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询以下图书信息:《费尔迪杜凯》<波兰>贡布罗维奇著
今日课间是从杂志上看《一件臆想杀人案》以及《斯特凡·恰尔内茨基的回忆》的大部分
完整的读掉一个小说比做别的荒唐事感到自足多了。
可惜我在网上没翻到小说电子版。
“害群之马”贡布罗维奇
文/高兴 转于光明网,就是杂志上的介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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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波兰小说家、剧作家和散文家。他出生于波兰凯尔采省奥帕托夫县马沃什策村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就跟家庭教师学习。一战期间,曾在家乡目睹过战争场面,对战争留有刻骨的记忆。1915年,随父母迁居华沙。上中学时,各科成绩悬殊:波兰文和法语
得了满分,拉丁文、几何学和代数学却得了零分。16岁时,尝试过写作,最初的文字“由于过分稚嫩”从未拿出来发表。1923年,进入华沙大学学习法律,但对所学专业毫无兴致,常让他那个“相貌堂堂的”仆从替他去上课。大学毕业后,奉父亲之命,前往法国巴黎攻读哲学和经济学。1928年回到华沙,在法院担任见习律师。关于律师经历,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就分不清谁是法官、谁是犯人,有时还会同犯人握手。”正是在法院工作时,他创作并发表了第一批短篇小说,真正开始写作生涯。
1937年,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问世,波兰评论界反应强烈,褒贬皆有,作者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名气。1939年,应邀作航海旅行,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不料,世界大战爆发,有家难归,竟在阿根廷滞留了整整二十四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居无定所,穷困潦倒,靠化名为各类小报撰稿勉强度日。苦闷空虚之时,也做过一些荒唐事。好在生活稍稍稳定后,又继续写作。先后写出了剧本《婚礼》(1947)、《轻歌剧》(1955)、长篇小说《横渡大西洋》(1950)、《春宫画》(1960)、《宇宙》(1964)等重要作品。
1950年,他与波兰侨民在巴黎创办的文学研究所建立联系,并在该所的刊物《文化》上发表作品。还在巴黎出版了他的几乎所有作品以及三卷本《日记》,开始为世人所瞩目。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更是备受青睐,成为贡布罗维奇的代表作。与此同时,波兰国内也开始重新打量他的作品。他的同胞,定居美国的诗人米沃什也写过洋洋数万字的论文,告诉世人“谁是贡布罗维奇”。
1963年,福特基金会提供的一份资助又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从此,他告别美洲,回到了欧洲。先在柏林生活了一年,后又来到巴黎。1964年,在巴黎附近的洛雅蒙,邂逅了加拿大女学生玛丽·丽塔·拉布罗塞。1968年12月,他们结为夫妻,定居旺斯。在结婚仅仅八个月后,贡布罗维奇因心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
贡布罗维奇的创作自始至终带有强烈的叛逆色彩。对此,米兰·昆德拉有过准确的表述:“作家的本性使他永远不会成为任何类型的集体代言人。更确切地说,作家的本性就是反集体的。作家永远是一匹害群之马。在贡布罗维奇身上,这一点尤为明显。波兰人一向把文学看作是必须为民族服务的事情。波兰重要作家的伟大传统是:他们是民族的代言人。贡布罗维奇则反对这样做。他还极力嘲笑这样的角色。他坚决主张要让文学完全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就意味着离经叛道,就意味着标新立异。绝对地反对传统。绝对地反对模式。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便显得格外怪异、离谱,让人怎么都看不顺眼。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怪诞,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或丑态百出,或乖张古怪,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癖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贡布罗维奇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小说中的尤瑟夫是位年过三十的作家,对艺术有着独特的追求,但他的作品却始终难为读者和评论界所理解和接受。绝望之下,他变成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少年,返回学校,用冷峻的目光审视和解剖教育制度,乃至整个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一个弥漫着嘲讽的故事,一个需要用智慧来阅读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发掘出多少深刻的内涵。
独立自主同时也意味着彻底的孤独。在贡布罗维奇看来,“每个艺术家都必定是自命不凡的”,“写作就是艺术家为了自己的个性和荣誉跟大众进行的一场战斗”。孤独也就难以避免。他在日记中这样分析过自己的状况:“我的独立自主,我的自发性,甚至冒失的放肆无礼,对所有人的藐视,对各方面的挑衅,仅仅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一切都是源于我的社会和地理处境。我曾经被迫不把任何人当回事,因为也没有任何人把我当回事。我是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情形下成长起来的。我想体验过如此孤独的文学家恐怕没有几个。”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的作品在自己的祖国一直受到冷落,有一段时间甚至还被禁止出版。他同波兰知识界的关系始终非常紧张,以至于三十五岁离开波兰后,再也没有回国,也压根儿不想回国。尽管如此,他却一直坚持用母语写作。而阿根廷对他来说,也并不是一块文学乐土。事实上,在那里,他始终没有真正进入文学圈子。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被撵出了文学咖啡馆。然而,这种叫人沮丧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又成就了他:“我变得勇敢无畏了,因为我绝对是一无所失。我既无荣誉,也无生计,也无朋友。我不得不找出自我,依靠自我,因为除了自己,别的人我谁也不能依靠。我的表现形式就是我的孤独。”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才享受到了一点应有的评价和声誉。
贡布罗维奇曾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他在说那些真正的艺术家,更是在说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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