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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钓鱼的部分非常美好,其他的感觉被稀释了。如果没有对喝酒这个意象的高频率的重复和强调——直接呈现不加渲染,充满人物的生活,成为最明显的主题:带着醉意,醒来又面对痛苦,爱情的、身体的等等——《太阳照常升起》就不会是一个隽永的小说。海明威通过将一个意象的不停重复、平淡的咏叹,意象后面的象征甚至不具暗示性,他不带明确的暗示性在写,只是通过重复达到暗示,使平淡的东西意味深长。一个单纯的意象的反复出现,越单纯、越无目的,整体所达到的效果越深远。在写之前,海明威应该已经知道了如何达到他所需要的不去象征而充满象征意味。这样的小说不具有太多神奇之处,这样的小说单纯、隽永,让人印象深刻,并且具有风格化的特点。
杜拉斯也常常这样写,与海明威不同的是她常常缺乏写作的大局观,她常常不同于别人从小说的外部一步步建构起作品的方式而采用直接从内部往外扩张的方法。海明威的小说有着传统小说合理、让人欣慰的结构,对杜拉斯的小说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就是她所书写的核心。她的小说常常是核心坚硬,外面的花瓣不规则不合理甚至畸形。海明威是建构型的写作,杜拉斯是辐射型的写作。海明威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必要的,都属于小说的主旨和内容;杜拉斯的许多句子并不为主旨和内容服务,它所激发的并非是读者对作品的更好感受,而是使她得以继续写完一本书的材料。在这点上,海明威更为“传统”,杜拉斯更为“观念”,她首先有了写作的想法,于是去寻找写作的内容,保留下写作的痕迹,目的只有一个,写出一本书,这一点在《爱米莉·L》这个作品中直接体现。
杜拉斯的写作意识比她所写的小说更具价值,而对写作意识价值的衡量从来没有进入文学史的讨论范围,她作品的价值因此被低估甚至被忽略,人们提到杜拉斯,首先提到的是《情人》,首先是从主题上进行讨论。文学史中只在新小说这一章节对她提上一笔,事实上她的写作比许多新小说家都更“新”,更不用说比后来图森们的“新新小说”更具有革命性力量,“新小说”解放了小说的方法论,“新新小说”运用这种方法论进行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事实上是对已存在的世界观的重述),而杜拉斯实现了艺术家就是那个点石成金的人,她早期的作品有明显的“以世界观看世界和自我”的特点,越到后期,越是从“以我观看世界”的角度发力。这种写作与其他小说相比,其伪装性大大减弱,是更为赤裸的写作,这种直接将作家暴露在太阳底让人不断衡量批判的做法最大程度地考验一个作家的才能和魅力。
当然,这种暴露并不是自我暴露型的写作,不是热内的《小偷日记》,她是直接以才智在写作,她知道自己有这种才智,所以她写,她写是直接写自己的才智,她并不是因为自己有故事才拿起笔写,更不是所谓的“作家的使命感”,她没有这种写作上的虚荣心,才智不是虚荣心,恰恰相反,是羞耻感,她的小说杜绝了虚荣心和羞耻感,因此她与写作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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