，玻璃柜其中一侧的玻璃顿时破碎，里面的麻糍滚落到车厢上。 他永远不知道这些当官的怎么会有那么多事情，开会，出差或者公休。他站在董科长那间办公室门前，不甘心地咽口唾沫，向旁边的屋子张望过去；这里，每间屋子都宽敞明亮，最小的那间也有二十几平方米；而且大多数办公室仅仅坐着一个人，里面摆设着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一套沙发和若干个叠架在一起的铁皮档案柜，窗台上摆放着几盆鲜花；董科长那间办公室，还多摆放了个带玻璃门的书柜，里面放着参差不齐的一长溜书，其中一册的书脊上印着三个黑色大字：刑侦心理学。他的那些材料，户口底册复印件和身份证，半张陈旧不堪的准迁证放在桌子的一角，和那堆文件凌乱地混在一起，令他担心起会不会再次莫名其妙地失踪。第一次到分局户政科他的户口底册复印件就丢了一次；他明明就放在那位女警察的办公桌上，可转眼间就不见了，害得他跑回派出所，重新复印了一份。 “你拿的材料不充分，”董科长瘦长的身躯整个儿陷在那张老板椅里，两手按在扶手上，鼻孔朝向他：“而且你这准迁证上又没写年龄，叫我怎么给你办理？——我看你有些无理取闹了，今天到户政，明天去信访的，我们公安整天没事儿做了，专门为你服务呀！” “可是……” “可是什么，说严重点，我看你这就是扰乱我们公安正常工作！” 董科长庙堂里的佛像般显得深不可测，眼睛一眨不眨地直视向他，就象他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一样。他弄不懂没穿警装的董科长为什么会勃然大怒；和董科长一样勃然大怒的还有那个信仿办的朱科长。 “你这事都已经过去三十年了，还更改什么，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谁给你搞错的，你就找谁去！”朱科长不等他说完，啪地将他那张户口底册复印件拍到桌上；在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款白色的印着被啃掉一口苹果的图案。 “可是历史遗留问题，就不能解决了吗？”他吓了一跳，大声质疑道。 “你早干什么去了，三十年前，你怎么不改呢，怎么偏偏要过了三十年再改？”朱科长瞪大眼睛。 “当时没发现……” “当时没发现？”朱科长冷笑声：“我看是当时就没错！” “当时是错了；那年我去找，你们说差一年就不用改了，我就没改……” “是吗；那你当年怎么不改呢？”朱科长的鼻孔哼出一汩汩难以形容的蔑视：“——我看你这个人说话颠三倒四的，满口谎言；刚才你还说当时没发现，现在又说去改了，我看你心里有鬼吧！” 他不知道朱科长凭什么判定自己心中有鬼；他小心翼翼地盯向扔在桌上的材料，额头冒着冷汗，解释着。朱科长的怒气慢慢平息下去，但依旧没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最终，朱科长挪动下臀部，胳膊支在桌子上，神情肃穆地告诉他，公安局信仿科对此也无能为力；末了，朱科长补充句： “你这事儿太久了，只能找户政，不能来找我；找我，我有什么办法，又不能给你改；他们在忽悠你……” 不过还好，朱科长最终拿起电话，拨了下号码；起初，他并不知道朱科长要打给谁；他坐在那儿静静倾听，半晌才听出朱科长在和董科长聊着他年龄的事情。于是，他心里又揣起一份希望，似乎看到自己拿着更改后的户口本和身份证走进社保局，办理退休金手续。 他掂了下手里的牛皮纸档案袋，登上刚刚停下的公交车，将两元硬币掷进投币箱里。车里那些乘客个个表情冷漠，有的在瞧向车窗外，有的抻长脖子直视向前面的挡风玻璃；其中两个正在玩手机的小女生警觉地扫了他眼。他抹了下湿淋淋的头发，眼珠迅速来回转动，却寻找不到一个空座位；后面的乘客涌上来，使他身不由已地挤向公交车的深处；其中一位穿着浅蓝色T恤的家伙一个劲儿地向人丛里挤，似乎要把乘客们全都挤到后半截。车身突然晃动，车体慢慢启动，街两边也随之向后倒去。他稳了稳身体，抬手抓牢头顶上的横杆，脑子里又回溯起从朱科长那间办公室走出后的遭际。他没有想到，想象中手拿把掐的事情居然还会有起伏，先是董科长公休，然后又是一阵不堪忍受的屈辱。 隐隐约约，他似乎又回到那幽长无限的办公楼的走廊，那位自称督察的高挑女警察带着他左拐右拐，终于来到一间办公室门前；女警停下脚步，漠然地瞟了他眼，视线又关注向那扇威严的门；她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声熟悉的应答声。他跟在她后面，吃惊地看到董科长坐在一张更加气派的办公桌后面；办公桌上除了台电脑，还堆了小山似地报刊和文件。看到他的刹那，董科长不由地皱起眉头，神情更加威严起来。女警俯身看了眼董科长办公桌上的那张纸，两个人轻声商议起来；很明显，女警在否决，这让他感到不快。 倏忽，董科长抬头，表情严肃地扫了他眼，视线里更挟带着某种指责与憎恶。他慌慌地避开董科长那张肃穆的脸；有那么瞬间，他的底气陡然消失不见了，脑子里缓缓升腾出吊死鬼苍白的面孔；据说，鬼都没有表情，了能够传递恐惧之外，其他什么情绪都表达不了。是的，董科长的脸也很苍白，又没任何表情。那位身材高挑的女警一直站在办公桌旁边，同样表情，其中一条腿，右腿还隐约颤抖着，就象在承受着什么快意。他不安地搓了下大拇指，观察着他们，就象一个不期坠入地狱的冤魂不安地观察着即将做出判决的判官和牛头马面。大约初中时，他偷偷读过白话聊斋，那里面就是这样描写的；他也看过那册叫做席方平的小人书，沸腾的油锅，将人剖开的剧子和哗啦哗啦抖动锁链的黑白无常。忽然，女警和董科长之间的屑言碎语稍稍停息了；董科长右手捏起那张户口底册复印件，仔细瞧了几秒钟，唇部翕动，念叨了几句，猛然转下身子，瞧向他，将那张复印件抻出，上下抖动，责问起他： “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怎么连个戳都没有，不会是假的吧？” 他怔下神，胸口涌出愤怒：“这是你们给复印的，怎么会是假的！” “谁会给你印这个？”董科长的语气里同样挟杂着汩汩愤怒，愤怒当中还迸溅出某种不可言说的威慑，他屈起左手中指砰砰敲打着那张无辜的复印件：“也不知你这些东西是真是假，我们得调查调查；我可告诉你，这要是假的，你就得承担一切后果！” “这还用调查吗，都是你们给出具的！” “我们给你出具的？——这我不清楚，但我有义务去做个调查，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造假；”董科长不耐烦地丢下那张纸，不容他质疑道：“这个我必须要做个调查，以避免你钻我们的空子！”停了停，董科长又挥下手，迅速瞥了眼女警：“好了，过一个星期你再来吧；”接着他自言自语道：“就你这破事，天天来，烦不烦呀；你不烦，我都烦了，我们要是天天遇到你这样难缠的，别的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我们公安局又不是为你一个人开办的……” 他叹口气，视线挪向公交车车外不断向后移动的街景。三四个女孩子撑着色彩缤纷的雨伞有说有笑地走在人行道上，一个瘦长脸的中年男人站在十字路口，吸着烟卷，不断窥视向她们，窥视向她们的臀部和大腿。他竭力稳住身体，垂头，又瞟了眼手里的牛皮纸档案袋，似乎看到一群灰制服城管黑压压地阻挡在那个不足半米宽的麻糍摊位前冲着他的耳朵大吼大叫，就象电影里的日本兵攻入南京。 “我没钱交罚款！”他也凶巴巴地回应着；虽然他结结实实地站在城管们面前，看似一个易怒与暴躁的豹子，但他的额头和手心都沁满了汗，胸口里那颗心也砰砰地加速跳动起来。 “你知道不，你这是影响市容！”那个矮小的城管严厉地竖起手指，毫不客气地戳向他的胸口，一下子就把他外强中干的伪装戳破了。 最终，在一团吵嚷声中，他的麻糍摊被城管扫荡；他试图维护住这藉以谋生的家什，却被几个粗壮的城管拽的拽，拉的拉，只好眼睁睁看着他们开车离去，只好一个人站在街边黯然伤神。没了麻糍摊，就等于将他绞尽脑汁想出的谋生手段再一次击碎。他只能又回到街上，和小霖一样站在那里，等待着一份仅仅能挣到几张零钞的零活。偶尔，他在想，如果再年轻十岁，或者再年轻五岁，一定不比小霖差，一定不会象现在一样。最近一年，他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一件小床头柜搬到五楼，中途他得歇一气儿；要是在十年前，或者五年前，他准会一气儿就扛上去；十年前，到粮店买米，为了节省那五块钱，他总是自己把五十斤大米一鼓气扛回家；最近的那家粮店，距离他家，少说也得有五百米远。 “你行不行呀，你可别倒下了……” 当时那个絮叨的女人就站在五楼防盗门门口，警觉地盯向他，生怕他会扛着床头柜倒毙在她家门前。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他似乎还能看到她那双鄙夷的表情；她没让他进屋，仅仅让他把床头柜放到防盗门里侧；下楼的时候，他听到她在和什么人打电话，听到她絮叨着请了一个病秧子搬东西，听到她在低声地说，她不想让他进屋，她怕他有什么传染病。 “你要知道，这些人，都不讲卫生，脏，说不定会把什么带进家里呢；我听我三姨说，上个月她搬家，就让这些人带进去蟑螂了；嗯，那还是好的呢，说不定还有别的什么细菌呢，这些人谁知道身上会有什么病呢，给我搬个床头柜，也呼哧呼哧歇好几起……” 刚刚走到三楼，他听到这里，真想踅返回去，和她理论一番；但他的手探进自己的裤兜碰触到那两张十元钞票，最终还是压住火，面红耳赤地离去；因为他知道，她没把自己当成贼就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许多人都会用戒备的目光审视他，监视他，恨不得将他的衣服剥光，将他的最隐私处也暴露出来，才算罢休；在他们的印象里，似乎他天生就是个贼，冥顽不化的贼；但他清楚，自己从没拿过他们的东西，哪怕是一根针、一张纸，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憎恶那些贼。车窗外，那个瘦长的中年男人扔掉烟卷，跟在那俩女孩子身后，忽然加快脚步，超过她俩；恍惚之间，他看到他那条瘦长的胳膊横过去，迅速抓了把落在最后那个女孩子的胸部；那个女孩子惊吓着，向旁边飞快闪了下，引来周围人和走在前面那些同伴的注意。 “这个无赖！”他的身子随着车身晃动一下，轻蔑地嘀咕句。 坐在对面正玩手机的女孩子抬头望了他一眼，又垂下头，拇指继续按动；浅蓝色T恤男人篾视他眼，又向公交车的后半截挤去，向那个长发飘逸的女人挤去；他侧下身子，让浅蓝色T恤挤过去；有那么刹那，他似乎嗅到车厢里充斥着一股汗臭味儿，以及不知哪里来的烂鱼味儿；听到车轮碾压马路的声音，以及那个喇叭叮咚一声后在用一种单调机械的腔调报站名。浅蓝色T恤经过，公交车里更显得拥挤了。他捏着牛皮纸档案袋的手，手指微微动了动，肘部猛地抽搐下，档案袋不期碰到玩手机女孩子的肩部；那个女孩子立刻满脸流露出厌恶的表情，身体向座位里侧靠了靠。他半张开嘴，想要解释，但他只是瞟了眼她，什么也没说；这一刻，他脑子里又浮现出村支书披着灰色棉袄，站在队部院门前捏着根草棍剔牙的情形；看到他，村支书笑了笑；那个笑容就象一把剜肉的尖刀，搅乱他的心思，也令他感到耻辱；所以，当他一家人即将离开乡下，弟弟那几个没能回城的伙伴前来祝贺，他只能冷眼相看，只能闷闷不乐地站在一边，眼角一直留意着在大家面前苦笑的二姐。他扭头，又瞟向车窗外；街景变幻，已看到不那位咸猪手大叔。倏忽，他又想到老婆，想到自己那件溅上油漆的衣服。汽油又涨价了，但至于涨到什么程度他并不清楚；他只是从新闻上看到汽油涨价了；他不是有车族，包括摩托，所以对汽油价格的涨与跌并没什么痛切的感受。 手机女孩儿终于再次抬起头，直腰，向车窗外张望了眼，站起身；他犹豫下，不知怎么就想到刘薇，想到这个时候她还宅在家里对阒电脑屏幕玩那些白痴游戏或者翻看淘宝网，旁边那个健硕的眼镜男却鱼一样滑过他身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坐了下去；手机女孩儿头也没回地挤向车体后侧，似乎要竭力摆脱他。车身再次晃动。公交车停下，前门又涌上来一群乘客。他捏着牛皮纸档案袋，挪动脚步，迫不得及让出几寸空间。他下意识地掏出手机，扫了眼液晶屏幕上的时间。距离公安局还有三站地，或者四站。车身再次晃动，重新启动。诺基亚。他的手机还是大约五年前的款式，上面的漆已经斑驳不堪，仅仅有通话、短信之类的简单功能；尽管如此，他突然担心有贼会偷他的手机。扭动下脖颈，他看到那个健硕的眼镜男继承了手机女孩儿的姿式，也摆弄起手机；眼镜男偏下臀部，手机随之向上，向他这一侧翘了下，绽露出一个被啃掉一口苹果的图案，这个图案令他一个激灵，又想到那位勃然大怒的朱科长。 也许，嗯，只是也许，那些当官的都很易怒，动辄拍桌子，发脾气或者脸色。他垂头看了眼手里的牛皮纸档案袋，它好端端的，上面的雨渍已经不见了；换句话说，已经干了，只有一点儿潮乎乎的。六月份的天气很怪，刚刚还下雨，现在却已经是杲日当空，许多人，女人，女孩子照旧打着伞，不过已经不是为了挡雨，而是为了遮阳。他不安地挪动下脚，抽动下鼻孔，似乎嗅到一股雨后炽烈的干燥的气味儿。 路面似乎瞬间就变得干燥，不仅没留下一点儿下雨的痕迹，而且还尘土飞扬的，使公交车前在的挡风玻璃灰蒙蒙的；那位司机一言不发，转动方向盘旁的那个横杆，雨刷招财猫般地左右晃动；这个机械的动作令他又不自觉地将一只汗涔涔的手探进裤兜里。那几张从六妹手里借来的钞票原本是崭新的，但这十几天一直躲在他口袋里，已经皱巴巴的了。 “我的钱包呢？——谁偷我的钱包了！”忽然，站在他旁边那个长发飘逸的女人尖叫一声，嚷道。 他顿时紧张起来，探进裤兜里的手抖动下，那几张钞票温暖而踏实地存在着；于是，他把手从裤兜里拿了出来。迅速的一瞥，他恍惚看到人丛中那个浅蓝色T恤的身影在晃，在悄然远离。长发飘逸的女人继续大嚷大叫着，然而车里的乘客压根儿就无动于衷，只是纷纷以一种诧异的目光瞟向她，就象她是个异类；尤其是抢座的那个眼镜男，甚至偏下身子斜朝向车窗继续玩着手机。 “司机，不要停车，直接到派出所去，我要搜他们的身！”长发飘逸的女人扯着嗓门喊道；她喊的同时，警觉地注视向他。 车身颠簸，忽然停下；几个乘客鱼贯下车，前门又上来几位乘客；长发飘逸的女人急了，她指责起司机，指责起周围的乘客，诅咒着该死的小偷。他扭下头，瞥到那个浅蓝色T恤下了车，匆匆地穿过人行道；浅蓝色T恤拐过街角，顺手将一件东西掷到地上。他的视线又回落到长发飘逸的女人身上；他感觉，她就象尖声惊叫里那些被恐惧刺杀的人们，惊慌，无助，而又歇斯底里。他犹豫一下，也踉跄地向车尾走去；那儿空出两张座位。 “别让他走，他是小偷！”她尖利的嗓音直刺向他的耳膜。 他脑子里模糊地回漾着浅蓝色T恤的面孔，诧异地回过头，吃惊地看到她正冲向自己大嚷大叫；不仅她冲向自己，其他乘客因为她的叫嚷也纷纷注视向他。他不禁慌了起来，拿着牛皮纸档案袋的手抖动下，嘴唇也相应地颤抖起来。 “就是他，拿档案袋的那个，刚才就是他站在我身边！” 他的脑袋嗡地一声，立刻恼怒而口不择言地反驳道：“你个臭娘们儿怎么满口喷血，站在你身边的都是小偷呀，你眼睛瞎呀，自己的东西被谁偷都不知道！”说着，他一扭身坐在其中一张空座上，将档案袋横在腿上，空出一只手指怒气冲冲地指向她；另一只手不知不觉掏向裤兜；当碰触到裤兜里的叠在一起的五百块钱，他猛地一惊；他前面座位的那个背着粉色坤包的小女生立刻回过头，两手紧紧抓住坤包，向他投过警觉的一瞥。不仅背着粉色坤包的小女生眼神里竖起警觉的刺，其他乘客也如此，这让他很不自在；他甚至想走上前，向她挥起巴掌。不过，他还是抑制住情绪，只是在心里对她的失窃兴灾乐祸，觉得她活该。迅即，他猛地又回想到自己那个被取缔的麻糍摊，想到平白被窃走的年龄，便缩了缩脑袋，居然同情起她。接着他脑子里又浮现出那些警察威严的面孔；假如自己真的被这辆公交车带到派出所，他准会受到一番屈辱；至于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他也不明白；他只知道他们对他有着一种天然的敌意，就象猫与鼠。 “没告诉你，董科长开会去了吗，还在这里等什么？” “那我找谁解决我的问题呀？” “你问我，我问谁去！” 当时，那个警察就象瞧着一只蟑螂般瞪向他；他蟑螂般地走出公安局那扇似乎消逝掉威严的玻璃门；公安局墙体上漫过一层镀铬玻璃，蓝天白云映衬在其中，令他感到头晕目眩。最终，他不得不顶着杲杲烈日坐在滚烫的台阶上；然而，他等到下午五点多，也没等到董科长的车，只好夹尾巴狗般离去了。 几天后，他再次来到公安局，董科长又去开会了；他心急如焚，跑到信访办；朱科长办公室紧锁着，坐在旁边那个屋子的一位年轻警察脊梁向椅背上一靠，两手搭在大腿上，漠然地听着他的陈述，眨下眼皮，清清嗓子： “你这事我管不了；年龄写错了，你找我们有什么用？——你要找也得去找户政科呀，或者去派出所……” “可是户政科说管不了，得请求你们。” 年轻警察身子向后一仰，笑了，就象听到什么可笑的事情：“户政科管不了，我们就更管不了；你再找找他们，跟他们好好说说；你老是找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又不管理户籍，更不是户政科的上级；我们信访和户政是平级的；而且你老这样找，会影响我们工作的；如果户政科能给你办，就会通知你了。” “可我怎么才能把户口改过来？”他急迫道。 “你老问我；你问我，我问谁去？！”年轻警察也不耐烦起来，他挥下手，挪动下臀部，俯在办公桌上，拿起一枝笔，在张纸上一边写着，一边向他下着逐客令：“啧，你别在我这儿了，你在我这儿影响我工作，你听懂没？——要是听懂了，就请你出去！” 他站在年轻警察的办公桌前，脑子里空茫茫的，就象被什么寄生虫吞噬掉了脑浆；年轻警察拿着碳素笔，在那个本子上划了几笔，忽然抬起头，吞了只苍蝇般盯向他，皱着眉低声斥责道： “你说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还不走？！” 他怔下神，不甘心地离去。幽长的走廊似乎无边无际，漂亮的大理石地面，办公室厚实的门，以及偶尔走过去的警察，他感觉到自己就象偶尔走进一个陌生部落的野蛮人，处处都是警觉与敌意的目光。他机械地走出公安局大楼；街上，人来人往，似乎人人都没他这样闹心。 “唉，不用闹心，”二姐听过他的倾述，眨着眼睛，不紧不慢地劝解他：“这就是命，谁让咱爸妈不当官呢……” “我才不信命！”他硬朗道。 不过，这仅仅是他嘴硬，心里却一点都没谱；每每想到要去更改户口这桩事，他就头痛，尤其是想到即将面对已将自己视为仇敌的董科长。其实几次到户政，听说董科长去开会的刹那，他既庆幸，又遗憾；他怕见到董科长，怕见到那些警察，但没办法，尤其想到自己某一天会丧失掉劳动能力，他就不寒而栗。走下弥漫着猜疑与歧视的公交车，他又是如此心境。拖着脚步，向几百米外的那栋楼体上悬挂着国徽的大楼走去，他的心情又忐忑起来。 和刘薇吵完，他气横横地坐在电脑前，脑子里乱糟糟的，全都是一汩汩奔流沸腾的愤怒；此刻，电脑屏幕的一角蹦出条新闻，某地民政向那些没有生活来源的特困户发放物资，米，面和油，以及少量人民币；这一刻，他忽然想到了陈光标；假如那个大慈善家住在这座城市里就好了，那样他会径直走过去，倾诉自己的境遇，没准儿会得到帮助。他挪动下臀部，听到荣子叹口气，感觉到她默默地拿起扫帚，扫着地上的碎玻璃，刘薇则早就不见了踪影。忽然，荣子哎呀一声；他瞟过去一眼，看到她捧着被玻璃碴扎伤的手指。其实，他并没存心要摔碎杯子，更没想到会重重地向刘薇脸上扬过去巴掌。奔波了整整一天，他只想蒙头倒下，好好睡一觉；从公安局到市政府，再从市政府回到公安局，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如果不是他抑制住自己的脾气，没准儿他会被那些警察带走；自打被城管取缔了那个麻糍摊，他就清楚，有些事情是没理由可讲的，老百姓是永远不可能跟那些穿制服的对抗，因为仅仅一句以法办事就可以击败一切；他只是一介草民，苟延残喘，勉强度日，就象女儿刘薇刚才和他吵嚷时说的，他是个只会向老婆孩子发脾气的没能耐的老男人，连户口本被人家登错了都没办法改过来；不过这样一来也好，促使他戒了烟，虽然看到别人吸的时候他喉咙痒痒的，也想来一枝；早晨，大概是他最后一枝烟。他再不能买烟，再不能把钱放在嘴里一撮就烧没了，他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即便不为自己的将来也要为荣子的将来打算。迅即，他又想到白天在市政府和公安局奔波的情形；那些人，全都青着脸，就象自己欠他们钱一样；尤其是市信访办的那个人，满脸厌烦，将那些材料推回给他，冷冷地向他甩下一句： “市政府又不是管户口的，你年龄填错了，也是按公安局提供材料写的，如果真是公安局填错了，你得去找公安局，找我们有什么用，我们又不管户口；更何况都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三十年了，你现在才去找？” 那个人三十几岁，容光焕发，手指女人般纤细白皙，穿着浅灰色雅戈尔西装，硬挺的白衬衫第一颗和第二颗纽扣敞开着，脖子上挂着一条粗壮的项链，办公桌桌角上摆着一款三星S4，两面小巧的五星红旗旗杆形成个X型插在一个黑色塑料台子上，身后那面墙并排贴着两张地图，中国和世界。恍惚之间，他有种卑躬屈膝的感觉，也隐约感觉到那个人的言外之意；上午，刚刚走下公交车，他胸口里就涌出这样的感觉；刹那，他屈辱地想到了女儿，想到用女儿的姿色和董科长，或者随便哪位能够使他更改户口薄上年龄的人物做个交易；紧接着他又想到荣子，想到曾经和荣子有过绯闻，一同进入流氓学习班的那几个男人；据说，其中一位男人凭借父辈的荫泽也进入威严的政府机关，虽然已经退休了，但说不定也会帮上忙。不过，这种种想法只存在于他脑子里，他从没说出来；这样一来，每天为着户口上年龄的事情无功而返，看到荣子和刘薇，他胸口总会冒出莫名的火气。 回家，走进胡同口时，离老远儿他就看到胡晓悦的老爸倒背着手，惬意地散着步。最近几天，他隐约听到胡家就要搬走了，不再住在这排鸡窝般的平房区，而要住进东祠那边的高档小区。听到这个小道消息时，他咽了口唾沫，胸膛里涌进汩汩的不平与嫉妒；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女儿要比胡晓悦有姿色，只不过刘薇太宅了，整天宅在家里，眼睛盯着电脑屏幕；而胡晓悦，初中没毕业就踏进了社会，先是做饭店服务员，然后常常出入那些高档会所，终于钓来位开卡宴的秃头男。 “婊子！”他在嗓子眼里嘟囔了句。 迅即，他为自己刚刚还想利用刘薇的姿色取悦那些警察，达到他更改户口簿上年龄的事情，更加羞愧起来。他慌忙扭头看了眼正在扫地的荣子，胸口里的愧疚一汩汩地涌了出来；自打她跟了他，似乎没过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尤其有了女儿以后，每天都在为着生计而奔波，每天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都为了吃而犯愁。他呆呆地盯向电脑屏幕，脸色难看。荣子小心翼翼地扫过地，拎着扫帚和撮子走向门外，倒掉碎玻璃，坐在那儿，将一张创可贴缠在手指上。他登录上QQ，笨拙地打开空间，打开个人中心，想了想，用搜狗拼音输入法打下‘草民’两个字。也就在这时，刘薇突然气横横地踅返回来，冲出她那张床前，从枕头底下抽出样东西，塞入坤包里，又气横横地走出门。他定定神，继续盯向屏幕，看着自己打下的字，胸膛里起伏着愤懑与不平；他还记得第一次走进派出所的情形；那个时候，他认为这是宗很简单的事情，因为这是事实，只需要更改一下就可以了。可随着这桩事儿从派出所转向公安局，随着他一次次踏进公安局那扇威严无比的大门，他就感受到艰难，令他丧气。他模糊地回忆起汤圆店被工商勒令取缔的情形；那个时候，他也象现在这样急切，到工商局里央求那些人；然而他们都是铁面无私的包公，一点儿也不尽人情，训斥，指责，一个个都青着脸，尤其那个廖科长，一面不知和哪个女人软声款语地通着话，一面严厉地通知他到财务科缴纳罚款。 “你这事儿必须严肃处理，没有营业执照就擅自开业，我们最高可以处罚五千元……哦，我不是说你，真的不是说你，我正在处理事情；晚上我一定去，你放心；要不一会儿再打给你……” 他听得出电话那头是个女人；那个女人令人酥软的嗓音模糊不清地传过来，将廖科长那张原本严肃的面孔婆娑成容光焕发的笑靥；而刚刚挂断手机，这张笑靥就在瞬间消逝，怒目金刚般扫视向他。 “这些当官的……”回忆着往事，他不知不觉嘀咕了句。 偶尔，他恨自己不是个女人，不是个体态婀娜言语款款的小女子，不会撒娇般地靠近廖科长、朱科长或者董科长，不会有意无意地甩下头将头发梢打向他们的脸部；他只是一个老男人，没本事，没钞票，想要给他们送礼都有心无力，只能忍受着周围人们的白眼儿。转瞬，他又在琢磨，如果把那五百块钱塞给董科长，这事儿会不会一帆风顺地办完？他的手下意识地掏进裤兜，碰触到已经皱巴巴的钞票，不禁更加羞愧。他没给什么人送过礼，所以不晓得怎样将钞票放到董科长手里；迅即，他又绵绵地回忆起三十年前刚回城的情形；二姐比其他兄弟姊妹晚回来半个月；等他见到她时，她满脸憔悴，眼圈乌黑；他试图追问出她那半个月的经历，她却始终没告诉他，只是惨淡地笑了笑，说‘只要一家人能回城，能团聚在一起就比什么都好’；不过他能想象出来村支书对她做了什么；接着，他脑子里又浮现出黄纸包里的大白兔。 有那么一阵儿二姐总是在吐，捂着胸口吐。后来，她向他借了两百块钱，就是要买东西；可等她晚上回来，却什么都没拿，只是频繁地蹲厕所；他认定二姐拉肚子，所以才会第二天到药店买了管痢特灵；但面色苍白的二姐接过痢特灵，苦笑了下，并没吃。 “今天没买汽油？” 忽然，荣子抽动下鼻子，打断他的沉思。他漠然地回下头，看到她还坐在门口，只是不知什么时候多了盆泡在水里的衣服。他‘嗯’了声，继续敲打着键盘，就象键盘是董科长或者朱科长身体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解气儿。他瞥了眼屏幕右下角，19：25。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将近半个小时；他想了想，胸膛里依旧汩汩着不歇的愤懑，于是他又狠狠而解气地敲打着键盘，一串汉字随之出现在那片空白处：我的上访日记…… “明天别忘了买汽油；要不，你那衣服没法儿洗……” “知道了，别磨叨！” 说着这句话，他已经又写下七十二个字，并且按动鼠标，把它发表出去。他不耐烦的语调经过空气反射，重新撞击回他的耳鼓里，令他恍若回到第一次走进董科长办公室的情形；听过他的述说，董科长以同样不耐烦的语调告诉他，不能为他更改户口上的年龄。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要是随便来个人，要求我们更改户口上的年龄，那我们公安局还有什么严肃性？”甩过这句话的同时，董科长一边屈起手指，敲打起桌面，就象威严的老师教训少不更事的学生。 他脑子里回旋着这句话，一汩汩屈辱涌上胸口，仿佛看到自己奔波在派出所和公安局之间，只为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错在那些穿着制服的家伙面前低三下四。荣子洗衣服撩起的水声哗啦哗啦地撞击着他的耳鼓，和他敲击键盘的声音混合在一起。他弄不懂，这个董科长就象跟自己有仇，即便拿到了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材料，他也一个劲儿怀疑材料的真伪，把他认定为假冒伪劣者，逼得他只能走信访。 恍恍惚惚，他似乎看到那位女警站在董科长办公桌旁，脸上满是事不关已的表情，一口回绝他更改户口本上年龄的请求；而董科长得到这个的表态，居然满意地点点头，瞟了他眼。那一刻，他几乎要跪下去，哀求董科长；但他没跪下，只是将手掏进裤兜，摸了下里面的钞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只知道大热天的，这个动作肯定不同寻常，所以董科长才会警觉地注视向他，注视向他的手，并且将抽屉拉开；而那位女警也下意识地后退了步，险些挪进董科长身后。于是他把手抽出来，手掌汗津津的，想必那几张钞票也浸上了汗水。 “他为什么现在要更改年龄？”走出办公室，那个女警突然问道。 “还能为什么，为了提前领退休金呗；”董科长一边锁门，一边说：“谁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现在什么事都有……” 已经走出十几米远的他听到他们的对话，回过头，看到董科长恰巧将钥匙塞回衣兜；他脸腾地红了，惴惴的，就象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他垂头扫了眼手里的那个牛皮纸档案袋，嘴唇蠕动下，却什么也没说出来。走出公安局那栋巍峨的大楼，他又后悔了；他应该踅回去，正义凛然地告诉他们，自己没有错，错的是他们，是他们的工作失误将自己的年龄填写错误，所以应该无条件地为自己更正过来。 “这些官僚，都他妈的踏皮球！”他狠狠嘀咕了句。 “什么？”正在洗衣服的荣子问道。 “没跟你说话！”他不耐烦地回了句，似乎要把这些天的怒气都发泄出来；那些人，那些穿制服的，坐在办公桌后面，就是以这样的口吻对待自己的。 荣子继续哗啦哗啦地洗着衣服；屏幕右下角的时间已经19：52。他不清楚自己写了多少条微博，只知道自己发泄，只知道自己一直处在亢奋之中，不能抑制住。也正是在这种亢奋的推掇下，他才会恼怒地想到挺而走险这个成语；水泊梁山上的好汉都是这样官逼民反的。他唉地叹口气，身子向后一仰，差一点儿摔倒；这张椅子原本是二姐拾垃圾时拣到的，椅背已经烂了，还是他用几枚钉子把它修好；但天长日久，钉子松了，椅背又开始松了，和椅座有些脱离。 “别犯愁了，不就差一年吗，挺挺就过去了……”突然荣子说了句。 “不就差一年？——你知道个屁！”他身子向上挺了挺，暴躁地骂道：“你看我还能出去做零工吗；我不做零工，家里吃什么，吃屎呀？！” 荣子顿时无语了。于是，他脑子里又回味起董科长每天都陷于会海的情形；那是什么样的情形，文山会海；既然知道那天要开会，为什么还要他在那天去等答复？他恼怒地想到这个问题，感觉到一丝丝的屈辱。紧接着他恍恍惚惚，或者不如说是竭力回忆着三十年前回城前的那段日子；那时，谁都没注意回城审批表上的年龄问题，只是急于要回城，离开蜗居于乡下的苦日子；当二姐拿回村支书签过字的审批表，兄弟姊妹们立刻兴奋起来，似乎已经回到城里，摆脱乡下这个概念，似乎已经过上另一重的日子；但兄弟姊妹们谁都不晓得二姐付出的代价，更不晓得他们不过是站在这山望那山高，其实城市里的生活还不如乡下，最起码乡下有田地，种上一亩半亩地，一家人就饿不着了；可是在城里却没有地，甚至无论做什么都需要钱。 “三弟，改改脾气吧，对荣子和刘薇好点……”二姐曾经苦口婆心劝他。 他沉默下去，没吭声；如果是别人这样说，他早发火了；但面对着二姐，他只能忍，就象面对那些鄙夷地瞧向他的警察们；他们的目光里不仅流露出鄙夷，而且还有一丝看不见的冷漠；也正因为如此，董科长才会轻视怠慢他，才会忽悠他。盯向屏幕，敲击着键盘，他胸膛里的愤懑汩汩迸溅出去，同时又想到了二姐。 “二姐，我这脾气改不了，你看我都几十岁了……”那天，半晌他才抬手擦了下眼角，缓缓讲道。 三十年过去了，二姐老了，头发花白，鱼角纹难看地绽开，延展，遍布整张脸颊。他抻过手，抚摸下二姐的脸颊；但他的手指只是颤动了下就停留在膝盖上。那张油漆斑驳的木桌上摆放着二十几年前买的红色铁皮暖瓶，一个廉价的陶瓷茶壶，和几个放在木漆盘子里的陈旧玻璃杯；玻璃杯杯体上还印着或红或绿的花朵儿，其中一个盛着半杯茶水放在他面前。他嚅动下嘴唇，想说‘委屈你了’，可这话堵在嗓子眼儿，怎么也说不出。 回城的第二年，有人给二姐介绍男朋友；那个男人将近五十了，一儿一女，儿子二十五，女儿二十一，全都成了家，所以想要找个伴儿；但他一听说男方的年龄立刻拉下脸，替二姐拒绝了。在他心目中，二姐还是那样优秀，漂亮，有品味；二姐可是家里最能读书的，上学时成绩那么优异，并且曾经是那些同龄的男孩子们的偶像，她怎么能去跟一个老男人过日子呢！ 可现在，再回味起当初，他陡然感觉到也许是自己错了，也许是自己耽搁了二姐的幸福；荣子不也和自己相差十几岁吗，不也一样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吗。他啧下嘴，回头，瞟了眼荣子。她已经洗了一盆衣服，正艰难地站起身，要晾晒到外面去。黄疸性肝炎，畏寒、发热、尿黄和便秘，一串儿词语涌入他的脑子里，连同死亡、黑暗和贫困这些灰色的词汇遮蔽着他的意识。他抽动下鼻孔，不经意地嗅到一股油漆味儿。那件衣服，可是他花了五十块钱买来的。他眨巴下眼睛，感觉到莫名的歉意。他掏下裤兜，掏出这几天一直揣在里面的五百块钱；放在裤兜里时间太长了，虽然装在裤兜里，和外界隔着层布，但经过雨淋日晒，以及由于天热分泌出的汁液，粉红色的人民币已经失去水价，干燥的如同薄薄的煎饼，拿在手里发出清脆的声响。他把它放在桌上，放在键盘旁边，呆呆地看了眼，目光里流露出虚空，脑子里倏地回忆起刘薇还没满月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尿不湿，或者有，他不知道；整整一个冬天荣子每天都在洗尿布，晾晒干净的尿布象一面面颜色不同的小旗子，里面还裹着少许的水份，使它变硬，随风机械地飘动。他抚开这五张已经粘在一起的钞票，脑子里浮现出六妹和六妹夫的面容。他第几次从他们那里借钱了，他已经记不清。有几次，六妹特意告诉他不要着急还；还有几次六妹经过这里，悄悄塞给他一百或者几十，告诉他不用还；他清楚，她这是好意，但让他惭愧，所以他恼怒地挡住她的手，气横横地拒绝。 “你三哥能养活自己！”他丢下这句话，急步离去。 他不想让六妹，或者其他什么人看出自己的软弱。如果按农历算他已经六十一了，身体不天不如一天，他怕有一天自己会倒在路上，或者病倒；那个时候要钱没钱，只能等死。想到死，他脊梁不禁泛出丝丝寒意，眼睛也不禁湿润起来。 这些年，他感激自己的兄弟姊妹，同时也一直深感惭愧。他们一直很照顾他，逢年过节都给他送东西，米、面、油，偶尔还有一张两张粉红色百元大钞，甚至包括这台电脑，连续几年的网线费，他却没什么也没能力送给他们。其实，他也知道自己的兄弟姊妹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不当官，也不做生意，境遇最好的就是五六和六妹，一个凭借手艺和体力四外打工，一个凭借低廉的工资，只是勉强生存。大概正因为如此，他和自己的兄弟姊妹才企盼着子侄们有出息，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改变命运。不过，等刘铮读完大学，他和自己的兄弟姊妹陡然失望了；除了鼻梁上架着付近视镜，和更加不近人情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改变；哦，改变的似乎只是大哥欠了将近十万块钱的外债，读大学，结婚；据说最近刘铮又打来电话，要大哥汇钱；刘铮要在那座繁华城市供房，日子过得更紧巴，这一切常常让他暗自庆幸；他庆幸刘薇只读过初中就中止了学业，否则他更不知如何是好。 不知为什么，每次脑子里浮现出刘铮，他都会联想到残酷的高考；据说，有个考生第一天考试，恰逢母亲逝世，所有的人居然联合起来，隐瞒这个消息，说是为了让这个考生能有个优异成绩；他却觉得不可思议，觉得人情在高考这台冰冷的机器里越磨越薄，薄得几乎接近于零。 因为这些外债，因为刘铮，大哥似乎更衰老了，满脸皱纹，佝偻着腰，头发花白。其实大哥和他一样，也没有工作，没象其他回城者被分配到什么这厂那厂的，更没缴纳过社保，只是埋头打零工，养活着一家三口，所以到现在还住在屋顶漏雨的房子里，期待着刘铮能有一天突如其来地改变他们的命运。 “大哥，咱们年轻时就应该交社保……”一天，遇到大哥，他闲聊道。 “我哪有钱交社保呀……”大哥却只是摇摇头，眨巴下浑浊而昏花的眼睛：“过日子都紧巴巴的，而且还要供刘铮读书，娶媳妇，我这付老骨头都被榨干了！” 于是他无语了。如果不是在那家物业做过保安，他也许这辈子也交不起社保。模模糊糊，他又缅怀起那个生意并不算好的汤圆店，以及仅仅开了不足一个月的麻糍摊；如果能够一直做下去，他就没必要去哀求警察更改年龄。 “我们研究过了，不能给你更改户口，”下午，经过两个小时漫长的等待，他终于看到董科长出现在走廊尽头；董科长看到他，迟疑下，脚步明显慢了慢；他跟着董科长走进办公室，看到那具肥硕的躯体猛地一屁股坐下，指着办公桌上的那张纸，满脸厌烦道：“这是市政府写错了，我没办法给你改！” 他沉默无语了。他无法改变即成事实，毫无办法，就象一只被淋湿羽毛的小鸟儿，只能蜷缩着翅膀，愤懑地盯向淋漓的雨天。董科长说了阵儿忽然不再说下去；他怔怔地瞧向陷没于椅子里穿着警装的董科长，瞧向那银灿灿的警徽，就象那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雪山，将他的希望隔绝开。想着下午的经历，他脑子里浮出衙役猛如虎这个词汇。当然，手随心动，他把这几个字敲打上去，点击下鼠标，身子向后一仰，盯向电脑屏幕。 须臾，他又盯向键盘旁那叠煎饼状的人民币，探出手去，犹豫下，抽出一张，转过头；荣子已经晾晒好衣服，正端着洗衣盆走进屋。 “你把这四百块钱放起来吧，用不着了。”他脑子里回旋着董科长那张貌似布满仇恨的面孔，说。 “不是五百吗？” “告诉你四百，就是四百，啰嗦什么；”立刻，他烦躁地嚷道：“我不还得买汽油去吗！” 荣子怯懦地没再吭声，放下洗衣盆，只是走过来，接过那四百块钱踅向床边，顺手将它们塞到褥子底下。刹那，他的眼圈湿润了；他想对她说句温柔的话，却不知应该怎么说。这么些年，他很少对她有好脸色，就象她真的是个女流氓，真的是个随随便便和其他男人上床的女人。想到这里他就愧疚不安，就不由地联想到二姐。他握起拳头，啪地捶了下键盘，站起身，倒在床上；这时，他又看到荣子佝偻着腰，在收拾屋子；于是，他又想到汽油。什么东西都在涨价，和国际接轨的汽油也在涨；只不过汽油涨不涨价和他没多大关系，只要那些菜米油盐别再一个劲地涨就行了。想到这里，他又叹息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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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1 19: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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