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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沈慢

穆齐尔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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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6 15:47:13 |显示全部楼层

PS1:打着打着读着读着觉得录这篇是在浪费时间,什么乱七八糟的,有人觉得想看我再继续录!
PS2:接下来只录我喜欢的。哼。我自己都不喜欢的还录它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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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6 20:44:36 |显示全部楼层
不能点评了,就插个队。
这段挺好看的,对照《西方的没落》,感觉就有了。
方便的话请把录完这篇吧,多谢。

下面的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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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6 21:31:14 |显示全部楼层
此岸 发表于 2014-6-26 20:44
不能点评了,就插个队。
这段挺好看的,对照《西方的没落》,感觉就有了。
方便的话请把录完这篇吧,多谢 ...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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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7 10:37:07 |显示全部楼层
沈慢 发表于 2014-6-26 21:31
好。

   
哈哈,病句也引用了,留着吧。

原本是“方便的话,请把这篇录完,后面随意”。
发帖前觉得有些无礼,就加了个理由,随手改了这句,却留下“把”字。
   

点评

沈慢  是20,改了  发表于 2014-6-30 09:30
沈慢  明天去公司看看,书在公司里。  发表于 2014-6-29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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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7 10:49:52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沈慢 于 2014-6-27 11:00 编辑
此岸 发表于 2014-6-27 10:37
哈哈,病句也引用了,留着吧。

原本是“方便的话,请把这篇录完,后面随意”。

没有无礼~我说过有人想看我会录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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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7 14:22:37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沈慢 于 2014-6-30 09:29 编辑



    根据对象的不同,思想的关键要么是经历的概念性,要么是它们变动不居的特性,一旦弄清楚了这一点,人们就会理解那种不仅仅是由斯本格勒在活的和死的认知之间所做的区分,不需要任何神秘论。那些人们在学校里能够学到的东西,知识、理性秩序、从概念上加以定义的对象和关系,人们可能学得会或者学不会,可能记得住或者忘记,它们可以像一颗削去棱角、打磨得很光滑的骰子一样被塞进我们头脑里,或者从中取出来:这样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死的;它们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是情感的反面。精确性、正确性扼杀生命,能够被定义的东西、作为概念的东西,是死的,是僵化,是骷髅。一个单纯的理性主义者在他的兴趣范围内大概永远没有机会去体验这一点。但是在某些精神领域中,人们每走一步都会有各种体验,在这些领域中,如下定理是有效的:认知是重新记起(或者——我过去曾经指出过——是黑格尔的三段式:正题、反题、合题,这种三段论恰恰在黑格尔应用它的地方,即理性领域中,是无效的。)在这些领域中,词语不描绘任何被确定下来的东西。它们是活的词语,在意志和情感交汇的瞬间,它们满载着含义和智性关系;一个小时之后它们就不再言说任何东西,尽管它们说出了一个概念能够说出的一切。一个这样的思想大概就可以称为活的思想。



    斯本格勒说:“只要愿意,人们就可以分解、定义、排序、根据因果来界定。这是一种工作,而另外那种却是创造。形象和法则、譬喻和概念、象征和公式有着截然不同的器官。这里显现出来的,是生与死、创造与毁坏之间的关系。理智、概念通过‘认知’而具有毁灭性。它把被认知物变成能够被测量和分割的僵化对象。直观能够赋予灵魂。它能获取一个活生生的、内在地感受到的统一体的单个细节。诗和历史研究很近似,计算和认知也很近似……艺术家、真正的历史学家直观某物如何形成。他在被观察物的特征中再一次经历这种形成过程。”

    除此之外,这还导向某种与活的认知和死的认知之间的区别,或者如斯本格勒所说,与直观和认知之间的区别相关联的东西:我曾经把这种区别称为因果和动机说明之间的区别。因果性通过规律性寻求规则,查明那些总是绑定在一起的东西;动机说明则通过触发对相似的行为、感觉或思想的推动力而使动机获得理解。这为前面已经提过的科学经验和生活经验之间的区分奠定了基础。但是我还要提及一点,即学术性心理学和文学创作式心理学之间的混淆也是这种类型的,这种混淆经常发生。在一九〇〇年前后,每个作家都想当一名“深刻的心理学家”,而一九二〇年前后,心理学则被当成一种侮辱。这是一场同想象力所作的斗争。因为因果性的心理学始终是一种很少被应用的艺术手段;而人们平常称为心理学的,其实只不过就是对人的认识以及说明动机的能力。而且不是马贩子的那种建立在人的类型基础上的对人的认识,而是一个明察秋毫的人对人的认识。



    以上已经提到了生与死、直观与认知、形象与法则、象征与公式这几组对立;我还要补充几组:生成变化—既成物、运动—静止、自有的—他者的、心灵—世界、方向—空间、时间—米制时间、命运—因果性、有机的逻辑—逻辑(也是时间的逻辑与空间的逻辑之间的对立)、观相学—系统学。如此一来,斯本格勒借以给基本事实——无论他从哪个方面着手,这种基本事实的本质都是保持不变的——描画出鲜明特征的构建性思想就已经几乎被全数列举出来了。

    我要抵制描绘这种基本事实的诱惑,因为它会把我卷入一些被斯本格勒避开了的困难中。顺便说一句,其实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式来复制斯本格勒的哲学。只要使用“在某种意义上”、“将在某种意义上”以及“已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谓词,忽略表达形式上的一些非本质的区别,然后将所引用的每一个概念都和全部其他概念组合在一起,肯定所有那些在第一组成对出现的概念组合,同样也肯定那些在第二组出现的概念组合,否定每一个由第一组出现的概念和第二组出现的概念之间构成的组合:只要认真遵循这套模式,就会自动产生斯本格勒的哲学,甚至还会多产生一些。例如:生活是被直观的,它有形态,是象征符号,是生成变化,等等。因果性的关系是死的,是被认知的,它有法则,是既成物,等等。生活没有系统学,命运不是被认知的,凡此种种。斯本格勒会说,这表明了理性的缺陷;但这也正是我所说的。

    只是,对于那种指责斯本格勒是在倚照柏格森的说法——斯本格勒不承认这种指责——我们必须为柏格森辩护。在柏格森那里,情况有所不同。至于这个根本问题本身,则既非斯本格勒也非柏格森的专属,而是要经由德国浪漫派和歌德(斯本格勒就是以其为依据的)一直追溯到更远。

点评

此岸  第八节第二段第二个“一九〇〇”应为“一九二〇”。不过,上世纪二十年代,注重心理描写的小说风靡全球(包括民国),此风因“大萧条”更持续到二战前夕。  发表于 2014-6-29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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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1 13:47:59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问题本身就是直觉。我提议,所有德国作家都应该弃用这个词两年。因为今天的情况是,每个想要断言某种他既不能证明,也不能想得很彻底的东西的人,都以直觉为依据。现在但愿能有人先把这个词的无数种含义都说清楚。

    那样一来,人们大概就会更加关注某种人们现在很乐于忽视的东西,即纯粹理性的方式中也有一种直觉。在纯粹理性中,决定性的事件——即便已经在方法上做好了准备——同样也仿佛从天而降一般突然跳到意识面前。纯粹理性的思维——这种思维看起来似乎与情感毫不相干——同样也要由提升了的情绪状态来推动。那种在此处被称为非理性思维的东西所具有的渗透性和内在移植速度还在多大程度上恰恰依赖于词语的生命力,即那团笼罩在无关紧要的概念内核上的思想和情感之云雾。或者人们只要想想那些“醍醐灌顶”的认识吧;一系列的直觉;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中,人们也会发现,这里涉及的不是突然爆发的另外一种精神活动,而是一种早已形成的整个人的临界状态,这种状态终于发生了骤变,在这个骤变的过程中,当前那种人们误以为点燃了一切的思想通常其实只是爆炸中的闪光,陪伴着那种伟大的内心反应。

    “某种不能被认识、被描写、被定义……,而只能被感觉、被在内心里体验的东西,人们要么永远不能理解,要么完全确知的东西”,“一下子,凭着一种情感,这种情感不是人们学来的,而且不受任何有意的影响……,它在其最高瞬间很少足够地出现”,斯本格勒说。这只是那个大刻度表上的一个刻度,这个刻度表从这里开始,经过信仰状态、爱的状态和伦理状态,一直导向减半作用,导向幸福幻想以及世界监狱的其他伟大形式;并且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病理学分枝,这个分枝从流行的循环性精神病一直延伸到严重的妄想状态。

    这是对直觉过程采取的一种分析式的态度。有人会插话说,只有学者们才会对此感兴趣,他们应该在自己人内部做这种分析工作,而在人的意义上,重要的不是对一种心里形式进行分析,而是把从该形式中获得的内容进行综合。我们生活于其中并且通常也参与表演的这个世界,这个由被授权的理智和心灵状态构成的世界,只是另一个世界的临时替代品,而通往后者的真正的内在联系已经丢失了。有时候人们会感觉,在所有这一切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本质的,只需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时间,它们就会在对世界和对人的另一种态度的炽热情感中融化。人只是麦秆和一口气,而世界只是个颤抖的圆球。在每一个瞬间,所有事物都在重生;如果把它们当作牢固的事实来看待,那人们认识到的就只是内在的死亡。马车前面的马和擦身而过的人互相交流。或者至少,人与人不互相比较,不像侦探一样互相打探,而是相互间的了解就像同一个身体上的手和腿。这是由哲学上的创造性状态或者哲学上的无创造性状态构成的氛围。人们可以很有智慧地将其解释为迟到的基督,或者也可以用它来演示赫拉克利特的流动,总而言之可以从中解读出一切内容或者赋予它一切内容,其中也包括某种全新的伦理。我们相信这些解读吗?不,我们用它们来玩文学。用它们来给佛、耶稣和其他不精确的东西镀金。而理性雷霆万钧地在外围狂奔。人们抗拒理性并且声称,在一个锁闭着的小盒子里有另一个权威。那就是直觉的收藏盒。人们终于还是打开了它,看看里面是什么。也许是一个新的世界。

    人们很少能找到像斯本格勒的塑造配方这样漂亮的、强健有力的塑造配方。但是全部这些直觉的内容最终却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人们不言说和处理最重要的东西,人们对理性极端地怀疑(也就是说,甚至对那些真实得毫无其他可能的东西抱有怀疑!),相反却对那些刚刚突然获得的想法相信得要命;人们怀疑数学,但是却相信艺术史上诸如文化和风格一类的真理假肢;尽管相信直觉,人们在对事实进行对比和联系的时候却在和经验主义者做同样的事情,只是做得更糟糕,只是射出的是烟雾而不是子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被过度的和延续了的直觉享受所软化了的精神及美的精神的临床图景。


十一

    即便不用形而上学,文化最终毁灭于内部衰竭这个想法也是有说服力的。同样,彼此相应的各个阶段可以被区分为上升阶段和衰落阶段的想法也是有说服力。

    心灵的紧张支撑着人们;一旦它不再是必需的,过去了,机体就会崩溃。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相似的东西,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不再有指向性的力量对其施加作用,心灵的紧张就会瘫作一团。

    所有文化都是在相对较小的空间和社会里产生并传播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稀释和衰竭的倾向;同样的倾向也存在于代代相继的时间性作用中。(非理性领域的)观念不能像知识一样被传承;它们要求同样的心灵状态,但事实上,最多只存在相似的心灵气质。于是观念就总是要屈服于变化。当它们还是新的时,它们也许会因变化而得以丰富,但随后便会腐败。不过它们中途已经在各种机构和生活形式中获得了实现;但是实现一个观念就已经意味着部分的毁坏。观念的所有实现都是漫画,随着年岁增加,它们会越来越空洞和不可理解,因为形式和观念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速度;所以较老层面的形式总是钻进较新的观念中,与它们竞争影响力。

    这就是为什么晚近的时代总是如此不统一,并且在这样的文明时代里文化总是像山脉一样土崩瓦解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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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1 23:58:00 |显示全部楼层
穆齐尔不是传说中要修改卡夫卡的《变形记》然后拒绝出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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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3 13:43:42 |显示全部楼层

十二

    发展本身不是某种在一条一体的线上起作用的东西。随着观念在其传播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弱化,来自各种新的观念来源的影响也在交叉。每个时代最内在的生命核心,一团朦胧的、涌动着的东西,就深埋在形式里,这些形式是很久以前的某些时代的失败。每一个当下都同时既是此时,也是几千年前。这条虫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物的和无限多的其他肢体爬动,其中的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节奏:人们可以把这看做一个统一的图景,并从一个原因出发,像从中心视角似的——正如斯本格勒所做的那样——加以发挥,但人们也可以恰恰从其反面找到兴趣。这种发展没有计划,也没有理性,好吧;但是这真的比有计划的理性更糟糕吗?不可知论很舒服吗?它可能符合事实,也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它是一件理性的事情,或者敏锐或者肤浅;但是,它在人的意义上是否深刻,这就完全不再是认知的特点,而是一个,用我的简化方式说,一个非理性复合体的特点,这个复合体就建立在那些理性信念的基础上。举例来说,这样的混淆就恰恰在对(哲学)唯物主义的评价中长久存在,后者直到今天还被视为肤浅的和缺乏情感的,尽管它当然也完全可以像对天使的信仰一样充满感情。据此,人们或许可以理解,我的希望——希望这样的理论(只要它们不是显见地符合事实或者错误)仅只被作为塑造内心生活的智性尝试基础来对待,而不是像今天总是发生的那样,如此简单而笨拙地给理论赋予一种情感特点——是什么意思。人们在通常意义上称为唯理智论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那种时髦的智力上的匆忙,思想在成熟以前的过早凋谢,都是因为我们是在用思想寻找深刻,用情感寻找真理,而没有注意到相反的方面,因而每每对于最终不能取得成功而感到失望。像斯本格勒所做的那种绕很大弯子的意识形态尝试虽然很漂亮,但是它们在今天要忍受一个事实,即内在可能性的准备做得太少。人们把世界大战或者我们的崩溃也是一会儿归结于这组原因,一会儿归结于那组原因。但这是一种蒙骗。正如人们把一个单独的物理事件归结于某个原因链条时的那种欺骗。事实上,原因在链条的那些最初环节上就已经扩散成一眼望不到边的平面了。在物理问题上我们有办法(函数概念),但在精神问题上我们是完全无能的。理智遗弃了我们。但不是因为智力太浅薄——好像其他东西没有遗弃我们似的!——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工作。


十三

    如何区分文化和文明,这是一个古老的、在我看来徒劳无益的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人们要对比进行区分,最好是在一种意识形态以及一种尚且统一的生活形式占统治地位的地方谈及文化,与此相反地把文明作为已经变得含混的文化状态进行定义。每一种文明都以一种瓦解于其中的文化作为先行;每一种文明的显著特征都是技术对大自然的某种确定的控制和一种非常复杂的——既要求很多聪明才智,但又吞噬了很多聪明才智的——社会关系体系。

    文化几乎总是被赋予一种与本质的直接关系,一种人性态度的命中注定的可靠性,而且还是一种出于直觉的可靠性,与之相比,理智、文明的基本征候,只能拥有一种有点可怜的不可靠性和不直接性。我们知道这种情况是建立在哪些症状的基础上。一方面是神话与宗教所具有的那种伟大的,特别是从远处看显得很完整的姿态,另一方面是理智在言说一些东西时的烦琐,那些东西人们用一道目光、沉默、一个决定能表达得更好。因为人终归不仅仅是理智,也还是意志、情感、无意识,而且经常仅仅是像云朵在天空中漂浮那样的事实。但是意志、情感、无意识和事实性只能在人身上看到理性未施以作用的东西,它们最终只能在蚂蚁国或者蜜蜂国里寻找理想,与这些国度中的神话、和谐以及由直觉得来的得体可靠性相比,一切人性的东西大概什么都不是。

    如前所说,我认为参与此过程的人数的增长是从文化过渡为文明的最主要原因。很显然,渗透到一亿人中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渗透到十万人中的任务。文明的消极方面绝大部分与社会躯体传导影响的能力已经不再与它的这一数量相匹配有关。观察一下战前的顶峰,铁路、电报、电话、飞机、报纸、图书业、学校和进修系统、兵役:一切都是完全不充足的。大城市和黑色幽灵般的农村之间的区别要比种族之间的区别大得多。即便是在自己所属的阶层里,要想进入到另一个思想圈子的各种前提中,也是完全不可能的,除非投入漫长的时间。后果:认真不足和急躁的肤浅。精神的组织结构跟不上数量的增长:所有文明现象中有百分之九十八都要归结于这一点。没有任何首创精神能够大幅度地渗透进这个社会躯体并从其整体中接收到反馈作用。人们想做什么都可以,耶稣基督可以重新降临人间——但是他完全不会再起作用。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精神的组织政策。这是社会主义者一类的能动主义者的首要任务;这个任务不解决,所有其他努力都是白费,因为它是其他努力能够奏效的前提条件。


十四

    我总结一下: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急着要在事后这么做。
    简单地说,我攻击了一本受到普遍喜爱的书。
    我曾经许诺——我不做评论——用著名的个例来演示时代的错误。肤浅;智慧的匮乏,这种匮乏里面隐藏着四肢能动的玩偶;诗意的不精确向理性领地的蔓延。因为,举例来说,尽管爆炸性的世界观结论(这些世界观结论成团地消化着即将来临的精神事物)和书虫(它以虫子的方式如复一日地啃噬着它的多倍的精神自重,消费着各种科学,并且当然只能以较为松散的形式表达出这些东西)之间的区别如此之大,它们却只是同一个时代的单纯对比性的、从意义上来说相同的现象,这个时代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理智。这个时代并不像它一向宣称的那样拥有太多的理智,而是没有在正确的地方使用理智。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这个时代用表现主义将一种对艺术的原始理解表面化和肤浅化了,因为那些想要把精神引进到文学中的人不会思考。他们不会思考,因为他们用空洞的词语思考,这些词语没有内容,没有经验的检验;自然主义者给出的是没有精神的现实,表现主义者给出的是没有现实的精神:两者都是野蛮思想。但是一转到另一面,我们马上就会得到某种土里土气的理性,这两个对手半斤八两。

    我要再次指出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这种区别并不是我臆造的,我只是将就着这么称呼它而已。后果严重的直觉问题和凭感觉进行理解的问题的根源就隐藏在这里,它们不是别的,恰恰是非理性领域的特点,只是被错误地理解了。开启“修养教育”的钥匙就在这里。我们时代的佝偻病似的理想主义和它们的上帝就是在这里走到了尽头。在这里,人们将能理解,为什么在今天的文明中,科学思维和对心灵的要求之间的无结果的斗争只能通过一种额外的东西,一个计划、一种工作方向、对科学和文学的另外一种评价,才能得以解决!

    对于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我要公开地——作为我的喜爱的表示——声明,其他作家之所以没有犯这么多错误,只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两个方面都能触及的跨度,因此容纳不了这么多的错误。

                                                                                (一九二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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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4 16:13:26 |显示全部楼层

如何帮助诗人

    本文是对奥地利联邦总理许尔夫的一个呼吁的回应,后者在经济大崩溃时期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作者很重视这样一个论断,即对作家的富有代表性的支持如今已经由“奥地利德国作家保护联盟”给出,只需培植即可。



    首先人们要弄清楚一件事:德国诗人所遭受的苦难并不是一些未雨绸缪的朋友们善意的夸张。我最近一段时间和许多一流的作家本人谈论过他们的情况,并且也亲身体验到了这些情况。在那些最著名的、最受赞美的德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有稳定的收入——不仅是今天,而是很久以来就如此。他们靠国外的版税、他们的作品的翻译、电影改编、与外国期刊的合作、精装版,简而言之,靠一些无法预估的、充满变动的和不可靠的外快生活。事实表明,甚至那些非常重要的人物的情形也不过是“刚刚能维持在水平线上”;即刚刚够用到不必削减预算和变卖家具,也就是说,在几乎最好的情形中,能达到生存的最低标准,而这种生存的最低标准在被改善之前会使我们那些官员家庭陷入绝望。有时候甚至连这种最低标准都达不到:我知道一个在整个欧洲都颇有名望的人写了一封请求信,为的是在某报纸寻求一个职位。此外,如果人们再看看与之紧邻的那个阶层——那些年轻一些的,然而多数也已经四十左右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不乏价值,但却还没有多少时间去产生影响,而且还遇到了一个不利于它们产生影响的时代,人们根本找不出任何一个能通过努力动用作家的全部手段而达到生存的最低标准的人。我估计,他们中没有任何人能挣到一个家庭仅仅活下去所需要的收入的一半。有一个最好的和最著名的作家把时间都花在了开诊所上,另一个——他的名字到处都被尊敬地提及——不得不和他的孩子们分开,因为他再也养不起他们了,第三个和第四个靠他们的资助人的资助生活,这种资助随时都有可能终止。应该强调的是,所有这些情况背后的那些名字,如果我说出来,人人都会很熟悉,而且此外涉及的不是那些没有能力以作家身份维持生计的人,而是那些从前以他们在文学方面的收入为生、已经把他们的生活系于这个职业,而现在却被冲刷掉的人。

    人们也许会说:他们毕竟还活着。但他们是活在边缘,活在最边缘!活在一种如此令人无法忍受的不确定的和有失身份的状态中,乃至几乎没有人还能再去创作。被夹在一种绝对无法让另外一个有天赋的人感到满足的生存状态中。向德意志波希米亚的、瑞士的、美国的编辑人员乞讨者。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并且基于更详细的了解保证:每一秒钟都可能有人被抛出生活之外。只要对他所作的急救中的一项被停掉,而又不能立即找到新的替代品。我们是不是想要等着看第一桩自杀事件的头号新闻呢?



    但是以上所说的也可以有例外。经济图景绝对不总是一目了然的。人们只需踏进任何一座大城市的文学咖啡馆,就会惊讶于:谁有那么多钱去支付无所事事的闲逛、饮料、香烟和各种新创立的社团。真相是:在今天,那些具有务实天赋的文学家们与其他注重现实的人相比过得一点也不差。绘画、书籍、家具、享乐品、电影创意等等各种东西的买卖看来给了他们充分的收入。灵活和机灵程度仅次于这一阶层的人的是那些及时当上了外国报纸的通讯员,与新闻业或者电影、戏剧、小型歌舞剧、图书业等等行业挂上了钩的人。他们中有一些极有价值的人,但也有很多渔利者和善于适应的人。高居这些人之首的是几位著名作家的简直是上层资产阶级一样的生活,他们挣钱的能力直到今天还超过他们其他方面的丝毫不弱的能力。

    我们看到,并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阴影里。但是我们不应该被这种适应能力所迷惑,正如不应该被另外那种让一些人能够(但另一些人却不能)在市民职业的闲暇时间里从事文学活动的能力所迷惑。我们可以断言,那些最好的诗人总是过得最糟的,少有例外。在这种状况刚刚开始出现端倪的时候,一位著名的批评家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如果德国文学的大部分承载者走向毁灭或者转向了其他职业,那也不会对德国文学有多大的损害。有些人很愿意听到这样的话,但是现在情况表明,正是那些应该存留下来的人最先走向了毁灭。



    一位奥地利总理愿意帮助德国诗人,这真是不错。人们可以从总体上,也可以从个体上来做这件事。总体上的帮助是针对整个这一阶层,个体上的帮助则是针对那些最有价值的牺牲品。

    我相信,刚才我已经说明了,第二种帮助方式需要对事实和人有相当的了解,此外,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得忍受艺术价值评判的不可靠性。但是如果干脆把资助划给帝国,那么可以预见的是,这些资助可能就要由帝国的艺术管理部门去分配,即那个平时也负责管理对艺术家的资助的官方部门,它的构成能够保证资助被分配给那些需要的人,以及至少部分地分配给那些最有资格得到它的人。尽管如此,最好还是及时地公开这种意图或者在这方面的其他想法,以便让那些与此有关的人有可能表达自己的意愿。



    但是如果不同时先做一些事情,把整个阶层的生存条件重建起来,那么这样的资助依照其整个性质只能是对一个濒死之人给予的一点小小施舍。我说到阶层,是因为如果人们想要拯救作家,拯救那神圣的几十上百个富有价值的自由英才,只靠一次性地暗中给他们塞点东西是不行的,人们必须把写作这一职业重新变成一种生存的可能性。不过别对这一点抱有幻想!我诅咒每个糟糕的作家都没有好结果,但是我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的生活,因为在经济上我是他们的连体双胞胎。有几十年的时间,人们曾经把文学当做一种奢侈品,它被托付给商人的活动,托付给头号新闻和调查问卷的规则,由于很多人都能以此为生,所以那些较有价值的和不太适应市场的作家也还能维持生计。这是在战前繁荣的经济环境中的状况,而今天上演的,不是别的,无非是它在一个全面危机的时代中的延续。我相信,不可能一下子用各种理想来帮助诗人们,而只能通过经济政策进行帮助,正如人们平时把某种濒危的行业置于特殊关注的保护之下一样。我不想给出什么建议,问题并不简单,只有通过负责经济的政治家与一个受命的作家代理机构的合作才能得以推进;但是连每个孩子都知道,如今在书籍上存在太多的中间利益;在书籍的原始生产者即作家几乎已经什么都得不到了的时候,所有参与这个生产过程的人在一段时间内却还能从那些书中挣到足够维持生计的钱;我们知道报纸的情况,很多大报纸虽然有理由抱怨,说自己可以说是在举步维艰地艰难度日,然而它们并没有停刊,但是它们却付给它们外面的合作者低得可耻的报酬,即便是一些世界性的大报;最后,我们还知道,戏剧远不像文学这样置其演员的利益于不顾。在今天,成千上万人的生活都以作家为基础,或者与其共生发展,而后者却是唯一未能在这个过程中讨到生计的人。即便不一定要在一种危急形势下立刻把最高的东西变成最低的,但是这样的一幅经济图景难道不应该通过一些目的明确的压力加以改善吗?



    我想冒昧地给为德国诗人做出值得感谢的努力的总理先生再提出一个建议。我们生活在奥地利的作家会尽我们最大的可能遵从他,而且也还有那么几件事情让我们有可能为建立一个应急基金作出贡献。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是生活在奥地利的德语作家。对于每一个认清这个事实——即我们的影响和生活源泉绝大部分是在德国——的人来说,这都意味着,毁灭的危险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和我们生活在德国差不多。如果现在奥地利政府中存在这样一种情感,认为德国文学应该得到帮助,那么它完全有理由也有权力随时在自己家门前开始这项工作。奥地利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落,但是它在今天却很重要。在德国发生的现象在这里重现,在这里产生影响,并且也从这里发挥影响。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家代理结构(如今奥地利还没有这样的机构)——人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机构来处理物质方面的问题——应该被迅速建立起来,一旦成功地在自己的领域内为整个阶层的状况做出了一些改善,那么这个例子在两国现有的紧密关系的前提下必将马上进入德国,并发挥最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联邦总理许尔夫先生也向政府中的同事们推广他的建议,那么这将绝不是一份小功绩。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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