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女作家卡什尼茨短篇小说两则

陶北

玛丽•路易莎•卡什尼茨（Marie Luise Kaschnitz，1901-1974)，德国20世纪著名女作家，德语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得主（1955）。出生于卡尔斯鲁厄市的一个军官家庭。在魏玛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图书贸易，先后在慕尼黑和罗马出版社供职。 1925年与奥地利考古学家卡什尼茨•魏因贝格结婚，随丈夫辗转于南欧和北非等国家，1974年卒于罗马。

20年代末，卡什尼茨开始文学创作，出版了两部长篇爱情小说《爱的开始》(1933)和《爱莉莎》(1937)之后，转入诗歌创作，第一部诗集《死者舞蹈与时间诗歌》（1947）抒写了对二战的印象，《未来的音乐》(1950)、《你的沉默——我的声音》(1962)、《再说一个词》(1965)等诗集为她赢得了抒情诗人的美誉。

叙事小说集《胖孩子》（1952）使卡什尼茨一举成名，作者自认为这是她最具震撼力的小说，情节最恐怖、叙述最新奇。1955年，卡什尼茨荣获格奥尔格•毕希纳文学奖，她在获奖感言中说:“我所有的诗歌，旨在表达对原始乌托邦的追忆和对精神与爱情构筑的新世界的渴望。企图让读者从诗歌里获得廉价的安慰，这本不是我的初衷……我始终铭记，要向人们倾诉发自肺腑的感言。”

除了诗歌和小说以外，卡什尼茨涉猎广泛，作品还有广播剧《亚宋的最后一个夜晚》(1965)、《陌生的声音》(1969)，回忆录《尚未确定》（1970），自传体小说《童年的房子》(1956)、《我到底去哪里》(1963)、《一天天、一年年》(1968)，并因此荣获了伊默曼奖（1957）、黑贝尔奖（1970）、罗斯维塔奖章（1973）等多项文学奖和荣誉。

下面介绍的《X日》和《去耶路撒冷旅行》均选自 1966年出版的《卡什尼茨短篇小说集》。二战中，卡什尼茨目睹和经历了法兰克福市的沉沦，战争的残酷和磨难赋予她直面现实的勇气，促使她的艺术观发生了极大转变，以反思自我为切入点，她由早期抒情诗中理想化的艺术风格，转变为对现实生活的悉心关注，开始了内心流亡。《X日》、《去耶路撒冷旅行》充满人道主义和基督教思想，以敏锐的眼光和细腻的感触观察和思考自己与身边的人和世界，揭示战争、疾病和现代社会对人的威胁和内心伤害，蕴涵了现代人对生活恐惧的切肤体验和对古典宗教神话的超验和直觉。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古典和现代联接在一起，这或许是她被各个阶层和年龄段的读者都接受并喜爱的原因所在，或许是她的整个精神和艺术存在——古典诗行里的现代主题，将地处两端的罗马精神和法兰克福情结紧密联系在一起。德国文学评论界泰斗马塞尔•赖希-拉尼奇赞赏说，她的作品极富品味和韵律。

陶北

张帆 译


     去年五月，我们城市里流行一种神秘的疾病。此后几个月里，绝大多数市民都患上了这种怪病。医生们对这种病的起因和病理，一无所知。他们只好用普通的强效药和止痛药治疗患者的发病症状——体力衰竭和极度心神不定。据说，医生们期待着对第一位死者进行解剖，以便获取治疗这一疑难病症的方法。大多数人担心会错过最新的药物或新的治疗方案，几乎天天挤在医生的会诊室里。医生们也不幸感染了这种病，但他们还是想尽办法，试图安慰那些没有卧病在床、而前来就诊的病人，向他们一再保证：尽管他们体力极度虚弱，紧张得瑟瑟发抖，但器官都是健康的；况且借助现代医疗技术，病情没有理由不好转，甚至还跟他们开些玩笑。可是，这种心理慰藉疗法维持不了多久，人们一出诊所，大街上满眼都是那些忧心忡忡、紧张抽搐的脸，他们又重新陷入忧伤和焦虑之中。

　　及至夏末，我们城市里的气氛已非常糟糕，随时都有被传染的危险。整个夏天，人们不许离开这个城市，所有人都陷入极度的恐慌和沮丧之中。许多人认为，要恢复健康，本应该去旅行——就连重病患者也想离开病床，因为他想当然地以为，就是在床上，而且只有在床上才遭受折磨。死，通常被人们视为最后的解脱，但死神姗姗来迟，至今还未降临。然而，人们早已开始互相观察对方，在最亲密无间的朋友的脸上窥探死亡的征兆。

　　我想讲一件怪事，它发生在十月份的三天里。在我就医的候诊室里，医生很有耐心，所以许多病人都来咨询他。第一天，早上九点钟，所有座位都已坐满了人，还有不少人站在椅子的夹缝中间。外面又冷又潮，候诊室的门厅里，亮着灯。挂衣钩上挂着一些棉大衣，大衣的主人们执着地、沉默地挨坐在一起。突然，有个男子开始讲起了故事，听口音不是本地人。没有人想听他讲故事，毕竟我们不是在耶路撒冷那样的天堂圣地，身处死亡边缘的人根本不会有心思听他讲故事。那人靠墙而立，对我们暗示不满的轻咳声无动于衷。最初，他的声音听上去像我们一样虚弱无力，言不成声，但后来却越讲越激昂，这引起了人们的惊讶和气愤。我朝他望去，他与大家一样，脸色苍白，中等身材，衣衫褴褛；中年人，却有一双孩子般明亮而单纯的眼睛。他讲的是一个男人在监狱里被老鼠吃掉的故事，以及各种令人作呕的经历。但是，他讲述这种糟烂事的倔强和勇气，最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所有人都津津有味地听他讲着。似乎，今天的会诊时间提前结束了。

　　第二天，犹如昨日重现，同一时间，几乎同样的病人等候在候诊室里。那个讲故事的陌生男子也在，他依然倚在护墙板上，准备开口讲故事，大家已经虚席以待，洗耳恭听，甚至对每位推门进来的病人不耐烦地发出唏嘘声，就像在剧院或音乐会上的气氛一样。但是，不一会儿，或许由于体力虚弱，或许缺乏兴致，那个陌生男子根本不想讲故事，只是一字一顿，断断续续，让人听起来感到很吃力，这些简单的词语杂乱无序，彼此毫无关联。但令人费解的是，不知为何，我们都在认真地倾听，每位被医生叫到的病人都迟疑地、几乎是不情愿地站起身。或许他说出的每个词语都唤醒了我们心中的某种回忆或希望，虽然是空洞的，但它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厚重。

　　第三天，候诊室里的气氛很亲切，几乎是轻松愉快的。那个陌生男子提议大家一起做游戏，他开始解释游戏规则：首先，需要一些椅子，于是人们从诊所的餐厅里又搬来了一些椅子；其次，音乐突然停止时，大家开始抢座位，但并非每个人都有座，因为少一个座位。此时，我突发奇想，是不是应该有架钢琴，用钢琴弹奏 “我到耶路撒冷旅行”的曲子？简直疯了，我心想，在候诊室里玩这种游戏，难道我们是小孩子吗？但是我没说什么，站起身，开始与其他人一起绕着这些椅子转圈，这里没有钢琴，那个陌生人用手指在一个鼓上敲打，这个鼓大概也是诊所餐厅里的一个家什，节奏令人压抑和不安，我们继续向前挪动，哧哧地笑着，轻声低语着，后来大家沉默不语，加快了速度，越来越快，短步急走，在嚓嚓的脚步声中，期待着鼓声结束。鼓声嘎然而止时，我们猛地扑到椅子上，这时，大家不再觉得这个游戏那么有趣了，而是非常担心、紧张，似乎占到座位是至关重要、生死攸关的大事一样，然而所有人都坐下来了，没有人站着，椅子根本不少——怎么会不少呢？——原来那个陌生男子昏倒了，他直挺挺地躺在靠门的地板上，他死了——

距离我们在候诊室里玩这个幼稚的游戏，已经一年多了。那场疾病已经得到控制，就连最顽固的病情也有了好转。我们的城市被解救——虽不是很肯定，但很可能 ——归功于第一位死者、那位讲故事的男子。此时在其他地方，如美国或澳大利亚，人们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可能也已找到了治疗这种可怕疾病的方法。即便如此，我还会经常回忆起那位奇怪的陌生人，和他那并不令人愉悦的故事，此时此刻，我突然发觉，自己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在桌子上敲打着，正重复着他鼓声中那令人难忘的节奏。我试图写下他时断时续说出的那些词语：黑莓丛——雨——霜花——子夜……为何偏偏是这些？

陶北

       您肯定知道，我指的是哪一天。X代表U１，U意指灭亡，未必是世界末日，但也近乎于此。我们的城市——所有房屋、学校、图书馆，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生活中的一切将不复存在。或许人类还会在某个角落苟延残喘，但也气数已尽，新生儿已被扼杀在胚胎里。

　　我满脑子想着X日，为它的到来深感忧虑。然而，在家人和朋友中，我是唯一为此担忧的人。我无法提及这个话题，否则他们肯定会说，算了吧，别杞人忧天了，即便有这一天，我们也会提早得知的。既然无法诉说，那我只好把这一天记录下来。X日肯定与往常一样日出日落，不过，您等着瞧吧。这一天是什么天气，我不得而知，但可以预测，那肯定是个好天气，夏末秋初时节，太阳花开了，但危机四伏，不过我们并非毫无防备，正如刚刚消停的那场政治危机一样，这个季节里已爆发过多次。

　　这一天，我一大早醒来，透过窗帘的缝隙，隐约看到九月里的晴空。看了看表，才七点钟，本可以让丈夫再睡半个钟头，但那种强烈的、不祥的预感，让我忍不住轻轻叫醒他，焦虑地说：“你还有时间，可以再多睡会儿。不过问题是孩子们，我的意思是，孩子们今天该不该去上学？”

　　丈夫从床上坐起身，揉着惺松的睡眼，疑惑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不去上学，是他们病了，还是现在流行一种传染病？你该昨天告诉我，昨天你怎么没说？”

　　“因为，”我回答说，“没有传染病，孩子们也没生病。昨天晚上我还不知道，现在才知道，今天是我们的末日。我认为，我们应该在一起。”

　　“我们的末日？”丈夫非常吃惊地重复道，“这是怎么回事？”说完，便大笑起来，嘲讽地说：“你别发疯了，一切都好好的，毕竟大家都知道，这种赌注不会有什么结果，最后没有赢家。”

　　“这话，你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边说，边在床沿上穿袜子，“事实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我的意思是，尽管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满不在乎，可是这一天到了，今天就是我们的末日。”

　　丈夫和颜悦色地在一旁看着我，建议我把信箱里的报纸取来读一读。我知道，从报纸上也得不到任何证据，因为“它”还没有发生，只要灾难还没降临，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份报纸会写：“准备好，你们要死了。”

　　丈夫自己取来报纸，给我读了几段话，无非是一些关于世界大国元首之间互发电报、互通电话的报道。丈夫心平气和地说：“喏，你看，人们看到出路，必将会找到这条出路。我刚才已经把孩子们叫醒了。”

　　“但是，今天他们不能去上学，”我说，“还有你，为了我，你也不能去上班。”丈夫在联邦铁路局上班。

　　“我肯定要去的，”丈夫说，“孩子们也要去上学，你怎么跟他们解释为什么不去上学？”说着，他把电动剃须刀的插头插进插座里，发出刺耳的嗡嗡声。我深知，丈夫根本不理解我的心思。

　　我穿好衣服，走进孩子们的房间。往常这个时间，房间里的气氛并不愉快，要么孩子们还赖在床上，只得掀开被子，拉他们起床；要么他们蓬头垢面地穿好了衣服，打开单词本或数学练习本，不耐烦地说，别烦了，今天我们没时间吃早饭。

　　我的两个儿子，老大12岁，老二10岁，他们这个年纪已不懂得温柔。我根本不指望早上能亲他们的脸蛋一下。而今天，我所说的这一天，他们竟然朝我迎面跑来，拥抱了我，这时我的心都碎了。

　　“为什么？”我故作镇静地问道，“今天根本没课，你们怎么起床了？”

　　“没课？”老大说，“你脑子出毛病了吧？”是啊，他就这么对我说话，甚至还用手指敲敲前额。原来，今天他们班要放映两个小时的电影。老二的班上显然也有秘密安排，他会不会课间休息时，约了同学偷偷去抽烟？鬼知道！反正在他们看来，今天是有趣的一天，是无论如何不能错过的一天。

　　“可是你们没有课！”我假装收拾床，以免跟孩子的眼光对视。

　　“你怎么知道？”老大阿尔诺问道。

　　“我听说。”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因为这会引起孩子们更大的怀疑。

　　“那我打电话问问。”阿尔诺心有不甘，急匆匆打开门。

　　我竭力阻止他，说 “别了，还是算了吧”，“也许你说的没错”。阿尔诺摇摇头，心里很纳闷。

　　丈夫也私下寻思着什么。等孩子们急匆匆吃完早饭跑开后，丈夫终于开口了：“像你今天这样，我根本不认得你了。”蓬头散发的我，眼泪滴在抹着蜂蜜的面包上。

　　“你说的对，”我说，“我也不认得自己了，但这恰恰意味着，肯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卡珊德拉的话也没有人相信过。”我向他讲起古罗马城邦庞贝，火山将全城湮毁，遗址后来被发掘，那些被熔岩灼烧的死者，摆着各种悲惨的逃亡姿势被陈列在博物馆里，令人瞠目结舌。最后我断言：“这样的灾难将降临在我们头上。”

这番话令丈夫十分恼火，他生气地看着我，一口喝光咖啡。幸亏，这时电话铃响了，平时总是我去接，但这一次他自己拿起了话筒。“是，是我，”他和蔼地说， “不，我还没出门，我可以去接您，很乐意。您不必出来，不着急。”我在寻思，这是谁，是他的男同事还是女秘书？反正这个声音告知人们，生活照旧，一切都将继续，没有死亡。

　　“你得原谅我，”丈夫说着，吻了我一下，“别想这么恐怖的事，会把你身体搞垮的，你的脸色苍白。”他还答应我，一旦听到消息，会打电话给我。说完，他和我告别，从挂钩上取下车钥匙。像往常一样，我听到轻微的关门声，和他在楼梯上飞快的脚步声。霎时间，我有些镇定，他说得有道理，我把自己、也把别人搞得快发疯了。

　　上午过去了，与往日没有两样。我们的生活条件相当不错，但我们没雇保姆。我照例干家务，收拾床，清扫灰尘，然后去购物。在商店里，我竖起耳朵仔细听人们说些什么。他们只是说些寻常的琐事，秋高气爽好天气，度假过的如何如何，苹果可能会便宜一些。当我试图把话题引到政治局势时，她们突然表示不好意思，纷纷推脱有急事，有人说去鱼店，有人说去火车站接姨妈，有人说去发廊美发。这些和我聊天、并匆匆告别的家庭主妇，只是面熟而已。

　　但是，在车站上遇见的这位先生，和我很熟，他是神父，我的两个孩子都在他这里上过宗教课。他穿着很世俗，头戴一顶巴斯克帽子，但这不妨碍我向他请教宗教问题。您好，神父，我说。他回应说：“您好，莱特太太，孩子们在干什么？我希望，学校组织他们出游。谁知道，这么好的天气能维持多久，或许今天是最后一天呢。”“是啊，”我震惊地说，“或许是最后一天。我们该怎么办呢，神父？我问您，我们该怎么办？”

　　神父很吃惊地看着我，但他很精明地察觉出了什么，于是说：“您不必担忧，莱特太太，上帝保佑我们。”“可是，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偏偏这时，电车呼啸着驶来，这位绅士摘下那顶巴斯克帽子，踏上那辆挤满乘客的电车。这位忠于生活的神父，是的，他就是这样，四处奔走，忙忙碌碌。

　　所有人都坚定地活着，我的家人、家庭主妇们和神父，唯独我除外，尽管我刚刚买了牛肉和半磅蘑菇。别人也看得出，我准备烧一顿丰盛可口的午餐——临死前的最后一顿午餐。但或许我只是为了让自己忙碌起来而已。

　　时候不早了。当我回到家时，已将近12点。我想，或许丈夫在此期间打过电话。现在，他正在开会，但是，最好我还是让人把他叫出来，尽管他难以容忍，甚至憎恶这样的做法。

　　“喂，什么事？”当我终于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时，他有些生气地问道。我说：“没事，只是，我回家晚了，或许我错过了你的电话。”“我的电话？”丈夫惊讶地问，“为什么我应该给你打电话？”这时，我只好故作关心地随意问道：“火车开吗？”我的声音在颤抖。“宝贝，”丈夫说，“这个，我怎么知道？我们又不在火车站大楼上开会。当然火车在开，你为什么这么问，你要出行吗，还是出了什么事？”

　　“只是问问而已。”说完，我便挂了电话。半个小时过后，我在厨房里忙碌着，嘴里反复念叨着丈夫说的话，一会儿感到很欣慰，一会儿又焦躁不安。终于我按捺不住，跑去学校，两个孩子上的是古滕贝格中学。

　　恰巧，校长正站在校门口，和房屋管理员谈话。校长摇晃铁栏杆，显出一副担忧的神情。显然围栏不结实了，需要加固。

　　“您好，校长先生！”我走上前责问道，“您不认为有必要让孩子们回家吗？或许您得到的是令人振奋的消息。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

　　“为什么？”校长十分吃惊地问，“我应该让孩子们回家？”他那样看着我，似乎我缺乏理智。

　　我随即敷衍说：“是啊，究竟为什么啊？您问得很有道理。”我从他身边径直向前走去，他在身后迟疑地看着我，连房屋管理员也怀疑地看着我，但是他们无权阻止我走进校园，去接走我的孩子。一会儿就要打铃了，最后一节课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时，从体育馆里走出了一群学生，我认出了阿尔诺，我兴奋得涨红了脸，心想，假如此刻末日降临，我们至少还见了最后一面。

　　可是，没想到，阿尔诺和他的同学们从我身边径直跑过去。等所有学生走到拐弯处时，他又走回来，生气地说：“你在这里干吗？你让我多没面子啊，你到楼上初一班找克劳斯吧，不过他也会不愿意在这里见到你，这里不是幼儿园！”

　　“算了，算了。”我悻悻地转过身。谢天谢地，校长已经不在校门口了。

　　午饭几乎做好了，也就不急于回家了，我在街上慢慢遛跶着。在拐角处买了一张报纸，上面的内容和早报一样。许多人行走在路上，女人们身穿红色和蓝色的连衣裙，挤在花摊周围，买束太阳花，小心翼翼地捧着。可惜没有人会度过这个夜晚了。我想到“恐怖”这个词，念叨了好几遍，这个词如同闪电霹雷一般，开始在我脑海里肆意轰炸。

　　想着想着，已走到了我家的楼门前。走上楼梯，孩子们扑了过来，他们饿坏了，但心情很不错。老大好像已经忘了我去过学校的事。

我们吃完午饭后，阿尔诺说，“别听收音机了，还是帮帮我吧，我们要写一篇关于威廉•退尔的德语作文。盖斯勒的谋杀是不是复仇行为？”

　　“是，”我边说边打量着他那平滑而美丽的前额和结实的胳膊，“也许是吧。我想听听新闻，你去坐下。”我看看手表，已经到了新闻时间，但电台没有播放新闻，而是在放流行音乐。

　　“退尔是怎样的一个人？”阿尔诺问道，“你什么看法？”

　　退尔？对，我顿时想到了“撤退”，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和小巷，离开这里！我的表停了，所有人的表都停了，然而无人察觉。不，有一个人知道，电台里的这个人，他播放流行音乐而不播报新闻，这个人肯定知道这一切，他将送我们去死。

　　老二埋怨道：“帮我清洗清洗玻璃鱼缸，行吗？爸爸说，鱼儿要憋死了，如果它们憋死了，爸爸就不会再给我买鱼儿了。”鱼缸里的水成了浑浊的脏水，一眼望去，那漂亮的鱼尾巴像灰色的影子一般在游动。憋死，我心想，或许我们也将会憋死。

　　一个被宣判死刑的人，在他生命最后一刻会做些什么？无论如何，他绝不会写德语作文，更不会去清洗鱼缸壁上的黏液。“我想给你们读点东西。”我边说边跑到书架旁，歌德的《激情三部曲》，这不适合孩子；让•保罗的《金星》，随便吧，什么书都行，动作快点，赶在他们反驳之前。我开始朗读，读得很快，却经常打梗，孩子们怎么可能理解这些话？他们不必理解，只需将一些诗人写的话一起带进地狱，所有民族将集体踏入黑暗世界，一个身影挨着一个身影，所有人都没有表情。我朗读的时候，老二正全神贯注地用一个小鱼网捞鱼，把它们放进一个装果酱的玻璃杯里；老大则把足球小人画到纸上。没过一会儿，他打断我，礼貌地说： “很棒，老妈！可是我必须写这篇作文，我没功夫听。”“好吧。”我心想，还是听天由命吧。那么，听天由命又该做些什么呢，生命结束前，没法列出一个清单，写好应该做的事情。

　　我想把末日的真相告诉孩子们，但这样做也很可怕。“几点了？”我喃喃自语着。还是等丈夫回家再说吧，或许他打听到一些消息。五点刚过，丈夫回到家，他没有任何消息，也没提起我打电话的事。我望着窗外，所有车辆都开往一个方向，驶出这个城市，没有一辆开进城市。逃离是情理之中的，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身为公务员的丈夫是不允许这样做的，所有人不能逃跑，也不得将这种恐慌气氛升级。

　　六点左右，关系要好的一对夫妇打来电话，邀请我们明晚去听音乐会。门票我们也有。我打电话给售票处，问音乐会是否如期举办。对方反问我，为什么不？或许恐慌气氛还谈不上，而且关于车辆逃离城市的论断，我也肯定搞错了，人总是很容易胡思乱想。

　　丈夫把工作带回家，正在写字台旁忙着，孩子们在院子里踢足球。我翻出几本旧相册，把它们捧到丈夫的工作室里。“这是当时的我们，”我说，“婚礼过后的那几天。这是老大，当时他才一岁。这是我们在波西塔诺度假，你看啊，我们攀岩，划船。”每一张照片都唤起了一些林林总总的回忆，风景、谈话、争吵和温存，日日夜夜，整个生活重新浮现在眼前。虽然我无法向丈夫表达海誓山盟，但我可以让他感到，我们最后一天的生活充满爱。我小心翼翼地把第一本相册推到他面前的文件上面。“啊哈，”他和气地说。随意翻看了几张老照片，接着他看了看表，说：“我们能不能晚上看，或者星期天，现在我很忙。”

　　我也看了看表，快七点了，太阳下山了，白天总算过去了。但我知道，X日还没有过去，该发生的迟早要爆发。半个小时过后，丈夫喊孩子们吃晚饭。因为他们经常磨磨蹭蹭，所以饭前两个孩子、父子间总会有些争吵，说些气话。假如此时此刻，末日来临，我们必定是说着这些气话，怀着世界上一切旧有的仇恨，一起走向灭亡。

　　晚饭我们总是吃冷餐，我们从不在饭前祈祷。但现在例外，我站在椅子跟前，双手合十，孩子们十分惊讶，丈夫也厌烦地看着我。但我还是竭力去做，念叨了一小段小时候学会的祷告词，而后红着脸，还说了一些杂乱无章的话，感谢我们的生活，请求安然地死去。

　　我觉察到，丈夫想打断我的话。他以坚决的口吻说，“现在我们吃饭。”他一屁股坐下，孩子们也坐下来，长长地松了口气，问我们饭后是否可以和他们一起玩，比如，用汽车商标玩牌。这种游戏我觉得很无聊，但丈夫痛快地答应了。“好啊！不过，玩之前我们要听听新闻。”他朝我瞥了一眼，或许他想，“这样会让她心情平静下来，谁知道，她还会干出什么蠢事，今天她的心情实在糟透了。”

　　“是啊，”我说，“我们可以试试，但不一定能行，中午就没播新闻，放的是流行歌，还有一首意大利语歌，没有新闻。”

“看看吧，”丈夫说，“现在整八点了。”我们走进起居室，打开收音机。我们坐在椅子上，期待着熟悉的声音出现。可是出乎意料，听到的是另一种声音，一个完全无法描述的、哀怨的、波涛汹涌的怒吼声，上下翻腾，像一种妖怪，但又不像。或许它不是从收音机里发出来的声音，而是从外面传来的，它简直令人疯狂。只见丈夫弯下腰，转动收音机按钮，双手苍白，前额青筋蹦突。孩子们也吓呆了，问：“爸爸，怎么回事？妈妈，怎么回事？”小儿子的手使劲抓住我的胳膊。

　　“怎么了？”我突然愉快地说，“这个破东西，肯定出故障了，我们不去管它了。玩牌！快去，拿牌来。今天有奖品，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我在抽屉里藏了些好东西，我现在去取来。哎，克劳斯，把椅子摆好。”丈夫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恐惧。我本想过问，但转念一想，又改变主意，意识到只有生活能够拯救生活。我跑到卧室的柜子前，一个漂亮的、印着星星图案的蓝色的球，一只手电筒和一辆消防车。这么大，我得把它们藏起来。我把奖品裹在浴巾里。“你过来一下。”丈夫低沉地说。是的，他的声音很低沉。我走进起居室，笑着，胳膊下面掖着那些裹起来的奖品。怒吼声依然清晰，我们得用别的声音来压过它。我们有留声机唱片，甚至还有那首意大利的流行歌曲。我放上唱片，是交响乐，声音很响。这时，老大已经发好了牌，喊着：“谁先开始？还是我吧。爸爸，你的载重汽车下面有没有大力士？”丈夫大声回答：“很遗憾，没有。”

　　是的，就是这样。卡珊德拉的情况有所不同，肯定是因为她没有丈夫和孩子，需要向他们撒谎，正如现在我欺骗丈夫和孩子们一样，虽然跟直接告诉他们——你们要死了，为什么你们没有相信过我的话——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我没有说。在这漫长一天的最后时刻，我终于醒悟，原来我在欺骗自己。这一天快过去了，不会发生什么事，于是开始制定明天的计划，我大声说：“明天是星期天吗？哦，不，不是，没关系，等到星期天，我们开车去湖边，你们听到了吗？”孩子们大声喊道： “我们可不可以带上折叠船和游泳衣？”尽管我知道，现在游泳，水太凉了，但我还是说了声“行”。

     或许，就在这一刻，将会发生我无法描述的那一幕：极度恐惧，跳起身，到处乱窜。将来有一天，人们会找到我们，找到我们的尸骨，干瘪的喉咙和分叉的手指。上帝知道，我们手里曾经拿的是什么，或许是扑克牌。只是，能找到我们尸骨、并会想起我们这家人的人们也已不在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