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布鲁姆】司汤达的《红与黑》[1]

陶北

Isvara译译按：原文分为四部分，考虑到篇幅，译者合一二两部分为“上”，三四两部分为“下”，分两次译出。一为了尝试理解那一时刻——即当浪漫主义运动塑造了读者的口味，并为我们当前的口味埋下伏笔的时候——我必须讨论四部古典小说，司汤达的《红与黑》，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这几本书都是后卢梭式的（post-Rousseau），而那意味着，他们呼吸到的是卢梭以全新方式所清晰表达的同一个世界里的空气。它们的作者都读过卢梭，并且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过卢梭的吸引或排斥——我们从奥斯汀那里看到，她是最轻易拒绝卢梭魔力的一个；而对于托尔斯泰则不同，他几乎成了一个彻底的卢梭发烧友。他们和卢梭的关系并没有像他们预料的那样众所周知，因为卢梭昔日最重要的魅力已经衰减，而其留下的东西也都变得不太好识别与把握了。然而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光里，小说的读者们一直受到卢梭关于男女共同生活之方式的激昂图景（passionate vision）的支配。如今，唯一一位在力量上可与卢梭——如今，阅读他被认为是更简单了——相提并论的人物是尼采，但即使是他也比不上卢梭。我既不打算否认写这些小说的那些伟大作家的个体性，也不想显得是在干预这些书的美学整体性——通过把这些作家的视野简化到肇始于卢梭的知识分子史的定式上去的方式。然而，即使是司汤达和奥斯汀也会有一些几乎是与理智、道德和艺术相背的品味，他们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有着相互一致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在更早或更晚的那些作家身上是看不到的。对司汤达和奥斯汀来说，即使什么都不加，仅仅是一男一女之间的亲密接触似乎就足以吸引读者并牢牢抓住他们的注意力了。可能一些批评家会指责我的做法，因为它主张：有一位哲学家对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守旧的新批评家们（New Critics）率先发难，而他们的反应是过度的，他们的好心肠敦促着他们去将文本自身从教条化的知性历史学者手中拯救出来。他们受到了最新潮的新批评家们的支持，而这些人对理性是怀着偏见的，他们声称，这种说艺术家受到了哲学家推论的决定性影响的说法叫人难以置信。这些指责通常被用来反对那些将过气了的思想家带进我们视野里的人，在他们看来，这些思想家现在属于学术太监们（scholarly eunuchs）的研究领域。但我们有必要强调下这点，即卢梭对十九世纪既善思考而又敏感的男男女女的影响是要大过马克思或弗洛伊德对我们的影响的。事实应该是：这些批评自身才是教条化的。（因为）几乎所有这些批评在处理当代作家们的作品时都只会援引马克思或弗洛伊德，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这并不表示所有的当代作家都是相同的，也不表示一个人可以通过说这些作家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弗洛伊德主义者就正确地感受和理解了他们。这只能说明如今的艺术家都只是在马克思或弗洛伊德发现的大洋里游泳而已，而每个马克思或弗洛伊德之后的人也都只是顺着他们的潮流向一个又一个的方向移动罢了。要说有一个正经人能不用面对他所处时代的最重要的思想，那是很罕见的；而要是有人能完全克服掉那些影响，那就更罕见了。我们不会因为某人专研一个受到基督教影响的、生活在基督教建立之后的诗人就批评他，也不会因为他对“真正对人来说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的理解与古希腊或罗马诗人对此的理解不同就批评他。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那种力量中的一部分归功到卢梭身上呢？在我们看来，宗教不知怎么地就有了美学上的尊严与威信，而哲学是不具备这些的。然而，卢梭却将他自己看作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对手，将他的作品看作是《圣经》的一个竞争者，并且他的主张已经为多数人所接受。在卢梭的新世界里，男女间的爱恋将变得——和这种爱恋曾经的模样或以后的模样相比——更加中心化，而这些作家用他们所向披靡的才华精心描绘了那种形式的爱恋，就如同那些基督教作家仔细检视了在之前和之后都未被检视的良知一样。就好像在基督教信仰内部存在着五花八门的形式（它们不但各有各的侧重，而且如果你对基督教共同的灵感（inspiration）毫无认识，你是根本没法理解它们的），在卢梭主义者内部也存在着相似的五花八门性。这并没有贬损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他们每个人都必须站在他（或她）自己的立场上发言，并对他（或她）所说的东西保持最大的开放性。人想要彰显的现象本身，就是对它的诠释。那些毫无疑问能充当此般诠释者的艺术家，通常都是从那些对其而言可用而看起来又是那么可信的最深层次的诠释入手的。与目前最流行的文学嗜好（hobbyhorse）相反，我认定作家都是有其意图的，他们知道自己在干嘛，因为他们是如此自主地在进行着思考。我不能妄自把被许多当代批评家设想为是高于我谈到的作家们的立场的东西归到我自己身上。这似乎是对批评家在存在物的等级秩序中的地位的一种误解，而且，这种行为还带走了许多阅读的乐趣。要说一个艺术家不能用他（或她）的聪明才智为我们展现一个有关“最佳生活和最好的人是什么”的观点，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样的一种努力是完全不包含任何反艺术的（anti-artistic）成分的，而艺术家用来表达和表征那样一种生活方式的创造力，几乎要好过所有哲学家苦口婆心的劝导。二从表面上看，司汤达似乎是一个与“给我们《新爱洛伊丝》的那个艺术家的精神”相距甚远的艺术家。司汤达是一个“不知羞耻为何物”的非道德主义者（immoralist），一个公开的无神论者，而他笔下的主人公也都是些不知廉耻的通奸者或诱奸者，他们和自己喜爱的人呆在一起，但却从不考虑结婚的问题。并且，他的文风也是相当与众不同的。司汤达思维敏捷又不动声色，他是反讽性的作家，他对感性的东西带有一种公然的轻蔑。你在他的作品里既找不到一种圣普乐般的情意绵绵，也找不到任何启发性的开导。他书中的情节总是风驰电掣地就过去了。他的书里有一种对平等的厌恶，而平等在卢梭那里是作为首要的原则的。司汤达的书是为那些幸运的（happy）少数人写的，它唤起了那些罕见之人身上罕见的激动。最后，他表达了对卢梭在他身上造成的影响的遗憾。显然，这种遗憾也是一次对那种影响的承认。司汤达也说过，他的《论爱情》是为那类能理解《爱弥儿》[2]的读者而写的。我相信，这个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者是从卢梭的学校里走出来的，而且他还属于那些学得不错的学生之一，他把他的教诲表露得比浪漫主义作家（比如雨果、司各特）更清楚、更明确，而后者只会把他们的教诲弄得更加不害臊而已。司汤达的犬儒主义是他赞同卢梭所导致的结果。司汤达和卢梭都认为布尔乔亚们已经攻占了世界，他们是最可鄙的存在。司汤达并不想通过革命来修正这一局面，反倒是他用技艺处理问题的方式使得一些更好的性情能够蕴居其中了。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这整个小说化的世界都始终是关于艺术家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对立的。司汤达对公意彻底的轻蔑——这种轻蔑通过他再三指向美国，这个公意真正的家园，表现了出来——可以被解释成是对贵族制的一种偏爱的表达。他会毫不犹豫地推崇腐败的旧式英雄们，而非新生而有力的民主化了的美国。因为在美国，每个人都是商店老板们意见的奴隶——而且在美国都不上演歌剧[3]。而事实上，他主张的是一种爱弥儿式的自我立法（self-legislation）——这对哪怕是最穷的人也是适用的——而非旧制度的桀骜不驯。《红与黑》的男主人公于连•索海尔是个小人物，而光是他作为小人物的情感就已经能把他从资产阶级的美好世界里分离出来了。他是一个粗鲁农民——他很精明，曾靠着锯木厂的位置从市长德•雷纳尔那里连本带利地小赚过一笔——的儿子。面容娇好、心思细腻的于连被他父亲和他那些粗野的兄弟像没人要的东西一样对待。于连讨厌他们，他沉浸在一个满是功成名就之想象——但这种想象被对富人的嫉妒腐蚀了——的私人世界里。他鲤鱼跳龙门般的（vaulting）野心将他与其他我们在小说中遇到的人区分了开来。他展现了一种对他身处的时代而言不再能被发现的英雄式抱负。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一种自然本性上的不同，而对司汤达来说，这也是让他变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社会中——它建立在想象中的自然平等之上，其实存在着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天才，他们被剥夺了自我表达的恰当途径。和别人只知算计、只知为了寻求舒适与出挑而利用所有东西——包括高贵的东西与宗教——相比，于连的激情、愤怒及鲁莽是使他变得有吸引力的东西。于连不能适应这种生活。他的故事是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教诲，而尽管他年纪轻轻就死了，但就其内心所有的想法（sentiments）而言，他死得卓越。这无疑是一个卢梭式的主题，一个卓越的年轻人，他的自尊被他遇到的所有东西挫伤，但他拒绝被这个制度毁掉。就像卢梭告诉我们的那样，现代人的问题在于一类只关心钱财的人的出现，他们把钱第一用于自保，第二用于舒适，最后则用于满足虚荣心。曾经存在在过一种有着更高动机的贵族制，但现在它只剩下回忆了。而尽管宗教曾经升华了灵魂，但它现在也已经被一种基督教主义——那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仿造品——打败。作为整体的社会见证了金钱非正义的力量。高的等级（position）和不毛之地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美国人的看法，即自由主义社会最大程度地见证了平等机会的成功，走得更远。在司汤达笔下的世界里，没人能为正义出一口气，所有的党派不是在为保持既得利益而努力，就是在企图从拥有者手里把它们夺过来。所有的东西都是竞争与诡计。也许“正义”的观念是存在的，但它们并不反映真实的社会状况。因此，社会的法律与道德不再宣扬我们的忠诚，但到时那个最具技巧性地操控它们的人将能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赞扬，从而牟取他个人的利益。这几乎就是年轻的让-雅克在遇到萨瓦牧师之后所强烈感受到的那个处境。作为一个读过卢梭《忏悔录》的人，于连模仿了卢梭那反制度的受了伤的自尊，但他却坚决要求得到制度的承认，通过这种方式，他使他自己成了制度的一部分。当于连被富有的韦里埃市长雇为家庭教师时，他作了与卢梭在相似情形下所作的同样的要求[4]，尽管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这里面的原因。于连要求说他不能像男仆一样地穿着打扮，他必须和主人一起进餐，而不是和仆人一起（I.5）[5]。和如此多的新十九世纪年轻人一样，于连是一个读者。他从书里得到“生活是什么样”以及“如何举止得体”的指示。当然，他读到的只是很小一部分书，每天都派得上用场的真正经典利用那一小部分书取代了圣经所丧失的权威性。至于说到如此多的他那个世纪最有意思的法语文学，于连的圣经是卢梭的著作和拿破仑的《圣赫拿岛回忆录》（Memorial de Sainte-Helene）。通过让于连了解真正的圣经（尤其是福音书，他让于连用拉丁在心里记诵了圣经的全部内容），司汤达强调了他的重点。这意味着于连并非是严肃地对待圣经中的一字一句的，他把它当做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一种虚伪工具，而这实在是虚伪得彻头彻尾、无可救药。于连是个不信教的人，而这全凭他的直觉。他真正的那些“圣经”使得“卢梭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和“拿破仑统治社会之野心的壮丽”始终萦绕在了他心头。比起卢梭，拿破仑更是于连心中的英雄。司汤达展现了主导十九世纪欧洲大陆文学的那种伤感意识（sad awareness），它不仅影响了有关人类境况的文学表达，也影响了对此的哲学或社会学表达。当马克斯•韦伯说到魅力型领导（charismatic leader）的时候，他真的是在暗指拿破仑，他为他的消声灭迹感到痛惜。这就是欧洲大陆上人们的心境。最后一个英雄已经永远地消失了，我们必须在这个没有他的世界里，这个死气沉沉的世界里，将就着活下去。这种后拿破仑时代的感伤在浪漫主义运动里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并且它依旧影响着我们用以解释社会的诸范畴。拿破仑那巨大的野心以及他对荣耀壮丽但恬不知耻的追逐使得这个世界又一次地年轻了起来，它给了像于连•索海尔这样的年轻人机会去世界的舞台上扮演一个值得他们扮演的角色，这个角色的获得全凭军事上的勇气，而非钱迷心窍之人的欺诈。司汤达对这个世界的新青年时代最美的描述出现在《巴马修道院》的开头几页，即当法国人攻占米兰的时候。那本书的主人公，法布西斯•戴尔•东戈（Fabrice del Dongo），是这场征服的私生子；他的性格和喜爱之物都是拿破仑式的，而它们现在教导的是一个人如何能在后拿破仑的时代活下去。人们可能会说对司汤达而言，拿破仑要比卢梭重要，但拿破仑的消声灭迹只能说明卢梭预言的资产阶级的胜利已经成真了。司汤达就像是那些表达西方没落——这似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心境的小说家。然而，尼采早在四十年前就宣告了那一没落，第一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证实了那一宣告罢了。随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而来的失落仅仅是证实了卢梭清楚表达的东西，即推动现代社会前进的那些力量。像卢梭和尼采这样的思想家是有先见之明的，那些事件和无足轻重的人花了半个多世纪才跟上他们的脚步。他们比，举例来说，马克思看得更远、更多，也预测得更为精准。而托克维尔所表现出来的对未来令人赞叹的清晰性就建立在他对卢梭的研读之上。但是，不管拿破仑的阴影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部戏的大环境，司汤达，像卢梭一样，并不觉得丧失英雄有那么遗憾，他利用他的损失去探求人更高的呼召：爱情。严厉无情的司汤达在呈现爱之拯救性力量的信念上，要比我们稍后要处理的其他几位作家更加坚定，而且可能还更多些。这就是存在于司汤达身上的悖论：他是真相信爱情的可能性。他对浪荡的唐•璜（Don Juan）的魅力不抱丝毫赞许。在司汤达看来，唐•璜缺少激情的强烈体验，缺少人可以为此赌上性命的排他性的爱[5]。但这种理想化的爱情观似乎又与司汤达那有关人的行为与动机的直言不讳的现实主义相冲突。事实上，这种爱就是他看世界的立脚点（standpoint），这一立脚点代替了过去履行这项功能的贵族式与宗教式的立脚点，从这一立脚点出发，他可以极为严苛地评判这个世界。不管愿意与否，卢梭的精神已经流淌在了司汤达的血液里。这样一来，司汤达，撇开他明显缺乏的教条主义（didacticism）以及他对他笔下人物内心之感性的关注——他不对他们熟悉的宇宙环境进行任何的修辞或哲学化——不说，实际上确实为我们展示了所有基要的选择（fundamental alternatives），他要求一个看到它们的正经人去面对它们。靠着灵巧的几笔，他描画出了那些选择：卢梭和自由社会，圣经和宗教人生，农民，布尔乔亚，贵族，拿破仑和古典英雄。在他书里的每个个体都受过教育，但那是一种不健全的教育，一种崇高选择与他们最具说服力的现代拥磊的苍白反映。用他看起来温文尔雅的铺陈作掩护，司汤达向现代人清楚地表达了焦虑（concern）的整个世界。他笔下主人公的激情和行为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是误打误撞地进入到存在于基要选择间的有趣冲突里了。司汤达作为一个作家的不同寻常的天赋允许他把所有的这些描绘得炉火纯青，而这是其他小说家力所不及的。他以一个快得危险的速度向前推进，有如香槟从他罗西尼客式的（Rossiniesque）表面汩汩而出，说它是表面，是因为它只是在南方的太阳下冲洗了事物的表面。他的小说总是处在移动当中，从这里到那里，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穿梭着。只需读上几页，一个人就能抓住这部小说的中心，并喜欢上它的角色。《红与黑》讲述的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是司汤达从报纸上挑出来的。司汤达未做多大改动，就将它再生产了出来。一个出生质朴的年轻人成了当地一个布尔乔亚家中的家庭教师，在那里，他勾引了男主人的妻子。（随后）他被迫离开，最终以一个贵族秘书的身份在巴黎安顿了下来。在那里，他又勾引了那个贵族的女儿。当他即将得到对他来说是人世间最大的晋升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恋人告发了他。（于是）他前往她做祷告的教堂，开枪射了她。尽管他的两个恋人都为他祈求饶恕，但他还是被判处极刑而丢了脑袋。这就是那些报纸和这部小说里写的东西，除此之外就再无其他了。不存在任何冗长的、像学究一样的滔滔不绝，也不存在任何由事件引起的与主旨无关但又让我们为之兴奋的事——我们对此深为熟悉，因为在狄更斯和左拉的许多小说里都有这样的事。所有让我们为之兴奋的事，以及这部小说究竟有多么精彩，都集中在对重要人物——尤其是于连——私密心理的描摹上了。当于连在德•雷纳尔夫人卧房里的时候，他面临的危险以及他终身一跃跳出窗户的动作都在紧凑的短短几行字里交代了，这些场景并不因结局的皆大欢喜而显得有趣的，它们显得有趣全要归功于于连对那些事的反应和思考。司汤达不可思议的漫不经心被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在他论司汤达的文章[6]里说成是最伟大的技巧。对我们来说，家庭教师诱使一位家庭妇女失足的故事是和《新爱洛伊丝》相似的。于连的不同仅仅在于他那么干了两次，而且要不是他的人生被削减了，他可能还会继续这么干下去。在两户人家里，他都想进一步实现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野心，但他又偏偏抛开了他自己的这个想法，跑去当了一个爱人，这并不是在嘲笑他，而是说，这就是对他而言有着真正感化力量的东西。他不是一个出色的好色之徒，他的那两次勾引也完全不在他的计划之中。他和他遇到的那两个意料之外的女人的恋情，全要归功于他。在这部小说里，所有保全过他的男人都未对女人有过丁点热烈的依恋。爱不是大众的天职。这个年轻人——他是如此贪求着成功，他的脑海里全是有关“成功”的幻影——取得的唯一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都在“爱情”这个领域里，虽然这些成就并不在他任何一个拿破仑式的计划里。是我们的老朋友“自爱”（amour-propre），而不是对“美好之物”的爱，将他一步一步推向了勾引。在这两个事例里，他都向他自己强加了一个任务，即和这些女人睡觉。因为他觉得她们两个都自认比他优越，而且，就因为这些人富有或生世好，他就要卑躬屈膝地为他们服务，他觉得心灵受到了伤害。他的两段爱情开始得犹如报复行为。他的经历和卢梭童年时候的经历十分相似，后者怕被朗拜尔西埃（Lambercier）一家——卢梭和他们住在一起时就好像一个孤儿——瞧不起的担忧，最终导致了他无所畏惧地面对黑暗王国的恐怖[7]。不平等是罪恶之源，而罪恶的驱动装置却是旨在报复的自爱，它被驱动着去危害那些身居高位的社会管理者，那些使他人的意见臣服于他的人。这必然就是卢梭和司汤达眼里的罪恶，但它也构成了两个年轻主人公间魅力的核心，因他们俩的罪恶——显然仅仅是出于自然的安排——是自爱引起的罪恶，这种罪恶导致骄傲，而非自负[8]。当于连第一个恋人的布尔乔亚丈夫，德•雷纳尔先生，受到侮辱时，他也伺机报复，但当他权衡了利弊之后，他就息事宁人了。相比之下，让-雅克和于连的行为就要愚蠢而鲁莽得多，他们会不计利害得失地要求恢复他们自己眼里的自尊。正如让-雅克在鼓起勇气穿过墓地那会儿想的是让自己配得上普鲁塔克笔下的罗马英雄，于连总在不停地拿他自己的行为与他脑海里拿破仑的幻影一较高下。他掌控他的勾引有如拿破仑指挥他的大军（Grande Armée）。卢梭的自嘲和司汤达对于连的嘲笑旗鼓相当，尽管他们都把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们想得很好。他们都很孤立，都很容易受到打击，而这是由于他们觉得他们的表现和别人比起来实在是糟糕透了。他们都用文学里的典范人物来使自己区别于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有着一张温顺面孔的群氓。没有什么是由心发起的，但他们都有伟大的心。他们都是极好的理性人，他们都有谋求进步的计划，但这些计划却充满喜感地都不现实。他们最终总会顺从内心的一种突如其来的，甚至是无意识的驱动。卢梭和司汤达他们共同的使命，是对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们进行情感教育，使他们发现真理和爱情之美，这样就能治好他们的孤立。他们的自爱是自我意识的引擎，这种自我意识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欺，但最终会向他们的灵魂提供飞往崇高之物的翅膀。司汤达笔下最重要的词是“真诚”（sincerity），他眼巴巴地看着他虚伪的小于连破坏最美妙的经历，因为他还不具备真诚的勇气。真诚（作为虚伪的对立面）——在卢梭之前，它还只是一种证明宗教信仰之品质的德性——在他那儿变成了无神论的主观自我（subjective self）。它的那些仪式都用来使其彰显自身了，而它的拥护者所寻求的也不是全身心地信仰真神，而是忠实于其自身。这种卢梭式的心理在于连性格——相当令人吃惊的是，这种性格包含了他执着的野心，我执（self-absorption），以及对别人动机的苛刻态度——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得一览无遗。他有为苦难贫民落泪的心。他痛恨——以卢梭的方式（a la Rousseau）——瓦勒诺先生对旨在扶持穷人的基金的不正当管理以及他对穷人的虐待（I.7）。于连拥有别人所没有的同情心，它包含在本性善（nature goodness）中，而显然，司汤达是如此之温和以至于会通过强调于连所反抗的社会——一个正义的希望在其中不被顾及的社会——的不正常来证明于连极端的自我主义和抱负心是正当的。道德虔诚是为司汤达所不喜的，虽然它适合于司汤达的主题、品味与才华。撇开那些展现于连对革命和它们的起因的虔敬的段落不说，在那些表现于连同情心的段落里，这种不喜是有点要崩溃的意思的。所有的一切都微微带有种卢梭式的情调（sentimentalism），而司汤达希望的就是打破它。这种意图被他对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非正义性及其市侩主义的痛恨否定掉了。于连之所以显得有趣是因为他没法玩那个游戏，而这样一来，他也就让我们看清了那个游戏的真实面目。相似地，于连根本没有赞美那些执着奉献、有着很高道德标准但又因其德性而遭迫害的人的资格。撇开他无信仰不说，他尊敬的那些人都是信仰基督教并以基督教的概念来指导其生活的。要举的两个例子都是牧师，谢朗和比拉尔，他们俩人都被委任了类似萨瓦牧师的职务。比起对信仰的批判，于连的怀疑似乎和对信仰在现代性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的置疑要更亲缘一些。他预见到了尼采所谓的“上帝死了”，而这意味着在我们这个时代，上帝的麻烦不再是其“不存在”，而是其对人的无所作为。谢朗和比拉尔代表着倒退（throwback），因而不是不值得模仿的对象，但他们之所以使人印象深刻还是因为他们信仰着影响他们人生的一些东西，而其他人只会受到金钱利益的驱动，他们和更高之物的关系只是一种无用的伪饰或自我辩护（self-justification）。对司汤达或于连来说，信仰一些东西要比真理来得更重要一些。司汤达似乎是在说，一个对我们时代有充分阅历的有眼力的人只相信饱含激情的爱。于连，这个想要成为拿破仑的人，这个选择牧师作为职业的人——因为在这个虚伪的年代，教会既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支柱，又是新贵们通往财富与权力的道路——最终只是成了一个卧房里的勇士。他所有的灵性（spirtuality）都在与他女人的战斗中耗尽了，而他的勇气和机敏也几乎全用在了从卧房窗户爬下去的行为中——他要冒着被恼羞成怒的丈夫或父母发现的危险，受到侮辱、甚至是引来杀身之祸的危险。只有这些出轨的行为才是引人注目的事实，而其他的一切都只不过是空想的行为。而正像清晨的乌云被太阳驱散一样，这些空想的行为也都消散在了爱情的游戏当中。在司汤达那里，即使是像城乡对立这样卢梭式的对立也被保留了下来。一个几乎没停止过描写自然环境，几乎没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对待过自然——当于连看到连绵不断的群山，并从这些山上俯瞰山谷时，他的内心感受到了最大的自由与狂喜（I.10）——的作家是引人注目的。这种写法分享了那种把最高灵性寄托于自然风光中的特殊的卢梭式的崇高。在莎士比亚那里，自然被理解成是人的要素（human element），它的可贵在于它能给人类的渴望与行动赋予终极意义（cosmic meaning）。这在卢梭那里是完全相反的。人被理解为是自然。而当感情被转移到群山、大海、天空、暴风雨以及暴风雨过后的平静等事物上时，那个属人的角度（human perspective）就丧失了。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体验就和体验激情的能力联系在了一起。自然和一个极不自然的社会的造作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司汤达来说，只有那爱的体验才是真正有说服力的，但它的特征只有在一种语境下，一种对自然与社会之关系的特殊看法下才会显露出来。另外，尽管很难说外省人就一定比巴黎人更“自然”，但德•雷纳尔夫人和玛蒂尔德•德•拉莫尔之间的对比就建立在前者绝对的天然和后者绝对的人工之上。司汤达甚至重申了卢梭对小说伤风败俗之影响的攻击。在巴黎，文学的样式决定了男男女女示爱的方式。德•雷纳尔夫人从未受过任何文学的影响，而这使得她的爱既真实又真诚，因为她的爱是自己发现的。但德•拉莫尔侯爵小姐却相反，她不但读过各种各样的小说，而且还渴望变成这些小说角色中的一个（I.7，I.13，II.11）。卢梭和司汤达是如何调和这种存在于小说造成的影响与他们的小说家身份之间的矛盾的？这个问题素来争论不休。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情况有点像柏拉图，后者正是以写作的方式抨击着写作。这里，我们只能说，所有这三位作家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并且他们都通过成为一个不同于他人的作家的方式回应了它。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把司汤达为之上瘾的通往一种特殊牌子的非道德主义的钥匙。我们对司汤达向我们呈现的东西已是如此的习以为常，以致于我们忘记了那到底有多么地令人震撼，以及，更重要的，那到底有多么不同于早前作家的品味。举例来说，莎士比亚和那些希腊的剧作家从来不赞扬他们主人公做的不道德的事，并总以支持传统道德秩序的结局收尾——当然也许会用一种非传统的方式。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里，我们一直支持那些摧毁道德秩序的人，而这直接导致了我们把“颠覆者”一词和“艺术”等同起来，却完全没意识到这究竟意味了什么。司汤达还没有蠢到把任何这样的描述看成是令人满意的，但他确实促成了这种观点的成功，而且更进一步地说，这种观点的来源其实出自卢梭对道德人（moral man）与好人（good man）所作的区分。尽管卢梭要比司汤达更重视道德，但他却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好人而非一个道德人，因而似乎将某种确定的优先性给予了善（goodness）。伴随着这种区分，人们会发现一种从道德准则（morality）蜕变为资产阶级道德准则的渐进式的堕落，而这种资产阶级的道德仅仅是指那些存在于一个竞争和剥削社会里的虚伪而压抑的游戏法则而已。这种转变的一个信号出现在歌德《浮士德》的开头《天上序曲》（Prologue in Heaven）里，在那里，浮士德被说成是上帝眼里的好人[9]。他无疑不是一个道德人。在如此多的给我们提供了直接教育的文学作品里，主要人物都打破了道德法则，并且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不存在任何起平衡作用的道德人物——他们以身作则，向我们指出道德方面的优越性。这并不是说早前的作家们没有看到传统的道德准则所遇到的问题，而是说他们相信传统的道德准则是对真正的道德准则的一种不完美的思考，他们倾向于——不仅仅出于启迪民众的考虑——向一种完美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英雄看齐，因为它们精心培养了那些最使人感兴趣的人种。在卢梭之后，那个看齐的方向就不存在了，各种赤裸裸的不道德开始成为人生最有趣部分的化身。于连是一个骗子，一个小偷，一个不忠于情人的人，一个诱奸者，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但这并不妨碍司汤达对他的偏爱，他比书中其他任何角色都要讨司汤达的喜欢。所有的这些都预示了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所表达的东西，而司汤达也是一个很合尼采口味的小说家[10]。看起来，善似乎是包含了像混合了灵魂之活力的激情这样的诸自然感受的混合，当然这当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真诚”。“真诚”的很一大部分其实出自对自然本性的自私的坦白承认，这种自私在传统的道德准则下是无法克服的，它只能用连哄带骗的方式蒙混过关。马基雅维利机敏而果敢的性格为这种口味提供了文本，而他的笑声也成了这种关乎道德准则与人类趣味的新视角之严肃性的一部分。所有现代的道德与政治科学都在表达这些新主人公时用了一种艺术化的手法。巴尔扎克笔下那个犯了罪的主人公伏特冷（Vautrin）——他身上的那种力量与爆发力和社会正义力量的孱弱形成了鲜明对比——就是这种人物的另一个例子。这些低等的动机与那些最高的理想主义与诗之间的联系是浪漫主义习语中的新东西。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情欲指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这种品味必然会导致一种对作为古典德性的节制的轻视。而古代正典中记载的其他德性，诸如勇敢、机灵，甚至一种对正义堂吉诃德式的爱，则都还受到礼遇并保持着魅力，但节制却只被众人当成是令人厌恶的东西。节制是苏格拉底式反讽最重要的成分，而如果反讽一点儿也没有剩下来，那它将会与人们在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那里发现的有趣风格大不相同。如今，节制似乎成了布尔乔亚对“其自我保护的审慎担忧”和“对任何威胁到其生命的风险的回避”的等价物。人们总是相信，人会为了他们在乎的东西甘冒死亡的风险。但此前从未有过一种如此极端的说法说，赌上一个人的性命这一行为本身才是当真的表现。但那就是玛蒂尔德•德•拉莫尔及在她之后的许多虚构和非虚构人物为爱人们及其他高等之人（high types）设立的唯一考验。当尼采说“一场好的战争使一切理由都变得神圣了”的时候，他表达及戏仿了这种趋势[11]。于连确实害怕被杀，但那主要是出于自爱，他不想他的对手和比他低等的人取代他的位置。这种风险仅仅是一种对可鄙的资产阶级式审慎的反应，尽管它总表现得与节制牵扯不清。这样一来，理性就不可避免地在他的品味面前英勇就义了，因为就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理性如今已被理解成了算计、简化论者，而对美好的理型（ideal）来说，它也是破坏的多，创造的少。浪漫主义运动使那被理性篡夺的宝座——在启蒙运动所设下的圈套的帮助下——又重新恢复了想象力。于连用理性所完成的推理总显得荒唐而可笑，但他的直觉却既令人兴奋又叫人敬佩。所有的这些都是马基雅维利这句名言的一个注脚：我确实是这样认为的：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12]也许有人会补充说，这段文字似乎就是对《红与黑》中于连与玛蒂尔德之间恋事的一个完整而详尽的解读。对年轻、美丽和勇敢的偏好轻而易举地主导了整一本《红与黑》，而这是司汤达信仰最纯洁的表白。但我们需要注意到，在他的另一本能与《红与黑》相提并论的小说《巴马修道院》中，存在着一种对此信仰的明确的前提条件。在那部小说中，存在着能同时吸引我们的两极：浪漫主义式的英雄——法布西斯•戴尔•东戈，和迷人又犬儒的马基雅维利式政治人（political man）——莫斯卡。他是有点可笑的，因为他已不再年轻、不再美丽，但他却爱上了美丽的桑塞费琳娜公爵夫人——虽然她也过了她最好的年华。夫人真正喜欢的是她的外甥法布西斯，而法布西斯又爱着别人。撇开这个不说，莫斯卡的魅力来自他的学识，以及对人生真正的知识（real knowledge）。这里与荷马的两本书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就《特洛伊战争》而言，易怒而年轻的阿基里斯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人物，但在和平时期，狡黠的奥德修斯和他对各种人行为方式的观察要更能吸引我们眼球一些。我很怀疑司汤达是否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于连似乎表现出了存在于司汤达幻想中的人生，而这种人生正是这位郁郁不得志的作家所希冀的。与此同时，莫斯卡这个人物也表现了于连的创造者——司汤达——的智慧与洞见。司汤达可能是对他笔下的创物怀有偏爱，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突出了创造者的重要性，而对这个体系来说，那个创造者远没有那么地适合。------------------------------------------------------[1]译自阿兰•布鲁姆《爱与友爱》（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93年版）的第一部分，P157-169，原题为《Stendhal , The Red and the Black》[2]司汤达，《论爱情》（On Love），《对前言的第二次尝试》[3]司汤达，《巴马修道院》，玛格莱特R.B.肖（Margaret R.B. Shaw）译，纽约：企鹅出版社，1983年版。第六章，P130；第二十四章，P427[4]卢梭，《忏悔录》，卷七，P272[5]司汤达，《论爱情》，卷二，第五十九节[6]希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批判与历史新论》（Nouveaux Essais de critique et d’histoire），巴黎，阿凯特（Hachette）出版社，P225[7]卢梭，《爱弥儿》，P135-137[8]卢梭，《爱弥儿》，P215，245，337,；《科西嘉宪法草案》，收入《政治著作集》，弗雷德里克•瓦特金斯（Frederrick Watkins）译，爱丁堡，Thomas Nelson and Sons，1953[9]歌德，《浮士德》，第328行[10]尼采，《善恶的彼岸》，警句39，254；《瞧，这个人》，“为何我如此聪明”，节三；《快乐的科学》，警句95[11]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分，“论战争与战士”[12]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第二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