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谈深圳青年作家群

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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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新的城市，一群新的作家———李敬泽谈深圳青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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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03月14日  04:10    深圳特区报  


时间：2004年3月11日方式：网络访谈话题：如何看待深圳青年创作采访者：

安裴智（本报记者）受访者：

李敬泽（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副主编）

“深圳青年作家群”改变了我们的文学地图

记者：近几年来，一批深圳青年作家如慕容雪村、盛可以、央歌儿、戴斌、童仝、巫国明、丁力、梅毅、缪永、谢宏、吴君等人的小说创作在全国文坛渐渐引起关注。《人民文学》、《收获》、《花城》、《钟山》、《大家》、《天涯》、《青年文学》、《长城》、《作品》、《江南》和《小说选刊》等文学期刊，在一个时期内集中推出了他们的作品。一时间，仿佛崛起了一个深圳青年作家群。仅你所在的《人民文学》，这一两年就连续刊发过央歌儿、丁力、戴斌、谢宏的一批中短篇小说。你怎样看待深圳这批青年作家？

李敬泽：我认为，的确出现了一个深圳青年作家群。这个群体到目前为止主要是地域意义上的，就是说，在深圳这个地方有这么一批人，他们都写小说，有的写得很好，有的写得不错。放在全国范围去看，深圳这个群体的实力相当突出。现在江苏有一批青年作家，浙江也有一批，但江苏那一批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的，这几年没有什么新人，而且江浙也是传统的文学大省，所以，“深圳青年作家群”确实改变了我们的文学地图。

深圳青年作家的创作彼此不相像、有差异，这既是深圳的特点，也是优势

记者：在深圳青年作家群里，除谢宏、巫国明是广东本地作家以外，像慕容雪村、盛可以、戴斌、央歌儿、缪永、丁力、梅毅、吴君等人，均是从内地移民至深圳，然后一边工作，一边从事文学创作。可以说，流动、行走和不断地移居，是这批青年作家的生活方式之一。所以现在深圳文学界有一种说法，把这种文学现象称为“新移民文学”。你觉得这个提法科学吗？上世纪90年代初期，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提出了“打工文学”的概念，90年代中期，深圳市作协的刊物《特区文学》又提出了“新都市文学”的概念。你认为“新移民文学”这个概念能否成立？它与“打工文学”、“新都市文学”的区别在哪里？

李敬泽：“新移民文学”这个说法我不太赞同。它仅仅是相对于深圳自己而言的，如果我住在西安，看到这个说法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还是倾向于就叫“深圳青年作家群”，不必急着定性。如果我们把这批作家视为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恰恰是他们竟如此不同。像刚才讲到的江苏、浙江，它都有一个“场”，那些青年作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可辨认的共同点，有相近的风格印迹，比如南京过去一批作家与《他们》那个圈子有关系，有相近的文学理念；而浙江，他们不少人都像余华的亲戚。在深圳这批人里，你看不到这种东西，他们是一个一个的。你可以从身份上去界定他们，那就是“新移民文学”；也可以从题材上界定他们，就是“新都市文学”甚至“打工文学”，但这都是表面的、普遍适用的区分，你能说北京、上海就没有写都市、写打工？北京这个城市大部分作家也是外地来的呀。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认识这个群体的特点，恰恰应该从他们相互之间的差异入手。

谈论文学时，我们常常有一种地理学思维，比如我们会说东北的文学怎么样，西部的文学怎么样，分得更细的话，还有上海的文学、陕西的文学等等。这种思路在中国文论中有悠久的渊源，古人早就大谈南北之分了。在西方，丹纳也认为自然的、人文的地理环境对文学的面貌具有塑造作用。这种方法有它的危险，就是大而化之，什么都归到地理上去，好像文学不是一种创造过程，而是地理环境的一个自然结果。但这种方法也确实有助于我们看清问题，离开都柏林、布拉格、布宜诺斯艾利斯，你就不能深入地理解乔伊斯、卡夫卡、博尔赫斯，一个地方的地理风貌、人文环境、历史记忆乃至文学传统，都会对作家产生重要的影响，毕竟作家是从一个地方出发感受和想像世界的。

这就说到了深圳的这批作家，他们绝大部分是从外地来到此地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里不是他们的“出发”之地，而是中途“停留”之地，他们每个人都携带着自己的“故乡”，如果要在他们身上寻找地理因素影响的痕迹，那么首先你得从他的故乡去找，比如慕容雪村，最初塑造他的地方大概是成都，他也确实更像一个四川作家。

当然，深圳不是一般的停留之地，这是个特殊的地方，是“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人来说，“去深圳”常常是一种勇敢的、冒险的个人选择，而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不习惯面对这样的选择。千千万万的人来了，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移居到一个新的城市那么简单，不是从上海调到北京，这里还是“梦想”之地，他们通常和自己的故乡有一种生活上和精神上的紧张关系，而深圳提供了一种解脱：在这里，他们将获得新的身份，将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同时他们参与创造历史。

这个城市就这样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在美国，十九世纪有一个“新边疆”运动，大家都到西部去，那既是地理的新边疆也是精神的新边疆，一个民族由此开拓了它的精神空间；而深圳或者广东，也可以说是曾是我们的“新边疆”，而且它的意义主要是精神的，它是改革的先驱，也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的先驱，它接纳了各种各样的人、各个地方的人，容纳了对生活、对世界的各种大胆想像，它向着繁多的可能性敞开。

这是深圳的力量所在，这种力量一定会结出繁盛的文化果实。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了深圳青年作家群的出现。他们不相像、有差异，这正反映了这座城市的内在特点。在中国，你很难找到一个地方的青年作家们会如此不同，也许只有北京例外，这其实正是深圳和它的文学的优势，应该珍视这种差异性，不要强求一个概括、一种界定，或者一个什么旗号。

在深圳，会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经验的混杂、冲突，这是一个宝贵的创作资源

记者：是的，深圳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是内地无法相比的，这是否为这批生活、工作在深圳的青年作家提供了与内地截然不同的审美观照的背景？你觉得深圳这批青年作家是否可能最终形成区别于内地青年作家的创作特点？尤其是形成一种有着共同的美学追求和创作趋向的所谓“流派”？这批作家大都是70年代出生的，是否可以将之归入“70年代写作”的一类？

李敬泽：我们有一种“流派”崇拜，好像一批人在这儿写作，不弄出个“流派”来就不过瘾，就像刚才说的，本来各不相同，为什么非要扎堆弄出“共同的美学追求和创作趋向”呢？“70年代写作”，这个说法到今天也已经没什么效力。创作趋向最终是我们创造的结果，不是天生的东西，你是70年代生，你就一定要那样写小说？没什么道理吧？

但是，我确实觉得深圳对于这些作家的写作是有重大意义的。刚才说过，“去深圳”，这对中国人来说曾是一种特殊经验，到了这一批作家也许已经不那么特殊了。但在深圳这个地方，我们依然会更强烈、更尖锐地感受到这个时代经验的混杂、冲突，感受到时代对人的自我意识的考验，这对文学写作来说是一个宝贵的资源。

假如你是个上海作家，那么你会从上海的历史记忆中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根”来，30年代的旧梦什么的，这可能真实可能虚假，但它说明上海有一定的历史资源来应对时代造成的自我意识的危机：我从哪儿来？我是谁？但在深圳，这件事不容易，这个城市还太年轻，但年轻有年轻的好处，就是它没有那么那么多幻觉，问题直接地摆着：一个深圳人，他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地方，但他的“故乡”可能在山西或者湘西，他的内在经验是断裂的、不连贯的，他从远方一路走到这里，经历得很多很杂，他的内心一定有一种感觉，就是认同的危机，这种认同既是自我的认同，也是与世界的关系，他究竟是谁？他的身份是什么？他安身立命的东西何在？这说起来很玄，但实际上也很简单：一个民工，他在深圳可能觉得自己是外人，是农民，回到家乡呢？他可能觉得自己与家乡也不那么和谐，他在很多地方可能会像城里人那样看问题，这就是认同危机，自我意识的危机、身份的危机。同样的，一个上海人或北京人也有这个问题，只不过可能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呈现出来。

我们正处于一个急剧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经验、身份、自我意识、我们对世界的想像都经受着急剧变化，不和谐、不统一，混杂、突兀，这些在深圳这个城市可以说是最集中、最富戏剧性地展现着，它没有一个底色去中和、缓解。深圳的青年作家们应该能够逐渐意识到它，从中找到抓住我们灵魂状况的语言和形式。

文学要进入更深层、更本质的“现实”，深圳青年作家已经做了很多尝试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评论界提出了“文学向内转”的口号，希望文学家多关注人的本体，写出人性的复杂，描摹个体生命的多姿多彩，抒写个体生命的生理需求和微妙多变的精神状况。20年过去了，当下的文学界，可谓呈现出一种良莠不齐的多样化发展格局。其中，“70年代写作”比较引人注目，这批生于70年代的年轻写作者，文学的视野总是投向个体一己的生存困惑与情感衍变，离不开自我的小圈子。不管在写法上多么另类新潮、特立独行，但在素材上总离不了一个男人与几个女人或一个女人与几个男人的身体欲求与生理、情感纠缠，给人的感觉又似乎是关注的面太窄了。于是，又有评论家提出了“文学向外转”的呼吁。你是否觉得深圳“70年代”作家关注自己个体生命的层面较多，而关注个体以外的社会、现实比较少呢？

李敬泽：我觉得文学是不好简单地以素材而论的，《红楼梦》还不是一个男人和一群女人的故事？但它写得很大。作家关注自我、关注个体，这本身都没错，如果眼光全放在“群体”、放在普遍性上，就根本不会有文学。但是，作家的自我有一个是不是广阔的问题，是不是有开放性。我曾经引用过希腊古人的话，大意是：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人类的所有事情都和我有关。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作家的基本态度。单纯地向内转或向外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这是误用语言，好像文学真的像间房子一样不是内就是外，二者必居其一。如果自我是广阔的、开放的，他即使是写一个人的生活小事也可能比写大事更准确更丰富地表现我们的灵魂。

至于说到社会、现实，我觉得深圳的青年作家在这方面并不贫弱，《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我认为就是写了社会、写了现实，以我有限的阅读，我记得戴斌写过《深南大道》，央歌儿去年4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鼠惑》，写的是一场虚构的瘟疫，当时看你可能还觉得它不现实，但不久，非典到北京了，再看《鼠惑》，就觉得它太“现实”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对现实，文学关注的可能不是表象的部分，在那个部分上你根本竞争不过电视或报纸，文学要有独特的路径，进入更深层、更本质的“现实”，它要触及人心。在这方面，我认为深圳青年作家已经作了很多尝试。

呼唤深刻抒写深圳20年改革开放伟大变革的现实主义史诗力作

记者：不久前在深圳某区的春季文学笔会上，我与10余位写作者交换了对文学创作的看法。深圳文学特别缺乏全方位、多视角地书写特区改革开放20年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深刻变化的现实主义的史诗性的力作。我认为，深圳的这批青年作家虽对深圳的现实生活和当下深圳人的原型生活比较熟悉，但缺乏驾驭这种大部头史诗性巨著所必备的艺术功底与写作能力；而在全国广有影响的著名作家，虽有驾驭长篇史诗巨著的艺术能力，却又对深圳特区20年变革的过程和细节、对深圳当下的现实生活不很了解和熟悉。所以，书写深圳改革开放20年伟大历程的既具有思想性、又有很高的艺术性的现实主义长篇力作的创作就似乎形成了一个空白，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还无法填补。但在记者与这批年轻写作者的交谈中，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反映现实生活、描写现实变革的文学创作表示了不屑一顾的态度，似乎文学就只能描写一己之私生活。你如何看待这种文学现象和文学观点？

李敬泽：对很多作家来说，其实都有一个世界观狭窄、单调的问题，不仅是深圳，也不仅是青年作家。二十多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武侠小说般的文学思维，大家都在努力发现法宝，发现一种武功秘籍，找到了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写身体，好，大家都去，结果呢，你那个身体还是个公共的身体。

我总是说我们讲点常识好不好，世界是如此丰富如此复杂，它需要我们的作家有一套多端的眼光，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去看人、看生活、看自己。而我们一直在做减法，我们手里的武器越来越少，认识和表现的难度越来越低，一招鲜吃遍天，结果呢？我们是在极力简化世界和人生。我相信，文学不是因为会做减法而存在的，它应该做乘法、做微积分。

这实际上还是刚才讲的是否宽广的问题。我认为，作家的认识角度和认识层次多一些总是好事，我们过去很轻率地把很多东西排除出去，比如社会学的层次、政治的层次、文化的层次、道德的层次等等，一谈这些大家就“不屑一顾”，我想那不是我们的清高，而是我们的浅薄。至于说到“史诗”，我想还得耐心一点，二十年的时间对于产生“史诗性的力作”恐怕还是短了。

青年作家群的出现，对深圳这个城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记者：我觉得，从深圳文学的长远发展来看，应加强对这批很有创作潜力的青年作家的培养，比如送到高校中文系或鲁迅文学院深造，扩大他们的视野，拓展他们的文学胸怀。你觉得深圳这批青年作家的文学造诣和艺术修养如何？你是国内颇有影响的评论家，请你对他们的文学成长提出一些希望。

李敬泽：培养、深造当然有必要。不过一个人能走多远最终取决于他自己。这批青年作家都不是文学青年了，他们都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积累和自我训练，现在是“脱颖而出”，但是要长久地走下去，我觉得还是需要像前边讲的那样，更宽阔一些。他们现在的确常常脱不出一般都市青年写作的窠臼，我想他们本来应该看得更深更多。

我想强调的是，这样一批青年作家的出现对于深圳这个城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我们想起一个城市时，让我们感怀的也许不是那里的高楼大厦、公路桥梁，而是那里的市民生活和精神生活。伟大的城市不仅聚集财富，有很高的GDP，而且它也为人类的精神生活，为创造和想像提供空间，如果一个城市长期没有艺术家和小说家，它是不均衡的，不值得长久安居的。深圳出现了这样一批作家表明这个城市正在成熟，正在由“远方”变成“故乡”，如果谈希望，我倒更希望这个城市爱惜他们。

记者：盛可以被称作“70年代出生的美女作家”。她以凌厉狠辣的写作风格在文坛上特立独行，她在《收获》、《天涯》、《芙蓉》等期刊发表了大量小说，并且获得了2002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你如何看待她的文学创作？

李敬泽：盛可以的作品我看得不多，她有力量，像你说的，凌厉狠辣，这是难得的。但仅就我有限的阅读来说，她可能也有弱点，作为一个小说家，她的能力不完备，她现在主要还是依靠非常鲜明的风格，但是叙事上比较弱，当然，她有足够的时间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

记者：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曾掀起一个网络文学的高潮。今年初，他的《天堂向左，深圳向右》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你如何评价他的创作？有人说，以慕容雪村为代表的网络作家，描摹出70年代出生的都市白领的颓废青春，塑造了一个特定的生存群体。你认为慕容雪村的文学对网络文学的发展会有什么推动呢？

李敬泽：《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我很喜欢，多次谈过，这儿就不?嗦。总之，我认为它从某种角度反映了我们时代复杂的精神状况，恐怕还不能仅仅限于“70年代出生的都市白领”，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探索和面对我们生命中那个底线的问题，而慕容雪村，他的坦诚和敏感都给人留下很深印象。

至于网络文学，我一向认为世界上只有“文学”，不管你是印在书上还是发在网上，是用笔写还是用电脑写。但慕容雪村的写作确实证明了网络作为一种媒介的力量，它可能使我们这些所谓“传统文学圈”的人看不到的、想不出的东西释放出来，拓展了文学的可能性。事实上，我们看不到、想不出的东西太多了。

深圳青年作家要有力地塑造自己，找准方向，成熟地走下去

记者：《人民文学》发表过丁力、戴斌、央歌儿、谢宏等青年作家的作品，请你对他们的创作逐一作一简短的评论。

李敬泽：丁力有独特的经验，但他还需要找到分析和表达这种经验的更为细致的方法，现在看他还比较粗疏，主要依靠经验的表面效果。

戴斌的小说我看过两篇，他的艺术感觉非常好，只是他好像还没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向。而谢宏，我觉得他受制于90年代新生代小说的那种语调和态度，他可能需要花点力气，破除眼前之障，更直接地面对自身经验。

央歌儿，我刚才说过，她的《鼠惑》写得很好，但她和戴斌一样，缺乏方向感，也就是说她还需要把自己有力地塑造起来。当然，这都需要时间，需要探索和试验。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深圳青年作家共同面临的一个特殊问题：假如你在江苏或浙江写作，你可能一开始就大致知道方向，就对自己的小说应该怎样大致有个感觉，但在深圳这里，你却没有坐标，你要自己去找，这是辛苦的事，但长远来说，其实是好事。

李敬泽小传

李敬泽，1964年生于天津，祖籍山西。少时随父母先后移居保定、石家庄，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后在《小说选刊》工作，1990年调至《人民文学》杂志，现为《人民文学》副主编。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批评写作，曾获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著有《颜色的名字》、《纸现场》、《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和秘密交流》、《冰凉的享乐》、《读无尽岁月》、《见证一千零一夜》、《圣杯骑士和一种“小说”》等多部文集。


作者:本报记者安裴智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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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xi

写身体，好，大家都去，结果呢，你那个身体还是个公共的身体。
呵呵，“公共的身体”这说法好。李敬泽写过一篇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文章《2003年小说之短长》，摘抄如下：

短篇小说，它与印数无关，与版税无关，与声名和利益无关，它不能满足写作者的欲望和虚荣，它因此而有独特的力量。
短篇小说这种文体几乎全面地反对支配着我们生活的基本价值：它是节俭的，它反对铺张浪费，它的根本尺度是密度和质量，它蔑视数量和体积，当时间被想像为欢欣鼓舞奔腾向前时，它要让时间慢下来、停下来，直到某个瞬间、某个片断纤毫无遗地暴露其复杂的质地和结构。
在这个意义上，短篇小说是中国文学的“先锋”，相对于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甚至诗歌，它具有更为执著的难度意识。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正极力降低和取消难度，任凭经验的洪流在人们眼前无遮无拦地漫溢，而在短篇小说中，那些最好的写作者保持着艺术自尊：艺术的全部乐趣、光荣和无用，就在于艺术比生活更纯粹、更本质，比生活更有形式感。
与短篇小说无关的事都与长篇小说有关。我们崇拜长篇，写出和阅读长篇小说让我们心安，我们简直不能想像鲁迅或沈从文生于今日何以立足。理论家们会对这种长篇崇拜作出复杂的解说，我所看到的仅仅是：我们大吃大喝，我们狂热地消费，我们必须消费长篇的长和长篇的胖。

（原文：http://www.china.org.cn/chinese/RS/468915.htm）

吕日日

李敬泽写评论写得冷煽冷煽的，呵呵，刘小枫似的。

风露清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29 20:17:07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