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个被高估的美国当代作家

陶北

《中华读书报》记者　康慨报道　

    赢得文学大奖的作家就是最好的作家吗？怎样才能知道他们并非后人不识的庸才？得州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阿尼斯·什瓦尼（Anis　Shivani）8月7日刊长文于聚合式网络杂志《赫芬顿邮报》（huff鄄ingtonpost.com）时说，今天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殊为不易，因为美国已无慧眼识珠、沙里淘金
的大评论家，学院派的理论家们则看不起小说家，不仅认为自己的大著要比被他们解构的文学作品更高贵，更对当代文学毫无兴趣，所以评论界充斥着劣质书评家，自甘为出版巨头们做吹捧工具，嚷嚷着：皇帝确实穿着新衣。
　　什先生开列了15位被高估的美国当代作家，并附短评，用语虽猛烈，但并非没有我们平时难得一闻的洞见，因此摘要编号转写如下，每人略加简介，文末附有什先生对庸俗作品的定义：

　　（15）威廉·弗尔曼（William T.Vollmann），200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什先生认为他专长于妓女和春宫，乃三流品钦，不顾一切地要以数量而非质量博出位，其小说动辄千页，《举起举落》更长达七卷，共3352页。维京书局的编辑保罗·斯洛法克曾可怜巴巴地求他删掉部分文字，却收到弗尔曼的回信：“我确信有机会赢得诺贝尔奖……我相信此书可与（爱德华·）吉本比肩……终将被归入伟大经典作品之列。”

　　（14）谭恩美（Amy Tan），专长于妈妈、女儿和脏衣服，时常夹杂汉语词汇，如“心理分析文章只会让你hulihudu，让你眼前一片heimongmong”。谭女士貌似声张多元文化主义，实则扁平化了政治与历史，私人化了少数族裔被同化的恐惧与焦虑，不仅令排外的美国保守派政客们甚感宽慰，也忽悠着不明就里的美国读者，仿佛自己真的借此对亚洲文化多了几分理解。

　　（13）约翰·阿什伯里（John Ashbery），大诗人，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和全国书评人协会奖得主。20世纪后期美国诗歌的自我封闭，囿于个人小小感受而无力自拔的现状，当以阿什伯里为罪魁祸首。他在诗中展示自己懵懂的性欲，将后现代的异化结合于所谓思想的喧嚣，让现实沦为并止于语言。自从《凸镜中的自画像》（1975），他始终在拙劣地模仿自己。

　　（12）玛丽·奥利弗（Mary Oliver），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得主。“自然派”名家，美国最畅销的诗人之一，作品千篇一律，无非是时间，动物，坐着，观察，然后悟了。例如：早上5点，负鼠，后院，碎裂，它跑了；或：下午3点，猫咪，田野，何其真实，平静。奥利弗女士一年出一本诗集，其内容皆可互换。她根本不配与爱默生相提并论，两者之间的距离，就好比斯蒂芬·金与梅尔维尔一样遥不可及。

　　（11）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著名的诗歌评论家，美国政府人文领域最高奖———2004年国家人文基金奖的得主。什瓦尼说她是美国最平庸的批评家。新批评派的元老们还算有想像力，但文德勒对形式与结构的“分析”则完全扼杀了作品的诗意。解构理论消灭了人文主义的批评，让文德勒这样没人味儿的庸才轻易占据了学术高位。

　　（10）安东尼娅·纳尔逊（Antonya Nelson），小说家，1999年被《纽约客》选入“今日美国青年作家20杰”。她以一句三条隐喻的诗风，雕琢个人最最细小的感受，以此反映美国家庭生活的失序。其笔下只有酗酒者、嗜药者、吸毒者、通奸者和乱伦者。纳尔逊女士是个无趣的女匠人，从不直面现实，从不涉及历史或政治。

　　（9）莎伦·奥尔兹（Sharon Olds），艾略特诗歌奖和全国书评人协会奖得主，前纽约州桂冠诗人。自1980年起，奥尔兹女士始终如一，以一种血淋淋的、中世纪的风格抒写女性身体和有裸露癖的父亲，其诗作证明了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女权主义如何正在自我鞭尸。全美国的学院派女诗人们在一种受虐狂的心态中，奉奥尔兹为神明，因为她们认为，奥姐姐解放了她们，让她们能够直书那些禁忌的主题。

　　（8）乔丽·格雷厄姆（Jorie Graham），1996年普利策诗歌奖得主，美国诗院前院长。她将自己想像为当代大哲，维特根斯坦的传人，但她那些抽象的、伪哲学的、过于自重的、无中心的长句子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杂志和图书的版式设计人员往往被她疯狂的大长句搞得心烦意乱。近几年来，她对语言哲学的追求已让其诗作日益变得不可卒读。她的前辈是阿什伯里，她最大的鼓吹者正是海伦·文德勒。

　　（7）乔纳森·萨弗兰·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大受追捧的青年小说家，耶鲁大学写作课客座教授。所有这些被高估的作家都有一套蒙人的把戏，福尔尤擅此道，他是把戏套把戏，见风使舵，什么题材热就赶紧去披什么外衣。他以多元文化主义小说出道，再以时髦的后9·11主题掘金，可惜此人全无文学创新能力，只会亦步亦趋，步别人的后尘。

　　（6）茱帕·拉希丽（Jhumpa Lahiri），近年来最红最火的青年女作家，包括普利策奖在内，获奖无数。什先生认为拉女士是这份名单中唯一有可读性的作家。她以其不变的孟加拉知识移民主题，攀上了文学精英的金字塔尖，但从此固守这一利益丰厚的小生境，再不跨出半步。以拉希丽如此天分，广阔天地，本来大有作为，可惜止于谨小慎微。

    （5）朱诺·迪亚斯（JunotDíaz），2008年普利策奖和全国书评人协会奖得主。常言道慢工出细活，可惜迪亚斯让人等了11年的长篇大作《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不过是此前短篇故事的拉长版，没有语言节奏，只是将散乱的句子串在一起，直到串够一本书的长度。小说里的多米尼加人通通只想一件事：性交。呆瓜主人公奥斯卡一心找人破掉自己的处男身，这几乎就是故事的全部。他以虚假的动力和狂躁的音调描述一切，最后被人打死了，这令人挠墙的小说也就此莫名其妙地结束。也许有朝一日，迪亚斯除了呆瓜寻欢，还能用不那么幼稚的语言写点别的，不过我们可能要再等11年。

　　（4）路易丝·格吕克（Louise Glück），1993年普利策诗歌奖得主，前任美国桂冠诗人。她或许是庸才当道的最佳范例，亦与莎伦·奥尔兹一起，印证着美国女权主义的极度衰亡。她以对西尔维娅·普拉斯毫无生机的仿效出道，最终却由普拉斯愤怒的自白转向纯粹的家长里短，在琐事上故作忧愁，却对生死漠然视之。她单调的节奏往往被某些糊涂虫评论家误以为大度从容，实乃感情死亡后的心智麻痹。

　　（3）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1999年普利策小说奖得主。他借用弗吉尼娅·伍尔夫《达洛维夫人》写成的《时时刻刻》，实将伍女士的小说杰作降格为平庸的当代微尘，再次证明了今天要想成为成功的小说家，你只需东拼西凑，上忽下悠。

　　（2）比利·柯林斯（Billy Collins），前任美国桂冠诗人。在美国那些强颜忧愁的皇家诗人们面前，柯林斯就像个宫廷小丑，老大不小，还要卖弄天真：“要是走过大西洋又会感觉怎样？”别人空洞的阴暗映衬着柯林斯空洞的童真。20年来，他就是用此类屡试不爽的小把戏，精心打造其诗歌糖果的品牌，果然成为最畅销的美国诗人之一。

　　（1）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纽约时报》头牌书评人。什瓦尼认定她是庸才总头，“地球上最糟糕的书评家。”角谷女士对小说好坏只有一条判断标准：是否合乎她建立在20世纪中期写实小说之上的观念。她只有朴素现实主义一个模具，所以别想跟她玩后现代那一套，她一概不认。如果她喜欢哪本书，你最好像见鬼一样远远躲开，那必定是一本平庸之作。碰到她不喜欢的，你倒是可以考虑买来读读。如果她恨透了某本书，哇塞，你一定要立刻飞奔到书店，抢一本先！在角谷女士眼里，但凡好书不是契诃夫式的，就是詹姆斯式的，不是福斯特式的，就是厄普代克式的———她对这一套门清，只在书评里来回比较，拿作家新作跟其旧作比，跟所评作品全无干系的经典比，除了这些，她什么也说不出来。世界上最大的脑残庸人主义传播者之一就这样占据着《纽约时报》首席书评人的高位。

　　最后，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看看什瓦尼对平庸之作的定义：

　　“如果我们不识劣作，也便识不得佳作。”什先生写道，“劣作的特点是云山雾罩，自耀，自恋，缺少道德核心，以及文体凌驾于内容之上。佳作恰恰相反。劣作将注意力引向作者自身。此类作家背叛了现代主义的遗产，更不必说后现代主义。人终有一死令他们如坐针毡。他们对当今的重大主题保持沉默。他们渴望与政治毫无关系，他们功成名就。”

X

居然一个都不认识……

什先生的最后那段观点也很可疑。

我是美工

看过谭恩美和迈克尔·坎宁安
对这两个人的评价很准确。
说谭恩美仿佛自己真的借此对亚洲文化多了几分理解。
说迈克尔·坎宁安将伍女士的小说杰作降格为平庸的当代微尘，再次证明了今天要想成为成功的小说家，你只需东拼西凑，上忽下悠。

真是一针见血。

猪皮

文学市场上高明的作家，首先得是一个高明的骗子。
实实在在干活的作者只能是民工待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