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先生与修理先生

西城四月

自己以前译的一篇关于卡佛的杂文，不少地方摸爬滚打连蒙带猜，我对干翻译的肃然起敬了。




咖啡先生与修理先生

克里斯托弗.本费 来自《新共和》

1984年的夏天，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和他的妻子经过长长的旅途，来到华盛顿的海岸城镇安吉利斯港，在玻璃墙筑成的“天空房子”里拜访了雷蒙德卡佛（在这座房子里，卡佛和他的诗人妻子苔丝.盖拉加可以俯瞰大海）。村上在29岁拾起笔杆子写作之前，有6年时间在东京经营一家爵士酒吧。与其说这是一次礼节性拜访，不如说是一次朝圣之旅，他比任何作家都要崇拜卡佛。尽管他们从未谋面，村上却已经把卡佛当做了自己“最有价值的老师”。早在那时，村上就开始着手一项规模宏大的翻译计划，他要把卡佛的全部作品——小说、诗歌、随笔——全部译成日文。在碰面之前，他原本认为对方是一个“瘦削的、弱不禁风”的人，以至于碰面之后被卡佛厚实的肩膀和宽大的手掌吓了一跳。当卡佛喝着红茶跟村上聊天时（在经过三十年的酗酒生涯之后，他戒了酒），村上感觉“他坐在沙发上，蜷着身子，似乎没料到自己的身体会如此庞大”。
村上第一次读到的卡佛的作品是《水泊离家如此近》。在那篇经典小说里，四个朋友去一条路途遥远的河边钓鱼。在到达的第一天，他们发现河上漂着一具裸体的女尸。为了不让这竦人的发现打搅他们计划已久的好时光，他们用一根尼龙绳把女尸拉上岸，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继续钓鱼，在篝火旁讲故事（“粗糙的故事”，村上所读的那个较长版本是这么说的）。其中一个男人的妻子惊骇于丈夫的这种行为，并对那具女尸产生了同情，还参加了她的葬礼。读完这篇小说后，村上感到了“一种全新的小说”的诞生。在具有“根本的现实性”的同时，他说道，卡佛的作品还具有“超越现实性之上的深度和洞穿力”。
这两个害羞的作家的交谈是如此之轻，以至于村上为这次对话录的磁带听上去像是“窃听失败的作品”。他们思考卡佛在日本流行的原因（根据卡佛日后为此写的一首诗得知）。可能，村上说，是他笔下小人物的生活正在成为当下日本一种难以承担、但有具有标志意义的现象，又或者是由于他对决定人的命运的偶然事件的描写。比利时汉学家西蒙.利斯在《论语》译本的一则有趣的附录中，提到了此类小说在亚洲赢得共鸣的另一个原因。“原本存在于所有人类心目中的”对死亡的敬畏，在西方人心中逐渐变成了晦暗的回忆。卡佛，他补充说，“或许是对当下的文化崩溃最具有敏感意识的作家之一，他在《水泊离家如此近》中对这种堕落和崩坏给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
村上邀请卡佛去日本做客，并且在他东京的公寓为这次邀请订做了一张巨大的床。遗憾的是，1987年，卡佛被诊断出患了肺癌，病到无法再去日本或者其他任何地方。他在1988年8月，50岁那年，死于安吉利斯港。
去世的时候，卡佛留下了两份模糊不清和令人丧气的遗嘱。一份写于1982年，嘱明为她的前妻及两个孩子各留五千美元，其余的遗产归他死前不久娶的盖拉加所有。另一份是关于他已出版及未出版的全部作品的遗嘱。盖拉加是两份遗嘱的合法执行人。卡罗.斯克莱妮卡在她那本比较公正和全面的关于卡佛的传记中说，遗嘱不出所料地引起了一连串关于合法性问题的激烈争论和反感。这些问题通过各种法律手段，最后都得到了解决，至少在经济上是这样的。但是卡佛的文学遗嘱还遗留着一个头疼的问题，主要是还在持续中的关于他的小说各种版本之间的竞争（目前，随着精彩的美国文库版本的发行，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我们倾向于认为，一本可靠的卡佛传记的出现以及具有权威性的作品版本的发行可以为事情做个了结。
1938年，雷蒙德.克利夫.卡佛生于俄勒冈州克拉茨卡尼一个经营木材的城镇。他的父亲（人们都叫他C.R.）从西边的阿肯萨斯，靠着走路和坐货车来到这里找工作，并试着通过替人磨锯子糊口。大萧条时期，木材的需求大幅下跌，他转而去了大古力水坝工作（这项振兴计划被伍迪.古斯瑞称作“人类从来没有做过的大事”）。他是个酒鬼，还喜欢到处追逐女人。卡佛在他们租来的房子里长大，肮脏的家庭生活和家庭暴力是经常性的场景。在他那篇随笔《我爸爸的生活》中，卡佛回忆起他妈妈有一次“用锅勺敲爸爸的眼睛中央，并把他赶了出去”。
卡佛小时候被叫做“青蛙”。因为超重和住在简陋的小木屋里（上厕所得去后院），他经常被取笑。他把空闲时间都花在钓鱼，读关于人猿泰山的小说上，并试着快快长大。在1955年，卡佛遇到了一个叫玛丽安.布克的漂亮姑娘。那时他正迟疑着要不要去参加她的15岁生日派对，两年后，两人结了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克里斯汀，出生在一家小医院里。卡佛的父亲彼时也正在那里用电击治疗神经失常。孩子出生后，卡佛跑上楼去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
“他们指引我穿过一扇铁门，并带我找到了他。他正坐在一张沙发上，大腿上盖着毛毯。嗨，我脑袋里这么想。我老爸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我坐下来靠着他，告诉他他已经成了祖父。他愣了一分钟，然后说：‘现在我觉得自己是个祖父了。’那就是他全部的话。他没有笑也没有动。他和其他许多人呆在一个大房间里。然后我拥抱了他，他开始哭泣。”
1958年，这对年轻夫妇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拉代斯。雷那时20岁，开始进入奇可州立大学学习。接下来的几年，他们干过各种各样“狗屎一样的工作”（卡佛后来这么说）。她加入了服务行业，开始做交换台话务员；他在一家药店工作，还为一家医院擦地板。
在奇可州立大学，卡佛非常幸运地参加了约翰.加德纳主讲的富有创造性的写作课。后者在那时已经取得了中世纪文学的博士学位，但离他出版《格伦德尔》和《十月之光》还为时尚早。加德纳注意到卡佛在创作小说时所面临的困境，同意让他周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写作，借此以避开他的孩子们的干扰——他的第二个孩子，万斯，在那一年出生了。卡佛后来在一篇苦涩的小说《火》中写道，对他写作生涯而言，最大的影响是在他和妻子自己还没长大的时候，就有了孩子。这一事实让他渐渐明白：“我不得不抚养他们，永远负担这种得不到缓解的责任，永远处理一些心烦意乱的事。”
在一篇早期小说《父亲》中，一个小女孩认为新诞生的婴儿看上去很像爸爸。但是爸爸看上去到底像谁呢？这个拼凑而成的家庭总结得出，爸爸，那个坐在椅子上背对着他们的男人，“不像任何人。”斯克莱妮卡说得很准确，这篇小说表达了卡佛对“被生活的漩涡所吞没”的感知。在阅读斯克莱妮卡关于卡佛早期婚姻的章节时，人们惊讶地发现他完成了许多创作。玛丽安（最后成为了一个高中教师），就像斯克莱妮卡说的，以一个令人敬佩和忠诚的伴侣形象陪卡佛走了过来：“她的肩膀很瘦弱，但她的意志力却很惊人。”
整个60年代（他后来称之为“令人愤怒的岁月”），卡佛的生活和其他艺术家一样混乱。他在学校与学校、工作与工作之间转来转去，在洪堡大学获得了文学士并拿到了在爱荷华作家讲习班学习的奖学金——就像他那一辈的其他作家一样——他在1963年的秋天加入了这个讲习班，并随后回来成为了其中的一个教师（和他的酒友约翰.奇弗一起）。在爱荷华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请你别说了，可以吗？》，讲述了一对叫拉尔夫与玛莉安的夫妻——为什么不把他们看成是雷与玛丽安呢——的生活被嫉妒、贫穷与酗酒所包围。这篇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卡佛在那些岁月里的混乱生活。主人公“上了一些哲学与文学的课，并认为自己即将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但它从来没有出现。”
《请你别说了，可以吗？》被评为“1967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这是卡佛重要的一年，他成为了帕罗奥图一家公司的教材编辑（他称之为“第一份白领阶层的工作”）。一个朋友把他介绍给了一位年轻的编辑，这位有抱负的编辑叫做戈登.利什，在附近的教材公司工作。他出生于长岛海峡，小时候经常被取笑为“肮脏的犹太人”。利什那时来到西边，为了一个模糊的目标——寻找杰克.凯鲁亚克笔下的英雄狄恩.莫里亚蒂。利什很欣赏卡佛的作品，但认为自己可以使它更好。他对《请你别说了，可以吗？》的结局感到不满——拉尔夫与玛莉安在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中通过相互理解走到了一起。利什告诉他们，如果由他来写这篇小说，拉尔夫就将离开他的妻子。“那正是问题所在，戈登，”玛丽安说她这样告诉利什，“这不是你的小说。不是你创造了它。”
玛丽安的回答很合理，甚至听上去很坚决，但是结果却并不准确。利什刚在纽约爬上出版的宝座——从《绅士》杂志的编辑到诺普夫出版社的编辑（他在那儿称自己为“小说船长”），他立刻满腔热情地出版了卡佛的小说。但是他对于卡佛小说的编辑，却几乎可以称作是重写。利什对卡佛小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幅度的删减。在两轮的编辑中，他把诺普夫出版社将于1982年出版的17篇小说（即后来非常流行和深具影响的《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的篇幅缩减了一半。卡佛知道之后很震惊，以致于他在1980年的7月，写了一封长长的充满痛苦的信给利什。这封信是这样开头的：“我已经准备从中退出。”
卡佛对于一篇叫做《人都去哪儿了？》的小说的遭遇尤为愤怒，它从10页（美国文库复原的版本）被砍到了两页半。在较长的版本里，叙述者面临着两个危机：他65岁的母亲正在和一个单身俱乐部里认识的男人约会，正闹不和的妻子辛西娅则在跟一个叫罗斯的男人约会。有着“黄鼠狼或者修理先生”之称的罗斯是一位待业中的航天工程师，是她在戒酒协会认识的。小说的节奏从容不迫，从叙述者的阅读——他正沉浸在伊塔诺.斯维沃的一部小说的临终场景中，一个正在死去的老人用他最后的力量给了他儿子一巴掌——到罗斯以前在国家航天局的工作细节（“那儿每一个办公室都有咖啡先生”）缓缓流动。某一天，他要求罗斯“如果我退出了（我无意退出；这只是种威胁），他就要照顾辛西娅和我的小孩。”小说结尾时，叙述者邀请他妈妈来家里做客。她在厨房里为他准备晚饭，而他则睡着了。醒来后，他疑惑地看着自己被汗水浸透的睡衣裤。“房间里涨满了雪白的光。巨大的咆哮声冲我而来，房间变得喧嚣了。我没有动。”
利什看到了改造这篇小说的亮点。被他编辑过的这篇小说的确有很大的可读性，他将之重命名为“咖啡先生与修理先生”，作为狂躁的叙述者（咖啡先生或者卡佛）与耐心的修理先生，利什本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暗示。这看上去比较古怪，在信里，卡佛威胁退出他的协议正如同他的叙述者威胁退出与辛西娅的婚姻。在遭到彻底与根本性压缩的版本里，没有关于斯维沃的只言片语。结尾处的场景也从妈妈的房子转移到了妻子（他把她重新取名叫做“默娜”）的房子里。这两篇小说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较长的版本是自白式的，叙述完整，很容易读懂；而篇幅较短的版本则给人难以控制、晦涩之感，刺激读者去填补那些空白之处。
卡佛那篇精致的小说《好事一小件》遭到了差不多的暴力对待。在那篇小说里，男孩斯科特在生日当天出了车祸，被送往医院抢救。正当他的父母遭受轻描淡写的医生与逐渐加剧的恐惧的煎熬时，他们开始接到一个讨人厌的电话——是一位面包师打过来的，他来索要为孩子制作蛋糕的费用。但是事情被弄得一团糟。在令人感动的结尾中，面包师劝这对夫妇吃点东西，“我希望你们能吃点热面包圈，”他说，“你们必须吃点东西，然后继续向前。在这种时候，吃是好事一小件。”他们闻着刚出炉的面包的香气，天开始破晓，“他们一直聊到了清晨，窗户高高地投下苍白的亮光，他们还没打算离开。”
修理先生一点也没学会从带有宗教怜悯意味的高度解决问题。在改写这篇小说时，利什傲慢而且有点残忍地再三指责斯科特，以“生日男孩”的称谓：“在一个十字路口，没有看看左右，这个生日男孩就走下了路缘石，随后立即被一辆轿车撞倒。”像这样的小改动招来了日后欧文.豪对卡佛小说的批评，他称这些小改动为“傲慢的细节”。利什打乱了这篇小说，把它重命名为《洗澡》，以面包师打来的令人害怕的电话结尾：
“喂！”她说。“喂喂！”
　　“薇丝太太，”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我，”她说。“我是薇丝太太。是不是有斯科特的消息？”
　　“斯科特，”那个声音说。“是有关于斯科特的消息，”那个声音接着说，“是的，当然有斯科特的消息。”
如果有人想通过利什的版本总结对于卡佛的看法，基于以上和其他的一些例子，它会是这样子：卡佛，像海明威一样，是一位极简主义作者。他们通过重复来达到暗示的效果。利什在卡佛的小说里引进了额外的重复意象，例如《牛仔裤过去之后》中经常提及的在宾戈游戏厅中作弊的牛仔裤小伙。在卡佛原来的版本里，这个人甚至都不穿牛仔。对于利什把卡佛的小说《初学者》（一场关于爱的本质的讨论）重命名为《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人们丝毫不会感到惊讶。利什清除了卡佛小说中对文学作品的引用以及有着良好文化的形象；并且尽全力消除在小说中出现的执着的宗教信仰——例如《牛仔裤过去之后》原来的版本中，结尾处的那场祈祷。
这或许是最重要的，利什隐去了叙述者本人的感受。而卡佛通过这种途径使口述者像一只焦躁的围绕着故事的鸟，在心烦意乱与离题的叙述中将故事讲完。在卡佛较早的作品《把你的脚放我鞋里试试》中，他曾用这种方式达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喜剧效果。小说中，一对愚蠢的夫妇指导一位作家用传统的方式写一篇短篇小说。“我会按着作者说的，顺利地达到高潮。”丈夫说。人们或许会争论修理先生，正像那个愚不可及的丈夫，误解了卡佛小说艺术的本质。利什认为卡佛在走海明威的路子，他看上去像是一位“极简主义”作家，一位执着于缩略的艺术家；简单地说，一位“简约小说”作者。他理所当然地按照这种传统“改良”了卡佛的小说，为它们增添了额外的细节，简洁性，暗示性与高潮。
但是事实上，就像我们在重要的美国文库复原的版本中可以看到的，卡佛完全是另一传统的追随者——像马克吐温、舍伍德.安德森这样的口语文学的传统。人们甚至可以驳斥“简约小说”的这种简洁性——就像在爱荷华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教授的——与卡佛惯常的口语化的叙述风格背道而驰。“现代人不再花时间到无法浓缩的事物上，”沃尔特.本杰明在他著名的论文《讲故事的人》如此宣告，“实际上，他甚至浓缩了讲故事的方式。我们已经目睹了‘简约小说’从口语传统的演化过程。”
吐温与安德森，还有契诃夫与巴别尔，是卡佛遇到难题时会求助的作家，是帮助他摇摇晃晃绕过礁石的灯塔。举个例子，在1968年的夏天，卡佛一家在特拉维夫经历了充满厄运的一次逗留，它是由玛丽安获得的大学学术奖金提供赞助的。在这次旅途中所有的事情都一团糟——令人失望的住所、打字机在运输途中故障、甜得发腻的以色列酒，还有，受到“六日战争”的波及，住所附近遭到了恐怖分子炸弹的轰炸。在卡佛日后的一首诗里他回忆说，他读着《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努力维持着希望：


I hang my legs further over the banister

and lean back in shade,

holding to the book like a wheel,

sweating, fooling my life away,

as some children haggle,

then fiercely slap each other

in the field below.
（诗难度太大不译了）
卡佛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就像斯克莱妮卡说的，是从消耗着他的生命的坏嗜好那里获得的一次缓刑，一次解脱。当被医生反复警告酒精可能会要了他的命之后，他从1977年6月开始戒了酒。婚姻则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走到了尽头，他在1979年开始与盖拉加同居。正是在这个过渡期里，他与利什因为《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发生了争执，但最后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都做了让步。随着1983年卡佛的下一本小说集《大教堂》的出版，他打破了这种附属地位。这篇令人狂喜的小说不仅使人联想到舍伍德.安德森（之后一年，卡佛写了一篇关于他的充满崇敬的文章），当叙述者握着盲人的手缓缓画出大教堂高耸的扶壁和宽广的大门时，小说的宗教色彩同样显得明晰。这本集子还收录了《好事一小件》原来的版本。人们或许会说，卡佛得救了。
但是对于那些尚未解决的事情，人们仍保留着顽固的印象。包括留给他抛弃的家庭成员的那份小气的遗嘱与卡佛作为一名成功作家背后的人力成本。并且，还有一个事实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两个卡佛。一个是历史性的卡佛，他的书，特别是被利什编辑过的《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是美国文学史上不可根除的一部分。还有是一个复原后的卡佛，他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传统写作。在传统环境下，我们可以抛掉那个没出过书的卡佛，因为一本书不仅是由作者，也是由编辑、代理商和出版商制作的。在传统环境下，原创性在文学上获得的尊重与在法律上获得的一样多。就像利什尖刻地、委婉地、令人尴尬地指出：“哪一个拥有更高的价值？是来自作者的文本还是美妙的文本？”
但是当你坐下来阅读卡佛原来的那些文字时，这些争议都会消散在空气里。我几乎没法再读一遍《咖啡先生与修理先生》。“叙事的艺术正在走到尽头，”本杰明写道，“因为真理与智慧的闪光的一面正在消亡。”当村上评论卡佛的作品“具有某种敏锐性与先验性”的时候，他并非意指那些聪明的重复与含糊不清的叙事方式。他是在谈论智慧，真理的闪光点。我们缺少的正是卡佛饱经风霜与敏感的智慧，而不是修理先生在他温和的作品里硬塞进去的那种轻蔑的强硬态度。在当今日子里，这是一种越来越明显的现象，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这位让人意想不到的叙述者。

陈鱼

我对西城也肃然了一下下。。。

asui1003

读这篇文章能给我力量，让我把写作坚持更久。并没有什么人生苦难是我独自面对的，我并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