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希望把对我的关注变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

陶北

        如常的沉默和冷峻，如常的低调和羞涩，身着粉灰相间的条纹衬衫、卡其色便装西服的莫言似乎与往日没有什么不同。10月11日北京时间19点，莫言斩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霎时间，整个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国。一个星期过去了，“莫言”两个字仍然占据着全球各大媒体的重要位置。

　　10月18日，受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之邀，莫言在获奖后首次离开老家高密回到北京，参加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莫言文学座谈会。在会议的间隙，记者对莫言进行了独家专访。

　　记者：非常高兴能有机会面对面向你表示祝贺。2012年10月11日，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是一个欢喜之夜，也是一个不眠之夜，在无数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守望中，我们盼来了你获奖的喜讯。经过一个星期的沉淀，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奖项，获得这个奖项好像确实挺不容易的。但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全世界有许多杰出的作家，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在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作家，他们的作品也非常优秀，他们也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但是，瑞典皇家学院将诺贝尔奖授予了我，所以在高兴之外，我的内心深处仍深感惶恐。

　　记者：你的获奖不仅为世界提供了重新评价中国文学的机会，也打开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通道。

　　莫言：中国当代文学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我倒更想谈谈“莫言热”这个问题。我就希望大家把对我的热爱变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把对我的作品的关注普及到中国当代文学上，把对我个人的关注普及到所有的作家身上。因为我深知，跟我同时代的写作者，他们对我真诚的祝贺我都看到了，我对他们是心怀敬意，大家都写得非常好，所以我想随着时间的发展，会有更多中国作家的作品被介绍、翻译成世界的各种语言，并且赢得广泛的读者。

　　记者：这些天，你步入文坛的经历已经成为文学爱好者耳熟能详的传奇。当年，你为什么选择了文学这条道路？

　　莫言：当年我拿起笔来开始写作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过获什么奖项。

　　那时候，之所以要写作，我承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功利的因素，就是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另一方面，确实感觉到心里有很多话要说，有写作的冲动和欲望。今天看来，这种冲动和欲望就是对文学的迷恋和爱好，就是想用艺术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所看到的故事再描述给别人听的一种愿望。

　　你可知道，我小时候特别迷恋、特别崇拜的是什么样的人？是讲故事的人。我至今记得，在我们乡村的广场上，在我们的集市上，在寒冬腊月生产队的喂牛、喂马的饲养棚里，我们都可以聆听到各种各样的说书人，给我们讲述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故事。那个时候，我既是一个故事的聆听者，也是一个故事的传播者。每次，听了这样的故事，我就忍不住想将我听到的转述给别人，将那些精彩的片段重述给大家。于是，我回到家，对我的父亲母亲讲，对我的哥哥姐姐讲。刚开始，他们对我的这种讲述非常反感，但是很快他们会被我的这种讲述所吸引。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母亲后来也对我网开一面，允许我在集上听人说书，允许我到别的村庄里听人讲故事，也允许我深夜回到家中，面对很小的油灯，在她一边缝制棉衣的时候一边听我讲我刚刚听到的故事。当然，有的时候我记不全了，我就开始编造，按照自己的想象衔接我记忆的残片。当然，我的故事编造得还不错，以至于我很小的时候便成为一名说书人。回想起来，后来我从事文学写作，写小说、写剧本，可能就是从给我母亲讲故事开始。

　　记者：获奖以后，你的写作状态、创作体验，甚至是人生感悟有哪些不同？

　　莫言：很多不同。说实话，我很想努力地回到原来的状态，以一种初学写作的心态来写作，就好像我刚刚拿起笔、学习写作一样，而不是什么所谓的这个奖那个奖的获得者。

　　坦率地说，将近一个月来，我经历了一场人生的洗礼。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问题诸多的争论，如同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看到了人心、看到了世态，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也看到了我自己。

　　前不久，在高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也用“镜子”这个比喻回答了中外媒体的提问。曾经有人不解地问，什么意思？为什么会通过这个看到自己？我想说，这其实是时代提供了一种可能。十年前，没有互联网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那个时候我们只能看到报纸，只能听到别人传谁谁谁怎么评价我。现在，面对庞大的网络，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可以在上面展现，包括对我的赞誉，也包括对我的尖刻嘲讽、挖苦。特别是后者，尽管让我感觉不舒服，但我想还是有它的道理。所以不论是批评还是赞扬，都是对我有利的。我有一种感觉，我现在被放在了社会的显微镜下，我看到这个人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叫“莫言”的写作者，而我自己，反倒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站在旁边，看到大家指指点点、纷纷评价，这样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我必将是受益终身。

　　记者：你的作品总让我想起现代派的巨幅油画，线条游移、色块纠结、情感浓重，给人以沉重、甚至是无法承受之重的感觉。在你的世界里，我们不仅能够体会到原始的脉动、野性的思维、对命运无常的直面和悲悯，还有异常浓烈的甜酸苦辣、贴近大地的隐秘世界、变形夸张的原始悸动、极度喧嚣的语言渲染，你用你的作品创作了一个扎实、丰富、浩荡、磅礴，叫做“高密”的乡土世界，评论家说你将生活升华成了美学。你如何评价自己这些年的文学创作？

　　莫言：对这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我体会很深，感触很多。写一篇作品可能还比较容易，但是一直要不断地写作，可能难度很大。要不断地写作、不断创新，不愿意重复自己，实际上就要跟自己斗争，不断地要向自己发起挑战。所以我主观的愿望很强烈，创新的意愿也非常强烈。但是一个人总还是有限度，究竟能创新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每一篇作品都有新的元素，是不是自己所有的作品都没有重复，这个我不敢说。我知道我的创作有很多的问题，我知道很多批评家都非常敏锐地看到了我创作的弱项和不足，这几十年来我听到了很多的赞扬，也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很多的批评，包括很多非常刺耳的批评。赞扬鼓励可以使我继续前进，批评则使我做好准备。所以，我得说，感谢几十年来表扬和批评过我的朋友们，也感谢我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众多的媒体，包括诸多的网友对我文学创作的评价，对我文学作品的评价，以及对我个人道德方面、人格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评说。我觉得这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中国的乡土文学叙事有着深厚的传统。有人曾经将你比作鲁迅，但是在你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与鲁迅、赵树理笔下完全不同的乡村，它不仅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顽强生长的民间艺术，更有我们通常感触不到的意识之下巨大的心理冰山，影响甚至决定了你的作品的风格。

　　莫言：相比鲁迅、赵树理，首先我跟他们时代不一样，我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个人体验的社会生活不一样，这决定了我们文学作品的内容不一样。同时，也正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我现在所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信息，所得知的各种新的思潮，也是他们当时所不具备的。但是，从文学的技巧上，从语言的功力上，从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文化生活的占有上，我认为我与鲁迅、赵树理相差甚远，对他们我永远高山仰止，自知无法达到他们那种深刻和洞彻。

　　对于乡土文学的创作，除了时代因素之外，我有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我的作品更多的还是来源于对中国民间文化的接受。赵树理是一位对民风民俗非常非常了解的作家，他的作品里面更多地表现了民间的故事、语言等。我的作品可能比他多了来自民间的虚幻的、想象的、超现实的因素，这些恰好变成了我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将诺贝尔颁奖辞中“hallucinatory realism”翻译为“魔幻现实主义”，其实不十分准确，我认为翻译为“变形的”、“怪诞的”、“迷幻的”更为达意。

　　记者：说到变形、怪诞、迷幻甚至是魔幻这些概念，你觉得你作品中的乡土风情与你成长的东北乡有哪些变化和勾连？

　　莫言：高密县东北乡实际上应该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缩影。我里面写的人物、写的事件，有很多来自四面八方、天南海北，包括我小说里面描述的风景。像《蛙》里那条波浪滔天的大河，现在高密根本没有，高粱也根本不种了，包括福克纳、马尔克斯描写的戈壁、沼泽、沙漠，在现实中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记者：能否透露，你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莫言：我现在正在着手准备三部作品：一部戏曲的剧本、一部话剧的剧本、一部小说，到底先完成哪一部还很难说。戏曲讲的是一个神话故事，大约完成一场；话剧讲的是一个发生在国外的中国故事；小说的场景还设在我熟悉的高密县东北乡。

　　记者：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12月10日的获奖演讲中，你会说些什么？

　　莫言：说真话，说实话。其实，获奖演讲有两份，一份五分钟，一份四十五分钟，我都还没有准备，下一步我要思考的就是这些演讲。有人劝诫我要说这些，有人启发我要说那些，而我，更想以我的方式，讲出我的追求，也讲出我的真诚。按照瑞典皇家学院的规定，11月5日之前，我要将演讲的题目告诉他们；11月12日之前，我必须将演讲的稿件交给他们，以便他们翻译，因为演讲辞将以五种语言同声传译。

陶北

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莫言，主要理由是他代表了 hallucinatory realism 这种文学现象。这是一个关键词。但是，国内迄今译为“魔幻现实主义”（英语：magic realism）是不准确的，不仅将莫言现象和拉美现象浑淆，也会使汉语世界误解诺贝尔委员会的判断，不利于探讨莫言所代表的现象。
Hallucinatory realism 可直译为“幻觉现实主义”。如果按 关键词的内涵，译为“谵妄幻觉现实主义”或“谵妄现实主义”则更准确传神。文学中的“谵妄”现象虽然存在已久，“谵妄现实主义”却是一个新词，暗示诺贝尔委员会在莫言作品中看到一种特殊的文学乃至文化现象。
英语里有两个词都可以译为“幻觉”或“幻象”： illusion 和 hallucination. 不过，这两个词有重要的区别。和想象力相关的幻觉，可以用 illusion，却不可以用 hallucination。和莫言获奖原因相关的“幻觉”（hallucination）属于精神分析学的病理范畴。这种幻觉包括幻听、幻视、幻触等，是谵妄 （delirium）的表征，所以，指的是谵妄幻觉。
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是折射的关系，准确说是意味着的关系，而不是镜像那样的“反映”关系。长期以来，国内的文学观受“现实反映论”主导，潜移默化，我们下意识以为艺术只是某一种现实的附庸和奴隶，渐渐忘却文学艺术具有抗衡现实的价值。
文学中的谵妄幻觉现象丰富而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比如，某些作者可以更自主地使用谵妄幻觉，使所叙述的病态成为折射和反抗现实的艺术的一部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果戈里的《狂人日记》；那里面的“狂人”开始出现谵妄幻觉时，突然听懂了小狗的语言，接着出现身份的幻觉，认为自己是西班牙的国王，结果被送进大牢。正因为果戈里对当时俄国社会的不公正现实感到愤慨，他自主地运用了谵妄，为世界文学创造了一个原型人物和喻说。
有些作者创作中出现的谵妄现象，却可能是个人或社会病态的反映，可称之为“非主动的谵妄”。国外思辨理论对谵妄现象的研究论述很多。法国理论家克莉斯蒂娃就把非主动的谵妄现象当作一个特别话语研究。她承继和发展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认为谵妄话语往往是政治的压抑所致，展示“象征”和“符号”两种力量（即政治秩序和受压抑的个人）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此种谵妄是社会真实存在。学术界还有一种看法：谵妄幻觉如普遍存在，就成为文化现象，成为“谵妄文化”（hallucinatory culture）。
文学中纳入负面情绪和病态并非新事，且已形成现代文学（包括先锋派）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文学的发展，又扩充了负面美学的内涵。卡夫卡是负面美学成就最突出的实例。所以，诺贝尔委员会用“谵妄现实主义”这个词，虽然赋予莫言作品病态和负面情绪的涵义，对莫言的文学作品未必是贬低，甚至可能是肯定。
既然是“谵妄现实主义”，那么莫言作品中的谵妄和现实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莫言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两个倾向。其一，莫言作品没有果戈里或卡夫卡那样对现实尖锐的批评和抗衡。如果有批评，也不是呼之欲出的那种。或许，莫言试图用更隐晦的叙述来传达对现实的批评和反抗？这样的解读并非不可能。其二，作为中国当代语境中的作家，莫言的叙述不同于世界其他区域的作家（包括其他诺贝尔获奖作家）；他并不通过某个中心人物的内心冲突呈现他的倾向，而偏重于将历史和现实重叠，将故事和故事镶嵌。莫言喜欢规模，但他描写的荒诞，明显缺少外国作家的那种个性的支撑。莫言小说中对男女纠葛、性别和暴力做荒诞式的夸张，显出一种群体性，更接近畅销文学，而不是严肃文学。因此，莫言也许真的是在“反映”现实，而不是用艺术“折射”现实。他作品中的谵妄，多是一种谵妄文化的直接显现。
莫言曾经追随过现代先锋派的艺术，而后他的大量作品却囊括了畅销文学的特点。那么，莫言的谵妄现实主义，是艺术对谵妄的主动运用，还是被动、无意识地显现谵妄？他是以病态式叙述形成艺术对病态现实的反抗，还是现实病态本身的一个实例？还有第三种可能：莫言介乎这两者之间。诺贝尔委员会给了一个关键词，也提出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

童明
作者为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校区英语系教授
2012年10月15日

啊呜

谵妄幻觉现实主义，嗯，这个比较准确。但去掉幻觉之后，感觉病态成分增强了，看着不舒服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