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翻译是频繁得令人无法喘息的政治运动中一种可以自主选择的自由

陶北

B=《外滩画报》
F=傅惟慈

《丹东之死》现在的版本被改了不少
B：听你说过，50年代，有机会看了一些外国现当代小说，“像一个人去到宝山不识宝，错过了一些好作品”，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但没有错过的是毕希纳的《丹东之死》。假设当时选择翻译的作品颠倒一下，情况会怎样？
F：我当时看了《变形记》，觉得很震动，但还没完全明白它的好。首先是因为它是个寓言性的东西，而我喜欢现实主义。这跟我从小的阅读有关系，小时候读了太多寓言类的书，《聊斋志异》、《今古奇观》等等，都是人面狐狸、鬼故事，我不太喜欢怪力乱神的东西，比如《西游记》，而是喜欢描写现实的。这也反证了我后来为什么翻译了很多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格林的作品有一个很结实的现实基础，他对异域的态度，不像轮船上的观光客远远打量一番，而是深入进去。当然他也谈论精神谈论死亡，有一些隐喻。
《丹东之死》谈的是革命之后两种道路的选择问题，是一个政治思想交锋的作品——革命成功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与我当时的思考的事契合。
毕希纳死得早，但他作为天才作家在德国文学史上是有定论的。丹东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不像罗伯斯庇尔那样强硬，那样暴力，他的人生姿态是人性化的。他的故事提醒我们，革命成功后，革命者会不会腐化？整个《丹东之死》里离经叛道的话多极了，可惜现在的版本被改了不少，我希望出一个最初的译本，但需要有一个人写个导读，这是个需要导读的作品。这个剧本的语言非常巧妙，很机智，但有时候非常非常俗，怎么把这极俗又极形象的语言和比喻恰到好处地用汉语表达出来，这给我一种猜谜般的乐趣。
至于“如果当时翻译的是《变形记》情况会怎样”这个问题，我最近也总在想，我这一生如果走的是另一条路会怎样？如果当时我没有离开我的中产家庭——至少可以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会怎样？答案是，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非如此不可。首先，当时日本人打进来了，我无法在沦陷区忍辱负重地生活，我当时是有报国志向的，想走出去看看社会的真实情况，所以，我必须从我的家庭出走。
到了后来，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我的思想是站在左派这边的，这是一个慢慢清晰的过程。1949年前后，有一些人选择了另一种生活，很多人出去了。我当时是很执着地站在左派这边，但同时也觉得现实的形势会跟自己追求自由、博爱、平等的生活有矛盾，所以一直在努力调整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生活。当然，之后30年的事就太复杂了。
B：据说当时，你的一位很有才能的朋友去了香港，后来有没有联系？境况怎样？
F：他是我很好的朋友，当时我们一起跟冯至学德语和英语，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举个例子，当时可以不必写毕业论文的，但他还是写了关于席勒和歌德研究的一篇论文，写得好极了。但他父亲是资本家，没法留在内地，所以跟着父亲去了香港。80年代，我从英国回来路过香港，跟他联系上了，他完全变了，这让我很失落，他的书架上居然没有书了。
老天爷赋予你一点才能和本领不用很可惜。老天给我的资本不多，但我都利用了。


最高兴几十年前翻译的东西今天还有人看
B：大家在谈论你的译作时，更喜欢谈到译笔，但你似乎对这类评价并不全然认同。
F：有些人说傅惟慈译笔很好，很通畅。实际上，这是对一个翻译工作者的最低评价，“译笔通畅”难道不是一个翻译者的最基本教养吗？重要的是，你翻译了什么东西。我在几十年前翻译的东西，今天还有人看得动，这是我最高兴的事。
1956年，我开始翻译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是我翻译的第一本较有分量的作品，那时我刚刚三十岁出头。动笔时间约在1956年秋天。其后两年，“反右”、“大跃进”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令人几无喘息机会，我只能抓紧一切运动空隙译完此书，不仅是为了逃避严酷的现实，也是对自己能力和毅力的考验。当时，我正在教一些德国人汉语，他们给我很大帮助。我同屋的外教也是德国人，正在研究老舍，我俩互相帮助。1959年年初译完，适逢“大饥荒”，译稿在出版社积压了三年，幸好原稿没有丢失，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进入21世纪后，做了修改再版。
我翻译的作品中《月亮和六便士》的影响比较大，今天还有很多年轻人读，翻译的时候是1982年前后。当时我有点中魔似的在想一个问题：人生究竟应该怎么活？现实的情形是，我虽然不用再逃亡再颠沛流离了，为什么却有一种无形的更强大的桎梏？
最近，译林出版社跟我联系，说准备重出我和冯亦代在1983年合编的一本《毛姆短篇小说集》。这本集子收入的第二篇小说《爱德华·巴纳尔德的堕落》我也很喜欢，约4万字，写了一个青年人如何选择生活方向的故事，跟《月亮和六便士》一样，有一种很强烈的情绪，一个人究竟如何选择生活？如何才能从人生漫长的困局中超脱？
对我来说，翻译就是一种逃避，在频繁得令人无法喘息的政治运动中的一种可以自主选择的自由。正像格林说的：在旋风里有一个平静的中心。我为什么喜欢格林，格林就认为写作是一种逃避，我在那个年代也只能找到这样一种逃避的方式。


年轻的时候是天真，到老了依然是真挚的
B：你翻译的《爱德华·巴纳尔德的堕落》是关于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丹东之死》是两种思想的交锋，包括《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这些作品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怀疑。
F：我一直在怀疑，其中一个最大的怀疑是：为什么很多智商比我高的人，在基本的是非问题上，在专制存在的问题上会没有判断？他们对一些违反人性的东西，不但没有反对，还那么拥护？为什么很多智商比我高的人，在政治运动中会那么激进，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这是我现在最大的疑惑。
B：你翻译的很多作品，在当时是需要冒一定风险的，是哪些性格因素促成你做成这些事？
F：这确实与我的性格有关，我始终想追求自由，希望有一个能率性而为的人生。但随着年纪渐长，我对社会的认识清楚起来，对自由的认识也更清醒。人无法绝对自由，我要的自由不是纯粹个人主义式的，我认为那样的自由太轻佻，既不可能有也不值得追求。我总想在追求自由同时，能够对周围的人有益，能够用自己的才能为社会做一点事。这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态度。年轻的时候是天真，到老了依然是真挚的，有什么话都要说。年轻时挺极端的，非常追求进步，我想那不只是一个追随潮流的问题，是发自内心地觉得应该改变现状，虽然并没有对现实有真正的了解，但单纯地觉得老百姓太苦了，应该改变现状。
这个认识与我流浪的经历有关，我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清晰起来的。抗战爆发后，我一路逃亡，亲眼看了太多悲惨的事，劳动人民生活无着，小孩一夜的哭号。我觉得范长江这人了不起，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对现实的记录太真实了，这些现实就是影响我革命的想法。让我觉得这个现实必须改变了，但是每次革命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
B：聊聊你学习外语的经历和心得吧。
F：我是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后转到浙江大学，如果不耽误，应该1946年毕业，结果我1950年才毕业，一个大学念了8年转了3次学，这8年不停地动荡。1948年，本来要回北京继续把书读完的，国民党怀疑我爱人是地下党，要逮捕她，我们俩又逃亡到上海。
学语言有两个因素，一是初中的时候就偏向学文，爱看杂书，家里很多书，看了许多跟年纪不适合的书，小说也看了不少，因为性格比较爱静，看了很多文学书。我的老师中有很多外国神父，以德国神父为主，当时对语言发生了很大兴趣。
我有个同伴，他的父亲是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曾经留德，中学我们一块儿学习俄文，我也跟着他学习德文，当时允许德国在北京成立一所夜校，几个人开小班。英文我是从小学开始学的。在我流浪的日子，一直没有放弃学习语言，举个例子，当年从日本占领区到大后方去，我身上带着一本用日文解释的俄文辞典《露和辞典》，过关的时候要冒一定风险，如果被国民党的兵查到，会怀疑我是不是汉奸，还好没有查，可惜到后方后挨饿，没钱买饭了，只好在重庆卖了。
我对语言的痴迷，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国民党部队的译员训练班里，我有一个安徽的好朋友，我们俩约好了，在起床号响起之前一小时，就起床学外语。后来没书看了，我有一个好朋友有亲戚在重庆，我就托他帮我买几本俄文书。 学语言最重要的是毅力，坚持不懈，把一门语言学好了，其他就容易了，语言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很多学者比如陈寅恪学古老的语言或小语种，因为后来的语言都是从这里来的。


在书里找到一种逃避的自由
B：为什么会对格雷厄姆·格林如此着迷？
F：我不是做学问的人，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不深，也不喜欢成体系的、大部头的著作。我对文学有兴趣，但不太喜欢像莎士比亚、狄更斯这样经典化的作家。常常是一些小故事，一些干净、利落的短篇，从文字的角度就喜欢了。比如塞林格的《写给艾斯美的故事—既有爱情又有凄楚》，怎么会是“凄楚”？这个词很少用到，但我就觉得用在这里太合适了。80年代翻译这篇小说的时候，王佐良帮我改了一些词，王佐良那么伟大的翻译家，但他会帮你逐句推敲，这是这一代翻译家了不起的地方，现在帮年轻的翻译改稿的方法马虎了很多。
我喜欢故事，看了很多小说，却写不出一篇评论，也无法根据一个文学史的判断选择究竟翻译哪个作品——当然这很重要，但我更喜欢翻译我个人喜欢的、觉得有意思的东西。
我翻译的第一本英国小说是《问题的核心》，当时有一个英国外教在北京语言大学，带了很多企鹅丛书，都是现当代文学。我那时正倒霉，被批斗，失去教学的资格，在资料室做管理工作，这些书归我管，就一本一本看。所以我说，外面革命的口号越来越响，我却在这些书里找到了一种逃避的自由。
看了《问题的核心》，一下就把我感动了。它写的是一个非洲的警员，与我的现实差了十万八千里。它写的是生活充满了陷阱，只因为主角充满了仁慈、怜悯，把自己弄得越陷越深，最后自杀了。天主教不能自杀的，我自己也时常感到很多时候都到绝境了，觉得要把这本书翻译过来，当时是非常悲观、黑暗的。
我喜欢《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也是这样，一个人想与世无争，躲到非洲一个麻风病院想做点儿好事，他是有名的建筑师，所以在医院当电工，但是这个社会并没有放过他，最后还是死在绝境中。
这也是格林的基调，对世界的看法是悲观的黑暗的，他说善是很孤单的，而恶则畅行无阻，但是他有一种希望，他永远站在被追杀的一方。这是格林让我着迷的地方。我不是文学批评家，但是他的这个思想让我感触很深。
B：几十年前翻译的作品，今天还不断再版，这些作品有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
F：必须承认，虽然我和我翻译的作品，以及我所喜欢所钦佩的作家、翻译家大部分是有共鸣的，但在翻译上我也浪费了很多时间。举个反面的例子。当时，因为很多东欧国家的作品需要借由德语、俄语的出版物翻译，我翻了些捷克和匈牙利的剧本，从俄文翻译了匈牙利的戏剧《战斗的洗礼》，还有德国的轻歌剧《小花牛》，波兰的一个45万字的长篇《一个人的道路》，讲一个工人的，没什么文学价值。放到现在我绝对不会翻，当时是没有选择，有个事儿做就好了。
后来，风气有所改变，就想不能再翻译捷克的、匈牙利的这些时髦的、观念的东西了，需要翻译一些有文学价值的东西。正好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内部信息，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定了200部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品需要翻译，我就抱着自我挑战的心理开始翻译《布登勃洛克一家》。
上面谈到，“文革”快结束的时候，一个英国人来到语言大学，带了很多现当代的书，这段时期开始读很多现当代文学。后来跟董乐山相识了，又从他那里得到很多信息。那时候有阅读的饥渴，读了大量的现当代文学，慢慢有了眼界，知道应该翻译什么不翻译什么。我认为翻译与自己的气质接近、真正对自己有触动的作品是很重要的，但我不是一个翻译机器，我没有翻译的还有很多。80年代初期接触了西方的世界，我觉得这个世界太广阔了，根本不是我翻译几本书能够框定的，我想到处走走。

蓝风

在旋风里有一个平静的中心。这句话真好。
这是篇好东西，一个真切的学人，淡然中包含着热情，述说那些心路。
就在想，或许，真正的谦虚其实就是一种透彻了之后的卑微，开着小花朵的卑微。

生铁

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