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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铮(liu zheng) 摄影
我生于中国河北省武强县的农村，武强是中国五大年画产地之一，我的外婆娘家就是世代生产武强年画的重要家族之一，在解放前家族逐渐没落，到后来成为普通的农家，连家传的一间屋的年画刻板也在文革间被付之一炬，所以后来出生的我没能看到这个版画世家当年的繁荣，只是从外婆身上还能多少感受大大家闺秀的气质。
我的童年就生长在这样一块有浓郁乡土观念的土地上，到四岁时我随家人离开了这里去了中国最大的煤碳生产基地——大同。父亲是当时河北仅有的几个大学生之一，文革后他被派到大同工作，所以我就有了第二个家乡大同。第二年我又回过一次武强，是因为外公去世，现在回想起来那次可能是我对家乡记忆和感受都是最深的一次，农村的丧礼和城镇相比隆重而且特别，我深深得记的外公去世前的最后场景，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当时他已八十三岁，身上很瘦，在我，后来的艺术经历中我又曾很多次地面对死亡的场景，与这次童年时第一次直面死亡有一种说不清的必然联系，这是一个令人一生都不能忘怀的葬礼，它的很多的场景都极其相似地出现在了我的作品之中。
大同是一个文化闭塞的地方，虽然它也曾是一千多年前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王朝北魏拓跋涛王朝的都城，这里有著名的云岗石窟，这个在我童年时就刻在我心中的伟大艺术品曾多次出现于我的照片之中。我从小喜欢绘画，但是却一直没能得到父母的支持，相反他们一直都是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绘画是一条毫无发展前途的道路，因为他们年画世家的家史和经历让他们人为绘画只是服务于富人的艰苦工作。我的学画历程都是在很大的反对压力下进行的，我从未有过一个老师，只是一个人画，我画的是传统的中国画，我只是在机械地临摹国画家的作品，这个爱好一直到我大学时达到顶峰。我是87年来到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光学系读书的，之所以报考这样一个理工学科也是父母出于我今后工作的考虑，我很顺从父母的建议，然而到我三年级的时候我几乎已不能再继续忍受无聊的课程，而当时也是中国绘画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我不能满足当是国画的状态，而又无发确定以后的方向，而就在我身限痛苦、甚至于开始考虑退学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转机，就在这个时候学校开设了摄影选修课，虽然只是对摄影的简单常识的介绍，却让我的艺术道路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开始沉迷这种全新的形式中，全然忘记了绘画给我带来的忧虑和痛苦。
从90年到目前这一段时间，对中国艺术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变期和成熟期。改革开放给人们思想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在艺术品上得到充分展示，而摄影也和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脱胎换骨的蜕变。而我的创作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这变化，这是一种必然的反应。在这期间，新闻记录为主体的中国摄影格局自行瓦解，位居其次的沙龙摄影也被大大削弱，人性化和个性化的作品开始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96年我和朋友一起创建了一本民间流传的手工摄影刊物《新摄影》，我已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在驱使着我，逐渐地这种力量变成了一种信念，很多年来，是这种信念陪伴我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而《国人》也是这一时期挣扎和抗争的产物。
《 国人》创作于94至2001年，在这期间我去了中国的很多地方，其实很多的思考都是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的，我的拍摄是从中国的传统宗教——道教入手的。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我是一个至今也无宗教信仰的人，在拍摄期间，我曾好奇地接触了怀有各种信仰的人们，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等，我试图从信徒们身上找到让我能够皈依的所在，我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我的心灵始终只能处于流浪的状态，而我所留下的其中这些关于宗教的影像也就成为我心灵飘流的一个印证。这是一个在努力寻找自我的过程，在几年的拍摄过程中，我剖解着自己，就象一个失忆者在努力知道自己的身份和过去，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后来我慢慢知道其实好奇带给自己的往往是始料不及的巨大伤害，在关于死亡这一主题的拍摄过程中，我深深的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痴迷于对死亡的追逐，有段时间，似乎只有与死者相伴才有片刻的安宁，似乎只有与冰冷的尸体才可能构成交流，生命的脆弱和不确定让我消沉和沮丧，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消极厌世，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只是怀有一个孩子般的好奇，打开了一个不该打开的盒子，这个盒子可能是人的一生中都不要试着去打开的。中国有太多这样神秘的盒子，人们很习惯于它们的存在，但很少有人关心里面究竟装着什么，很久以来，人们已不再拥有这样的好奇。
《国人》的拍摄中，我经历了很大的矛盾，到1996年的时候，我几乎不能再继续我的工作了，因为我感觉到了现实已经成为我创作的一个障碍，冲出现实成为我最大的冲动，有很多前所未有的离奇影像开始出现在我的脑子里，这时我被一种巨大的力量驱使着，我辞掉了摄影记者的工作，开始在摄影室中创造我自己的影像世界。在一年之中，我创作了《三界》最初的一组照片，《三打白骨精》成为当时我的代表作品，从此，一直深植我心底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开始和我的艺术创作发生了直接关系，在一年后我强迫自己回到了《国人》的创作中，又继续开始在中国大地的旅行，可以说我是更加自由地完成了作品的后半部分，有些场景和静物出现于我的作品中，生和死，虚与实，真与假的概念在我的影像中被模糊了，这次完全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自由探寻
刘铮(liu zheng) 摄影，北京
自述-----我的艺术历程
刘铮
《国人》
我生于中国河北省武强县的农村，武强是中国五大年画产地之一，我的外婆娘家就是世代生产武强年画的重要家族之一，在解放前家族逐渐没落，到后来成为普通的农家，连家传的一间屋的年画刻板也在文革间被付之一炬，所以后来出生的我没能看到这个版画世家当年的繁荣，只是从外婆身上还能多少感受大大家闺秀的气质。
我的童年就生长在这样一块有浓郁乡土观念的土地上，到四岁时我随家人离开了这里去了中国最大的煤碳生产基地——大同。父亲是当时河北仅有的几个大学生之一，文革后他被派到大同工作，所以我就有了第二个家乡大同。第二年我又回过一次武强，是因为外公去世，现在回想起来那次可能是我对家乡记忆和感受都是最深的一次，农村的丧礼和城镇相比隆重而且特别，我深深得记的外公去世前的最后场景，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当时他已八十三岁，身上很瘦，在我，后来的艺术经历中我又曾很多次地面对死亡的场景，与这次童年时第一次直面死亡有一种说不清的必然联系，这是一个令人一生都不能忘怀的葬礼，它的很多的场景都极其相似地出现在了我的作品之中。
大同是一个文化闭塞的地方，虽然它也曾是一千多年前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王朝北魏拓跋涛王朝的都城，这里有著名的云岗石窟，这个在我童年时就刻在我心中的伟大艺术品曾多次出现于我的照片之中。我从小喜欢绘画，但是却一直没能得到父母的支持，相反他们一直都是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绘画是一条毫无发展前途的道路，因为他们年画世家的家史和经历让他们人为绘画只是服务于富人的艰苦工作。我的学画历程都是在很大的反对压力下进行的，我从未有过一个老师，只是一个人画，我画的是传统的中国画，我只是在机械地临摹国画家的作品，这个爱好一直到我大学时达到顶峰。我是87年来到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光学系读书的，之所以报考这样一个理工学科也是父母出于我今后工作的考虑，我很顺从父母的建议，然而到我三年级的时候我几乎已不能再继续忍受无聊的课程，而当时也是中国绘画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我不能满足当是国画的状态，而又无发确定以后的方向，而就在我身限痛苦、甚至于开始考虑退学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转机，就在这个时候学校开设了摄影选修课，虽然只是对摄影的简单常识的介绍，却让我的艺术道路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开始沉迷这种全新的形式中，全然忘记了绘画给我带来的忧虑和痛苦。
《国人》
《国人》
《国人》
《国人》
《国人》
从90年到目前这一段时间，对中国艺术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变期和成熟期。改革开放给人们思想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在艺术品上得到充分展示，而摄影也和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脱胎换骨的蜕变。而我的创作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这变化，这是一种必然的反应。在这期间，新闻记录为主体的中国摄影格局自行瓦解，位居其次的沙龙摄影也被大大削弱，人性化和个性化的作品开始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96年我和朋友一起创建了一本民间流传的手工摄影刊物《新摄影》，我已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在驱使着我，逐渐地这种力量变成了一种信念，很多年来，是这种信念陪伴我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而《国人》也是这一时期挣扎和抗争的产物。
《 国人》创作于94至2001年，在这期间我去了中国的很多地方，其实很多的思考都是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的，我的拍摄是从中国的传统宗教——道教入手的。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我是一个至今也无宗教信仰的人，在拍摄期间，我曾好奇地接触了怀有各种信仰的人们，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等，我试图从信徒们身上找到让我能够皈依的所在，我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我的心灵始终只能处于流浪的状态，而我所留下的其中这些关于宗教的影像也就成为我心灵飘流的一个印证。这是一个在努力寻找自我的过程，在几年的拍摄过程中，我剖解着自己，就象一个失忆者在努力知道自己的身份和过去，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后来我慢慢知道其实好奇带给自己的往往是始料不及的巨大伤害，在关于死亡这一主题的拍摄过程中，我深深的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痴迷于对死亡的追逐，有段时间，似乎只有与死者相伴才有片刻的安宁，似乎只有与冰冷的尸体才可能构成交流，生命的脆弱和不确定让我消沉和沮丧，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消极厌世，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只是怀有一个孩子般的好奇，打开了一个不该打开的盒子，这个盒子可能是人的一生中都不要试着去打开的。中国有太多这样神秘的盒子，人们很习惯于它们的存在，但很少有人关心里面究竟装着什么，很久以来，人们已不再拥有这样的好奇。
《国人》的拍摄中，我经历了很大的矛盾，到1996年的时候，我几乎不能再继续我的工作了，因为我感觉到了现实已经成为我创作的一个障碍，冲出现实成为我最大的冲动，有很多前所未有的离奇影像开始出现在我的脑子里，这时我被一种巨大的力量驱使着，我辞掉了摄影记者的工作，开始在摄影室中创造我自己的影像世界。在一年之中，我创作了《三界》最初的一组照片，《三打白骨精》成为当时我的代表作品，从此，一直深植我心底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开始和我的艺术创作发生了直接关系，在一年后我强迫自己回到了《国人》的创作中，又继续开始在中国大地的旅行，可以说我是更加自由地完成了作品的后半部分，有些场景和静物出现于我的作品中，生和死，虚与实，真与假的概念在我的影像中被模糊了，这次完全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自由探寻。
《三界》
《三界》
《三界》
《三界》
从2001年，我开始进入一个创作的休眠期， 对我来说《国人》这个关于现实的影像旅行已经结束，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当年《三界》的梦想之中了，如何确立自己的艺术语言？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试验，这个过程甚至于比从前拍摄的过程还要让人疲惫有是甚至沮丧，我经历了很多次的失败，今天很多的问题已不再是问题，《四美图》如同是一扇门，我知道在那间房子里装着什么，它们在诱惑着我，我现在所要做的就是继续我的梦想的旅行。
我将永远不会远离我的祖国和同胞，我的作品是属于他们的，虽然今天看来，艺术似乎和这片土地和人群太过遥远，希望不久之后这种状况能够改变。
历史多么的有趣而荒诞啊，也许历史正是人类的荒诞记录，而战争是人类的正史，屠杀是人类的本性。和平太短暂，只是斗兽片刻的喘息。 我从思考<革命>这个命题开始，到今天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从当时的一个模糊的认识到今天一个明确的概念，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我认为这个作品的明确的目的就是创造一重崭新的观察方式， 一种新的视觉语言。或者说是总结一种视觉语言，这就是用活人去模仿死者或者静物（雕塑或者蜡像），在这样一种差异之中接近真实。我觉的艺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纯粹精神的产物，它在出现之前已经存在于艺术家的头脑之中，在成熟之前有一个长期的修正的过程，而一但明确观念之后就只是自然的流露了，似是而非是一种高的境界，要用各种手段去完成和实现。现在想来，从前在行走之中所见到的都已深深的扎根于意识之中，在前几年中分明有一种潜藏的力量在牵引我走向我的目标，虽然在当时这个目标是模糊的，然而我确信我早已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它的一些，我只是不知道怎样去逼近它。现在看来一切都是注定的了，长久的探寻和失败让我能够不得不理智的判断每一个选择，艺术的探求是有规律可寻的。我在浑囤之中走了多年，迷失了多年，而今天我才凭借一种直觉找到了我所期待的出口。我敢肯定当初我在找的就是它，虽然我也曾怀疑它是否存在，这将是一条道路了，他将引领无数的人穿越这条曾经黑暗的隧道，我很欣慰。艺术能做到的也许就是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向真理接近一点点。自由是无尚崇高的，然而有几人能真正的摆脱最心底的观念上的滞梏呢？这需要怎样一种叛逆的勇气呢？我向往那样的境界。
2004年4月15日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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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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