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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59:36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关于中央各机关的“荣誉法庭” 作者：    时间：2005-9-2 23:12:00    来自： 【字体：大中小】【打印本文】【双击自动滚屏】 关于中央各机关的“荣誉法庭” (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苏联与战时盟国的关系从合作转向对抗,以及国内出现了要求变革的倾向和思潮，苏联领导人采取了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措施。1946年，展开了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运动，其信号是对《星》和《列宁格勒》两家文学刊物的处理。批判运动迅速由文学发展到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方面，1947年开始波及经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而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则成为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进行批判运动的标志。与此同时，作为加强对社会意识的影响的措施和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新方式，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政府各部和中央机关成立荣誉法庭，以处理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反爱国主义、反国家、反社会”行为。受斯大林的委托，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苏斯洛夫、库兹涅佐夫负责有关荣誉法庭文件的起草和措施的落实。1947年4～10月，在82个政府部和中央主管机关选举成立了荣誉法庭。荣誉法庭的任期原定一年，1948年将其延长了一年，以后再无延长任期的决定，因而荣誉法庭实际存在到1949年底。本专题共收录了有关在中央机关成立荣誉法庭的6个文件。这些文件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战后初期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特点和苏联领导层对战后新形势的认识及其思维方式。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刘明翻译)  №04487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苏联各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中的荣誉法庭的决议（1947年3月28日）1.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关于苏联各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中的荣誉法庭》的决议草案的修正案(文本附后)。2.两周内首先在卫生部、商业部和财政部成立荣誉法庭。 附  件 关于苏联各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中的荣誉法庭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的决议 1.为了用苏维埃爱国主义和忠诚于苏维埃国家利益的精神教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使其深刻认识到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以便同有损于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荣誉和尊严的不良行为作斗争，决定在苏联各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成立荣誉法庭。2.荣誉法庭负责审查苏联各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工作人员和科学工作者的反爱国主义、反国家、反社会的行为和活动，如果这些过失行为和活动不在刑事处罚之列。3.荣誉法庭由5～7人组成，其成员应在各部或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工作人员和科学工作者大会上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从各部或各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之中选举产生。各部或主管部门的党组织的代表以及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可以成为荣誉法庭的成员。4.在各部和各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大会上，无论是党和工会组织，还是参加会议者均有权推荐荣誉法庭成员候选人。列入荣誉法庭成员候选人名单或从这一名单中撤消的问题均以公开表决的方式确定。获绝对多数票的候选人被认为当选。部长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人不能当选为荣誉法庭的成员。 5.荣誉法庭的主席由法庭成员以公开表决的方式在其成员之中选出。6.法庭任期1年[1]。7.负责向荣誉法庭提交案件的或者是各部部长和主管部门领导人，或者是工会组织，或者是各部以及各主管部门的党组织。8.荣誉法庭在审查案件之前，应由法庭成员根据庭长的委托对事实进行核查。由庭长确定，谁将作为证明人被传唤。9.荣誉法庭通常在公开的大会上审理案件。荣誉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包括：审查所收集到的有关案件的材料，听取证人提供的情况，核查相关证据。荣誉法庭在审理案件时，参加法庭大会的各部或者是各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就案件的实质进行发言。10.荣誉法庭的判决由法庭成员的简单多数票通过。判决书中应指明错误行为的实质和法庭确定的惩罚措施。11.荣誉法庭可以做出下列决定：1)对被告人进行公开的谴责；2)对被告人进行公开的警告：3)将案件移交侦查机关，然后依照刑事程序提交法院。12.荣誉法庭向被起诉的工作人员公开宣读法庭的判决。荣誉法庭判决书的副本应进入工作人员的个人档案。13.对荣誉法庭的判决不得提出上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斯大林联共(布)中央书记〓安·日丹诺夫 №0448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联共(布)中央机关荣誉法庭的决议（1947年9月23日）1.认为必须在联共(布)中央机关中建立荣誉法庭。2.确定荣誉法庭由7人组成。   №04489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联共(布)中央机关中选举荣誉法庭的决定（1947年9月26日）1.决定今年9月29日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进行荣誉法庭的选举。责成亚·亚·库兹涅佐夫[2]在大会上就成立荣誉法庭问题作报告。2.批准附件[3]所列的参加选举荣誉法庭会议的人员名额。 №04490联共(布)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选举荣誉法庭的大会上的报告（1947年9月29日）同志们，正如你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根据部长会议和党中央的决定，在各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都应成立荣誉法庭。党中央委员会确认，在我们知识分子某些阶层的意识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有害残余，对外国的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化卑躬屈膝；在此之后，提出了成立荣誉法庭的必要性问题。因此，荣誉法庭的首要任务是用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并使之认识到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同有损于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荣誉和尊严的不良行为进行斗争也是荣誉法庭的任务。在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案件的非公开信里，以下列方式明确了荣誉法庭的意义：“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分析人们的具体犯罪行为要同政治教育工作结合起来……(宣读摘录的文件)”。荣誉法庭负责审查苏联各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工作人员和科学工作者的反爱国主义、反国家、反社会的不法行为，如果这些行为不在刑事处罚之列。各部和各主管部门中的荣誉法庭选举结果，以及卫生部成立的荣誉法庭都证明了政府和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正确性。现在，已经可以这么说：由于进行选举，各部和各主管部门以及各科研所的工作人员的纪律性提高了，警惕性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感增强了。党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信中——现在可以称之为历史性的信件——提醒人们：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的案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它清楚地证明了我国知识分子的某些阶层——特别是在文化领域工作的——政治道德状况严重低下。中央委员会非公开信中的这个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正如已被查明的那样，目前可以说，在我们的各部和各主管部门的很多领导人员中存在着大量的卑躬屈膝的情况。请允许我举几个例子。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揭露了水文气象观测站原负责人费奥多罗夫在外国人面前卑躬屈膝的行为。只要指出下面这些情况就足够了：我们水文气象观测站的全部资料，其中包括绝密的研究资料都已经落入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手中；同时，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我们的水文气象观测站发号施令，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有关此事还有下列事实：根据远非完全的统计资料，海军武官在不同的时间光临总管理局接待室——88次，美国水文气象观测站的代表——55次，军事代表团工作人员贝肯斯——41次，克洛德——20次，……[4]——18次等等。事情竟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在这个部里搞了一个专门的办公室，这些侦察人员在这里发号施令和研究机密文件，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同时，还将印有“绝密”、“供内部使用”字样的文件送到英国人和美国人手里。把信息资料、具有保密性质的信函定期寄给他们，而且还用一些理由作这种行为的借口，就像分送给党中央的各位书记一样。根据部长会议和党中央的决定，费奥多罗夫已经被免职，剥夺了中将军衔，近日内荣誉法庭将对其进行审判。农业部全苏农艺学研究所负责人什雷科夫，不久以前将多年生苜蓿的样品寄给了一个在莫斯科的外国人。在给这个外国人的信中，什雷科夫还答应给他寄一年生苜蓿的种子，但他没能得逞。交通部的教授波波夫，在外国人面前卑躬屈膝，将自己的论文《正(交)焦距理论》刊登在美国的杂志上。这篇论文在设计车辆运算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篇论文里，波波夫非常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这最后却变成了美国人的财富。这样的事实在石油工业部、森林工业部、科学院，在一系列学术和科研机构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今天，在这个会议上，我将不再谈我们知识分子阶层中一些人存在的这些卑躬屈膝行为的根源，因为这一点在中央非公开信里已经全面和详细地进行了阐述。在中央委员会的非公开信里，已经指明了肃清这些流毒的道路。首先，应该用苏维埃的爱国主义、忠诚苏维埃国家利益的精神教育知识分子，要同温厚善良和粗心大意作斗争，加强警惕性，最后，还要加强在各部、各主管部门、高校以及科学研究所的党务和政治工作。为了实现这些任务，实现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意识的根本转变，在他们中间发扬苏维埃民族自豪感，发扬独立自主的精神，使他们理解先进的苏维埃文化对于腐败落后的资产阶级文化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应该开始对党本身进行改革，从党的机关开始，首先是从党的最高机关——中央委员会机关开始。为此，要求在整个党的机关中、首先是党的中央委员会机关中作些什么呢?首先，必须消除中央机关在实践工作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缺点，以使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和整个中央机关适应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在加强和改善党的政治工作方面，在战后恢复和继续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工作方面，我们党的机关一直起着重大的作用。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的加强，我们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环节的工作协条有序，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务机关——它负有坚定不移地执行我们党——联共(布)的政策的责任——工作的好坏。因此，全面改善党务机关的工作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之一。在改善我们机关的工作以及教育它的工作人员的事业中，要求中央机关的荣誉法庭发挥重大的作用。我毫不怀疑，我们今天的到会者都一致赞同联共(布)中央《关于在中央委员会机关中成立荣誉法庭》的决议。(掌声。)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是健康的、富有工作能力的，它善于执行中央委员会的路线并为之而奋斗。但是，我的任务不是谈它的成绩和取得的成果，也不是谈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中好的方面。相反，我的任务是以布尔什维克的坦诚来揭示它的缺点。况且，我们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并非是一些完全正确的人，而我们的机关，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是在干部自身错误的基础上培养他们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拥有足够的事实可以证明，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有反爱国主义、反国家、反社会的不法行为；这些行为被揭露后，在比较好的情况下，在部门党务会议的小范围内对此进行过讨论。对这些不法行为的分析没有被利用来教育整个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而这一点正是须要做的，因为在机关的某些领导人中已形成了一种不正确的观点，认为既然这个人已经在中央里工作了，那么他的职能只是监督和教训别人，而他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党务活动家已经是完善的了。这样的同志已经忘记了经常在政治上自我完善和培养我们的积极分子的必要性。应该把能够受托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看做是一种荣幸。中央委员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应该成为我们祖国的真正爱国者，在为维护国家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中成为榜样，在道德和纪律方面成为表率，竭诚地对待自己的党务职责，也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具有高度思想水平的党的干部。中央委员会机关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应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榜样，而党的中央委员会机关在整体上应成为所有其他的部和主管部门的榜样。党始终都在关怀着自己的党务机关，党一直在为其队伍的纯洁，首先是它的机关的纯洁进行斗争。与此同时，一些在党的知识方面受教育较少的同志认为中央的工作同普通的公务一样，在中央机关上班工作被认为是履行某种义务：坐满规定的时间就一边去了。这些人忘记了他们是党的领导人员，而不是官吏；忘记了不是每一个党的积极分子都有幸能来到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对于这些同志来说，中央并不是最神圣的地方。当迈过这座大厦的门坎时，他们没有体会到一种崇高的感情。在中央委员会机关的领导干部中间还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不应被称为官吏或官僚，但是有这样一些人敷衍了事地对待自己的党务职责。而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工作不应被看做是一种公务，而应该看做是一种党员的义务。他们不是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对待托付给他们负责的领域里的工作漫不经心，也不研究国内发生的现象，不作有关的总结，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就是允许自己的工作出差错。应该永远记住，联共(布)中央的某个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哪怕是出现极小的疏忽和差错，都会立即给党和国家相应部门的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为了证明这一点，请允许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吉尔[5]的《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一起的六年》就是一本政治上有害的小册子，它的出版给劳动者思想教育工作带来了危害，因为这本小册子是杜撰的，它歪曲了历史事实，损害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形象。党中央委员会已确认，这件事是由于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和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在出版有关列宁的材料时没有责任心，违反了联共(布)中央1938年8月5日做出的关于禁止出版未经中央批准的描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平事迹的书籍和小册子的决议。中央决议中关于出版吉尔的小册子一事是这样说的：“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出版了这本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小册子，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本小册子的实际组织者是韦尔比茨基——一个文学投机商，在几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利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生平资料进行投机钻营活动，纠缠不休地向各个出版社推荐出版。”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像吉尔的书这样的书籍能够出版，只是因为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对于出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生平事迹书籍的工作没有进行应有的监督。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出版局主任莫罗佐夫，出版局顾问季诺维也夫和宣传局主任科瓦廖夫轻率地处理出版吉尔的书一事，被一些修改过的词句所迷惑，没有弄清楚整个事情的实质，就批准了该书的出版。在决定出版关于列宁生平事迹的书籍和小册子这样重要的事情上，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缺乏最起码的程序。签发出版关于列宁生平书籍的人不是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的领导人，而是研究院普通的工作人员……党中央委员会惩处了在这件事情上犯有过错的工作人员。但是在今天的会上我还想提一个问题：怎样评价党中央委员会机关以及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这种非党性地对待自己的义务和职责的行为呢?毫无疑问，这些行为应该被认定为是反国家和反社会的行为。因此，那些仍然怀疑我们这里是否存在着可以送交荣誉法庭进行讨论的案件的同志可以确信：我们这里存在着大量这样的案件。让我们再看一看另外一个例子。不久前，国家监察部查明，在北方海上航道管理局的一些领导人和学者中存在着反爱国主义和反国家的事实，一些研究北极的最重要学术著作——它们已构成国家机密——被交给了美国人。一共给了美国人2000份书籍、小册子和非公开论文，这些资料暴露了过去25年里对北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具体结果。你们知道，美国人现在对北极是多么感兴趣。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北极的一切全都交给了美国人。我不再列举这些例子了。如果有责任对这个机构进行监督的党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真正实现这种监督，如果他们感觉到对党和国家负有责任，为我们国家的命运担忧，这种担忧就会表现在工作中，那么自然就有可能及时地防止这一切的发生。但是这一点没有做到。请允许我列举几个我们党内生活以及工作实践中的例子。我想说，在党的发展问题上对州党委员会没有进行令人满意的及时的监督，结果导致对党员数量的追求，而给在党员中开展政治工作造成了损失。还应该说一下，在联共(布)中央机关的一部分领导人员中存在着道德败坏和不成体统的行为，这种情况对于党员来说是不能允许的，更不要说是联共(布)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了。举两个例子。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宣传员库拉金显然没有珍惜中央工作人员的崇高荣誉以及中央的信任，本月底，他在莫斯科的一户住宅里被民警局的工作人员发现时处于醉酒后神志不清的状态，并被扒掉了衣服，遭到了抢劫。试问，这是什么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还有干部部的视察员斯米尔诺夫。在到明斯克出差期间，与荡妇混在一起，表现得极为不成体统，明斯克内务部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把他送到民警局。还可以列举一些事实，但我认为，这些就足够了。还有一些机关工作人员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中央的文件，甚至将文件丢失。对外政策部的视察员什库罗夫将非常机密的文件丢在了通行处。干部部的视察员苏斯利亚耶夫从第5/8号楼到第14号楼时，将机密文件放在写字桌上，过了一个月，被联共(布)中央大楼的保安人员发现了。还有一个例子。8月28日对机密文件的保管状况进行了检查。检查的结果发现，在罗曼诺夫同志没有锁好的办公桌里放着一个公用笔记本，上面有供给整个苏联、各地区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工业和农业用的燃料装运地点。从这份文件中可以了解燃料生产的规模和地点、铁路的运输能力以及需要农用燃料的地区。应该知道，有关经济活动、苏维埃活动、我们党和国家活动的状况，有关国防措施和对外政策等等方面的资料都汇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因此，联共(布)中央机关的工作，不论何种职务，按照其性质来说全都是机密的。中央委员会机关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在具备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的同时，应该具有高度警惕性、守口如瓶，善于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这一点应该成为每一位党的领导干部的不可缺少的品质。我们应该永远牢记：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这是我们同敌人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是不可违背的苏维埃人民的生活法则。在今天这个大会上，我想提醒我们的工作人员，所有这一切在中央的一系列非公开信中已经做了阐述：1935年1月18日“关于残暴杀害基洛夫同志事件的教训”、1936年7月29日“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1935年5月13日“关于签发和保管党证的混乱局面以及采取的整顿措施”、1941年7月29日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这些信件的主要思想是真正提高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斯大林同志在1937年的党中央二、三月全会上也着重指出了这一点。斯大林同志说，各个资产阶级国家，无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怎样，他们总是经常地互相派出大量的间谍分子。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派到我们国家的间谍要少一些。正相反，资产阶级国家派到我们国家的间谍要比派到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多2～3倍。目前，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对我们采取了更加公开的反动政策。美国打算全力以赴地实现自己的计划，并公开号召采取反对苏联的新步骤。斯大林同志说：“帝国主义国家对于苏联崛起并有可能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感兴趣的，他们竭尽全力地在内外政策上给我们施加压力。在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苏联拥有的这样的社会力量，人民的党，是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他们是永远不会为外国服务的。”因此，在进行针对我国的破坏活动时，外国间谍机关的首要目标是我们的某些不坚定的工作人员。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增强对保守国家机密的责任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我们的中央机关里有这样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喜欢传播新闻，散布只在小范围内讨论过的问题。很遗憾，我们这里还没有杜绝家庭内部的闲话。工作人员回到家里，把我们机关里做的事讲给家里人听。把新闻讲给妻子听，而妻子又讲给邻居听，邻居再讲给自己的好朋友听，这样一来，新闻也就成了公众的财产了。这样的事曾发生在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提高价格的决定上。决定是绝密的，但是，还是通过家庭闲谈传出去了，最后莫斯科的居民都知道了。在这里，我不想委屈谁，也不想侮辱谁，我说的都是人们议论的。难怪我们这里有人说，要想知道新闻，请到‘莫扎伊卡’[6] (大厅里活跃起来了，一片笑声)。在我们的各部和各主管部门里就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经常是每周一次或者是每旬一次定期到中央委员会来“获取一些信息”。怎么理解这“获取一些信息”呢?也就是了解一下有关国际路线方面有什么新闻，等等。然后就拨弄事非。而我们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发现这一点，无休止地闲扯。下面我就说一说这种情况。斯大林同志说得很对，有一些人不是被自己的大脑、而是被自己的舌头来支配。斯大林同志说：“如果一个人有舌头，并能善于使用和管理它，那么，这个人是平凡的人；而如果一个人是被自己的舌头管理和支配的，那么这个人就是不平凡的人。”(笑声)如果一个人用自己的舌头管理和支配行动，那么他甚至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无意中泄露了什么。在我们的中央机关里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甚至不记得，他们曾经闲扯过什么。我再谈一谈这些人，他们经常忘记自己曾经乱说过什么。我们的一些比较喜欢闲谈的工作人员，他们想像不到，他们所说的东西往往会被外国的间谍机关利用；他们本身自然是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的，虽然他们都是对自己比较亲近的人说的。但是，不应该忘记，别人知道了秘密，尽管是比较亲近的人，也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同志们，我们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应该注意到，外国的间谍机关千方百计地想钻进我们党的心脏——中央机关。如果外国的间谍机关没有办法俘获我们工作人员本人，那么，它会设法通过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亲人和朋友来达到目的。我举几个例子。在这些例子里要出现几个姓名。我不愿意怀疑这些同志进行间谍活动。但是，既然我要列举这些例子，那么不得不谈到这些名字，自然，他们已经被中央委员会机关开除了。今年年初，综合技术博物馆外语培训班的女学员哈尔拉莫娃，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与外国的间谍机构有关系，在她母亲的家里，她把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托卡列夫介绍给了一名美国特务。那么，中央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与一名间谍之间会有什么共同语言呢?接下来就清楚了，托卡列夫与这个间谍人员一起喝酒，推心置腹地进行交谈，但是，这一点他没有对党中央的任何人讲。试问，间谍机关为什么会对他感兴趣?难道是因为他是一位漂亮的男士而与他交往?不，他们是想通过这名工作人员来获取中央的一些情报。第二个例子。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加里宁，通过其姐姐与一位美国女公民相识，这位美国女公民是从事间谍活动的，而我们这位加里宁却与她定期会面，甚至已经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难道能够允许我们的机关工作人员这样?他被开除了。我不知道，今后在他身上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机关里有一位叫切尔文采夫的工作人员，他有一个熟人，他的这个熟人与英国使馆的一名职位很高的人——使馆的秘书——有关系，而这位秘书已经被我们查明是一名特工人员，这种熟人关系却瞒着中央。大家看到了吧，间谍机关是如何工作的。如果不能通过我们的工作人员本身，就通过他们的熟人来获取他们需要的情报资料。不久前，我们揭露并逮捕了国家外国文学出版社的社长，以前曾在宣传部工作过的苏奇科夫[7]，他是美国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在审讯时苏奇科夫供认，他对苏维埃政权充满了敌意，与美国的特务机关建立了联系，被美国大使馆招募为美国进行间谍工作。正如已查明的那样，他在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向美国间谍机关提供他所了解的有关出版社和党中央机关的情报。在这里我想停一下，并向亚历山德罗夫[8]同志——如果他今天也在场——和谢尔巴科夫[9]同志提一个问题：苏奇科夫被推荐到机关工作，他在党务工作方面具有什么才能?为什么他突然进入党的委员会里?请允许我简要叙述一下他的简历。苏奇科夫生于1917年，直到1941年中期以前他还在学习，没有什么生活阅历。1941年入党，在党的队伍里时间很短，没有做过党的基层工作，对党的基层工作也不了解。还能做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这样的人是不适合在党的机关工作的。对不对?(座位上有人喊：正确)。试问，为什么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将他调入中央机关?是不是由于他懂得外语和外国文学，就将他调入机关，做领导工作?他是作为专家被调入机关的。专家——这也不是偶然抛出的一个单词。当我们在中央书记处批评亚历山德罗夫同志所在部门的工作很糟时，他经常使用这个词。他说：“我的部里共有250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专家。”我想问一下，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党中央机关挑选的干部，是作为专家，而不是党的活动家?还在5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已明确指出，光是学者的称号不能成为做领导工作的理由。在90年代，马克思在《社会民主党人》上写道：他们就会清楚，他们所拥有的学院派的知识须要经过认真的批判性的自我检验，而完全不能给予他们在党内的官级和相应的岗位。我们党内的每个人都应该从最普通的工作做起。为了在党内的负责岗位上工作，只具备文学才能和理论知识是不够的，甚至在无可争议地具备以上两方面条件时，也还要求熟悉党的斗争条件，充分掌握斗争的方法，个人的忠诚经得起考验，性格坚强，自愿参加党的工作，等等。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早在60年前就明确的东西，今天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是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斯大林同志曾就挑选我们党的中央机关干部的原则给过我们指示，我们应该遵循这些原则。斯大林同志把这些原则归纳为三点。第一，要使那些我们将要安排到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工作人员懂得党组织的工作，首先应该懂得地区级的党组织的工作。第二，应该是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人。第三，应该了解我们党的政策。在我们这里，我敢说，在党的中央机关里有这样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党的政策，而是坐在那里凭空想像自己是了不起的活动家，并去教训别人。这样，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并考虑到我们这里存在的违纪现象，或者可以说，根据自我批评的方法，根据党的选拔中央机关干部的原则，我们应该审视一下，我们机关里是不是也有仅仅是专家的工作人员?我们是不是要帮助这些同志成为真正的党的工作人员？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派他们到基层工作，而有些人看来是应该转为从事专业工作的。我想，你们会赞成我这个说法的。(喊声：“正确”。)正如现在同志们承认的那样，苏奇科夫被提拔是因为他帮助亚历山德罗夫写了报告，而且还有朋友关系。再回到苏奇科夫的案件上。应该提出第二个问题：是否有可能揭露他，或者因为这是一个狡猾的、伪装好的敌人，因此很难揭露他。已经清楚，有足够的事实揭露他。第一，1943年2月，中央委员会决定停止《外国文学》杂志的出版，该杂志的编辑就是苏奇科夫。停止出版这本杂志是因为，该杂志成了传播英美资产阶级文学的工具，并给苏联带来了政治危害。此外，停止出版该杂志并不是根据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人员的建议，不，这是根据已故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10]的建议，一些同志也写了报告，正如在调查中确定的那样，他们在报告中也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我读一下报告：“杂志主要刊登的是英美作家的一些作品，同时，选材也非常片面。那些带有对英美制度批判的材料都被从杂志上排除了。”“杂志刊登了大量外国和苏联的短篇小说、特写和论文……杂志在自己的一系列文章中，事实上对英美报刊评价英美在这场反对德国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表示赞同。”“已经查明的事实是：编辑部在发表这些作品时犯了替英美做宣传的错误。杂志把英美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条件理想化，成为英美在我们国家进行宣传的喉舌。”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已经查明的情况。请允许我援引一些苏奇科夫关于杂志这个问题的供词。他供认：“国外文学界的代表知道我崇拜外国文化并同外国人有联系，便通过我的帮助把反动的作品和文章塞进《世界文学》杂志。由于我的犯罪行为，外国作品和其他文学材料渗入了苏联杂志，这些东西使苏联知识分子迷失方向，并且造成了有关英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和政治的虚假印象。我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系列英美作家的作品，它们美化和夸大了英美在这场战争中的军事努力。这份苏联杂志开始被伪装成记者和作家的外国间谍人员广泛利用。英国记者Р……约翰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的报道就是一个例子……(读)”。你们怎么想，这些事实是否足以不仅将他免职，还应该开除出党——最低限度。而在此之后，却有人向谢尔巴科夫[11]同志建议，将他(苏奇科夫)安排到中央机关里工作，并说这是为了阻止他攻击中央委员会。利用谢尔巴科夫同志去世的机会，他终于挤进了中央机关。这是亚历山德罗夫、谢尔巴科夫[12]、库扎科夫干的。我们的党组织又做了些什么呢?在苏奇科夫被解除在杂志的职务之后，1944年9月，莫斯科委员会书记索科洛夫对苏奇科夫给予了下列评价：“在担任《世界文学》杂志的编辑和外国文学部主任期间，能够胜任工作。”显然，应该质问一下索科洛夫，他依据什么写这样的鉴定往中央委员会送。而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读这样的鉴定时认为这是谎言，但又什么事也不做。同谢尔巴科夫（他现在已被解除职务）类似的这些人，在对待苏奇科夫的事情上，把同志感情放在了第一位。(施基里亚托夫：还想掩饰。)第二个事实——苏奇科夫与外国人的公开联系：有外国记者参加的家庭聚会，主要是在宾馆里进行的互访，等等。如果党组织哪怕是稍微注意一下苏奇科夫的日常生活，就马上会发现问题：他为什么同外国人联系。党组织不关心党员的日常生活以及他的交际范围，这是不正确的。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第三个事实——为托洛茨基分子科佩列夫[13]辩护。苏奇科夫请求释放被关押的科佩列夫，他是1946年11月被逮捕的。苏奇科夫与科佩列夫一起在列宁研究院学习过，并在一起进行过反苏的谈话。苏奇科夫决定搭救自己的朋友，并给检查长阿法纳西耶夫同志写了一封信。检查长将苏奇科夫叫到面前，并对他说：“你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将把文件寄给中央委员会马林科夫同志。”苏奇科夫希望预防事情的发展，他跑到库扎科夫那里说：“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我是不是应该写一份说明?”库扎科夫说：“也可能会找你谈话。”果然，谢尔巴科夫把他叫去，同志式地数落了他几句，这件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后来，我曾了解过，是否有人知道这封信。结果是都不知道：对中央书记隐瞒曾经有过这样一封信。第四个事实——关于他的反苏言论。正如后来查明的那样，很多同志都知道苏奇科夫曾发表过反苏言论，但大家都默不作声。第五个事实——是他的过分的“求知精神”。当他还在出版社工作时，他就有任务了解所有的机关，弄清情况，以便尽快把最新情报送交美国大使馆。而正是由于我们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们过多的闲谈，使苏奇科夫得以了解很多情况并告诉了美国人。例如：他从我们的领导干部那里听到了派遣一系列工作人员到国外去执行任务的情况，并且能说出具体的姓名。后来大家都很吃惊——为什么我们的人连遭不幸。因为人家早就知道，谁到哪里去。还有，他从库扎科夫和谢尔巴科夫那里得知了我们国家正在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后，立即告诉了美国人。这里指的是有关核产品的问题。从叶戈林[14]同志和弗拉迪金同志那里了解到摩尔达维亚粮食极其缺乏以及很多人死于饥饿的情况。他们正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苏奇科夫来了，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苏奇科夫案件以及我所列举的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我们中央机关各个部门的不良状况。由此我们应该得出相应的结论，首先是要提高警惕性。警惕性应该是苏联人必备的品质。警惕性——如果你们愿意——应该成为我们的民族特点，体现在苏维埃俄罗斯人的性格中。而首先是我们党的工作人员应该具备这种警惕性。无论在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中，在每一个实际工作步骤中，在日常生活中，警惕性都应该体现在党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的行动中。警惕性应该体现在某个党的工作人员对同自己一起工作和相互交往的人的仔细考查之中。有警惕性的人经常会想：他自己的行动或者别人的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应该严格地保守国家的机密。如果谁不能保守国家的机密，那么他就可能是敌人求之不得的宝贝，成为敌人的帮凶。应该记住，外国的间谍机关正竭尽全力地刺探我们国家的机密，为此目的他们经常利用我们某些工作人员的闲谈、自吹自擂以及粗心大意。同志们，事实就是这样的。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应该加强我们的机关，对我们机关的工作人员应该更加严格要求。毫无疑问，在这方面荣誉法庭将会给予中央书记处很大的帮助，你们无疑会选出最值得信赖的工作人员组成荣誉法庭。为了使我们各部、处的党组织更积极地开展工作，应该全力发展和支持健康的批评，要使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我们机关里发扬光大。同志们，我相信，从今天我们党中央书记处的批评中，你们会做出相应的布尔什维克的结论，并会更加努力，使中央机关的工作更加完美，就像斯大林同志要求我们的那样。(雷鸣般的掌声)。 №04491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关于成立荣誉法庭的决议（不早于1947年9月29日）在听取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亚·亚·库兹涅佐夫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在联共(布)中央机关成立荣誉法庭的决定所做的报告并进行讨论之后，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会热烈拥护这个决议。荣誉法庭是用苏维埃爱国主义、忠于苏维埃社会主义祖国的精神教育我们知识分子，同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卑躬屈膝行为进行斗争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在联共(布)中央机关成立荣誉法庭的决议要求对联共(布)中央机关进行改革，使机关的全部工作适应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最近一个时期向党和全体人民提出的那些重大任务，提高联共(布)中央机关的每一名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无情地揭露和鞭挞所有纪律性不强、事务主义以及对所承担工作的非党性态度的表现。荣誉法庭是在与反爱国主义、反国家、反社会以及贬低苏联人民尊严的行为所开展的斗争中进行政治干预的强有力手段。会议认为，联共(布)中央机关成立荣誉法庭是必要的。对于一名共产党员来说，能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是一种崇高的荣誉。联共(布)中央机关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应该成为具有布尔什维克党性、高度思想和组织水平的典范。我们每个人的职责是：在与任何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卑躬屈膝的行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中，成为所有机构和部门工作人员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榜样，成为坚定不移地完成党提出的用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和苏联人民民族自豪感教育知识分子这一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的榜样，成为具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善于对抗外国间谍机关任何阴险狡猾的行动、时刻准备在任何条件下不惜任何代价保卫苏维埃国家利益和荣誉的榜样。我们荣誉法庭的任务是：捍卫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崇高称号，保持这个称号的纯洁性。荣誉法庭应该成为完善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的有力杠杆。我们将选举优秀的、值得信任的同志担任荣誉法庭的成员。我们要让我们的领袖和导师、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相信，我们将以无限忠于列宁-斯大林的党、无限忠于我们强大的苏维埃国家的精神，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对我们的知识分子和我们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布尔什维克教育的事业!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万岁!英雄的布尔什维克党万岁!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繁荣富强! №04492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荣誉法庭的决议(1948年4月5日) 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以下决议提交联共(布)中央委员进行表决： 关于成立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荣誉法庭 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议[15]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议如下：1.为了加强党和国家纪律，同有损苏维埃和党的领导工作人员的尊严和荣誉的涣散现象、反国家行为进行斗争，成立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荣誉法庭。2.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荣誉法庭负责审理联盟各部正副部长、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各委员会正副主席、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各总局正副局长、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反国家和反社会的过错行为。3.荣誉法庭共由5人组成——1名庭长和4名法庭成员，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任命。4.关于是否将案件提交荣誉法庭进行审理的问题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5.荣誉法庭在审理案件之前，应该对事实进行核查，此项核查由法庭成员根据庭长委托进行。庭长决定谁应该作为证人被传唤。应向被告出示事实核查结果，被告有权请求庭长传唤新的证人，出示文件和证明材料。荣誉法庭为每个被审理的案件指定公开的公诉人。6.荣誉法庭通常是在公开的大会上审理案件。荣誉法庭审理案件包括：审查所收集到的有关案件的全部资料，听取被告向法庭的解释和证人的证词，核查证据。荣誉法庭审理案件时，联盟各部正副部长、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各委员会和各总局的领导人及其副手、各加盟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和各部部长、以及荣誉法庭邀请的有关人士可以出席，并可根据案件的实质发言。7.荣誉法庭的判决经法庭成员的简单多数票通过。判决书中应指明错误行为的实质和法庭所确定的惩罚措施。8.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荣誉法庭可以决定：1)对被告进行公开谴责；2)公开警告；3)提请中央监察委员会将被告开除出党或转为联共(布)预备党员；4)提请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于不适合担任现职者降职或免职；5)将案件移交侦查机关，以便按刑事程序提交法院。9.向受到荣誉法庭审判的工作人员公开宣读荣誉法庭的判决书。荣誉法庭判决书的副本进入被告的个人档案。10.对荣誉法庭做出的判决不得上诉。--------------------------------------------------------------------------------[1] 1948年7月7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做出决定：将荣誉法庭的任期再延长一年。[2]库兹涅佐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1905～1950)，1925年入党，1938年起担任列宁格勒州委和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1941～1944年间列宁格勒防御战的组织者之一，1943年获中将军衔，1945年出任列宁格勒州委和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成员。1950年10月因所谓“列宁格勒案件”而被逮捕并遭处决。1954年4月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为其平反。[3]所收集档案中无此附件。[4]此处原件文字难以辨认。[5]吉尔，斯捷潘·卡齐米罗维奇(1888～1966)，1917～1924年间是弗·伊·列宁的司机，1930年入党。[6]当时联共（布）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集中居住的地区，在莫扎伊斯克公路旁。这一路段在1957年改名为库图佐夫大街。[7]Б·Л·苏奇科夫在1955～1956年获得平反并重新入党，后来担任国家文学出版社副总编。[8]亚历山德罗夫，格奥尔基·费奥多罗维奇（1908～1961），哲学家，194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40～1947年间为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9]М·И·谢尔巴科夫，时任联共（布）中央干部部部长。1947年10月23～24日，联共（布）中央荣誉法庭审查了中央干部部部长М·И·谢尔巴科夫和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К·С·库扎科夫丧失警惕、玩忽职守、推荐苏奇科夫到中央机关工作的案件。荣誉法庭决定对他们两人进行公开谴责。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决定将他们开除出党。斯大林逝世之后，他们在1955～1956被恢复党籍。[10]谢尔巴科夫，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1901～1945)，1918年加入俄共（布），1936年起先后担任过列宁格勒等州的州党委书记。1938～1945年间担任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1941年起担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2年起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副国防人民委员，苏联新闻局局长。[11]指亚·谢·谢尔巴科夫。[12]指М·И·谢尔巴科夫。[13]科佩列夫，列夫·季诺维也维奇(1912年生)，文艺学家，作家。[14]叶戈林，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1896～1959)，文艺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46年)。1925年入党。1944年担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文学艺术部主任。[15]该决议的草案由日丹诺夫和苏斯洛夫受斯大林的委托起草。1948年4月6～7日，征询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们对政治局通过的决议的意见，并将此文件作为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决议。