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我愿做原作者的奴隶（马悦然）

陶北

刚刚在台湾出版的特朗斯特罗姆诗集


十二月的斯德哥尔摩阳光稍纵即逝，这一天却天气极好。早上十点，红线地铁终点站Mörby Centrum外，地面的薄霜反光如镜。头戴礼帽的马悦然和他的妻子陈文芬如约出现了，开车带记者和摄影师去他们家中。

一辆略显陈旧的灰蓝色沃尔沃小轿车，87岁的马悦然开起来仍然得心应手，他熟练地加油门，打方向盘，转弯。车子穿行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林野公路间，两旁的景物渐渐有了一些美式景致，低矮而舒适的房屋，间杂在绿树与深蓝色的波罗的海之间。“这片住宅区原来是艺术家的聚居区，后来富人多了起来，变成著名的住宅区。”

但马悦然并没有在这里拥有房产，而是长期租住在一座养老公寓，名字叫“燕鼻子住客之家”。据陈文芬说这里非常受欢迎，很多人排长队申请，可能要5到10年才能轮上。马悦然自1998年起住在这里，中间也搬过三次家，才换到现在居于二楼风景更好的房间。而楼下住的是一位退休工程师。

房子外面有大片的绿树红花，即使在冬日仍然色彩斑斓。马悦然夫妇一路带着我们介绍这是山毛榉，那是古橡树，走向波罗的海边还有瑞典独有的柳树，以及大片的芦苇。事实上，除了亲近自然，马悦然夫妇并没有过多参加社区活动，只是偶尔打打桥牌。更多的时间呆在自己的书斋里奋笔疾书。

马悦然的寓所不大，两房一厅不过70平方米左右。一个10来平方米的客厅完全成为工作室，正中摆着一个大长条方桌，上面铺满各种书籍、记事本和马悦然的戴尔电脑。而陈文芬则在房间一角有一张小方桌，没有座椅，她说坐地上工作对腰椎更好一些。
房间里有各个出版社、作家寄来样书、著作、书信、纪念品，书法等等。这间小小的书斋像是独立于中国文坛之外的一个小宇宙，它所发出的电波时常影响到中国作家群的心绪。因为书斋的主人，是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

对于马悦然，中国作家群可谓又爱又恨。这样一位能读懂他们作品的外国老头，在过去26年来一直作为至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中唯一懂中文的评委。在广泛的想象里，他的态度和爱好是中国作家能不能得到国际认可的一个重要风向标。于是有人乐于与他结交，也有人公开表示不喜欢他。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投射到马悦然身上，成了一个古怪的混合体，他们希望马悦然通读所有的中文作品，然后做出一个“客观”的选择，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一种酸涩的心理，对中国作家的“命匙”掌握在这样一个外国汉学家手里表示不屑和难以接受。今年以来，一连串的风波至今尚未平息。

妻子陈文芬会为马悦然打抱不平：“希望悦然读完所有人的书，那是图书馆员的工作。悦然和普通人一样，只读和翻译他自己喜欢的作品。”

耄耋之年的马悦然依旧保持了极高的工作效率。他每天翻译着自己喜欢的作品。他认为译者是“作者的奴隶”，必须完全忠实于原作者。而前提是要真正喜欢上作者的作品，才能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奴隶。

就像这个冬天他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多年的老朋友，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终于有了人生中的第一笔财产，去还清他生活和租房等等的债务了。”而马悦然显然很乐意做老朋友的“奴隶”，他在2004年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集《巨大的谜语》刚刚在台湾正式出版。

我们的采访话题，也就从特朗斯特罗姆得奖开始。
B=外滩画报
M=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
和特朗斯特罗姆的友谊
B：今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下简称托马斯）得奖了，您以前说过他是早应该得奖的，这次您是不是很高兴？
M: 非常开心，这一天我等了26年。
B：我记得非常巧合的是，26年前您得知获选瑞典学院院士，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时候，刚好是托马斯第一次访问中国，你们一起在北京，对吧？
M：对，那是1985年。当时我在北大有一个演讲，当天得到了消息。而特朗斯特罗姆那时好像是在社科院演讲。
B：还记得在北京和托马斯有什么有趣的细节吗？
M：我获选院士当晚，瑞典驻中国大使请我们吃饭。饭后又继续到大使家喝酒。大使问谁愿意喝一杯蛇酒，是一种绿颜色的蛇浸泡的，看起来非常毒的65度烈酒。我和托马斯都喝了。后来托马斯到了上海，写了一首诗《上海的街》，还写到了喝蛇酒的感受：“如蝰蛇酒般腥涩，回味不止。”
B：托马斯对中国的印象如何？
M：他很欣赏中国。但他怕人多，人多他就会不自在。有一天他说我们找一个人少安静的地方去。我就和大使馆借了一辆车，带他到戒台寺去。那是50年代我在北京时常去的安静之地。结果开车去了之后，却看到至少八辆旅游大巴，带了很多游客去，根本就走不动。
还有一次，他去北京外语学院给学瑞典语的学生朗诵自己的诗。朗诵结束，有一名男生举手说他听不懂。托马斯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懂呢？你接受吧，把这诗当作是自己写的。我可以送给你。”
B：您和托马斯是怎么认识的？
M：我们大约是1966年在诗歌朗诵会上认识的。我们后来也经常聚会，有时到他家，有时到他在龙马屋海岛的蓝房子去，那是他当海员的外公留下的房子。
B：他后来中风了，您有什么反应？
M：那个时候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一位好朋友告诉我托马斯中风了，我非常难过。如果没有他的妻子莫妮卡，他就活不下去了。托马斯现在一般只能说四句话: ja （是的），nej(不是)，men(可是)和mycket bra(很好)。如果莫妮卡不在，你没办法和托马斯对话。如果莫妮卡在，无论你问托马斯什么，莫妮卡就看托马斯的脸，就能回答了。然后托马斯再表示对还是不对。
有一天，我在他们家里，托马斯突然用笔画了一个马头，交给莫妮卡。莫妮卡不太明白。托马斯又再画了一个马头。莫妮卡说，哦，你要找一副眼镜。我就问，托马斯要找副眼镜，他为什么不直接画一副眼镜呢？莫妮卡说，托马斯不是那么简单的人。马头和眼镜的关系呢?原来，在托马斯一首叫《打开的窗子》的诗里有最后几句：“我不知道我的头/向哪边转/以双重的视野/像一匹马”。
B：您是如何开始翻译托马斯的诗集的？
M：1983年过年的时候，我住院开刀。当时托马斯刚出版了一本诗集，叫《狂暴的广场》。我早晨两点就醒来了，我就开始翻译他的诗集，当天下午六点就翻完了。那时我打了麻醉药，脑袋里都是空的，就是一心想翻译这些诗，把它们翻成了英文。同一年，我就介绍北岛翻译他的诗集。后来我还翻译了他一本散文诗叫《蓝房子》。
2004年在台湾时候，碰上“总统大选”的“诈弹”闹剧，我和文芬就到乡下避住。把托马斯最新的两部诗集《巨大的谜语》和《悲伤的凤尾船》翻译成中文，后来应陈思和的约稿，在《上海文学》发表过，但没有出版成册。今年托马斯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台湾的出版社立即就出了中文版。
B：今年托马斯作为近40年来第一位瑞典人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国内有什么反应？
M：大家都觉得实至名归。这和上次1974年埃温德.雍逊 （Eyvibnd johnson）和 哈瑞.马丁松（ Harry Martlnson）这两位瑞典文学家得奖时遭到非议相差很大。那次获奖，因为他们和瑞典学院有一些关系，在瑞典国内引起很大争议。最后哈瑞.马丁松还自杀了。托马斯是瑞典人得的第八个文学奖，对于一个900万人口的国家是有点多了。但如果不颁发给托马斯，我们就更不能颁发给其他诗人了。而上一次得奖的诗人是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距现在已经有15年了。
B：得奖后您祝贺了托马斯吗？
M：当然，当天就给他打电话了。我们差不多每天都会和莫妮卡通话。我太太陈文芬也参加了在瑞典学院举行的托马斯作品朗诵会，她用中文朗诵一首托马斯的诗。
“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国界不是问题”
B：您刚才谈到了15年来第一位诗人得奖，是不是因为今年的世界不太太平，对诗有一种呼唤？
M：你没提问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不过确实是的，这好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大家都觉得今年应该颁奖给一位诗人。诗歌确实是对现实影响很大的一种文学。
B：您对诗歌是不是有偏爱？
M：在中国文学上，诗歌所占的成分是很重的。1949年，我住在四川峨眉山的报国寺，开始学中国文学。那个时候我就读了很多汉朝乐府和南北朝诗，也读了《唐诗三百首》。不过我太不喜欢《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这种选本，这种选本是很危险的。一个人读完了《唐诗三百首》就觉得他读完了所有唐诗，读完《古文观止》就觉得读完了中国古文。而这其实只是几个编辑的选择眼光。
B：这么多朝代的诗歌，您对哪个朝代的诗歌最有偏爱？
M：我教书的时候，就问过学生，如果你可以选择，你们愿意生在中国哪一个朝代。如果我来选，我就选择生在南宋，那是辛弃疾的时代。如果生在山东，就和辛弃疾是邻居了，可以谈谈词，喝喝酒。他是宋朝第一词人，苏轼、陆游好，但还是辛弃疾最了不起。他可以拿一部散文，就直接扔进词牌里，却又很自然。
B：很多人觉得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很像唐诗，比如王维，您怎么看？
M：我觉得不太像。他的诗不是田园诗，有很多冬天的意象。
B：您和中国当代诗人的交往是怎么开始的？
M：1981年我就请北岛和顾城进行诗歌朗诵。北岛根本不会朗诵，他只是“么么”地张开嘴巴。而顾城是会走路的诗，是长着两条腿的诗，他朗诵的非常漂亮。回瑞典后，1983年我就把他们的诗翻译出版了。结果很受欢迎。
B：您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
M：艾青和闻一多。
B：艾青和闻一多，与北岛和顾城，其实是两代人，前者和您同代，后者是您晚辈。您在翻译的时候是如何进入这两代人的心境和时代背景？
M：他们确实是不同的两代人。你要读了又读，读到听懂了他们的声音为止。我和北岛谈过中国诗歌的历史，我发现他和顾城、杨炼等对五四以来的中国诗歌是了解不够的。我和他们谈过闻一多和徐志摩，他们都基本没有读过。唯一的例外是戴望舒。有一天北岛在我家里，我拿出自己喜欢的1920年代的诗歌，说今天晚上你可以看看。第二天早上我问他读了怎么样，他说翻了一下没有什么感觉。其实我觉得卞之琳就比北岛朦胧一万倍了。而北岛可能觉得“朦胧诗”是他们创造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很优秀的诗人，但也要看到中国诗歌历史的传承。
B：您在翻译北岛顾城之前，已经有很多年没到中国，如何体会中国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
M：虽然1958-79年我不能去中国，但我仍然对中国的情况发展很了解，所以这方面没有问题。
B：您当时接触的中国诗人，在过去三十年里命运各不相同，您怎么看待他们各自的变化发展？
M：过去有流亡诗人这个概念，现在流亡没有意义了。很多人都回归中国了。北岛也在香港中文大学安顿下来了。中国作家的生活其实还是挺舒服的。很多作家在几个地方都有房子。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和欧洲相比这很不错了。
B：像您现在还一直租在自己的房子里，和他们相比觉得怎么样？
M：我这个人对钱有点不耐烦。所以一直也不太在意。（太太陈文芬补充：中国人的财务安全感可能主要在房子上，而欧洲国家福利比较好，可能就不会太在意。像我们现在的情况，他当年大学退休金是每月19000瑞典克朗，一直不变，再交税57%，然后房租就占去了7600. 几乎就没有什么剩下了。他翻译一本书的收入也就是15000克朗。但生活够用了。）
我已经很知足了，我的老师高本汉，他是伟大的汉学家，但他去世的时候，只留下5000克朗。他就是在一直读书而已。
B：我刚才的问题其实是，三十年来中国诗人主要有两种发展轨迹，一种是国际行走，一种是扎根本土。您觉得对中国诗人来说，是通过国际行走以求与国际接轨，还是扎根本土做出有特色的作品，更能赢得世界性的认可呢？
M：东德的作者，在柏林墙倒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办了。原来有一个对抗的对象，政治变了之后有一个失落感。中国现在的情况也比过去自由很多，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表达自己，所以不一定要流浪了。我欣赏的是文学的价值，像曹乃谦的作品翻译到瑞典来的时候，一点都不困难，只要译者能够读懂，并把它忠实地翻译出来。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国界不是问题。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当一个译者”
B：对于汉学家这个角色，有一些中国作家会有异议。您觉得汉学家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M：一般中国学者认为，汉学家就是外国人。因为没有中国的汉学家之说。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的汉学家，和现在的汉学家，差别是很大的。像我的老师高本汉，那时他的学术范围是非常宽的，而现在的汉学家则越来越窄，只是专门研究某一个领域了。
B：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M：现在的汉学家对上古历史，对汉语音韵的了解太少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学过真正的先秦文学。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最近几年，孔子学院对西方的汉学影响也很不好。一和孔子学院合作，大学里的管预算的决策者会说，中文系既然已经有孔子学院就够了。但孔子学院能教的就是普通话了，和汉学和研究没有一点关系。所以原来很好的中文系，慢慢就变成教汉语的学校了。
B：您对您的弟子这一脉还有要求吗？
M：我对他们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这确实有大环境的影响，我对瑞典汉学的发展有些悲观。原来瑞典的远东图书馆是欧洲最好的汉学图书馆，但现在基本等于关门了。原来的图书馆员遣散了，现在图书馆只供参观，图书馆员也不懂中文，已经起不到作用了。
B：很多人觉得汉学家是中国文学的评判者，您自己有这个感觉吗？
M：我觉得不是。西方的汉学和中国的国学需要合作，互相做出贡献，像我的老师高本汉一直做音韵学的研究，里面有很多方面中国学者也还没有涉及。西方能提供一些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的参考。
B：因为您处在诺贝尔奖终身评委，而且是评委里唯一懂中文的一位，您有没有感觉到中国作家对您又爱又恨的感觉？
M：我想起一个事，杨牧的作品被介绍到德国的顾彬那里，顾彬说要让杨牧把作品给他翻译，他就能帮助杨牧在德国出名。但我看了顾彬的翻译，我觉得他实在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我的理念和他不一样，在翻译小说的时候，我觉得译者就是原作者的奴隶，完全忠于原作者，不能加增加，删改或者随意演绎原作的内容。
B：所以您更看重您的角色首先是译者，而不是一个桥梁或者推手？
M：对，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当一个译者，当人家的奴隶。
B：您最近有没有发掘一些新的作家，准备翻译他们的作品？
M：最近曹乃谦出了一本新书，叫《佛的孤独》，我翻译了之后在帮他进行一些推介。残雪也很好，她是中国的卡夫卡。我的一个学生在翻译她的作品。我还准备翻译莫言的一些短篇。
B：您现在每天有多少时间进行翻译？
M：每周公务还很多，瑞典学院还会固定开会。夏天的时间会多一些，整个瑞典差不多都放假。我们会到乡下住，那时翻译的进度就快了。
B：您最近有没有翻译中文作品的计划？
M：最近翻译完台湾诗人痖弦和商禽的作品，合成一本出版。另还翻译了台湾作家杨牧的120首诗。以及翻完莫言的短篇小说之后，看看要不要继续我2008年翻译出版的《道德经》再翻《庄子》。
B：您已经年近90，接下来几年里还有什么想实现的愿望？
M：我今年87了，但工作效率还是和年轻时一样高。我有个小本子，做翻译的时候每天记下自己的工作计划，基本都能按计划完成。我原来有个愿望，是想翻译《左传》，它是先秦文学最伟大的著作。《左传》和《庄子》都是我很想翻的。
B：您那么喜欢辛弃疾，会翻译他的诗词吗？
M：我翻译过他《沁园春》词牌的十三首词。以后还想再翻一些。另外明年还会出版我和太太一起写的微型小说，出版社起名叫“笔记体”小说。我写了60篇，文芬写了40篇。书名叫《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其中有一半是我在瑞典的生活，一半是我神游，幻想辛弃疾和李清照来和我喝酒等。这是受莫言写的《小说九段》的启发，但我写得比他更短。
B：有没有想写回忆录呢？
M：瑞典文已经写了一部分。我在瑞典的广播电台做过一个节目，讲了我在1949年在中国的经历，听众都很感兴趣。中文我出过《另一种乡愁》，也讲了那一段经历，但还不算传统的回忆录。我可能会继续写。来源：外滩画报

陶北

华文作家获诺奖似乎全看这个老家伙的趣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