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期刊向文学选刊公开宣战

陶北

    一场原创期刊旗舰《收获》与文学选刊龙头《小说选刊》之争，近日再次发酵与升级。

“相煎何太急”

    《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日前表示，“‘选刊’培养新人，完全是扯淡”。《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首次正面回应。他在昨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态度明确：“原创和‘选刊’本是文学同行。我以为我们在探讨共同致力的文学事业时，至少应该彼此尊重，何出粗俗的‘扯淡’一词？况且，事实是否如此，的确不是某一个人、某一句话就可以定论、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我理解《收获》杂志的一贯传统和理念是‘尊重作品’。我觉得程永新先生对文学工作的态度与《收获》杂志的理念并不契合。”

    此前，媒体曾爆出程永新有《小说选刊》选编小说只是“踮脚摘桃”一说，对选刊类刊物的编辑工作持否定态度。处于文学选刊龙头地位的《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认为，这源于“格局不大，气象太小，同室操戈，不利文学”。他表示，期刊萎缩“罪不在选刊”。真正对文学刊物生存产生巨大冲击的原因有多种，包括网络文学的兴起和网络盗版的泛滥等。

    杜卫东对记者说：“事实是，选刊的编辑，每个月要面对全国100多种文学期刊，平均每个人的阅读量在150部小说左右，不低于200万字。而后，再从中选出10部左右的作品送审。这些选载的作品，既反映了文学理念，也包含了文学判断——这种形而上的观照，见仁见智，但不能被无理地归结为体力劳动。另一方面，从编辑技术层面上说，选编的小说，有一半需要编辑重新处理。‘踮脚摘桃’，实在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对于《小说选刊》是否推出新人，双方也各执一词。杜卫东说：“《小说选刊》是不是‘不举新人，唯名家论’，谨提供如下数据说明——自2008年第1期至2012年第10期，《小说选刊》在配发了‘创作谈’的头条、共计56部中篇小说中，新人新作就有18篇，占32%。培育文学新人是《小说选刊》创刊以来一项自觉的责任担当。”

谁伤害了文学

   众所周知，声名显赫的《收获》杂志创刊于1957年，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巴金曾任主编。它是1949年以后我国第一本大型文学双月刊，始终以坚持纯文学立场为宗旨。上世纪60年代，它曾两次停刊。1979年1月，随着以“伤痕文学”为标志的新时期文学的复苏，《收获》杂志第二次复刊。按作家陈村的话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

    《小说选刊》创刊于1980年，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发刊词》系茅盾先生亲撰，刊名题字亦为茅公手笔。《小说选刊》自创刊起即奉行“好作品主义”。尤其从2006年改版开始，该刊将编辑理念概括为“贴着地面行走，与时下生活同步”，将办刊宗旨归纳为“现实观照，人文情怀，独特视角，中国气派”，令这本素有“文坛风向标”的国刊更加厚重。

    《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同样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对于《小说选刊》提出的“贴着地面行走”的宗旨，不能苟同。“这个口号充满巨大的热情去展示弱势群体，连篇累牍刊登打工者，但太狭隘、落后、过于急功近利。文学是想象力、幻想力创造性的世界。”中国文学问题不是离现实太远的问题。”

    对程永新反感《小说选刊》的文学理念，杜卫东说：“程永新先生不是文坛霸主，也不是精神领袖。”他说，《小说选刊》的文学理念基于刊物的自身定位与责任担当。如何评价《小说选刊》的文学理念，广大读者应该最有发言权。“有两个数据我可以说一下——《小说选刊》改版7年，历经两届鲁迅文学奖，所选作品的获奖率在同类刊物中均为第一；2006年《小说选刊》第1期改版，发行量呈V形反转。至今年第10期，已成功实现翻倍，邮局的订阅数也增长了50%。”

    除双方观点大相径庭之外，一些细节的分歧也明显地存在。程永新表示，《小说选刊》的目录页，根本没有标出原刊出处，而只在内文中，以很小的文字标示。杜卫东则称，“读者找来《小说选刊》一看便一目了然。不知程永新先生为何一再连最基本的事实都视而不见。”此外，程永新判定，“有尊严感的作家未必看得上‘选刊’”。杜卫东则回应：“这并不能代表作家的真实感受——无论是声名远播的文坛大家，还是才华横溢的后起之秀，对‘选刊’选载他们的作品，都是很欢迎的。”

    作家方方曾明确表示：“对省、市作家来说，‘选刊’这个平台真的非常重要。省、市期刊与上海、北京的刊物处在完全不同的地势——它们可以俯视全国，而我们更多只能在省、市地域内。作家的作品如果不通过转载，辐射面小，又不让转载，发表了没几个人读到，就跟没发表过一样。所以，我觉得‘号令天下拒载’，并非上佳选择。”

    作家刘亮程表示，原创这个概念，对于读者来说，在哪看到都是原创，还会产生一种阅读依赖；对于作者来说，会希望作品更多地被转载，让更多的读者看到。“一个文学刊物的发行量非常有限，不能付一点稿酬就把一个作品埋没在这儿，这对作者不公平。作者需要传播面，也需要转载的收入”。

    作品曾被《小说选刊》选载的作家邵丽认为：“双方的争端不是由作者造成的，他们之间的争论是由于体制长期形成的。我以为，中国好的小说家的作品，应该都被《小说选刊》选载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它多年来对小说、对作家的推荐，是有一定贡献的。而扩大作品的影响，作家也是很难拒绝的。”她说，像《收获》这样的知名原发刊物，其地位也是同样不可取代的。“选刊”选载其作品，并不能抹杀它的影响力。把原发刊物发行量上不去归咎于“选刊”，可能有些夸大了“选刊”的功能。
    同为《收获》作者和《小说选刊》作者的作家张楚说，《收获》是“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收获》、《小说选刊》应该明确各自的办刊原则和面向的读者群，停止争论，达成共识、共赢，实现文学传播的良性循环。

“拒载联盟”

    记者了解到，此前，“为保护作者和刊物对原创作品的权益”，《收获》杂志从今年5月第三期起与作者签订协议：提高作者稿酬，谢绝其他刊物转载。此举一出，众所哗然。

    据有媒体载，《人民文学》原主编李敬泽听到《收获》提高稿费的消息，第一反应是，《收获》提多少，《人民文学》也应该提多少。

    《收获》杂志还提出，要与国内作家和原创文学期刊结成联盟，杜绝未经许可的转载行为，并要求今后转载文学作品须支付高额稿酬。此举被视为原创刊物向文学选刊的一次“公开宣战”。

    但《北京文学》拒绝加入“不被转载联盟”，《上海文学》杂志主编赵丽宏也称，没有听到过“不被转载联盟”，更没有加入“不被转载联盟”。

    程永新说，“提高稿费”这个要求不是我们独创、提出的。上世纪80年代，很多原创刊物就提出了建立期刊联盟。每一部作品都凝聚了作家和原创刊物编辑的心血，经过六七遍严格审稿程序。而一些‘选刊’不超过三个编辑人员，劳动力低廉，选择文章时细节都懒得一遍遍看，甚至有的直接要求原创刊物提供电子版、直接排版，榨取原创刊物剩余劳动力价值。

    散文随笔转载率较高的作家鲍尔吉·原野说：“很多作家特别希望自己的作品被‘选刊’转载，这是一个成名的途径。在文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被选载是光荣的。我认为这个‘拒载联盟、签订合约’，很多作家不见得加入。因为很多期刊实行了高稿酬，并且很多作家还是希望被‘选刊’转载。”

    上海《文学报》总编辑、报告文学家陈歆耕认为，无论是原创还是转载，文学期刊的核心问题是稿酬和编辑费，根本的解决之道是研究期刊的定位——没必要的刊物就停掉，如果要办就让它活得好，千万不能不死不活。文学是文化的源头，相关部门应适当给予经济补贴。

稿酬魔杖作怪？

    多年来处于市场竞争边缘的纯文学刊物，正在提出以稿费上涨来刺激文学原创生产力。这多少反映出文学原创力所遭遇的窘境。

    据悉，上海市政府从“文学发展基金”中拨出专项资金予以扶助，每年该基金都会为有关刊物注入新资金以保证稿费的发放标准。《收获》每年有100万元的专项文化基金，首期拨款的年限是3年。《收获》此前的稿酬标准是千字80～100元，这是20多年前确定的。从2010年第12期开始，稿费将提高至千字200元以上，最低稿费标准将是原标准的两倍，优秀稿件可达到原标准的5倍以上。

    程永新认为，《小说选刊》不是独立生存市场的刊物，而是中国作家协会旗下的刊物，像《十月》、《当代》这样的刊物背后，都有出版社的支撑，而《收获》才是真正面对市场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提出提高作家稿费，理所当然。

    对于“选刊”的编辑费和稿费，杜卫东说，《小说选刊》是纯粹自负盈亏的刊物，不享受一分钱的稿费专项基金。“我们从上个月开始，转载费标准都已提高，付给原创刊物的转载费一篇作品最高达到了1000元。明年的发行量只要能够稳定，我们还将继续提高标准。”他表示，《小说选刊》是二次向作者支付稿酬。除了支付稿酬，还将用‘选刊’这个平台，积极为作家争取权益。如，影视改编费。“2011年我们选载了吕金华的中篇小说《黑烟》（原发《长江文艺》），即通过我们的平台，促成影视公司以9万元买断了该作品的影视改编权。”

    这场《收获》与《小说选刊》的论争有愈演愈烈之势。对此，许多作家纷纷发表看法。原野认为：“有些省级文学刊物，全指望‘选刊’才能生存。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读者就只订《小说选刊》了，这对于原创刊物确有忽略。”他认为，‘选刊’和原创刊物不存在二元对立的问题。“事实上，文学选刊的存在，伤害不了《收获》这样的杂志。”

    刘亮程说：“文学是我们的心性、表达世界的方式。文学传播具有多样性，希望有一定的传播度。作家在传播领域是弱势的，作品在传播中能否受益是需要社会保障的。仅仅倾向某一方的利益是不合适的，多方满意是需要综合各方利益的。”

    文史学家、作家刘孝存说：“出于保护主义，任何强词夺理都是不合理的。”

转载是一把双刃剑

   程永新对记者坦言：“我们的诉求无意挑战文学选刊。我们所提出的‘拒载’也并非‘一刀切’，而是希望在《著作权法》的框架下规范转载。”他说，当下‘选刊’市场很乱——保护知识产权在港台地区和欧洲做得很好，但这个问题在内地存在这么多年，却没有人提出来。

    程永新强调，应该给原创刊物3～6个月的生存空间。《著作权法》以前有明文规定“给原创专用权1年”，修订后的法律中，这条规定却消失不明。“精品是经时间沉淀下来的。打时间仗，晚点儿，慢点儿，选有个性、有特点的文章。如果‘选刊’有足够的品味，就能够选出来。这样也能避免整个期刊阅读的单调性和同质性。”他说，“我们的初衷在于警醒‘选刊’，改善原创刊物的生存环境。”

    对于3～6个月的生存空间，大部分相关人士表示赞同。《上海文学》主编赵丽宏说：“原创期刊和‘选刊’刊登要有一个时间差，这是对原刊的编辑劳动的尊重。”

    作家叶兆言认为，应该“以所投刊物的法则为准”。他说，有些省级刊物，以转载为重要评价标准。有些刊物则根本不在乎被转载——其实转载是双赢的事情。

文学刊物如何双赢

    杜卫东说：“因为《收获》印数下滑，程永新先生就得出结论认为，传统期刊发行量‘向上是不可能的’，这结论未免过于武断。他说，传统刊物印数下降是‘全世界纸媒的命运’，同时又把 《收获》印数下降的原因归咎于文学选刊的存在，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文学期刊市场面临困局。我们面对即将跨进的电子出版时代，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我们不愿意也不想把精力消耗在这些无谓的争论上。作为文学名刊的主编，应该懂得尊重别人，尊重事实。‘扯淡’、‘窃取’、‘偷偷’，这样一类带有诋毁性的字眼还是应该慎用。我们是在争论问题，而不是泼妇吵架。”

    新媒体网络的游客留言说：“在某种意义上，‘选刊’的编辑更需要锐利独到的眼光，杀伐决断的勇气和果断。在全国上百种刊物中披沙拣金。这既要有广阔的视野，也要有前瞻的思路，对文学的前沿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有较高的审美和艺术眼光。”

    杜卫东对记者说：“我们并不是为了跟原创期刊争功。事实上，文学的园地之所以能够百花齐放，本来就离不开作家们的辛勤耕耘，也离不开原创文学期刊编辑们的精心编辑，对此我们也心怀敬意。但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当下文学边缘化的情况下，‘选刊’发行量相对较大，又受到各方关注，一些文学新人更容易地被推介到文学第一线。”

    程永新也表示，新媒体的产生，文学未来的出路在于两方面，一是宏观文学的整合，二是传统纸质媒体必须发展电子读物。内容是最主要的，但阅读方式的改变——比如苹果电脑、手机等新鲜事物，人们也必须得去学习。发行部门也要全面涉及电子读物。

    对于这场争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相武说：“原创期刊与‘选刊’本来是天然共生共存的关系，对文学期刊尤其对读者来说是好事情。优秀的作品，得很长时间才能产生。‘选刊’其实是在进行二度创作，优选才能同时实现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形成文化产业的‘产业链’。”

    “文学期刊优胜劣汰，只是近年矛盾激烈。与其争论，不如讨论，形成良性互动。原创期刊、选刊各自面向作者、读者、媒体，建立产权保护机制。就像电影产业，区分不同院线和档期，有一个游戏规则。但总的来说，应该综合治理，共生共存，互相推进——避免两败俱伤，化干戈为玉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