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富有幽默感的杂文作者

usedcondom

选了最不敏感的一篇文章。。。作者叫  推倒柏林墙


去年我国的武术界搞出了两场闹剧。先是年初前散打王柳海龙对决有“KO王”之称、“日本80公斤级排名第三”的伊贺弘治，媒体称其为所谓“中日巅峰之战”。幸好这年头大家都会上网了，一人肉发现这个所谓的“KO王”其实战绩平平，31场比赛21胜10负，被中方篡改成了两负，近三年来更是5战2胜3负。至于“排名第三”其实是在日本的SB联赛而不是K-1赛事。这不光是SB的含金量大大不如K-1的问题，而是那年SB的80KG级一共只有三个人。
再看年底的中泰拳王争霸赛。据报导，当时泰国方面派出五名泰拳王“挑战少林”，考克莱更叫嚣要“秒杀中国高手”，结果少林高僧避战不出。这时峨眉派的老古董不甘寂寞，跳出来说要替中国武术挽回颜面，江湖上一时风风雨雨，好戏连台。还是那句话，幸好这年头大家都会上网了，一人肉又发现，首先那五名拳手跟所谓“泰拳王”八竿子打不着边，除了考克莱还算小有实力以外，其他四位都是来打酱油的；其次几位“泰拳王”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挑衅性的言论，而且整场比赛在年初就已在国家体育总局处敲定，后面什么“挑战少林”或者“秒杀”之类武侠小说般一波三折的情节也完全是国内不知何方神圣出于何种目的虚构的，整件事只不过是另一场打着爱国旗号的低劣商业炒作而已。
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以后，胜负也就非常明显了。中方请人过来比赛，把事情炒得满城皆知，自己置自己于不得不胜的绝境，你觉得它可能会输吗？在国内举办的对外比赛中，不管场面有多么难看、不管中方选手被打成什么怂样，只要能坚持打满整场，别被KO或者像孙涛那样两回合就被踢得扔毛巾投降，最后多半能点数获胜，这就是散打的奥妙。后来中方以4：1大胜，我国武术迷又是一阵欢呼雀跃，泰国人则拿了钱，皆大欢喜。顺便一提，峨眉派当然没跟泰国人打起来，毕竟他们不是少林寺，掏不出考克莱20万美元的出场费。但峨眉众侠还是装腔作势的“备战”一番，去成都某泰拳馆“熟悉泰拳的套路”。结果两场比赛都没有撑过一分钟。当时成都还有一名双节棍耍得有模有样的反扒队员兼业余武术爱好者，在网上放视频说“想挑少林方丈就先找我”。当然了，几个泰国人从来没想要去欺负少林CEO，更不会理会这种无名小辈了，这名武术爱好者只好跑到国内某泰拳馆过干瘾。在电视台的摄像机前，10秒钟便被一脚KO。
99年以后中国武协曾陆续派出几名选手参加K-1，一不小心暴露了我国武术界的真实实力，到03年终于和K-1划清界限，几乎不派选手出国比赛（甚至禁止注册选手参加河南台的武林风节目，利用行政资源大搞垄断），使得国内运动员只能通过民间组织进军海外。K-1中国事务代理人岩熊宏幸曾说：“我在和中国武协打交道的过程中，感觉他们不是很愿意派最好的选手和外国选手打……我猜测中国武协可能是怕派出去的选手输了，丢中国散打、中国武术的面子，实际上我觉得大可不必这么想。到K-1参赛的选手不管他是练习哪种格斗技或是哪个流派，他只代表他个人和所属的拳馆，他输了，大家只会说他的实力不够，而不会说他所练习的武技不行。”话说到这个份上，武协仍巍然不动。后来K-1想到上海搞分站赛，武协开口就要100万元的牌照费，直接拒敌于国门之外。
我几年前就说过，中国的武术界已经堕落到了不敢走出国门、只能把国外的二三流选手包装一番后来扬我国威的地步，夸大敌人，打败敌人，全民高潮，这种情况在09年终于演绎到了巅峰，达到了多重高潮。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足协其实比中国武协表现得更像个男人。咱们足球的水平虽然很臭，但至少还屡败屡战，敢拿出去让人虐。我一直觉得，国内这些散打选手，就算现在成绩差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敢去打就算条汉子，但你武协连一点像样的对外交流都不敢搞，整天关起门来欺骗自己欺骗观众，这比被骂成东亚病夫还要耻辱了。但是咱又不得不承认，武协自闭于世界的做法其实非常高明。今天中国武术在世界上的水平，恐怕也就跟中国足球差不多，但是只要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碰撞，多数从小就迷信中国功夫的人绝对不会相信这个惨痛的事实，只要不去比赛，咱就永远是天下第一了。想想武术和足球在中国截然不同的口碑，我真替足球运动员们感到不值。
有人说了，足球这项运动的普及性比格斗高太多了，就算足协想玩自闭，这世上还有广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五大联赛欧冠世界杯，真相是掩盖不住的。其实足球想玩自闭也没什么不可以的，要知道，有些国家到现在连手机都不能用呢，只要你想象力够丰富，脸皮够厚，impossible is nothing。假如早三四十年让我来对中国足球进行改革，我会做什么呢？第一，足球这个名字就不能用，要改为蹴鞠。这样第二步就好搞了，找几个专家，论证中国的蹴鞠运动已经流传了六千年，后来传到国外，才变成了外国人玩的足球。第三步是招一批作家写点地摊小说，例如说中国在宋朝时曾经出现一个蹴鞠高手，可使双脚互博，踢得游牧民族屁滚尿流，为大宋争得了荣誉；明朝时则有一人，善用晴空霹雳、幻影旋风等必杀，球技神鬼莫测；到抗日战争期间又有一民间人士，名唤霍圆球，踢出的球速度达到七十码，屡次为国争光，另日本人丢尽颜面。他在最后一场比赛中被日本人下了毒，但还是使出一招香港脚，用球洞穿了十几个日本人的身体……你看藏獒和武术不都是这么炒起来的吗。当然电视剧、电影之类的也要跟上，光有《少林足球》还不行，至少得有个姊妹篇，叫《峨眉蹴鞠》。
最重要的第四步：彻底改变中国足球，不对，是中国蹴鞠的规则。比如说我们没有十一个人，只有七个人，而且还没有守门员；比如说我们的球不在草坪上踢，要在泥巴地上踢；比如说我们允许飞踢爆卵蛋等常规战术动作……如此一来，第五步也就顺理成章了：停止对外交流——根本就没法交流吗！当然，偶尔我们也是可以去陪外国人玩一玩的，输了也不要紧，只要之前的愚民工作到位了，我们的球迷会这么说：我们上了十一个人后反而配合不起来，假如是七对十一，中国队一定可以踢得更好；外国的草坪不适合中国队长传冲吊的打法，如果改用泥巴地，中国队一定可以踢得更好；中国没有专业的守门员，守门员的设置是对蹴鞠运动的侮辱；我们飞踢爆卵蛋的绝技被外国无聊的规则限制了……假如你到网上质疑，为什么别人都有守门员，就我们没有，马上会跳出一批爱国球迷，义正词严的问你：篮球有守篮员吗？你这个蠢货！中国为什么要遵守别人的规则？天下蹴鞠出中国，你这个汉奸！鉴于十个人里有九个都在喷你，你的反击很快就会淹没在人民群众正义的审判中。假如你说，世界杯的水平比中超联赛高多了，为什么我们不参加？马上又会有人告诉你，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世界杯这种使用草坪和守门员的商业比赛，水平远远不如中超，只有你这种崇洋媚外的洋奴才会这么认为！所以你看，五大联赛欧冠世界杯，根本就不构成任何威胁。
剩下的自然是重金请缅甸队或者某个俱乐部来跟我们的国足按蹴鞠规则一较高下，报纸上要连篇累牍的炒作：此俱乐部在该国联赛排名第一（其实是高中生联赛排名第一。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把互联网也封掉），曾放言中国蹴鞠不值一提，这是中外之间最高水平的较量……当然，最后我们伟大的国足一定会踢得他们全队蛋疼的。假如偶尔输掉了呢？不要紧，不光媒体懂得要在适当的时机低调，我们的球迷也都很爱国：中国队不能代表中国蹴鞠的最高水平，中国的高手在民间、在军队，他们在中场开球时就可以一脚洞穿对手的大门，可惜他们整场比赛只有一次中场开球的机会！这些人要是出手的话，外国人还怎么踢吗。我亲眼见过我老家一位高人，他都是拿篮筐当球门使的，射门百发百中……我老家那个更厉害，他开了一个大脚，当天晚上法国掉下一架客机……你们这算个屁，知道月球上的环形坑是怎么来的吗？……妈呀，这样踢要死人的啊！我们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民间高人还是继续藏在深山老林里修身养性吧。
说到这里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一些独裁国家的政府特别喜欢闭关锁国，喜欢谈特殊国情，喜欢封锁互联网，喜欢制定自己的标准；为什么他们从不大胆的直接承认自己是独裁政府，而是美其名曰“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把眼光放到体育以外，中国的很多东西——尤其是跟政府有关的——在世界上的水平其实还远远不如足球。比如说春运乱象，全国政协委员张国初曾指出：“中国的铁路人均里程是一支过滤嘴卷烟那么长的55毫米。现在中国足球落到60名到80名，而中国铁路按人均长度排名，在世界上排在接近200名的范围里。”奇妙的是，铁路如此不济的国家，高速公路网却异常发达。全世界14万公里的收费公路，有10万公里在中国，不管人均还是总量，咱们都是当之无愧的no.1。
再比如郎咸平最近指出，薪资占GDP比重，“欧美最高平均为55%左右，南美州国家平均为38%左右，东南亚国家平均是28%左右，中东地区平均大约在25%左右，非州国家平均在20%以下……我告诉你们我们国家的薪资和GDP的比重只有百分之8”，全世界倒数第一。据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显示，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占GDP比例同样为159位——这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最低工资占GDP比例普遍高过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工资这么低，税是一毛钱也不少交，我国的财政收入在20年里增长了30倍，年均增长率19.5%，远远高于GDP的增速。而且税钱交了也是白交，全都被狗给吃了。据中新网报导，我国教育支出占GDP比例为2.6%，只有国际平均水平的一半；医疗卫生支出更是只有可怜的3.56%，美德英法没有一个国家是低于15%的。就这么3.56%还花不到老百姓头上，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医疗公平性排名为全球倒数第四，80%的医疗资源被850万党政干部占用。我们的国足还要堕落多少年，才能混到全球倒数第四的水平？
那省下来的钱被我们政府花到哪里去了？这还用我说吗，君不见当今中国满地的小白宫？据人民网报导，韩国首都一共只有公务车47辆，其中供领导使用的仅有4辆，而单单一个广东省国土厅，就可以一次性采购112辆CRV。王岐山曾在香港表示，中非合作峰会期间北京封存了50%的中央机关车辆和80%的市机关车辆，街上少了49万辆车，立即畅通无比，由此可以推算，北京的公车数量恐怕在80万辆以上，快要赶上香港的机动车数量总和了。08年公务员工资增幅达17.2%，几乎为GDP增速的两倍，世界各国公务员工资平均为最低工资的两倍，中国则为六倍。中国官方公布的每年的三公消费达到9000亿，足以支撑近30次08年美国大选！2005年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超过20%，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昂贵的国家之一，无怪乎在福布斯的全球负税痛苦榜上中国会排名第二，而且大有赶超第一名的趋势。
经济方面的问题在国内还是可以公开谈论的，要看政治排名多半就要劈腿翻墙了——其实翻墙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全球廉洁度排名中，2009年中国再创新低，全球排名第79位——说实话，不是179已经很出乎我的意料了。在英国《经济学家》的民主指数排名中，中国的表现更是惨不忍睹，我快速滚动鼠标，终于在最后一页看到了我伟大的祖国。“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全球排名倒数第八。在《华盛顿邮报》的世界十大独裁者排名中，我国国王位居第六。前段时间“自由之家”组织搞了个全球国家自由度排名，新华网对此进行了报导，标题叫《美国评选出全球最不自由九个国家，朝鲜排第一》，聪明的你应该能猜出中国排在第几了吧？为了安抚大家受伤的心灵，我也有些好消息告诉大家：在中国科学院公布的《全球“国家健康状况”排行榜》中，我国在45个国家中排名第13位，处于“健康达标型”国家行列；在《全球“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中国名列第一，美国则是倒数第一！你看，我们自己搞一套奇特标准出来，马上就牛逼了。很可惜，这个世界上还缺一个“脸皮厚度排行榜”。
放眼这个国家，我们的教育部、卫生部、财政部、文化部、工信部、外交部、中宣部、计生办、网管办、国新办、证监会、国资委、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广电总局、铁路局、国土局、房产局、国税局、地税局、交管局、药管局、环保局、地震局、房管所、版署、作协、城管、CCTV、网瘾治疗所、中石化、电信网通、GFW、砖家叫兽、开发商……哪个他妈的有国足强？从“纵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到“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余秋雨，从“外地人进京应该实行准入制度”的张惟英到“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的孙东东，从“他胃疼关你什么事”的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到“从常理分析”的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从“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逯军到“你们算个屁”的林嘉祥，从“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的人大代表申纪兰到“让领导先走”的新疆克拉玛依教委，从“中国的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的唐家璇到“中国人权至少比美国好五倍”的沙祖康，从纸板老虎三鹿奶粉俯卧撑躲猫猫纸巾开手铐鞋带上吊到“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的**，哪个不比“我的护球像亨利”更有内涵？
相比这个社会的其它方面而言，国足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骄傲了，至少他们曾杀进过世界杯32强，就在我码字的时候还3：0痛洗了韩国二队呢。要知道，我们的国足虽然踢得臭，但是他们从不避讳这一点，在中国，骂国足不仅没有任何风险，而且还可以骂出风格、骂出水平、骂出花样；相反，我们的政府虽然比国足还要臭，但你要稍微牢骚几句，不被跨省追捕，也要被网络上无数的脑残喷死。如今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以前对国足的评价是多么得不公，终于成为了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每当看社会新闻气到吐血的时候，只有国家队的比赛，才能弭平我心灵的创伤。

半天锈

忙好看的，求出处

usedcondom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 ... 9E%97%E5%A2%99.aspx

转的这个还只是他比较无关痛痒的一篇。可能需要翻墙。

亢蒙

很好读。那个地址的确需要翻墙……

半天锈

看完以后想的最多的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asui1003

http://www.bullock.cn/blogs/tdtw1/

他在墙内也有个博，但文章不全，凡有敏感内容的都被删去了。

黑天才

谁翻过去了把文字在QQ上给我一份啊

我是美工

除了1003推荐的那个里面的13篇
我这还有


大跃进简史
推倒柏林墙 @ 2010-3-27 6:44

大跃进可谓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惨剧，短短三年时间便造成了三千万以上国人的非正常死亡【1】，占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但由于我党为人一贯低调，从不宣扬自己的功绩，多数中国人对此事知之不详。今人在谈到毛时代“亩产万斤”、“文革”之类的荒谬事件时，总是一笑置之，觉得前人太过愚蠢。其实等你了解了“愚蠢”的细节，可能会发现今人并没有你想象得那么聪明。

在说大跃进以前，有必要先谈谈始作俑者毛泽东。老毛这个人其实从来就不安分于只做中国的国王，而是打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在他眼里最多只能算是迈向下一步成功的垫脚石。各位可以回忆一下毛时代流行的雷人口号，什么“解放全人类”、“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地球管理委员会”、“地球统一计划”，很多人以为毛泽东只是在开玩笑，实在是低估了这个狂人的野心，老毛的性欲很强盛，只不过是能力不足而已。正所谓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1950年斯毛金三人联手策划了朝鲜战争，不料遭到了美帝纸老虎的强力阻击，折腾了两三年也没能把人家赶下太平洋，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计划也因此宣告流产。毛泽东痛感中国还没有跟美帝叫板的实力，决心掀起一场社会主义建设风暴，在极短时间内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超级强国，“大跃进”正是由来于此。

在毛泽东的眼里，一个国家的强弱是由军事力量体现出来的。当时中国的军工主要靠苏联支援，这个援助当然不是白给的，要用真金白银去换，而中国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无非就是农产品了。为了把全国的农产品控制在自己手中用于出口换取工业，53年我国开始推行“粮食统购统销制”【2】，农民不管种出多少粮食，自己只能保留三四百斤左右，刚够解决温饱，剩下的要统统卖给国家，用于保障工业需要和对外出口。这成了日后大饥荒的重要伏笔——当你宣称自己亩产万斤时，吹这个牛逼是要上税的。

光有粮食统购统销制还不够，我国的部分农民觉悟低不爱国，私藏粮食瞒报产量，跟国家大打游击战，中国有三四亿农民，政府自然应付不来。为了解决收不到粮的问题，同一时期毛泽东又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说通俗点，就是把若干农民集合为一个“公社”，共享生产资料，平摊劳动成果，每天按时上田，定点回家，还不准自己搞副业，你要是自己在家里养一只鸡，那就是搞资本主义，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对毛泽东而言，合作化有两大好处。首先毛泽东信奉“集中力量办大事”，合作化代表了更加先进的生产力，是共产主义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合作化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将统治者的权力延伸到了农村的每个角落，把农民、生产资料和农产品都牢牢的控制在了自己手里。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曾一语道破天机，说人民公社好，“便于领导”【3】，甚至放言要“把六亿人口的饭管起来”【4】。合作社不仅让征粮问题迎刃而解，也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跃进打下了基础。

要说这生产力有所提高吧，实际上又不是那么一回事。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道理，更不要说是打了水还得献给方丈了。失去了竞争和奖励机制，农民的劳作积极性大大下降，到最后形成了某些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的奇观【5】，农副产品产量一落千丈，例如福建省56年生猪数量减少20%，砖瓦数量减少27%，蛋类下降一半，茶叶产量仅有30年代的50%【6】。入社需要上缴所有的生产资料，农民也不傻，知道自己的财产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一些人干脆砍掉自己的果树杀掉自己的牲畜，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全国掀起了一阵生产资料破坏大潮，按刘少奇的话来讲：“我们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了【7】。”而且加入公社之后劳动时间大大提高（这也是毛泽东提高生产力的方式之一），农民怨声载道，说入社不如去劳改，劳改还有星期天。一方面每天遵从公社的安排按时下地，一方面又没有劳动积极性，结果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每天都在田里混日子。

既然农民这么讨厌合作化，那不入社行不行？毛泽东很清楚这之间的矛盾，曾有言：“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8】。”他一方面表示入社全凭自愿，一方面却又给合作化下了指标，要求在57年底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入社【9】，并且将完成程度和官员的乌纱帽直接挂钩。如此一来下面的官员别无选择，只能逼迫农民入社，各个地区奇招百出，威胁说“加入公社就是跟毛主席走，不加入公社就是跟蒋介石走”，再一指旁边正惨遭批斗的富农，稍微明白一点和谐社会真谛的人都会乖乖屈服。万一遇到刺头怎么办？好说，出动民兵把人抓回来喝茶，先进分子轮番上阵，促膝长谈三天三夜，看你丫挺不挺得住。说实话，这还算是文明的了，那个年代法院这种东西比现在更可有可无，只要手上有权，个个都是土皇帝，区区几个农民想跟政府斗，那你还不是自寻死路？到58年初，某些地区的合作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毛泽东的要求，达到了85%，到58年底全国农村基本都实现了合作化，远比毛泽东预想的要快，这让毛泽东精神抖擞，也充分体现出了专制体制相对于民主的优点：办坏事效率高。

我国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合作化”也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属于没抓到问题的重点。合作化是好是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农民有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自愿的叫合作化，非自愿的只能叫集中营。有人甚至说毛泽东的公社化运动就是农奴制，这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当时中国农民的生产资料几乎全部被控制在政府的手里，尤其是我党当年靠打土豪分田地收买人心，这才没过几年就把地全部收回去了，可谓空手套白狼的经典案例。农民在公社的强制要求下进行劳作，多余的粮食被强制收购，58年后更是连迁徙的自由都没有，而且一般的农奴制还没说是一下饿死全国百分之五的人口这么有才的。联想59年在西藏搞得轰轰烈烈的消灭农奴运动，就会发现**与西藏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变态农奴制与传统农奴制之间的冲突。

不光农民反对合作化，党内也有一小撮官员向毛泽东开了炮。1955年全国各地乱象浮现，副总理邓子恢紧急叫停，把浙江省的合作社砍掉了1.5万个，引得老毛大怒，说邓子恢的做法“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为什么老是喜欢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10】。”将邓子恢一脚踩翻。为了对付这类反动分子，这段时期老毛可没闲着，各种政治运动搞得风生水起。这其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57年的“引蛇出洞”，充分展现出了伟大领袖的政治智慧。57年上半年的时候，毛泽东屡次摆出姿态，说斯大林“杀错了很多人”，要知识分子“百花齐放”、“言者无罪”【11】。要不怎么说书生天真呢，马上迫不及待的出来针砭时弊，还以为自己碰上了当世明君，一个个感激涕零。不过这老毛狡猾狡猾的，大鸣大放的场所只限定于部分大字报和座谈会，从中选出一些比较和谐的言论登在报纸上，让众人来了个内部交流、自娱自乐。到了6月12号，情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发文《事情正在起变化》，说右派“最猖狂”，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纸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这反右斗争就像搞合作化一样是带指标的，毛泽东说知识分子中有1%到10%的右派，既然伟大领袖说了10%，下面的人绝对不敢只抓9%，不够的凑也要凑出来，最后500万知识分子中有55万遭了殃。这些人中有97%以上在二十多年后被平反，可惜很多人不是死就是精神失常。

55年的肃反运动也是如此，毛泽东指示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大约百分之五”左右【12】，你少抓一个都不行。毛泽东不光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也受到过他的特别关照。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在工业上的投入过大，忽略了民生和基础建设，在56年时写了一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个标题是很给老毛面子的，但老毛只在后面批了三个字：不看了。“骂我的我为什么看【13】？”直到58年全国实现公社化，毛泽东欣喜之余仍对周怀恨在心，心说要不是这孙子捣乱，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早就跨上新台阶了，于是旧事重提，向周发难：“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了【14】。”57年刚反完右，这个“右派”的帽子谁也戴不起，周不得不一次次的作自我检讨，而且将这次教训铭记在心，日后成了打酱油专业户。这一波接一波的运动为中国带来了足够的政治恐慌，从此领导人不敢忤逆毛泽东，知识分子不敢指出问题，老百姓不敢表达不满，只能任人摆布，否则随便一句牢骚都有可能被当成罪证，毕竟老毛的指标不是那么好凑的，老百姓不小心翼翼，官员们就会小题大作。这既为强制推行合作化创造了条件，更为日后的大跃进铺平了道路。

这么一来前期准备都已做好，只等毛泽东一声令下，千万螺丝钉组成的社会主义战车就可以发动起来了。1957年底，毛泽东前去苏联出席莫斯科会议，到场的有几十个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代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取代赫鲁晓夫。毛泽东要想管理地球，除了得消灭美帝以外，也不能让苏联人永远骑在自己头上。斯大林挂点之后，这新上任的赫鲁晓夫又是跟美帝修好，又是裁军，又是削核武器，又是搞修正主义，又是破除个人崇拜，以老毛的观点来看，此人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叛徒，不得人心的软蛋，早就有意取而代之，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龙头老大。为了争取各国的支持，毛泽东在会上显露出了赫鲁晓夫所没有的霸气，大谈核战争：“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全场哗然。毛泽东在会上一边拐弯抹角的削弱赫鲁晓夫的威信，一边在众小国们面前装出副老大哥的样子，极尽傲慢之能事，无怪乎赫鲁晓夫日后评价说：“毛认为他是上帝的特使。他很可能认为上帝是他的特使。”【15】

毛泽东本以为自己振臂一呼，可以成为新的武林盟主，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诸小国既不想要苏联老大哥，也不想要中国老大哥，更不想要核大战，“解放全人类”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而且很容易被人当成神经病。毛泽东只觉得是自己的影响力还不够，倍感挫折，前思后想，问题还是出在中国国力太弱上。57年初时老毛曾说：“（苏联）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16】！”60年时亦有言：“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17】。”57年末时赫鲁晓夫说要在15年内让苏联的水泥、钢铁和粮食产量赶上美国，毛泽东一听，小伙子有创意，立刻跟进，宣布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英国，仅仅一周后，《日人民报》便正式推出了“大跃进”这个口号【18】。不过，赫鲁晓夫的意思是在15年后要让苏联赶上57年的美国，毛泽东的意思却是要赶上72年的英国，两者的牛逼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如此深爱军工，大跃进的主要任务当然是炼钢。57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只有535万吨，大约是苏联的十分之一，毛泽东要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自然是高标准严要求，在57年底提出要在五年内让中国的钢铁产量翻到1000万吨【19】。这个年增长率14%的指标已经很不切实际了，要知道我们现在的GDP才保八争十，但毛泽东还不满足，58年初他又放话：明年1000万吨，后年1700万吨，“世界就会震动”【20】。到了58年6月，毛再次提高指标：今年年底，钢铁产量就要达到1070万吨，比上年翻一倍！很不幸，毛泽东这个人中专学历，常年以自己数学挂科为傲，他的苏联在华经济顾问阿尔希波夫曾说，毛对经济“一窍不通”【21】（由此也可理解他为何如此痛恨知识分子），他对炼钢的认知，确实只有“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这么简单。55年时邓子恢说合作社数量只能翻半番，毛泽东一口咬定要翻一番，最后的结果是翻了一番还不止。既然合作社可以做到，钢铁又有何不可？“思想上有钢就有钢”。

毛泽东一个中专生不懂炼钢就算了，他手下的冶金部长王鹤寿做得更绝，提出59年就要3000万吨、60年就要8000万吨的宏伟计划【22】，毛泽东听“专家”都那么说，自然欣喜若狂。刘少奇当时有句话道破了我国官员一贯的虚弱本质：“王鹤寿当冶金部长，他也不是专家，但搞两年就会了，要是一个炼钢专家当冶金部长就不行。经济学家马寅初当财政部长，一定当不了，他当大家都没饭吃【23】。”经过历次运动，毛泽东身边的人早就不敢替他泼冷水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搞两年就会”的马屁精，毛泽东在这些人的撺掇下，胃口越来越大。56年的时候毛泽东曾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24】！”才过不到两年，毛泽东便改口道：“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25】。”

这边毛泽东定了指标，你谁敢不完成？58年中国正式进入疯狂的全民炼钢时代，1/6以上的人口参加了这场闹剧，就连外交部的院子里都搭起了炼钢炉。但这炼钢还要考虑很多问题，不是光靠人海战术就能搞定的。首先是原料，铁矿从哪里来？鉴于当时农民普遍已经入社，“便于领导”，干部们一声令下，浩浩荡荡的队伍就上山找矿去了。业余矿工到底效率有限，不能满足需要，干部们灵机一动，又想出一个天才的主意：钢铁回收。把什么公园的铁栏杆铁链子，居民家里的缝纫机水管锅碗瓢盆之类的，凡是能看得见的铁制品，统统扔到炉子里重炼一遍。你说什么，这是胡闹？只要能保住乌纱帽，谁他妈管这么多！煤炭产量跟不上，燃料不足怎么办？还是老规矩，先发动人上山砍树，大肆破坏生态环境。树砍得七七八八了还是跟不上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的步伐，于是又把目光落到了居民家里，一切木制品甚至房子，都可以用来作为炼钢的燃料，一把荒唐火，把农民的财产烧了个精光。你说什么，农民有不满？“交一把镂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根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

炼钢还需要炼钢炉，造山寨炼钢炉需要大量砖头，除了拆居民房，干部们又想出一个主意：拆古城墙。问题是，这种土砖窑搭配劣质燃料，根本就满足不了炼钢的条件，一个个缝纫机扔进去，出来的全是铁疙瘩，导致了巨大的浪费。就这么拼了命的造假，还是满足不了毛泽东的要求，这样只剩下最后一招——放卫星了。这“放卫星”如今是吹牛逼的意思，在毛时代却是个褒义词。那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毛泽东立刻就对这个能体现国力的东西着了迷，放话说我们也要抛卫星，要抛就抛个大的，抛个一两万公斤的【26】。后来可能觉得这样太不低调了，于是改口说可以先从一两千斤的开始——苏联的卫星重83.6公斤。当年这牛逼吹的，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新华社58年10月29日报导说，河南600万人齐上阵，日产133万吨铁，10.3万吨钢。按照这个速度，河南人民努力小半年便可完成全国的炼钢任务了。广西一个小县日产钢铁20万吨，另一个县出动7万多人，19小时采煤60万吨，接近57年全国的日产煤量。58年还没结束，1070万吨的指标便顺利完成，毛泽东一时兴起，索性又改成了1200万吨。

钢铁产量都大跃进了，那农业产量也得跟上啊，不然毛泽东拿什么东西出口换设备？三千万国人用他们的生命，吹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成本最高的牛皮：亩产万斤。这亩产万斤还不是随口胡诌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当时全国各地发明了各种奇特的种植方法，例如“密植”法，过去一亩地里撒一两斤种子，大跃进时却要撒一两百斤，结果一斤粮食也收不到，种子统统烂在了地里。还有的地方在肥料上作文章，说粪便经高温熬煮更能发挥效力，于是架起一排排的锅来煮大粪。看过金坷垃广告的人都知道，“三米以上两米以下，藏着让庄稼一百年都用不完的氮磷钾”，当年我国也讲“土地深翻”，以便让根系长到地下数米“吸收养分”，安徽提出一般田挖三尺，高产田挖六尺，卫星田要深翻一丈，男女老幼什么活都不干，就光在那里挖地，挖出来的土拌上肥料再埋回去，“产量至少翻一番”。万一上级领导来检查怎么办？那就把几亩地的粮食移到一亩地里，摆个造型蒙混过关。这么粗糙的手法不可能没有人看破，但是谁又敢说出真相呢？

“放卫星”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或许都只是一出不可能发生的闹剧，但放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却有它的必然性。大跃进那个年代不仅“插红旗”，还要“拔白旗”，批评、撤换那些产量不达标地区的官员，光是丢掉乌纱帽都算走运的，要是一不小心给你整个反革命出来，那你以后的地位就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了，而且老婆孩子都要跟着遭殃，所以头可断血可流，党票万万不能丢。毛泽东定个100的指标，你最低限度也得吹个105吧，问题是万一某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官员吹到了150，老毛立刻又会抬高指标，你之前就属于吹牛不合格，必须重吹一次，这谎言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是吹牛要上税的场合，人们反而吹得越起劲。俗话说树多生杂木人多出怪物，要求所有官员都不吹牛就跟要求他们不贪污或者是要求老百姓入了社还拼着老命种地一样不现实，问题并不出在这些人的身上，而是毛泽东统治之下的中国，其他人不仅没有说真话的权利，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57年时《日人民报》的总编邓拓仅仅是没有及时发出老毛的最新指示，就被逼得辞职，河南省书记潘复生曾要求毛泽东降低河南的粮食征购量，结果被下放到了西华农场，换上来的吴芝圃则是一号科幻大王。在这种环境里，越是忠臣越被发配，越是渣滓越能上位，敢于为民请命的人早就劳改去了，毛泽东身边剩下的不是软蛋就是阴人，他自己又是个自作聪明的傻逼，简直是无敌了。

亩产万斤看似荒诞，其实真把现代人放到那个环境里，还真由不得你不信形势一片大好：《日人民报》登满各种喜讯，个个有图有真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丰收曲》里，河南某公社当场从一亩地里称出萝卜28万斤，更有毛刘周邓四人在农村指导工作的画面；当时的人民英雄钱学森则写了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说只要能充分转换光能，亩产就不止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再增长“二三十倍”。从媒体到领导到专家全都这么说了，整个社会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各地照搬那些卫星大户的种植经验，即使亩产没有提高，也只会认为是自己没有学到其中的精髓，就像看不到皇帝的新衣，他们只会以为是自己太笨，还羞于说出口一样。在一个信息被严格封锁的一言堂社会，只要官方开动宣传机器，任何假的东西都可以说成是真的。

前文说过，在粮食统销统购制度之下，收成越高，向国家上缴的粮食也就越多。5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大约为4000亿斤，由于公社化对生产力的破坏以及大炼钢铁对农业的影响（当时青壮年都上山砍树挖矿，秋收时庄稼一片片的烂在地里，妇女留守公社，因此被人讥为“人民母社”），59年产量已经急剧下降到了3400亿斤，60年下降到2870亿斤【27】。但征购指标却是水涨船高，57到58年为920亿斤，58到59年为1125亿斤，59到60年为1214亿斤【28】，在这种情况下，饿死人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而且越是穷折腾瞎扯淡的省，死亡的比例就越高。

农民当然不可能乖乖交出性命攸关的粮食，征购工作遭到了巨大阻力。饥荒的报告一份份丢到了毛泽东面前，而毛泽东这时正沉浸在盛世崛起的幻觉指中，当然不愿意相信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他认为所谓的“饥荒”是农民缺乏觉悟的表现，实际上是不愿意把粮食交给国家所找的借口，下令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29】，将粮食征购和反右挂钩。各地干部面对上级催粮如催命，只能组织“逼粮队”去农村上演血腥全武行。以河南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为例，实际产量1191万斤，上报产量4610万斤，征购指标1200万斤，比该公社的总产量还高。要完成这样的任务，社员不仅一粒粮食都不能剩下，还得倒吐几口出来，最后36691名社员死了三分之一。除了饿死以外，其中还有一千多号人是因逼粮被活活打死或者自杀身亡【30】。

其实毛泽东早在55年就收到过湖南因农业合作化而导致饿死人的报告，因此有许多人认为老毛对下面的情况其实知根知底，只是为了他的霸业而故意牺牲了中国农民。真要是这样的话老毛这个人未免也蠢得过头了一点，他这一番闹腾是把中国的农民给弄死了，问题是炼出来的钢也不能用啊。其实老毛的行为非常容易理解，而且在当今社会极为普遍。你想想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沐浴在CCAV和环球时报的春风之下，就算此时有人揭露出一点社会现实，爱国青年们无非也就是什么汉奸网特轮子美分之类的一砖头招呼上去。独裁者在封住别人嘴巴的同时，其实也顺带堵上了自己的耳朵，老毛虽然能听到一丁点反面的声音，一个整天听惯了吹捧的人却只会把这想成是背后瞒产私分之类的阴谋。被统治者也不能说是一点责任也没有，搞合作化时他们看危害不大于是迎合了老毛，搞大炼钢时他们觉得还可以忍受于是再次迎合了老毛，他们就像温水里被慢慢熬煮的青蛙一样逆来顺受，只要还有一点退路就绝不反抗，把统治者娇惯得不可一世，等真到死人的时候再想反抗却发现已经太迟了。

在饥荒蔓延到城市之前，不少农民选择了逃荒要饭。但那个年代农民就是想进城都不容易，毛泽东知道他们小农阶级意识浓厚，不肯为伟大祖国奉献力量，影响了自己的宏图霸业，因此一直反对农民进城务工，到5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的将中国人分成了农村人和城市人这两个等级，形成了制度性的歧视。大跃进后农民大量流入城市讨饭，我党又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将逃荒农民称之为“盲目流动人员”，简称“盲流”，社会上掀起一片批判之声，说这些人是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白天要饭晚上下馆，城市人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农民口中的“饥荒”也就成了用来骗饭的谎言了。农村出了那么大的事，城里人愣是毫不知情，可见言论封锁足以创造出一个“和谐社会”。通知下来之后，各地派民兵守住各大道口，把农民封在家里等死，导致了各种吃人肉甚至“易子相食”之类悲剧的发生。无论是饿死也好，被打死也好，被逼自杀也好，被吃掉也好，任何一个大跃进的牺牲者，无疑是死于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

基层干部对下面的真实情况当然是了解的，但专制国家的一大特点是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负责，所以面对农民和政府之间相矛盾的利益诉求，这些人会站在哪边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中国是讲人性没人命，你做个良心人士不仅对大局毫无影响，说不定还把自己搞成了劳改犯，在这场大饥荒中的存活率连农民都不如。套一句爱国青年常说的话：这社会就是这样，既然不能改变，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去适应吗！反正横是死竖也是死，当然是死农民不死自己。讽刺的是，许多国人的目光只能看到这些基层的执行者，而看不见背后那些决策者，最后基层干部落得两头不是人，不仅被老百姓看成十恶不赦的魔头，还被上层当成了替罪羊，搬到前台供民众泄愤。真正的罪魁祸首不但没人追究，反倒成了大英雄、大救星，至今还以水晶宫主的身份被后人膜拜着。

农村这边饿得连埋尸体的力气都没有，毛泽东那边还是捷报频传：征购形势大好，收粮任务提前完成，明年可以争取超额征购，出口计划提前完成，共产主义国家纷纷发来贺电，开口就是管中国要粮食……我靠，这粮食是泛滥成灾啊，老毛都不知该如何处理了，“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31】，“一天吃五顿也行吗”【32】，诸如此类昏话层出不穷，甚至还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自绝后路。但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跟毛泽东一样昏庸，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份万言书，列举大跃进工作中的种种失误。这份材料所反映的内容相比中华大地上实际发生的惨剧而言，只能算是冰山一角，但毛泽东还是对彭德怀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批判，罪名从反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直到反党反人民、里通外国、组建军事小集团、生活太简朴肯定是装逼等等，甚至翻出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说彭德怀抗日太积极，消耗了我党用来内战的有生力量，“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33】。”在饥荒蔓延的同时，庐山上却在酝酿新一波的反右倾运动，除了彭德怀本人以外，少数敢站出来替他说话的人也纷纷遭到清洗。剩下的聪明人见势不妙，立刻掉头转向，例如柯庆施、薄一波最初带的都是批判大跃进的材料（这种所谓的“批判”，是在承认大跃进已经取得光辉战果的前提下，不痛不痒的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完全是走过场，其内容不会比如今的两会更不和谐），一见彭德怀被放倒，连夜组织人写赞美大跃进的材料带上庐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做得更绝，他在庐山的情况传出去之前就把彭德怀的意见书下放给了四川各级官员，要求众人写读后感，之后以此为依据抓人，将老毛的绝招“引蛇出洞”活学活用到了极致【34】。

毛泽东本以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清理掉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便可以继续“高速跃进”，但人们就是再害怕政治运动，也不能因此就活活饿死。庐山会议结束不过两个月，各省终于到了牛逼再也吹不下去的地步，第二轮大炼钢已经是无心更无力，城里人终于也体验到了饥饿的滋味（由于我党采取保城市不保农村的策略，所以城里的情况远不如农村严重），在饥荒持续了一年多之后，我们伟大的领袖，终于不得不承认问题的严重性了。面对再也掩盖不住的事实，毛泽东开始感到空前的压力，整过无数人的他唯恐失去自己的权力，不敢承认自己在大跃进中的错误，只能想法设法的推卸责任，接连推出了“三年自然大灾害”和“苏修逼债”两个谎言，不了解农村情况的城市居民自是信以为真。实际上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还提出要提供援助并让中国延期还款，问题是此时毛泽东已和赫鲁晓夫交恶，而且这帮苏联佬还悍然攻击我党的总路线，妄图干涉我国内政，老毛自然不会吃这嗟来之食，反而打肿脸充胖子，提前还清了外债，“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35】。”这确实是个神奇的国度，什么人间奇迹都创造得出来。老毛还要求干部们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表示不吃自己最爱的红烧肉，让纯朴的中国人民感动得涕泪横流。老毛确实是没吃红烧肉，但却迷上了西餐，61年时老毛的菜谱包括意式奶猪、咖喱牛肉、奶油鸡、鸡蓉鲍鱼汤、黄油鸡排、生菜大虾等几十道西菜【36】，对当时的绝大多数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

倒是之前跟着毛泽东一起发高烧说胡话的刘少奇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到1962年终于忍无可忍，在七千人大会上脱稿讲话，说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番讲话引动了毛的杀机，但也引起了与会干部的强烈共鸣，尽管林彪和周恩来仍站在毛这一边，但此时已是大势已去，民意终于到了再也无法靠阶级斗争压制的地步，老毛只能被迫接受刘少奇的纠偏方案。刘少奇也绝对不想跟毛泽东翻脸，两人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讨价还价，主题是“如何在不损害伟大领袖威信的情况下停止大跃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仍不断有人在饥饿中死去。为了不削老毛的面子，刘少奇对大跃进做了冷处理，“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37】”，大跃进依然不容置疑光辉正确，不承认错误，但也不继续犯错，假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反正谁也不准批判老毛，更不能追究他的责任。至于彭德怀这帮人，绝不平反——老毛最害怕的就是“反攻倒算”。

饥荒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一是包产到户，让农民搞自留地，二是放弃高指标。双管齐下，问题立刻迎刃而解，难怪有人开玩笑说：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体现在可以克服别的主义下根本不存在的困难。老毛对包产到户是极为不满的，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为了安抚他的情绪，人民公社依然保留，但农民有了自留地，对合作生产毫无兴趣，集体田里杂草丛生，无人问津，其实只是留了个空壳而已。实际上在刘少奇纠偏之前，各地就已经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安徽省书记曾希圣之前也是执行大跃进的狂热者，导致安徽成为重灾区，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对，立刻转向了包产到户，为了避免激怒老毛，换了个名目叫“责任田”。曾希圣的责任田遭到自己的上司柯庆施的反对，曾希圣将其硬顶了回去。之后毛泽东亲自出面批判，曾希圣依然阳奉阴违、我行我素，这无疑让老毛无法接受，在七千人大会上痛批曾“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撤了曾希圣的职。而刘少奇只想把大跃进停下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其它方面对老毛尽力迎合，因此冲上去给曾希圣补了一脚，大谈安徽饿死几百万人的惨剧，把罪过全部算在曾的头上。吴芝圃掌管的河南和李井泉掌管的四川境内虽然也是饿殍遍地，但他们俩的下场就没有曾希圣那么凄惨，直到文革时才栽在红卫兵的手上。

从表面看，大跃进已经悄悄结束，社会重新走上了正轨，实际上背地里却潜藏着一股暗流。老毛被踢出经济决策队伍以后，刘少奇、**等人成了新的领头羊，老毛的发展计划被全盘否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党内的官员对大跃进是知根知底，已经不值得老毛依靠，党外却还有着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对上层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在官方的宣传下仍然坚信是毛泽东带领他们走出了三年自然大灾害的困境。毛泽东开始转移工作中心，狠抓阶级斗争、政治教育和个人崇拜，而刘少奇仍不知大祸临头，放任老毛做他想做的事情。殊不料到了66年，老毛利用群众，将在大跃进中力挽狂澜的刘少奇等人一一踩在脚下，掀起了一场新的文革闹剧，此乃后话。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有言，近代的几次大饥荒并不完全是源于食物短缺，而是权利分配不均造成的，“主要的饥荒都不是发生在民主国家，即便是在那些非常贫困的民主国家。”我国抗战八年死了不到两千万人，大跃进三年便死了至少三千万，可见专制暴政之害，有时更甚于外敌的入侵。如今五十年过去，网络上有反日的反韩的反美的反民主的，但极少见到有人会去反思大跃进的，我党也不乐于让人们讨论他们过去的丰功伟绩，就像毛一样听不得任何批评。酿成悲剧的土壤并没有消失，死难的同胞却没有纪念日，几乎被人彻底的遗忘。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人口死亡率飙升至25.43%，远高于57年的10.80%和1963年的10.04%（此数据被毛派篡改并于网上大量张贴，试图在搜索引擎上覆盖国家统计局的原版数据），可见确实存在大量非正常死亡现象，但对于具体的死难人数则有多种说法，上至五千五百万下至毛派坚称的一个都没有。多数研究者认为死难人数在两千万至四千万之间，如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蕴晖（《国史札记》）的三千万、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墓碑》）的三千六百万等，具体技术细节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中共至今对遇难人数都没有一个官方说法，光从此点已经足见其内心的恐惧。



【2】详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3】1958年8月9日于山东视察，《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人民公社好》，人民网



【4】1957年1月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毛泽东思想万岁》



【5】《农村未来》1988年第二期



【6】《党史研究》1983年第四期



【7】刘少奇1955年12月29日讲话“努力设计和生产新的轻工业品”，刘少奇纪念馆，人民网



【8】1955年和李先念、邓子恢的谈话，《党史研究》1984年第四期



【9】1955年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毛泽东思想万岁》、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等



【10】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11】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12】《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13】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14】同【13】



【15】关于莫斯科会议，详参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打掉赫鲁晓夫的权威》一节



【16】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17】1960年7月毛泽东同薄一波等人的谈话，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18】《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日人民报》1957年11月13日



【19】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20】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21】《向农民开战》，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22】《大炼钢延祸全国》，丁抒《人祸》



【23】同【22】



【24】1956年8月30日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25】1958年6月22日《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26】同【20】



【27】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引自杨继绳《墓碑》



【28】同【27】



【29】1958年2月22日《中央转批一个重要文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30】《祸起中原》，杨继绳《墓碑》



【31】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32】《毛主席到了徐水》，《日人民报》1958年8月11日



【3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34】庐山会议其实是部非常喜感的宫廷剧，限于篇幅不作介绍，详参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35】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



【36】《60年代初的西餐菜谱》，《毛泽东遗物事典》饮食起居篇



【37】王光美《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我是美工

人人都是郑民生
推倒柏林墙 @ 2010-5-14 1731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359026.aspx

上个月我国一连发生五起屠童案，这个月又发生一起，害得我这样的爱国人士连抨击美国校园枪击案的底气都没有了。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足为奇，你想这个国家一游行就是颠覆政权，一上访就被当成精神病，连自焚了都要被当成暴力抗法，人民群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还能怎么着，只能去幼儿园砍人了呗。

对这些屠童案，广大群众纷纷表示希望凶手向杨佳学习，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拐是政府，不要拿小朋友开刀。还有人搬出鲁迅的话来：“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其实鲁迅笔下的这帮“孱头”不是最近才刚出现的，从很早以前开始，我就感觉自己一直生活在一群潜在的儿童杀手之中。

前几年我国出了个华硕“陷害门”事件，黄静同学在送修一台华硕笔记本后发现CPU被调包，于是私下向华硕索要500万美金，否则就向媒体曝光，谁料反被海淀区公安以涉嫌敲诈为由逮捕，羁押十个月之久。事发后网友群情激奋，声称要抵制华硕，要我说那个CPU其实99.99%是黄静一伙自己调包的。先不管这个，姑且假设这件事的错全在华硕身上，问题来了，怎么光见一群人高喊抵制华硕，没见几个人敢抵制海淀区公安局呢？堕落的私企和堕落的公权力之间究竟谁更可怕，白痴都应该能想得明白吗。

我想这帮抓小放大主次不分的人不是想不清这个问题，而是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后，非常了解这个社会的潜规则。你在网上喊抵制华硕，下面的人都会跟帖附和，摩天大楼平地而起；相反你一说抵制公安，马上论坛管理员就要来抵制你了，就算你侥幸把帖子发出来了，很快也不知沉到哪一页去，平时看上去特有正义感的那帮人也不知是真潜水了还是假装没看到你的帖子，只剩下几个“莫谈国事”、“静等楼主被跨省”之类的回帖，那你纯粹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吗。你要是真把事情给闹大了，那公安羁押的就不是黄静而是你了，而且你放心，到时没几个人会站出来声援你的。我国这个社会环境不允许你抵制公安或者任何一个其它政府单位，所以大家只能拿一家企业出气。我靠，这不就是屠童案凶手们的逻辑吗？

再说另一个人民公敌——汶川地震时的范跑跑。我姑且认为范跑跑是个胆小的人、猥琐的人、自私的人吧，问题是他的逃跑行为，从来没有导致任何一个学生的死亡。相反有些人坐在带国徽的建筑里，地震时根本就无需逃跑，他们的腐败所造就的豆腐渣工程却直接导致成千上万的学生丧命。而这些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甚至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责难，他们更反过来把调查豆腐渣问题的人送进了大牢。之前谩骂范跑跑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个时候倒是集体噤声了，或许他们不需要听说过谭作人，也知道如何在中国苟且偷生的基本行为守则吧。

前段时间还有个捞尸事件，说是几个大学生跳水救人，反倒送命，附近渔民要价数万元才肯捞尸，一时间“丧尽天良”、“毫无人性”、“财迷心窍”之类的砖头全都招呼到了渔民的头上。咱先不说渔民的行为如何，打捞尸体本来是政府部门的工作，这帮人拿了纳税人的钱却不管事，去现场打了圈酱油就回来了，如此一来民间出现捞尸业又何足为奇？何况跟我们政府赚死人钱的能力比，这些捞尸队根本就摆不上台面吗，现在火化一具尸体千把元钱，墓地价格以万为单位计算，比房价还高几倍，正儿八经是死不起。人家捞尸队一年才遇到几个溺水的，咱们殡葬业天天有生意；人家捞尸业是自由竞争，殡葬业完全被民政部门垄断，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有这样的政府，还愁没有“丧尽天良”的渔民？

咱们人民群众的砖头敢向政府头上招呼吗？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只不过寥寥无几。以前我看到中国人民义愤填膺的群起围攻别人的时候，总觉得浑身不自在，后来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我国人民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连正义感都他妈能见风使舵呢。他们总是忽略那些真正造成问题的祸首，而把矛头转向那些无关紧要的人，越是生活在高压社会之中的人，才越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消除自己的恐惧感。事儿还没落到这帮人头上，他们就已经是这幅德行了，万一哪天真被逼到绝境，还不个个都变成郑民生了？

我是美工

是谁在分裂中国——推倒柏林墙

从表面上看，今天的新疆早已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汉族人口的比例接近40%，实际情况却是汉族社会和维族社会各成一体，壁垒分明，多数人老死不相往来。维族人不说汉语，汉族人更不会说维语，除了都用人民币以外，双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共通点了。而且汉族社会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一方面是汉族人口的比例在稳步增长，一方面维族人却饱受失业问题困扰，不学汉语就找不到像样的工作。问题是，这种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很多人觉得汉人在文化水平方面更占优势，这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结果。其实所谓文化优势可能连次要因素都算不上，新疆的实权自始至终都掌握在汉人的手里，汉人真正的优势也正在于此。在中国这样一个权能通天的国家，社会资源必然会集中在权力的周围，经济活动必然围绕政治中心展开。由于双方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汉族官僚会自然而然的引进汉族企业，汉族企业再自然而然的引进汉族员工，由权力开道，强行扎根，一切劣势都将不复存在。假如批土地的权力全部控制在汉族官僚的手里，维族人还能插得进本地的房地产市场吗？阿克苏的出租车行业由王乐泉的女婿垄断，难道是因为他有什么过人的能力吗？新疆的电线杆都要从王乐泉的老家山东进口，难道是因为新疆造不出电线杆吗？显然不是，这只是因为汉族人相比维族人，在已经普遍腐败的经济活动中拥有寻租的天然优势而已。

今天汉人在新疆大量扎根的现象，说穿了其实是一种殖民，汉人移民无论有意无意，实际上都在充当殖民统治的帮凶。这种说法虽然难听，但是在维族人的眼里，汉族人也绝非是什么亲密同胞，而跟殖民者别无二致。再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组建的组织担负着“屯垦戍边”的任务，虽然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地位，实际上却位列正省级，和自治区政府平起平坐，可以说是漠视法律、大搞“运动政治”的毛时代所特有的产物。在政府的组织和庇护下，那些没有任何“文化水平优势”可言的汉人移民成批成批的来到新疆，渐渐发展成了一个拥有近八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上千个企业以及自己的政府、警察、法院的独立王国，和周围的维族群体几乎没有也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交流，谁要是觉得这叫“民族融合”，那大脑里真的可以养金鱼了。兵团可以说是“权力殖民”的极端产物，它的出现并非是汉人自然流动的结果，而是权力干扰下的行政迁移，会造成当前的怪状也就不足为奇了。

殖民统治的要诀在于使用暴力，而中国的政治权力体系同样源自于暴力，也正是这种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才有足够的能力对正常的经济活动进行干扰，破坏竞争的公平性。今天维族人最大的不满，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没有任何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所采用的移民策略可以说是极为愚蠢的，往新疆输送再多的汉人，也不过是扩大汉族社会的规模，进一步侵占维族人的生活空间而已。而我党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搞出了一个更弱智的配套政策，即把维族人员强行往内地流动。现在就业形势这么紧张，维族人在自己的老家都找不到工作，还想在内地跟汉族人抢饭碗，这不是胡扯淡吗？除此以外还整出高考加分等一系列 “优惠政策”，甚至纵容少数民族的犯罪行为，引发广泛的社会治安问题，把战火延烧到内地来，放眼整个世界，恐怕都找不出如此中国特色的民族奇观了，我国政府长期沉迷于自以为得计的跷跷板游戏，殊不知只有平等才能换来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和谐，结果是既得罪了维族人又得罪了汉人。发展经济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从数据上来看，新疆的经济确实在发展，实际上在权力结构的倾斜之下，维族人几乎享受不到发展的成果，你越是搞得高楼遍地、良田万顷，维族人的内心反而就越不平衡、越恨你。今天我国所采用的一系列民族政策，统统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用一个错误去掩盖上一个错误，导致错上加错、越走越远。

许多人认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真正的“宪法框架下的少数民族自治”，但是大家心里也明白，这在中国这样宪法顶个球的极权主义国家是根本行不通的。所谓一山难容二虎，**不可能允许这个国家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愿意放弃在新疆的权力和利益，民族问题也并不会像一些人想象得那样迎刃而解。新疆还有40%的汉族居民，这些人又该何去何从？难道维族官僚就可以把土地高价批给维族的房地产商，难道维族官员的亲戚就可以垄断当地的市场，难道维族政府就可以不允许汉人吃猪肉、强制汉人学维语，甚至于把他们赶出新疆吗？这就好像在说奥巴马当了美国总统，美国就应该变成黑人的天下一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哪个民族掌握了权力，而在于中国的权力机构几乎完全不受民众的制约，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你再深入思考，就会发现维族人当前的苦难其实并不具备代表性，而且搞错了攻击的对象。很多维族人指责汉人抢走了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却没有给当地的经济带来发展，其实像中石化之类的垄断企业除了来回玩弄国际接轨和特殊国情的把戏，变着法子的从人们的口袋里A钱，也从来没有给过汉族老百姓一毛钱的好处，在有车族的眼里早已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这跟汉民族有屁的关系？再比如说王力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里一段对维族村妇的采访：

“各种税费一共要交多少，她不知道，但是收费挺多，却从来不说到底是要做什么。村干部说收钱，村民就得交，不交就罚款，还会牵走家里的羊。村干部说是要种新品种的西瓜，从银行贷了款，让每户村民交二百八十元还贷款，他们却一个西瓜也没见到……现在要收的医疗费也是这样，只说县里让交，问做什么用，不给回答……上级规定的家畜税，牛、驴等大牲畜是一元五角，羊是八角，而这里实际收的却是大牲畜十元，羊五元……乡政府指定哪片地种什么，那片地所有人家都得种指定的农作物，没有选择余地……乡里设了关卡，不让往外运，收购价格比市场的低，乡政府就是要挣这个差价……手头刚有一点钱，各种收费就给拿走了…… 走时她送我出门，我给她手里塞了一百元。她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一下哭出来。”这完全就是一出内地农村纪实，单独提出来的话谁也看不出来这是在写新疆的“民族矛盾”。即使是前文所述那个牛逼烘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真正“有身份的人”也不过是那么一小撮，多数给兵团打工的汉族农民仅仅是被设卡低价强制征收的对象而已。事实上，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同样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同样饱受权力的摧残，在这一点上和维族人并没有分别。要我总结的话，维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仅仅只是七五事件的表象，被这层外衣所掩盖的，其实是中国民众与专制权力之间的政治冲突。

有意思的是，民族的差异往往能轻易的转移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汉族人绝对不会说“我们的石油被汉人抢走了”这种话，他们面对村官恶霸时，只会说“我们被人欺负了”，而维族农民遭遇相同的情况时，则会说“我们被汉人给欺负了”。反过来说，一个汉族人在遭遇汉族小偷时，只会说“今天真倒霉，手机被偷了”，遇到维族小偷时则会开始强调对方的民族性：“操他妈逼的，今天被个维子给偷了”，对小偷的声讨很容易就会上升到对整个维族的攻击（事实上单论人数的话，明显是汉族小偷比维族小偷多得多），导致维族人在内地给人留下普遍的“割皮包，卖切糕”的糟糕印象。这种状况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对普通百姓来说，政治理论往往过于高深，民族矛盾则浅显易懂，维族人或许看不到有许多汉族人的处境跟他们相同，但他们一定能看到那些气派的广场和雄伟的办公大楼。相比杀一个政府官员而言，杀一个汉族老百姓要轻松得多；相比整个中国的制度进步而言，从中国分裂出去另起炉灶恐怕才是许多维族人眼里最直接有效的解决之道——当然，只是看起来有效，实际上只是在为自己树立更多的敌人而已。在这一点上，维族在七五事件中的行为其实非常失策，而汉族的回应也并不高明，这样的情况还恰恰是**乐意看到的。要我党承认中国当前民族分裂的现状源自于政治制度的滞后，无疑是要他们刷自己的脸，这种事我国政府是从来不干的。相反，一旦把问题抬高到“民族”、“宗教”、“分裂”的高度，利用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来宗教落后愚昧”、“国家统一没有商量余地”的心理，不仅可以摆出一副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使者的姿态，更可以使人们暂时忽视当前的社会矛盾，轻易的把整个汉民族都统战到自己这一边来。这一做法在西藏问题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当初**先是撕毁十七条协定，再因强制推行大跃进导致西藏人批量饿死，接着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摧毁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等到这些闹剧结束，双方早就积怨已深，此时我党不仅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反而矛头一转，把问题推到了国家统一的高度上，为了掩盖和压制（而不是消除）藏人的不满，不得不对藏人采取更铁血的统治，对汉人宣扬更多的谎言，最终一错再错，导致藏人的愤怒越来越强烈，自己也越来越没有台阶可下。

我的某位同学一见西藏人民起义，立刻引亢高呼“维护统一，打倒封建农奴”，一见贵州人烧政府大楼，声势又是一转：“贵州人民好样的！”我问他贵州人民是好样的，那西藏人民是啥？丫顿时不说话了。实际上，西藏的问题跟统一还是分裂早已无关，它的本质可以归结于简单的四个字：官逼民反。**一再强调自己所寻求的并非西藏的独立，而是民主和自治，这恰恰更无法被**所容忍。中国是个类农奴制国家，如果**只是个封建农奴的总头目和欺世盗名的老神棍，我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相反，他宣称要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万一真被他给搞成了，叫**和剩下的中国民众情何以堪？**对内的宣传，只能把**扭曲为一个分裂分子，如果让所有人都去了解那枚诺贝尔和平奖章的含金量和西藏的现状，中国的民意将会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前的处境，其实正是**的缩影。这个不军不企的组织到今天早就已经堕落成了一个无法适应时代需求的怪胎，理应被大刀阔斧的清除掉，然而这里面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他们要想维护自己的地位，唯有努力的夸大新疆的民族问题，才能突出兵团存在的必要性，淡化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新疆的形势越紧张，对他们来说反而就越有利。

问题在于，当你试图把政治矛盾转移为民族矛盾时，很可能会绝望的发现，政治矛盾根本就没有消失，民族矛盾则真的凭空出现了。而政治矛盾是一种理性的不满，民族矛盾则是感性领域的仇恨，解决后者往往比解决前者要困难百倍，以**的无能，根本就不足以驾驭今天这样的局面。前几天我刚看到一则喜讯，说是新疆断网半年后终于开始恢复，可以有限访问人民网和新华网了，我不禁掩卷而长太息，哀共党之傻逼。别说是维族人内心早已是暗潮汹涌，正常人被断网半年，你觉得他心里还能没有想法吗？而我国现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手法，无非是先极力隐瞒，直到事情严重得再也瞒不下去了，便开始祭出谎言加暴力的武器，甚至于不惜切断互联网，这不会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专制政权更有技术含量。新疆没有**，照此节奏发展，双方最终只会陷入毫无意义与永无止境的长期血战。民族仇恨可以被轻而易举的煽动起来，想要平息却是登天之难，如果汉维双方无法尽快实现和解，矛盾一旦积累到某个程度，即使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真的得到长足发展，整个国家也只会像前苏联那样分崩离析。从这个角度看，**转移矛盾的做法，完全是在用整个国家的前途来延长其专制政权的寿命，即使最终的变革无法避免，他们还是努力要在这之前拉上足够的陪葬。

即使抛开国家统一这样的命题不谈，部分汉族人的做法，仍可以说是极为愚蠢的。少数民族的遭遇和汉族人其实并无太大区别，都只是些任人欺凌的屁民而已，只不过他们的不满因为民族的差异而提前爆发了出来。可以说，少数民族的今天其实就是汉族的明天，而很多汉族人还意识不到这一点，跟在政府的指挥棒后扮演爱国战士，这种行为在我看来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自掘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